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考坡菲-受辱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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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新搬进来的这个卧室,是个有知觉的东西,会作见证,那我现在都可以恳求它——现在又是谁在那儿睡觉呢,我真纳闷儿——让它证明,我那天到那儿去的时候,我心里有多沉重。我要往那个屋子里去,上楼梯的时候,一路都听见院子里的狗直冲着我叫。我进了屋里,直发愣,直发傻,呆呆地瞧着屋子,也和屋子直发愣,直发傻,呆呆地瞧着我一样。我当时坐下去,叉着两只小手儿,琢磨起来。

    我琢磨的都是顶古怪的东西。我琢磨这个屋子的样子;琢磨天花板上裂的缝子;琢磨墙上糊的纸;琢磨窗玻璃上打碎了的裂纹,它们把窗外的景物都弄得好像上面有一层水纹、一些漩涡似的;琢磨那个只剩了三条腿因而摇晃不稳的脸盆架儿,只见它好像带出一种满腹牢骚的神气,令人想到格米治太太怀念那个旧人儿的样子。我那时候,一直地老哭,不过,除了感觉到身上发冷,心里沮丧而外,我敢说,我总也没想到我为什么哭。到后来,我孤寂无聊到极点,就忽然想到,只有我和小爱弥丽才真是相亲相爱;而现在他们却硬把我和她拆开了,把我弄到这样一个好像没有人要我、没有人理我的地方,把我弄到这样一个连像她那样待我一半都不如的地方。我想到这儿,苦恼之极,把被的一角裹在身上,哭着睡了。

    我睡梦中听见有人说,“他在这儿哪”,同时觉得,有人把被从我那发热的脑袋上揭开了。我醒来一看,原来是我母亲和坡勾提找我来了,说话的和揭被的,就是她们两个里面的一个。

    “卫,”我母亲说,“你怎么啦?”

    她居然会问我这个话,我觉得非常奇怪,所以我当时就说,“不怎么。”我记得,我当时把脸转到里面,不让她看见我正在发抖的嘴唇,其实我那发抖的嘴唇,才是对她更能说明事实真相的答复。

    “卫,”我母亲说,“卫,我的孩子!”

    我敢说,那时候所有她能说的话里,都没有她这句“我的孩子”能使我更感动的了。我使劲用被蒙着我的脸,不让她看见我的眼泪,她要抱我起来的时候,我使劲用手推她。

    “这都是你闹的,坡勾提,你这个狠心的!”我母亲说。“我知道,这毫无疑问,都是你闹的。我真纳闷儿,不知道你良心上怎么过得去,居然能调唆我的孩子,叫他存心反对我,叫他存心反对我的亲人。你这都是什么意思,坡勾提?”

    可怜的坡勾提,只把手一举,把眼一翻,嘴里像把我平常饭后老说的那几句祷词换了一种说法那样,说,“上天可有眼,考坡菲太太;我只求告,你对你此刻说的这种话,以后永远也别后悔!”

    “这简直地是叫人发疯啊,”我母亲喊着说。“我这连蜜月还没过完哪!本来应该是:连跟我有深仇大恨的人,都要心软一下,都要收拾起嫉妒,好让我过几天安静日子,过几天快活日子。卫,你这个淘气的孩子!坡勾提,你这个野人一样的东西!哎呀!”我母亲烦躁不耐、由性任意的样子,骂我一句,又骂坡勾提一句。“这是什么世界啊,有这么些麻烦!我们本来还以为,我们有充分的权力,盼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多遂心就多遂心哪!”

    那时我觉得有一只手来抓我,我觉得那只手既不是我母亲的,也不是坡勾提的。我跟着就顺着床沿儿溜到地上,站起来了。那原来是枚得孙先生的手,他一面抓住了我一只膀子,一面说:

    “这是怎么啦?珂莱萝,我爱,难道你忘了吗?——要坚定啊,我的亲爱的!”

    “实在抱歉,爱德华,”我母亲说。“我本来真想乖乖地听话来着,谁知道可闹得叫人这样不好受哪!”

    “有这种事!”他回答说。“刚刚开头,你就说这种不中听的话了,珂莱萝。”

    “把我弄到现在这样,真太难堪了。”我母亲把嘴一撅,回答说。“实在是——太难堪了——难道不是吗?”

    枚得孙先生把我母亲拖到他身前,又跟她咬耳朵,又吻她。我当时看到我母亲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的膀子挨到他的脖子上,我就知道,像她那样柔顺的脾气,枚得孙先生愿意怎么拨弄她,就能怎么拨弄她。我现在知道,他也确实把这个办到了。

    “你先到下面去,我爱,”枚得孙先生说,“我和大卫一会儿就一块儿下去。”他对我母亲点了点头,笑了笑,把她这样打发开,看着她出去了,跟着就把脸沉下来,对坡勾提说,“我说,你这位朋友,你知道你太太姓什么吧?”

    “我伺候她伺候了这么些年了,先生,”坡勾提说,“我还能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

    “这话不错。”他回答说。“但是我刚才上楼的时候,可好像听见,你称呼她,用的不是她的姓。她现在跟着我姓啦,你不知道吗?你要把这个记住啦,听见啦没有!”

    坡勾提一句话也没再说,只很不放心地看了我几眼,一面打躬屈膝,一直躬出屋子去了。我猜想,她一定是看出来枚得孙先生要她出去,同时,她想在屋里待下去,又找不到借口,所以才不得已走了。屋子里就剩了我和枚得孙先生两个人了,那时候,他先把门关好了,在椅子上坐下,叫我站在他前面,用手抓住了我,然后目不转睛地一直往我脸上瞧。我觉得,我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往他脸上瞧,也是目不转睛地。我现在回想起我们俩当时这样面对面地他瞧我、我瞧他的光景,我好像又听见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乱蹦乱跳。

    “大卫,”他说,说完了,把两唇紧紧一闭,叫它们变得很薄。“比方我养活了一匹马,或者十条狗,它的性子拗,不听话,那你说我对付它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揍它。”

    我刚才回答他那句话,是憋住了气,打着喳喳说的;我现在不说话了,才感觉到呼吸急促起来。

    “我叫它怕,叫它疼。我自己跟自己说,‘我要制伏这个家伙’,即便那样办会要了它的命,我也一定要那样办。你脸上这是什么?”

    “泥儿,”我说。

    他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脸上是泪痕,就和我知道得一样地清楚。不过,即便他把这句话问我二十遍,每问一遍都打我二十下,那我相信,我都宁肯让我那颗孩子的心迸出来,也决不肯对他招认。

    “你人虽小,心眼儿可不少,啊,”他说,一面做出他个人所独有的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子来。“我看你还真知道我的脾气。快把那个脸洗一洗,老先生,好跟我一块儿到楼下去。”

    他一面用手指着脸盆架儿(就是我拿格米治太太打比方的那个脸盆架儿),一面把头一甩,叫我马上就照着他吩咐的话办。我知道,如果我稍有迟疑,那他一定要毫不顾惜,一下就把我打趴下;对于这一点,我当时就没有任何怀疑,现在更没有丝毫怀疑。

    我照着他的话把脸洗了,他就抓住了我的膀子,把我一直押解到起坐间,然后对我母亲说:“珂莱萝,亲爱的,我希望,你现在不会再觉得不好受了。咱们不用多久,就可以把这孩子的小孩子脾气改过来了。”

    我的天哪!那时候,如果他给我一句好话,那我可能一辈子都改好了,可能一辈子都变成了另一种样子的人;那时候,他只要说一句鼓励我的话,说一句讲明道理的话,说一句可怜我年幼无知的话,说一句欢迎我回家的话,说一句使我放心,感觉到这个家还真是我的家的话:只要说这样一句话,那我就可以不但不用外面作假敷衍他,而反倒要打心里孝顺他,不但不恨他,而反倒要尊敬他。我当时知道,我母亲看到我站在屋里那样战战兢兢,那样愣愣傻傻,也很难过。待了一会儿,我偷偷地溜到一把椅子前面,她用眼瞧着我的时候,露出比以前还要难过的样子来——因为她瞧不见一个小孩子走起路来那种活泼自然的脚步了。但是当时却没人说那个话,而说那个话的时机,却稍纵即逝了。

    吃饭的时候,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枚得孙先生好像很喜欢我母亲——但是我恐怕我可并没因为他那样就喜欢他——我母亲也很喜欢他。我从他们两个谈的话里,知道他有个姐姐,要上我们家来住,那天晚上就可以到。枚得孙先生本人,并没躬亲作任何经营,但是在伦敦一家酒厂里有股份,或者说在那儿每年可以分到红利;他曾祖的时候,那家酒厂就和他家有关系;他姐姐也和他一样,在那家酒厂有权益关系。这个话是我当时就知道了的呢,还是后来才知道的呢,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不过不必管我什么时候知道的,反正我可以在这儿提一提。

    吃完了正餐以后,我们都坐在炉旁,我就琢磨,有什么法子,能不让人发觉我竟胆敢溜走、而就逃到坡勾提那儿,免得把这一家的主人招恼了:正在这样不得主意的时候,一辆大马车在我们家园庭的栅栏门外停住,跟着枚得孙先生就起身走出,迎接来客去了。我母亲跟在他后面。我就提心吊胆地跟在我母亲后面。我母亲在起坐间门口,趁着暮色苍茫,转身像平常那样把我抱住,在我耳边上偷偷地告诉我,叫我孝顺我的新爸爸,听他的话。她这样抱我、告诉我的时候,是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好像做的是什么亏心事似的,但是却又极其温柔慈爱地。她把她的手向后伸着,握住我的手,我们走到枚得孙先生在园庭里站的地方,她就把我的手放开,用她的手挽着枚得孙先生的胳膊。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枚得孙小姐。只见这个妇人,满脸肃杀,发肤深色,和她兄弟一样,面目、嗓音,也都和她兄弟非常地像。两道眉毛非常地浓,在大鼻子上面几乎都联到一块儿了,好像因为她是女性,受了冤屈,天生地不能长胡子,所以才把胡子这笔账,转到眉毛的账上了。她带来了两个棱角峻嶒、非常坚硬的大黑箱子,用非常坚硬的铜钉,把她那姓名的字头,在箱子的盖儿上钉出来。她开发车钱的时候,她的钱是从一个非常坚硬的钢制钱包儿里拿出来的,而她这个钱包儿,又是装在一个和监狱似的手提包里,用一条粗链子挂在胳膊上,关上的时候像狠狠地咬了一口一样。我长到那个时候,还从来没见过别的妇人,有像枚得孙小姐那样完全如钢似铁的。

    枚得孙先生和我母亲,对枚得孙小姐做了许多欢迎的表示,把她领到起坐间,她在那儿郑重其事地认了我母亲这个新至亲。于是她瞧着我说:

    “弟妹,这是你的小子吗?”

    我母亲说,是。

    “说起来,我是不喜欢小子的,”枚得孙小姐说,“你好哇,小子?”

    在这样令人鼓舞的情况下,我答道,我很好,我希望她也很好;我说的时候,态度不够恭敬的,因此惹得枚得孙小姐只用三个字就把我一下打发了:

    “缺家教!”

    她把这三个字清清楚楚地说完了以后,就道劳驾,说要看看她的屋子在哪儿。那个屋子,从那个时候以后,就成了一个壁垒森严、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了。在那儿,那两个黑箱子,从来没有人看见打开过,也没有人看见有没锁着的时候。在那儿(因为她不在屋里的时候,我有一两次扒着门缝儿往里瞧过)有无数的小钢手铐和铆钉儿[82],森严可畏,罗列成行,挂在镜子上,那是枚得孙小姐打扮的时候戴的。

    据我所能了解到的,她这一来,就一下扎下了根,再也不打算走了。第二天早晨,她就开始“帮”起我母亲来,一整天的工夫,都在那个放东西的小屋子里进进出出;她说是叫每样东西都各得其所,其实是把原来的安排弄得天翻地覆。枚得孙小姐的脑子里,老疑神疑鬼,纠缠不清,认为女仆们弄了个男人在家里,不定藏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她这个人突出的特点,让我几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的。由于这样活见鬼,她往往在特别古怪的时候,钻到盛煤的地窨子里,每次开完了黑咕隆咚的橱子,总要把橱门砰的一声关上,一心相信,她已经抓着了那个男人了。

    枚得孙小姐这个人,虽然绝对没有飘然凌空的体态,而在早起这一点上,却完全和云雀一样。家里别的人,还都没有动静,她就起来了(去抓藏在这所房子里那个人,这是我一直到现在还信以为然的)。根据坡勾提的看法,枚得孙小姐即便睡觉的时候,也睁着一只眼睛;不过我却不同意她这种说法;因为我听她这样说了以后,自己曾试过,结果办不到。

    她来了以后第二天早晨,鸡刚一叫,就起来拉铃儿。我母亲下楼吃早饭,要预备茶的时候,枚得孙小姐在她腮上啄了一下,那就是她最近乎一吻的举动,同时说:

    “我说,珂莱萝,我的亲爱的,我到这儿来,你是知道的,是要把所有的麻烦事儿,都替你担负起来。因为你太漂亮了,太不会思前虑后的了”——我母亲听了这个话,脸上虽然一红,却不由得笑起来,人家把她说成这样的人,她好像并没不高兴,——“如果什么事儿都硬要叫你做,就不合适了;所以凡是我能做的,都由我来做好啦。你要是不见外,把你的钥匙都交给我,我的亲爱的,那以后所有这些事儿,我就都替你办了。”

    从那个时候以后,枚得孙小姐,白天把那些钥匙放在她那个小小的监狱里,晚上就把它们放在她的枕头底下,我母亲就算是跟它们完全无缘了,也就像我跟它们完全无缘一样。

    我母亲并不是连一丝一毫都没反抗,就让她的大权旁落的。有一天晚上,枚得孙小姐跟她兄弟谈论家务,她提了一些办法,他就表示了赞同。他们正谈着的时候,我母亲突然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说,她本来还以为,他们可以跟她商议商议哪。

    “珂莱萝!”枚得孙先生态度严厉地说。“珂莱萝!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

    “哦,你对我说,你没想到我会这样,那倒很好,爱德华!”我母亲哭着说。“你对我说,我应该坚定,那也很好。但是叫你自己这样,你可就要不高兴了。”

    我可以说一下,坚定就是枚得孙姐弟二人共同立身处世的伟大依傍。如果当时有人问,我对这种伟大依傍怎样了解,那不管我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反正我自己有一套看法;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所说的坚定,就是暴虐的别名,也就是他们两个所共有的那种脾气——那种阴沉、傲慢、魔鬼一般的脾气——的别名。如果现在让我说的话,他们的信条是这样的:枚得孙先生坚定,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别人都不许像他那样坚定: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别人都绝对不许坚定,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屈服于他的坚定之下。只有枚得孙小姐是例外。她也可以坚定,不过她的坚定是有分寸的,她的坚定只能是低一级的,只能是一个附庸。我母亲是另一个例外。她可以坚定,而且必须坚定,但是她那种坚定,却只是要坚定地忍受他们的坚定,坚定地相信世界之上,没有别的坚定。

    “太难堪了,”我母亲说,“在我自己家里——”

    “我自己家里?”枚得孙先生重了一遍说。“珂莱萝!”

    “我的意思是说,在咱们自己家里,”我母亲显然吓坏了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我想你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的,爱德华——在你自己家里,我可对于家务,连一句话都不能说,真太难堪了。我敢说,咱们没结婚以前,我管家管得很不错。我这个话并不是瞎说,我有见证,”我母亲哭着说。“你问问坡勾提,没有别人来插手的时候,我是不是管得很好?”

    “爱德华,”枚得孙小姐说,“咱们不必闹啦。我明儿就走。”

    “捷恩·枚得孙,”她兄弟说。“不许你开口!听你这个话好像暗含着,说你不知道我的脾气似的,你怎么敢这样!”

    “我决没有叫别人走的意思,这是清清楚楚的。”我那可怜的母亲,让他们挤对得走投无路,流了许多眼泪,接着说。“要是有人要走,那我就非难过不可,就非苦恼不可。我并非要这样,要那样。我并不是不讲理。我只求你们有的时候也和我商议商议就够了。不论谁,凡是帮我的忙的,我都感激。我只求你们,仅仅作为一种形式,有的时候和我商议商议就够了。从前有过一个时期,我还认为,你因为我没有世事经验,还像个少女,挺喜欢我哪。——一点不错,你这样说过——但是现在你可又好像因为我这样,又嫌我了,因为你对我那样严厉么。”

    “爱德华,”枚得孙小姐说,“咱们不必闹啦。我明儿就走。”

    “捷恩·枚得孙,”枚得孙先生大发雷霆说。“你不开口成不成?你怎么这样大胆!”

    枚得孙小姐好像从狱里提犯人那样,把手绢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捂在眼上。

    “珂莱萝,”他把眼盯着我母亲接着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真一点也没料到你会这样!不错,我本来想,娶一个单纯天真、没经过什么事儿的女人,把她的性格改造一下,把她缺少的坚定果断灌输点给她,是一桩快事。但是,现在捷恩·枚得孙,不怕麻烦,在这方面来帮我的忙,为了我,来当一个等于是女管家的角色,可遇到了以怨报德的——”

    “哦,我求你,我求你,爱德华,”我母亲喊着说,“千万别说我忘恩负义。我敢说,我决没有忘恩负义。以前没有任何人说过我那种话。我这个人,当然有好些毛病,但是可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哦,你千万可别说我是那种人,我的亲爱的!”

    “我刚才说,现在,捷恩·枚得孙遇到了,”他等到我母亲不言语了的时候,接着说,“以怨报德的情况,那我的感情就冷淡了、就改变了。”

    “我爱,你不要说这种话啦,”我母亲很可怜的样子哀求说。“哦,别说这种话啦,爱德华!这种话我听了可真受不了。不管我这个人怎么样,反正我的心肠可最软,一点不错,我的心肠最软。我确实知道,我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这样说。不信你问坡勾提。我敢保,她一定会告诉你,说我的心肠最软。”

    “一味的软弱,不管够到什么程度,珂莱萝,”枚得孙先生回答说,“对我都丝毫没有影响。你说这些话,净是白费气力。”

    “咱们和好吧,”我母亲说。“叫我在冷冷淡淡或是别别扭扭的情况下和人相处,我可受不了。我很抱歉。我知道我有好多毛病;爱德华,你肯不怕麻烦,用你的毅力来改正我的毛病,那你太好了。捷恩,我什么都听你的好啦。你要是一动走的念头,那我的心就非碎了不可——”我母亲说到这儿,悲不自胜,说不下去了。

    “捷恩·枚得孙,”枚得孙先生对他姐姐说,“咱们两个,以前可从来没有过疾言厉色。今儿晚上,发生了这样从没有过的事,并不能说是我的错儿;我这是受了别人的连累,才误入歧途。也不能说是你的错儿,你也是受了别人的连累,才误入歧途。咱们顶好都把今儿晚上这个碴儿忘了好啦。”他说了前面那几句宽宏大量的话以后,又补了一句,“再说,这种光景,让小孩子看着,也不像话。大卫,你睡觉去吧!”

    我满眼都是泪,几乎都找不到门了。我看着我母亲受这样的罪真难过。不过我还是摸索着出了屋子,又暗中摸索着上了楼,来到了我的寝室,连去对坡勾提说“夜安”,跟她要支蜡的心肠都没有了。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坡勾提上楼来找我,把我聒醒了,那时候,她告诉我,说我母亲凄凄惶惶地睡觉去了,只有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两个人坐在那儿。

    我第二天下楼,比平常略早一些。我来到起坐间门外,听见我母亲的声音,我就站住了。只听她正在那儿低声下气地哀恳枚得孙小姐饶了她这一遭儿;那位小姐总算开恩,不再怪她,两个人才算完全言归于好。从那时候以后,我只知道,我母亲对于任何事,不先请示枚得孙小姐,或者不先想法确实弄清楚了枚得孙小姐是什么意见,就决不敢表示意见。我每逢看见枚得孙小姐一发脾气(她在那一方面最拿不住,最不坚定),把手伸到手提包那儿,好像要掏钥匙、把它交还我母亲,我就看见我母亲吓得心惊胆战。

    枚得孙一家的血统里这种沉郁的病态,使枚得孙氏的宗教信仰都带上了沉郁阴暗的色彩,使它变得严峻、狰狞。我从那时起,曾琢磨过,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有这种性质,是枚得孙先生的坚定必有的结果。他对任何人,只要找到惩罚的借口,就一定给那个人最严厉的惩罚中最重的分量,决不放过,决不宽贷。既然如此,所以我们上教堂的时候,他们那种森然逼人的面目,教堂里那种改变了的气氛,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现在回忆起来,就好像可怕的礼拜天又来到了:在那几个排成一队的人里面,我是第一个进教堂的,好像是一个俘虏,叫人押着去做苦工。我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枚得孙小姐又出现了:只见她穿着像是用黑棺罩做的天鹅绒长袍,紧跟在我后面,她后面是我母亲,我母亲后面就是她丈夫。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没有坡勾提跟我们在一块儿了。我好像又听见枚得孙小姐嘟嘟囔囔地应答[83],碰到令人畏惧的字眼[84],就带着从残忍中尝到滋味的样子津津有味地使劲念诵。我好像又看见她说“苦难的罪人”[85]的时候,她那两只黑眼睛,在全体会众身上转,好像她对全体会众咒骂。我好像又看到了我那难得看见的母亲,夹在他们两个中间,胆怯心惊地动着嘴唇,而他们两个,就一边一个,在她的耳边上,像闷雷那样咕噜。我又一次忽然害怕起来,心里纳闷儿,不知道是否我们的老牧师错了,而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对了,是否天上的天使,都是毁灭的天使。我又一次觉得,我动一动手指头,或者松一松脸上的筋肉,枚得孙小姐就用她的《公祷书》杵我,把我的肋条杵得生疼。

    不错,我又看到了这种种情况,不但如此,我还又一次看到,我们从教堂里回家的时候,有的邻居,瞧瞧我母亲,又瞧瞧我,跟着又交头接耳地谈起来。我还又一次看到,他们三个胳膊挽着胳膊往前走,我一个人在后面滞留,那时候,我也跟着邻居们的眼光瞧我母亲,同时心里纳闷儿,不知道我母亲的脚步,是不是当真没有我从前看到的那样轻快了,她的美丽轻盈,是不是当真因为受到折磨而消失无余了。我还又一次纳闷儿,不知道邻居们是否也和我一样,想起从前我们俩——她和我——回家的情况。我就这样,在寂寞无聊、阴沉抑郁的时候,一整天一整天呆呆地纳闷儿,琢磨所有这一类的情况。

    他们曾有时谈到要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上学。这是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提出来的,我母亲当然同意。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最后商定,所以在此期间以内,我在家里学习。

    那种学习,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监督我的人,名义上是我母亲,实际上却是枚得孙先生和他姐姐,他们永远在场。那正是他们给我母亲灌输、他们胡叫做是坚定的那种教育的绝好机会;这种坚定真正的是我们母子两个命中的魔星。我相信,他们就是为了这种目的,才把我留在家里的。我和我母亲两个人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我对于学习,本来很灵快,很喜欢。我现在还模模糊糊地记得我在她膝前学字母的情况。一直到现在,我看到了童蒙课本上那种又粗又黑的字母,它们那种使人迷惑的新异样子,还有O、Q和S这三个字母那种好像笑嘻嘻的样子,就好像又和从前一样在我面前出现。它们并没有引起我厌恶或者勉强的感觉。不但没有那样,我还好像一路走的都是花儿遍开的地方,我就那样一直走到讲鳄鱼的书,并且一路上都有我母亲温柔的声音和态度,来鼓励我前进。但是现在接着那种学习而来的严厉课程,我记得,却把我的平静一击而歼灭无余了,使课程本身,变成天天得做的苦活、天天得受的苦难了。我现在学的功课,又长,又多,又难——其中有一些,我完全不懂——对于这些功课通常我总是完全莫名其妙,我相信,就跟我那可怜的母亲一样。

    现在,让我回忆一下这种课程都是怎样进行的,使一天的早晨重新出现好啦。

    吃了早饭,我就带着课本、练习本和石板,上了我们家那个次好的起坐间。我母亲这时候早就坐在书桌后面,专诚等着我了。但是她这个专诚,却还不及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的一半儿呢:他们两个,一个坐在窗前的安乐椅上(假装着看书),一个坐在离我母亲很近的地方串钢珠儿[86]。我一见他们两个,我就心里嘀咕,就开始觉得,我原先费了不知多大的劲儿才记在脑子里的东西,都一齐溜走了,溜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我附带地说一句,我真纳闷儿,不知道它们到底都到哪儿去了。

    我把头一本书递给了我母亲。那也许是语法,也许是历史,再不就是地理。我把书递到她手里的时候,我就像要淹死的人那样,最后把书看了一眼,一开始的时候,趁着书刚念会了的新鲜劲儿,用赛跑的速度高声背起来。于是有一个字打了一个顿儿,枚得孙先生抬起头来瞧,又有一个字打了一个顿儿,枚得孙小姐抬起头来瞧。我的脸红了,我有六七个字连连打顿,最后完全打住。我想,我母亲如果敢的话,她一定会把书给我看的,但是她却不敢。她只轻柔地说:

    “哦,卫呀,卫呀!”

    “我说,珂莱萝,”枚得孙先生说,“对这孩子要坚定。不要净说‘哦,卫呀,卫呀’。那太小孩子气了。他念会了就是念会了,没念会就是没念会。”

    “他没念会,”枚得孙小姐令人悚然可怕地插了一句说。

    “我也恐怕他没念会,”我母亲说。

    “那样的话,你要知道,珂莱萝,”枚得孙小姐回答说,“你就该把书还他,叫他再念去。”

    “不错,当然该那样,”我母亲说。“我也正想把书还他哪,我的亲爱的捷恩。现在,卫,你再念一遍,可不许再这么笨啦。”

    我遵从了这个告诫的前半,又念了一遍,但是对于这个告诫的后半,却没成功,因为我非常地笨。这一次连头一次背到的地方都没背到;我第一次本来会背得很对的地方,这一次却也忘了。我就打住了想底下的。但是我想的却不是我的功课。叫我想我的功课,是办不到的。我想的是枚得孙小姐做帽子的纱布有多少码,想的是枚得孙先生的睡衣值多少钱,还有诸如此类与我毫不相干、而且我也决不想和它有什么相干的荒谬问题。枚得孙先生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这本是我早就料到了必有的动作。枚得孙小姐也不耐烦地动了一下。我母亲低声下气地往他们那面斜着眼瞧了一眼,把书合上,作为我的欠债,等到我别的功课都做完了的时候再补。

    一会儿,这种欠债的书就摞成一摞了,欠的债像在雪里滚的雪球一样,越涨越大。欠的债越多,我也就越笨。事情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了,我觉得我陷到一片荒谬愚蠢的烂泥里去了,因此我就完全不作从那里面挣扎出来的想法,而把一切付之于天。在我越来越错的时候,我母亲和我那样毫无办法地你看我、我看你的情况,真是凄惨之至。但是在这种折磨人的功课里,最令人难过的是,我母亲(以为没有人注意她)嘴唇稍微一动,想给我点儿启发,那时候,枚得孙小姐(她坐在那儿,没有别的事,就老在那儿埋伏着窥伺这种机会)就用低沉的警告声音说:

    “珂莱萝!”

    我母亲吓得一跳,脸上一红,要笑又笑不出来。枚得孙先生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书本,朝着我打,再不就用它打我的耳光,然后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推到门外面。

    即便我把功课都做好了,还有更难的跟在后面。这就是可怕的算术。这种算术,是专为我想出来的,题目由枚得孙先生亲自口述,开头是:“我到一个干酪铺子里买了五千块双料格勒斯特干酪[87],一块干酪四便士零半便士,一共多少钱。”这个题目一出,我就看到枚得孙小姐暗中叫好儿。我趴在桌子上,死气白赖地算这些干酪的价钱,一直算到吃正餐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结果,一点也没有启发。那时候,石笔面儿都钻到我的毛孔里去了,把我弄成了一个黑人混血儿了。他们只给我一片儿面包吃着再算干酪的账,同时,那天一整晚上,我都成了一个人所不齿的小家伙了。

    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些年了,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那种折磨人的功课,好像都是这样进行的。如果没有枚得孙姐弟二人,我本来可以学得很好,但是这两个枚得孙对于我的影响,就像两条蛇的魔力对于一个可怜的小鸟儿一样。即便我一上午的功课都做得还算不错,那我除了得到一顿饭吃而外,别的也什么都得不到。因为枚得孙小姐一看到我没有功课,心里就难受;我只要一不小心,露出一丁点暂时无事可做的样子来,她就用以下的话引起她兄弟的注意:“珂莱萝,我的亲爱的,没有比工作再好的了——给你的孩子点功课做做。”这样,我马上就又得在那儿钉住了,动不得了。至于和跟我一样大的孩子一块玩儿,那是我很少有的。因为枚得孙姐弟二人那种阴郁的神学理论,把小孩看做是一群毒蛇(虽然耶稣曾领过一个小孩,叫他站在门徒中间[88]),他们认为,小孩互相传播毒素。

    我现在认为,这种继续了六个多月的情况,把我弄得呆笨、阴郁、愣傻、倔强,那本是这种办法自然的结果。我感觉到,我一天一天地和我母亲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生分,这种感觉,并没使我的阴郁、呆笨、愣傻、倔强减少。如果不是因为有另一种情况,那我很可能变成了呆若木鸡的傻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父亲在楼上一个小屋子里,留下了数量不多的一批藏书。那个屋子,我可以自由出入(因为它就在我的寝室隔壁),但是家里却从来没有别人到那儿打扰的。从那个给我带来幸福的小屋子里,拉得立克·蓝登、派里格伦·皮克尔、赫姆夫里·克林克、汤姆·琼斯、维克斐的牧师、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和鲁滨孙·克鲁叟[89]这一支光辉的队伍,出来和我做伴。就是因为有他们,我才没变得心如槁木死灰,我才还抱有超越现时现地的一丁点儿希望——这些书,还有《天方夜谭》和《神仙故事》[90]——对我毫无害处。如果这些书里有一些有什么害处的话,我却并没受到。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害处。我当时有那么多更繁重的作业,得整天价抱着书本死啃瞎撞,居然还能挤出时间来看那些书(像我当时那样),这让我现在想起来,觉得不胜惊异。我当时在我那些小小的苦难中(那在我实在就是大大的苦难),居然能把自己想象作书里我喜欢的角色(像我当时那样),而把枚得孙姐弟派作书里的坏人(也像我当时那样),来安慰自己,这让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不胜稀奇。我曾有一个星期之久,一直地老是汤姆·琼斯(一个小孩子的汤姆·琼斯,一个老实、无害的人物)。我记得一点不错,我有的时候,有一个月之久,一直不断地充当自己心目中那个拉得立克·蓝登。我对于架子上那几本水陆游记(我记不得是什么名字了),老像饥不择食似地读得津津有味。我记得,我有的时候,一连好几天,都用旧鞋楦头正中间那一块[91]作武器,在我们家这所房子里我自己的领域上到处游荡,完全像皇家海军的某某舰长又活活出现了,正要遇到叫野蛮人包围起来的危险,决心要够本才能死。舰长从来没有因为叫人用拉丁文法书打过耳光而失去尊严。叫人用拉丁文法书打耳光而失去尊严的只是我。但是舰长却总归是舰长,并且还是英勇的舰长——不管有什么文法书,即便是全世界所有的语言文法书,不论是死的语言,还是活的语言。

    这是我唯一无二的安慰,我经常不变的安慰。现在我只要一想,当时的情况就总是如在目前;时间是夏天晚上,别的孩子都在教堂墓地里玩儿,我就坐在床上,拼命地看书。附近一带每一个仓房,教堂墙上每一块石头,教堂墓地里每一英寸地方,在我的脑子里,都各自有它和这些书的联系,都代表过书里某些有名的地点。我曾看见托姆·派浦斯[92]往教堂的尖阁上爬;我曾瞅见司特莱浦[93],背上背着包裹,靠在小栅栏门上休息;我确实知道舰队司令特伦尼恩[94]在我们村那个酒店的谈话室里和皮克尔先生聚会。

    读者读了这几段以后,可以知道,和我一样地知道,我现在重新回忆起来的那段童年,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早晨,我拿着书进了起坐间,我看见我母亲脸上是焦灼的样子,枚得孙小姐脸上是坚定的样子,枚得孙先生呢,就在那儿往一根细手杖——一根柔软的细手杖的梢儿上绑什么东西。我进了屋子,他就不绑了,把手杖理了又理,抽了又抽。

    “我跟你说吧,珂莱萝,”枚得孙先生说,“我自己从前就常叫鞭子抽过。”

    “那还用说!那是当然的,”枚得孙小姐说。

    “你说的是,我的亲爱的捷恩,”我母亲低声下气、结结巴巴地说。“不过——不过你想,那对于爱德华有过好处吗?”

    “你认为那对于爱德华有过坏处吗,珂莱萝?”枚得孙先生阴沉地说。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他姐姐说。

    对于这句话,我母亲只说,“一点也不错,我的亲爱的捷恩,”说完了就不再言语了。

    我当时就觉得不妙,就知道这番话是于我有关系的,所以我就往枚得孙先生那儿瞧,只见他的眼光也正和我的眼光对上了。

    “现在,大卫,”他说——说的时候,我又看到他那种对眼儿的情况——“今天可不比往常,你可要给我特别小心。”他又把手杖理了一下,抽了一下;一切都弄停当了,他把手杖放在身边,脸上带着郑重其事的样子,拿起书来。

    那天一开始,就遇到这种情况,那对于我可真得说是一服使我的镇定更新的灵丹。我觉得我的功课里面的字,全溜走了——不是一个一个、也不是一行一行溜走了,而是整个一页一页溜走了;我倒是想要抓住了它们,叫它们不要溜走;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比方的话)它们却都好像是穿上了冰鞋那样,一下就溜走了,那么呲溜呲溜地,要拦也拦不住。

    我们从一开头就糟起,越往后越糟。我原先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本来以为预备得很好,还想露一手儿;谁知道那却是大错而特错呢。一本一本的书,越摞越厚,都摞到背不出的那一部分里去了。枚得孙小姐自始至终,都目不转睛地一直瞅着我们母子两个。最后,到了算那五千干酪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出的题目是五千个手杖),我母亲一下哭了起来。

    “珂莱萝!”枚得孙小姐用她那警告的声音说。

    “我觉得,身上有点不舒服,我的亲爱的捷恩,”我母亲说。

    我看见枚得孙先生一面横眉立目地对他姐姐使了个眼色,一面把手杖拿在手里,站起来说:

    “我说,捷恩,叫珂莱萝用完全坚定的态度,来应付今天大卫给她的这些麻烦和苦恼,几乎是不可能的。那非真正有克己的功夫不可。珂莱萝大大地坚强啦,大大地进步啦,不过我们可不能期望她完全坚定。大卫,咱们两个到楼上去好啦。”

    他把我拖出门外的时候,我母亲朝着我们跑过来。枚得孙小姐就一面说,“珂莱萝,难道你真成了糊涂虫了吗?”一面拦着她。我于是看见我母亲把耳朵捂起来,听见她放声哭起来。

    枚得孙先生把我慢慢地、严肃地押到楼上我的屋子里——我敢肯定说,他对于司刑执法,能那样严肃地表演一番,很感到快乐——我们到了那儿,他突然把我的头一扭,夹在他的膈肢窝里。

    “枚得孙先生,先生!”我对他喊:“别价!饶了我吧!别打我!我真想要乖乖儿地学来着,先生,不过你和枚得孙小姐在一旁的时候,我就学不进去,实在学不进去!”

    “你学不进去,实在学不进去,是吗,大卫?”他说。“那咱们试试看吧。”

    他把我的头使劲夹住了,好像夹在老虎钳子里一样。但是我还是不知怎么缠在他身上,叫他停了一会儿工夫,同时哀告他,叫他不要打我。不过我只叫他停了一会儿的工夫;因为跟着他就使劲用手杖作鞭子抽起我来,同时我就把他把着我的那只手抓住了,放在嘴上,使劲一咬,把它咬破了。我现在想起来,我的牙根还痒痒呢。

    他跟着就下毒手死命地打起我来,那股子狠劲,好像他不把我打死就不肯罢休。在我们这样的闹腾中,我听见有人往楼上跑,我听见有人哭喊——我听见我母亲哭喊——还有坡勾提也哭喊。跟着枚得孙先生走了;我屋子的门就从外面锁上了。我就躺在那儿,浑身又烧又热;受伤的地方都破了,一碰就非常地疼;同时,像小鳅生大浪一样,在地上大闹脾气。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慢慢地安静下来以后,只听全家各处,一片沉静,真使人起奇异之感。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我当时鞭伤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我就开始觉得,我这个孩子真太坏了。

    我坐在那儿,听了老半天,但是却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从地上爬起来,蹭到镜子前面。只见我的脸肿得那样,红得那样,丑得那样,连我自己看着都几乎怕起来。那时候,我身上的鞭伤,仍旧一动就疼,一碰就疼;所以我往镜子前面去这一下,身上又疼起来,一疼我就又哭起来。但是鞭伤之疼和我的罪恶之感一比,就算不了什么了。我敢说,我这种罪恶之感,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即便我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感觉都不会有那样强烈。

    这时候天慢慢地黑了,我把窗关上了(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头枕着窗台躺着的,哭一会儿,迷瞪一会儿,再无精打采地往外瞧一会儿),于是门开开了,枚得孙小姐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些面包、肉和牛奶。她一言未发,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同时带着堪称模范的坚定态度,恶狠狠地瞅了我一眼,跟着回身走出去,随手又把门锁上了。

    天黑了好久,我还是坐在那儿,心里纳闷儿,不知道会不会还有别人来。我一想,那天晚上,大概不会再有别人来了,我就把衣服脱了,上床躺下了;我在床上直纳闷儿,直害怕,不知道他们要怎样处治我。我这是不是构成了刑事的罪名呢?我这是不是得交给警察看管起来,得送到狱里监禁起来呢?我这是不是有受绞刑的危险呢?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情况,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刚一醒来那一刹那,还觉得有一股清新劲儿,叫人高兴;跟着想起昨天来,就又旧事陈迹,阴郁凄怆,重重地压在心头,使人意气一下消沉。我还没下床,枚得孙小姐就又露面了。她告诉我,说我可以有半小时的工夫,在园庭里散步,不许超过半小时。她就说了这几个字,说完了就走了;走的时候把门敞着,以便我可以享受那种恩典。

    我到园庭里溜达了半小时。在我监禁的时期里,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一共监禁了我五天。如果我能单独见到我母亲,我一定要双膝跪下,求她饶恕我。但是在所有那个时间里,除了枚得孙小姐,我就看不见任何别的人。只有在做晚祷的时候,枚得孙小姐,在别人都各就其位以后,把我解递到起坐间里,和一个小小的法外之人一样,把我单独安插在靠门的地方,还没等到任何别人从那种虔敬的姿势里站起来,我那个解子,就又庄严地把我解回了寝室。我只看到,我母亲跪在离我要多远就多远的地方,老把脸背着我,因此我老没瞧见她的脸。我又看到,枚得孙先生的手,用一大块纱布裹着。

    这五天,迟迟的长日,漫漫的长夜,我没有法子使任何人了解。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所占据的时间,不只是几天,而是好几年。我怎样细听家里一切能听得见的琐细动作,像铃儿响,门开了又关上了,人喃喃地说话,人上楼;细听外面的人又笑,又吹口哨儿,又唱歌儿,在我那样的寂静和耻辱中,只显得比任何事物都更惨淡——时光怎样过得毫无定准,特别是夜里我醒来的时候,本来以为是早晨,不料实在却是晚上,家里的人还没就寝,长夜还没熬过——我怎样夜里做噩梦,受魇魔,弄得心意沮丧——清晨、午间、下午和黄昏怎样来临,别的孩子怎样都在教堂墓地里玩儿,而我却只能在屋子里老远地瞧着,满心惭愧,不敢在窗户那儿露面儿,唯恐他们知道我是个囚犯——我怎样老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觉得有奇异之感——我怎样有时见了有吃的、喝的,一瞬之间仿佛觉得高兴起来,而吃完了、喝完了,却又懊丧起来——有一天晚上,怎样下起雨来,带来了清爽的气息,怎样雨越下越急,把我和教堂隔断,又怎样到后来,雨和越来越昏暗的夜色,好像把我淹没在阴惨、恐惧和悔恨之中——所有这种种情况,都好像不是一天一天地来而复去;而是一年一年地来而复去,因为它们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那样强烈、那样鲜明的印象。

    在我被监禁的最后那天夜里,我听到有人打着喳喳儿叫我的名字,把我叫醒了。我从床上一下跳了起来,在暗中把两只胳膊伸出去说:

    “是你吗,坡勾提?”

    没人马上回答,但是跟着我就又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叫的声音,非常神秘,非常吓人,如果不是我当时想到,那一定是从钥匙孔儿那儿来的,那我认为,我非吓晕了不可。

    我摸索到门那儿,把嘴放到钥匙孔儿上,打着喳喳儿说:

    “是你吗,亲爱的坡勾提?”

    “是我,我的宝贝儿,我的卫,”她回答说。“你要轻轻儿的,像耗子那样才好——要不,猫就要听见咱们了。”

    我明白,她这指的是枚得孙小姐,我也很了解情势的严重,因为枚得孙小姐的屋子就紧挨着我的屋子。

    “我妈现在什么样儿,亲爱的坡勾提?她是不是很生我的气?”

    我能听到,坡勾提回答我的话以前,在钥匙孔儿那一面不敢出声地哭泣,也和我在钥匙孔儿这一面不敢出声地哭泣一样。

    “她没生气,没怎么生气。”

    “他们要把我怎么办哪,亲爱的坡勾提?你知道不知道?”

    “送你到学校,离伦敦不远,”坡勾提回答说。她头一次说这个话的时候,因为我忘了把嘴从钥匙孔儿那儿挪开,而把耳朵贴到那儿,所以她那几个字都钻到我的嗓子眼儿里去了;因此她的话虽然叫我大大地刺痒难熬,却并没能送到我的耳朵里。我只得请她又说了一遍。

    “多会儿,坡勾提?”

    “明儿。”

    “枚得孙小姐把我的衣服从我的五斗柜里拿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了?”她曾把我的衣服拿出来了,不过我却忘了说。

    “不错,”坡勾提说,“还有箱子。”

    “我能不能见我妈一面哪?”

    “能,”坡勾提说。“明儿早晨。”

    跟着坡勾提就把她的嘴紧贴在钥匙孔儿上,从那儿把后面的话,那样热烈、那样诚恳地说了出来。我可以冒昧地说,自从钥匙孔儿充作传话的媒介以来,从来没传过那样热烈、那样诚恳的词句。每一句短短的话,都是以它那种独有的呜咽颤抖、从那个钥匙孔儿那儿断断续续地迸进来的。

    “卫,乖乖——前几天,我跟你不能像从前那样亲热——那可不是因为我不疼你——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疼你——比从前还更疼你——我的宝宝。我不和你亲近——是因为我觉得——不亲近对于你比较好。对于另一个人也比较好。卫,我的乖乖,你听着吗?你听得见吗?”

    “听—听—听得见,坡勾提!”我呜咽着说。

    “我的心肝!”坡勾提说,说的时候,带出无限的痛惜来。“我要说的话,就是——你要永远想着我——因为我也要永远想着你。我看护你妈,卫——也要和我从前看护你一样——我决不能把她撂了。以后准有一天,她会觉得高兴——能把她那可怜的头枕在她这个心眼又笨、性子又不好的老坡勾提的胳膊上。我一定写信给你,我的亲爱的。尽管我不是什么文墨人儿,我要——我要——”说到这儿,坡勾提因为亲不着我,就开始亲起钥匙孔来。

    “我谢谢你,坡勾提!”我说。“哦,我谢谢你,谢谢你!你能不能答应我一样事,坡勾提?你能不能写信告诉坡勾提先生和小爱弥丽,还有格米治太太和汉,告诉他们,说我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说我问候他们——特别问候小爱弥丽,我求你替我办这件事,成不成,坡勾提?”

    这位仁厚的人答应了我,说一定成;跟着我们两个都最疼爱地亲那个钥匙孔儿——我记得,我还用手拍那个钥匙孔儿,好像那就是忠诚的坡勾提的脸一样——我们就这样分别了。从那天夜里起,我心里对坡勾提,就生出了一种我不大能说得清楚到底是什么的感情。她当然没有把我母亲的地位挤掉了,没有人能那样,但是,我当时却好像,心头挖掉了一块肉,她就补在那块地方,我的心又长好了,把她包在里面;我就这样对于她有了一种对任何人都没有的感情。同时,这种感情,又是掺杂着一种使人可笑的成分在内的疼爱。然而,如果她当时死了,我现在却想不出来,我没有她,要怎么办;也想不出来,她那一死给我必然造成的悲剧,我都要怎样表演。

    早晨的时候,枚得孙小姐又像前几天那样露面了。她告诉我,说要把我送到学校里去。她本来想,我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觉得很突然,谁知并不然。她还告诉我,叫我穿好了衣服以后,到楼下的起坐间里去吃早饭。我到了起坐间的时候,只见我母亲面色苍白,两眼发红,我一下就扑到她怀里,满怀悔恨之情,请求她宽恕。

    “哦,卫!”她说,“没想到你会把我爱的人都咬伤了!你要往好里学,你要祷告上帝往好里学。我宽恕了你了;不过我可真难过,没想到你的心肠会那样坏。”

    这是他们把她说服了,叫她相信我是一个坏孩子了;她因为这个而难过,比因为我要离开家而难过还要厉害。我却因为要离开家,难过到极点。我尽力想吃下我那一顿临别的早饭,但是我的泪却滴到我的黄油面包上,流到我的茶杯里。我看到我母亲有的时候也往我这儿瞧,但是,瞧了一眼,跟着就又往严密注视着的枚得孙小姐那儿瞧,于是又把眼光垂下,或者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考坡菲少爷的箱子在这儿哪!”栅栏门外传来车声的时候,枚得孙小姐说。

    我起先还找坡勾提呢,但是却没看见她。她和枚得孙先生都没露面儿。在门口儿的是我那个老朋友,上一次那个赶车的;他把箱子搬出去,放在车上。

    “珂莱萝!”枚得孙小姐用她那种警告的口气说。

    “我知道,亲爱的捷恩,”我母亲回答说,“再见吧,卫。你这一去,是为了你自己好。再见吧,我的孩子。放假的时候再回来,我希望那时候你就是个好孩子了。”

    “珂莱萝!”枚得孙小姐又叫了一声。

    “没有错儿,亲爱的捷恩,”我母亲一面抱着我,一面回答说。“我宽恕了你了,我的亲爱的孩子,上帝加福给你。”

    “珂莱萝!”枚得孙小姐又叫了一声。

    枚得孙小姐心肠很好,把我送到车上,还一边劝告我说:她希望,我不要走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就改好了才好。跟着我就上了车,那匹懒惰的马也拉着车走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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