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循着他留在国门之外的足迹，感悟这段话，体会着这位伟人给我们留下的外交“遗产”……
巴黎时光
在巴黎上千条街道中，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毫不起眼。和大部分巴黎街道一样，这里的路口也有一间咖啡店，狭窄的路旁停满了汽车。但是，如果时光倒流80多年，你或许能在这条街上看到青年周恩来的身影——他曾在这里的一家小旅馆住过两年多。
住房不到10平方米
走进戈德弗鲁瓦街，没几步就能看到一面墙上镶嵌着一方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上面是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头像下面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居住在此。”这块纪念牌是1979年10月法国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而特别设立的。
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就紧挨着这块纪念牌。这家旅馆是一栋干净整齐的三层小楼，矗立在闹市区的幽静小街道里。法国旅游局的铜牌表明这是一家二星级旅店。一进门，能看到迎面墙上有两幅熊猫图，再加上柜台上摆放的中文旅游图，一股中国气息扑面而来。老板是一对华人夫妇，丈夫李先生是大学教授，平时由他的夫人杨艳春打理生意。
杨艳春告诉记者，2001年，她和丈夫想要开一家旅馆，通过中介找到了这家旅馆。“我们发现，小旅馆不但整洁雅致，而且舒服温馨，就毫不犹豫地接手了。当时还不知道周总理曾在这里生活过。”杨艳春认为自己很幸运：“我们去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贷款时，他们一听说是周总理住过的房子，还给了我们一些优惠。”
旅馆的1号住房，便是当年周恩来住过的那间。这是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当年，房间里除了床和简单的家具外，只有一个洗手池，门外还有一个木制小楼梯。经过无数次改造，如今，这家旅馆已找不到太多当年的痕迹。十几年前，这家旅馆在进行改造时拆掉了1号房间外的楼梯，把这块空间变成了冲凉室。现在的1号房间，面积也比以前大了不少，成了双人间。
目前，这家旅馆共有26间这样的房间。杨艳春告诉记者，前来住宿的中国人并不多，还不到客源的5%。不过，专程前来参观的中国人却不少。周恩来的侄子和侄孙、蔡畅的女儿，还有一些研究历史的中国学者，都曾特意来这里小住。在房子没有被改造前，邓颖超也曾来这里看过。今年3月初，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青年读书会的年轻外交官们，还带着花篮来给周恩来的铜像献花，并参观了这家旅馆。
在这里一住就是两年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法国轮船“波尔多”号，离开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这一年，他只有22岁。一个多月后，周恩来到了巴黎。
初到巴黎的那些日子，周恩来住在郊区，后来搬到了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这家旅馆。当时，旅馆一般会对常住客人提供优惠，算下来价格很便宜。周恩来在这里一住就是两年。
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尽管课程很紧张，但周恩来白天仍然坚持做社会调查，晚上则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有时会去雷诺汽车厂做工，靠勤工俭学贴补生活。由于周恩来每天总是早出晚归，还不时在欧洲国家间奔波，因此，旅馆里其他住客见到他的机会并不多。当时，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这是一个从东方来法国求学的有抱负、勤奋好学的中国青年。
小屋还是党团活动中心
1921年春天，周恩来经人介绍，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这一组织的负责人。当时，周恩来在戈德弗鲁瓦街的住所同时也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部”。他们创办的理论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的编辑部，也设在周恩来的房间里。
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写道：“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共有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朱德、陈毅、李富春等中共著名领导人，都是这批留法学生中的成员。
神来之笔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曲星公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国是中国老一辈领导人了解最多、最深入的西方国家之一。在新中国早期的外交大事中，除日内瓦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外，中国与法国建交，也是周总理外交艺术上的神来之笔。”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在周总理的直接指挥和运作下，中国与法国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了接触和商谈。经过长时间的会谈，最后的核心问题落在了法国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上。周总理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上海达成了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法台“断交”后，法国撤回其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人员。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了国际社会，堪称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精彩之作。
虽然在1924年离开巴黎后，周恩来再未踏上这块土地，但那些在巴黎寻求救国真理、和革命战友指点江山的日子，早已成为他人生中不可磨灭的一段经历。（撰文：司徒北辰）
新德里见证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王公大道最西端，有一座红砂石外墙的宏伟建筑楼群。这就是新德里的地标——印度总统府。1954年，周恩来总理曾作为第一位走进印度总统府的中国领导人出现在这里。
从1954年到1960年，短短6年间，周总理四度访印，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记者曾应邀进入印度总统府进行采访，也曾走访周总理当年到过的地方，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他给后世留下的外交“遗产”。
十万印度人夹道欢迎
1954年6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第一次踏上印度的土地。抵达新德里时，他在机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我愿中印两国友谊一天比一天发展，愿亚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天比一天紧密，愿世界和平一天比一天巩固。”周总理的讲话，引来在场如雷的掌声。
在从新德里机场到市区的道路上，10多万名印度各界群众夹道欢迎周总理。人们从道路两侧抛下鲜花和花瓣，还有人为周总理戴上金盏花和金香木编制的花环。友好的场面令人动容。
提起往事，印度德里大学史蒂芬学院的退休教授古达瓦尔，仍然记忆犹新。那时，他还是德里大学的学生。当周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乘坐的车队驶来时，作为欢迎队伍中的一员，古达瓦尔和其他人一样，挥着旗，跺着脚，拍着手，高兴地跳着唱着喊着，声音都嘶哑了，手掌都拍红了。老人感叹说：“在我的记忆中，新德里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盛大的欢迎场面。”老人还告诉记者，印度媒体当时曾报道说，为款待周总理，印度政府提供了100多部影片，请周总理挑选欣赏。周总理只挑了《詹西女皇》这部反映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爱国影片，以表达中国人民对印度民族女英雄的敬意。消息传出后，一些印度报刊收到了很多来自印度各地的读者来信，无一不是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深深敬意。
“五项原则”大路
沿着周总理在印度留下的足迹，一路走下来，记者对其中两个地方的印象最为深刻。一处是位于新德里的海德拉巴宫；另一处是柯棣华亲属的家。
海德拉巴宫坐落在王公大道最东端的印度门旁，是印度总理与外国政要举行会谈的地方。在1954年访印期间，周总理与尼赫鲁总理在这里先后进行过6次正式会谈。6月28日，两国总理在海德拉巴宫签署发表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中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声明发表后不久，就在海德拉巴宫不远处，一条名为“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大路，在新德里诞生了。这条街道也因此成为对世界外交产生重要影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不朽的见证。
在印度工作期间，记者曾走进孟买老城区一幢十分普通的居民楼。这里仍住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的亲属。在20世纪30年代，印度医生柯棣华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协助抗日，直到积劳成疾在中国病逝。翻开柯棣华家属珍藏的相册，周总理当年接见他们的照片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1956年11月，周总理再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其间，他专程赴孟买，看望柯棣华的母亲和其他家人。柯棣华的三妹马诺拉玛，回想起周总理的音容笑貌时说，那似乎还是昨天的事情。她说：“周恩来总理在与印方官员会见时，表示中国人民非常怀念柯棣华大夫，对柯棣华家亲属非常关心，希望印度政府多多关照我们。”
周总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展示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对友谊的珍视，为中国赢得了尊重。
即便是后来，中印两国因边界问题而导致双边关系走向冰点的时候，周总理在访印期间仍告诉对方：“中印两国人民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一时的乌云是会消除的，两国边界的一时纠纷是能够解决的。如果需要的话，为了伟大的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我，或者其他人，还会再来新德里的。”这段话，在多年以后多次被实践；他的心愿，正一步步成为现实。（撰文：钱峰）
感动万隆
回顾周恩来的“外交路线图”，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是难以忽略的一个坐标。1955年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开启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新篇章。
“没有周恩来，万隆会议便不可能成功。”已故万隆会议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生前曾这样告诉记者。
在独立大厦力挽狂澜
万隆是印尼西爪哇省的省会，距离首都雅加达约180公里。那里群山环抱，气候凉爽，有“爪哇巴黎”的美誉。
如今的万隆，是印尼第三大城市，人口约250万。市内道路曲折复杂，但万隆会议的举办地——独立大厦，却非常好找。一条“亚非大街”（这条街得名于亚非会议）把万隆市区分成南北两部分，独立大厦就坐落在市中心的临街位置。这是一栋乳白色的三层建筑，一根根旗杆矗立在四周，显示着这个地方的庄重。
在独立大厦斜对面，就是万隆最古老的饭店——豪曼饭店。当年，参加万隆会议的亚非各国代表，就是从这个饭店出发，步行到会场的。2005年亚非峰会期间，印尼总统苏西洛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与会各国领导人，曾按当年的路线，一路从豪曼饭店步行到独立大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独立大厦主楼大礼堂内的陈设还基本保持着1955年的原貌。礼堂内正中偏左的位置放着一个木制讲台。万隆会议的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周恩来总理的那次著名演讲，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记者在印尼驻站期间，曾多次到独立大厦采访，每次站在礼堂内，都会产生时光交错、如同亲历那段特殊历史的感觉。
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如期召开。会议的前两天，由于一些反共国家的阻挠，会议偏离了主题，陷入僵局。看到这种情况，周恩来决定改变原定只散发书面稿、不发言的计划，临时要求发表演讲。
19日下午，周恩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从容不迫地走上了讲台。人们完全没有想到，他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他接着说道：“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存异的。”
周恩来18分钟的演讲结束后，会场内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站起来与周恩来拥抱、握手表示祝贺。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演说。”吴努则说：“这个演讲对抨击中国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回击。”就连在上午还大唱反共调子的菲律宾代表，也忍不住上前与周恩来握手：“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十分和解，充满了民主精神。”
1980年，在亚非会议25周年之际，印尼政府在独立大厦内建立了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
记者看到，在纪念馆的展厅内，除了介绍主办国的部分，照片最大、篇幅最多的就是关于中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内容。其中，一块展板上摘录了周恩来当年的发言：“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展板旁边陈列着几幅“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图片。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互勾结，企图谋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致使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遇难。
“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2005年，当年的亚非会议秘书长、印尼资深外交家鲁斯兰·阿卜杜加尼先生，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当时，鲁斯兰先生已年过九旬，但依然精神矍铄。
鲁斯兰告诉记者，万隆会议召开前夕，在是否邀请中国参加的问题上，曾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论。苏加诺总统坚决主张邀请中国，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亚洲就不完整”。当时，有的国家认为，作为共产党国家，中国的参与可能会让其他伊斯兰国家“望而却步”。“但事实上，亚非各个受到邀请的国家，都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态度。”鲁斯兰说，当年，联合国成员国还只有60个，但参加亚非历史盛会的国家就达到了29个，这充分证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能够坐到一张会议桌前的。
鲁斯兰先生让秘书拿出一摞当年的老照片，指给记者看。他说，他对万隆会议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演讲。“他的演讲非常坦诚。我很敬佩他。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发言，使会议回到了正常轨道。最后，大会通过了十项原则，内容包括：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等。鲁斯兰先生指出，万隆精神的核心就是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实现和平共处。50年来，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话、求和平的准则依旧适用。
“哭声比雨声还大啊！”
当年，在周恩来总理抵达万隆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暗杀队员”的信件。信中说，台湾特务组织了一个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在会议期间行刺周总理。在此情况下，当时有报道说，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安全问题面临考验。
作为当时华侨社团中华总会的联络部副主任，现年81岁的印尼华人邱章龙，参与组织了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他表示，万隆侨社特地邀请曾为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做过贡献的万隆洪门洪义顺公会，来担任保卫工作。在迎接周总理的车队时，他们还安排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大汉，分散在成千上万人的欢迎人群中。
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陈毅元帅住在达曼萨里10号——华侨郭贵盛的别墅。这栋别墅位于市中心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且交通便利。别墅内使用的全都是华侨自愿提供的家具。为了让自己的家具被选用，侨胞们争执不下，最后只好采取折中方案——每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为了保证中国代表团的食品安全，侨团派专人去不同地方采购，送交代表团前，华侨们自己都要先尝一尝。此外，华侨们还组织了160多辆新型轿车供代表团使用，自己则充当司机，分批日夜轮流值班。
在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达曼萨里10号别墅外，总是围着许多华侨群众。他们从早到晚守候在那里，等待与周总理见面。有一天，周总理从会场回来，天上突降暴雨。他见到在别墅外等候的100多人都没打伞，自己也拒绝打伞，冒雨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所有人都激动得哭了起来。“哭声比雨声还大啊！”邱章龙老先生说到这一动情处，立时热泪盈眶。他告诉记者，虽然已时隔50多年，但他现在做梦时，还是会时常想起万隆会议，梦见周总理。
世事沧桑，当记者想要寻访达曼萨里10号时，却发现它已经踪迹难觅。然而，周总理在万隆展现的伟大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却不会因一事一物的逝去而消失。（撰文：管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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