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在领导国内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平定内乱的过程中，列宁早已把视野扩大到联合国际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的大舞台上。
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亚洲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俄共（布）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以及社会民主党左翼出现了共同实现世界革命的前景，各国革命组织迫切希望联合起来，巩固十月革命成果，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二是从1918年开始，许多国家的革命左派纷纷脱离社会党，建立共产党，但是这些党政治上不够成熟，组织上也很薄弱，又缺乏经验，孤军奋战。它们希望在国际范围内团结起来，互相支援，扩大影响。三是1919年2月26日社会民主党在伯尔尼开会，企图恢复早已破产的第二国际，争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就需要各国左派加快筹建新国际的步伐。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召开了分赃一战胜利成果的巴黎和会，并结成了国际联盟，企图合力对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因此，俄国无产阶级也不能单枪匹马，需要和世界无产阶级统一步伐，与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实际上，早在1914年大战爆发伊始，列宁就提出了在第二国际废墟上建立新国际的构想，并为之进行了不懈努力。1915年9月，列宁参加了在瑞士齐美瓦尔得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会议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左派集团，决定建立共产国际。1916年4月，列宁在昆塔尔参加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进一步壮大了左派力量，为建立新国际奠定了基础。
1919年1月，在列宁的主持下，有俄国、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共产党的代表和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美国社会主义工党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向各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发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邀请他们参加建立新国际的代表大会，并决定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
3月1日，列宁主持各代表小组预备会议。3月2日，各国代表会议开幕，来自世界各国30个国家的5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的列席代表是刘绍周（又名刘泽荣，1918年任华工联合会主席，曾是1940年至1944年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赞，20世纪60年代初主编《俄汉大辞典》，曾任新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和外交部外交条规司顾问等职）和张永奎（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1977年逝世前为甘肃师大教授）。刘绍周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状况。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很重视，很想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因此刘绍周曾3次受到列宁的接见。
代表会议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议共产国际的理论纲领——列宁作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报告中列宁批驳了第二国际右翼领导人的各种错误观点，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论证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好形式，从而发展了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形成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结论。会议把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共产国际的总方针。
3月4日，随着迟到的各国代表的陆续到达，奥地利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巴尔干革命联盟等代表不断向会议提出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经过讨论和表决，除德共弃权外，一致赞成成立共产国际。这样从3月4日起，代表会议改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执委会，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执委会选出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科夫斯基、普拉滕5人组成政治局，季诺维也夫为执委会主席。
1919年4月15日列宁写了《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对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作了总结：“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
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列宁的领导下立即以战斗者的姿态投身方兴未艾的世界革命浪潮中，声援和捍卫俄国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共产党，指导和帮助发动革命。
从1919年夏季开始，苏俄国内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帝国主义14国的武装干涉全面展开。6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关于武装干涉俄国的宣言》，一方面仍认为“世界革命已经迫近，而且是注定要爆发的”，另一方面认为，防止帝国主义扑灭世界工人运动革命烈火的唯一出路便是世界革命，《宣言》号召“世界各国人民群众都来保卫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提出口头抗议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已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各国工人阶级在本国内开展的反对武装干涉苏俄的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在指导世界革命的同时，列宁和共产国际还指导和帮助着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建立，成为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助产士”和“催生婆”。尤其是在亚、非、拉广大落后地区，为推进东方革命，共产国际加快了帮助这些地区建党的步伐。由于这些地区不同于西欧发达国家，所以共产国际采取了完全区别于西方的政策，通过派遣秘密特使、提供经济援助和建党基地、为各国培训干部等方式，帮助这些落后国家完成了建党任务，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与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分不开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12位代表。包括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等人，来自国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了。到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时，共产国际已有56个成员党，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俄国红军向华沙进军的号角声中，1920年7月19日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了。欧、美、亚洲37个国家的69个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的218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宁被选入由5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列宁为大会起草了《共产国际基本任务》提纲，并获得通过。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在提纲和报告中列宁仍坚持“世界革命论”。
共产国际成立后，得到了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但却遭到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反对。1919年4月14日，英国独立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在法国《人道报》上发表文章，对共产国际的成立“深表痛心”，攻击共产国际是“仅仅根据俄国一国的经验”，“在国际中制造分裂”，并鼓吹要“建立一个真正积极的并对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帮助的国际”。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共产国际建立的条件不成熟，是一个“早产儿”，其出生证就写在死亡证上。
随着各国共产党纷纷建立，在群众的压力和要求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法国社会党、西班牙社会党、美国社会党等纷纷宣布退出第二国际，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国际。一时间，加入“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时髦的东西”。列宁认为，“第二国际的一部分老领袖和旧政党，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对群众的愿望和压力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继续在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手而有意欺骗群众，声称他们愿意有条件地加人第三国际，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全部实践中，依旧停留在第二国际的水平上”，因此，“第三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动摇的、不彻底的集团削弱的危险”，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并且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险的错误，“因为这样会直接腐蚀群众，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像匆忙改名为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叛变，有再度重演的危险。”
列宁在领导共产国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所持的方针是：进一歩揭露和批判右翼和中派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径，消除他们在群众中多年来造成的影响，启发群众的觉悟，促进各国社会党内真正革命者退出第二国际和加入共产国际运动的发展，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斗争的各个环节上帮助、指导各国年轻而缺乏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尽快成熟和发展起来。
在分析机会主义派别为什么在欧洲根深蒂固，为什么在西欧比俄国强大时，列宁指出，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创造自己的文化都是靠了被压迫人民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他们能够从本国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列宁以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为例，说明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从一大堆钱里拿出其中一点点来施舍给工人贵族、工人领袖，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中心城市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这病拖的时间很久了，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实践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亲自出马还好。……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把各国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列宁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还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当时，在一些刚刚建立的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左”倾思潮：由于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迷”而否定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由于反对工会官僚们的改良主义而拒绝在工会中工作，要求退出工会；由于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而提出打倒领袖的口号，混淆了领袖、政党、群众和阶级的关系；他们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革命的流派自居，在一些党内独立为派。如果让这股“左”倾思潮任其发展和泛滥，就会严重威胁各新生共产党的发展。
为了系统深人地批判“左”倾思潮，共产国际二大前夕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1920年6月正式出版。这本书曾分发给出席二大的代表，作为大会基本文件。在这本书中，列宁用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帮助他们深刻认识并自觉纠正这些错误，从而阐明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列宁阐明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论述了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国际无产阶级的重要条件，阐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特征、根源以及同其作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说明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辩证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原理。
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后，围绕着关于议会、工会、党的作用等问题，列宁和“左派”继续进行了斗争。经过激烈争论，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制》、《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等正确文件。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的主题是统一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认识，确定新形势下的策略和任务。鉴于“进攻理论”的流行，大会带有明显的反“左”色彩。就具体策略进行讨论时，大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左”倾观点和言论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和影响。会上，列宁作了《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批判了“进攻”的理论，指出代表大会若不对“左”的愚蠢行为坚决进攻，不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会把人引入歧途”。7月5日，列宁又向大会作了报告，对他本人起草的提交大会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提纲进行解释和说明，指出世界革命还没有到来，国际形势处于相对的一种均势，因此俄国需要实行新经济政策。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正的俄共（布）起草的论策略的提纲，提纲明确提出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方针，发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倾错误。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四大。列宁抱病向大会作了主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报告中，列宁介绍了俄国新政权成立5年来的成就和经验，说明了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目的，教导各国共产党人善于组织退却。同时，列宁还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学习的任务，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正当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世界革命出现曲折、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面临完成新任务的时候，要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再学习”，“而且从头学习”，“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
关于俄共（布）经验的介绍和推广，列宁认为，介绍成功和先进的经验不仅是俄共（布）的义务，使大家能理解并且能运用也是俄共（布）的义务。列宁强调，共产国际三大所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决议写得很好，但是写得太长了，外国人读不完，即使读完了，也没人能读得懂，因为俄国味太重；即使有例外，个别人读懂了，也无法执行，因为外国人不了解俄国的实际。结果一切都成为“一纸空文”。列宁希望各国党“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像圣像那样挂在墙角，向它祷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提出了“建立工人政府”的口号，使统一战线策略更加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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