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也同样如此，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即使存在挫折和风险，也要像狼一样朝着一个既定目标前行。
1.明确的目标是前进的动力
做什么事都要有目标，目标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它引导和鼓励我们努力向前。目标是我们的航标，是我们的引路灯。没有目标，我们只能在黑夜里跌跌撞撞，迷失方向。所以，商人也要有清晰的赚钱目标，然后披荆斩棘，顺利破除阻碍赚钱的一切障碍。
一只已经两天没吃东西的瘸腿狼，将3只黄羊作为它捕食的目标，对于这只残疾狼来说，敢打3只成年黄羊的主意，胆子也够大的了。但是没有办法，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它只能把这3只黄羊作为猎杀的目标，并且还必须捕捉到手，才能够让自己得以饱食。
于是狼拼命追赶紧张逃跑的黄羊，当黄羊绕着山包跑了几圈后，转过头一看，竟然丝毫没有甩开这只瘸腿狼。事实上慌张的黄羊并没有想到，狼用了点小“伎俩”，就是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所以一直没有被黄羊甩掉。眨眼间，5圈过去了，双方脚步都慢了下来，可狼还是紧紧相逼。这样又是一圈以后，一只黄羊终于找到一个缺口，企图冲向山下，可是黄羊虽然有突出重围的想法，却没有突出重围的速度，狼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它充分显示它的强大后劲，奋力追去，狼以惊人的速度最终追上黄羊，并死死地咬住黄羊的颈项……
残疾狼敢把比自己强壮、奔跑速度又快的黄羊作为目标，最终拼命地捕捉到黄羊。狼的这一特性值得商人借鉴。在商场上，尤其是初出茅庐的商人，如果不给自己制定远大的、明确的目标，那么就缺乏动力和方向，很难前进。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远大的志向，有志向的人才会成功。
李嘉诚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在一家小茶楼里工作过，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他有自己的目标，从不像有些店员一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真诚敬业，勤勤恳恳，最终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老板不但给他加了工钱，而且还从开始的全日工作变为和其他堂倌一样，有午休时间，有时还可以提前下班，薪水也涨到了正式堂倌所能拿到的金额。李嘉诚最初的养家糊口、供养弟妹求学的目标实现了，但是他的人生目标却不仅仅止于此。
李嘉诚不再满足于做好一个“堂倌”，他渴望更有挑战性的行业，比如复杂的钟表行业，是他渴望以久的行当，正好他的舅父就是做钟表行业的，于是便想到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在他辍学之初，舅父曾让他去自己的公司工作，但是为了闯荡社会，他便忤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想回头再去找舅父，这让他为难了，这不是在吃“回头草”吗？于是他开始犹豫起来，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逐渐认识到是自己的顾虑太多了，大丈夫能屈能伸，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受一点委屈，甚至遭到白眼又能怎样，何况自己通过一段时间的闯荡，虽没什么大的成绩，但也算历经磨练，应该也具备了进中南公司的能力，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是在“吃回头草”或是“接受恩赐”。于是，他找到了舅父，当然，舅父也没有让他失望，同意他进入中南钟表公司上班。李嘉诚刚刚进入公司时是做学徒，还不能接钟表的活，只能做点扫地、泡茶、倒水、跑腿等小活。而他的舅父也没有因为李嘉诚是自己的外甥，就特别照顾他。事实上，对于在茶楼里接受过极严格训练的李嘉诚来说，这些事早已轻车熟路，所以他一直深受公司职员的好评，并且大家常常在庄静庵面前夸奖李嘉诚伶俐又勤快。他还懂得察言观色，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然后会主动帮忙。察言观色是李嘉诚早先在茶馆练就的一门绝技，这一点已高出一般人一大截了。
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忘记来钟表公司的目的，为了尽快学到技术，他便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偷偷学艺。因为他的勤劳诚恳深得师傅的喜爱，于是师傅就愿意传授李嘉诚一些修表技术，而他也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凭借智慧的头脑与一双巧手，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就对各种型号钟表的装配及修理技术运用自如了。李嘉诚的舅父虽然看见他不断长进，但是从不当面夸赞他，只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意味着香港黑暗时代已经结束，可是香港的殖民地地位还是没有改变，仍然处在英国统治之下。一切恢复为战前的状态，在战争时离开香港去异乡避难的人们纷纷返港，速度之快非常惊人，在日占时期香港人口锐减到60万人，而此时，香港人口迅速增长。这样一来，港英政府想要恢复经济发展，就要采取措施解决因返港人数增多而带来的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等各种困难。
庄静庵意识到，以目前这样的状况，香港经济必定会有一次狂飙式发展，于是开始做人事调整，扩大公司规模，并把李嘉诚调到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李嘉诚因为在茶楼积累了大量的与人交流的经验，在钟表店学到了装配修理的手艺，所以他做起钟表销售来得心应手，一如当学徒时那样，得到了店员们的一致好评。大家都夸他小小年纪，做起事情来有模有样，并且修表技术非常精湛，以后肯定会是一个能工巧匠和钟表销售高手。可是他们不知道，李嘉诚的人生目标并不是当一个能工巧匠或钟表销售高手。
李嘉诚虽然在本职工作上得到了别人的肯定，但是他不想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一生，他骨子里的那股不屈的傲气也不允许他这样，他渴望干一番大事业，像舅父或一些比较有名的大老板一样。于是，他给自己制订了学习计划，他要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完中学课程。对于已辍学一年多的他，要重新拾起课本学习整个初中课程是很有难度的。但是，不屈的性格使他义无反顾地去学习，他工余不再有休息时间以及和店员们聊天的时间，只是一门心思地刻苦学习。
与此同时，香港的经济发展恢复了战前最好的水平，即1939年同期水平，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并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再加上港英当局政策更加开明，没过多久，战争期间破坏的工厂商行都恢复了生产营业，整个香港又恢复了高楼林立、经济繁荣的局面，香港人口也激增到100万以上。
借着这股繁荣的大潮，精明的庄静庵没有放弃拓展事业的大好时机，中南公司在原有基础上又办了一家钟表装配厂，随后将业务逐步扩展为以自产钟表为主，最终建成香港的钟表基地，营业额与日俱增，同时还重新建立了东南亚的销售网络，中南公司成为了赫赫有名的钟表生产装配销售一条龙的大企业。
李嘉诚在这段时间里，不但学习了大量书本上的东西，而且他也时刻关注着钟表业的市场信息，经过短短半年时间的学习和观察，他对钟表业的现状和未来有了自己的看法。他也非常看好中南的前景，但是，他看着舅父的事业如日中天，而且香港的经济一片繁荣，在兴奋的同时，也陷入了沉思……
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是在舅父的公司继续待下去还是再一次出去“闯荡江湖”？如果继续留在已成为香港钟表行业龙头的中南公司，再加上舅父的照顾，他的未来自然会收入稳定，生活安逸。但这不是李嘉诚的理想，李嘉诚早就立志做一番事业。虽然，自己创业充满艰辛，充满风险，但是李嘉诚不惧怕艰辛和风险，他要再一次到社会上去闯荡，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想到这儿，李嘉诚不再犹豫了，他决定再次出去闯荡，他坦诚地向舅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庄静庵是个洞察力强的人，他明白李嘉诚的心思，再加上对他的了解，他知道李嘉诚有着非同寻常的商业天赋，并且有着孤傲倔强的性格和远大的志向，所以他迟早有一天会成就一番伟业的，只是需要更多的社会经验和时间来磨练。于是庄静庵也非常支持李嘉诚的决定，让李嘉诚离开了中南公司，去实现他的远大目标。
就在李嘉诚离开中南公司的那一年，世界钟表行业高中档市场分别由瑞士和日本两国独占，而低档市场似乎还无人问津，于是，李嘉诚建议舅父抓住这次机会，在香港迅速打开中低档市场。庄静庵采纳了李嘉诚的建议。结果和预期的一样，物美价廉的中低档钟表一经上市，很快便占领了香港市场，迎合了中下层消费者的需要，中南公司成为世界上继瑞士、日本之后的又一大钟表基地，同时也成为香港钟表行业的巨头。
从此以后，很多人都夸赞李嘉诚年纪轻轻，但商业眼光却不同凡响，很有超前意识。其实，这是因为他有远大的目标和雄心大志，他从来不错过任何学习、积累经验的机会，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成大事的远大理想，而这些恰恰是他后来取得巨大成功的动力。
2.善于把握环境，及时调整目标
有句话叫：“天不遂人愿”，说的是做某件事时，由于客观原因而导致了失败。在经商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客观因素制约着你，上天不会偏爱某一个人，怨天尤人毫无作用，此时，要注意及时调整自己的既定目标，别让不必要的客观因素毁了财运。
在郁郁葱葱的亚马逊大草原上，生活着各种动物，有成群结队的斑马、体格健壮的大象、脾气暴躁的花斑豹，还有多如牛毛行动迅速的羚羊、野兔等，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凶残狡诈的狼。
有两只老年狼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很难在茫茫大草原上捕获到猎物，有时，自己刚刚捕获的猎物还得拱手让给强大凶狠的狮子、花豹等，使得这两只老狼非常生气，于是心中有了成为这个大草原主人的想法。有了这样的动力和方向，老狼不再整天地愤懑不平，而是积极地寻找策略来改变这样的境况，实现自己的目标。它们知道仅凭它俩的实力远远不是那些家伙的对手，于是一边默默地承受着猛兽的骄横跋扈，一边秘密找寻自己的同类。终于在一年之后，它们找来了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狼，两只老年狼与中年狼群组成联盟。从此，两只老年狼与它们共同捕食，当再次与强大对手相遇时，它们不再把食物拱手相送，而是开始反击，甚至还从对手的嘴里抢夺食物，就这样，不久后，狼群便占领了这片草原，成了这里独一无二的主人。
狼因为有成为草原强者的动力和方向，所以能够继续忍受猛兽的骄横，不做反击，装出妥协退让的样子，实际上却暗自寻找同类，扩大势力，为实现目标而不断地行动着，最终成为了草原上说一不二的主人。在商场上摸爬滚打的人们应该和狼捕食一样需要动力和方向，而明确的目标就是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所以要求经商者必须有目标有计划地行动，最终才能在商场上大显身手。
狼一心想成为草原上的霸主，所以它才会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成为草原上让其他动物望而生畏的兽中之强者，这是因为狼有明确的目的才会有一直向前的动力，经商也应该像狼一样，有前进的方向，这样才会坚持走到胜利的终点。
20世纪50年代前后，地产业开始在香港初露端倪。1947年中国银行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的纪录。同时内地资金大量涌进香港，香港的各行各业一度蓬勃，这个时候“联邦特惠税”优惠政策在香港实行，中外商人纷纷涌入香港，社会对土地和楼宇的需求量自然日益增加。
香港人口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也激增了好几倍。抗战结束时，香港人口仅有50多万，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已经超过150万。
资金的涌入，人口的激增，这些都促使地产行业逐渐繁荣起来。刚刚从海上转到陆上的霍英东审时度势，看到了机遇，决定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押在地产上。
当时香港的地产市场由英资财团垄断，华人很难与他们共享。尽管有人反对霍英东投资地产，但他敢想敢干，而且坚信自己能在英资独霸香港地产市场的情势下，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路子。1953年6月，霍英东创立了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公司的注册资金是465万元，霍英东准备以霍兴业堂为旗舰，纵横香港的地产市场。当时，尽管霍英东对地产业知之甚少，但是他仍然决定在地产行业大显身手。
他曾坦率地说：“当时，我连银行户口都不会开，开了一间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后，公司连银行户口都没有。我学别人那样，把现钱放在家里，或者买一些黄金回来，放在墙缝里头。当时真是不懂做生意，认为做生意就像开杂货铺一样。”
自从成立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不再满足于把钱换成黄金储存保值，他想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大厦。霍英东认为，拥有一幢大厦不但能把现钱和黄金转移到物业上来，安全保险，而且还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身价，便于在地产界的发展。所以那时，他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大厦上。
后来霍英东了解到香港的世家——李氏家族有意出售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大厦是公寓式结构，建筑面积大、建筑材料好、装修材料高档，是香港当时最大、最高级的大厦之一。
霍英东立即到使馆大厦实地考察，感觉不错。随即，他亲自去拜见李家当时的掌门人——李铭泽。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李铭泽对霍英东还算尊重，对价钱并没有斤斤计较，双方答应以280万港元成交。随后，霍英东和律师就审看了使馆大厦的屋契等文件资料。经过几天的准备，霍英东和李铭泽相邀见面办理买卖手续。见面时，霍英东拎着一个大袋子。两人寒暄几句坐下，霍英东连忙把大袋子递上去，对李铭泽说：“哦，给你！”霍英东说他既没有支票也没有在银行开户。听霍英东这样一说，李铭泽哭笑不得。但李铭泽心地很好，他对霍英东说：“霍先生，其实买楼也好，做其他生意也好，不一定全用现金、全部用自己的钱，可以在银行开户，亦可以向银行借钱……”
因为在当时，要在银行开户、存款，一般要经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介绍。后来在李铭泽的介绍下，汇丰银行才接纳霍英东的开户、存款要求。霍英东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
经李铭泽、李孝两兄弟指点，霍英东又向汇丰提出贷款的要求。霍英东说，他与汇丰的职员相识后才发觉，原来认识银行里的人是多么重要，因为汇丰借钱给他，只要6厘利息，是市面的1/3。所以，从那时起，他千方百计去认识银行的那些经理们。
霍英东成功地买下使馆大厦后，他开始对外招租。由于使馆大厦属当时的高级楼宇，向来都是住着一些外交官，所以新的租客也是以洋人居多。几年之后，随着霍英东的公司不断扩大，他又成立了立信置业公司，专门建造和买卖楼宇。同时，他还成立了有荣工程有限公司，利用他原先拥有的各种船只，经营淘海沙和运输海沙业务，后来又从事填海开港等工程业务。
进入地产行业后，霍英东于1953年底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公众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地盘。这块地皮有10万余平方英尺，属香港的犹太籍商人嘉道理所有。嘉道理家族财力雄厚，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富豪家族，也是香港的犹太人“第一家族”。
因为霍英东在地产界刚露头角，与一些大商家并不相识。他说：“那时我并不认识嘉道理，亦无缘与他接触，两家公司之间只是通过书信往来，并各派一名律师办理买卖手续。我还记得，当时的地价很便宜，只是20多元一平方英尺，花了几十万就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盘。那是我花钱买下的第一块地。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我已经付款给嘉道理，办好买卖手续了，但地盘上仍堆满烂铁、烂物，搬迁赔偿问题没有办妥。那时还没有租户法庭，对这类事情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所以搞得自己很头疼……”
霍英东在出租使馆大厦时，他算过一笔账，扣除利息及各项开销，至少七八年之后才能返本，并不划算。所以他买下四方街地皮，想在那里建楼，建成后，他不想再用来收租，而是想向市民出售。当时把楼宇出租，是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霍英东说，因为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港府不随便承认楼房的上盖，即建一二层，或四五层，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卖给你后，只承认你一个业主，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若把楼宇分层出售，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一些地产商开始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于是想改弦易辙，探求新的售楼方式。他们想出了新方法把楼宇契约分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那时“分契”在香港并无先例。地产商将楼宇分层出售之后，光顾楼宇的市民确实多了起来，但买主还是局限于一些富人。因此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地产市场，仍然不是很活跃。
霍英东筹建油麻地四方街楼宇时，就决定采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出售所有楼房。几次的从商经历，使他有了超前于当时其他地产商的商品意识，一踏入地产行业，就决定把楼宇当成商品，并想办法使楼宇加速进入市场，以此加快资金周转，缩短投资回收期。霍英东在筹建四方街楼宇之初，为了迅速推销出去，他想到了一种促销方法：编印楼盘说明书，印上详尽的楼盘情况、价格、交楼日期等等，向买家广为分发。印发售楼说明书，这在当时也是个创举。
至今霍氏集团仍然保存着霍英东发明的第一份售楼说明书，据霍氏集团的一位职员介绍：“霍先生有了编印卖楼说明书的想法后，就交待我们去做这样一本书，还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拿有关的资料。我们就按他的想法编出来。我记得，把编好的资料送到印刷厂的那天晚上，霍先生就坐在印刷机旁，亲力亲为，一边修改资料，一边看工人印刷，因为时间很急，第二天就要派发给市民。结果，说明书大受市民欢迎，对促销楼宇有明显效果，地产商纷纷模仿，并逐渐成为地产商推销楼宇的必用手法。但其实他那时可能想不到效果会这样好。”
霍英东在兴建四方街楼宇时，除了提出印发售楼说明书的新招外，他还发明了促销楼宇和加速资金周转的另一种新方法：“卖楼花。”在此之前，霍英东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卖掉了他投资兴建的东安大楼。
1953年年底，霍英东找来高露云律师楼的律师和一些职员，一起商量怎样推销四方街新楼。在会议上，霍英东确立了采用卖楼花的方法来销售四方街新楼。在四方街还没动土的时候，霍英东就在售楼说明书上向市民推荐了优越的分期付款卖楼新方法。
效果如预期一样受到市民欢迎，楼宇开售的第一天，市民就蜂拥而来。在立信置业有限公司的卖楼接洽处和高露云律师楼，前来交订金买楼的市民排起了长龙。第一次分期付款方式成功推出后，霍英东在出售四方街其他楼宇时，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售楼方法，他把第一期订金降低到总楼价的10％—30％，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买楼。
现在“卖楼花”已成为全球地产行业普遍使用的经营手法，但是霍英东却是这一方法的发明者和第一个推行的人。事实证明，“卖楼花”是香港地产行业经营手法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方法减轻了买家一次支付所有楼款的压力，使得许多普通的市民也能介入房地产买卖市场。
“卖楼花”方法一公布，整个香港一改往日都是富人购房的景象，普通大众也卷进了购房热潮中。政府的小职员，月收入两三百元的教师和打工仔，还有普通的家庭妇女……有些人排队预购到“楼花”后，随即把“楼花”转售给别人，一天之间就已经赚一笔，不少人都乐此不疲。
这一销售旺势对霍英东而言，加速了楼宇的销售，加快了资金的回收，而且收足买楼者预付的订金后动工兴建楼宇，也使霍英东避免了更大的投资风险。仅在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就在四方街建起了100多栋、共600多层、约50多万平方英尺的楼宇，蔚为壮观。霍英东因此财富剧增，转瞬便成为地产界的新贵。而他的投资很少，基本上是靠买家的订金把楼宇建好的。
今天看“卖楼花”是很普通的事情了，但在40多年前，当霍英东第一次提出这个新方法时，在地产界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从涉足地产行业起，霍英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建楼、售楼。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期内，霍英东从做买办起家，后投资股市，频频获利，并用大部分赚得的钱购买土地，成为20世纪初期香港最大的“地主”，也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大商家之一。
当年霍英东看中九龙尖沙咀的一块地盘，有意购买下来建大厦。霍英东说，在购买香槟大厦地盘时，他碰到一些有关搬迁、补偿的麻烦事，在出售香槟大厦时，又碰到有关分层出售的新问题。虽然建大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霍英东认为建大厦比建那些矮小的旧式唐楼利润高，因为大厦可以向空中发展，建筑面积就比旧式唐楼多几倍。
霍英东说，从只能整幢楼宇出售到分层出售，再发展到分单元出售，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初期，港府行政局议员关祖耀律师总是极力反对分层出售，认为将来业主之间肯定有纠纷。
霍英东讲了他刚刚出售香槟大厦时，一个外籍律师说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将来买电梯、改屋契、维修电梯等纠纷一定会祸及子孙后代。后来，霍英东与一个英国律师商量，提出了“公共契约”的形式，每个人都负责若干管理费，等到这间楼倒塌时，每一个单元折回若干地皮，折成多份，可以按买楼时的价钱多少来分摊。买家在买楼时，就得签署这个公共契约，承担共同的责任和费用。
公共契约形式的推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更重要的是它将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妥善解决。公共契约的成功实施，使得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楼盘成为可能，也使得地产商转而愿意兴建大厦，从那以后香港的建筑物向高空发展并迅速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新景象。霍英东建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正适应当时市场的要求。那时候，市民纷纷前去订购，根据个人经济能力和需要，选购其中的某一层楼或某一个单元。
霍英东的成功说明，想做好某件事就要审时度势，把握当前形势，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方向，坚持不懈地干下去。尽管在实现目标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力，但是只要义无反顾地朝着目标前进，最终能成功。
3.逐渐接近目标，巧妙应对危机
狼的捕食方式灵活多样，狼会在捕食的时候根据具体的情况调整自己的战术。同样，在商海中，拼搏的商家在专注事业发展时不可安于现状，要永远保持积极进取的状态，才会取得辉煌的事业。同时，经商并非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暗礁险滩，所以商家必须头脑灵活，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去面对困难，战胜危机。
狼在捕捉猎物的时候，也经常会遇见很多麻烦，但是它从不惧怕，而是采取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麻烦。
狼奔跑在荒凉的山冈上，搜索着可以获取的目标，可是就在它还在寻觅之时，忽然一只猎狗朝着自己的方向奔来，狼一下子提高了警惕，想着该怎么样来捕获这难得的猎物。猎狗是有足够的能力和狼拼上一拼的，它不像普通的狗那样见到狼就跑，而会朝着狼直接扑上去，而狼也早就想好了对付猎狗的办法，它把身体不会致命的地方暴露给猎狗，任由猎狗去咬，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猎狗一口咬住了狼的后腿，而这个时候，也正是狼所期待的机会，因为猎狗对狼的警惕性在此时放松了，可谁知，狼根本没有因为疼痛而丧失斗志，却反过来一口咬住了猎狗的咽喉……猎狗就这样丧了命，狼则瘸着一条腿把猎狗拖回去做了全家的美餐。
狼知道怎样接近目标，为了捕获猎物，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代价，这种做法虽然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捕猎方法。经商也是如此，敢于付出，才会有收获。
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狼性企业，你步入其中俨然走到了一个狼的世界，七匹飒爽英姿的狼雕塑，栩栩如生，让人不禁联想到这家公司真的在与狼共舞。
事实上，该公司总裁周少雄先生面貌清秀，却透露着狼一样的智慧和坚韧。周少雄少年时就锁定了自己的目标，他想在商场上一展才华，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于是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周少雄少年时在新华书店做配书工作，这对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金饭碗”，可是他的目标并不在此，所以他并没有安于现状。在参加了一次展商会后，他决定辞掉工作，也开一家贸易公司。因为是第一次，没什么经验，所以一开始走了很多弯路，但是经过慢慢积累和历练，几年下来，他也赚了一笔。他又决定用这笔钱来开服装厂，公司很快成立了，这就是“七匹狼”的雏形，名为晋江金井侨乡服装工艺厂，厂里的生意还不错。
可是不久后，周少雄意识到，要想让公司发展起来，获利大，就必须打造品牌。于是这创业“7人组”一起商议品牌名称和图案，他们看了多家跨国企业打造的品牌都是用动物做图案，7个人就决定也选择一种动物，最后全票通过选择狼，因为狼具有团队精神、敏锐的头脑和明确的目标，这也正是企业发展必备的素质；又因为是7个人一起创业，所以就决定叫“七匹狼”，一个品牌就这样诞生了。
有了名字，剩下的就是让人记住这个名字。使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是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周少雄清楚地认识到：质量是一个名牌的基础！
于是在周少雄的带领下，“七匹狼”有了这样的经营理念：求质量、创品牌。为此公司放眼海外，通过侨胞的途径及时捕捉海外服装新款信息，引进世界一流的设备，采购世界顶级面料，重金聘请世界级的服装大师，精工制造出一流的服装。
1990年6月，“七匹狼”挥师上海，其夹克系列因新颖的款式、优质的面料一炮打响，迅速成为市场的宠儿。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假货也随之纷纷跟进。这种市场上非常普遍的问题曾使很多本来很优秀的企业夭折。但是周少雄却化危机为机遇，利用这次假货事件，大张声势进行打假，展开了一场真假狼之战，多家仿冒者被告上法庭。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等于给“七匹狼”做了免费的广告，“七匹狼”因此名声大振。周少雄最终借助法律手段，将假“狼”一网打尽。“七匹狼”夹克也因声名远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被冠上“夹克之王”的美誉。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七匹狼”的发展也是如此。有了好的口碑，“七匹狼”决定贷款扩大规模，试图一鼓作气占领全国市场。但是扩张的背后却忽略了计划，将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固定资产，造成规模发展与季节发展的严重失调，于是当国家宏观调控出现紧缩时，企业要清偿大量贷款，这就导致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可以继续运转，因此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令企业陷入了资金缺乏的困境，举步维艰。
90年代中期大量的服装品牌开始纷纷出现，而原先已在服装界声威赫赫的“七匹狼”却几乎销声匿迹了。一个已被人们认可的品牌却没有随之发扬光大，反而困难重重，几乎被消费者遗忘了。在如此巨大的困难面前，为了重振“七匹狼”的雄风，周少雄与“七匹狼”的高层深入探究原因，并全面调整了经营策略，重新审视了市场，捕捉了市场的最新动态。他们看到当时服装企业的产品销售多半沿袭传统的销售方式、流通渠道和产销模式，“七匹狼”如果仍然沿用这种理念，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引起轰动效应并得到市场的重新认可。
于是，“七匹狼”另辟蹊径地树立了一套以“狼”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打造出一套现代企业营销策略，即“品牌、企业、文化”三者一体的营销策略。周少雄回到最初的创业理念，组建新的领导团队，在务实的基础上改变经营渠道、管控方式，迅速引进新的营销手段，采用了周转速度快的流通方式来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弊病，先将批发渠道改成总代理制，后又开创出全新的特许专卖经营模式。专卖店不仅仅只是销售“七匹狼”服装的店面，更是打造“七匹狼”文化的前沿阵线。从此周少雄便正式开始了“七匹狼”品牌的塑造，这是“七匹狼”渡过危机的很重要的因素，多年建立起来的诚信体系也为扭转困境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1年，据全国商业信息及原国家内贸部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七匹狼”的夹克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至此，“七匹狼”才算确立了自己在夹克领域的霸主地位。面对荣誉，“七匹狼”并没有因此停步不前，成功更没有消磨周少雄的狼性，反而使他仰天长啸，壮志凌云。他力邀齐秦为形象代言人，从而将当年的明星代言热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正像周少雄所说的那样，歌手齐秦与“七匹狼”的文化内涵不谋而合，拥有了匹配的形象代言人，“七匹狼”一发不可收拾。2004年，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这也是福建省第一家在深圳中小企业板块挂牌上市的公司。“我们从2000年开始改制，到今天成功上市，期间投入的成本已有上千万元。”周少雄说，很多当地人都笑他傻，说他是个疯子，谁都不明白他“又不缺钱，为什么要上市”。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七匹狼’这块品牌。”周少雄说，“七匹狼”创立之初就立足国内市场，而没有通过为其他知名品牌贴牌加工成为出口型企业，为的就是打响自己的品牌。
但是，独立上市的观点一开始还是在企业内部引发了一定的争论。毕竟，资本是一把双刃剑。经过两三年的讨论，周少雄说服了自己的兄弟和伙伴，让公司顺利地登上了中小板，成为沪深两市男士休闲装品牌第一股，共计发行A股2500万股，按照发行价7.45元计算，七匹狼公司市值将达到6.33亿元，周氏家族也由此成为控制财富值达到3.18亿的财富新力量。
“我们要做强者，因为在自然界的发展进程中，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你不强，就要被淘汰，没有人能够例外。”周少雄认为狼的世界里充满了所有被人类推崇的高贵品质——合作、交流、忠诚、专注、耐心、锲而不舍、富有战略精神等等。这些特征，正是一切成功和渴望成功的人士所必备的特质。要生存，就要比别人更能适应环境，更能利用环境。要像狼一样牢牢守住目标，相信自己、相信伙伴，最终取得成功。
4.用自信自强坚定赚钱的决心
经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但赚钱不易。所以，经商首先要有自信，其次是自强，因为自信与自强才能够坚定一个人的决心。
据动物学家观察，即使是没有族群的野狼在捕捉猎物时也会制订目标计划，从不盲动。
一只野狼冒着大雪在树林里狩猎，虽然饥肠辘辘，可是它不是随便看见猎物就扑上去，而是有计划地选择猎物为目标。寻觅多时的野狼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猎物——一只瘦弱的斑马，虽然斑马的奔跑速度要比狼快得多，可是狼见它的体格不是很健壮，所以一定不会跑得很远，于是它就对其展开了追捕，可令狼吃惊的是，这只斑马并没有像它想象的那样跑不了多远，而是以离弦之箭一般的速度跑出了很远的距离，并且从树林里跑到了公路上，狼此时真的想放弃追赶斑马，而对身边的羚羊“下手”，可是狼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它知道，如果不专注于一个目标，那么，最终就什么也得不到，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狼抖擞精神，继续追赶斑马，斑马将狼落下很长距离，狼就用更快的速度，坚持追捕几天甚至一两个星期，直到捕获猎物……
狼的准则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把目光投放在一个方向上，锁定目标再实施行动。韩国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就有狼的这种精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在韩国，提起郑周永和他的现代集团，几乎是无人不知：“现代建筑”成为建筑业的霸主，并进军海外，占领了中东建筑市场；“现代造船”超过了日本同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船企业；“现代汽车”的产品奔驰在世界各地。郑周永被誉为“最有魅力的男人”、“亚洲最富有的企业家”。
郑周永出生在江原道通川郡松田面峨山里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辈世代务农，父母亲都是村里出名的勤劳人，除他以外，家里还有5个弟弟和1个妹妹。由于家贫，郑周永没念几天书就辍学了，他觉得自己应该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带着“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的壮志开始了他精彩的人生旅途。
第二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16岁的郑周永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北方的清津市正在修建港口和铁路。他马上意识到，修港口和铁路一定会需要大量的劳工。这或许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郑周永仿佛已感觉到了自己正处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来来往往地忙碌着，那里面当然也有他。
然而当他在一张破旧的地图上找到清津市时，得知清津市竟与通川相距1000多里。“再远我也要去！”郑周永下定了决心。他立即行动：先找到最好的伙伴池周元，两人悄悄地靠卖柴积攒了4角7分钱。8月的一天，他们拿着这仅有的路费，背着父母，溜出村子，向清津出发了。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白天依靠购买几分钱的食物维持体力赶路，晚上便饿着肚子在背风处过夜。
经过几天的奔波，他们来到了高原市。当得知这里也有铁路工地，就决定先挣点路费再去清津。筑路的活比种田要累得多，一天从早干到晚，使他身体疼痛，浑身乏力。可一想到贫穷的家和迷茫的前程，他只得咬牙坚持下去。筑路工每天工资4角5分钱，除去饭费，每天也只有1角5分钱。转眼间两个月过去了，中秋节快要到了。郑周永想让父母高兴一下，于是好不容易说服了工头，预先支点钱给家里寄去。正当他高兴地从工棚里走出来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使他愣住了：“周永！”父亲出乎意料地站在他面前。郑周永猛地扑到父亲怀里，放声大哭。他太想家了，毕竟他还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
原来，从他离家出走后，焦急万分的父母好不容易从里长的女儿那里得到一点线索，便一路找来，没想到在高原遇到了儿子。就这样，郑周永便像个小俘虏一样被父亲带回了贫穷的小山沟。尽管郑周永是个小山沟里长大的穷孩子，但少年时代特有的幻想和对未来的憧憬始终缠绕着他。他无法忍受这难耐的困境，他亟须改变这一切；穷则思变，郑周永已经下定决心，不管阻力多大，他都要走出这小山沟。
一次，当他看到连载小说《泥土》时，立即被主人公许崇的经历吸引住了，他感到许崇能从山沟里独自进城，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而我郑周永为什么就不能出去闯一闯呢？于是，一个新的计划又在他的心里产生了。
第二年春天，他又联合了村里的另外两个小伙伴，在一天夜里，溜出村子，一口气跑了100多里，朝汉城走去。然而，他又失败了，当他们来到金化的一位亲戚家时，又被一路追来的父亲“押”了回去。
回到家中，郑周永后悔不已，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原因是路费不足，再走一定要有充足的路费，再也不能去投亲靠友了。这年秋天，他狠下心干了一件对不起家人的事，他拿走了父亲的卖牛钱。这次他变得聪明了，一不找伙伴，二不在晚间溜，以免引起父亲的注意。郑周永乘家里无人时，终于坐上了南下汉城的火车。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心里感慨万千。此去汉城，主要目标是进牡丹会计学校速成班。这个想法起源于报纸上的一则消息。会计速成班，学制6个月，毕业后学校安排工作，按当时的工资看，毕业后每月至少能挣30元，每年就有360元，除掉每年120元食宿费，还剩240元，这样每年最低能买下24袋大米，这比他一家人一年打的粮食要多得多。他越想越高兴，相信等父母接到寄回的钱时，一定能原谅他所有的过错。
到汉城后，郑周永很快就办完了入学手续。由于已经开学3天，课程又讲得很快，郑周永不得不加倍努力学习，因为他知道，学校将来是按成绩分配工作的。正在他踌躇满志之际，意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一天早上他匆匆忙忙往学校赶，走到校门口时，又与父亲撞个满怀，他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尽管郑周永向父亲说尽了好话，父亲还是流着老泪让儿子“快回家吧”。郑周永又被父亲“押”回了家。
1934年，是郑周永记事以来最糟的一年，田里的庄稼几乎绝收。村里又流行着一种可怕的传染病。郑周永那强烈的愿望又复苏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决定。为了全家人的生计，父亲再也不阻拦他了。这样，19岁的郑周永第一次正式地告别了父母，直奔汉城，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梦想。
经过一番奔波和努力，他终于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在一家叫福兴商会的米行当一名发放员，月薪18元。由于他勤劳朴实，很快便赢得了店主人的喜欢和信任。在福兴商会工作的两年间，郑周永汇回家的工资能买到18袋大米，远远超过了一家人的全年收入。
然而由于店主的儿子不争气，米行不得不停业关闭。经过3年锻炼的郑周永，决定自己独立干一番事业。于是他在原址继续从事米行生意，并充分利用了已建立的各种人际关系，很快便站稳了脚跟。不久他便打出了自己买卖的商号——京一商社。从此，郑周永便步入商界，在充满险恶的商战中开始了新的搏击。郑周永决心从穷山沟里跑出来，不管阻力来自何方，也不管阻力有多大，他最终还是走了出来。如果在他前三次出走被父亲找回去时便改变了决定，那就不会有现在的郑周永，也就不会有令世人瞩目的“现代集团”。郑周永就是这种人，一经决定，便百折不挠地坚持到底。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郑周永的一生只能在穷山沟里度过。
事实上，不管做什么事，不仅需要深思熟虑后的果断决定，更需要有一种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懈努力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又何能成就大事？因此，人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唯有坚持不懈集中精力朝着一个方向前行，才能抵达成功的彼岸。
无独有偶，香港赫赫有名的领带大王曾宪梓的创业过程也同郑周永一样充满艰辛。刚开始做领带时，曾宪梓就意识道，要想在商场上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把心思专注于打造品牌上，经过广泛的调查，他苦思冥想，又把亲近的朋友请来商量，最终取名“金利来”，从而树立了华人自己的名牌。
为了把金利来推向世界，他孜孜不倦地追求金利来的质量，时时刻刻维护产品的信誉，使金利来成为驰名中外的品牌。
其实在曾宪梓开始自己生产领带时，凭借多年的推销经验，他把目标定为生产高档领带。他采用德国原料，生产出的领带质优价廉，但是那些百货公司的采购经理们看到中国人拿来的领带，就很傲慢，有的甚至说：“只要是香港货，一律不要。就是做得再好，一个没有名牌的商品，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
于是曾宪梓想既然别人能有品牌，自己也能创出好的品牌。带着强烈的自信心，曾宪梓走上了创造品牌的道路。他用心研究外国名牌领带的特色，了解外国名牌领带的优势，希望自己的领带成为一个能够为大众所接受的品牌。经过调查研究，曾宪梓认为：百货公司不接受本港领带是因为香港的产品没有好的质量和好的品牌，只要想办法让领带的品牌打响，质量得到真正的保证，销售领带的百货公司就能够赚到数额较大的利润，生意肯定能做好。
分析了形势后，曾宪梓决定要制造出中国人的名牌产品。
1969年的秋天，曾宪梓带了两条自己生产并命名为“金狮”牌泰国丝领带到尖沙咀的一个潮州朋友家里，当他将带来的领带送给这位朋友的时候，这位朋友开始非常高兴，但当他看见领带的品牌是“金狮”时，却又立刻把领带退还给曾宪梓。
因为“金狮”在广东话的发音原来为“金输”，意思为金都输掉了。这位潮州朋友奉劝曾宪梓赶快将领带改名，在赌钱成风的香港，人们最忌讳的就是金输，如果领带名叫金输，肯定不会有人买。听了朋友的话，曾宪梓才意识到自己对商品的名字考虑得还不够全面。
回来后，曾宪梓在草纸上不断地勾画“GOLD LION”的图案。当时他的目标就是想设计一个既简单明了又特别的商标，能够引起人们视觉的强烈震撼。他将“GOLD”中的“G”以及“LION”中的“L”，放在一起设计出造型美观并具有深远意义的图案。这样英文名字有了，商标图案也有了，剩下的就是一个响亮的中文名字。一次在和朋友们商讨时，朋友说：“金利连。”曾宪梓一听兴奋地说：“有了，就叫金利来。”
经过精心准备，1969年深秋，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国际名牌“金利来”应运而生。曾宪梓创立的金利来品牌最终成了国际名牌，其成功因素就是他有强烈的保护名牌商标和自始至终的维护品牌的意识。
正如一家报纸在《金利来最宝贵的资产是本身品牌》一文中分析指出：“金利来品牌的成功是花20年时间建立起消费者对‘金利来’品牌的信心。这是该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消费者相信该品牌代表一定的品质保证。”
“‘金利来’的成功亦代表本港厂商应走的路——耐心地逐步建立自己的商标。广告固然重要，但产品素质、市场推广、为自己产品定位等更重要。消费者对商标的认可是需要时间逐步建立的，但使消费者对商标丧失信心却十分容易。”
对名牌的确立和维护，曾宪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品牌的建立与顾客心目中对该品牌的信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商品的品牌一旦为社会所知晓，就意味着广大消费者对其进行继续衡量和重点考核的关键时期的到来。”
“如果遇到供过于求的现象，宁可把货品割去品牌，拿到小摊上出售，也不可在重心市场压价倾销。价钱不稳定的产品，直接反映质量不可靠。”
从金利来品牌建立之日开始直到现在，曾宪梓一直没有放松对名牌产品形象的维护。维护品牌是一项极其富有挑战性的事业，他必须具备面对挑战的决心和毅力，同时制定出具有自己品牌风格的一系列决策。
曾宪梓的具体实施办法主要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严把质量关。在销售上，金利来从不像其他品牌那样在节日期间降价销售或季节性降价，而且在各地区保持价格统一。如此，则使金利来的品牌形象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为了持久地巩固名牌产品形象，曾宪梓不惜花巨资不断地在多种媒体为金利来进行广告宣传。
通过曾宪梓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今的金利来产品已经成为畅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名牌。
5.讲究策略，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狼在捕食的时候目标专注，决不心有旁骛，在猎杀猎物的时候注重适当的策略。如果将狼的捕食方式应用到商业经营中，除专心于经营目标不动摇外，前途远大的公司都十分重视企业的持续发展，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培养优秀的人才，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培养员工的忠诚和归属感，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在一片青青的草地上，一群大大小小的羚羊在美美地吃着绿油油的青草，可能是由于吃饱了的缘故，它们并不着急啃食，而是边吃边玩，仨一堆俩一伙地在草丛中和丛林边上来回穿梭，悠闲地享受着仲夏的美好时光，丝毫没有意识到或者提防任何危险。
可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只狼正隐蔽在丛树里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虽然羚羊们并没有任何防备，但是这只狼还是没有轻举妄动，而只把目标先放在其中一只肥肥的羚羊身上，耐心地等着适当的机会发出攻击。
等了很长时间后，这只羚羊落单了，于是狼猛地冲上去，这只羚羊反应也非常敏捷，它以惊人的速度跑向前方，狼也不甘示弱，在后面穷追不舍，丝毫不受那群咩咩叫着的羊群的诱惑，而正在奔跑的羚羊不知道，以为狼已经被它的同伴们引开了，可回头一看，狼根本就没有改变目标。不得已，羚羊转身想要再次向前冲时，为时已晚，狼猛地一跃，扑到羚羊的身上，随后一口咬住羚羊的咽喉……
狼的特点是不会因贪恋太多的食物，而错过马上就要到口的食物，它知道，如果不集中精力执著于一个目标，那么就很难捕捉到任何猎物，所以狼会明确自己的目标。狼的这一特点的确值得借鉴，有些人因贪图数量而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
解读狼的这一特性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必须制定具体的目标，切忌“贪多嚼不烂”。
一个企业要想成为具有“狼性”的企业，就得精心地为企业制定一个明确的企业战略规划。刘永行，1948年生于四川新津。其父母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于1977年考入成都师专数学系，1980年毕业后，回新津县电教当教师。从此，他和自己的3个兄弟一样捧起了当时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1982年8月，刘永行和兄弟们在自家那个泥砖墙茅草房的小院里，举行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会议。3天3夜后，他们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辞职回乡当专业户！于是仅仅凭借1000元钱，4兄弟开始了创业历程。
1987年，刘永行兄弟兴建了西南最具规模的“希望饲料研究所”，并开发出了“希望1号乳猪饲料”。从此，他和兄弟们由专业户变成了私营企业家。1992年，在中国首届农业博览会上，刘永行兄弟的“希望”牌1号乳猪饲料获金奖；刘永行也于该年出任四川希望集团的董事长。从此，这位当家人，正式走进了“希望”的田野里。
1993年，在刘永行的带领下，“希望”打进上海滩，在嘉定成立了希望集团的分公司。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为“希望”落户上海滩亲笔题写了“希望城”三个大字。
1997年，刘家4兄弟分家后，刘永行由“东方希望”起步，致力开拓，形成了“永行企业”。1999年4月，刘永行在上海浦东又建立了集动物饲料、食品、生物制品等科研和生产于一体的全国性大型民营企业——“永行”企业，下辖“东方希望”集团、“强大”集团、“永行”企业3大集团共62家公司，工厂遍及华北、华东、东北、中原、西南等地区。
刘永行是4兄弟中唯一留在饲料行业的，他的目标是做大做强饲料业和相关产业。饲料业已呈低利润趋势，年增长利润翻一番的时光已成过去，由于饲料市场非常疲软，再加上搬迁，1999年东方希望集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前几年铺摊子，全国布点已经完成，在饲料方面希望集团已做到了“全国第一”，现在要考虑的是行业的优化组合。
做面粉和食品，都是饲料行业的延伸。东方至少要做几十家面粉工厂，此前已兼并了河南、安徽、四川的三家面粉厂。
成都东风面粉厂是国际一流的全套瑞士设备，能生产高档面粉，刘永行返回家乡四川，代表上海东方希望集团与东风面粉厂签订了租赁协议，并称此举是东方希望集团返乡参与西部大开发的第一步，如果租赁经营成功，东方希望集团将大规模进军四川面粉加工业，组建一个至少有五六个面粉厂组成的面粉集团。
刘永行作为一个从西部走向东部的企业家，对西部开发有着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参与西部开发可以使东部企业和世界知名企业更直观、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西部，增强对西部的认识。
同时，四川企业与东部企业和世界知名企业合作开发，也搭起了一座互通有无的桥梁，使东部企业和世界知名企业更好地了解西部缺少什么，需要什么，哪些值得开发和参与，哪些项目可以实现“双赢”。他说，西部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商机很多，但要吸引外资，搞好开发，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运作体制；要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大胆吸纳外资和民间资本，要对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国有企业一视同仁；要注意政策的连续性。
在积极发展事业的同时，刘永行十分注重企业的持续发展，他打破了“不换思想就换人”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他把“多换思想少换人”作为培育人才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刘永行认为，企业是人员的集合体，优秀企业则必须成为优秀人才的集合体。被市场竞争所淘汰的劣势企业，从根本上说，是对劣势企业决策人和管理者的淘汰。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才不断优化的过程。要建立一套有利于及时发现、使用、培养人才的企业人事管理制度，形成正常的淘汰和更新机制。
1993年以来，希望集团经历了一个高速扩张时期，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他们在短期内走上了不同的领导管理岗位，创造出了十分可喜的业绩，是集团发展的宝贵的人才资源。希望集团把加强内部整合，建设企业文化作为重点，通过整顿思想、调整干部、优化领导班子和人才结构，作为实现长远目标创建和储备人才的条件。
6.屡败屡战，不达目的不罢休
商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既然有战争就有输赢，输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屡败屡战的勇气。只有胜不骄，败不馁，才是真正的勇者风范。
在狼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它们从不言败，在捕捉猎物时，一次不成功再运用其他方法采取下一次的行动，如果还没有成功，群狼就会开会共同讨论“对敌策略”，然后再次发起进攻，直到取得胜利为止。
狼捕杀草原马就集中体现了狼的这种精神：狼为了战斗的胜利，可谓是以死相拼，展开了极其惨烈的自杀式攻击。狼纵身跃起，用锐利的长牙死死咬住马身上的皮肉。马仍然在快速奔跑，狼就用全身的重量挂在马的一侧。马狠狠地将狼摔在地上，然后继续前行，可是狼并不为眼前的失败而停止捕猎，而是再次站起来向马扑去，此时的马也“急”了，对准狼连踢带踩，再一次将狼踢倒在地，可狼绝对不会认输，爬起来再次追上去，连续重复多次，直到把马累倒了，它再用尽全部的力气向马致命的部位咬去……
狼为了捕获猎物，不管猎物多么强壮，不管经历多少次的失败，它都不会放弃，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商场上需要的就是狼的这种不惧怕失败、屡败屡战的作战精神。
鲁冠球出身贫寒，父亲是工人，收入微薄，母亲住在农村，没有工作。全家的生活仅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来维持，他和母亲在农村生活得很艰难。
为了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初中毕业后，鲁冠球主动辍学，回家务农，但是他经常提醒自己要努力，要出人头地，做出一番大事业。在家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后，他发现，在农村干活，不但很累，而且难以干出事业来。他告诉自己：“外面的世界有很多机会，只有走出去，才能得到这些机会，才有出人头地的可能。”
不甘寂寞的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找父亲，但是，没过多久，父亲退休回家了。这样他只身一人留在了上海，鲁冠球感到很无助，然而，他不愿回到农村去。几经漂泊，一次偶然的机会，鲁冠球在萧山铁业社做了一个打铁的小学徒。
当时年仅10几岁的他和那些大人一样，每天抡着10几斤重的大锤，干着很重的体力活。鲁冠球说，当时他一点也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满足。而且在当时，打铁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天不遂人愿，当他学满出师，踌躇满志地准备出去做大事的时候，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各级单位都精简人员，农民出身的他很自然地被辞退回家。
但是鲁冠球是一个刚毅的人，没有被困难吓倒。在那段日子里，他经常一个人徘徊在钱塘江畔。
鲁冠球回忆说：当他看着那滚滚波涛，心头的苦闷和失意一下子烟消云散，他对人生又重新充满了希望。渐渐地，他又恢复了往日的信心，决定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寻求机会。在上海3年的铁业社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同时也让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当时，在他的家乡宁围乡，农民们每次磨面，都要挑着很重的稻谷走七八里的土路，非常辛苦。看到这些，他就想为乡亲们提供点便利。想来想去，他决定在村里办个米面加工厂。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给乡亲提供方便，而且还可以为家里赚点钱。这个想法很受乡亲们的欢迎，大家纷纷慷慨解囊，筹集到了3000多元钱。鲁冠球用这些钱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开办了一个没敢挂牌的米面加工厂，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经历。
加工厂的开办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生活，乡亲们都非常满意。但是，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鲁冠球做的这件好事被一些领导认为是坏事，是在办地下黑工厂。更有甚者说他是“一个不守本分的人，不诚实的人，不遵纪守法的人，不服从领导的人……”在强大的压力下，鲁冠球只得到处求情，希望创造一个安稳的环境。但是，势单力薄的他最终还是在劫难逃，工厂被勒令关闭，机器被廉价出售。
不仅如此，为了及时还清债务，他卖掉了祖父留下的3间房，有人骂他是“败家子”。后来，鲁冠球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说：“这次失败，真的给了我沉重的打击，几乎使我倾家荡产，还累及父母一起受苦。”
鲁冠球的工厂关闭不久，当时全国掀起了“停产闹革命”的热潮。在这个形势下，鲁冠球在童家小镇上开了一家铁匠铺，并招收了5个徒弟。那个时候，他们被称为“大队加工服务社社员”，负责为周围居民打铁锄、镰刀等，他们的工作，得到了附近村民的欢迎和好评，情况越来越好。
1969年，宁围乡有个即将停产的“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需要人接管。许多人都觉得那是个烂摊子，只会让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出路。
但是，有关领导认为鲁冠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当找到他的时候，敢闯敢拼的鲁冠球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该好好把握。于是他变卖了自己所有值钱的家当，包括结婚时别人送的收音机，终于凑齐了4000元钱。于是，鲁冠球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历程。
当时，虽然他的妻子没有加以阻拦，但是，还是为他担心。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不仅省吃俭用，而且还利用休息日去附近农场干活，赚点零钱来补贴家用。对于妻子的付出，鲁冠球经常说：“我的成功，妻子有很大的功劳。”
鲁冠球接管工厂后，体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为了避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嫌疑，他将企业性质定为集体企业，挂牌为“宁围公社农机厂”。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说：“一是吸取了第一次创业失败的教训；二是为企业争取更好的政策保证，有利于企业将来的发展。”这样还可以在政策和其他各方面得到优惠和支持，为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鲁冠球预见的正确性。
当时的宁围公社农机厂生产效率很低，产品质量也不高，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面对这种形势，鲁冠球决定改变现状，实施多元经营战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厂陆续生产出了犁刀、铁耙、万向节等产品。
鲁冠球多方经营的战略使得农机厂在没有足够资金、没有专业人才和没有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完成了原始积累，并有所发展。
1979年发生了油荒，导致了汽车大量封存，工厂产品囤积仓库，生产经营陷入停顿状态。在当时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许多汽车配件生产厂家纷纷转产，鲁冠球也面临着转产或者继续坚守阵地的抉择。
这时，鲁冠球获得了一个消息：国家在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中，汽车的货运指标要达到5.4亿吨，一些专家建议通过挖掘公路运输的潜力缓解中国交通紧张的状况。鲁冠球获悉后，认为机会来了，他决定专门生产汽车万向节，同时自找销路。他很快就召集了30多名业务骨干成立了销售小组，奔赴全国各地，搜集汽车万向节的销售信息。但是，事情并不像鲁冠球预想的那样简单，结果所获甚微。
这时，鲁冠球听说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要在山东胶县举行。得到消息后，鲁冠球心中再次充满了希望，他当即带着自己的销售人员和部分万向节产品，前往山东胶县。
但是，宁围公社农机厂是一家没有名气的乡镇企业，根本没有进场参加订货会的资格，汽车客商也都瞧不起它，所以，根本争取不到什么订单。但鲁冠球天生有一股倔脾气，从不轻言放弃，他坚定地说：“我们在场外摆地摊。”
与此同时，他派人到会场里面打听情况。当他得知里面的厂家正在价格上僵持不下时，他便思考着通过降价来争取客户。他和销售人员分析后，便贴出了降价宣传广告，没过多久，就引来了一大批的客户商家，看到他们的产品质量不比其他厂家差，而且价格又便宜了好多，便纷纷订货。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是，几天下来，他们拿到了210万的订单。而这个数目对于一个小乡镇企业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这次订货会使鲁冠球成功地打开了市场，他的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次经历使鲁冠球感触颇深，他说：“市场竞争，就是价格、质量、成本的竞争。”
这次订货会的收获，为他制定公司的经营思路和管理策略提供了依据。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价格，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以获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本着这一经营原则，他把万向节产品逐步推向市场，占据了国内外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相当份额，创造了“万向节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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