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这样的人》是《百年恩来》电视片的主题曲，歌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然而，凡是听过的人都能立刻知道说的就是周恩来。这是《百年恩来》总导演邓在军专门提出的要求，作为周恩来的侄媳，她对总理有着更深厚的感情和更真实的理解。
2013年是周恩来诞辰115周年，邓在军编辑出版了《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撰写了《海棠花前·绽放的记忆》两本书来缅怀和纪念周总理。在她看来，周恩来既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伟人，又是一个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人民公仆”。
他是怎样的人
2013年11月7日下午，邓在军与丈夫、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周尔均将军准时出现在与记者约定的地点。
简单的介绍之后，周尔均说：“先采访邓导。”“你也说说。”邓在军马上接话。夫妇二人的谦让和敬重，一下子让人联想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向伯伯学习。”泡上一杯香气扑鼻的花茶，邓在军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的情景。
1955年，一个海棠花盛开的春天，18岁的邓在军第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七伯（周恩来）用他特有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端详了我好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笑着说：‘好！好！’七妈转过脸对伯伯说：‘她是独女，我也是独女，而且都姓邓，好！’这时，傻乎乎的我多少明白了，他俩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未来侄媳妇的肯定。”婚后，邓在军经常有机会陪同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海棠花下散步，聆听他俩的教诲，观察他们的为人处世。“文革”期间，邓在军曾因是名导演和总理亲属而被点名陪斗。
1959年，邓在军从部队转业后，成为中央电视台（当时叫北京电视台）的一名电视编导，是我国电视文艺和春节晚会的重要开拓者，50多年来，编导制作了各类电视节目1000多台。1976年1月11日，邓在军和周尔均都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1992年7月11日，他们夫妇又陪伴邓颖超走完了人生最后一天。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邓在军担任总导演的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播出，广受好评。她也萌生了拍摄《百年恩来》的念头。
《百年恩来》的拍摄历时3年，陆续采访了近400位和周总理有亲身接触和交往的各界人士。剧组采访的第一个人，是觉悟社最后一位成员管易文。觉悟社是五四运动时期产生在天津的先进学生组织，周恩来、邓颖超都是觉悟社的成员。在管易文家采访他时，他已经年满百岁，几年前就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连新四军时期与他患难与共的夫人都认不出来。邓在军拿出周恩来的照片放在他面前。看到照片，管易文的眼睛突然一亮，他用微微颤动的手指抚摸着照片，嘴唇翕动。管易文家墙上还有一幅总理照片，上方有一个条幅，写着“音容宛在，永别难忘”8个字。邓在军问：“这是您写的吗？”老人慢慢抬起头，停了几秒钟，突然眼圈发红，大声地喊出了条幅上的字，而且一连喊了三遍。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这简直就是奇迹！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接受摄制组采访时含着热泪说：“周恩来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改变了我的一生。”她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要我写的。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就是周恩来。’”
已故日本航空公司总裁冈崎嘉平太的儿子冈崎彬说，父亲一生中最敬仰周恩来，一直把周恩来的照片藏在自己怀中。嘉平太去世的时候，冈崎彬问母亲：“父亲去世，你好像不怎么悲伤？”母亲回答：“你父亲一生敬仰周恩来，他最终的愿望是到天国会见周恩来，这个愿望实现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她还把丈夫一直放在身上的周恩来照片，随同遗体一起火化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伯伯人格魅力到底有多大？为什么他能成为这样的人？”邓在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危机时先考虑部下安全
周恩来对工作认真，思考问题细致众所周知，然而他毕竟是人不是神，难免也有疏忽的时候。难能可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先替别人着想。
《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中记录了熊向晖回忆总理的一个故事。
1946年6月7日，身在南京主持国共谈判的周恩来为了讨论东北停战的问题，乘马歇尔专机回延安。两天后，他又乘马歇尔专机返回南京。在延安时，因为一直忙于工作，没有睡觉，疲惫不堪的周恩来一上飞机就睡着了。飞机降落在南京后，匆匆下了飞机的周恩来后来发现，放在自己衬衣口袋里的小本子不见了。总理分析一定是落在了飞机上。
小本子里写着当时由周恩来安排在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的联系方式，而周恩来希望通过熊向晖了解到胡宗南的军事计划。一旦这个联系方式被马歇尔交给蒋介石，那熊向晖就会立即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
在危急关头，周恩来没有乱了阵脚。他先向中央汇报了情况，请求处分，同时分析本子一定到了马歇尔手里。但以他的了解，马歇尔作为国共谈判里美方的代表，为了不影响其作为调处人的立场，应该会恪守中立。与此同时，他也做了两手准备，通知熊向晖到上海暂避，静观其变。后来马歇尔果然把密封好的本子还给了周恩来，胡宗南也没有对熊向晖采取任何行动。正因为熊向晖的情报，党中央才及时安全地撤离了延安。
这个故事熊向晖珍藏了很多年，后来他决定讲出来，是因为“对大家有教育意义”。熊向晖告诉周尔均，像总理这样光明磊落，又处处保护下属的人，他从来没遇见过。
唯一 一次破例也是为了大局
周尔均告诉笔者：“七伯有着高度的原则性，对待和处理任何事情，旗帜都很鲜明。他对公事私事分得很清，他可以听我们汇报工作情况，也会借机做调查研究，但从来不会轻易表态，更不准我们传达他的意见。”
但有一次，周恩来却破了例。1955年，周尔均正在总后勤部的重庆办事处工作。有一次他到北京汇报工作后，和邓在军一起到中南海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问周尔均到北京来做什么，当听到他是来汇报“肃反”工作时，周恩来变得严肃起来：“说说你们单位的肃反情况吧。”听完他说的情况之后，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西南军区那边解放得比较晚，反革命的情况肯定会有，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是必要的，查出问题也很正常。但你们一个军级单位，查出这么多反革命，出现这么多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肯定不正常。你给你们领导带个话，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要慎重。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周尔均回到重庆，立刻向上级领导汇报。所在单位立即落实，纠正偏差，保护了很大一批人。“伯伯关心和爱护所有的人。他做一切事情都是从民族发展、国家安定的角度出发。”邓在军说。
“文革”后期，周恩来处于一种“苦”和“难”的境地，内心也非常郁闷。周恩来秘书纪东曾经回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路可选：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逐流，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总理都可以“保”住自己的身体、地位、名誉，可他却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1970年庐山会议之前，纪东替周恩来整理文件，看到办公桌上一张白纸上，总理用铅笔写了几句戏文：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这几句《西厢记》的戏文真实反映了周恩来当时的艰难处境。但周尔均认为，幸运的是，毛主席对周恩来终归还是很信任的，两个人相互之间也很关心。到“文革”后期，中央政治局虽然按毛泽东指示，开会批判周恩来，但毛主席还是很关心他，让人把自己的沙发抬去给他，希望重病中的周恩来坐得舒服些。而知道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周恩来也把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了主席。
周尔均至今保留着一张毛主席和周恩来在1974年的照片，这是两人最后一张握手的照片。1974年以后，两个人身体都不好，周恩来就很少见主席了。不过1974年四届人大会议召开前夕，江青集团极力想掌权，派了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这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当时，叶剑英认为只有周恩来出面才能挽回局面，想方设法让病重的周恩来到长沙见了主席。随后主席批评了王洪文，跟周恩来一直谈到了深夜。虽然两人的这次谈话内容永远成了一个谜，但周尔均说：“总理和主席谈话出来后很高兴，还和身边的人一起吃了给主席祝寿的面。毛主席终归还是信任总理的。”
力保邓小平“带领中国往前走”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有人认为他过于软弱、明哲保身。但邓小平在日后的回忆中说：“（周恩来）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也是这“一批人”中的一员。
周尔均曾拜访过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周尔均说：“1974年4月，邓小平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身体不好的周恩来一直坚持不治病，主要原因是他担心邓小平刚刚复出去联合国，会不会出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在国内，还有反对小平复出的势力，他们会不会做出对小平不利的动作。他希望等到邓小平顺利回国了，他再去治疗。当时他知道，只有邓小平接替他，他才放心。”
周恩来和毛泽东在长沙那次单独会谈10天之后，也就是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又相隔5天，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着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篡权阴谋没有得逞。
1975年12月底，周恩来去接受治疗，在被推到手术室门口时，他把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叫到身前，他说：“小平同志，你几个月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做得强很多。”他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你们要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尽管张春桥和王洪文不会听周总理的，但总理还是尽最后的力量来保护邓小平。
周尔均看来，周恩来力保邓小平不仅因为两个人的深厚情谊，更是在长期工作中，深知邓小平的工作能力。对此，周恩来曾说：“我看他们两人（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风格大不一样，伯承同志和我一样是‘举轻若重’，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他能处理好现在复杂的局面，能更好地带领中国往前走。”
为什么怀念周恩来
在《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的主编感言中，邓在军写道：“周总理一生清正廉洁，身后没有半点个人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人格力量，他的思想情操，他的道德风范。”邓在军认为，周恩来的品德和精神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勤劳勇敢的、忠厚淳朴的，周恩来精神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美德的象征，具体来说就是忠、孝、爱。”
在周尔均看来，总理之所以集如此多的传统美德于一身，在于他博古通今、学贯中外，经受了最为复杂严峻的斗争和考验，同时又亲身体验到了广大人民的痛苦。“他把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苦难时刻放在自己心中，所以他才能做到鞠躬尽瘁、忍辱负重，才会对自己要求这样严格，对人民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回忆过一段总理的故事，让邓在军夫妇记忆深刻。1941年，19岁的秦怡带着刚出生的女儿菲菲在重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恩来看到瘦弱的菲菲因为胃不好而吐奶，当即嘱咐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要关心和解决演员的实际困难。1957年的“亚洲电影周”上，总理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感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不断地往下掉。“时间过了这么久，女儿小时候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秦怡问邓在军：“在这个世界上，还能遇到这样的人吗？还能得到这样的爱吗？还能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吗？”
秦怡的问题不只在问邓在军，还在问整个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有很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个人素质、审美意识也不断提高，但总觉得缺了一种信仰和精神。路上有人跌倒了没人敢去扶，怕被“赖上”，这些现象让邓在军觉得很痛心。她说：“我也理解没有钱寸步难行，但完全为钱活着的人生没多大意义，活着还是要有点爱人的精神。古语说，舍得舍得，有舍有得。爱别人，舍掉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光爱自己不爱别人，谁会来爱你呢？”
除此之外，在邓在军看来，总理身上的勤政精神也是当代社会缺失的。她给记者讲了采访谷牧时听到的一段往事。“文化大革命”后期，谷牧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有一次他工作到凌晨3点多，刚回到家里睡觉，就接到了总理的电话过问一件事。谷牧当时想，3点多钟了找部长们也不方便，于是回答说：“我明天早上一起来就去抓这个事情。”结果等早上醒来，总理处理这个问题的批示已经送到谷牧的桌子上了。上面写着：“谷牧同志，我来不及等你到明天了，我已经找他们处理了这个事。”谷牧说：“那时候我觉着很惭愧。”邓在军说：“今天，能做到像总理这样全心全意勤劳工作的干部不多了。很多官员在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服务人民，而是管理人民。他们忘了，官员首先是公仆。”
实际上，博爱、勤劳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只是在一个愈发浮躁的社会里，很多美好品质都被遗忘了。邓在军认为，今天纪念周恩来，不仅仅是一种缅怀，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回归，是为官、为人基本素养的重拾，是一种人格精神的碰撞、思想灵魂的洗礼。这才是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周恩来精神，学习周恩来高贵品质的真正意义。（撰文：黄滢 王德民）
八方营救刘少奇
1926年1月，正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电（档案号：汉15768）湖南军阀赵恒惕，电文部分内容如下：
长沙赵炎午（赵恒惕——编者注）先生大鉴：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因回湘养疴，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农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并盼电复。
电文的大致意思是，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谴责赵恒惕派人抓捕了正在湖南养病的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并要求立刻放人。
值得一提的是，电文原件的末尾还有一段用毛笔勾去的文字：“先生（指赵恒惕）其公然为帝国主义走（狗）……先生其公然摧残民众领袖以为帝国主义利用乎？……何去何从，幸善图之。”显然，电文起草人不愿过多刺激赵恒惕。从笔迹和老辣的文风上判断，这份电文是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与毛泽东的一段情谊
1925年至1926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组织和宣传下，各界群众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工人、农民运动频发，把以“反帝反封建军阀”为目标的大革命推向高潮。1925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随后，毛泽东受邀担任代理宣传部部长一职。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大会重申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并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公布的宣言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偏偏就在此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刘少奇被“帝国主义的工具”——湖南省军阀赵恒惕逮捕，生命危在旦夕。
于是，毛泽东亲笔书写了这份电文。“亲笔”背后，是他和刘少奇的一段情谊。
1898年，刘少奇生于湖南宁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俄罗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刘少奇回国，被党组织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那时，湖南已经有了毛泽东、何叔衡、李立三等一批共产党人，毛泽东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这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人生中的第一次交集。
1922年仲夏时节，刘少奇回到长沙后，径直来到小吴门外的清水塘22号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杨开慧当时住在那里的一间青砖瓦房里。刘少奇向他报告了上海中共二大召开的情况，毛泽东则介绍了湖南的各种形势和组织情况，还颇有兴趣地询问了刘少奇赴俄留学的经过。其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教员何宝珍介绍给了刘少奇。1923年4月，何宝珍与刘少奇结为革命伴侣。
军阀恶行遭举国讨伐
到了湖南后，刘少奇运用在俄罗斯学到的知识，大刀阔斧地发动工人运动，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刘少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各地多次领导罢工，成为各种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即，他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建立了办事处。不久，刘少奇在那里组织了五卅工人运动。帝国主义势力对工人展开血腥镇压。刘少奇临危不惧，领导工人们坚持抵抗。但由于操劳过度，他患上肺结核，被迫回长沙治病。
在长沙期间，刘少奇借住在位于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这里距湘雅医院不远，看病很方便。该书社是毛泽东等人于1920年7月创办的，主要经营进步书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进行秘密联络的地点。
刘少奇不知道，此时，湖南军阀赵恒惕已接到他回到长沙的密报。赵恒惕担心，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回到湖南后，会再次组织工农运动和学潮，便派出密探四处侦查，终于查清了刘少奇的行踪和落脚点。12月16日下午，赵恒惕派出的爪牙来到文化书社，抓捕了刘少奇。
刘少奇被捕的第二天，长沙的《大公报》顶住压力报道说：“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要求赵恒惕立即释放刘少奇。在湖南省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发出营救的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各界地方工会、全国各地的农民协会，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向长沙发电报，谴责赵恒惕。国民党要员汪精卫、谭延闿等，也分别致电赵恒惕，对此事表示关注。正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临时增加议题，通过了发给赵恒惕的电文。身为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呼吁各界努力营救刘少奇。
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苏联密会斯大林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向全国进军的日子里，刘少奇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委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他在继续领导全国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指导筹组华北人民政府，后来又视察天津等地，促进新解放城市迅速稳定并转向生产。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率团秘密访苏，就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等问题，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并为新中国带回了220位苏联专家。
带回220位苏联专家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1948年2月，刘少奇在中央工委财经座谈会上提出，应向中央建议先行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当年5月20日，他在华北局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建设的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我们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又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这番话，直接催生了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决定把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并选举了27名政府委员。这个政府，就是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举行）结束后，刘少奇随中共中央机关入驻北平。
1949年5月10日，在河北唐山视察的刘少奇，突然接到要他“速回北平”的通知。他按原计划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连夜返回北平。第二天，当他面见毛泽东时，才得知中央要安排他秘密访问苏联，为建国做准备。
6月26日，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安顿好以后，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给斯大林写了两封正式信函，通报中共对国内政局的看法，以及建立中央政府的方案等事宜。
在苏联期间，刘少奇多次与斯大林会面。7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在他的孔策沃别墅里再次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席间，他若有所思地对刘少奇说：“我说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不是客气话。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小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让我们为加速进步而干杯！”
斯大林这番祝福的话，令刘少奇十分为难。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新中国正在筹建之中，何谈“超过苏联”！如果盲目应下这句祝酒词，容易让人以为中国共产党野心勃勃，要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因此，刘少奇审慎地回答道：“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这杯敬酒我不能喝。”
这一次访苏，刘少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临别前，斯大林邀请他再次来到孔策沃别墅做客。其间，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你们现在已经具备掌权的一切条件了……解决重大问题有时固然要稳妥，但更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修改建国的时间表——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建国。
8月14日，刘少奇率团离开莫斯科。随他到中国的，还有220位苏联专家。20世纪50年代，这些专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宣布毛泽东当选主席
回到北平后，刘少奇马上参与到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之中。拟定与会人员名单、设计会议流程、参与国旗国歌的选定……几乎每一件事，都少不了他的参与。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里焕然一新。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画像中间，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上午7点，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入会场。会场里立刻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时间长达两分钟之久。
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共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过去被人家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的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9月30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前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刘少奇担任大会的执行主席。他宣布：“到会有选举权的代表共576人。”如数下发选票后，监察人员详细检查了票箱，并小心谨慎地锁了起来，随后将钥匙交给刘少奇。晚上7点30分，宣布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刻到了。毛泽东慢慢地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在桌子上磕磕，然后拿出一根火柴，准备点烟。虽然一如既往地平静，却仍能看出他在凝神聆听刘少奇的讲话。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大声宣布：“毛泽东……获得575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会场里掌声雷动，刘少奇望着台下的人群，舒心地笑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随后于10月1日下午宣誓就职。（撰文：王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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