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天一天不写东西，就靠着姑姑从前余下的一点收入，间或卖点祖宗的老货维持。现在老祖宗的东西也不敢公开出手，只能暗地里托人三钱不值两钱地将祖传的家当卖掉。弟弟也从扬州回来，过来向我打听母亲的消息，我摇头只是不知。看到他头发上落着一些纸灰，我问哪来的。他说：“你们楼下都在烧旗袍，一堆堆旗袍堆在那里烧掉。”我心里一惊，跑到阳台上看，果然楼前一块狭长的空地上燃着一堆大火，黑烟滚滚而起，比一般的烧东西的烟要浓要黑。黑烟下面是发绿的幽暗的火。姑姑也上来看，然后说：“你的那些旗袍，全烧掉，否则留在家里将来是个祸害。看这形势，解放军进城是迟早的事，共产党的新天地，想也想得到，是不允许这些东西存在，是格格不入的。”我想了想，说：“那—就烧掉吧。”姑姑说：“现在烧还来得及，再等解放军进城，让人家查出来，就来不及了。”我说：“正好子静在，帮我一下。”我招呼子静做事他向来很热心，我马上拖出箱子，把那些让我惊艳的旗袍，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朝衣裳，还有从虹口淘来的日本料子做成的奇奇怪怪的衣裳统统抱出来。子静帮着我，也不装袋了，全拖进电梯里。我抱了一大抱跟在后面，按住电梯开关，子静又回去拖了两三趟，才将衣裳一网打尽全弄进来。电梯往下沉，我的心也往下沉，看着那些衣裳，就觉得我生命的一部分也烧掉了。我不敢看大火舔食衣裳，将有生命的衣裳烧成灰烬，这是最残忍的事。所有的一切全是子静在一旁看着，我将衣裳扔在火堆边，转身就走。许多女人惊叫一声，是我的衣裳太让她们惊艳了。
后来我在楼上听到下面一阵骚动，知道是我的衣裳投进了火堆中，我闻到了绫罗锦缎燃烧的臭味，是丝绸特有的臭味。姑姑也闻到了，那天晚上她没有做饭，将中午的剩饭用开水烧成泡饭，然后从酱菜瓶子里掏出两块豆腐乳，就把晚饭对付过去。我们的日子过得马虎而潦草，姑姑越发提心吊胆，她不是为她自己，是为了我。有一天她穿着内衣外面罩着件外套到我房间来，看得出她已经睡下了，但是睡不着，又起身过来与我说话。这样子在她来说是极少发生的，甚至我和她生活这么多年，也不过就发生过一两次。姑姑说：“我又催了李开第，让他再找找香港大学，你还是出去。这里我们也住不下去，房子到期，要换地方。再说，这里我们也住不起了。你知道他们住到哪里去了？”“他们”就是指我父亲和后母，我摇头只说不知道。姑姑说：“他们住到从前那个吴大律师家衣帽间了，是租房子，衣帽间就是吴大律师家开跳舞会，小姐太太们放衣帽的地方，可想我们张家是败到地头了。”
胡兰成的信接二连三地来，现在他可能出于无奈，又恢复了从邮局寄信。他搬到雁荡山的一所中学去了，也可能是在山中吧，他好像对外界山河浩荡一无所知。最后一封信说就在这个月要到上海来，然后从上海应梁漱溟的邀请去北京，他的局面将会再一次打开，这一次将是无与伦比的全新局面。我看着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如何劝说。将信给姑姑看，姑姑说：“我说过的，他好像要做皇帝了，你就让他做去吧。”姑姑把信放到一边，劝我不理他。我确实也顾及不到他，他把我的话完全不当回事，我和他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完全是吃饱了没事撑的。只要他愿来上海，只要他愿去北京，所有的人全都得为他让路，包括我，我会不计前嫌不计一切地爱着他，死心塌地。这个时候我能说什么？我只得将信放在一起。后来他又来了几封，我则完全不看。我说过不再看他的信，我食言了，但是最后几封真的不看了，实在没有兴趣。我陪着姑姑到处看房子，这一次我们将租金定得很低，因为实在没钱了。租金一低，房子品质马上低下来，全是狭窄、拥挤的弄堂，一进门，杂乱而局促，完全和爱丁顿公寓不能比。我心情很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我隐隐感到，有一天我们将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我不敢把这个念头在姑姑面前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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