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不能缺钙
一个没有理想追求的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没有信念的政党，难以带领人民建设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构建坚强的精神支柱。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出生不到20天，就随红二方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这支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父辈对信仰的追求至今让她刻骨铭心，面对当今社会对理想信仰的漠视，她十分忧心。她说：不谈信仰，我们先辈们抛头洒血的光辉人生，他们具有的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
从我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
我的小叔叔贺文掌当时只有15岁，被敌人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姑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在同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据贺捷生了解，1927年，贺龙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许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企图收买贺龙的一颗效忠心。
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开赴南昌举行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贺捷生说：
“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也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的生活、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187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少年时曾在少林寺习武，放过牛、烧过炭、当过漆匠，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曾回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情景：
那是1926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河口村很隐蔽的一间草屋里，董必武同志郑重地对我说：“共产党的事业，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都完不成的事业，你有信心吗？”我坚定地点了点头。他又说：“当党员，干共产党的事，很艰苦，要流血，还可能牺牲生命，你怕不怕？”我用力地摇了摇头。这一点头、一摇头，表达的是坚定的革命信念。过了一会，董必武把夹在书里的一张列宁像拿出来贴在墙上，把党旗挂在列宁像的上面。看到这庄重的场面，我流着眼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188
当前，社会思潮呈现多元化趋势，物质主义和金钱崇拜也随之泛滥，社会上甚至在党政领导干部中都出现了“信仰危机”。一些领导干部理想滑坡、信念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缺乏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也成为各种问题产生的总根源。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问题。
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儿子和情妇谋取非法利益，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嘉廷的“贪”让许多办案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凡是送上门的行贿人，他都笑脸相迎；后来发展到什么都收，什么都要，根本不管东西的贵与贱。办案人员看到李家客厅摆得满满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礼品，相当一部分甚至连包装都没有拆开过。光是烟就足以开一个烟铺，几百上千块钱一条的高档烟有，几十块钱甚至十来块钱一条的普通烟、劣质烟也有。李嘉廷出身贫寒，孩提时代曾吃不饱、穿不暖。他从云南石屏县一位穷苦的彝家子弟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高材生，也经历了一段悬梁刺股的苦读岁月。可惜的是，当他官居高位之后，放松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理想出现滑坡，信念发生动摇，最终腐化堕落。办案人员在清查时，在他偌大一个书房里，没有发现几本书籍，翻遍其书房、卧室，书桌、书柜，没找到一本马列着作。
毛泽东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想要兴旺发达，都必须有精神追求。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人类历史上1000年来发生的100件大事。中国有3件事入选，其中之一就是长征。长征为什么榜上有名？只有一个理由：几万人跋山涉水，死里求生，身陷绝境而绝地重生，永不言败，永不放弃，这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需的最宝贵的精神力量。
长征的队伍是由两部分奇特的人群组成的：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政治精英，另一部分就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目不识丁的赤贫阶层。为什么他们能共同完成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着名作家王树增看来，这种两极的“焊接”非常奇特，“焊接剂”很多，主要和信仰有关。189
2012年11月，上任之初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反复谈及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他认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90“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91
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罢，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是靠人民打下天下的，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力量悬殊，要打赢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看似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作家王树增用了16年的时间，最终写出了《解放战争》一书。他写道：国民党军将领不可理解，昨天还与解放军打得你死我活的士兵，被俘以后几个小时，就喊着“缴枪不杀”
冲过来了。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最艰苦的阶段，陈赓指挥的第四、第九纵队伤亡严重。有的连一天伤亡三个连长，有时候几个营拼成一个营。十旅旅长周希汉说：我们一个营原来500多人，伤亡500多人，现在还有500多人。是蒋介石给我补充的。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只要放下武器，报出苦出身，立刻就被好几双手握住。解放军官兵热情地说：“兄弟，你解放了。”这个递来一个热馒头，那个递来一根香烟，好像不是当了俘虏，而是迷路掉队好容易回来一样。成千上万国民党军俘虏兵，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战士。192
共产党发动群众，最根本的办法，是告诉百姓解放军为什么打仗。中国老百姓不知道“四大家族”是谁，但是知道村里地主恶霸是谁，这就足够了。
他们眼看着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那些欺压盘剥农民的人威风扫地，而他们分到了世代梦想的土地。有着支前经历的数百万农民，是一股巨大的宣传力量。
见到国民党军的俘虏，他们会停下来问：“啥地方的？在家给地主干过吗？受过欺负吗？把帽子换了吧！”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看见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第十二兵团11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当了俘虏，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行人如织，家家有人，户户炊烟，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一辆辆大车经过，有的车上装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围着一个锅台烧饭，同槽喂牲口，除了便衣与军装不同，分不出军民的界限。民心所向是什么？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1931948年10月，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在长春放下武器。1950年，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当年围困长春的人民解放军将领肖劲光和肖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希望他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在上海养病期间，他请求参加新中国建设，经毛泽东提议，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他接到毛泽东的请柬。毛泽东和他谈天说地，为他点燃香烟。郑洞国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毛泽东答道：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194
一般来说，一个政党在执政前为了赢得执政地位，往往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一旦执政后，掌握了国家权力，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也就容易滋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
邓小平比较早地发现了这个问题。1956年，中共召开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195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从国际上看，一些执政党由于脱离了人民群众，最终丧失了执政地位。2002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曾庆红在一次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苏共解散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在列举了这组数据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难怪苏联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未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196
这些年党群干群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办公条件越来越好了，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了；高速公路越修越多了，干部和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通讯水平越来越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了。”这是在老百姓中流传的顺口溜，反映了我党作为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存在值得警惕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于人民。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197为此，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作风建设的重点。“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产生19天后，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改进调查研究到精简会议，从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到规范出访活动，从改进警卫工作到改进新闻报道，从严格文稿发表到厉行勤俭节约，八项规定涉及方方面面，规定详细具体，令人耳目一新、清风扑面。
2012年12月7日，有记者和市民发现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现身广东深圳，这是习近平履新后首次离京视察。在深圳行程150多公里，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毯，与群众相伴而行。一些市民用手机拍摄现场照片并发布到互联网，引来无数的赞扬和期待。很多网友评论说，不封路、不清场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植根群众，造福百姓，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得到较好发扬，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得到纠正；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1981958年1月，毛泽东到南宁，并于1月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会议上，毛泽东对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大为赞赏。1月15日，他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次日，毛泽东再次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随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分别作了检讨。
38年之后，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高层领导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次批评反冒进，历时半年多之久，其影响所及，在党内政治生活史上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有一位同志曾经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我同意这种看法。”199
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看，发扬党内民主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坚持集体领导，重大问题实现集体决策；破坏党内民主最严重的现象就是个人领导代替集体领导，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200然而，毛泽东晚年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实际上是违反了他自己倡导的集体领导原则。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党内民主原则遭到严重破坏。1980年11月，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向他指出：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201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恢复和发展了集体领导制度。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重要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在党委会内部，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202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决策中的关键作用，也因此决定了其在国家治理的关键作用。邓小平一语中的地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031987年，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问题。”204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党内民主都有进行了重要阐述。十二大规定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十三大从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选举制度等方面对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作了阐述。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提出要进一步疏通党内民主渠道，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胡锦涛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制度，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一些地方党组织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进行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试点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对推进党内民主进行了重要部署。
当然，建设和发展党内民主并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决心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稳，既不能等、不能慢，又不能偏、不能冒，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保证党内民主健康有序地发展。205
既打“老虎”，又打“苍蝇”
腐败与共产党的性质和共产党人的品行是格格不入的。随着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消极腐败的危险。能不能有效反对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1952年2月10日，随着几声枪响，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这是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曾任天津专区专员。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都曾英勇斗争，建立过功绩。但在1950年至1951年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逐渐腐化堕落，贪污受贿。案发后，曾有人找毛泽东求情，说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希望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毛泽东严肃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腐败现象也出现并逐渐增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早在1980年，陈云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他指出：“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06
中国共产党人对腐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江泽民曾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胡锦涛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共产党对腐败分子实行严惩。据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120多位省部级高官因贪污腐败被查处。207中国是世界上对腐败犯罪实行死刑的少数国家之一。2000年以来，共有32位省部级高官被判处死刑，其中立即执行者6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者26人。执行死刑的人中职务最高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先后有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腐败被停职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反映了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惩处。尽管如此，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
腐败案件居高不下，除了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之外，也与教育不够有力、监督不够有效、制度不够完善有关。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提出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中国共产党认为，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2003年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重点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加强对权力集中部门和资金、资源密集领域的监督。2010年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提出严禁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全面规范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对权力最好的监督。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在各级党的机构普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2010年11月，中纪委、中组部印发《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各省区市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作出部署，全国共有11个县级市、15个区、40个县、3个旗成为试点单位。绝大多数试点单位都专门建立了县委权力公开网，向社会公开“晒”出县委权力清单，让广大群众了解每个县委领导担负的职责究竟有哪些。不少试点单位还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了每个岗位相关的廉政风险点，提前对干部提出警告，以预防腐败的发生。208
2012年11月17日，刚刚产生2天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
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能够管理好数量庞大的党员，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非常重视纪律的作用，严格遵循和执行纪律。然而，在比纪律范畴更广的制度上，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教训。
在经历了挫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布局中，经历了从“三大建设”到“四大建设”，再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五大建设”的过程。制度建设不是脱离于其他四大建设之外的，而是与其他四大建设结合在一起的，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
中国共产党章程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共产党的根本大法。
现行党章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修改制定的。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每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都会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修改时只修改那些必须改的、在党内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代会政治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等写入党章。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进行修改完善，使之与时俱进。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写入党章，1997年十五大在党章中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十六大在党章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入指导思想，2007年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2012年十八大在修改党章时把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因此，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核心和重点。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937年10月，英国记者贝特兰曾向毛泽东就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提出疑问：“‘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毛泽东答道：“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鸿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209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从制度上看，党内民主包括党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集体领导和决策制度等；党内集中主要包括“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党中央。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既防止党内搞“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又避免党内软弱涣散、“一盘散沙”。1957年7月，毛泽东描绘了理想中的状态，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领导制度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把坚持和完善领导制度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但这容易导致权力过于集中。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现在中国共产党强调“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其中关键是处理好各级党委同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要求各级党委既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依照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又要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决策部署能够得到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减少和规范领导岗位职数。在2006到2007年地方四级党委集中换届过程中，大幅度减少副书记职数，扩大党政领导交叉任职。换届后，全国省区市党委班子（除个别地区外），绝大多数均设2名副书记，比上次换届时减少了91人；全国大部分市、县实现了配备2名副书记的目标，市县乡党委副书记实际配备人数比上一届分别减少了806人、5165人、41476人。210
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各个方面都出台了具体的制度规定。但是，不少制度在执行中大打折扣，甚至“嘴上说说、墙上挂挂”，一些制度规定如一纸空文、形同虚设。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调提高制度执行力，要求每个党员都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认真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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