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时到达广州，火车上我睡的是硬席，因为是卧铺，并不太辛苦。卧铺男女不分，上铺仿佛掩蔽些。但在车顶上彻夜灯光雪亮，正照在上铺上。我和衣而卧，只要手一碰到衣钮，狭窄过道对面的上铺位上，那男子的眼光就直射过来。下铺就是那个年轻的女人，穿着又土又洋的衣裳，打着两根辫子，跷起腿躺着看画报，唱着革命歌曲。这么多人都是到香港去的吗？我胡乱地想着，也没有人在意我。

    在广州换车时过了一夜，旅馆是一幢破旧的老洋房，也无所谓单人房，都是极大的房间，屋顶有二层楼高。广州大概因为开埠最早，又没大拆建，最多这种老洋房，热带英殖民地的气息。天还没黑，我想出去走走。一上街，阳光亮得耀眼—这哪是夕阳？马路倒宽，年久失修，有点坑坑洼洼，没什么车辆来往。街心也摆吃食摊子，撑着个简陋的平顶白布篷，倒像照片上看到的印度。再转车到达地处海边的宝安县深圳，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离开上海时天空灰蒙蒙的，还很冷。这边却是蓝天白云，来来往往的行人都穿着短裤短衫，一派夏日风情。我在烈日下提着大箱子小箱子，走走停停，停停又走走。几乎绝望时，忽然有人说：“到罗湖桥了。”

    这时候进入一个好像是旅馆里的甬道，一幢保养得很好的旧楼，地毯吸没了足音，静悄悄的，密不通风，是条圆筒形隧道，脚下滑溜溜的，不好走，走着有些脚软。出了这甬道就看到罗湖桥，桥也有屋顶，粗糙的木板墙上，隔一截路挖出一只小窗洞，开在一人高的地方，使人看不见外面，因陋就简现搭的。大概屋顶与地板是原有的，油漆暗红褐色；细窄横条的桥板，几十年来让无数脚磨白了，温润的旧木略有弹性。我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中也是踩着一软一软。桥身宽，屋顶又高，屋梁上隔老远才安着个小电灯，又没多少光漏进来，暗昏昏地走着也没数。终于看到关卡，就是几块原木呈人字形排列在那里，木头上还有尖利的铁铸成的刺。一边站着衣着笔挺的警察，那里就是香港了。这边站着几个戴着软塌塌军帽的人，脸上还有农民的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民兵。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久不放行，阳光太烈，我和一些出境的人靠边站到房子的阴影里。

    等待了好长时间，民兵们才过来拉关，几十个等待过关的人骚动起来，我莫名其妙地恐怖起来。轮到我时，我拿出出境证，手情不自禁地颤抖。民兵接过出境证一看，眼睛突然亮起来：“梁京？”他把目光转向我，吃惊地说：“你是作家张爱玲？”我心怦怦直跳，吓出一身冷汗来。我没有想到，一路上倒还平安，在最紧要关头却出了事。我的腿发软，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他上前一步对我说：“你是张爱玲吧？我看过你在《亦报》上连载的小说《十八春》，我很喜欢。”我不能否认，只是战战兢兢地答：“哦。”那民兵并没有为难我，把出境证合上递给我，很客气地放我过去了。还帮我提了一只箱子，送到香港关卡那边。

    这就算是出境了，我的心还在怦怦乱跳，刚才一幕可把我吓坏了，我站在原地定定神。桥头下，一群挑夫守候在那里。我还是有点害怕，生怕那民兵反悔，跑过来把我再抓过去。我快步走向挑夫，挑夫们像一群饿狼一样，打头的那个小老头子冲上来，一手提起我的一只箱子撒脚飞奔。这又把我吓了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真想不到，那两个又大又笨把我累得半死的箱子，在他手里就像拿着玩具似的，腋下还夹着一条扁担两根绳索。

    老脚夫狂奔着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干红的土地来。我在后面紧追不舍，离他却越来越远，我大叫：“站住，站住！”他一直跑到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下，方才放下箱子，坐下来歇脚。看着远远追上来的我，笑道：“好了，这里不要紧了，这里是香港。”我跑到他面前，喘着气看着他：“你为什么要跑？”他坦然地说：“不跑？不跑要把你再抓回去，这事上个月就发生过的。”他生着高颧骨，人瘦手长，眉毛根根直竖，像古画上的人物。不知道怎么忽然童心大发起来，分享顾客脱逃的经验，也不知他是否亲眼见过，有人过了桥还给逮回去，言语不大通，我也无法问他。天热，跑累了我便也坐下来，在树荫下休息，眺望着来路，我忽然高兴起来，满耳蝉声，十分快乐。同车的旅客的也都提着行李，陆陆续续过来了。有的直接让挑夫挑走了，有的也在树下坐一会儿。

    老脚夫注意到我有只旧皮箱绷开了，锁不上，便取出麻绳来，给它拦腰捆上两三道。我谢了又谢，要多给点钱，他直摇手不肯要。然后指着红黄的小山，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穿过这些小土山，就能看到香港了。”我告别了他，朝前走了几步，然后回头望着身后苍茫的大陆，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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