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能够找到革命、建设、改革的正确道路，就是因为在实践中创立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走得通，是因为有它作为行动指南，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在实践中摸索走出来的路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人，没有形成正确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曾遭遇过两次严重失败。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6万多党员只剩下了1万多。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159
毛泽东思想最突出的内容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它科学回答了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主要指创造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贯穿毛泽东思想所有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包括三个方面：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160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夺取了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重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和论断，我们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传统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即追求生产规模大、公有制程度高，甚至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邓小平科学地总结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看作中国20世纪的两个伟大人物。有一副对联表达了中国老百姓的心声：“翻身做主不忘毛泽东，发家致富感谢邓小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封闭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开放党”。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高州市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2001年7月，江泽民对“三个代表”进行了系统阐述。“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性质和入党标准发生了变化。此前，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2002年中共十六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对待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上，1989年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知，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1612001年7月，江泽民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162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发生了非典疫情，突如其来的疾病灾害暴露出医疗卫生领域乃至社会建设滞后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深入思考。也就是在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已经凸显：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发展效益不高，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民生问题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利益协调难度加大，社会矛盾多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发展理论的指导。胡锦涛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针对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在于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为解决现阶段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科学发展观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共十八大，科学发展观被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通过理论创新为解决前进道路上问题提供思路，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源于实践的需要，都对实践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在其指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怀疑、动摇甚至主张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看法，有的认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不需要再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有的说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起的，现在是改变这个战略的时候了。这些观点似是而非，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切不可动摇或者改变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付出了极大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实行“政治挂帅”，把中心工作放在抓政治革命上，经济建设被放在次要位置，致使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建国30年以来的经验，说：“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163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全神贯注谋发展。江泽民继承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始终把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他认为：“只有经济大大发展了，全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更硬，我们在国际上说话才更有分量，支持我们的朋友才会更多。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这里。”164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时刻警醒国人，中国要发展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人均GDP而言，我国还排在世界第100名左右；我国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同发达国家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要改变这一状况，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仍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能更富裕，国家才能更强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有更坚实物质基础。
在现实中，有些部门和地方领导片面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令人堪忧的后果和消极影响。一些部门和地方领导片面追求GDP增长，把GDP当作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而推动GDP增长的手段则往往是最大限度地进行规模扩张、加快发展速度。为此，甚至不惜代价扩大投入，过度透支土地、矿产、水等资源，过度消耗煤、电、钢材、水泥等能源和原材料，严重污染环境乃至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事实上，这种行为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而是错误地理解和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应该予以纠正。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和阶段的变化，经济建设的概念本身也应不断丰富和发展。经济建设不应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而是应该注重提高经济建设质量和效益，使经济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007年9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长方式”只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用什么办法做大“蛋糕”
的问题，而“发展方式”不仅在要素投入上回答怎样做大“蛋糕”的问题，而且在发展道路上回答了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做大“蛋糕”的问题。165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一些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放缓。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同时深刻反思这场危机中暴露出的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由此，一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斗在全国打响。2010年，我国制定了“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并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时期的主线。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要求“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1945年7月，在延安的一个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同毛泽东进行长谈。
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面对黄炎培的疑问，53岁的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堪与千古“隆中对”媲美的“延安对”。从对话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把民主作为自己的追求，实现政治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移的奋斗目标。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制定了宪法，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搭建了人民民主的制度框架。
但由于多种原因，政治民主建设曾经历严重挫折，在“文化大革命”中，普通公民的权利遭到践踏，甚至连国家主席的人身权利都不能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就中国能否避免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提出疑问。邓小平说：
“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道路，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意志和本国国情。这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走得好，最有说服力的是实践成效和百姓心声。经过实践探索，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十七大高度概括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点，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政治学学者俞可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着独到见解，他认为，民主不是西方的专利，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对全人类而言，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这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他认为，要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增量民主是中国实现政治软着陆的最佳途径，即先在“存量”不动的情况下，找到不断进行增量改革的空间。这有三条途径：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没有党内的民主，中国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话。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第二，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
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重点和突破口是基层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将通过基层的试验，逐步向上推进。第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不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离不开人民对政府领导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选择。中国的民主之路也将遵循这一规律。166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2011年3月，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
今天的中国，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民主。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要求，还是发达国家的外部“示范”，民主呼声都会日趋强烈。但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就会犯“民主焦虑症”、“民主幼稚病”，反会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低质民主陷阱”。167
张维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的英文翻译，曾走访过100多个国家。他深切感受到：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只有当它符合这个国家的民情和国情，才可能正常运作，才能持续，才会有生命力，才会为最大多数的老百姓所接受。中国是一个连绵五千年的文明，怎么可能想象任何一种制度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你不想有也要有。没有中国特色的任何东西都很难在中国扎根或生存。当然我们不是以中国特色来拒绝别人好的东西，而是以中国特色来吸收和消化别人好的东西，使别人好的东西最终也溶为我们自己体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168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169这被学者解读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明的方向。中共十八大从三个方面对发展民主政治做出了部署：在党的领导上，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在人民当家作主上，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依法治国上，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民主政治发展，自身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和改革。美国着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革进行了深入观察。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收缩和调适的双重状态，一方面对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另一方面，在许多关键领域进行了重要的调适和改革，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沈大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170发展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一大亮点。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12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冒着严寒，一一登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此时，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仅3天。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时谈到了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969年10月，受到错误批判的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他每天与夫人一起往返于从住地到工厂的一条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上，风雨无阻，从事着一名普通工人的劳动。后来这条小路被称为“小平小道”。在江西新建县的3年里，邓小平每天除了劳动，就是看书、看报、听广播，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前途。这段时间的思考，对他复出后提出改革开放产生了直接影响。
1979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用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标题是《中国的梦想家》。
邓小平带领中国走进改革开放新时代，为中国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开拓了新天地。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显着提高。特别是我国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都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并非坦途。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严重曲折。我国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改革开放遇到了某些困难。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疑虑，有人则提出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至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
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坐专列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一路上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改革开放处在十字路口时，邓小平南方谈话掷地有声，坚定地支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回忆说：到了1992年时，我觉得他心里有了想法，他不希望这个改革开放的步子慢下来，要继续快，所以他来了。
1992年6月，江泽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年10月，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4年8月，郎咸平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拉开了又一次改革争论的大幕。2006年3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次争论涉及国有企业、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一些人借“反思”改革否定改革的成果，对改革提出质疑。
胡锦涛在2006年3月6日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
当前的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改的地方都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异地高考、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诉求，更为复杂艰巨。如果说30年前的改革关注的是如何做大“蛋糕”，那么今天的改革更多的是关注如何分好“蛋糕”。为此，中共中央提出，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之所以要提顶层设计，主要是针对现存的已固化的利益格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必须要调整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膨胀，这是进行改革顶层设计的最根本目标。171
2012年11月，十八大明确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推进重要领域改革。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赴广东考察，首站是深圳，然后是珠海、顺德、广州，这一视察路线与1992年邓小平的南行路线相似。媒体分析，表达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是习近平此行所表达的重要“信号”之一。习近平在考察过程中发出了“改革总动员”，强调要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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