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

    我从未考虑为了取得现金而放弃父母亲的财产，交给银行，由它进行清算。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奋斗，保住葡萄园和我们的房屋。我下决心还清父母亲遗留下的重重债务，而不要变卖财产，当然，弗雷斯诺除外。

    按任何标准来衡量，父母亲留下的财产是不够还债的。母亲亲手写的遗嘱托付美洲银行负责清理她的财产。她把她所有的个人财物和房地产“留给我的三个儿子……一俟他们都年满21岁，立即在他们之间平分”。虽然父亲没有留下遗嘱，但按照当时的惯例，如果他的财产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将在三个儿子中间平分。

    我要求遗嘱检验法庭作为我父亲财产的执行者。他的唯一的可以变现的财产是1100美元现金和2225股“泛美”股票，当时每股7.50美元，总计16688美元。不过，其中大部分股票——2000股——被美洲银行持作父亲对该行借款的抵押金。父亲逝世时，债务达29718美元，而可变现的资产只有2788美元。用现有的资产还债是不可能的。不卖掉莫德斯托的葡萄园是无法还清债务的。

    我请求法院让我继承父亲种植葡萄的事业，“以便获得最大的收益”，法院表示同意。

    母亲有5300美元的变现资产，其中2300美元用作房地产管理费。由于美洲银行是她的财产的执行人。我无法用剩余的钱去清偿我父亲的债务，甚至也不可能用作继续经营他的事业的经费。

    我们请求债权人耐心等待。起初，他们很反感，担心父亲的财产永远也还不了他们的债。当他们看到我门态度非常坚决时，他们才同意不要求我门立即还债。

    我没有靠旧金山的仓库单独地去干酒类生意，而是征求朱利欧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同我一起合办一家酿酒厂。

    我们没有钱像其他葡萄种植者部样，在葡萄园新建一家酿酒厂。我建议，在莫德斯托租一处房子，把它改造成酿酒厂。至于设备，我们则必须赊购。

    “我们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跟葡萄种植者分享利润的原则得到他们的葡萄，而无需先付款，”我解释说。

    我对我弟弟很了解，他像我一样，也是一个愿意长期艰苦奋斗的人。

    我估计，我们通力合作，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朱利欧

    自从父母去世后，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未来。直到此时为止，我曾打算继续经营父亲的葡萄园。

    现在，欧内斯特和我携手合作，共负重任。像我哥哥一样，我也下决心保住我们在莫德斯托的家和葡萄园。我们俩都已结婚，希望养家糊口，过上好日子。我俩还要照顾小弟弟，他很快就要上中学了。法院裁决由我们两人担任他的合法监护人。

    我们必须都呆在莫德斯托。当欧内斯特来跟我谈兴办酿酒厂的计划时，我正在考虑从事牲口生意。

    我哥哥雄心勃勃，有紧迫感人他勤奋进取，逆流而上。我虽然没有他那么大的志向，但我跟他一样，愿意尽最大努力，取得最好成果。我俩始终合作得很好，互相取长补短。我们小的时候，还有时免不了打架，长大成人后，一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无暇斗气了。我很欣赏欧内斯特兴办酒业的劲头、当饮酒重新合法化以后，酒的需求量肯定会增加。

    我问他，开办酿酒厂需要多少钱。

    他没有底。

    我说，我攒了点钱。

    攒钱的确很不容易，因为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们开过正式工资。但是多年来，母亲总是偷偷地塞给我几个美元，我便存了起来。母亲手头一直很紧，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节省下来的。

    我曾听见我父亲和我麦克叔叔进行激烈的辩论，争论究竟是会挣钱好，还是会攒钱好。在盛大节日的宴会上，他们往往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如果你知道怎么去挣钱，就不必抠抠搜搜地去攒钱了，”麦克得意洋洋他说。“挣钱就是为了花嘛！”麦克叔叔我行我素，开豪华汽车，穿漂亮衣服。他总是有自己的主见。我父亲保守得多，以攒钱为主。我现在才理解，赔钱对父亲来说是多么痛苦，如果搁在像麦克这样的人身上，他会一笑置之，设法东山再起。

    在辩论中，我站在父亲的一边，我认为，如果漫不经心地随便花钱，挣钱有什么用处？如果你的钱来之不易，你就会舍不得花。

    但是1933年，我却心甘情愿地把我全部的积蓄90023美元投入到兴办我们酿酒厂的事业中。

    欧内斯特

    我求助于美洲银行的地方分行。我父亲和许多意大利移民都信赖的这家银行不肯借钱给我们去开办酒厂。地方分行的经理不仅冷冰冰地拒绝了我的要求，而且提醒我，我父亲生前欠该行的债务还没有还清。

    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十分深远，许多银行生意清淡。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前途渺茫得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弟弟和我要开办一项新的事业。

    当时，我对我们面临的困难考虑得不多。但是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搞酿酒业的不利因素实在大多了。我们一无资金，二无经验，又得对付成熟老练、财力雄厚的同业商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例如，佩特里烟酒公司的安吉洛·佩特里，罗马酒业公司的J.B.和洛伦佐·塞拉等。果业公司可能是取消禁酒令以后最大的酿酒厂。在那里供职的有沃尔特·泰勒和传奇式人物莫罗，他们都是在禁酒令以前就很有经验的酿酒专家。

    有些酿酒厂在禁酒时期依然营业，合法地生产宗教圣餐用和医用葡萄酒。它们有设备，有技术，还有存货，这些都是巨大的优越性。许多禁酒令以前的酿酒厂都是由有经验的酒类生产者经营的，它们都有充足的资金。他们不像我们，可以从私人机构和政府部门借得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来新建和扩建生产能力。

    就拿约翰·B·塞拉的罗马酒业公司来说吧。在取消禁酒令的时期，罗马公司拥有100万加仑的佐餐葡萄酒。这就是说，该公司至少可以有1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由安德列·斯巴博罗于1881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斯蒂创建的意大利瑞士种植园现在被一批很育办法的人所拥有，他们不仅在酒类生意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有几乎无限的资金来源。

    此外，葡萄生产者还正在建立大批生产合作社。例如，果业公司是由许多成员酿酒厂组成的，总计有800万加仑的生产能力。

    1933年秋季和1934年初盛传果业公司想纠合一批酿酒厂，组成一个新的加利福尼亚酒业协会。在禁酒令以前，加利福尼亚酒业协会曾经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垄断组织，它的销售量占加利福尼亚整个酒类销售量的85%左右。

    许多新的酿酒厂将兴办起来。几年以后，加利福尼亚就出现了804家新的酿酒厂。人家有钱，有经验，有关系，而我们则什么也没有。尽管如此，奇怪的是，我竟毫无惧色。

    我认为，我父亲和我叔叔对待钱的态度都是对的。如果你只会挣钱，而不会保管钱，那么，你的钱也保不住。如果你只会攒钱，而不会挣钱，那么，你也不会有很大出息。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既会挣钱，又会聪明地把钱投放到安全的地方。

    我到旧金山请求几年以前跟麦克叔叔离婚的婶母西莉亚借给我一笔钱，作为开办酒厂的费用。

    当我讲述我们的计划时，她突然改变了话题。她问我，什么时候把她以前借给我父亲的4000美元还给她。她知道莫德斯托的情况很糟糕，因此，向遗嘱检验法庭提出申诉，要求获得我父亲的房地产。现在，她根本无意于借给我们开办费。

    接着，我去见也住在旧金山的姨妈蒂利。“对不起。我没有钱让你们去亏损，”她对我说。

    我一无所获地返回家了。

    后来我才知道，朱利欧向婶母和姨妈求援，也遭到拒绝。

    莫德斯托有一个大富翁，名叫克劳德·梅兹。有一条公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我们的邻居。他把他在莫德斯托的葡萄园卖给了我父亲一部分。他自己仍有大片葡萄园。多年来，他的葡萄一直跟我们的一起运出去。朱利欧和我想去找克劳德谈谈。我们在田野里找到了他。我们向他概述了我们的计划。

    老人家什么话也没有说。朱利欧最后问道，“克劳德，你想跟我们一起干吗？”

    梅兹用手绢擦擦他的额头。“孩子们，请告诉我，酒酿制出来以后，怎么办？”

    朱利欧和我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我们说声“再见”，便转身沿着葡萄园回家了。

    由于经济大萧条，向任何人（包括最好的亲戚）借钱，都是难上难。但我坚信，我们总有办法把我们的酿酒厂搞起来。

    我的妻子阿米莉亚主动表示，她可以去求娘家帮帮忙。她打算跟她妈妈谈谈，因为大家认为，她妈妈比她爸爸好说话。

    我十分尊敬我的岳母，她乐于助人。我还知道关于她的许多有趣故事。特里萨和乔塞普·弗朗齐亚在意大利并不认得。弗朗齐亚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下来井攒了点钱以后，便给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萨沃纳他认得的一个姑娘写了一封信，寄了100美元，作为她来美国的旅费，以便她跟他结婚。这位姑娘挺生气，觉得受到了侮辱。这个不寻常的求婚的故事在当地传播开了。附近一个城市瓦多利古尔的一位姑娘挺身出来，表示愿意去。当特里萨在加利福尼亚下了火车的时候，弗朗齐亚迎接了她。他说，当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他有点失望，因为她个子矮小，只有五英尺高。他怀疑，她是否能够在田间劳动，肩负起农活的重担。不久，弗朗齐亚的疑云就消散了。特里萨不仅养育了八个子女，持家理财，样样都行，而且在田问劳动也不含糊，跟男人一样干得出色。

    阿米莉亚去见她的妈妈，她同意借给我5000美元。以后，她还同我们一起签署了担保书。我很高兴当初没有听我岳父的话。在阿米莉亚跟我结婚的那一天，岳父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一个男人结婚以后，最好把妻子带到远处，离她妈越远越好。”

    我没有听他的话，这太好了。

    朱利欧和我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以便租下来在莫德斯托开办酒厂。在第11街和D街交汇处的闹市区，有一座空仓库待租，我们去看了。这个建筑物属于当地铁路支线——莫德斯托帝国铁路公司所有，长125英尺，宽78英尺。有一条铁路支线直接通到外面的装卸月台，这样就不必用卡车把酒桶运到火车站了。

    当地铁路负责人乔治·比尔德领我们看了这个仓库。“我愿意对你们开办酒厂助一臂之力，”他说。“月租金100美元。”

    朱利欧和我认为这个建筑物满不错，但租金太贵了。

    “我十分感激你愿意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把租金降到每月50美元的话，那对我门帮助就更大了。”

    “我不想对你们帮助到那样的程度，”比尔德说。“这样吧，75美元。”

    “每月60美元，我们就租了，”我说。

    比尔德接受了。

    1933年8月17日，我们签署了租用合同。

    8月初，朱利欧和我共同向州当局申请建立一个“保税酿酒厂大院”。连同申请书还附了一封信。信是由我口授给阿米莉亚，她在我们拥挤的办公室打印出来的。我们这位第一“秘书”把一个50加仑的酒桶立起来当桌子，把一个10加仑的酒桶当坐位。

    阿米莉亚还管帐目，晚上打扫卫生，凡是朱利欧和我没有时间干的事情，她都干。那年秋季晚些时候，我们需要在酒桶上先贴上政府的印花税票，然后才能运出去。她凌晨4点钟就起来，开车到斯托克顿买印花税票，以便当天发货时使用。她对我们帮助极大，但却没有领取分文工资。

    我们办酒厂的申请书于1933年9月22日得到批准。

    在不长的时期内，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在葡萄收割季节到来以前建成一个可以运转的酒厂，否则，我们就会贻误那年的酿酒期，功败垂成。

    我们在旧金山找到一家在实施禁酒令以前生产压榨机的公司。罗西机器公司预料到禁酒令是会取消的，所以它把酿酒厂在禁酒期间抛弃的多余设备加以检修。幸而这位老板具有冒险精神。他长期租给我们一套压榨机。

    我从弗朗齐亚兄弟那里了解到他们是从哪里购买酒罐的。由于新的酿酒厂纷纷建立起来，箍桶的需求量很大，我不得不对红杉木酒罐生产厂家——旧金山太平洋酒罐酒管公司进行更多的说服工作，以便能买到货，我们当时拿不出现钱。我提出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卖了酒再给钱。太平洋公司的经理听完我的话后说，“好吧，就这样定了。”他们最初向我们赊销了可盛5万加仑的箍桶。

    开张时候的设备还包括：四个发酵罐（每个可盛3000加仑）、一个电动压榨抽梗机、一个葡萄汁卿筒、一个葡萄酒卿筒、一个酒精测量仪、一个糖量计以及一个老式温度计。

    当木匠安装红杉木酒罐，往上面箍铁箍时，噪音很大，路人侧目。一些来城里卖货的葡萄种植者往往停下来，看看莫德斯托的这家最新的酿酒厂。他们想卖自己的葡萄，但我们没有钱。我向他们提出利润分成的办法。我们酿成酒以后，赊销给他们2/3的葡萄酒，大约每吨葡萄100加仑葡萄酒。取消禁酒令在1933年12月5日生效后，我们卖完酒，再给他们钱。

    虽然我们现在有了营业执照和酿酒设备，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朱利欧和我只做过家酿葡萄酒。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光着脚丫子踩葡萄。我们帮助父亲把踩碎的葡萄放进一个小罐子里发酵。发酵一两周后，我们把酒转移到一个桶里。家里人舀一些酒喝。我们的家酿葡萄酒在12月份喝起来，味道像葡萄汁，6月份则像醋。

    显然，我们对商业葡萄酒的酿造是一无所知的，尽管我们手头很紧，我们还是想物色一个酿造葡萄酒的行家，在1919年已经很老的酿酒专家许多人现在已经逝世，或者退休。那些健在的行家要么自己开业，要么被果业公司和意大利瑞士种植园聘用。由于雇不到有经验的酿酒帮手，朱利欧和我只好自力更生，亲自动手。

    我去莫德斯托图书馆，想找一本关于酿酒的书。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图书管理员，但她在书架上没有找到这样的书。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实行了十多年的禁酒令，在此期间，人们并不需要关于酿酒的图书。当我转身要走的时候，她突然记起地下室还有一些过去的小册子。她说，“那里也许有一些禁酒令以前的资料吧，何不下去看看？”

    我下去找到了一撂杂志和小册子。我翻阅了一下，发现两本关于发酵和酿酒的小册子，那是加利福尼亚大学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学系的比奥莱蒂教授写的，发表于禁酒令以前。他是本世纪初葡萄酒酿造学方面的权威。这些小册子属于该校发表的系列丛书之列，因而使早期的酿酒者得以分享葡萄酒酿造实验方面的许多成果，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欢迎借阅，”这位管理员说。

    这是我们了解生产商用葡萄酒的开始，如发酵要清洁干净，葡萄酒要纯化，等等。这些小册子使我们免于在开业第一年就倒闭。当时许多新的酿酒厂由于生产出来的酒不能饮用而遭此厄运。

    虽然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如果看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前景仍然令人担忧：

    生产商用葡萄酒的经验：没有。营销葡萄酒的经验：没有。现金：90023美元。借款：5000美元。但是，我要加上无形的重要因素：无限的信心！为什么我有如此大的信心？因为那时我刚24岁，年轻力壮。我深信，别人能干到的事情，我也能干，这倒不是因为我聪明或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是因为我不怕艰难困苦，愿意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于事业上。我知道我的弟弟朱利欧同样具有献身精神，愿意做好工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勤奋的伙伴。

    别人低估了我们的能力。朱利欧和我则对我们自己具有充分的信心。

    朱利欧

    当1933年9月首次开始为商用而压榨葡萄时，我们天不明就起床了。我们在收割之前就去种植者的葡萄园，检查葡萄是否完全成熟，有没有发霉。

    当满载葡萄的卡车开进来时，我们把葡萄卸到压榨机里。等葡萄被压成葡萄汁后，我们把它吸入六英尺高的发酵罐里。葡萄汁一夜之间就开始发酵。最上一层，由葡萄梗和葡萄皮组成的酱状物像面团一样发了起来。

    如果听任酱状物的表皮干燥而结成一层硬壳，就会出现果蝇。我在发酵罐的顶部放了一块2英尺宽J2英尺长的木板，我站在木板上用一根长长的、两头发钝的桨状物把硬壳敲碎。我发现，在发酵期间，每天必须这样做两次。

    我用糖量计每天测量含糖量数次。一周左右，达到零度，酒完全纯化。

    这时，我们才开始把它吸入红杉木箍桶里。这些箍桶盛满后，便封闭起来。在这里，酒中渣滓便沉淀到底部。

    第一批酒生产出来后，我们品尝了一下，味道满不错的。贮存的年代越长，味道就会更加醇厚。我们把贮酒罐装得满满的，不久便可达到所批准的5万加仑贮藏限量。一切都很顺利，葡萄种植者排着长队给我们送货。但我们不想就此止步。

    10月初，我们拿出一笔纳税保证金，通知主管当局——烟酒武器专卖局前身——我们想提高我们的限量。

    我记得，我们睡在酿酒厂，闹钟一响就起床，以便必要时倒腾酒。我们常常连轴转。有时连续干活儿长达36个小时。在酿制第一批酒期间，欧内斯特和我睡在厂里，只是洗澡换衣和为了吃一顿热饭时，才回家。

    头一年，我们采用了许多品种的葡萄，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总共生产了177847加仑的佐餐红葡萄酒。

    12月份到了，禁酒令随之取消，可是，我们的酒一滴也没有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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