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幼就爱看小说。在古典小说之中，作者认为写得最好的共有三部：《红楼梦》第一，《西游记》第二，《水浒传》第三。《红楼梦》何以列为第一，待后再说，现在先谈《西游记》。
《西游记》也许有人认为谈神说怪，文学上毫无价值。余虽未曾研究文学，而看过文学之书并不少。《西游记》能够流传那样的久，那样的广，绝不是因为读者爱听鬼怪之事。《西游记》所描写的妖怪，各有各的法力，毫不重复，而其目标均集中于要食唐僧的肉。要食唐僧的肉是《西游记》的统一性；妖怪各显神通，无一雷同，是《西游记》的变化性。案吾人心理无不要求统一，即对于继续发生的现象，希望有一个中心观念，把各种现象统一起来。统一不是单调，单调是“类似”继续不已的现象，可令吾人发生厌倦，而引起不快的感情。世上多数现象都不是由单一部分构成，而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结合而成。部分愈类似，统一愈显明，故单就统一言之，“类似”确能适合吾人的心理。但是吾人心理除要求统一之外，又希望“变化”。“类似”只能满足吾人心理所要求的统一观念，同时却侵害了吾人心理所希望的变化观念。“类似”反复不已，部分将减少其印象力。部分的印象力既已减少，则部分所构成的整体亦必随之丧失印象力。故要保持现象整体的印象力，必须部分有复杂的变化。
一切情绪无不要求刺激之有变化。吾人听了一种音乐，倘令尽是低音，必定感觉沉闷，而发生沮丧的情绪。其声若有变化，由低而高，吾人的情绪虽然随之兴奋，而发生快感。但高音继续太久，吾人的情绪又觉躁急，而回归到不愉快的心境。《西游记》写到妖怪捉住唐僧及其徒弟，快要烹食之时，读者的心情不禁为之紧张，随着发生的竟是猪八戒的诙谐言辞，吾人心理突然轻松，往往捧腹大笑，这是《西游记》成功之处。读者只以神怪的心情去看，必谓《西游记》不登大雅之堂，要是以文学的眼光去读，必感觉《西游记》是一部幽默的著作。吾国任何文学均缺乏幽默感，《史记》的《滑稽列传》，不是幽默，只是讽刺。讽刺可令听者矫正其过失，也可以引起听者的反感。幽默不问言者之情绪为何，听者必为之绝倒，而解除心情的紧张或郁悒。猪八戒吃了人参果，而竟问行者、沙僧“甚么味道”，这已经脍炙人口，而成为一种俗语。唐僧四众行至平顶山莲花洞，遇到金角大王及银角大王二妖怪，行者令八戒巡山，八戒见山坳里一弯红草坡，便一头钻得进去，轱辘地睡下，那孙行者便变了啄木鸟把他弄醒。八戒找路又走入深山，见山坳中有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猪八戒对石头唱个大喏，“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作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习哩。他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什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甚么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甚么门，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他问里边有多远，只说入内有三层。—十分再搜寻，问门上钉子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此间编造停当，哄那弼马温去！’”（第三十二回）下面所写，尤其幽默，我不欲再引原文了。“那怪将八戒拿进洞里……老魔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八戒就绰经说道：‘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罢。’二魔道：‘哥哥，不要放他，把他且浸在后边净水池中，浸退了毛衣，使盐腌着，晒干了，等天阴下酒。’八戒听言道：‘蹭蹬呵！撞着个贩腌腊的妖怪了！’”（第三十三回）老魔叫小妖把猪八戒解下来，蒸得稀烂，等吃饱了，再去拿孙行者报仇。旁有一小妖道：“大王，猪八戒不好蒸。”八戒道：“阿弥陀佛！是那位哥哥积阴德的？果是不好蒸。”又有一个妖道：“将他皮剥了，就好蒸。”八戒慌了道：“好蒸！好蒸！皮骨虽然粗糙，汤滚就烂。棬户棬户！”（第三十五回）老魔一口吞了孙行者，唬得猪八戒埋怨道：“这个弼马温，不识进退！那怪来吃你，你如何不走，反去迎他！这一口吞在肚中，今日还是个和尚，明日就是个大恭也。”（第七十五回）“二怪说：‘猪八戒不好蒸。’八戒欢喜道：‘阿弥陀佛，是那个积阴骘的，说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剥了皮蒸。’八戒慌了，厉声喊道：‘不要剥皮！粗自粗，汤响就烂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格。’行者道：‘八戒莫怕……不好蒸的，安在上头一格，多烧把火，圆了气，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气，就烧半年也是不得气上的。……’八戒道：‘哥呵，依你说，就活活的弄杀人了！他打紧见不上气，抬开了，把我翻转过来，再烧起火，弄得我两边俱熟，中间不夹生了？’”（第七十七回）
猪八戒的幽默，只看上文所举数例，就可知道。然此不过数例而已，并非猪八戒的幽默全部。现今文人常把幽默（humour）与讽刺（satire）混为一谈。《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所举淳于髡等三人之言多系“反语”（irony），而寓讥诮或讽刺之意，不宜视为幽默。东方朔若不遇汉武帝，而遇明太祖，其挑拨诸儒，必判为造谣生事；其拔剑割肉，必受到扰乱朝仪之罚。在吾国，知道幽默的似只有吴承恩所描写的猪八戒一人。读者要研究幽默文学，可买一部《西游记》，细心地看。若不知幽默的本质，误把讽刺作为幽默，听者将斥你尖刻。
次谈《水浒传》，“迫上梁山”是《水浒传》的统一性，但是真正迫上梁山的，似只有林冲及武松两人。其他好汉或自愿落草，或为梁山所迫。故其统一性不甚显明。至其变化性并不比《西游记》为弱。同杀虎也，武松打虎（第二十二回）与李逵之杀四虎（第四十二回），写得完全不同；同是淫妇通奸，王婆说“十分光”（第二十三回）与石秀瞧到“十分”（第四十四回），亦是两样写法；武松亲自杀死奸夫淫妇与石秀怂恿杨雄杀死奸夫淫妇，毫不雷同；两次劫法场，其救出宋江（第三十九回）与救出卢俊义（第六十一回），写法并不一样。同一事件，写法均有变化，所以吾人读之，不觉厌倦。案梁山泊好汉共有一百零八人，施耐庵写林冲，写鲁智深，写武松，写李逵，均费了不少笔墨，又写得有声有色。苟一一均用这个方法去写，单单三十六天煞星，文字就要增加十余倍，而且免不了许多重复。所以写到最后，纵是重要人物，也只能草草了之。卢俊义在梁山泊之上，位坐第二把交椅，观《水浒传》所述，他不但不是豪杰之士，而且非草莽英雄。吴用下山卖卦，谓卢俊义有百日血光之灾，应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燕青尚知“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装做阴阳人来煽惑主人”。卢俊义“自送吴用出门之后，每日傍晚，便立在厅前，独自个看着天，忽忽不乐；亦有时自言自语，正不知甚么意思”，这哪里是英豪的气概？虽然快到梁山泊之时，取出箱内四面白绢旗，写下四句打油诗，表示他“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又准备下一袋熟麻索，要缚梁山草寇，“解上京师，请功受赏”（第六十回）。以一人之力何能战胜群雄？这未免太过自负了。大凡太过自负的人，往往不能知彼知己，而至失败。既为张顺所擒，送上梁山，宋江用软功方法，留住卢俊义约有两个多月，才放他下山。卢俊义回到北京，燕青告诉他，娘子已和李固做了一路，若入城中，必中圈套。卢俊义竟然大怒，喝道：“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第六十一回）其不明是非也如此。只因家巨富，“是河北三绝”，“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第五十九回），故落草之后，就坐第二把交椅，而为梁山泊的副领袖。
坐第五把交椅，位在林冲之上的关胜，施耐庵似要把他写成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兵马倥偬之际，“点灯看书”（第六十三回），从容不迫，大有儒将之风。可惜施耐庵江郎才尽，不能再写下去了。关胜献围魏救赵之计（第六十二回），甚合于用兵之道。但吴用处处放哨，以侦察敌人的动静。关胜只知直趋梁山，攻其巢穴，而未防吴用之撤兵反攻。吾人于《水浒传》中所看到的，只是他“低低说了一句”，就活捉了张横，再“低低说了一句”，又活捉了阮小七（第六十三回），写来写去，看不出他有过人之才。及听宋江之言，又听阮小七之语，竟然“当晚坐卧不安，走出中军看月，寒色满天，霜华遍地，不禁嗟叹不已”（第六十三回），关胜此时已经心动了。及至呼延灼诈降，告以宋江专以忠义为主，素存归顺之心。关胜毫不思索，“请入帐中，置酒相待”“掀髯饮酒，拍膝嗟叹”。卒为梁山泊所捉，又受宋江甘言所惑，终至说道：“人称忠义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今日既已心动，愿住部下为一小卒。”（第六十三回）关胜也落草了。《水浒传》一书乃描写北宋末年之事，荒君（徽宗）在位，奸臣（蔡京）当国，外患内乱接踵而来，而朝廷上下毫无振作之意，宋虽不亡于内贼，亦必亡于外寇。最后卢俊义一梦，一百零八条好汉，一齐处斩（第七十回）。善哉严复之言：“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春秋》虽成，乱臣贼子未尝惧也……必逮赵宋，而道学兴，自兹以还，乱臣贼子乃真惧也。然而由是中国之亡也，多亡于外国。何则？非其乱臣贼子故也。”（《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复案）
现在试谈《红楼梦》吧！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即脍炙人口，虽然时代不同，习俗已变，至今尚有极多读者。读者不但读之而已，且有许多文人学士加以研究。其所以有此身价，并非偶然，盖是书在古典小说之中有三大特质，而非一般小说所能比肩齐声。
一是古典小说大率是描写历史上的故事或人物，如《三国演义》描写三国时代的历史，《说岳全传》是描写岳飞之精忠报国。不过中间加以许多虚构之事，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其全部虚构的，亦必假托历史上一个事件。例如《封神演义》描写武王伐纣，《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虽然两书内容与历史大大不同，但武王伐纣，唐僧取经并非杜撰。反之，《红楼梦》乃从空描写一个富贵人家的日常生活，而不假托古人古事。固然有人以为《红楼梦》乃作者曹雪芹之自叙，我们以为任何作者对其所写小说，多少必参以自己的经历，而小说比其自己经历不免过甚其辞，若必以小说之所述就是他的自传，未免太过武断。难怪某一位小说家谓：法国的左拉一定是个交际花，不然，他怎能写出《酒店》和《娜娜》，吾国的吴承恩必是猴子变的，否则写不出一部《西游记》。此言虽谑，亦足以提醒许多考证家的迷梦。但《红楼梦》作者既自言“真事隐去”（甄士隐）、“假语村言”（贾雨村），则是书未必毫无暗示。其暗示为何，余不欲多谈。
二是古典小说均描写大事，如《东周列国志》是写春秋时代的大事，《三国演义》是写三国的战争及其兴亡。《红楼梦》所写的只是一家琐屑微末之事，如顽童大闹书房（第九回）、丫头互相调弄（第三十七回）、吃螃蟹（第三十八回）、开夜宴（第六十三回）、说骨牌词（第四十回）、刘老老凑趣儿（第四十回），诸如此类均写得极其细腻，吾人读之，不觉厌烦，只觉得津津有味。此非大手笔曷能写到。我所认为奇怪的，吾未见十二金钗之读书，而其推敲诗词，竟是锦心绣口，也许是她们聪明绝顶，也许是作者疏忽之处。但她们所作诗词并非无病而呻，如香草笺之类，而是暗示她们的后运。即非如作者之言：“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古典言情小说确实如此。
三是《红楼梦》虽是言情小说，其他小说写到男女爱情，不问其家世如何，学识如何，无非是佳人才子一见钟情，中间必有一位梅香，代双方暗通信息，而于后花园相会。既而劳燕分飞，最后才子常中状元，衣锦还乡，与佳人缔结良缘，圆满结束。对此，贾母已有批评（第五十四回）。《红楼梦》不落此种陈腐旧套，它虽言情而不诲淫，除了贾琏与多浑虫媳妇通奸，丑态毕露（第二十一回）之外，不见有丝毫淫秽之辞。而且贾府由盛而衰，黛玉夭折，宝玉出家，宝钗守寡，十二金钗无不薄命，其结局即为悲剧。在各种小说之中，悲剧最能感动观众。吾人欣赏一种对象，而承认其有“美”的价值，必能给予吾人以快感。悲剧所给予吾人的，只是苦恼，何以吾人也承认其有“美”的价值而欣赏之？盖吾人心理有一种混合感情，这个混合感情乃结合两种矛盾的感情而成，不是快感，也不是苦感，而是一种新的感情。犹如赤与黄混合起来，而成为橙黄色一样。橙黄色既不是赤，也不是黄，而是另外一种色彩。同样，快与苦的感情混合起来，亦变成一种新的感情。在美学上称之为“快又不快的感情”（Lust-Unlust Gefhl），可以挑拨吾人的审美情绪，而使吾人欣赏不已。人类优游终日，无事可做，往往感觉烦恼。即人类心理不甘寂寞，是要求劳苦的，要求刺激的，要求争斗的。没有劳苦，没有刺激，没有争斗，心理上常觉空虚。所以人类虽怕风波之来临，而又不甘于风平浪静的旅行。企业家不断地扩充生产规模，历史上许多英主不断地开拓领土，这都是出于不甘寂寞之心。在目的未达以前，一方有欠缺的苦恼。同时又有取得的欢乐，两种感情互相混合，便成为一种特别色彩的“快又不快的感情”。快感之中加入不快的感情，则不快的感情不但使快感发生特别的色彩，而又可以增加快感的程度，犹如烘云托月一样，可以表示月亮的光彩。所以“快又不快的感情”移入对象之中，可使对象更呈现了美的价值，这就是悲剧能够引人欣赏的原因。
悲剧可分两种：一是悲壮，二是悲哀。两者都是主人翁受尽苦恼，然在悲壮，主人翁所表现的是壮烈的牺牲；而在悲哀，主人翁所表现的则为哀伤的毁灭。壮烈与哀伤固然不同，而两者由苦恼，使读者没入于对象之中，同化于对象之内，而与对象同感苦恼，又由同感苦恼，对于主人翁的遭遇更有深刻的印象。
凡小说之以悲剧结束的，必须主人翁的命运受尽苦恼而至毁灭。倘令主人翁能够克服苦恼，得到胜利，则悲剧无从成立，而吾人观之，也许觉得平淡无味，对于主人翁的遭遇反无深刻的印象。吾人阅读沙氏的《罗密欧与朱莉叶》，就可知道两位青年男女因恋爱而欢乐，因恋爱而苦痛，因恋爱而忧愁，因恋爱而恐怖。这种复杂的情绪反映到吾人心理，吾人亦跟着欢乐，跟着苦痛，跟着忧愁，跟着恐怖。即对象的感情引起我们关心的感情，使读者与小说中的人，心灵上发生感通，这是沙氏文学的成功，也是曹雪芹写作的成功。吾国自古以来，以男女有别为士君子立身处世之道。贾母依吾国传统的礼教，说道：“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们说了，我倒有些不放心。”又说，“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第九十七回）这种话也许今日青年男女认为顽固，而由两百多年以前的人观之，必认为理所当然。然而此种传统观念却造成木石前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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