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春》快要连载完的时候，柯灵给我打了个电话，柯灵说：“夏衍同志委托我给你打电话，他想见见你。”我听了一愣，柯灵见我半天不发声，便解释说：“夏衍同志你知道吧，不用我多介绍了。他一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你肯定是知道的。”我说：“我知道的，我也看过《包身工》。”他说：“那就好，他现在又回到了上海，身兼多职，工作好忙。听说孤岛时期上海出了个张爱玲，自然想见见，也有些话想和你说说。”柯灵怕我拒绝，劝我不妨见一面。我犹豫了片刻，其实不管夏衍还是柯灵，我都不想见。但是我还是言不由衷地说：“好啊。”柯灵便约好了时间，说他明天下午到我这里来，事先再和我谈谈，然后我们一同去市政府见夏衍同志。

    我放下电话就发起愁来，不是愁着和夏衍见面，而是愁着没衣裳穿。我把那身老乡妇女穿的土布衣裳重新穿在身上，到镜子前一看，土里土气，实在没有勇气穿它去见夏衍。姑姑说：“现在都是这样，满大街列宁装、人民服，你不这样穿不行的。”我摇摇头，将衣服脱了，放在沙发上。当时烧旗袍时我忘了一件淡紫色的旗袍，倒不是有意留着，只是因为旗袍皱得不成样，我放在床单下面压一压，谁知这一压就留下了唯一的一件旗袍。我笑着从床单下拿出那件旗袍，虽说领口有点磨损，却是一件做工精致的旗袍，上面还布满了丁香花。我说：“我还是穿它吧，我只能穿它，其实在大街上，还是可以看到穿旗袍的女人，虽然不多，但是也不是没有。”姑姑说：“你要穿随你，只是越来越不能穿了，你要学会穿人民装、列宁装，我也要学会。”

    第二天柯灵早早来了，因为没有准备茶点，也不想在家里招待他。他一来我们就下了楼，我说：“家里什么都没有。”柯灵说：“这个没必要，我们有急事呀！”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苦笑了一下。我不看他，我们来到大街上。当时我住在派克路上卡尔登公寓，一出门就是市中心的跑马场，现在改名叫人民广场。在满大街中山装、列宁服的市民中，我的旗袍尽管有点显旧，但还是那么惹人注目。柯灵有点不自在，我发现他偷偷瞄了一眼，说：“这个，这个旗袍—”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淡淡地说：“我姑姑也说现在是新中国了，穿这身不合适。可是，我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衣裳，想着要见夏衍，总不能太随便。”柯灵点点头，说：“下次吧，下次不要再穿旗袍，时代不同了，这些封资修的东西，统统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沉默着，觉得这样的话格外刺耳，这段时间我听得太多了，但是个人是无奈的，我控制不了这个火红色的时代，只能随波逐流。

    公交车来了，我和柯灵上了车，不大一会儿就来到市政府。秘书是个穿军装的小鬼，他给我和柯灵倒了茶就到里间。一会儿夏衍从里间进来，秘书接过他脱下的风衣，他可能常常见到柯灵，不以为意。见到我却是相当客气，面带微笑：“啊，是张爱玲同志，你好你好，请坐请坐，我早在大后方就听说孤岛上海出了一个了不得的才女作家，我找了你的小说来看，真是了不得。你的《十八春》我也看了，很好看，我特地让柯灵同志请你来，今天才见到真身，荣幸，真是荣幸。”他这样一说，我满脸通红，不知道说什么好。夏衍说：“要柯灵请你来，是想请你出山，到我们剧本创作所当编剧，还有苏青，我们也要安排的。你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创作人才，共产党也是要文学的嘛。”他看了看柯灵，柯灵会意，接着说：“夏衍同志身兼数职，还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忙得不得了。但是他是文艺家出身，仍然关心文学艺术工作，现在上海成立了剧本创作所，夏衍同志兼任所长，我是副所长，夏衍同志和我谈过好几次。这个念头其实我们早就有了，现在海晏河清，你可以出来为党、为人民工作了。我们共产党，需要你这样的创作人才，需要用你的笔来讴歌我们火红的时代。”我略略点点头，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在这件事上我实在不便于主动，我想他们叫我来，应该会有安排。果然，夏衍和柯灵互相看了看，说：“我们听到风言风语，说张小姐要去香港，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我摇摇头，说：“这是捕风捉影的事，没有眉目的，也没有头绪。”夏衍马上说：“听张小姐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人才在我手里流失，那是我工作做得不到位。本来我们应该马上就可以安排，张小姐电影创作经验很丰富，做编剧对你来说再合适不过。只是，只是，只是底下的议论太多，马上不便操作，请张小姐静等时日，我们必定会作出安排，请张小姐相信我的话。”

    我点头，向夏衍、柯灵表示感谢。柯灵还要留下来谈事，夏衍让那个小鬼送我到公交车站。他很小，涨红了脸跟在我后面。我有点难过，恨不得一步踏上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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