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往村里走，肚子饿得不行，想象着那奇异的香气，口水都流出来。走了一半的路，忽然看到王队长坐在路边榆树下。他突然看到我，我也突然看到他，他嘴里含着一块麻饼，不知道是吞下去还是要吐出来。这个桃浦镇上只有麻饼一种吃食，又粗又硬的麻饼，比上海麻饼要硬、要粗，吃起来呱嗒呱嗒的，很响，像猪在吃东西。他有点难堪，后来还是将麻饼咽下去。他向我打了个招呼，我们一同朝村子里走去。过了那个坟堆就到了，一路上我和他不紧不慢地走，也不紧不慢地说着话。我说：“听口音，王队长是本地人？”他说：“是的，梁同志，我是本县西北乡回乡知青，初小毕业的，本来在盐城红民学校毕业，一毕业不久就解放了，派到桃浦村搞土地改革。待了一年多了，想调走，一直走不了。”我说：“可能要等土改结束。”他忧心忡忡地说：“土改结束听说要反右，轰轰烈烈的运动怕是一个接着一个。我女朋友在县里，我一直想和她调到一起，如果做不出政绩来，这个愿望很难。在乡下，你也看到，工作难做，我都生了一身跳蚤。”我笑了笑，意思是跳蚤并不可怕，我是不怕的，晚上在床上还可以摸到肉滚滚的跳蚤。他忽然说：“现在慢慢摸出工作头绪来了，工作上我们有赵大娘做典型，上级一直夸我们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这次将你们上海来的同志安排在我们桃浦村，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我一下子恍然大悟，由赵大娘想到了他的一番苦心，能让赵大娘面对上面来人说出那一番流利套话，也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训练出来的。而赵大娘明明过得很苦，却开口闭口就是主人翁态度来赞美土地改革，这也是经过多年慢慢选择，习惯成自然的。他们互相配合着，各取所需，一唱一和，你说真吗？它分明是假的。你说假吗？它又是真的，我也是看得云里雾里。
临进村时，他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番话，我认真听着，然后我们一同进入黑幽幽的村落。晚上照例吃粥，赵大娘抢先用锅铲在锅底狠狠一擂，擂出糊团的粥底子，然后用碗边在锅铲上一刮，就刮出大半碗硬粥团子，在上面添点稀粥罩在表面，将粥碗端给王队长。我进来时她不知道，在她背后我看得目瞪口呆，她还有这本事，在稀薄得照见人的粥锅里弄出稠粥来。她不动声色地给他儿子又刮出一碗，待到发现我屏息站在她身后，她吓了一跳，似乎也不好意思，然后竭力给我刮出一碗。但是粥底子已经没有了，她回天乏力，只好说：“我还有点锅巴，梁同志，我给你在粥里撒点锅巴。我看这几天王队长累，想让他吃得干一点。”我说：“谢谢，我胃口不好，吃锅巴胃痛。”我端着粥碗出去了，她隔了半天才将粥碗端出来。王队长坦然地吃着稠粥，老练地喝去表面的稀粥，吃着下面的半硬的粥底子。
吃完饭后就在队屋里分浮财，地主家各式各样家具蒙着一层灰。因为一直分不好，就一直放在队屋里派人看守。所有的家具用品都编上号，由大家抽签。包括一只花瓶，两件旗袍，一只雕花的大穿衣镜子，两只水桶算一件，还有一架龙骨水牛，一个四方形的禾桶，周沿让稻谷穗刷得非常光滑。还有三只铜盆，一只高脚红漆的据说是檀木的脚盆。最好的是一个小房子一样的雕花百子床，看上去非常新，它上面没有标号码，也就是说它不在抽签之例。我很奇怪，更奇怪那两件旗袍做工还不错，看样子不是在盐城也是在南京做的，现在若抽到它该怎么办？能穿得出去么？我正为此事发愁，王队长却站在一盏马灯前开了口：“我们总算可以分浮财了，我请示了区里，也派我们上海来的工作队作证，我们穷苦人，真正是翻身当家做主人了。”全村的人都来了，大家鼓着掌，眼睛发亮。王队长继续说：“在抽签前我要说一件事，我和工作队商量过，也向区里汇报过。大家都知道，赵大娘是我们合作社积极分子，是典型代表，戴过大红花，也到盐城专区开过表彰大会，可能还要到省里去，她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她为做好革命工作责献了很多，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理当照顾，百子床不参加抽签，我们作为奖品，奖励给赵大娘。”
底下一下子鸦雀无声，王队长巡视着大家，说：“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让赵大娘第一个来领浮财。”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静悄悄的一片眼睛。王队长说：“好，下面请赵大娘上来领奖。”赵大娘颠着细长的脚杆上来领奖，王队长给她颁奖，王队长说：“这雕花床等会我派几个人抬到你家，赵大娘，当着上海同志的面，你先说几句嘛！”赵大娘笑眯眯的，提高了嗓门说：“好，现在好喽，现在两样喽，要不是托共产党的福，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我们穷人，哪有今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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