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将门关上，走进蓝幽幽、灰蒙蒙的屋内。从阳光普照的大街上走进屋里时，一开始好像都是这种感觉。她将所有窗子上的绿色窗帘都放下了四分之三，保持屋里的阴凉，直到她回来再将窗帘拉起来。他没有脱掉帽子，什么也没做，他不打算在家里久待。特别是一旦他将他带来的这只闹钟拨好时间，让它走动之后。事实上，就连走回那三条街区，乘上将他带回城里去的公共汽车，也是一种寒丝丝的感觉，因为他始终知道，在身后那一片寂静中，某件东西将会嘀嗒，嘀嗒，尽管在两个小时之内这事还不会发生。
他径直走向通向地下室的门。那是一扇结实的木门。他穿过门，将它关上，顺着光砖楼梯走进地下室。当然，冬天里，他不在家的时候，她不得不偶尔下来调节一下燃油炉。但是一过四月十五日，就只有他随时下来了，现在早已过了四月十五日。
她甚至不知道他下来过。他每个晚上都是趁她在厨房里洗涤碗碟的时候溜下来几分钟，等她洗好弄好走出厨房时，他已经回到楼上埋头看报了。将每次弄来的小包里面的东西加进盒子里已有的东西里，用不了多长时间。接电线花的时间较多，但是有一个晚上趁她外出看电影，他将电线接好了。（她说是看电影，可是看的什么片子却又支支吾吾说不清，不过他也没逼问她。）
地下室的梯子上装着一盏灯，但是除了晚上，那盏灯派不了用处，日光从水平的窗缝里渗进来，那窗子从外面看紧挨着地面，而从里面看则紧挨着地下室的天花板。窗玻璃外罩着铁丝保护网，由于没人擦洗，玻璃上积满了污垢，简直像是不透明似的。
那只盒子，现在不再仅仅是一只盒子，而是一架极度残酷的机器，靠墙而立，挨着燃油炉的一边，现在它已接好电线，装好了电池，他再也不敢挪动它了。他走到它面前，蹲了下来，伸出一只手爱抚地摸着它。他为它而骄傲，胜过他修好或装配过的任何一只名贵的手表，说到底，手表是没有生命的。而这只机器过不了几分钟就会产生生命，也许十分凶残，但总算是有生命的。就像—_生孩子。
他打开闹钟的包装纸，把他从店里带来的几件必需的工具摊在身边的地板上。两根精致的铜丝坚挺地从他在盒子上钻出的一个小洞里穿出来，像某种昆虫的触角一样严阵以待。死神将通过它们长驱直入。
他先将闹钟上了发条，因为一旦将它接上电线，他就无法安全地上发条了。他用一个专家的敏捷简便的手腕动作把发条上到最紧的程度。他这个钟表修理师可不是白当的。在这宁静的地下室里，这咯啦啦、咯啦啦的声音听起来肯定不祥，照理这是一种充满家庭气息的声音。通常意味着上床，安宁，熟睡，安全；现在则意味着走向毁灭。如果有人在听的话，一定会觉得是不祥之音。但这里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对他来说，这不是不祥之音，而是天籁。
他将闹钟定时在三点。但现在有一点不同。当时针指向三，分钟指向十二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发出无害的闹铃声，接在上面的电线通向电池，会发出一朵火花。转瞬即逝的一朵小火花——仅此而已。火花出现后，一直到商业区他的钟表店所在的地方，橱窗会产生震动，而也许一两只精细的手表机械会停摆。街上的人们会停住脚，彼此询问：“怎么回事？”
也许事后都没人能肯定地说，当时房子里除了她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人。人们只有在清理现场的过程中才会知道她在那里；事后她不会在别的什么地方。人们只能从地上的洞和四周的砖瓦屑才会知道房子本来在那里。
他纳闷，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做这样的事；他们不知道他们牵挂的是什么。也许没有聪明到能够自己打点一切，这就是原因。
他将闹钟跟自己的怀表对好了时间——点十五分——然后将闹钟后盖撬下来。他在店里时已经在后盖上钻了一个小洞。他仔细地将触角似的电线穿过小洞，更加仔细地将它们与这架机器的必需部分连接起来，始终没有颤动一下。这是高度危险的事情，但是他的双手没有辜负他，干起这种事来它们太熟练了。将后盖重新装上去不是个至关重要的事情，让它敞开或关上对结果都是一样的，但他还是将它装上去了，他的手艺匠的职业本能觉得有必要这么做，这样这件活儿才算是全部完成了。干完后，闹钟搁在地板上，好像是被随意地放在那里，嘀嗒、嘀嗒地走着，旁边是一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铜盖肥皂盒。从他进地下室之后十分钟过去了。还要等上一小时四十分钟。
死神在行动。
他站起来，俯视着自己的杰作。他点点头，在地下室地板上朝后退了一步，依然朝下看着，又点了点头，好像稍微变换一下视角只是使闹钟走得更快一点。他走到通往上面的楼梯跟前，又停下来，回头看看。他的视力很好。从他现在站的位置，他可以确切地看见钟面上的分的刻度，刚刚过去了一分钟。
他微微一笑，走上楼去，不是偷偷摸摸战战兢兢的，而是像一个在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带着一种房主人的不慌不忙的神色，昂头挺胸，脚步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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