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以前，毛泽东生活在家乡韶山冲。自打他记事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了极其外向的性格：无论他有什么想法，从不隐瞒，即便是面对严厉管教的父亲，他也敢于直陈己见，遇有与父亲的意愿相违背的时候，父子之间也时常发生争吵，受到责罚的自然是儿子。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依然很难改变年幼的毛泽东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为此常常遭到父亲的训斥，说他是“牛犟筋”……
一次同父亲发生争吵，父亲要打他，他便跑到家门前的池塘边威胁说，如果父亲再向前走近一步，他便要跳进水里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好“妥协”了，答应不再打他。
1906年秋，毛泽东转学到离家不远处的井湾里私塾读书。一天塾师毛宇居要外出办事，临行时嘱咐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屋子里背书，谁也不准出去乱跑。
毛宇居刚走，天性好动的毛泽东实在坐不住，在忍了好几次终于忍不住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背着书包爬上了屋后的小山。他的这一举动，着实令其他的孩子们感到吃惊；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大清王朝还存在，清帝光绪还在执政，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制度和传统的“师道尊严”意识根深蒂固，年仅13岁的毛泽东竟敢“违背”塾师的“意志”擅自跑出屋去，这在大多数的学生眼里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对塾师而言起码也是“大不敬”的事，但毛泽东还是跑出去了；原因在于，毛泽东从思想上觉得与其关在屋子里背死书，还不如到外面来背，会记得更快、更牢……
在树荫下，毛泽东的心情舒畅极了。清风拂面，他一边背书，一边采摘山上的毛栗子，当他将书背得很熟时，毛栗子也摘了满满的一书包。
回到私塾，毛泽东分给每个同学几颗毛栗子。这时候，毛宇居回来了，毛泽东上前去孝敬了老师一份毛栗子；不想，毛宇居非但不领情，还责怪他不守规矩，训斥说：“谁叫你到处乱跑？”
毛泽东“理直气壮”地争辩说：“闷在屋里昏头涨脑，死记硬背也是空的。”
“放肆！”毛宇居气得涨红了脸，有心责罚毛泽东背书，可又知道这样做根本难不住他，便让学生们一起来到院落中，指着天井对毛泽东说：“我要你赞井！”并威胁说，“答得不好，是要挨板子的！”
毛泽东在院子里转了转，再看一看天井，然后说道《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中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一听大惊，同学们也都拍起手来叫好。毛宇居在尴尬中，暗自佩服他的这位性格外向的弟子才思敏捷、处变不惊，将来或可成大器……
1911年春，毛泽东由湘乡县东山学堂转学到了湘乡县在长沙办的一所中学继续读书。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长沙。在长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报纸。报纸上的众多消息令他的思想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什么“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平均地权”、“富国强兵”等诸多新名词、新口号，简直令他的思绪应接不暇……
此时的毛泽东刚刚18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一腔爱国热血在他的胸中澎湃、涌荡着。激情中，他挥毫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的“文告”，大胆地贴在了学校的砖墙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他的政见。
虽然，他的这篇“文告”颇为古怪而离奇：他明确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鼓吹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国内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却倡议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再让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单从字面上看去，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从中仍可以看出，他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还是很快的，而且可以看出他极富表现力的外向性格。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并颁布了退位诏书。
是年春天，毛泽东以其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1915年9月中旬，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毛泽东在长沙的报纸上向各学校发出了一则《征友》启事，以他开阔的心胸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与其联系。在启事中，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二十八画生”，“毛澤東”繁体字的笔画为28画。，指明了要结交那些“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数日后，毛泽东的这个启事得到3个“半”人的响应，其中一个叫罗章龙，“半”个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
罗章龙很快同毛泽东见了面。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双方手持报纸为接头标志。两个人从上午9时一直谈到了中午，临分手时，毛泽东坦诚地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管鲍，指中国春秋时期的管仲（夷吾）、鲍叔牙。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通过这次谈话，罗章龙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性格开朗、胸襟坦荡、心存大志的人，很乐意同他结管鲍之好。
李立三当时在长沙联合中学读书，见到《征友》启事后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而后二人见了一面，但他在听完毛泽东的一席宏谈阔论之后，却支支吾吾，没说什么就走了。性情刚毅、为人直率的毛泽东觉得，和这种“性情懦弱”、遇事“优柔寡断”的人发展不了什么友谊。
9月27日，为《征友》启事的事，毛泽东写信给他的好友萧子升《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并在信中表明心迹说《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
10月过后，天气渐凉。毛泽东在校深感严格的校规过于束缚他的行动，犹如龙困浅水，又因挚友太少，不由心生郁闷，便加紧了课外的活动量，以此来锻炼身体、排解他心中的烦躁与郁闷。
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简谈了他在湖南一师的感受，并希望能与之相聚一叙。因他比黎锦熙的年龄小不了多少，且感情所至，便依黎嘱以弟相称同上。：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
毛泽东在信中不仅抨击了学校的“陈规陋习”，而且直言了他的远大抱负，实可谓“胸襟坦荡”、“性格外露”了。
1916年春，已是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第四个年头了。这时他刚满23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龄。
这时在毛泽东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有志向的爱国青年，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和探讨国家大事，对动荡不安和处在战火中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深感担心和忧虑。
这样的一些青年聚在一起，他们谈论的多是国家大事和民族的危亡，再就是学业上的事，思想都很认真，谁也不屑于议论琐事，更不谈论私事和女人。一次，毛泽东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去做客，他的这位朋友当着他的面嘱咐佣人去买肉，使毛泽东感到恼火，从此便不再同他的这位朋友见面了，他认为他的这位朋友是个爱关注琐事的庸人，而他关心和注重的则是人的性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性质，包括整个世界、宇宙！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和萧子升结伴离开长沙徒步去到外地“游学”。
当他们来到宁乡西部山区的沩山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登上云雾缭绕的沩山，二人直奔坐落在山间的密印寺。
在密印寺，他们拜谒了寺里的方丈。方丈让他们在一本来客登记册上填写各自的姓名——当二人填写完后，老方丈拈手一指说：“不消说，这位施主定是毛泽东，另一位是萧子升了！”
毛泽东诧异道：“你如何晓得？”
老方丈瞟一眼放在桌上的两款字迹各异的签名册，示意是从那上面看到了他们二人写下的名字。
萧子升再问：“可是，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俩谁是谁呢？”
老方丈微微一笑：“毛泽东一个字要写两三个字格，萧施主在一个格子内能写两个字，文如其人的道理贫僧略知一二。”
听老方丈这样一讲，令毛泽东和萧子升二人都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接下来，二人兴致勃勃地同老方丈谈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些佛教经典……
日落西山时，老方丈高兴地留他们一起在禅房里吃了斋饭。
饭后，毛泽东和萧子升继续向老方丈讲述了他们利用暑假，决心徒步旅行湘南各地，深入了解社会和考察民情的目的。
“善哉！”老方丈说，“可两位施主为何要轻装呢？”
“我们有心不花一文钱。”萧子升说，“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毛泽东表白心迹说，“孔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乐趣也就在其中了！我坚信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老方丈见毛泽东器宇轩昂、话语直率且充满激情，不由为之一振，随即微闭了双目合掌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稍后，老方丈睁开双目问毛泽东：“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还望不吝赐教！”
“我们是来求学问的，怎么敢担当‘赐教’二字？”毛泽东恭敬地说，“请师父只管问。”
“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老方丈问，“中国宗教何以能和谐共处？”
毛泽东说：“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种宗教能和谐共存，弟子认为主要是皇权集中，各种宗教都置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老方丈望着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只望毛施主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当夜，毛、萧二人留宿沩山。
次日，二人告别了密印寺的老方丈，又继续踏上了“游学”的历程。
当二人来到安化县城时，听说该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安是位很有学问的人，曾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学》、《默安诗存》、《安化诗抄》等书，在安化方圆百里的地面上深孚众望，只是性情孤傲，一向看不起游学先生；毛、萧二人两次慕名求见，都被拒之门外。
毛、萧二人不死心，又第三次登门拜访；夏默安感到有些奇异，不得已开了门引入书房相见，并写了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的学问功底：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看后略加思索，即书属对：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默安一见大惊，不禁连声称赞，自愧弗如，毛泽东却谦逊地说：“我们实实在在是来求学问的，还望夏先生不吝赐教！”
“哪里，哪里！”夏默安更为毛泽东的坦诚所感动，遂留毛、萧二人食宿，作彻夜谈……
1918年春，即将由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邀集了他的一些朋友共同商议成立新民学会的事。朋友们为他的爱国热忱和执着进取的精神所感动，一致赞同成立新民学会。
是年夏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终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业期满。恰在这时，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来信说母亲的病情越来越沉重，恐怕不久于人世；读着二弟的来信，想到患病在身的母亲，毛泽东禁不住泪如雨下……
蔡和森等人劝毛泽东先回家乡去探望母亲，而毛泽东这时正在负责筹划着他们这些刚刚毕业的人下一步的行动去向，致使他难以分身赶回韶山去。毛泽东心中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回韶山，一旦回去将会身陷故土亲情而不能自拔，他不能舍弃自己的志向而回乡陪伴在父母身边终生当个种田人；时下中国的时局动荡不安，他坚持着“大丈夫当纵横四海，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强信念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意志，又想起了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更想起了他临离开韶山时留给父亲的诗，决意留下来寻找机会闯天下。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令他周围的朋友们感叹不已，大家都佩服他的坦荡胸怀和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
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给他的好友罗学瓒写信，坦诚而直率地谈了他对于处世和治学方面的一些见解《毛泽东书信选集》三联书店1986年版。：
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
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
“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
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
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
11月30日，毛泽东还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序》中写下了他与会员们通信的基本用意《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以上各信，或于身心之修养有益，或于学术之讨论问题之研究有益，或于会务之进行有益，并且都是很能引起会员团体生活的兴味的。
然而，由于毛泽东的性格直率与外向，且胸襟坦荡，为人处世直言快语，导致了他与新民学会女执委陶毅的一次激烈争执。陶毅虽然赞赏毛泽东待人热忱、处事果断的性格，但却接受不了他对人对事过于“认真”的执拗态度，为此陶毅曾向女友蔡畅发牢骚说：“润之对人对事太过认真，再加上他那脾气，让人难以接受……”
蔡畅规劝陶毅：“我看你和润之的性格也差不了多少，还是互相体谅、互相忍让为好！”
不想陶毅却说：“难……”
蔡畅笑道：“有什么难的？你应该学学杨开慧……”
陶毅固执地说：“我怕是学不了……”
陶毅的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一笑了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言，强调指出了共产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并发言，要求在湖南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强调说：“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了一个经常委通过的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会上，毛泽东还下定了决心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是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会议指定他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这时主持共产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认准了胸襟坦荡的毛泽东是位有胆识、有卓越才能的人，意欲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便在会后对毛泽东说：“润之呀，有件事我考虑好几天了，想同你商量一下；现在形势严峻，任务维艰，中央人手很缺，我看你就留在中央工作吧！湖南方面的事情可以让彭公达去完成，不知你意下如何？”
面对瞿秋白的这一要求，毛泽东一时难以表态。论交情，他和瞿秋白相谊深厚，难以回绝；论道理，瞿秋白是党的主要领导，应该听从领导旨意。但毛泽东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他沉默了片刻，坦诚地说：“秋白，你的盛情我心领了。但目前，下面的实际斗争更需要人啊！中央不是作了决定，要我急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么？说实话，我不愿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好汉……”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啊！”瞿秋白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好吧，人各有志，勉强不得；润之，你就好自为之吧！”
毛泽东坦然一笑：“你也要多保重啊！”
瞿秋白说：“彼此珍重吧！”
1931年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近2万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在讨论原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统一划归红军后的编制时，中共中央军委原则上同意仍旧保留其一个军的编制，而毛泽东的意见是将其扩编为一个兵团，仍由赵博生、董振堂担任主要领导，配备政治干部，建立健全党对于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性情直率的毛泽东说：“我们不要那么‘小气’么！人家过来了整整一个军，二十多部电台，全部的装备不比我们红军少，而且政治影响大……”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军被扩编为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兵团。
在接见赵博生、董振堂二人的谈话中，毛泽东高度称赞赵、董二人所具有的民族气节，并深表钦佩；而赵、董二人也为毛泽东的坦诚相待深受感动和鼓舞，一致表示“为国为民，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1934年9月间，毛泽东在宁都患上了严重疟疾，冷时冷得他“牙关错”，热时热得他“蒸笼里坐”，且连续高烧40℃；在他大病缠身、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幸亏中央苏区的著名医生傅连暲十多天的抢救治疗，才使得他渐渐脱离了危险。
病情好转后，毛泽东向傅连暲表示感谢说：“多亏了你呀，不然我就去见马克思了……”
而傅连暲却说：“好好养病吧，红军离不开你呀！”
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的贺子珍也连连向傅连暲表示感谢，称赞傅连暲的医术高明，而傅连暲却说：“是毛主席的性情好哩！心宽能容万物，一点半点的疾病奈何不了他……”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机关进驻陕北保安。
7月16日，毛泽东在他居住的窑洞里，热情地接见了两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
毛泽东坦率地向斯诺和马海德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并许诺说他们可以到根据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凡是他们见到的都可以进行报道，不限制他们的采访活动，并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方便和帮助。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表示，斯诺和马海德大受鼓舞，一致表示将“客观、公正地向全世界报道他们在根据地所见到的一切”……
11月中旬，保安驻地来了一位名叫丁玲的女人。她是一位被国民党囚禁了3年多的左翼作家，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终于在3个月前逃离了南京，秘密经上海、北平、西安，辗转来到了共产党中央的驻地。
对于丁玲的到来，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共产党在保安的文化界妇女界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中央宣传部还特意在一个较大一些的窑洞中举行了欢迎宴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出席了这个别开生面的宴会。
晚上，一身戎装的丁玲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谒见毛泽东。
谈话中，当毛泽东知道了丁玲曾从师陶毅时，一种怀旧的感情禁不住从心底里油然而生，不禁怅然说：“斯咏是位好同志，只是性格太强……”
当丁玲告诉说，她曾在陶毅那里见到过毛泽东早年发表在长沙《大公报》上的许多文章时，毛泽东动了感情：“怎么，她一直保存着这些报纸吗？”
丁玲点头：“搬了好几次家，她都带着这些报纸……”
毛泽东感慨地脱口吟咏了南北朝文学家庾信《枯树赋》中的几句诗句：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从话音中，丁玲听出了毛泽东所吟咏的这几句诗是对陶毅的一种怀念，但她也只是说：“毛主席，你可真够有才华的……”
毛泽东摇了摇头：“哪里，哪里！”
通过这次谈话，丁玲不仅感觉到毛泽东的胸怀宽广，同时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位很念旧、性情直率的人……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
3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亲切接见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
谈话中，史沫特莱注意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放了很多书，其中不仅包括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不少著作，还有中国的《孙子兵法》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柳湜的《街头讲话》……
通过谈话，史沫特莱感到毛泽东不仅很健谈，而且对她提出的一些敏感问题直言不讳，令史沫特莱深表赞赏：“主席讲话很直率，我很高兴……”
毛泽东笑了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共产党人是好客的。”
告别毛泽东后，史沫特莱对跟随她的翻译人员吴丽丽说：“毛主席是你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胸怀坦荡，是一位很容易接触的人。”
吴丽丽问：“胸怀坦荡不好吗？”
史沫特莱说：“我喜欢同胸怀坦荡的人打交道。”
1941年9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通知在延安《解放日报》负责副刊的舒群，约漫画家华君武、张谔和蔡若虹到他居住的杨家岭来同他见面。
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毛泽东对三位漫画家谈了片面和全面、局部和整体、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并举出了前些时日由三人联合举办的一个画展中的一些作品，谈了他对漫画创作的一些看法。
谈话中，毛泽东谈笑风生，话语幽默，时不时地引起三位漫画家的笑声。在毛泽东的面前，三位画家也不觉得拘束，每个人都很随意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问题。
然后，毛泽东留大家在一起吃饭。几杯老酒入肚，饭桌上的话语就更多、更随便了。华君武问毛泽东：“主席，人们都知道你爱吃辣椒，但有人说你爱吃辣椒爱到了近似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说你就连吃西瓜也要就着辣椒吃，是真的吗？”
毛泽东笑了，吸着烟说：“这个话有个来历哩！长征途中，有一次正就着辣椒吃饭，陈昌奉送来了当地的西瓜，便放下饭碗吃西瓜了，这就是所谓‘就着辣椒吃西瓜’的传闻吧！”
相互的交谈很随和、很融洽。毛泽东敞开了心扉侃侃而谈，令三位画家都感到毛泽东就像是他们的兄长，对他们这几个小兄弟关怀备至、教诲多多。临别时，毛泽东送大家走出窑洞，又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的！”
在离开杨家岭的路上，三位漫画家都沉浸在同毛泽东坦诚交谈的回忆中……
1944年七八月间，由美国政府派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分两批到达延安，同共产党开始建立了联系。
当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热情而坦诚的谈话，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明确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表明了反对美国助长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通过谈话，美军观察组的人不仅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位胸襟坦荡的人，并且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人的抗战原则和立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抗战胜利后的和平谈判。
9月3日下午，毛泽东原定去“桃园”拜访国民党元老派人物于右任，却突然蹩进了同处“桃园”中的戴季陶居所。戴季陶是国民党中顽固的反共分子，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毛泽东对这个人是很了解的，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写过许多文章批判他。这时的戴季陶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他，见面时显得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毛泽东见他这副样子，便直率地告诉说“走错地方了”，然后缓步离开。
说来也巧，正当毛泽东走在通往戴季陶居所的甬道上，遇见蒋介石穿了一身中式长袍也来看望戴季陶。二人狭路相逢，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道：“好，见见好，见见好。”
二人在“桃园”的甬道上并步，谁也不谈政事，只叙一些似乎漫不经心的闲言，但两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明白，彼此之间是“水火不容”的。蒋介石假意虚让毛泽东在重庆各处“多走走，多看看”，而毛泽东却真心实意地邀请蒋介石有机会能到延安去“坐坐”、到人民中间“多转一转”……
尴尬中，蒋介石道：“年龄不饶人啊！我是想到人民中去多转一转的，只是国事太忙、太忙啊……”
毛泽东报以淡淡地一笑：“委员长只要有心，总是可以去的么！”
蒋介石又漫不着边际地说：“这里不比延安，天热，润之要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坦言道：“心静自然凉么！”
这次不经意的见面，二人谁也没再多说什么；虽然毛泽东做到了“敞露心扉”，而蒋介石却表现得“藏而不露”……
毛泽东离开“桃园”后，戴季陶依然处在惶恐不安之中。他虽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对他的造访，还是“深表敬重”，并当面称颂毛泽东“虚怀若谷”、“堪当大任”……
1947年5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敌人以4个半旅的兵力寻着毛泽东的踪迹紧追不舍。
这时，跟随毛泽东的警卫部队只有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手枪连和一个警卫排。
由于时处夏季，转战途中连逢降雨——说来也怪，只要队伍一动，雨就下；队伍一停，雨也停。队伍走得慢，雨就下得小；队伍刚刚开始加快脚步，瓢泼大雨顷刻如注……
人们冒雨艰难地走在泥泞的山路上，有人打趣说：“咱们毛主席是一条真龙呢！只要他老人家一动，风神雨神都得赶来护驾呢！”
还有人幽默地说：“风从虎，雨从龙，这雨都是跟着毛主席来的！”
天黑雨大，既分不清东南西北，也辨不明山沟山道——当队伍爬上一道山梁时，向导迷路了。
怎么办？人们首先把队伍中的马匹控制住，免得马叫暴露了目标。
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满是泥泞的山梁上，让身边的人撑开被子遮着雨，取出地图用手电照着察看行进路线。蓦然间，人们发现脚下的山沟里有一片火光！
看清楚了，是敌人——那火光，在雨中依然腾腾泛红。火堆一个接着一个，简直从头看不到尾，而且就在山下，少说也有两万人马！
毛泽东手上拄着一根柳木棍站在寒气逼人的山梁上，先看了看山脚下被敌人燃起的火堆映红了的山沟，再看了看他身边的人们，继而昂首冒雨仰望深邃无穷的沉沉夜空，许久不说一句话……
周恩来通知大家：“不许吸烟，不许咳嗽，不许大声说话！”
这时，人们的心几乎都快要提到嗓子眼儿上了，一齐把目光投向了肃然屹立着的毛泽东。
毛泽东察觉到人们都在注意他，便习惯地用上嘴唇吮一吮下嘴唇，像是漫不经心地说：“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
毛泽东一句话，说得大家的心立刻都放回到了胸口上；队伍中有人心想：有毛主席在，你们担哪门子心哪！
还有人心想：毛主席的心胸就是宽，这都什么时候了，竟还想着老百姓收麦子的事……
泥泞中，任弼时拄着一根木棍走了过来：“主席，又找到一位向导，我们走吧！”
山脚下，山沟里，依然火光一片。
“让他们在这里烤火！”毛泽东说，“我们走！”
队伍继续出发了。静悄悄的，天黑黑，人无语，马无声，只有大雨打在泥地上发出的“啪啪”声响……
当队伍再一次走到天赐湾时，身后的敌人也顺着山沟出发了。
听了侦察员的报告，毛泽东说：“敌人上来，我们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
队伍中不时传来侦察兵的报告：
“敌人正顺沟前进！”
“敌人顺沟过去了！”
“敌人全部过完了！”
毛泽东左手抹一把脸上雨水，右手将柳木棍往泥地里用力一戳，镇定地说：“那好，我们住下！”
1947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转战陕北途中的毛泽东带了几个人由神泉堡出发，去到葭县的城楼上看黄河。
葭县县城的城楼高高地耸立在陡峭的山顶上。登上城楼，毛泽东放眼环视四周，面前的一切尽收眼底，禁不住心潮澎湃激动了；他伸手解开了上衣的纽扣，敞开衣襟，然后双手叉在腰际，迎着徐徐吹来的微风，肃然而立，俯瞰脚下流经城边的滚滚黄河……
滔滔的黄河水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波光，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地向南流淌着；宽宽的河面上，层层金波涌动，打着漩翻滚向前，像是在向城楼上的毛泽东致以深深的敬意，恋恋不舍地不肯荡然随波逝去……
长长的河岸上，一簇簇榆树上的叶子黄了；河滩上，一蓬蓬的蒿草也黄了；唯独那一片片柿子林红得像是一团团燃着的火焰，显得格外醒目、格外美丽。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用它那特有的万道金光装点着滔滔黄河，装点着人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令毛泽东心旷神怡；他陶醉了，不禁感慨万千地吟道：“啊，‘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看着毛泽东面对黄河发出的感慨与赞叹，陪同毛泽东一起站在城楼上的葭县县长告诉说：“主席，黄河水患不少，我们县的老百姓差不多年年都要受害；就这城门楼建得这么高，也是老辈子人为了防御黄河发水才建在这山上的。”
毛泽东沉静地点点头，凝视着滔滔河水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固然有它的一些客观依据，但不全面。人站得低了，便只见洪水，不见河流；发水了，受灾了，便只见它的害处，想不到它的伟大。”继而又说，“有些人对黄河的害处言之过多，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说着，毛泽东抬起右臂，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顺着黄河的流势由北向南轻轻一拂，像是在抚摸眼前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要说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待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黄河为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它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
毛泽东在说话间收回他的右手叉在腰间，左手一挥：“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到那时，人民对黄河的评价就要改变了！”
葭县县长听了连连点头，毛泽东身边的其他几个人也顿觉眼界豁然开阔了许多。再看黄河，浩浩荡荡，极目远望不尽；千里黄土高原，峰峦叠嶂，蕴藏着无限生机……
1948年4月6日傍晚，由陕北葭县渡口东渡黄河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率领中央机关的一行人乘车抵达了位于太行山中段的雁门关。
停车休息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在几名警卫人员的跟随下登上了雁门关。
夕阳西下，放眼长城内外，远看群山迷蒙，霞走云飞；近览重峦叠嶂，峭壑阴森。两座大山对峙，形状犹如天造的两扇大门，护卫着山间的一条盘旋幽曲的穿城之路……
毛泽东感叹说：“这里是古往今来兵家的必争之地，难怪有‘三关之首’一说哩！”
周恩来一只手扶着城墙，一只手叉腰说：“相传杨六郎守三关是在河北的徐水、唐县一带，不在山西这里。”
毛泽东笑着说：“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如果没有史书记载，经后人们七传八传，时间久了，也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条可以确信，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李牧大败匈奴的地方，应该不会错的。”
周恩来笑应道：“主席学识渊博，确实如此。”
毛泽东摆手说：“我也只是看了些书……”
周恩来继续说：“古人称这里是‘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呢！”
任弼时插话说：“‘天下第一关’应该是在山海关么！”
毛泽东抬手指向长城深处说：“中国这么大，长城长万里，凡是有关的地方，人们都说自己这里是第一关，也是后来人为祖上引以自豪的一桩事么！”
周恩来笑道：“还是主席的胸襟宽广，为久居长城脚下的后来人作了精辟的解释……”
毛泽东也笑了：“事实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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