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越位为储
宋元之际，周密曾引述时人眼中临安（今浙江杭州）府城的大势胜景：
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癸辛杂识·西湖好处》）
经过多年对旧城的改造和扩建，临安的繁华已远超北宋词人柳永笔下“东南形胜、江吴都会”的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壮观最秀丽的城市。
皇宫，时人亦称“大内”，位于府城南部的凤凰山麓。方圆九里内，宫殿林立、楼阁层叠，都是朱户画栋、雕甍飞檐，镌镂着龙骧凤飞的饰物，更显出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非凡气派。作为大内的第一代主人，宋高宗自绍兴八年（1138）起“定都于杭”，已打定了长久偏安的主意，仅仅为了做些姿态，向臣民表白还未敢忘记沦陷的中原故土，才仍称为行在。
倘若从和宁门出大内，沿着御街北行至朝天门，再东折过望仙桥，便是一代权相秦桧的府第。绍兴十七年，他正处在权势的峰巅上，与其甲第鳞次栉比的规模与车马填咽的喧哗相比，毗邻秦府北界的普安郡王府顿然相形见绌。这年九月，郡王夫人郭氏生下了第三子，也就是后来成为南宋第三代皇帝的光宗赵惇。
普安郡王是宋太祖的七世孙，绍兴二年，宋高宗亲自将他选入大内收养，作为皇位后备人选加以考察。自建炎三年（1129）亲生的元懿太子夭折后，宋高宗自知生育功能丧失，不得已才做此选择。绍兴十二年，郡王依祖制行出阁就第之仪，宋代规定，直系皇族成年都须迁出大内，移居王府。次年，郡王的长子赵愭出世，绍兴十六年郡王夫人又生下次子赵恺。其后，郭氏还生了第四子，但没来得及命名就夭殇了。绍兴二十六年，年仅31岁的郡王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年光宗赵惇只有10岁。
绍兴三十年，普安郡王正式立为皇子。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仅隔12天，他便登上了父皇禅让的皇位，成为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他的三个儿子依次进封邓王、庆王和恭王，他们的母亲郭氏也被追册为皇后。
孝宗即位不久，宰相张浚建言：“人君即位，必早建太子。”当时，皇嫡长子赵愭正值及冠之年，按照君主世袭制传嫡长的原则，他完全有资格立即册封为皇太子。然而，孝宗却没让他入主东宫，仍让他一如普通皇子那样出阁就第。其原因也许有三：其一，孝宗系出太祖一脉，父皇高宗则是太宗后裔，如今孝宗虽位禅九五，却不便迫不及待地册立皇太子，以免引起太上皇的不快；其二，孝宗即位之初就措置北伐，锐意恢复，无暇顾及册立；其三，在一母所生的三个儿子中，孝宗自以为第三子赵惇“英武类己”，而对居长的赵愭性耽诗文，则颇不以为然[17]，故难免产生且将这事搁置的想法。
东宫虚位很快成为政治敏感点。乾道元年（1165）五月二十一日，邓王府申报皇长子生了皇嫡孙。而此前恭王夫人李氏早已生下皇孙赵挺，却迟迟不移文申报。就在邓王府申文当晚，恭王府才急匆匆补上这一手续。次日，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王淮携白札子去见参知政事钱端礼，说：“四月十五日恭王夫人李氏生皇长嫡孙，请讨论有关典礼。”
这时，因宰相虚位，钱端礼以首席执政代行相事，听了王淮的话十分恼怒，他的女儿就是邓王夫人，岂能坐视皇嫡长孙的名分归了恭王的儿子。第二天，端礼奏禀孝宗：“在皇嫡长孙问题上，王淮力主年均以长、义均择贤之说。请圣上会礼部太常寺检照应行典礼。”
孝宗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什么话，都不是他应该说的！”接着便明确表态：“朕知道了邓王府申文后，恭王府才申告的。不必再差礼官检照礼文了。”钱端礼瞅准机会打击王淮：“嫡庶名分，《礼》经上说得一清二楚，就是为了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的。讲官应该用正论开导。鼓吹这种启诱邪心之说，应该黜罢！”于是，孝宗免去了王淮的恭王府直讲，将他改放外任。王淮的上言是否出自恭王夫妇的指使，史无明文，但至少代表了他们的意向。而恭王夫妇之所以萌生在皇孙问题上争名分的念头，显然与东宫无主的局面有关。
也许为避免因储位不定而引起政局动荡，在皇嫡长孙之争的两个月后，孝宗正式册立皇长子赵愭为皇太子。第二年，在皇嫡长孙赵挻满周岁时，特封他为福建观察使、荣国公，而恭王之子赵挺仅封左千牛卫大将军，明示区别，为这场名分之争划上了句号。
乾道三年春季某日，皇太子赴原庙举行国忌上香仪式，回宫途中路经贡院。这天恰是补试的士子入院应考的日子，应试者云集，堵住了皇太子的队伍。执金吾举杖呵斥清道，激成了应试学生与太子卫队的冲突。无所顾忌的赴考士子群起折断了执金吾的梃杖，团团围住皇太子的车驾吼声雷动，皇太子因此“惊愕得疾”。[18]这年夏天，病体虚弱的皇太子又疰夏伤暑。因东宫医官误诊，他服药后病情急转直下。孝宗连忙将远在福州的名御医王继先宣召入宫，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也从退居的德寿宫过来探视。七月上旬，孝宗忧心如焚，颁诏大赦天下。病情却回天无力，三天以后，皇太子去世。
东宫再度虚位。但恭王夫妇对年前王淮免职冷暖自知，隐隐觉察到孝宗的不满，故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恭王的长子赵挺已死，而已故庄文太子的嫡长子赵挻还在。在历史上，皇嫡长孙直接继大位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关键取决于孝宗的抉择。
乾道四年十月十九日，恭王的次子赵扩出生。不久，宫禁之内一则奇谈不胫而走：恭王夫人李氏生赵扩以前，梦见太阳坠于庭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在君主世袭制下，太阳是人君的一种象征物。以《宋史》本纪为例，宋太宗据说就是杜太后梦见神人捧着太阳给她，才生下他的；而宋真宗也是其母李氏在梦中“以裾承日”才怀上的。恭王夫人这一白日梦的潜台词不言而喻：他们的这个儿子才是天命所在。这一梦话的出笼，与其说为儿子争天命，还不如说在为老子恭王争夺皇位继承权。恭王府就是孝宗位登九五前的普安郡王府，太阳落在潜邸的庭院，他自然不会产生反感，这一无稽之梦也堂而皇之载入了国史。
不过，孝宗仍迟迟不新立皇太子。按照惯例，庆王、恭王同为嫡出，理应立长。但庆王秉性宽慈，虽因此颇受太上皇宠爱，但宽慈太过不利于宗社大计，在福相上似乎也差了点。相比之下，孝宗更欣赏恭王的英武劲儿，三个儿子中还数他阅经史、习艺业最多。但恭王排行在后，如果立他，于礼不顺。这样，立储之举便一拖再拖。
乾道六年新年刚过，竟是豪雨夹着惊雷，接着便是一场漫天大雪。左谏议大夫陈良翰上疏认为，天象反常与久不建东宫有关，孝宗嘉纳谏言。春夏之间，孝宗让庄文太子钱妃携皇嫡长孙赵挻从东宫徙居外第。此举意向不言自明：孝宗准备另立皇太子。七月下旬，太史奏称：星象主册太子，应该行大赦。
五天以后，右相虞允文退朝后请求独自留班。他对孝宗说：“陛下在位近十年，而东宫虚位。今日之事没有比这更大更急的了。愿陛下上顺天意，下从人心，早出圣断。”孝宗欣然回答：“久有此意。但只恐储位一定，人性骄逸，学问懈怠，渐有失德。故想让他练历世务，通古知今，庶几不会有后悔事。”允文说：“只要慎择宫官，使他日闻正言，日行正道，日久天长自然无不趋于正，怎么会有后悔？再说，储位一正，深居大内，常在陛下左右，日亲帝学，何愁不光明，日悉朝政，还怕不历练？以臣之见，早建东宫，其所成就一定远远超过外处潜邸。”孝宗说：“丞相所言极是。但这事还须找个日子与丞相单独商议。”
一个月后，一次朝殿结束，孝宗命虞允文留班议事。事毕，允文旧事重提，孝宗道：“这事已定了。就在郊天的好日子降下指挥[19]吧。”十一月五日，孝宗在郊坛祭天时单独召见允文，说：“立太子事，朕只想与丞相一人商议，怎么样？”至今为止，孝宗尽管一再强调主意已定，却从未向允文暗示过立谁，今天这番话，显然有意听取他的意见。
从立储上的一再迁延，允文看出了孝宗的犹豫与意向，然而处在独相的地位，他不能避而不答：“这是陛下的家事，臣不敢参预”，接着，他叙述了本朝太宗末年召见寇准问立东宫的故事，意味深长道：“太宗共八子，真宗为第三，体味寇准奏对曲折之间，其意只在由太宗亲自决定而已。我的惓惓忠诚也只是期待陛下圣裁！”孝宗似乎最终下了决心，说：“这事没什么可犹豫的了。立太子放在初春罢。”允文答道：“臣谨奉诏。希望到那时，陛下不再变动。”
立储之事在孝宗与允文数度密议中迟缓地推进。在夫人李氏梦日生子的鼓吹后，恭王不敢有更大的造次，但觊觎储位的那颗心却从未放下过。据《四朝闻见录·三王得》记载，有一天恭王外出，车乘遭到一个军汉的拦截，卫士上前扯开这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军汉，他却骂骂咧咧地口吐脏话，甚至捡起瓦砾抛掷围观的孩子们，嘴里诟骂不停。
恭王喝问：“你是谁？”那汉子连声自报姓名道：“三王得，三王得。”恭王素来热衷于算命、卜兆等迷信玩意儿，一听“三王得”，就悟出这是个大吉之兆：三王，我恭王不正是排行第三吗？三王得，也就是说，我三王将得到储位啊！于是，他下令正在拉拽的卫士放那军汉回去，自己也喜孜孜地怀着好兆头打道回府了。
册立皇太子之事终于明朗化了。乾道七年二月七日晚朝时，孝宗正式将立皇太子的御札颁示大臣，当夜由翰林学士锁院起草一系列相关的诏书。自称“闲人不管闲事”的太上皇帝高宗，也过问了这件大事。他与太上皇后吴氏在庆王、恭王之间“独导孝宗以光皇为储位”，在隔代继承人上表达了明确的导向。这天晚上，太上皇特意只召庆王进德寿宫。德寿宫由秦桧旧第扩建而成，颇有亭台楼榭之胜、湖山泉石之美，高宗禅位后就移居于此。当时人习惯上把位居临安城南的皇宫称为南内，把德寿宫叫做北内。若不是朝贺、圣节等特殊日子，一般的皇孙也不能随意出入德寿宫的。庆王听说太上皇召他宴宿北内，次日再回王府，自然十分乐意。
第二天，孝宗御文德殿，宣布立皇太子，诏书说：“储副，天下公器。朕岂敢有所私哉？第三子惇，仁孝严重，积有常德，学必以正，誊日以休，可立为皇太子。”接着，宣读了庆王赵恺进封魏王、出判宁国府（今安徽宣城）的诏书。这时，魏王还在北内陪着他那太上皇帝的翁翁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等他回到王府接到麻制，才明白了一切。
不久以后，魏王去德寿宫见太上皇，谈话间老大不高兴：“翁翁留我，却让三弟越位做了太子！”太上皇一时语塞，安抚他道：“儿道是官家好做？做时可烦恼呢！”三月下旬，两府宰执在玉津园为魏王出判外藩设馔饯行，宴罢登车，魏王对虞允文郑重而恳切地说：“还望相公保全。”他深知允文在立储中的作用与在朝廷上的影响，在入主东宫的竞争中，他成了失败者，但不希望有更大的政治漩涡将自己吞没。出判宁国府三年以后，他改判明州（今浙江宁波），在两地他都究心民事，颇有仁政。淳熙七年（1180），魏王病逝明州的讣闻传来，孝宗泫然泪下说：“过去之所以越位建储，就为这孩子福气稍薄，没料到这么早就过世了。”在潜意识里，他要为自己越位建储寻找站得住脚的解释。
不久，恭王夫人李氏立为皇太子妃，她庆幸于梦日生子的杜撰话头毕竟起了点作用。其后几天，皇太子一头扎进繁文缛礼中，朝谒景灵宫，拜祭太庙，赴德寿宫向太上皇帝、太上皇后称谢，忙得不亦乐乎。三月二十三日，孝宗在大庆殿正式行册封皇太子礼。繁琐复杂的全套立皇太子礼持续了三天，赵惇才入主东宫。
2.东宫生涯
东宫再建后，孝宗从为人与从政两方面加强对皇太子的教育和培养。首先，他亲自为皇太子配备了德行可风、学问有声的东宫僚属。在确定皇太子人选的同时，孝宗嘱咐宰辅们：“应该多设几个东宫官，博选忠良之士，使皇太子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他转而问虞允文：“历来东宫官设几人？”允文答道：“太子詹事两人，太子庶子、太子谕德各一人，或兼侍读，或兼侍讲。”孝宗关照：“应该再增两员”，并问他：“谁可以作为合适人选？”允文答道：“恭王府原有讲读官李彦颍、刘焞就很合适。”孝宗即表示：“刘焞有学问，李彦颍有操守，两人都可以。”他让宰执们再选几人，拟个名单送上来。
几天后，孝宗审阅名单时，见有王十朋和陈良翰，便说：“这两人都很好。王十朋原就是诸王宫小学教授，性格疏快，就是碰到有些事固执些。”虞允文奏道：“东宫宾僚以文学议论为职，固执些并不碍事。”于是，孝宗命王十朋以敷文阁直学士、陈良翰以敷文阁待制同时出任太子詹事。宋代官制，太子詹事例以他官兼任，孝宗却一改常制，明确指示王、陈“不兼他职”，其良苦用心无非要求他们在辅导皇太子时更尽心竭力，不负重托。
在东宫僚属配备到位后，为使其历练政务，在入主东宫次月，孝宗便让皇太子领临安府尹，御笔明示用意：“盖欲试以民事。”皇太子领尹治京是有例可循的，真宗曾以寿王任开封府尹，立为皇太子后仍判开封府如故。然而，在官制与职事的安排上却应作不少变动。知府事自然不设，通判也须废罢，别置少尹协助皇太子理政，首任临安府少尹就是大名鼎鼎的目录学家晁公武。皇太子就在东宫处理府事，并不需要赴府衙办公，因为相距太远。少尹与两名判官每两天赴东宫一次，汇报重大公事，听取裁夺，至于日常公务都由少尹代为处理。
皇太子领尹是从乾道七年四月下旬开始的。虽然孝宗规定：皇太子出入宫禁以及每年一次赴府衙接受少尹以下属官庭参礼上之日，如有马前投状应该接下，但在他尹京期间没有发生过这类马前递状的事情。孝宗颁降给临安府的御旨，必须先送东宫，但皇太子只须阅后封转少尹执行，就算完事。临安府界的训谕风俗、劝课农桑、宽恤赦免等，则以皇太子名义奉旨出榜。至于收籴军粮、招募兵士、命官犯罪等大事，他只消在东宫听取汇报，表示原则性意见，具体操办完全不用他劳神费心。皇太子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临安府和浙西安抚司的奏表上题上他与府尹的名衔。而实际上，临安府给二府及其他官衙的大量公文都由少尹代劳签发了，皇太子画押具衔的文书数量已大为减少。
对皇太子尹京，朝堂上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看法。太子詹事王十朋刚到任便上疏说：“大抵太子之职，问安视膳而已，抚军监国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三代之王教育嗣君，也不过教以礼乐，让他知道父子君臣之义。现在府事繁剧，命皇太子裁断，即使事事得当，也不显出太子的聪明，增加太子的盛德。倘有差失，就不是爱护太子了。”也有臣僚从另一角度反对：行在只是驻跸之地，如今以尹京典故让太子领治，天下百姓会误认为临安已作京师，岂非“绝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但孝宗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他坚持认为，太子尹京是培养其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环节。
一年以后，太子詹事李彦颍再向孝宗提出：“陛下虽想让皇太子更历民事，但领尹不是相宜之举，应让他专意向学。”改日，他把这一见解面告皇太子，劝他草拟奏稿，辞免尹事。皇太子上了三奏，在领尹整两年之际，辞免终获允准。
皇太子尹京两载，留下了不少由他具衔判押的案牍文移。宁宗在位时，将其编为70卷《光宗皇帝尹临安判押案牍》，还冠以御制序言，称颂他以太子尹京“治以简约为本，教以宥靖为先”。据说，皇太子领尹奏疏中曾有“讼简刑清，百姓和乐”等语，淳熙元年（1174），后任知府还请孝宗御书“简乐”的匾额，高悬府衙，歌功颂德。不过，剔除奉迎与过誉，在这两年间，皇太子究竟有多少政绩可以缕述，练历了多少世务，知悉了多少民情，对他君临天下以后的德与才究竟产生了多少作用，都是大可疑问的。
从乾道九年（1173）四月解除临安府尹以后，皇太子熬过了长达17年的东宫生涯。东宫在大内的东部，西傍馒头山布局，由旧宫殿稍事拾掇修缮而成。进太子宫门，从芙蓉相间、朱栏环护的垂杨夹道向北，便是正殿。后来在东宫创辟了射圃，作为太子的游艺处所，其间有荣观堂、凤山楼等景致。
讲习经书是东宫日课，有时一天要讲七八次。但进度却不快，三四年还讲不完一经，皇太子听讲读《尚书》居然用了四年。对皇太子的学业，孝宗是经常关心和询问的。淳熙元年，孝宗对大臣说：“太子资质还可以，就是还缺少学问。”太子詹事李彦颍奏道：“东宫讲读时，除讲官外，其他东宫官不过陪侍一边，不久便逡巡而退。希望让太子庶子或太子谕德也兼充讲官，为皇太子再选讲一经。”孝宗当即令庶子、谕德轮流为皇太子进讲《礼记》。淳熙三年，他把史学家袁枢刚编成的《通鉴纪事本末》颁赐东宫，让皇太子将这部史书与陆贽奏议一起熟读，并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治道尽于此矣！”平时，皇太子派人前去问安，带回的圣谕也总是“太子切须留意学问”。
淳熙六年三月的一天，孝宗带着皇太子游览佑圣观，就是原普安郡王府和恭王府改建的。孝宗来到潜邸的讲宫，环顾栋宇俨整如新，看到旧日亲笔题壁的杜诗—“富贵必从勤苦出，男儿须读五车书”，不禁感慨系之。他曾在这里勤苦地历练与学习，这座王府，这栋讲宫是他稳步迈向大内、登上王位的重要驿站。他之所以将潜邸继续作为恭王府，也是寄希望于“英武类己”的第三子，能像自己那样，苦经磨砺，成为帝业的接班人。不知不觉间，来到明远楼下，孝宗回头问皇太子：“近日《资治通鉴》已熟，还读什么书？”皇太子答道：“经史都读。”孝宗告诫道：“先以经为主，史也不可废。”
由于孝宗严格要求，入选的东宫讲官尤袤、杨万里等德学俱佳，勤勉尽职，堪称一时之选，皇太子倒也不敢懈怠。淳熙四年，他找到一部《唐鉴》，觉得范祖禹学问纯正、议论精确，便让讲官为他增讲这部史书。孝宗还赐他《骨鲠集》，让他仔细阅读。这是开国以来历朝名臣直谏人君的奏疏汇编。皇太子读罢大受教益，与进见的刘光祖热议起来。他认为：“书中所论新法，自是必为民害”，斥责蔡卞、蔡京为小人；而盛赞陈东上书“其意甚忠”，“不易得”。[20]他也再三称扬吕祖谦贤德，叹息他早逝，并问光祖：“你曾认识他吗？”
读书渐多，皇太子的见识也似有长进。淳熙八年立春前下了一场好雪，东宫僚属纷纷前来称贺，皇太子说：“大凡芝草珍异都不足称为瑞兆，只有年登谷丰，民间安业，才是国之上瑞。”他赋咏雪诗说：“闾阎多冻馁，广厦愧膏粱。”由一天风雪想到冻馁的百姓，用心与议论瑞雪相契合。淳熙十二年，杨万里有封事传入东宫，内容纵论天灾、地震、敌情、边防、君德和国势，皇太子听了绝口称好。孝宗对封事没立即表态，几个月后让杨万里出任东宫侍读。皇太子听说，高兴地询问：“新除杨侍读就是上封事那位吧？”太子詹事余端礼答道：“是的。这人学问过人，操履刚正，尤工于诗。”“太好了！我这里也有好几个人想走后门谋取这位子，我不要这些人。现在任命了杨侍读，太好了！”皇太子显得异常兴奋。
在讲堂上，皇太子也经常对讲读的内容独抒己见。针对《周礼·太府》主张国家用度应与百姓同丰歉，他持不同见解：“人君只应以节俭为根本。书里说的是题外话，岁丰年歉不是人的思虑所能顾及的。”讲官说到《老子》“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皇太子发挥道：“枯槁之士，无可欲而不乱者，易；富贵者，有可欲而不乱者，难。人皆能知之，皆能言之，但行之难啊！”有一次，讲官说到唐僖宗时，宦官田令孜矫诏将直言进谏的孟昭图溺死在贬官途中，他愤然道：“到矫诏的地步，唐朝事就无话可说了！”对本朝故事也时有议论，他总结道：“祖宗相传只是一个仁字”，又说，“祖宗之德，仁、俭二字而已。”
从东宫官处听到这些，孝宗总喜不自禁连声夸奖“见识高远”，“学问过人”。他显然很满意，皇太子可以成为他期望的皇位继承人。有时，孝宗会特意将某件朝政交皇太子裁议。知汉州贾伟任满还朝，道经鄂州（今湖北武汉），耳闻目睹大将郭杲掊克军士，便上奏请裁郭杲兵权。朝廷派人调查，郭杲避重就轻，反告贾伟因未能鬻货给军队牟利而泄愤报复，要求对质。皇太子接到父皇交下的这件公事，认为：“将臣固不可以一言动摇，但也不可以言处罚贾伟，这样言路将自此壅塞不通！”朝臣们都以为皇太子的分析有道理。
元旦大朝会时，按礼，皇太子接过皇帝赐酒应立饮于前，而皇孙平阳郡王赵扩却安坐于后，知大宗正赵不德认为父立子坐不合于礼，孝宗拟交礼仪部门讨论，皇太子笑着说：“尊无二上。在君父之前，我们父子都是臣子，怎能让儿子向我致以私敬呢？再说，平阳郡王与从官在不赐酒时都坐着，怎能让他一人独礼，乱了班次呢？”礼官们无不称道皇太子既有学，且知礼。
皇太子谦恭俭约给孝宗留下了好印象，笑着夸他“宫中受用，凡百极简，无他嗜好”，认为他“德性已自温粹，须是广读书，济之以英气，则为尽善”。但倘若将皇太子即位以后暴露的各种嗜好与这一评语两相对照，有理由怀疑皇太子在东宫时期“无他嗜好”的真实性，或者正如其自言，“有可欲而不乱者，难”。至于“德性温粹”云云，孝宗弥留之际也该知道是言过其实了。
为不忘恢复大业，孝宗好几次携皇太子，带着宰执、亲王、侍从及管军武臣赴玉津园行燕射礼。玉津园是南城外专供皇帝燕射的御苑，依山濒江，景色秀丽。淳熙元年九月的一天，孝宗君臣又到园内燕射，孝宗身著窄衣，在教坊乐声里射箭中垛，皇太子与宰执、侍从都上前拜贺。宴饮以后，皇帝兴致勃勃赋了一首《玉津园燕射》，皇太子步韵和道：
秋深欲晓敛轻烟，翠木森围万里川。
阊阖启关传法驾，玉津按武会英贤。
皇皇圣父明如日，挺挺良臣直似弦。
蹈舞欢呼称万寿，未饶天保报恩篇。
诗味虽寡淡，但对父皇英武的热烈歌颂却引人注目。在对孝宗的态度上，皇太子自恭王时起就小心翼翼，表现出忧喜与共的样子，孝宗上朝回宫，情绪好，进膳有滋味，他便喜形于色，反之则愀然不乐。这首和诗也意在传递这种父子相契的情怀。
这种父唱子和在淳熙年间并不少见。淳熙四年，一场秋雨过后，孝宗赋诗述怀道：
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
岂惜常忧勤，规恢须广大。
他把诗赐皇太子。皇太子领会到父皇的中兴宏图与恢复规模，也和了一首：
中兴日月异，王气山河在。
万物饰昭回，稽首王言大。
起笔倒也有其父的雄武之气，后两句说，万物都披上了太阳的光辉，臣下叩首欢呼圣谕的伟大。皇太子对和作显然很得意，将其与原诗一起书录，赐给东宫讲官周必大。
东宫的岁月是闲暇的。听经读史、问安视膳外，皇太子有暇也会亲自为儿子赵扩讲上一段经文大义或本朝故事，但更多时间则用来吟诗习字。他爱读孟浩然与贾岛的诗，新诗作成，常给东宫讲官看。他喜欢吟咏梅、雪，博得了曾任东宫侍读的名诗人杨万里“储后梅诗雪共新”的激赏。诚斋的激赏与其他东宫官所谓“每有诗篇，辞语高妙”的评价，都有过誉的成分。但皇太子确实会作诗、爱作诗，有的篇什写得还堪讽诵。例如他《赐杨万里》诗云：
黄芦洲上雪初干，风撼枯枝晚更寒。
静艤小舟谁得似，生涯潇洒一鱼竿。[21]
淳熙十三年阳春三月的一天，皇太子请太子詹事葛邲、余端礼，谕德沈揆，侍讲尤袤，侍读杨万里燕集荣观堂。席间，余端礼等感谢皇太子为他们四人各题斋名。杨万里刚入职东宫，便也请皇太子为诚斋题额。皇太子乘兴挥毫，“字画雅健”，“精神飞动”，题毕“诚斋”，意犹未尽，又将自己近作赏梅诗，分写五纸，各赐宫僚。“小吟春着梅梢句，一日东风四海传”，诚斋诗说的也许就是这次燕集。[22]皇太子喜欢将手迹赐给宫僚们，当过六年东宫官的周必大就得到不少，或面赐，或签名封送，行楷都有，墨迹粲然。即位以后，他仍好赐墨迹，或将御书团扇赐给陛见的武将，或御书一诗赠给侍从。然而，其书法纯学孝宗，就像其诗传高宗一样，即杨万里所谓“银钩已有淳熙脚，玉句仍传德寿衣”，都没有个性和特色。
3.终登皇位
做了十几年皇太子，已经年过不惑。他企盼父皇尽早禅位，就像当年太上皇禅位给父皇一样，让他早登大位，尝尝做天子的滋味。但孝宗却似乎毫无这一意向，他或许仍指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实现恢复中原的梦想。皇太子可有点儿耐不住了。
有一天，皇太子瞅了个机会试探道：“我的胡髭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髭的药，我却没敢用。”孝宗听出了话外之音，说：“有白胡髭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髭药有何用！”这几年，他也确实有点疲倦了。隆兴北伐失利后，他等待机会等了20余年，看来恢复梦在自己手里已然无望，但仍打算把国家治理得强盛些，即使自己赶不上，也好让儿子即位不久，就能梦想成真。还有一个原因，也使孝宗不能立即把皇位禅让给儿子：太上皇还健在，自己一旦禅位，儿子又要另拨一笔浩大的供养费，仅从“重惜两宫之费”出发，禅位也只能到太上皇百年之后。[23]
自从碰了软钉子，皇太子不再向孝宗启口重提此事，却把目标转向了太皇太后吴氏。他好几次请太皇太后品尝时鲜佳馔，太皇太后有点纳闷地问贴身内侍：“大哥屡屡破费排当，这是为什么？”当时，宫中宴饮称为排当。有人道：“想让娘娘代他劝皇上。”太皇太后笑了。
不久，孝宗到南内问安，从容说话间，吴氏便说：“官家也好早些儿享福，放下担子给孩儿们。”孝宗道：“我早就想这样了。但孩儿还小，未经历练，故不能马上给他。不然的话，我自然早已快活多时了。”吴氏也不便过分勉强。皇太子估计太皇太后已经传语父皇了，便又设排当，再请吴氏。太皇太后对他说：“我已给你父亲说过了，他说你还是未经历练的孩子。”皇太子一听这话，一把抓下帻巾露出头发说：“我头发都白了，还说是孩子！这岂不是罪过翁翁吗？”翁翁指宋高宗，他禅位时，孝宗仅36岁，比皇太子现在还年轻。太皇太后语塞了。
正面试探，侧面敲击，都无济于事，皇太子只能乞灵于他笃信不疑的扶箕术了。据《四朝闻见录·清湖陈仙》，请入东宫的箕仙姓陈，江山县（今属浙江）清湖镇人，父子同操一业，人称“清湖陈仙”。皇太子召老陈入宫，自己却穿白绢上衫，系小红腰带，改换了装束，避而不见。内侍设好了香案，焚化了问状。箕仙降临了，执笔写下“皇太子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即大位”。内侍拿进去交给皇太子，命犒以酒肴，赠以金帛，送陈仙出宫时叮嘱他切勿妄语而泄漏天机。皇太子这才感到心里踏实。
大约就在请箕仙不久，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太上皇驾崩，庙号高宗。对高宗之死，孝宗号恸欲绝，两天一点也不吃，表现出深切的悲痛。本来，儒家三年丧制，实际服丧27个月。而宋代之制，嗣君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三天后听政，13天小祥，27天大祥。然而，为向天下后世表示自己“大恩难报，情所未忍”的孝心，孝宗坚持自我作古，实行三年之丧。
政务的劳顿，丧期的哀痛，孝宗日感疲惫，觉得到了该传位的时候了。不过，他对皇太子似乎还不放心，总认为应该让他多经历练。高宗死后没几天，孝宗单独交代博学多识的翰林学士洪迈：“朕准备内禅，而且打算仿效唐朝贞观故事，让皇太子参决政事。你去查一下应行的礼仪。”他对宰执们解释：“皇太子已年长，若只在东宫，惟恐他怠惰，所以让他参决庶务。可以定个日子开议事堂，与你们议事。”
对这一决定，太子侍读杨万里立即上书反对。他历论赵武灵王、魏太武帝、唐太宗令太子监国的历史殷鉴：
民无二主，国无二君。陛下在上，却名皇太子参决，天下向背之心必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必立。彼此之党立，则离间之言必起。离间之言起，则父子之隙必开。父子一有纤芥之疑，就难以弥合。陛下应远鉴古人之祸。
他同时上书皇太子，陈述了类似意见，劝诫皇太子“三辞、五辞、十辞、百辞”而决不奉诏。皇太子礼节性地给父皇上了三次辞谢的表章，并没有五辞、十辞。[24]从内心说，他知道参决庶务是父皇准备让位的前奏曲，他早就渴望登位一试了。
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皇太子正式开议事堂。这天，孝宗特地登御和殿，先令宰执们奏事，然后命他们赴议事堂与皇太子共议国事。议事堂由原内东门司改充，从这天起，皇太子隔日与宰辅大臣在这里相见议事。凡是在朝馆职、在外监司以上的任命，由皇太子参决，再上报皇帝。除出守州府的侍从、文臣监司、武臣钤辖，其他官员都在议事堂参辞与纳呈札子，其间有可行的，皇太子与宰执一起呈上取旨。七天以后，孝宗对大臣们高兴地说：“皇太子参决政事没几天，已谙知外朝物情。从今天起，每逢朕御内殿，令皇太子侍立。”显然，孝宗有意识地在强化训练他治国理政的能力。
这时，太子左谕德尤袤也感到有必要再次提醒皇太子，免得杨万里的警告不幸而言中。他上书皇太子说：
大权所在，天下趋之若鹜，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愿殿下事无大小，都取上旨而后行；情无厚薄，悉交众议而后定。祸害的端倪，往往开始于思虑不周的当口；疑隙的萌芽，常常隐生在提防未及的地方。储君之位，只是侍膳问安；抚军监国，历来出于权宜。愿陛下在高宗神主祔庙后，就恳辞参决，彰昭美德。
对尤袤的劝诫，皇太子只表扬了一句：“谕德对我可谓关心得真深切啊”，便没了下文。
孝宗很重视皇太子参决，因事随时向儿子点拨治国之道与为政之术。他把培养一位英明的君主视为传授一门绝活那样，言传身教。秋天一过，便是孝宗的生日会庆节，按例，全国州军又要进奉祝寿的钱物了。今年，他打算为儿子做件好事，便对皇太子说：“朕为你免去各州军两年会庆节的进奉，怎么样？”
这年的皇太子生日，臣僚照例上了许多祝贺的诗文，有一首诗说“参决万机裨独断，力行三善答舆情”[25]，三善指亲亲、尊君、长长，歌颂皇太子参决政务以便孝宗更好地独出圣断，他在这三种道德规范上向舆论民情交了出色的答卷。尽管是阿谀奉承，却表明皇太子在参决朝政时小心翼翼，尽可能让父皇满意和放心，以便尽快禅位于他。
这年五月的一天，皇太子照例进呈官员任命名单，孝宗注意到有一个名叫司谦之的，刚以门客荫补，便授以刑工部架阁的差遣。任命是宰执草拟的，皇太子也没表示异议。孝宗微微不满地对他说：“切不可开这侥幸之门。他已经破格了，还不自己掂量掂量！”面对父皇的指责，皇太子连连称是：“侥幸之门一开，攀比援例就会源源而来。确实不能开。”[26]
不过，孝宗还是认为禅位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之所以急匆匆禅位，一再强调的堂皇理由是为服三年之丧；但在个别场合承认“年来稍觉倦勤”，恐怕才是实质原因。[27]孝宗即位之初，以为“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锐意兴复；但隆兴北伐，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决策人物张浚志大才疏，使绍兴以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自隆兴和议后，虽始终“欲有为而不克”。[28]如今眼看年逾六旬，恢复无望，“倦勤”之说乃是由衷之言，“服丧”之说不过门面之辞。
淳熙十五年岁末，孝宗命当时独相的周必大着手准备禅位的典礼。次年新年初三，他封魏惠宪王子赵抦为嘉国公；上元节那天，把太上皇后吴氏迁居慈福宫，慈福宫仍在原德寿宫内。安顿好家事，他接着安排国事。
宋孝宗召见了宰执班子，告诉他们：“近来理政稍感倦惫，这十来天中想禅位给皇太子，以便退居休养，服丧尽孝。”大臣们都交口赞同，只有知枢密院事黄洽沉默不语。他执政六年，少有建明，有同僚讥讽他循默。孝宗便问他：“卿以为如何？”黄洽答道：“皇太子能当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陛下应深思熟虑。”皇帝对皇太子妃是有所不满的，却未料黄洽直言如此，顿时惊愕地反应不过来。黄洽却从容地接着说：“陛下问我，我不敢沉默。但既然说了，从此便再也见不到陛下了。陛下他日想起我的话，再想见我，也不能够了。”退朝以后，他便力求去位。
孝宗对宰相周必大说“卿须少留”，打算让旧相继续辅佐新主，但必大表示一俟内禅大典操持结束，也将辞相出朝。皇太子参决朝政的后半年，正值必大独相。如今挽留不住必大，孝宗倒也不觉得是俩人合作欠佳的缘故。他先进拜必大为左丞相，再把执政留正升任右丞相。有一天，留正奏事，皇太子侍立在侧，孝宗回头对儿子说：“留正纯诚可托。”显然，他已决定让留正在不久将来取代必大辅弼新君。他又罢免了黄洽与另一位执政，代以王蔺和葛邲。
这壁厢孝宗正在为禅位做最后的安排，东宫那里似乎又迫不及待了。上元节太皇太后迁入慈福宫那天，皇太子宠信的宫僚姜特立见到左相周必大，便打听道：“宫中人人都知道上元节后举行典礼。现在却还静悄悄地不见动静，这是为什么？”周必大说：“这不是外朝应该打听的！”姜特立碰了一鼻子灰，他的试探即使不是出自皇太子授意，至少也是迎合了东宫的心思。
二月二日，内禅大典终于举行了。紫宸殿上仪仗庄严，宰执与百官列班侍立。宋孝宗入殿，鸣鞭响了起来。宰执上殿奏事。然后，在鸣鞭声中，皇帝步入便殿。宰执与文武百官移班殿门外，听内侍宣读禅位诏书：
皇太子以仁孝聪哲，久司上鬯，军国之务，历试参决，宜付大宝，抚绥万邦。俾予一人获遂事亲之心，永膺天下之养，不其美欤！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移御重华宫。[29]
听罢宣诏，群臣再拜蹈舞，三呼万岁，然后复入殿列班。新皇帝宋光宗入紫宸殿，禁卫班直、亲从仪仗等迎驾。鸣鞭声中，内侍扶掖他来到御座前。他推辞再三，侧立不坐。内侍传出孝宗圣旨，请新皇帝升御座，光宗这才就位。百官逐班称贺，再呼万岁；宰执奏事而退。仪仗退场后，光宗来到便殿，侍立于太上皇帝之侧。然后，登上辇轿，送太上皇帝赴重华宫。几天前，宋孝宗已下诏将德寿宫改为重华宫，作为自己退养之所。从北内回大内后，光宗下诏，上太上皇帝尊号为“至尊寿皇圣帝”，孝宗谢皇后尊号为寿成皇后。禅位仪式至此结束，光宗这才稳稳地圆上了皇帝梦。他猛地记起今天的纪日干支是壬戌，竟与清湖陈仙的扶箕之语完全吻合。
禅位那天，有臣僚做了十首口号诗，有两句说：“乍从黄伞窥天表，愈觉英姿似寿皇。”[30]意思说，看一眼黄伞盖下新皇帝的龙颜，那勃勃英姿酷似他的父亲寿皇圣帝啊！然而，他治国平天下的雄心与方略比起乃父来，将会怎样呢？
二 绍熙初政
1.求言用谏过场戏
宋孝宗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但晚年政事也颇有因循苟且处。朱熹在淳熙末年曾有过比喻：“今天下之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他论淳熙后期君相道：“如今是大承气症，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朱熹说得有点严重，大承气症状是中热内结，神志昏眩；但每个朝代步入后期的“王朝病”，确已渐露先兆。光宗即位，究竟是使天下之势恢复孝宗前期的那种活力与希望，还是坐视王朝病日趋严重？他面临的无疑是颇为关键的时机。
即位当年，光宗仍用淳熙纪年，次年改元绍熙。宋代年号多寓用意，往往可视为纪元时期的施政大纲。光宗志在继承孝宗的淳熙之政，即所谓“将绍淳熙之政”，故以绍熙为年号。绍熙元年（1190）初，诏书称“寿皇圣帝临御岁久，典章法度粲若日星”，“当遵而行之，仰称付托之意”，也表明这点。至于翰林学士草拟改元制词时说，“合绍兴、淳熙为义”，似非光宗本意。光宗在位仅五年余，若以次年十一月他惊悸致疾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史书称其前期“绍熙初政，宜若可取”，是否如此呢？
即位大礼的余波持续了好几天：大赦天下，率群臣朝重华宫上尊号册宝，册立皇后，尊高宗皇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遣使赴金告知即位，等等。即位十天后，光宗在求言方面三天之内连下了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颁给内外臣僚的，让他们上陈时政阙失。这原是新君即位后的应景事，臣僚上言也往往虚应故事，滥歌圣德。也许为强调诚意，诏书特别声明：“四方献歌颂者勿受。”次日，光宗又给离任的宰执和侍从各送去一封诏书，向他们咨访得失。第三天，他下诏两省官，指示他们阅选内外封事与奏章，将其中重要而切实的报送上来。大概感到仅此三道诏书还不能让天下臣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十余天后，他又下诏职事官轮对，迫使臣僚们逐日挨个发言。内外百官做出了响应。光宗引见臣下，阅读封事，也似乎忙乎起来。
军器少监刘光祖上了《两朝圣范》札子，把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关系到国家宏图、天下大计的事迹条分缕析为十类，呈给光宗作为创业守成的典范。这封万言札给光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刘光祖是可用之才。
在进对的群臣中，黄裳论中兴规模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着重从行都、吏治、重镇三方面论述中兴规模与守成不同。光宗是欣赏黄裳的，不久便让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升任嘉王府翊善。
这时，边臣来报，金使入界，但使名不合外交礼节，左补阙薛叔似奏道：“自从寿皇以匹敌之礼对待金国，金人常有南窥之心。现在使名不正而遽使入境，只能让敌人轻侮。谋国者不能过分畏敌。”对恢复之业，光宗也不是绝无考虑，听罢奋然接纳了这一建议。
不论在朝在外，还是致仕官员，也不论召对，还是上疏，光宗都让他们各尽所言，自己则“不倦听纳”。罗点使金回朝，光宗尤其郑重地对他说：“你原是东宫旧僚，更和他人不同，有所欲言，毋惮启告。”这位昔日的太子侍讲趁机进言：“君子得志常少。因为君子志在天下国家，行必直道，言必正论，不忤人主，则忤贵幸，不忤当路，则忤时俗。反之，小人得志常多。明主应该念君子之难进，尽可能支持保护他们；念小人之难退，尽可能洞察提防他们。”
即位求言的当年夏秋之际，光宗还下诏侍从各言时政得失。绍熙二年二月，惊雷大雪交作，他以阴阳失时再令侍从、台谏、两省官、卿监、郎官、馆职各陈时政阙失。这年五月，他下诏宣布：今后将随时宣召侍从、经筵、翰苑官，“庶广咨询，以补治道”。接二连三的求言诏令与即位之初的求言之举，似乎表明皇帝不仅是一位经常不断地征询意见者，而且是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不过，对光宗的求言决不能估价过高。他似乎没有也不想把各抒己见的臣下进言统一起来，抓住亟须解决的关键，制订切实有效的措施，付诸雷厉风行的行动。绍熙二年三月，卫泾的应诏上书对绍熙初政的求言做了形象而具体的描写：
陛下每于臣僚奏对，言虽讦直，必务优容，可谓有容受之量。然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蔑闻。毋乃听言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轩陛之前，应和酬酢，密若契于渊宸。进对之臣，亦自以为得上意。退朝之暇，寂不见于施行，盖有宣泄于小人而遂罹中伤者矣！[31]
说到底，光宗还是把初政求言当作门面文章，不仅臣僚上言不见诸施行，反而向内廷小人宣泄不满以至上言者遭到中伤。
宋人总爱自夸“好言纳谏，自是宋家家法”；两宋君主也无不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绍熙初政的上言者也不乏建请纳谏的。对于纳谏，光宗先后做了两件事，一是即位次月将左补阙薛叔似、右拾遗许及之改任他官，废罢了一年前增设的补阙、拾遗官。宋代台谏官的建制大体沿袭唐制，只是把谏官中补阙、拾遗改为司谏、正言。孝宗晚年，有感于宋代谏官往往分任御史之职，为恢复“谏官专是规正人主，不事抨弹”的“古人设官之意”，在司谏、正言之外再设左、右补阙和拾遗。御史中丞谢谔认为拾遗、补阙不能废罢，光宗坚执己见。两官之废无异于向人们表明：皇帝内心并不希望把言事重点放在规正人主的阙失上。自此以后，进言的近臣果然大为减少。
光宗做的第二件事是重颁御史弹奏格。早在淳熙四年（1177），孝宗曾向御史台与中央、地方各官署颁行《御史台弹奏格》，分门别类共305条，作为台谏弹奏的依据和臣僚恪守的准则。绍熙元年三月，御史刘光祖搞了个20条的摘编本，内容“关于中外臣僚、握兵将帅、后戚内侍与夫礼乐讹杂、风俗奢僭之事”，光宗“付下报行，令知谨恪”。[32]此举目的在于加强台谏官对臣僚士庶的纠弹，而绝非规箴人主之失。两件事情用意是一致的。
自然，用谏的表面文章还必须做的。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命中书舍人罗点举荐可任台谏的人选，供他亲擢。侍从荐举、君主亲擢是宋代选任台谏的一般程序。然而，光宗对罗点推荐叶适、郑湜等人选并不满意，认为他们都与周必大气类相似。即位以来，左相周必大与右相留正议论素不相合，光宗是知道的。他清楚记得即位那天，必大哽咽着对孝宗说：“盛典重见，但今后不能日侍天颜了。”孝宗也泫然道：“只赖卿等协赞新君。”也许，光宗认为父皇让他“协赞”，是对自己的不放心，故而对这位旧相颇怀忌惮之心。这种忌惮之心也许还能追溯到他以皇太子身份参决朝政期间，与宰相周必大的关系。这也难怪他对罗点的名单横挑鼻子竖挑眼了。
周必大虽在内禅时已有去意，但两月来却不见有辞相动作。于是，光宗把左谏议大夫谢谔迁为御史中丞，让兵部侍郎何澹当了谏议大夫。何澹与必大的关系原来不错，但在必大任相期间，做了两年国子司业仍未迁升，便怏怏不快。留正迁右相后，建议升他为国子祭酒。他感恩在心，出任谏长后所上第一疏就力攻周必大，列举其不公不平不正的十大罪状，请即赐罢斥。在何澹累疏力攻下，必大上状辞位，称“右相贤德，中外同瞻”，字面上推重右相，字面外却向皇帝暗示何澹党附留正。五月，周必大罢相，出判潭州（今湖南长沙）。
何澹论罢必大，是对留正的回报，在其后四年里，留正独居相位。这种局面正是光宗本意所在，这有他的言行为证：其一，留正独相之初，曾故作姿态请复命新相，光宗对他说：“古来多任一相，现在正以此期望你，你应了解朕的心意。”其二，光宗与留正君相对谢谔不劾必大深感不满，不久便将其撤职，让何澹取而代之，当了御史中丞。周必大就是朱熹批评的对大承气症下四君子汤的淳熙名相，他的罢相表明：光宗连这样下四君子汤的辅相都不能用，更遑论其他了。
罗点推荐与周必大意趣相类的人选，光宗自然不打算选用。仅就帝王术而言，光宗也比其父差远了。孝宗之时，“前相既去，后相既拜，却除前相进拟台谏，后相虽有进拟，虑其立党不除”；光宗却反其道而行之，此举开南宋后期“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的先例。[33]其初衷虽也旨在宣示君权的威信，但宋宁宗以降，相权与台谏结党营私的痼疾难以治愈，却与此大有关系。
不过，光宗毕竟亲选了一些好台谏，最著名的就是那位上《圣范札子》的刘光祖。绍熙元年初，殿中侍御史阙员，光宗对留正说：“卿监郎官中有这样的人选，你知道吗？”留正沉吟一下问：“莫不是刘光祖？”光宗说：“对！这人我早记在心里了。”光宗对光祖说：“你刚直不曲，故而把言责交给你。”光祖感激知遇，益自奋励，公论为之一振，连何澹也不得不承认近日台谏“风采一新”。
对何澹首攻周必大，当时刘光祖尚未入台，却并不以为然。他俩是旧交，何澹承认：“近日之事，可说是犯不韪。”光祖对他说：“周丞相并不是没有可议论之处，但近来一相去位，他引用之士斥逐殆尽，并非好现象。周丞相荐引颇多佳士，哪来这么些人材代替他们？”出任台官后，光祖所上第一疏是论道学朋党的，其中说到：“陛下即位之初，凡所进退，原无好恶之私，岂以党偏为主？而一岁之内，罢逐纷纷，中间好人却也不少。反而因人臣私意，连累了陛下的贤明。”既委婉地批评了皇帝，又不指名地指责了何澹徇私击人。光宗对批评倒没太在意，也许他认为周必大既已罢免，台谏与宰相立党的倾向也必须防止，便把光祖的奏章给何澹与其他言官传阅。何澹看了，好几天恍恍惚惚，竟然靠服定志丸来镇定情绪。
光祖真以为皇帝是所谓好言从谏之主，便连珠炮似的上章论谏。他弹劾前谏议大夫陈贾与现任右正言黄抡得罪清议，光宗下诏：陈贾奉祠，黄抡补外。光祖又论谏内侍孙某不应转遥郡观察使，光宗没有答复。这时，光宗准备把带御器械的荣衔赐给门宣赞舍人吴端。吴端是东宫旧人。还在光宗当恭王时，有一次，孝宗的病连国医都没能治愈，恭王夫人李氏推荐他一试，倒痊愈了。李氏从此很看重他，这次授其荣衔，就出于她的示意。这一除命，连何澹都认为不妥，连上三疏论列；给事中胡纮拒绝书读诏命[34]。光宗原就迷信巫术，何况还是李皇后的意思，坚决不肯撤回成命，让大臣带上御笔宣谕前去说劝刘光祖、何澹和胡纮。两人见风转舵，一个不再上疏，一个书读诏命。唯有光祖仍谏论不止，强调“这是轻名器、坏纪纲、渎主权，一举而有三失”，不仅不买宣谕的账，反而把皇帝也批评了。这下，光宗再也无法赏识其刚直了。恰巧前不久，光祖监督礼部考试，拆号时在试卷上小有差错，光宗便借此由头罢了他的言职，距他入台还不到三个月。
绍熙元年冬，一项任命又引发了一场谏诤风波。士论不佳的潘景珪走后门钻营到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的要职，右司谏邓驲接连弹劾他结交近幸。谁知景珪仗着通天的路子，不仅邓驲丢了言职降了官，其他交章论列的台谏官也多被斥逐。台谏攻之不已，光宗庇之愈力。在这僵持不下的当口，起居舍人黄裳上奏道：
自古以来，人君不能从谏的，就是被三种心蒙蔽了：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因私心而生胜心，又因胜心而生忿心。忿心一生，事情就完全不在道理上了。景珪，乃平常之才，陛下原也以常人待他。就因为台谏攻之不已，致使陛下庇之愈力。陛下应心无所系，听台谏之言，就不会有欲胜之心了；待台谏之心，便不会有加忿之意了。
三心之说切中了皇帝的要害，也许为表示自己没有私心，并能克服胜心与忿心，次年初夏，光宗罢去了景珪知临安府的职务。
尽管如此，类似这样“全台论之而不听，给舍缴之而不回”的拒谏情况，却屡有发生。绍熙二年，彭龟年在上疏中评价对光宗初政的用言纳谏：“质之近日之事，似有拒人之疑”，“虽能申令出不反之威，然殊非改过不吝之道”。马基雅维利曾指出：在君主制下，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也就是说，良好的忠言决不会缺少，但只有君主的贤明才能正确听纳这些忠言，使其发挥真正的价值。绍熙初政，在任用台谏上，光宗有其出于私心而失误的一面，例如不用罗点推荐的人选而改用何澹，纵容他攻罢周必大；但也有严选台谏成功的一面，任命了刘光祖、孙逢吉、林大中、彭龟年等。
然而，光宗私心、胜心、忿心并存，虽有刘光祖这样敢言常人所难言的台谏官，也终不能容；拒言玩谏的各种手法，倒已得心应手。对台谏论劾的口头戒止或御笔宣谕，始用于刘光祖与何澹。其后正如彭龟年所面奏：“近日台谏之言，稍稍不效。虽听用的诚然不少，但或不行，或训饬，或宣谕中止的，也绝非孤例。”表面上升迁其官职，实际上罢免其言责，龟年斥为“近世最敝之法”，光宗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袭用，致使耿直敢言的言官不能久任其职。于是，因刘光祖、孙逢吉等就出任台谏而“风采一新”的局面，转眼成为明日黄花，而终于“风采日消”。绍熙初政号称求言纳谏，最终不过是应景文章过场戏。
2.正邪并用
在即位之初的召见轮对中，光宗对人才倒有所措意。有个叫王自中的，“少负奇气，自立崖岸”，孝宗时有人动议遣返从中原南附的归正人，他到丽正门前激昂地争论道：“现在内空无贤，外空无兵，正应广募忠烈，恢复中原。”他的壮言快语大得孝宗赏识。光宗即位，召见他时说：“早在寿皇那里听到你的名字，留在朝中做郎官行吗？”他终因豪言奇行不见容于世，言者论列不止，只得提举宫观闲职。光宗却记着这个标新立异的人才，后来命其起知州军，但他已病重不能赴任了。
绍熙初政时，最受礼遇的要数陈傅良。他是永嘉学派中坚，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对古代历史、制度、田赋、兵政都深有研究，朝野间声名卓著。他去朝14年，入朝时鬓发皤白，都人聚观嗟叹，称为老陈郎中。光宗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迎上去说：“你这十几年在哪里？想见你已好久了。把你写的书拿给朕看看吧！”安排他做秘书少监兼实录院编修官，同时担任皇子嘉王府赞读。光宗在位五年，一直留他在朝中，擢为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让他记录自己的起居言行，并书读诏命，给以特殊的眷顾。从尊礼陈傅良，赏识王自中，与后来亲擢陈亮为状元来看，光宗主观上还是希望用好人才，有所作为的，而他欣赏的多是既讲究经世，又超脱陈规的人才。
也许为全面掌握人才情况，绍熙元年冬天，光宗下诏：今后监司、帅守任满还朝，殿对之际，可向朝廷荐举一二名属下人才。[35]这种荐士方法，不过是奉行成规，结果却流于形式。据说，其后三年间地方上被荐者近900人，朝廷不能全部录用，只得让中书省登记姓名了事；而士风的腐败也严重影响了荐士的质量，推荐的未必是真人才，连朝廷都“疑其私而不信，病其众而难从”。绍熙四年冬天，有言者指责这一现象，光宗又下一道诏书，规定今后监司、帅守不许独员荐士，试图以联名推荐改变独员荐举所滋生的徇私滥荐之弊。这道诏书对请托举荐的风气未见得真能起遏止作用，倒证明了绍熙初政时荐士诏令的实际效果是大可怀疑的。
相对说来，对在朝官吏，光宗要熟悉些。有一次，言官论劾郑兴裔使酒任气，理政卤莽灭裂。兴裔是徽宗郑皇后的外族，时任明堂大礼都大主管大内公事。光宗知道他在中兴后族中德与才都口碑甚佳，便对言官说：“台谏官当然可以风闻言事，但也应八九不离十。兴裔是后族，我在东宫时，好几次与他同侍内宴，他滴酒不沾，闻到酒气就呕吐，怎能够使酒任气呢？”那言官听了惭愧而惶恐地退了下去。
在任命朝官时，光宗也常使用些小智。即位不久，他起用文名颇盛的倪思权直学士院，与自己昔日的东宫老师尤袤对掌起草制诏的要任。按惯例，如一次起草三道以上制词，都应宣召两位学士夜入学士院，锁院后通宵撰写，翌晨付用。这次，光宗为考验倪思是否名副其实，仅召其一人宿直，却要草拟四道拜除公、师的制词。次日早朝，倪思交出了词句赡雅、文义精敏的四篇诰词，当朝宣读后群臣诵叹备至。光宗这才去掉他官衔上那个“权”字，把临时编制改为正式编制。后来，他又选拔了人称“翰林之才”的楼钥做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楼钥不仅草诏明白得体，封驳也无所回避。大内有人私下干请，光宗说：“我也有点忌惮楼舍人的封驳，你不如算了吧！”
在整饬吏治上，光宗也是有所用心的。即位当月，他就下诏戒饬官吏。绍熙元年十月，他颁诏号召州县官奉法爱民。次年，他又规定：监司、郡守到任半年必须条奏准备施行的利民实事。不过，这种正面号召苍白无力，犹如风过马耳，对吏治腐败起不了导正转向的作用。于是，针对官员受贿赂、拉关系成风，即位当年，光宗就下诏警告：对赃罪显著的官吏将严惩不贷。次年，又颁诏规定：监司、郡守以公款送往迎来作赃罪论处。宋代旧制：凡保荐京官任职后如有受赃纳贿事发，对举主也要给以处分。这一做法，淳熙后期渐成具文，绍熙初政，光宗再次强调，重申执行。恰巧旧相赵雄所荐官犯赃事发，赵雄按例应削官三秩，从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降为银青光禄大夫，剥夺使相的待遇。这下，光宗可为难了，便以折衷的办法，改削其封邑2000户，从卫国公降为益川郡公。在动真格的时候，皇帝又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的惩贪成效是可以想见的。
绍熙元年七月，新任签书枢密院事胡晋臣谒见重华宫，太上皇孝宗对他说：“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合朕意，听说外廷也没异议。”这是泛泛夸奖，新任命的执政仅晋臣一人而已，这一任命也无关大局。实际上，绍熙初政对宰执班子的最大手术就是罢免周必大，让留正独相。反观光宗患病后留正的表现，却证明他不足以独力担当辅政大任，光宗之罢必大，升留正，实为任用宰辅大臣上的一大失着。
胡晋臣进入宰执班子同时，王蔺由知枢密院事升任枢密使。孝宗时，王蔺直陈时政阙失，孝宗不以为忤，称赞他“磊磊落落，唯卿一人”。内禅前夕，孝宗特擢他参知政事，显然有意让他“协赞新君”。即位之初，光宗也有些“精厉初政”的意向，王蔺不避形迹，凡认定政事有失，不仅鲠直敢言，而且尽言无隐。有时，光宗从内朝付出御笔差除，王蔺凡认为不合公道人心的，便留下不发，直接放回御座之上。光宗有点难堪，又不在理上，心里老大不高兴。王蔺疾恶如仇，也招来同列的忌惮，其中尤以独相的留正为最。一年半内，王蔺的职务变了两次，不过仍在宰执圈内的调动。这时，有人建议为皇后建家庙，王蔺又期期以为不可，意犹未尽，趁应诏上疏之机，请皇帝“先定圣志”，条列八事中不乏刺痛皇帝的内容，宋光宗这次来个不理不睬。
绍熙元年秋末，何澹刚迁御史中丞，便有人示意他弹击王蔺。尽管此人是谁，出自何人指使，史无明文，但人们很自然联想到这是留正的小动作。何澹也心领神会，欣然上章，极尽诋毁之能事，作为对迁他官职之人的回报。光宗这次不再像辨析郑兴裔受谤那样清醒明智了，何澹的丑诋正中他的下怀，便立即下诏将王蔺降一官放罢。未过几天，他见到何澹，竟说道：“你的章疏还不痛快，这人我都怕他。”一番话和盘托出在用人问题上的狭窄胸襟与在驭臣手段上的低劣水准。
如同其他王朝一样，宋代也有自己的东宫官系统。即以光宗任皇太子时而言，不仅有在德行上督导太子的詹事、庶子、谕德，还有在学艺上教辅太子的侍读、侍讲，这些都以朝官兼职或专任。此外还有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承受官一人，例以内侍兼领；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则以武臣差任。宋代所谓武臣，并非都是赳赳武夫，而是在铨选、迁转中与文官系列相对应的阶官系列。因朝夕相处，皇太子与东宫内侍及武臣的关系，要比其他宫僚贴近得多。皇太子一即位，他们便称为春坊旧人或随龙人，对他们也青睐有加，视为心腹，委以重任。由于特殊地位与从龙经历，他们的能量与权力不容小觑，一旦兴风作浪，往往会使朝政出现漩涡，陷入危机。即便孝宗，其春坊旧人曾觌、龙大渊就权震中外，以至于谮逐大臣，成为乾淳之政的污点。
光宗即位次月，就下诏让随龙的承受官各转四官，虽遭封驳，却破例如故。而春坊旧人姜特立与谯熙载同被擢任知门事，这是武臣的清要之选，既有地位，又有权力。于是，两人恃恩用事，无所忌惮，一时舆论都说“曾、龙再出”。姜特立曾任春坊同主管兼皇孙赵扩的伴读，其人小有才干，能词擅诗，其诗天然秀拔，连大诗人陆游都欣赏他，故而最受光宗宠幸，而他也有恃无恐。
特立声势日盛，引发了朝臣的不安。对于近幸干政，宋代与前代一样，历来是防微杜渐，引以为戒的。光宗即位不久，侍讲尤袤便借经筵开讲的机会，别有深意地举出唐太宗不以私意任用秦王府旧人的前代殷鉴。几天后，他又在讲筵上议论武臣迁转之制：“近年旧法顿坏，披坚执锐的武将积功积劳仅得一阶，权要贵近优游而超授清要之职。”特立心知肚明，向何澹示意尤袤乃周必大党，一度将他论罢奉祠。但光宗对尤袤还是信任的，不久又召他任给事中，仍兼侍讲。
姜特立权势的急剧膨胀，相权独揽的留正也大为不满。一天，特立对留正说：“圣上认为丞相在位久了，打算迁你为左相。叶翥、张枃两人中应择一人补执政之阙，不知该先选谁？”留正没搭理他，第二天便将这事奏禀皇帝。在这以前他也列举过特立倚恩干政的种种迹状，要求斥逐他，但光宗下不了决心。这次，留正拿到了有力的把柄，力斥其招权纳贿。光宗虽宠信特立，也认为他竟过分到干预大臣任命的事上来了，一怒之下将他夺职，去管理在外宫观了。太上皇听闻此事，称奖道：“留正可是个真宰相啊！”实际上，留正斥罢特立，可谓公私兼顾、一举两得，却引来了谬奖。光宗怒气稍息，便开始顾惜特立，这种眷顾之情随着特立出朝与日俱增。特立被罢，谯熙载与其子谯令雍相继知门事，任用的还是春坊旧人。
在重用随龙旧人同时，光宗还召还了被孝宗窜逐的宦官陈源。陈源提举德寿宫时，颇得太上皇宋高宗的欢心，便狐假虎威，安插亲信，窥伺临安府事。孝宗很厌恶他，借着台谏的弹劾，籍没了他的家产，编管郴州（今湖南郴县）。陈源对孝宗自然衔恨在心，召回大内后便勾结党徒，在光宗前搬弄是非。这时，光宗脑子还算清醒，也很厌恶这些近习，手批付内侍省，要取“尤黠者”首级，有宦官仓皇前往重华宫，乞求太上皇保全，孝宗传谕道：“吾儿息怒。”碍于太上皇出面干预，光宗只能遵命，但脸色更难看地声言：“改日总要尽杀这些家伙。”[36]于是，左右内侍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看出南内与北内间的不一致，是可以离间利用、脱祸自保的。
绍熙二年春天，卫泾对光宗说：
陛下信任未明，好恶易惑。鲠亮者未必不忠，而终恶其忤己；谄谀者无非为佞，而终喜其顺己。于是特立独行之士渐见疏斥，而偷合苟容之徒则次第进用。
这段上奏说出了绍熙初政中用人的得失与趋势。光宗虽然尊礼陈傅良、尤袤等君子，却也重用了何澹、姜特立等小人，还召回了陈源，这些人在当时和不久将来成为政局动荡的祸乱之源。正如彭龟年上疏所说，“观今之势，正人与邪人较，则邪者必胜；朝臣与幸臣较，则幸臣必胜”。绍熙初政的邪正并用，其后果不但立见于当时，还直接影响到宁宗初的政局。
更有甚者，光宗还荒唐地乞灵方技术士。即位后，他记起了预告“三王得”的吉兆，把那疯军汉召入禁中，准备赐他官做以为报谢，那汉子不拜而出。后来在出巡途中，光宗又遇见他，赏赐他钱，那汉子也无谢意。清湖陈仙也被皇帝再次礼请入宫，这次不必躲躲闪闪，径直让他再次降仙。这位箕仙恐怕背上欺君罔上的罪名，以“近日箕仙不降”为由推辞了。光宗不知从何处听到吴中有号称“何蓑衣”的方士，能道人祸福休咎，好几次遣使前往卜问，居然很灵验，就召他入都，亲自为他题了“通神庵”的匾额。由于皇帝赐额，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诚惶诚恐地迎拜护送。一时间，朝野沸沸扬扬，以为咄咄怪事。
吴县籍新科进士周南耳闻目睹此事，借省试对策的机会谏论道：
近者，忽闻传命王人，多持缗钱，聘问一妖民于数百里之外。夫使其人果甚灵异，齐家治国安所用之？今者中外相传，皆以为市廛乞丐之夫、宦官羽流挟以诳惑，而陛下遽从而信之，几何而不为天下之所骇愕哉！[37]
周南的学问文章早已名闻太学，他的对策以道学、朋党、皇极为主题，议论纵横，气势开阔，公认是一篇好策论。主考官决定取为第一名，并将策论送给皇帝看。周南的文章无可挑剔，但其中不少谏及君上的行文，尤其以上那段，皇帝读后浑身不自在。光宗知道周南与提举浙东常平郑湜有交游，而郑湜前不久恰有奏疏呈入，当时给他来个留中不报。光宗总觉得周南策论中有段文字就在微讽这事：“天下议论送达陛下之前的不少，陛下就应该像周公那样，未明而求衣，对食而思贤。”于是，他对送上策论的主考官说：“郑湜上疏送进才六天，周南从哪里知道的？”拿起笔来在周南策论卷上批道：“郑湜无削稿爱君之忠，周南显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为第一甲十五名。”实际上，周南的策论通篇未明言郑湜上疏事，即使他知道郑湜疏入不报，以那样的行文进行讽谏也无可非议。光宗苛求臣下爱君，却把人主应有的纳言擢才的雅量贤德置诸脑后，他的批语既感情用事，又文过饰非，仅凭意气好恶为旨归的用人之道也于此可见。
3. “薄赋缓刑”面面观
立国江南一隅的南宋王朝，南渡初年的岁入不满1000万缗，到淳熙内禅时增至6530万缗有余。这一数额比北宋最高岁入数还超出1700万缗多，而南宋耕田数比北宋全盛时显然要少得多，民力之困由此可以想见。各种头会箕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货币贬值的势头也日见汹涌。
光宗即位，在减轻人民负担方面，是做了些姿态的。其登位赦书就宣布：民间向官府借贷的欠额以及淳熙十四年（1187）以前的税役一律蠲免；至于“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赦文免除民间私债，立即遭到贷出钱物的地主、富商与高利贷者的强烈抵制。几个月后，光宗不得不做出让步：私欠以淳熙十四年为界，此前的本息俱免，此后的偿本免息。这种言而无信、令而不行，引起负债贫民的不满与愤怒，几乎酿成群体性喧噪。
经总制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其中还包括花样繁多的苛捐杂税，由各州桩管，每季起发，运至行在，它是南宋岁入的重要来源，却是困民扰民的主要税额。淳熙十六年四月，因刘光祖建议，光宗命四川应该起发的经总制钱暂停三年，其额代输当地繁重的盐、酒税额。绍熙三年十二月，朝廷下令减免荆湖南、北路、京西路、江南西路经总制钱、月桩钱岁额23万缗。
月桩钱始创于绍兴二年（1132），为应付军需命各州郡每月堆桩发送而得名。各地都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尤为民害，而以江浙负担最沉重。光宗即位当年，有的州郡上报月桩钱岁额太重，他命有关部门讨论减免的州郡与数额，酌情施行，宽解民力。这年，光宗连颁两诏，第一次在八月，岁减两浙月桩等钱25.5万缗，第二次在十一月，减免江、浙州郡月桩钱额16.5万缗。
身丁钱是宋代沿袭五代南方割据政权在两税以外征收的税种，由人户每年按丁纳钱，或以米、绢代输。有的地方的身丁钱竟超过夏税三倍以上，负担之重令人不堪承受。身丁钱法定课税范围为20岁至60岁丁男，而广南西路的贫困郡县却法外征税，对年60以上、20以下的也课以丁钱，号称“挂丁钱”，深为百姓诟病。绍熙元年，光宗免去临安府界身丁钱三年，后又续免三年；放免广州身丁钱，另以上供钱抵充。他还下诏广南西路监司督察州县，不得再课挂丁钱，次年郊礼时重申此令。
和买的原义为两厢情愿的公平交易，宋代则完全演变为政府不必支付和买本钱的定额税，不少地区的和买额甚至超过夏税数，成为南宋重税之一。光宗即位，放免当年临安府第五等户的和买绢，又减去绍兴府和买绢岁额4.4万匹。
食盐专卖税是宋代岁入的大宗，然而以计口计产方式强制配售价昂质劣的官盐，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与反抗，南宋与盐有关的民众起事数量之多是引人注目的。光宗似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绍熙元年先后两次减少广南西路高、雷、化、钦、廉五州和广东的官盐专卖岁额。户部提醒，这样等于暗中减少税收6.3万贯，光宗也在所不计。次年，又一次性减少广东的专卖额。绍熙三年，再罢广东增收的盐斤钱，同时减免四川盐酒重额90万缗。总的说来，自绍熙以后，朝廷少收专卖经费10万缗，而民间科配也略有缓解。
绍熙初政期间，在蠲免常平米、上供米、激赏绢、畸零捐，出钱赈济贫民等方面，朝廷也颁布过一些诏令。对能减轻民户负担的地方官，则给以褒奖。绍熙初，潼川路转运判官王溉将撙节的转运费16万缗代当地井户缴纳井盐重税，不仅受到下诏表彰，还迁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其后，王溉或以同样方式代民输纳激赏绢钱33万缗，特进一官，继续留任。这类减免，数量与地区都很有限，不可能真正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但总算表明光宗还是有所措意的。
绍熙初政在经济政策上的大动作应推经界法的再试行。经界法始行于绍兴十二年，具体措施是在打量田亩、均定苗税的基础上造鱼鳞图，置砧基簿，作为国家掌握土地占有，借以征收赋税的依据。七年以后，除宋金边界的淮东、淮西、京西、湖北四路外，其余诸路基本经界完毕。经界法不可能真正均平赋税，但朱熹仍推许其“最为民间莫大之利”。不过，由于利在国家与小民，猾吏大姓的利益好处都受影响，就开始消极抵制。
自绍兴经界后，岁月迁移，猾吏大姓借口经界图籍多有散佚，故态复萌。淳熙八年，孝宗下诏诸路转运司，督促州县补齐经界簿籍。但朝堂上不断有“扰民不便”的抗议声，迫使朝廷不到半年就收回成命。福建路漳、泉、汀三州，因恰有何白旗起事，没有实行绍兴经界，豪民漏税转嫁贫户；贫民则业去产存，苦不堪言；州县常赋十失五六，无以交差，便变着法子再从民间征敛。当地民情诚如朱熹所说，“贫民失业，更被追扰，无以告诉，轻于从乱”。高、孝两朝，小规模农民起事在汀州一带时有发生。朱熹等有识见的地方官都认为，原因即在当地从未实行过经界。绍熙元年初，有福建地方官奏请在漳、泉、汀一带推行经界法。
光宗似也打算从土地入手，一来解决民间赋税隐漏转借的弊症，二来确保政府的赋税收入。他下诏让福建路监司奏陈利害得失和实施步骤。监司将任务交给新知漳州的朱熹。经周密调查，朱熹向监司呈上《经界申诸司状》，详论经界不行之弊与施行之利，还特别论述了经界难行之虑：
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乐。喜之者多单弱困苦无能之人，故虽有诚恳而不能以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词以惑群听，甚者以盗贼为词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例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
朱熹强调可能出现的阻力，意在坚定皇帝推行经界法的决心。光宗看了这封申状，即下诏命漳、泉二州考虑本州经界事宜。泉州郡守颜师鲁模棱两可，朱熹呈上《条奏经界状》力论其可行，措施也得当。光宗阅后，下决心推行经界法。这一决定，立即遭到在野的占田隐税的大姓与鱼肉贫弱的猾吏的阻挠，在朝大臣也很快遥相呼应。宰相留正是泉州人，见颜师鲁持两可之说，自己的乡党也多以为不可行，他的态度是明确反对的。嘉王府赞读黄艾则力请施行，光宗这才再次准备下诏付诸实施。但以留正为首的宰执班子面奏谏止，让皇帝深感阻力之大。岁末，他下诏：经界就先在朱熹为守的漳州试行。他也许仍打算漳州先行，推向泉、汀，最后再在全国重新整顿业已名存实亡的经界法。
朱熹接到诏令，已是次年二月。江南春早，新一轮农事已经开始，经界只能做些前期准备，大规模铺开只能等到农闲以后。绍熙二年三月，也许打算毕其功于一役，没有必要在漳州先行，而可以直接在三州同时推开，光宗又下一道诏书，命福建提刑陈公亮与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经界。[38]但从这时到秋后农闲，还有半年多时间，反对派有足够的活动余暇。事情进展被朱熹不幸言中，内外官员进状论经界不便的大有人在。皇帝终于动摇了。当年十月，农闲在即，光宗正式下诏罢行经界。绍熙初政在经济方面唯一看好的措施，还没付诸实施就告吹了。
与赋税岁入息息相关的难题，就是日趋庞大的国家财政开支。光宗从太上皇那里知道，国家财税收入的十之七八用于养兵。即位以后，他又明白剩下的十之二三，一部分用以养吏，另一部分则用以皇室享受。这两笔开销也日增月益，缺口越来越大了。据统计，太上皇在位的乾道年间（1165-1173），京朝官和选人共1.3万人左右；而他即位不久，两者相加已突破3.3万人，20年间净增了2万名官员的薪俸，国家每月支付吏禄与军粮就要耗费120万贯。
知晓这些内情后，光宗想起即位不久首位召对的在朝官郑湜，他曾建议：“请明诏大臣，裁定经费，酌罢其不急，损其太过。”便在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命大臣裁减冗费，作为响应。不久，户部侍郎赵彦逾建请审计内外财赋与开支，光宗便在绍熙元年正月下诏编制《绍熙会计录》。他让户部先统计出个概况，拿出个方案，再由一二大臣主持研究实施，把能够节省的开支数额，作为减免赋税的依据。《绍熙会计录》编成了，但减免事最终却不了了之，更遑论“以其所减，捐以予民”了。[39]
宋代大内的开销，例由合同凭由司经管的，每年支取的金额再大，也不过记个账而已。虽然每年岁终都派比部郎官前去审计，但郎官到后只正襟危坐，由几个内侍自个儿三下五除二地算计一下，拿出审计公牍的末页让他签名交差。绍熙初政求言时，已有人提出：今后宫内赏赐、营造、开支，都应让有关部门作出规定，严格执行；一切滥赏浮费都应给以厘正，予以裁节。光宗也觉得大内开支有必要实行紧缩政策，而郑湜召对时也提及“上自乘舆，下至庶府，一切量事裁酌”。皇帝似乎想做一个表率，便命户部尚书叶翥、户部侍郎赵彦逾、御史中丞何澹在编制《绍熙会计录》的同时，一并稽考宫禁浮费的裁节问题。然而，这事也只有开笔，却没有下文。在国家财政开支的难题面前，光宗并非没有裁减撙节的愿望，但一旦要皇室宫禁恭行节俭时，一腔冲动便蔫然泄气，再也拿不出切实的行动了。
货币通胀直接影响国计民生，也困扰着南宋历代君主。当时流通的主要纸币名曰会子，乾道三年，宋孝宗做过一次整顿，规定三年一界，每界以1000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然而，作为官方支付手段的会子，由于与国家财政支出捆绑在一起，随着财政缺口的不断扩大，不到十年，便无法坚守住当年立下的兑界期限与界额总量的最后底线。淳熙三年，便下诏第三、第四界会子各展限三年，并续印第四界会子200万贯。绍熙元年，光宗又宣布第七、第八界会子各展限三年，同时印发第九界会子，会子的流通总量达到正常情况下的三倍。有朝臣对他说：“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但光宗也回天乏术，只是漫允印造第十界会子立定年限，采取救急眼前、空许将来的放纵态度。
仅限于湖北、京西路流通的湖北会子，长年以来从未立界收兑。绍熙元年，下诏命湖广总领所仿照行在会子例立界收换。总领梁总上奏说：“湖广会子自来只是部分换易破损会子，现尚有540万贯多在流通。不妨再造两界做回笼旧币之用。”光宗便改变初衷，同意一下子印造两界，每界270万缗。而这两界湖广会子大部分进入流通领域，贬值更为严重，每贯会子仅兑500文，实际购买力只及币值之半。次年初，彭龟年通报湖北会子流通地区的情况：
会子既轻，商旅不行。军人所得会子，愈难变转。诸军汹汹，颇以为言。不过还没执行，故尚未发难。
货币贬值失信于社会民众，即将引发的时局动荡已现征兆。
令宋光宗头痛的还有淮南铁钱。为防止铜钱流入金国，南宋向来让沿边地区使用铁钱，湖北会子就以铁钱为本位，两淮地区更是直接以铁钱为流通主币。淳熙年间对各铸钱监实行增铸推赏的鼓励政策，更主要的是私铸成风，故而铁钱流通总量激增，其贬值便无可避免。而实际上，会子、交子也参与了两淮地区的货币流通，造成了当地币种的多元化与币制的混乱。
也许出于整顿的考虑，绍熙二年，朝廷两次各拨会子100万缗，收兑两淮私铸铁钱，并减少有关铸钱监岁铸铁钱20万贯。[40]次年，光宗下诏造印淮南新交子300万贯在两淮流通，三年为界，每贯折合铁钱770文，称为铁钱交子。显然，这些措施的深层动机在于，既限制铜币流入金国，又大体划一两淮币制，抑制私铸。但正如朱熹论铁钱交子说：“交子本是代钱，今朝廷只以纸视之。”光宗以为行政手段便能使铁钱之弊一改旧观，但充其量扬汤止沸而已，两淮货币混乱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都始终未获解决。整个南宋的通胀痼疾也正如朱熹当年指出的那样：“要革其弊，须是从头理会方得。”[41]但光宗既无此魄力，也无此能力。不过，货币问题的严重性要延缓到他的儿子宋宁宗开禧以后，才尖锐显现为社会危机。
《宋史》这样评价宋光宗：“薄赋缓刑，见于绍熙初政，宜若可取。”缓刑之举，史乏其证，虽有“下诏恤刑”“大理狱空”“后殿虑囚”等载诸本纪，不过虚应故事，粉饰门面而已。至于薄赋、经界、节用、理财，有则有之，但或是杯水车薪，小惠未遍；或是有始无终，言行不一；或是只顾眼前，不治根本。应该说是“无甚可取”！
4.储君问题上的父子龃龉
有宋孝宗侍奉太上皇宋高宗的前例，在父子关系上，光宗似乎只须奉行故事。即位当月，他下诏五日一朝重华宫，但孝宗却仿效高宗之例谢绝了，由头无非让他有更多时间治理国政。次月起，光宗就改为每月四朝；他还为重华宫、重华殿书写了匾额，也是仿效隆兴故事。次年元日，率群臣奉上太皇太后吴氏、太上皇帝孝宗、太上皇后谢氏的册、宝，一切都冠冕堂皇地例行故事。
重华宫的领班内侍提议修缮北内。当年孝宗就多次改造扩建德寿宫，现在孝宗也可让光宗出钱操办营缮工程。但他却说：“不必告诉南内。我没用钱地方，就支用重华库的钱罢。”光宗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但未见他有所表示。
类似孝宗当初陪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钓鱼、赏花、游湖、观潮、纳凉、玩月诸事，绍熙初政时也偶有仿效，但次数屈指可数，有时还会生出些不快来。初政时初夏的一天，荼䕷花开了，光宗独自带着两制官去皇家园林聚景园赏花。正要在荼䕷架下进酒时，言官飞章交至，说寿皇在位时，出幸外苑，必先恭请太上皇同行。光宗认为他们责备自己不孝，便怒冲冲对两制官道：“寿皇也有不请太上皇的时候么！”正巧寿皇得知光宗出游，让宦官挈玉卮佳酿送往聚景园助兴。光宗怒气未消，双手还在颤抖，不小心碰砸了玉卮。内侍早想在他们父子间制造些矛盾，回奏时隐去了前后细节，只说：“官家才见太上皇赐饮，就大怒把玉卮给摔碎了。”孝宗自然不痛快。
又有一次，太上皇帝约太皇太后吴氏出游东园。按例，光宗必须前往侍奉，然后合家三代宴饮同乐。不知光宗是偶然忘记，还是有意不至，家宴时仍不见踪影。重华宫内侍好搬弄是非，故意在东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互嚷嚷：“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流行语，请人宴饮称为“捉鸡”，宦官们存心用市语来讥讽与激怒孝宗。太上皇佯装没听见，脸色却顿时沉了下来。
绍熙初某个元宵节后三天，太上皇把嗣秀王伯圭召入北内，这位同母兄问他元夕是否赏玩良辰美景，太上皇答道：“正月十四日嗣皇帝来重华宫排当。元宵夜，我鼓琴两曲，左右说月色很好，就到檐下赏月。”绍熙初政时，尽管光宗在门面上尚不失事亲之礼，却远不像当年孝宗对高宗那样，表现出尊亲奉养之情，难怪他言谈间透露一股寂寞凄凉之情。
光宗生过三个儿子，长子赵挺和季子赵恪幼年夭折，次子赵扩成了唯一的继承人。淳熙七年，赵扩12岁，以英国公身份从傅就学，杨辅、刘光祖、罗点等先后当过他的小学教授。他15岁行冠礼，次年始预朝参。17岁那年，按宋代惯例，他应该出阁就第，但当时的太上皇高宗夫妇和孝宗夫妇都很疼爱他，不忍心让他移居宫外，便破例在太子东宫旁另起第宅，让他仍住大内。赵扩尊师重傅，学习倒也勤勉。刘光祖兼小学教授时，在讲读《论语》《孟子》《史记》的同时，还给他讲本朝典故；冠礼以后，又把宋朝仪制官名汇编成书，在讲经史后为他补课。罗点入讲时，往往到天色向瞑仍不中辍，有人建议休憩一下，罗点说：“国公向学不止，我怎能停讲呢？”淳熙十二年，赵扩封平阳郡王，娶了北宋名臣韩琦的第六代孙女，出阁就第。光宗即位，他进封嘉王。
对唯一的皇位继承人的教育，光宗十分重视。即位次月，就把自己入主东宫后藏阅的图书全赐给了嘉王，并置嘉王府翊善。首任翊善是沈清臣，不久以黄裳继任。其后，他又为皇子增加了两名讲读官，任职的有孙逢吉、陈傅良、章颍、黄由、彭龟年等当代名儒，也堪称一时之选。
在嘉王教育上，还数黄裳倾注的心血最多。光宗的东宫随龙人吴端出身巫医，骤得宠信，颇为士论所不齿，这时也派到嘉王府任职。嘉王见他时倒也轻重有节，接待得体。黄裳便给嘉王讲《左传》“礼有等衰”之说，告诉他：“王者之学，就应见诸行事。”嘉王表示要好好致力于王者之学。黄裳每次进讲，都引前朝危亡作当世鉴戒，语重心长而直言不讳。嘉王对他人说：“黄翊善的话，对别人说来也许很难堪，只有我能接受。”
有一天，嘉王去北内见太上皇，孝宗问他近来读什么书，他一一列举，孝宗说：“数量是不是太多了？”嘉王说：“讲官训说明白，我也喜欢读书，并不觉得太多。”太上皇诫勉道：“黄翊善一片至诚，他讲的应该认真听。”见嘉王一意向学，黄裳教得更上心了。他专门制作了《天文图》和《舆地图》，配以诗章，让嘉王观天象则领悟学习必须像天体那样运行不息，览地图则牢记沦陷的中原故土。每年嘉王生日，黄裳与赞读陈傅良都献贺诗，既表祝颂，又寓讽劝。嘉王往往把两位老师寓诫涵诲的祝颂之诗恭录后回赠他们，以示不忘。有一年，他抄录了陈傅良的贺诗：“造次依儒术，朝回只一经，更无他嗜好，端是众仪刑。”知道这是赞读对自己的期望。
在一次侍宴时，嘉王为父皇琅琅背诵了《尚书·酒诰》，说：“这是黄翊善教的。”光宗褒奖了黄裳，黄裳却说：“如欲进德修业，追踪古先贤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等人才行。”光宗问谁，黄裳答道：“朱熹。他学问四十年，如能召任王府讲官，对嘉王会帮助更大。我不及朱熹。”光宗是知道朱熹的，嘉王则第一次听到还有比自己老师更博学高行的人在。彭龟年继任直讲，讲《左传》鲁庄公不能制其母时发挥：“母不可制，当制其侍御仆从。”嘉王若有所思问：“这是谁的说法？”龟年答以朱熹。自此以后，每讲一题，他必问朱熹怎么说的。
嘉王对讲读经义是用功的：每次温习讲过的经书，总是写成口义，让讲读官批阅；讲官有重要议论，他一定记录在册，谓之日记。彭龟年以秘书郎兼嘉王府直讲，已在绍熙四年。一次进讲，龟年让嘉王读一篇东西。嘉王一看，原来是北宋哲宗元祐（1086-1093）末年梁焘辨邪正的奏议。龟年说：“那正是小人将进、君子将退的时候。不可不认真一读。”说着，就给他讲了元祐、绍圣之际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概况。嘉王听后，说：“君子小人不可参用，参用则小人胜君子。”过了几天，他写了《邪正辨》交给龟年，正是结合梁焘奏议的读后感。有一次听讲《诗经》，嘉王发表感想说：“下以风刺上，已是臣下委婉。为君的应该能使人臣直言其事才对。”龟年高兴道：“愿王不忘此意，推而广之，那就能听到善言了。”
嘉王尽管好学，但其才性天分却令人怀疑。有一次，黄裳讲学说：“眼下理民的是二百州守，统兵的是九都统，如不能统御，怎能号令指挥他们呢？”嘉王问：“什么叫九都统？”[42]黄裳不无感慨道：“唐太宗年十八起义兵，今大王已过十八，而国家九都统之说还不知道，怎么可以不汲汲向学呢？”
彭龟年听说嘉王手书“知人难”三字置诸座右，便问他有无此事，回答说：“有的。到底怎样知人呢？君子认为小人是小人，小人也认为君子是小人。真担心识错人啊！”言罢颇有茫茫然不知如何才好的惶惑。龟年答道：“是啊，尧舜也以此为难。不过，今天讲的就是辨君子、小人的尺度：为政在人，取人以身；立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若情性近君子，则小人不能惑；若情性近小人，则君子亦不能入。”嘉王这才转忧为喜，说：“这倒是要法。”然而，从宋宁宗即位以后的表现看，证明他完全缺乏辨别君子小人的起码识见。帝王之学决非学问与德性的简单累加，也未必是只仰赖师保传授就能简单获得的。
尽管如此，作为当今皇帝的唯一儿子，嘉王却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绍熙元年春天，嘉王生了一场病，他的体质并不强健。一次密奏后，宰相留正说：“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宫墙外十分不便。应该早正储位，入居东宫，父子就能朝夕相见了。本朝皇子居长居嫡，有未出阁就正储位的。嘉王既为长嫡，出阁已久，应该立为太子，以正天下之本。”光宗摇头表示不行。过了一个月，留正节录呈上了本朝真宗立仁宗的典故，再提立储事，光宗看后说：“且待以后慢慢计议吧！”次年夏天，留正旧事重提，光宗这次答应：“等过宫与寿皇商量。”
几天后在重华宫与寿皇的一席对话，对光宗犹如晴天霹雳。太上皇语气尽管委婉曲折，但意思很明白：“当初，按例是该立你二哥魏王的，因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想让你成一番王业。如今你二哥虽已去世，但他的儿子嘉国公还在。”魏王长子早就夭殇，改判明州后生下次子赵抦。魏王去世后，赵抦随母亲回临安居住，他体羸多病却生性早慧。也许出于对魏王虽然居长却未能立储的歉疚心理，孝宗对赵抦尤为疼爱，所谓“怜早慧以钟爱”。内禅前夕，孝宗进封他为嘉国公，就有让光宗再传位其侄的设想。太宗传位己子，在孝宗心目中总是憾事；而高宗传位自己，皇位重回太祖一系，孝宗显然铭感在心的。他对太上皇的孝敬之情与奉养之勤绝不比亲生儿子逊色，与这种感铭心不无关系。当初，他为王业中兴，不拘常例，越次建储，如今，比起早慧的嘉国公来，嘉王明显“不慧”，为什么就不能让嗣皇帝不传位于子而传位于侄呢？太上皇正是这么考虑的。[43]
明白了寿皇的良苦用心，无论从大义而言，还是以情理而论，光宗都不便回驳，只好随口敷衍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内心却是老大的懊恼与怨怼。回到南内后，又不便向留正说明内中细节，以免影响将来立嘉王为太子的大计，就搪塞留正道：“寿皇的意思，也打算这事缓一缓。”或从皇帝答话神情中窥出点什么，留正自此不再提立嗣之事。而光宗直到退位都始终未立皇太子。但太上皇那番意思却成为他心头拂不开的阴霾、搬不走的巨石，也在他与太上皇的父子关系上划出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他后来精神病发作与此也不是绝无关系的。
5.如此“母仪”，如此“圣德”
李皇后的凤冠梦终于如愿以偿了。光宗对她似乎从来是惧多于爱，对她提出自己或娘家这样或那样的要求，总尽量不让她扫兴。皇后代巫医吴端邀官，光宗宁可罢免他认为是好台官的刘光祖，也不愿拂了她的意愿。为光宗耀祖，皇后要大修家庙，光宗全然不顾自己刚提出过裁节冗费的主张，为她大兴土木而耗费无度，而对臣下谏论说及的“官府厌诛求之苦，闾巷有愁叹之声”却置若罔闻。直到绍熙二年初春，雷雪交作，天象反常，台谏、侍从纷纷在阴盛阳衰上大发谏诤之论，皇帝这才不得不下诏暂停皇后家庙的营造。
对后族的恩数，李皇后贪得无厌地让皇帝向祖宗旧制讨价还价。李氏由皇太子妃升为皇后，光宗下旨参照孝宗夏皇后的规格推恩。有关部门告诉光宗：南宋皇后受册、宝，亲属虽可推恩25人，但孝宗册立夏皇后时同意臣僚建议减去7人；其后谢皇后继立，她认为娘家没那么多人可以推恩，请求再减8人；她是当今太上皇后，李皇后推恩礼数不宜超过她。光宗表示同意，李皇后却不乐意了。她让侄子李孝纯以李家子孙众多为理由上书陈请再增8人，也就是说，恢复夏皇后的规格。光宗又同意了。中书舍人楼钥缴驳诏旨，不同意付外执行。光宗便颁御笔给楼钥，宣谕放行。楼钥并不坚持，退了一步：“增加的名额只能用于李氏宗亲，既不失厚恩，又不致滥赏。”光宗顺水推舟，再颁御笔宣谕：“那就下不为例，特与书行吧！”不久，皇后归谒家庙，又要求推恩李氏一门，于是命妇加封，亲属转官，在原定18名推恩限额外，新增3人，超过了夏皇后的待遇，连从无一官半职的李氏门客也恩补将仕郎，让楼钥也惊诧“求之故事，既无此例”，再次驳回诏命。
绍熙初政时，李皇后骄奢妒悍日盛一日，光宗却一味迎合，唯命是从。绍熙二年春，论时政阙失的臣僚封事中，卫泾概括地指出，“宫闱之分不严则权柄移，内谒之渐不杜则明断息”，不啻是对李后“母仪”与光宗“圣德”的一种评价。
东宫时，父皇称赞光宗“无他嗜好”，实际上他嗜酒之癖早就名声在外。即位以后，他更是宴饮无时，费用无度。对优伶曼妙乐舞，市井诙谐戏谑，皇帝也不时宣入大内，杂陈殿前，兴趣浓厚，乐此不疲。每天临朝，一副励精初政的模样，但退朝之后则一切置之脑后。周南在《论治道》对策里形容他：
唯有燕乐尔，唯有逸豫尔，唯闻某处教习乐舞以备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娱声音尔。
卫泾在封事里批评他：
赐予太多，用度浸广。缗钱支予，遍及贵近，金带之赐，逮于微贱。优伶之徒，鲜衣靡服，徜徉于道，见者骇目。
大内开支的缺口也越张越大，成为必须筹措解决的问题。
面对宫禁自奉上捉襟见肘的窘境，皇帝可不愿像臣下建言那样“躬自节俭”，他决定打左藏封桩库的主意。左藏封桩库是宋孝宗创置的，当初规定“非奉亲、非军需不支”。也就是说，这笔钱只能用于奉养德寿宫的太上皇和对金的养兵备战。尽管淳熙末年也曾借犒赏军队、打造兵器为名，将其中款项拨入专供大内支用的内库与御前库，有关部门眼开眼闭不敢执奏，但当时这种现象还不至于太频仍。
绍熙初政时，宋光宗把左藏西上库改名封桩下库，以尽废库名，搞乱出入的手法，多次取封桩钱划入内藏。这样，从全国百姓头上搜刮来的封桩钱便汩汩注入皇室小金库。支取之钱却多属浮费，无非支付乐工，赏赐近幸。有一个月，光宗竟四次把封桩库钱暗渡陈仓送入内藏库，数额分别为银8万两、会子20万贯、金2万两、银5万两。前两笔还借口奉养慈福宫太皇太后与重华宫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实际也是移花接木；至于后两笔纯粹是无名之费。楼钥时任封驳官，沉痛指出：
二万之金，五万之银，在陛下富贵之极，视之若不多。以民间计之，不知为中人几家之产，细民几万之资。州县取之于民，不知用多少笞棰，竭多少资产，辍多少衣食？
这时的宋光宗早把他居位东宫时所写的咏雪诗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一次光宗故伎重演，又以犒军之费为名下诏拨封桩库钱15万划入内藏，权中书舍人倪思上疏封驳：“往年封桩钱每岁入库460万，而划入内藏的还不到2万，眼下这种情况非痛加撙节不可！”光宗这才不得不定议：今后每年“犒军费”以40万贯为额，由封桩库拨归内藏。较之以前的2万数额，这40万中的大头，光宗显然用来自奉享受的。正如时人揭露：封桩库钱“入绍熙以来，颇供好赐之用，似闻日减于旧”。[44]
绍熙二年正月，正当春寒料峭时节，天气却燠热异常，惊雷急电以后，劈头盖脸下了场冰雹；两天以后，气温骤降，纷纷扬扬下起了江南多年罕见的大雪。二月，因阴阳失时，雷雪交作，皇帝给侍从、台谏、两省、馆职等下诏，让他们各陈时政阙失。几天后，光宗翻阅着陆续送来的应诏封事，尽管有讽谕谏诤，行文还是委婉的，总是先颂扬一番圣德。好在虚应故事，即便有讽谏，他也并不在意。
然而，光宗发现了一封布衣上书，便认真看了起来。布衣名叫余古，是天子脚下临安府钱塘人，正在太学就读。上书首先指责“宦官侵夺政权”，“公卿持禄保位”，接着却勾勒了一幅形象而逼真的后宫行乐图：陛下即位已经两年，应该考虑托付之重，讲求政治之道。近来却听说宴游无度，声乐不绝，白天不尽兴，晚上继续。不断有宫女进献宫禁，随时有伶人出入大内。行在宫殿，已历三朝，哪里谈得上简陋？何必再营造楼台，高接云汉，月榭风亭，施工不辍？更有甚者，奏胡戎乐，献斋郎舞，让近幸、爱妃与俳优杂处，数十人聚在一起，围戴着怪诞的头巾，拖曳着奇异的裙服，以他们的丑行恶状，供陛下来取笑逗乐，实在无聊之至。愿陛下不要酒池肉林、玉台琼室，不听亡国之音，不好倾城之色，以汉文帝为榜样，以唐庄宗为鉴戒！封事最后一针见血地评价绍熙初政：“《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更何况现在还不能谨其初政呢？”
看完上书，光宗怒不可遏。他一方面惊讶，这位太学生对他宫内的行乐居然了如指掌，既然如此，朝野之间肯定早已沸沸扬扬了。另一方面，他愤怒，竟然将他比作因酒池肉林而商为周代的殷纣王，比作因宠昵伶官而身死国灭的后唐庄宗，是可忍孰不可忍！光宗再也顾不上好言纳谏的君德，特地下诏将这位乱凑热闹而越位上书的太学生编管起来，一来出心头之气，二来也向天下表明：这一上书纯属诽谤君上，皇帝并没有那些有失圣德的过举。后来，言者出来谏救，光宗才改为押送筠州（今江西高安）听读，让他一边受监管，一边就学。[45]余古的上书和光宗的反弹，在世人面前彻底撕落了绍熙初政“宜若可观”的装饰面具。
三 “政治日昏，孝养日怠”
1.悍后李凤娘
李皇后出身将家。绍兴十五年（1145）一天，她的父亲李道见有一只黑凤停息在军营前的大石上，心里感到奇怪。回家后，知道女儿就在这天出世，这才想起有凤来仪的吉兆，便以凤娘作为二女儿的名字。十几年后，李道出戍湖北，听说道士皇甫坦善于相人，便在府第招待他，让几个女儿逐个出来拜见。见到李凤娘，皇甫坦惊惶得不敢受拜，说：“这女孩将为天下母，我怎敢受她拜？”旁观者都以为他胡说八道，李道却联想到黑凤栖石的征兆，心中暗喜。
皇甫坦的风鉴之术，连宋高宗都十分相信，允许他进宫谒见。大约在绍兴三十二年，皇甫坦出山入宫，高宗问他何事而来，他说：“做媒来。我为陛下寻得个好孙媳妇。”接着把李凤娘出生故事搬说了一通。李凤娘应召候选。同时入宫待选的还有皇太子妃钱氏之妹，其父便是两知临安府的钱端礼。宫禁内外之人都看好钱氏之妹，但高宗还是笃信皇甫坦的相术，为恭王聘了李凤娘。[46]
李凤娘虽长就天姿，却生性妒悍。乾道七年（1171）恭王立为皇太子，她也成了皇太子妃，性格越发骄横悍狠了。太子入居东宫，左右侍奉的宫女人数自然不能与恭王府同日而语。李凤娘受不了，经常在德寿宫与孝宗夫妇面前诉说太子左右的东长西短。高宗老大不高兴，与皇后吴氏谈话时后悔道：“毕竟武将之后。我被皇甫坦误了！”孝宗也好几次训斥她：“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如再只管与太子争吵，我宁可废掉你！”
孝宗只想镇慑住她，并不打算真废皇太子妃。李凤娘却又气又怕，认为这是太上皇后吴氏在挑唆。册立为皇后以后，李凤娘更肆无忌惮、目中无人了。孝宗和谢皇后对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非常孝顺恭敬，相形之下，李氏却十分傲慢无礼，有时甚至乘着肩舆一直到重华宫内殿才停下。有一次，谢氏在谈话时提到这类事情，李凤娘竟恼羞成怒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的。在场的太上皇孝宗听到这种挑衅性回答，与太上皇后谢氏都怒不可遏。他事后想起内禅前夕黄洽的忠告，真的萌生了废黜李凤娘的念头。他把自己信得过的故相老臣史浩召入重华宫，私下与他谈起自己的打算。史浩坚决以为不可行。或许认识到废后会引起政局风波，这事终于作罢。但李皇后对孝宗和太上皇后谢氏的怨怼却越积越深。
光宗即位不久，就心脏不好。太上皇既担忧又关心，从民间搞到了秘方，合了一大丸，据说服了心病即可痊愈，准备派人送去，又恐李皇后截留，便打算光宗每月四朝来问安时面交给他。大内宦官原就企图制造三宫摩擦，好让皇帝无暇萌生“尽诛此曹”的念头，便对李皇后说：“太上合了一大丸药，只等官家过宫便赐药给他。万一有意外，可怎么向祖宗、社稷交代啊！”李皇后听说太上皇不同意立嘉王为皇太子，却属意于嘉国公，不能不多一份心眼，就派人去打探，果然有药准备着，便衔恨在心，以为太上皇也太狠心。
李皇后决定为儿子搏一次，也投石问路摸一下虚实。不久，恰有内宴，她突然当面向太上皇提出，请立嘉王为皇太子。孝宗自有考虑，没立即表示同意。李凤娘立马发作：“我，是你们用六礼堂堂正正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皇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没有作声，他明白皇后的用心，也知道太上皇不会轻改主意的。
内宴不欢而散后，李皇后一手拉着嘉王，一手抹着眼泪，把丸药的事与不立皇太子拉扯在一起，向光宗哭诉：“寿皇不同意立嘉王，就是想废你；给你服那颗大丸药，就是让嘉国公好早点继位。”光宗受禅后，颇感贵为皇帝也并不如原先想象那样能随心所欲。重华宫的太上皇、慈福宫的太皇太后虽不过问朝政，但一个父亲，一个祖母，自己每一句话语，每一个举措，都必须看太母的脸色，听寿皇的教训，老大不自由。尤其太上皇，总让他感到有一种父亲对儿子的威慑。对太上皇执意让魏王之子嘉国公作为自己皇位的继承人，光宗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在一听皇后的挑唆，也有点信以为真了。
光宗即位后，妃嫔也多起来了。宋代后宫之制，凡封郡夫人以上才有独立的房院。绍熙时，自立房院的嫔嫱有黄贵妃、张婉仪、武才人、潘夫人、符夫人、大张夫人与小张夫人，最受恩宠的要数黄贵妃。早在淳熙后期，太上皇高宗见皇太子身边没有侍姬，就把黄氏赐给了他。光宗一即位，除册立皇后李凤娘外，还进封黄氏为贵妃。他把宫中收藏的扬无咎名画《红梅图》赐她，还在画上题诗一首：
去年枝上见红芳，约略红葩傅浅妆。
今日亭中足颜色，可能无意谢东皇？[47]
以红梅喻贵妃，以东皇自况，过去你红葩浅妆，今天在我东皇照拂下，你位至贵妃，颜色十足，还不谢我吗？调笑中透漏出对贵妃的昵爱。
在妃嫔队中，皇帝“朝咏暮吟看不足，羡他逸蝶宿深枝”，对黄贵妃尤其专宠，李凤娘自然妒火中烧，开始不择手段地报复。一天，光宗在洗手时见宫女端盥盆的双手嫩如柔荑，白似凝脂，愉悦之下，大感兴趣。几天后，皇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打开一看，皇帝差点吓昏过去，食盒内盛放的竟是那宫女雪白的双手。
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按惯例，光宗将主持即位后首次祭天地的大礼。宋代祭天地前，皇帝、宗室必须在前一天享太庙，受誓戒，而皇帝受誓戒后不能入住后宫，必须夜宿南郊青城的斋宫。李皇后就在大礼前一天虐杀了黄贵妃，派人去通报了贵妃“暴死”的消息，自己到玉津园散心去了。光宗在斋宫接到禀报，又惊骇，又愤怒，他绝不相信活生生的黄贵妃会一天之间无疾暴卒，猜想必是李凤娘下的毒手。但明天是祭祀大典，他不能违背历代礼制赶回后宫看个究竟，便哭泣个不停。
郊祀大礼在下半夜丑时七刻（即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左右）开始。这时，星月当空，夜色清澄。光宗一夜泪流不止，怀疑黄贵妃是否真死了。但这时，他只能强打起精神，进入指定的位置，穿戴上衮冕，拿起大玉圭，准备主持大礼。
忽然，狂风骤起，把祭坛上灯烛全数吹灭，祭坛顿时漆黑一片。转眼间，一两朵将熄未灭的火苗被狂风猛地吹向了周围的帘幕，帘幕扑剌剌倾倒下来，火舌却狂窜起来，蔓延成势不可挡的大火。光宗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呆了。在场的陪祀人也都被狂风烈火惊退了。瞬间，大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夜黑如墨，风火雨雹之中，众人都自顾不暇，也无法前往救驾了。
不一会儿，天色霁晴，大火已被豪雨扑灭。曙光微熹中，玉帛牲牢狼藉遍地，连祭祀用的镇圭也不知去向了。郊礼已无法进行。内侍们这才把吓懵了的光宗扶上车驾，送回大内。昨天，接到黄贵妃暴死的噩耗，今天又受到大惊吓，光宗自“以为获罪于天，且惮寿皇谴怒，忧惧不宁”，“震惧感疾”，患上了精神分裂症。[48]
皇帝被送回大内，黄贵妃的死因大白。但光宗对悍后无可奈何，得知真相只能咬牙切齿，精神病彻底发作。实际上，精神病遗传因子早就潜伏在光宗的体内，平日一无节制地酗酒，再加上震惊与恐惧的双重猛击，病情来势汹汹，“噤不知人，但张口呓言”。[49]
内侍驰报北内，太上皇帝孝宗与太上皇后谢氏连夜赶来探视，见光宗虽已睡去，却仍满口臆语。孝宗既担心，又气愤，便把李皇后喊来。李凤娘与亲信内侍大约隐瞒了虐杀贵妃事，只说皇帝饮酒过度而骤然发病的。太上皇大声训斥道：“你不好好照顾皇帝，反使他病到这等地步，全不顾宗庙社稷之重，”愤怒至极时扔下一句话，“万一好不了，就族灭你李家！”
太上皇准备回时，光宗醒了，听内侍说寿皇在，便矍然而起，惊怖地下榻叩头，请罪不已。孝宗慰解再三，仍不能使他释怀。回北内后，孝宗坐卧不安，又把丞相留正召来责备：“我让你任相，却不强谏，你干些什么事？”留正说：“不是不谏，没奈何皇帝不听。”孝宗说：“今后你须苦谏。皇帝如不听纳，他来问安时，我再好好劝他。”
光宗这一病可真不轻，太上皇在重华宫焚香祝天，祈祷儿子早日病愈。大约半个月后，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转。照例，冬至有大朝会，这种大朝会一年仅举行三次，即元日、五月初一与冬至日。但皇帝病得连迈脚登楼都不行，只能免了。病情稍愈后，李皇后哭诉说：“我劝官家少喝酒，就是不听。近来你病了，寿皇几乎打算族灭我李家。我李家有什么罪过？”接着又把太上皇对留正说的话歪曲走样地搬弄了一番：“听留正得到圣语说：如再过宫，一定要留住官家，不让还宫。”精神分裂症病人，本就容易妄想别人暗算自己，光宗听了李凤娘这番话，再与她此前挑唆的丸药、废立等谣言串连起来，自此而后始终担心太上皇要害他、废他，内心深处视每月四朝重华宫为畏途险径，总千方百计地找寻借口，推延日期，于是导致了持续数年的过宫风波。
2.一个精神病者主天下
郊礼以后的第15天，光宗才在内殿召见宰执大臣，他的病已不可能真正痊愈。再过半个多月，就是绍熙三年正月初一，照例应是正旦大朝会，也因皇帝有病取消了。而一月四朝重华宫的仪式，只能请宰执前往代行恭谢之礼。开春以后，病情稍有好转，光宗才恢复升延和殿听政，但五月一日大朝会，还是未能如期举行。其后，皇帝虽勉强听政，但大朝会却只在绍熙五年元日举行过一次，其他都付阙如。即便听政，他对臣下也经常“目瞪不瞬，意思恍惚”。从绍熙二年岁末起的两年多里，就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的。
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倒使李皇后更有机可乘，自绍熙三年后，政事多决于李皇后。不过，她对大政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与能耐，只是一味为娘家大捞好处。宋代遵循汉朝非刘氏不王之制，开国以后，即便追赠王封也不轻用于外戚，李皇后却封李家三代为王，两个侄子都官拜节度使。绍熙三年十一月，李凤娘再次归谒家庙，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连门客都荫补为官，恩荫之滥为南宋以来所仅见。李氏家庙僭越规制，防护之兵居然比赵氏宗庙还多。这一切当然都以光宗的名义颁布诏旨的。
对皇帝受制于悍后，臣下不是没有劝谏。据《宋史·罗点传》，有一天，光宗在便殿召对他，罗点问：“近来，朝廷内外都相传，说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因而沉湎酒色，不恤政事，确有这等事吗？”罗点是东宫旧僚，才敢以“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来暗指光宗受制于皇后。光宗答道：“没这事。”罗点见皇帝不愿正面承认，只得转而进谏道：“我原就知道陛下不会不恤政事的。宫禁之间或有拂心乱意的事，姑且借酒自遣罢了。乡下老百姓，闺门有不顺心事儿，还纵酒解闷呢！不过，人主君临天下，这心应像青天白日，风雨雷电过后，湛澈清明。怎能容许再有纤芥尘垢停留在天日上呢？”
绍熙五年初，起居舍人彭龟年进呈自编的《内治圣鉴》，光宗问了书的大旨，说：“祖宗家法最善，汉唐所不及，待外戚尤严。”接着，他看了龟年的《进书札子》，又说：“祖宗待外戚最严，此处便不可容易坏了。”龟年道：“祖宗不轻委外戚权任，也是爱养亲戚之道。我这书大抵对女谒、宦官防之最严，这些人见了，恐怕不会让陛下经常阅读的。”光宗说：“不至于这样。”但光宗在神智正常的绍熙初政时，就基本上受制于李氏，何况如今患了精神病。罗、彭的进谏对皇帝来说，犹如马耳东风，至多换来口不由衷、言不符行的应答而已。
也许病情关系，对东宫旧僚与春坊旧人，光宗反倒较为信任和亲近，对姜特立的眷念之情也从心底唤起而不可遏制。绍熙四年五月，他让姜特立起任浙东马步军副总管[50]，还准备召他入宫，赐钱2000贯作为行装费。姜特立受召，光宗完全可能一念之转将他留在朝内，就难免出现近佞弄权的政治局面。这一诏命立即遭到朝臣们的反对，彭龟年、蔡幼学、项安世等纷纷请皇帝收回成命。光宗却在给事中谢深甫的缴驳上批道：“朕悯其旧臣，无辜而去，特与书行。”
反对最卖力的是丞相留正，动机依旧公私兼顾。他担心姜特立应召赴阙，光宗顾念旧情留他在身边，特立就会东山再起，伺机报自己当年排挤他出朝的一箭之仇。对留正来说，这可是前途攸关的较量。他对光宗说：“四年前，是我任右相时论列他招权纳贿，才奉祠而去的。现在既然召他，我理当罢相。”光宗没做出反应。过了几天，留正逼光宗表态：“我与特立，理难并立于朝，请早赐处分。”光宗批道：“成命已行，朕无反悔，卿宜自处。”留正便居家待罪，试图迫使皇帝改变主意。谁知过了七天，光宗仍不理不睬。
六月初一，留正出城，待罪六和塔，上奏请辞相位：“近年不知何人献把定之说，陛下遂至每事坚执，断不可回。我居家八日，出城三日，都不理不报，这都是把定之说误了陛下。我怕长此以往，事情不论是非，陛下固执把定之说，言路就会断绝。”绍熙初政，光宗就有“临决机务，自任太过”的毛病，自从发病后，偏执本就是精神病症状之一，他也更固执难回了。见辞相奏疏也不能让皇帝回心转意，留正便把入仕以来所有任命告敕都缴了上去，移居范村僧舍待罪，乞归田里，使君相僵持更升一级。但光宗既不许他归田，又不召他回朝，就把左相撂在僧舍冷落着。
九月四日是光宗生日重明节，理应由丞相率百官上寿。留正是左相，虽在待罪，却未免职，他这天从范村赶回大内，在紫宸殿为光宗上寿。他还是恋位的。按例，左相应是百官班首，光宗却下诏以右相葛邲为班首。留正不宜再立到丞相位上，好在他还有少保头衔，只能没趣地站在少保位子上。祝寿一结束，留正仍折回范村待罪。
岁末，光宗病情有所好转，这些天是他几个月来少有的理智清醒的日子。预定冬至向寿圣皇太后上尊号册、宝的日子迫近了，而依例上册、宝须以宰相为礼仪使，这次倘若再让右相葛邲代行，于大礼不顺。光宗对太皇太后一向尊重，便派人召留正回都堂理政，宣布姜特立仍任浙东副总管，但不再坚持召他入朝。留正去位待罪，行使制度许可的宰相规劝君上最激烈的举动，前后长达一百四十余天。君相两人怀着各自的目的，出于不同的心态，不负责任地视国事朝政为争胜赌气的儿戏，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前例的。见留正还朝，光宗似乎纤芥不存，显得十分高兴，他毕竟是个精神病患者。
初政时，光宗召还陈源，但没重用，他仍厌恶那些近习。而如今内侍们拨弄北内是非，他已听得入耳了。绍熙四年夏，陈源迁为入内内侍省押班，光宗仍让他做宦官头领，并发还了籍没的产业。陈源刚召回时，只让徒党搬弄些小是非，不敢做得太过火。而今得到这么个最亲近皇帝的要职，便与宦官林亿年、杨舜卿等沆瀣一气，“日夜交牒其间”。[51]皇帝对太上皇的疑忌心理在发病前就深层潜伏着，现在经陈源一伙火上浇油，便更为加剧，致使过宫风波越闹越凶。
对经筵讲读，皇帝越来越不耐烦，却还要装出重视帝学的姿态。从绍熙二年初起，他只在白天应付一下，晚讲完全停了。一到晚上，一头扎进酒杯里。御史台主簿彭龟年就经筵晚讲上了一奏，光宗览奏说：“祖宗对经筵最是留意。”龟年说：“人君以一身担天下大任，是非邪正须讲学明理才能明白。”光宗不愿听到自己邪正不明的话，立即说：“近日邪正却是分明。”答话时分明有精神病患者常见的固执。龟年说：“但邪正之间，更须圣上常常密察，不可不谨慎。”光宗不以为然道：“毕竟今日正人多。”又问：“你对儒臣夜直有什么要说的？”龟年便说：“祖宗总在夜分之时召经筵官讲读，不仅为了穷究义理，而且为了消弭人欲。夜直如有一二儒臣，互以义理相磨砺，个中意味深长，不是其他能同日而语的。”“亲儒生有益，的确如此。”光宗敷衍道。但事后依然我行我素，夜饮如故。
昏政已经司空见惯。韩侂胄是嘉王夫人韩氏的曾叔祖，其官位在绍熙年间扶摇直上，短短四年竟升迁了27年磨勘才达到的官阶，光宗还想超授他四阶，又相当于20年的正常迁转，直到给事中尤袤缴驳才作罢。伶人胡永年积官至武功大夫，大概仗着戏演得好，请求让其亲族也享受任子入仕的待遇，这在宋制中绝无先例，光宗竟也一口同意。还是吏部尚书赵汝愚提出，以乐艺出身的人不能以恩荫任子，并希望立为定法，这才制止了这事。
对政事的处理、官吏的任免，光宗往往随着病情轻重与心绪好坏而是非不定，喜怒无常。黄裳任给事中仅一月，缴驳不当诏令达十余次而大拂帝意，他忘了曾在嘉王面前对其老师的褒奖，免去黄裳给事中兼王府翊善之职，改任兵部侍郎。还是嘉王不愿老师离去，向父皇求了情，光宗这才同意他继续做翊善，但封驳之职却被罢去了。
有一次，皇帝降内批除耶律适嘿为承宣使，给事中尤袤一再缴驳，光宗再以御笔宣谕他书行。尤袤尽管特与书读放行，但同时上了一疏说：“天下，是祖宗的天下；爵禄，是祖宗的爵禄。寿皇以祖宗的天下传陛下，怎可私用祖宗的爵禄给公议卑薄之人呢？”也许“寿皇以祖宗的天下传陛下”一语刺痛了他，光宗怒不可遏，把奏议撕得粉碎。尤袤见国事乖戾，积忧成疾，临终前上致仕遗表。尤袤是东宫旧僚，绍熙初政时君臣之际也算相得，光宗览阅遗表后，照例须对上表之臣的追赠封赐做出指示，他却将遗表搁在一边，好几个月都不做出相应的处理，也许竟忘记了。
自发病后，光宗对宗室、外戚与大臣“以薨卒闻，多不信”。绍熙四年夏，蜀帅吴挺死了，他是抗金名将吴璘的儿子。绍兴和议前削兵权，诸大将兵柄尽夺，只有四川悬隔遥远自成一区，吴玠、吴璘兄弟死后，“吴家军”仍传吴挺独掌兵权，渐现坐大之势。自虞允文以来，有远见的大臣无不认为四川兵柄必须抓准时机妥善解决。如今吴挺刚死，其子吴曦位望尚低，且不在川中，正是遴选合适将才入川更代，解决蜀兵世袭的绝好机会。但光宗仍“以为传闻失实，屏申奏而不信”，固执地认定吴挺还活着，奏报在诳骗他，竟然半年之久不置蜀帅。[52]
理智清醒时，光宗似乎也想做个明君。绍熙四年初，他在便殿召见了提点福建刑狱辛弃疾。早在皇太子时，他就知道稼轩毅然南归的传奇事迹与力主抗金的慷慨词章。这次召见，光宗一方面迁他的官职，一方面向他咨询战守事宜。弃疾指陈了荆襄对东南攻守的战略意义：“荆襄合而为一则上流重，分而为二则上流轻。上流轻重，导致南北之所以成败。”并对荆襄的兵柄分合、驻军布防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最后希望朝廷“思安虑危，任贤使能”，“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但这番议论与建策没有引起光宗的重视，也未见他对荆襄防守有具体的举措。
这年进士廷试策，题目是光宗亲拟的“问礼乐刑政之要”。在送呈御览的策论中，有一篇鞭辟入里的议论引起了他的注意：“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重，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53]
这时正是光宗不朝寿皇，过宫风波越演越烈的当口，群臣的谏章雪片似地送入南内。读到这段议论，光宗正中下怀，似乎为自己的偏执找到了堂皇的辩解。他认为，对他们父子关系，这段策论可谓最善解人意，当即把这篇廷对策由礼部奏名时的第三亲擢为第一名。
当知道拔擢的是陈亮时，光宗喜形于色道：“天下英才，为朕所得。我亲自看过的，果然不错！”实际上，这段策论的意思很清楚：眼下要着手的礼乐刑政之事太多了，何必一定要讲究一月四朝的表面形式呢？陈亮的经济文章早就知名于世，听到他擢为头名状元，太上皇与嘉王也都十分高兴。光宗还特地交代翰林学士在赐第告词里写上：“朕之待尔，岂止是哉。”他准备将来大用陈亮，先授他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可惜陈亮未及赴任就病故了。
然而，在朝政处理上，狂躁、遗忘、偏执、猜忌等精神病症状，光宗都有明显的表现。他的狂躁症还不算太激烈，但与一般精神病者一样，坚决认定自己不需要服药与照料，对让他服药物，视他为病人的内侍们大发雷霆，连长、御药都不能出现在左右，一天或驱逐数十人，宫掖之内，人人自危。
精神病者常见的怔忡恍惚、怠倦遗忘，让光宗常把重大朝政忘诸脑后，今日迁延某事，明日迟滞某事，丢三落四是习以为常的。据陈傅良说，“班直待试于殿庭，侍从待命于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记”；“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丧而不起发”。最苦恼的是宫廷仪卫，光宗经常晏朝，有时列仗已毕，只待皇帝临朝，忽然传谕“皇帝不上朝了”，仪卫们只能撤班。
绍熙初政时，光宗的性格已显现出独断偏执的那个侧面，发病以后，这一侧面益发严重，直接影响对朝政的处理。对此，彭龟年的上奏有概括性描述：
期年以来，施为稍异，若示人以不可测者。政事举措，稍不循节奏；进退臣下，颇不事礼貌。意欲所用，虽给舍屡缴而不可回；意所不欲，虽台谏弹击而不可动。宦寺莅职于中禁，而不用诰命；内廷取财于总司，而特免录黄。如此之类，未易悉数。其始，群臣争之而不能得；其终，陛下行之而不复疑。一时操纵自我，予夺自我。[54]
上朝对班是确保台谏言事的制度性程序，光宗经常隔下不召；言官偶有论谏，光宗或是不施行，或是干脆将改为外任，免得他们喋喋不休。给事中、中书舍人缴奏不合理的诏书，本是宋代君权自我约束的有效措施之一，如今他们一有缴驳，光宗不是动用御批宣谕书行，就是将封驳官改除他职，免得他们一驳再驳。这些现象，绍熙初政时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那时，人们有理由责备皇帝个人。然而，自绍熙二年郊礼发病起，已无理由再去谴责其本人。把江山社稷、国计民生交给一个精神病患者去主宰，让一个业已丧失责任能力的人去担当这一大任，他能负责吗？
3.过宫风波
光宗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猜疑心理，除认定申奏宗室、大臣、侍从去世多在诳骗外，尤其集中表现在与太上皇的关系上。前者显然受黄贵妃活生生“暴卒”的刺激；后者的情况较为复杂：在威严强干的父亲长年震慑下，孱弱无能的儿子容易形成压抑扭曲的心理。而太上皇在皇位继承人上的表态，则让光宗认为，不仅对嘉王的皇太子地位，甚者对自己的皇位，都是警告和威胁（虽然实际上完全没他想象的这么严重）。这种挥之不去、思之即来的心理阴影，在发病后遂由潜意识变为病态的妄想，理智极难控驭。倘若周围的人能施以积极的暗示，这种疑疾自会减弱或消除。怎奈李皇后与左右内侍不断的谗言恰恰起到相反的暗示作用，致使其猜疑的妄想遂成定势的错觉。从发病到退位的两年半里，由于这种疑忌心态的支配，在一月四朝重华宫的问题上，光宗固执己见地延宕、推托、拒绝；而群臣则敦促、讽谏、谴责。君臣互相争胜，过宫风波愈演愈烈，成为绍熙政治史上一出大戏。
光宗的精神病来势凶猛，绍熙三年正月初九，才停药没几天，连登楼都乏力，他还是抱病前去看望了太上皇帝和太上皇后。那天，临安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爱看热闹的行在百姓夹道伫立，见到御驾冲风冒雪，由大内往重华宫进发，都感慨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孝宗爱子情切，便对他说：“病体还没恢复前，不必过宫问安。”[55]九天以后，按例又应朝重华宫。光宗自称生疮，让大臣代往北内行恭谢礼。从此以后，南内方面，谗言的暗示对皇帝渐起作用，一而再，再而三地废了一月四朝之礼；北内方面，先是顾惜儿子身体，继而为儿子卸掉些不孝的恶名，也一再传旨免去过宫。
只要不触及精神上的忌讳点，光宗神智渐清，一如常人，也开始临朝如礼，虽然仍御内殿。对他长期不朝重华宫，臣僚们认为有失人子孝道，更何况贵为天子，又有孝宗垂范在前呢？于是，他们开始频频进谏。秘书省正字项安世上书说：“陛下之仁，足以泽被天下，却不能施爱于庭闱之间；陛下之量，足以接纳群臣，却不能容忍于父子之间。父子之情，无法割断。陛下圣心一回，何必择日？即日就驾，就在反掌之间。”光宗不报。半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到过重华宫，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总找些理由一再改日和展期，疑惧心理使他将南内到北内的御街视为畏途。后来，干脆推搪说太上皇让我免赴重华宫。
十月二十二日，这天是太上皇诞辰会庆节，皇帝生日时谓圣节。在圣节前十天，有皇帝向重华宫进香仪式。前几天，光宗也答允过宫进香的，谁知进香这天，他又推说太上皇允准可免过宫，拒绝出巡。在群臣激烈进谏下，次日才勉强补上了这一大礼。会庆节那天，按礼，皇帝应率百官赴重华宫向太上皇上寿，全国上自宫禁朝廷，下及州县官衙，无不鸣钟击鼓，饮食醉饱，尽一日之欢。但自进香之礼失期，群臣担心会庆节上寿也会临时变卦，纷纷上疏论谏敦请，光宗许诺届时上寿如仪。
会庆节一早，大内殿前，百官趋班，仪卫执仗，等候皇帝起驾。行都的市民们又早早夹道伫立，等着一睹龙颜。谁知日上三竿，仍寂不闻声，许久才传旨说，太上皇传谕“今天免到宫上寿”。百官、仪卫面面相觑，以为光宗病又犯了。丞相留正知道皇帝旧态复萌，亲率百官给太上皇祝寿已无可能，便率百官赴重华宫拜表贺寿，太上皇内心不由泛上一阵凄凉感。会庆节次日，光宗驾临经筵，完全没病的模样，他实在怕见孝宗，假借太上皇名义传下了不过宫的谕旨。
会庆节前三天是嘉王的生日，那天，光宗把儿子召入宫中举行家宴，一家倒也其乐融融。礼部侍郎倪思得知这事，便进劝说：“陛下父子欢洽时，难道就不转念动心吗？寿皇想见陛下，正如陛下想见嘉王一样！”光宗听后，念及父子之情，倒也感动和愧怍，但倪思请他补上祝寿大礼时，疑忌又压倒了愧疚，依旧深居不出。
冬至节快到了，又是皇帝朝贺重华宫的大日子。每月四朝之日，皇帝不赴北内已经司空见惯。冬至那天，光宗依旧言而无信，托词不朝。一些大臣与侍从感到实在不成体统。起居舍人罗点说：“老百姓节序拜亲都不阙礼。陛下耽搁了冬至节的贺仪，寿皇一定伸长脖子盼着陛下。常人对朋友还不可以无信，何况人主孝事双亲呢？”光宗犹豫不决，但终于不为所动。十个多月来，这种场面一再重演：说定过宫的日子，却侍臣立庭，卫士在列，有关机构随时待命，清道军兵，次第排立。终日守候，翘首以待，却从朝到暮，杳无诏命，等到殿门将闭，方才各自散归，致使“军民藉藉，妄生谤议”。光宗却依旧今日迁延某事，明日受阻某人，一味地推托延宕，咫尺北内，杳如万里。
陈傅良在《直前札子》里向皇帝发出严重警告：
如此日复一日，不以为怪，人心益驰，主势益轻。如有奸险之人乘机生事，则中外之情不通，威信之柄可移。即使擅传谕旨，恐怕也无从觉察，或放散仪卫，或隔退臣僚，或间牒宫闱，或激怒军旅。万一这样，臣恐陛下孤立，而外廷也无以效忠了。
对这一忠告，光宗也有点惊醒了。吏部尚书赵汝愚也规谏再三。十一月下旬，他出朝重华宫，皇后随即也到，都民都松了口气。12天后，他再率群臣赴重华宫，进献刚修成的《寿皇圣帝玉牒圣政会要》。不到一个月，就是绍熙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又去重华宫向寿皇行元日朝贺礼。这段日子或是他的病情稳定期。
元日朝贺一过，光宗又接连两个月深居拒出，临朝失时、章奏不理的情况也较前严重。在臣僚们又一轮群起谏诤中，光宗重新在畏惧猜忌的病态心理与孝养尊亲的正常心态之间交战徘徊。他担心太上皇不高兴，示意赵汝愚将这层意思奏禀寿皇。汝愚回答：“除去宰执，从官平日没有赴重华宫奏事的先例。”光宗说：“没关系。你可封呈奏疏。”他一心指望臣下能为他居间调停。汝愚是宗室，与太上皇的嫡亲兄长嗣秀王赵伯圭交好，便请伯圭帮着调停。
寿皇一经伯圭劝解，不快也就释然了。在汝愚规箴与伯圭斡旋下，光宗与皇后在三月上旬同赴北内，一家子从容盘桓了一整天。下旬，皇帝还陪同太上皇帝和太上皇后游览了聚景园。孝宗当年为奉养高宗而建造的这一名园，西临西子湖，是行都最大的御园。今天儿子能陪着游园赏春，孝宗自然十分高兴。这也是光宗发病后仅有的奉陪父皇出游。
对汝愚的协调，光宗很感激，提拔他同知枢密院事，也许与此有关。这一任命与太上皇的考虑倒是一致的。正打算颁任命制词，监察御史汪义端反对，他引高宗圣训“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56]，以宗室为宰执，国朝典故前所未有。这道奏疏虽被留中，但汝愚知道受台谏论劾，便居家上疏，力辞执政，疏共十二上。中书舍人黄裳说：“汝愚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义端之见，不可以备位朝列。”光宗便让义端出朝外任，但汝愚仍不肯受任。光宗主动请示太上皇，这也是他发病后唯一请示孝宗的朝廷大政。孝宗看过汝愚编的《国朝名臣奏议》，认为可与《资治通鉴》并行，也知道他的才德，便传谕说，高宗圣训当时只为防止秦桧的奸谋。光宗让翰林学士把这层意思写入任命制词，汝愚这才受命就职。汝愚赴重华宫恭谢，孝宗对他说：“你以宗室之贤出任执政，这是国家盛事！”他对光宗的任命是深为满意的。
自同游聚景园后，光宗又回复了老样子，其间除去病情变化，孝宗窜逐的宦官陈源再次被光宗信用，以及随之而来陈源党徒的兴风作浪，对皇帝的病态心理起了推波助澜的暗示作用。臣下们忧形于色，又掀起新一波谏诤高潮。在百官私下交谈时，有一种意见以为：“父子之间，何待人言？言之适足激陛下之怒。不如听之，天理自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事只有寿皇曲意迁就皇帝，或可回解。”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角度而言，这些看法自有其合理性，但从儒家道德、人主圣范角度而言，无异陷光宗于不孝，置自身于不忠的地位，一经义正辞严的驳斥，便难有市场。于是奏劝过宫成为大流，光宗也已习以为常，当面顺从地听劝，嘻笑不以为怪。汝愚好几次进谏，光宗也是面闻其劝即醒悟，一入后宫就生疑，活脱脱一个精神病患者猜疑畏惧出尔反尔的神态。
光宗疑惧不肯过宫的根源，还是由太上皇不同意立嘉王为皇太子引起的，进而担心他对自己也会被废黜或加害。这种迫害狂式的疑虑，光宗对亲近的侍从陈傅良、黄裳等也透露过。他害怕舜被父亲暗算的事情会出现，也忧虑唐明皇猜疑肃宗的故事会重演，更惟恐春秋卫侯辄与世子蒯聩父子争国的悲剧会重新登场。陈傅良为他设譬祛疑道：“陛下难道不记得寿皇当年疏远魏王的事吗？自古废立，出于爱憎，寿皇那时对你究竟是什么心，陛下忍心忘却吗？”黄裳代为逐一分析了他担忧之事绝无可能发生，然后劝谏道：“陛下贵为天子，不以孝闻，敌国将会轻侮，小人将为奸乱，戍军将怀异志，这才是可疑惧的。陛下不该疑的倒起疑，应该疑的反不疑。颠倒错乱，莫甚于此，祸乱之萌，近在旦夕！”然而，光宗还是听时感动，过后不动。
九月初四是光宗的生日重明节，侍从、台谏们上寿同时连章累疏奏请皇帝过宫，答谢寿皇养育之恩，谏诤之语甚至比为“夏商末造”。光宗大为不悦，争胜不出之心更加坚执。十几天后，一个名叫谢岳甫的士人上奏：“父子至亲，天理固在，何待群臣苦谏，徒以快近习离间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爱陛下，一如陛下之爱嘉王。万一太上万岁之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岳甫与时任吏部侍郎的谢深甫似为同族，他的上书以情动人，光宗被打动了，传旨明天过宫。[57]
第二天，皇帝从御屏后出来，见百官早已立班待发。这时，李皇后也从玉屏后走出，挽他回去说：“天寒，官家还是饮酒去。”群臣、侍卫相顾失色，却不敢作声。中书舍人陈傅良走出班列，上前拉住光宗的衣裾，请他勿回后宫，几步便随行到玉屏背后。李皇后厉声呵道：“这是什么去处！你们秀才要砍了驴头吗？”傅良只得放手下殿，恸哭失声。李皇后气冲冲命内侍责问：“这是什么礼？”傅良回答：“子谏父不听，则随之以号泣！”说着径直走出御殿。李皇后怒不可遏，命内侍传旨：“已降过宫指挥更不施行。”便传令还宫。
孝宗的生日又快到了。进香重华宫那天，光宗依然不出。会庆节前一天，侍从官纷纷上奏太上皇，不再颁圣节免朝的诏旨。许多免朝的诏旨都是光宗擅以太上皇名义发下的，孝宗有苦难言，便说：“自秋凉以来，每欲与皇帝相见。卿等奏疏，已令送给皇帝了。”但第二天光宗仍未过宫上寿，仅由丞相葛邲率百官前往称贺。一路上，无论市民、士人，还是禁卫、走隶，都相顾叹息，形之言语，非议的话已很难听了。百官到重华殿，因皇帝缺席，尽管御幄设而不用，大乐备而不奏，寿仪俱废，鳌山空陈，臣僚都情觉忧愧，口唯咨嗟。侍从们当天上章，居家待罪，光宗却下诏不允。
太学生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反映出一般国人对皇帝有失孝道的不满。自靖康学潮后，南宋太学生始终很活跃，在重大政事上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且往往代表了公众的评判。十月二十五日，太学生汪安仁等218人赴登闻鼓院投匦上书，请朝重华宫。龚日章等百余人则以为投匦太慢，准备策动伏阙上书。当政者担心太学生一卷入，会鼓动群体性事件，祸起叵测，更忧心忡忡，谏诤益烈。光宗还是老样子，临朝说及过宫，未尝不动情，一入后宫，就改了主意。
在追诘下，光宗才对侍从吐露：“内侍杨舜卿告诉我不要过宫的。”侍从、台谏一向认为，只要陈源、杨舜卿等在宫中一日，皇帝就会听馋信间，拒朝北内。于是，彭龟年上奏道：“陈源辈只要在宫中，陛下的猜疑便不会消解。太上往来问讯，皆将指以为疑。或名为畏惧寿皇，而实欲激怒陛下。”他最后要求“斥逐陈源，以谢天下”。黄裳也上奏请诛杨舜卿。光宗对监察御史黄度申辩说：“寿皇也有左右亲信的人。”黄度问：“是不是就是离间的小人呢？”光宗说：“当然。”黄度再问：“所谓离间，陛下亲见其事，还是得之传闻？如得之传闻，难道可以不慎思而轻置信吗？”
十一月上旬，太阳呈现黑子太白昼现。朝臣和市民都把天象与人事联系起来，认为将有大变动。黄度上疏警告：“太白昼见犯天关，其占主乱兵入宫。”十五日，光宗终于出朝重华宫，孝宗喜出望外，款留竟日。这日，白天晴空澄澈，夜间却飞起了雪花。过了两天，太阳黑子也消失了。臣民都为“雨雪应瑞，群氛消除”而欢欣鼓舞。冬至节那天，光宗又去重华宫，和太上皇帝欢然相处了一天。绍熙五年正月初一，皇帝升大庆殿受群臣朝贺，这是他发病后首次举行元日大朝会。当天，光宗又先后赴重华宫和慈福宫行庆寿礼。这些日子，他的病情似乎又进入新一轮稳定期。
新年一过，太上皇病了。皇帝则疑窦再启，一次也没去探病问安。寿皇的病情并不严重，但儿子拒绝前来，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甚至萌发这样的念头：有朝一日，到吴越的哪个地方去“自泯其迹”。初春的一天，起居舍人彭龟年说：“我以记注人君言行为职，每次车驾不过宫问安就记录一次。已记了数十次了。长此以往，恐怕为后世讥议。”光宗回答却干脆：“既然寿皇有旨教不去，就照记吧！”龟年说：“虽说寿皇有旨，难道陛下就可不去？就拿今天说，车驾不过宫，还不知什么因由呢？”光宗敷衍道：“早来丞相也说过，已对丞相说了，会去的，会去的。”然而，迁延了一个月仍不见动静。
已是风和日暖、草木竞秀的暮春了，光宗准备出游玉津园。试兵部尚书罗点提醒皇帝先过宫问安，彭龟年也认为：“不恭请三宫而独出宴游，不合礼数。”光宗说：“你们为我找个心腹之人调护一下。”黄裳说：“父子之亲，何待调护？”罗点接着说：“陛下一出，众疑冰释。”光宗说：“朕心未尝不想念寿皇！”罗点说：“虽有此心而久阙定省，怎么向天下人证明呢？”但光宗却无动于衷，选定了日子，带上李皇后及妃嫔出游玉津园。
第二天，太上皇也扶病与太上皇后谢氏同往东园赏春。他显然听到帝后游园的消息，才做出这一反应的。回想自己在位时，凡出游总是恭请太上皇高宗，也记起去年皇帝还陪自己玩过聚景园。这天，太上皇与其说游园，还不如说在赌气。这次出游后，光宗依然故我，不去北内探视，而太上皇的病情却急转直下。有一天，他登上望潮的露台，听见宫墙外里巷小儿嬉闹着大叫：“赵官家来了，赵官家来了！”便喃喃自语：“我叫他尚且不来，你们叫也枉然啊！”他凄然不乐，病势转剧，急遽地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四 又一幕内禅闹剧
1.人心惶惶的内禅前夕
宋孝宗由泄泻引起虚症，其后又是艾灸，又是丹剂，终于药石无效。太上皇病危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朝野，官民也把请愿推向高潮。四月十三日，侍从入对，仍然苦请皇帝朝北内。次日，太学生程肖说等移书大臣，责以辅政无方。在这以前，太学生们听说皇帝燕饮后宫，却拒绝问疾，便写了《拟行乐表》的游戏文章，有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讽刺了光宗无德不孝的行径。
听说学生也行动了，光宗允诺择日过宫。到了那天，宰相率百官入宫等候，太阳西斜，才传出了皇帝因病不出的通知。群臣深感又一次被愚弄了。侍从、馆职、学官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开始居家待罪，其他职事官采取相应行动的更多达百余人。尽管举朝请辞，如出一口，皇帝却下诏不许。与此同时，台谏官请求黜逐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的章疏纷至沓来。
陈傅良建议以亲王、执政或宗室一人充重华宫使，专司探视病情、传达消息之职，未被议决。时隔一周，侍从请求入对，光宗拒不召见。宰执赴北内问疾，孝宗病重未能引见。鲠直的陈傅良忍无可忍，缴上了入仕以来的历任告敕，出城待罪。五月初七，太上皇病情恶化，宰相留正等分头祷祝天地、宗庙、社稷。次日，宰执留正等求见，侍从、台谏也随入殿廷，请皇帝过宫侍疾。光宗愤然拂衣而起，留正拉着皇帝的衣裾，一边随行，一边进谏。其他宰执和侍从、台谏也号泣着随至福宁殿门前，黄裳用笏板拦住光宗，请他过宫，罗点泣奏：“寿皇病势危重，现在不见上一面，后悔莫及！”内侍关上了沉重的殿门，群臣才不得不恸哭而退。
四天后光宗临朝，责备罗点说：“前几天，你们引裾论谏也罢了。为什么要擅入宫禁呢？”罗点援据三国时辛毗引裾力谏魏文帝的故事，说：“寿皇只有一子，唯恐陛下见之不速。”接着，留正率宰执们上待罪札子，对光宗说：“既然谏请不从，请把我们罢职。”光宗顿时恼羞成怒，命知门事韩侂胄传谕：“宰执都给我退出去！”于是，宰执们结队出城，在浙江亭待罪。没了宰相与副宰相，朝堂上群龙无首，倒是前所未见的局面。消息传入北内，太上皇忧心如焚，让嗣秀王伯圭传他谕旨：命宰执都回朝理事。谕旨传到后，有人指责韩侂胄昨天在误传皇帝诏谕。侂胄只得奏禀光宗：“昨天传旨命宰执出殿，他们都出了都门。请派内侍宣押回来。”见光宗未置可否，侂胄又说：“那请让我去宣押他们入城罢！”光宗这才同意。
五月十五日，又是一轮朝见的日子。这天，道路戒严，乘舆也准备停当。市民都夹道伫候，指望能见到出朝北内的车驾仪仗。然而，迁延到正午，仍不见踪影，侍卫的军士与旁观的民众都愤恨不平，谤讪不止，彻底被激怒了。又过了五天，宰相留正等前往问疾，孝宗已说不出话，好几次环顾左右，希望能见到儿子，却终于失望了。
起居舍人彭龟年已三次请对，皇帝就是不见。二十三日，他怀揣札子求见，传旨说改日引对。龟年下决心苦谏，便说：“我任史官而不能侍侧，有忠言而不能上达，只有叩首龙墀，表明心迹了。”说完便跪伏在自己的班位上，以额击地，久叩不止。鲜血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渍红了甃甓与搢笏。光宗在后殿闻知此事，却依旧无动于衷。龟年是去年岁杪选为史官的，年初君臣相见时，光宗还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新任命后都不求对？这官，我可是待有学识的人才授与的哟！正想见你说说话呢！”那正是他的病情稳定期，今天却来个不理不睬。龟年见状，只得在殿下大声奏道：“陛下，情势危急呵！陛下为人所误，不纳忠言，我只能拜辞出朝了！”说完，取出札子，放在龙墀上，准备退出。
这时，光宗忽然传旨召见他，一见面便问：“一向知道你忠直，打算理会何事？”龟年道：“今日之事，没比过宫更大的了！”光宗嗫嚅道：“是要过去的。是要过去的。”龟年说：“在外廷与群臣说及这事，陛下并不龃龉，且约定日期。而一转过御屏，主意就两样了。这一定有人在贻误陛下。”光宗不由自主地点点头。龟年又说：“内外不通，祸乱不闻，实在令臣下痛心！”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也在一旁说：“叩额龙墀，曲致忠忱，臣子至此，岂是得已？”光宗瞥了一眼他的额头，答道：“知道了，总会去的。”但事后依旧闭宫不出。
次日，光宗同意黄裳、彭龟年奏请，让嘉王过宫问疾。王府都监王德谦意存阻挠，固请嘉王向皇帝复奏，嘉王斥退了他，径赴重华宫。来日无多的太上皇见到皇孙，略觉安慰。他知道：儿子就是受李凤娘的刺激才惊惧发病的，也是听信她的谗言才畏忌过宫的。想起内禅前夕黄洽的直言，如今人之将死，不仅黄洽见不到，连儿子都见不上一面，孝宗抚几长叹道：“悔不用黄洽之言。”眼泪便流了下来。打这天以后，他进入了弥留状态，但神志仍清楚，他悲愤地拒绝服药，自病重以来，儿子一次都没来看望过自己。
自太上皇病重消息一传开，由于光宗的表现，士庶军民的情绪都快爆炸了。如果说，此前是暗地愠怒，现在则勃然怒形于色；过去是私下啧言，如今已公然哄传于道。上自百官，次及士夫，继而六军，下至百姓，无不感慨怨嗟，愤然不平。而临安城里，居民慌乱，纷纷迁徙。住城内的移居乡村，居城郊的迁至旁郡。富家竞藏金银，物价为之疯长。甚至后宫妃嫔都打点细软送回娘家，应付可能发生的社会变乱。京城的风波经口耳相传，临安周边的州郡和戍军充斥了离奇的谣言。有人痛心疾首道：“这都是乱世亡国气象！”
当陈傅良号泣攀裾、彭龟年额血染墀进行苦谏之际，叶适责备留正：“皇帝显然有病，父子相见，应等病愈。你却不遍告群臣，听任臣子轻议君父，可取吗？”留正无可奈何道：“皇帝确实有病，却讳言有病。每天内朝听政如故，这就是病。不过，人臣绝没有自己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
南宋末年，有人这样评论过宫风波：
大抵当时执政，无承平诸公识，不能以上疾昭示天下，镇静浮言。而朝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58]
作为孝宗信托的辅政大臣，留正明知光宗病症所在，却始终听之任之，一筹莫展，这不仅是“无识”可以解释的，恐怕还掺杂着“有私”，即利用这一局面稳稳地独掌相权。
至于在过宫风波中的苦言直谏者，则应从当时的文化角度来衡估：他们是以那一时代的伦理规范去要求他们君主的，这种规范也是君主赖以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他们维护的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其用心似乎无可厚非。对一个精神病者的苦谏，以今视昔，确乎无聊而滑稽。然而，症结在于：首先，在君主世袭制下，一个精神病者竟可以合理合法地君临天下；其次，在其君临天下时，臣民或只知其君而不知其病，或虽知其病而讳言其疾，把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从讽刺剧敷演为正剧。所有这些，深刻形象地揭露了君主专制的愚昧和荒唐。
六月九日凌晨，五更鼓刚打过，重华宫领班内侍关礼叩响了留正与赵汝愚私第的大门，送来了太上皇的讣闻。[59]赵汝愚唯恐光宗疑不置信或闻变不朝，没有立刻申奏。直到上朝听政时，宰执才将申状呈上。群臣力请皇帝即刻过宫，光宗却起身入内，群臣相率拉着他的衣裾泣谏：“寿皇已崩，陛下应上辇一出。”随至福宁殿前，群臣不退，光宗哭着说：“这里不是你们去处。”说完急转身入内，衣裾为裂。其后，皇子嘉王好几次入宫泣请，光宗答应即赴北内，但直到日头西斜，仍闭门不出。看来，连太上皇丧礼都不能正常进行了。
这时，传来了太皇太后吴氏的御札，命宰执率百官赴重华宫发丧，听太上皇帝遗诰。遗诰命改重华宫为慈福宫，由太皇太后居住，在宫后为太上皇后谢氏建寿成皇后殿，以便皇帝省觐。吴氏自高宗去世后，一直住在北内，孝宗内禅，改北内为重华宫，将她的居殿改称慈福宫，实际上仍住在一宫之内。现改重华为慈福，不过将原一宫两名并为一名而已。吴氏已80岁了，头脑还很清楚。
以后几天，任凭宰相群臣一再奏请，光宗就是稳居深宫，拒绝往行丧礼。六月十三日大殓，嘉王入宫请父皇主丧。光宗敷衍说：“一等病好，就过宫行礼。”鉴于光宗不出，无人主丧，留正、赵汝愚对太子少傅吴琚说：“大丧不能无主，祝文宣读时应自称‘孝子嗣皇帝’，宰执不敢代读。太皇太后是寿皇之母，应请她听政，暂主丧事。”他们准备在太皇太后垂帘后正式建请立嘉王为皇太子。这样，一来“命出帘帏之间，事行庙堂之上”，名正言顺；二来往后的局面也容易应付些。
吴琚是太皇太后的亲侄，他传达到这一建议，却提醒吴氏道：“后戚不应与闻大计。”于是，太皇太后拒绝了垂帘，只同意代行祭奠礼，同时颁旨说：“皇帝有疾，可就在南内成服。”实际上，皇帝并未服丧。他起居服饰，一如平时，虽临父丧，浑如他事，不仅如此，还照常宴饮，传唤俳优；但出于疑忌畏惧的病态心理，怕有人暗算，便“亲挟弧矢，欲以自防”。内心深处，他认定太上皇之死妄不可信，说不定是算计自己的圈套。
七月三日，太上皇大祥。两天后，百官例应释服。但群臣认为：大丧以后，皇帝从未到灵前临哭成礼，尽废纲常，不成国家，都憋了口气，不肯释服。向金国告哀的使节也已派出，对方不久就会派来吊祭使，按礼应在大行皇帝梓宫的素帷前接受皇帝引见，如果皇帝仍固执不出，岂非见侮于来使，示乱于敌国？皇帝为国之君，为人之子，既不临丧，又不视敛，既不举哀，又不成服，满朝上下的愤慨，众口一词地不满。情绪是会传染的，三军的怨谤，百姓的骇愕，群情激愤到了极点。
成服这夜，白气贯天，占书认为主兵象。于是，谣言蜂起，越传越离谱：有的说某将就要开拔，有的说某辈正在聚哭；一会儿传朝官有潜逃的，一会儿传近幸藏重器的。宫中则谣传：寿皇今春召见过一个疯道僧，他开口就说：“今年六月，好大雪啊！”有个内侍嗤笑他疯癫，他睨了一眼道：“你浑身是雪，还笑我狂？”这不，孝宗死在六月，朝堂宫禁不都披缟着素了吗？民间也传说：早有算命的认为，孝宗圣节称重华，光宗圣节称重明，不是好兆头，“重”字拆开，只有二千日；这不，太上皇从内禅到大行，不正合其数吗？
庙堂的体面，朝野的怨愤，都不容许继续大丧无主的局面。否则，确有可能出现臣下一再警告过的局面：“设或一夫鼓倡，指目问罪，大义所迫，千百从之，顷刻之间，人心瓦解，覆亡祸变，倏在目前。”[60]这种祸起萧墙已在酝酿中：京口诸军跃跃欲动，襄阳士人陈应详准备了数千条缟巾，联络好兵民，拟代皇帝为太上执丧，后因绍熙内禅的诏书颁到才偃旗息鼓，最终指控谋逆而遭诛杀。
2.绍熙内禅
皇帝不执丧，有人私下问叶适：“今当如何？”叶适回答：“这样就是独夫了。”大殓后五天，他对留正说：“嘉王已经成年，如能预建储君，参决朝政，天下的疑忧流言就会消释。”关于嘉王参决朝政的建议，早在上年留正出城待罪前，左司郎中徐谊就向留正提出过，却没被采纳。如今，留正认为嘉王立为皇太子监国还是可取的：让皇帝退居深宫三年，由皇太子权监军国事，如终丧后，光宗不打算退位，就可以复辟；如果同意内禅，太子便可名正言顺地登位。而他也可以进退有据，无论新君还是旧主，都不至于影响自己的相位。
于是，这天内朝时，留正上道札子说：“近日中外人情不安，兴讹造谤，无所不有。没有比立国本更重要的了。皇子嘉王应早正储位，安定人心。”同时附一封上书，是草泽布衣建请立储的，呈上取旨。光宗看了上书，脸色陡变道：“储位不能预建，一建就会取代我。我只想让你知道：这建议是谬妄的！”
又过了六天，留正再请建储，光宗批：“甚好。”次日，宰执们拟就了立太子的指挥，光宗御笔批道：“依付学士院降诏。”按惯例，这晚就交翰林学士院起草立储诏书。不料留正当晚又收到另一封御札，见上书八字：“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疑惑费解：白天的御批明明同意立皇太子，晚上的御札却说“退闲”，究竟以何为准呢？学士院立储草制也只能中止了。
留正继而惊恐起来。他想起仕途未显前为预卜流年，算过一卦，说自己年至甲寅有“兔伏草、鸡自焚”的凶象。当时不知所云，现在一切可解：今年恰是甲寅年，皇帝卯年所生，属兔，意欲“退闲”，隐含“伏草”；而自己酉年所生，属鸡，“自焚”之象，难道要应验在自己身上吗？他于是“深以为忧”[61]。
第二天上朝，留正没把八字御批告诉其他宰执，经赵汝愚诘问，才不得不说明其内容。宰执们只得再拟立储奏札送呈，御批道：“可只今施行。”究竟施行立储还是禅让，批语含混不清，又不下旨送学士院，宰执们不知如何处理好。留正神不守舍，上下殿阶时扭伤了脚脖子，更自认为不祥之兆，向皇帝力请罢相而没有获准。
大祥前三天，宰执们再次上奏，以为立储之事不能再延宕不决，请面奉圣旨以便执行。当晚，光宗批出宰执奏札，封题有异于往日。当着其他执政，留正不肯启封，交给了内降房。次日，在赵汝愚催促下，留正打开封套，看到牍尾御批的十六字，顿时忧形于色。[62]他听说汝愚拟以内禅事奏请太皇太后，便对汝愚道：“建储诏命还没下，就急忙着手内禅，情理未安。今后两宫父子之间，会有难以相处的麻烦事儿。”两人的意见不一致，促使留正拿定了逃归之计。大祥前一天，留正上朝时佯仆倒地，借机归第。次日大祥，留正在五更时分上表乞请致仕，表文最后请求光宗“速回圣意，追悟前非，渐收人心，庶保国诈”，也不管皇帝是否同意，乘上肩舆逃遁出城了。
宰相在紧急关头撒手脱逃，消息顿时传遍了京城，朝臣都民听了无不大为惊骇。嘉王向兼任王府直讲的彭龟年谈起了中外人心汹汹的情况，龟年认为：建储才可以安定人心，但必须奏禀太皇太后才可以着手。嘉王是不太有主见的人，他倒并非急着做皇太子，而是相信彭直讲不会错的，便让王府都监王德谦去慈福宫奏明太皇太后，德谦不敢卷入其间，催督再三后才去，但也没下文。
最近十天来，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内心十分矛盾。他少有大志，常说：“大丈夫能在汗青上留一页纸，才不负这一生。”他以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自期，打算竭尽所能，力挽时局。但他也有难处，作为太宗之子元佐的七世孙，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时，台谏劾以不合祖宗故事，由于太上皇干预，这场风波才告平息。作为宗室执政第一人，行事更须步步审慎，如履薄冰。他初入枢府，光宗便召幸臣姜特立入朝，诏命经过枢密院，他心知其非，却没有奏止。一来，惟恐谏奏无效，皇帝会让他与留正那样待罪去位，为人所笑；二来，他入枢不久便“天下属望”，也企望借此平台做番事业。在谏与不谏姜特立上，他与留正是各怀私心的。[63]
在孝宗病危、光宗不出的那段日子里，他也忧心如焚。一个叫游仲鸿的粮料院干办，向他上书坦陈大计，喻他为伊尹、周公、霍光，他骇恐地将来函烧毁，没有作答。不久，游仲鸿又驰函责备他：“大臣事君之道，只要有利社稷，就应不惜生死。你既不死，何不去位？”汝愚认为他说得对，但仍不复函，何况现在也非去位之时。但要力挽狂澜于既倒，势必涉及敏感的皇位继承，身为宗室大臣介入其间，瓜田李下，无疑诸多不便，故而一直犹豫不决。
这天，左司郎中徐谊对他忠告：“自古人臣，为忠则忠，为奸则奸。忠奸间杂而能成大事的，从未有过。你内心忧虑政局，外表却作壁上观，这不是缠夹吗？社稷存亡，在此一举啊！”汝愚听后大为震动，他毕竟是有担当、做大事的人，便征询其意见，徐谊说：“这是大事，非有太皇太后之命不可！”但宫闱深重，怎样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并进而说服她同意内禅计划呢？
大祥前一天，工部尚书赵彦逾与汝愚作别，这位侍从也是宗室出身，将以山陵使的身份去绍兴府勘定孝宗的陵地。言及国事，相对太息。彦逾道：“近事危急如此，知院是同姓之卿，岂能坐视？应该考虑个对策。”汝愚沉默了一会，他不打算立即透底，便说：“今有何策？事情急了，持刀去朝天门，大叫几声，自己剐杀罢了！”彦逾不以为然：“与其这样死，还不如换个死法。听说皇帝有御笔八字，有这事吗？”汝愚说：“留丞相叮嘱再三，不要向外说这事，现在情势危急，与尚书说也不妨。”彦逾道：“既然有御笔，何不就立嘉王？”讲读官沈有开在一旁说：“外间传嘉王出判福州，许国公判明州。还听说三军士庶都推戴相公主持这件大事。”汝愚吃惊道：“日前有立储之请，尚且担心皇帝不高兴。这内禅事谁敢承当？还要看慈福、寿成两宫之意如何？”彦逾说：“留丞相以足病求去，上天付这一段事业给知院，岂可迟疑不决？”被说得有点忘情，汝愚脱口而出：“是啊！几天前梦见孝宗授我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彦逾建议：“襢祭将近，正可着手。”汝愚却认为：“这是大事，恐怕不宜仓卒。也须择一好日子。”说着，拿出宫历来，见襢祭那天正是甲子吉日。彦逾说：“帝王即位，就是好日子。何况宫历又说是吉日，有什么可迟疑的？事不宜迟，应立即做去！”
取得宫禁卫队的支持，从来是专权帝制下政变的关键。他们决定派中郎将范仲壬立即去做殿帅郭杲的工作。[64]汝愚知道彦逾与郭杲过从亲密，故意问道：“假如郭杲不同意，怎么办？”彦逾说：“那我就亲自去，明天给你回复。”汝愚道：“这大事已出口，岂能等明天？”
仲壬见到郭杲，说以时势艰危，动以人臣忠义，他都不开腔，不得已屏去左右，透出枢府之意，他仍不答话。仲壬只得折回复命。汝愚感到棘手，彦逾自告奋勇去试试。彦逾走后，汝愚坐立不安，在屏障后坐等回音。
彦逾一见郭杲便问：“现在，外议汹汹，太尉知道吗？”
回答说：“是的。不过有什么法子呢？”
彦逾把密谋内禅的计划托出，说：“我与枢密只能谋划罢了，太尉是国家虎臣，这事的成败全在太尉身上。”
郭杲仍不表态，彦逾沉下脸说：“太尉担心的是你百口之家吧！我今天竭诚相告，太尉却一味不答理。枢府问起，我何以为复呢？莫非太尉另有所谋！”
郭杲这才矍然而起，说：“敢不效命？请致意枢密，领钧旨。”
卫队这一头搞定以后，汝愚即致函留正，告诉他措置略定，望能稍留勿去，但留正在第二天，即太上皇大祥当日，还是出城逃走了。在发出给留正的函简后，汝愚着手北内太皇太后这头的工作，没有她最后支持，整个内禅就名不正言不顺。
叶适和徐谊向汝愚引荐了知门事蔡必胜，他与徐谊既是同乡又兼好友，与知门事韩侂胄是同僚。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65]，他的母亲是太皇太后吴氏的亲妹妹，他的妻子则是太皇太后的侄女，由于与慈福宫太后的双层亲戚关系，故而和慈福宫内侍头儿张宗尹关系颇密切。汝愚通过蔡必胜找来侂胄，让他寻机会打通太皇太后的关节，侂胄慨然应允：“我世受国恩，情同肺腑，愿意效力。”
然而，按宋代宫廷规制，侂胄也不能随便见太皇太后，他便找张宗尹说：“事到如今，我辈也死到临头了。”宗尹问：“现在该怎么办？”侂胄告以内禅之谋说：“必须太皇太后主张才可行。”
太皇太后为人素来简严，听了宗尹转达，即面斥他说：“这事难道可以轻易说的？”只让他传谕汝愚“要耐烦”。汝愚闻报，揣度让他耐烦，就是没把门堵死，命侂胄次日再去慈福宫。侂胄以为希望不大，汝愚关照：“你可先谢宣谕，再提内禅建议。”
大祥次日，侂胄找到了张宗尹，让他再试一次。宗尹随即出来告诉他，太皇太后今天感冒不出。眼见希望渺茫，侂胄独自在宫门前逡巡不决，恰被重华宫原领班内侍关礼撞见，问他为何欲进还退。侂胄犹豫地不想把内情相告，关礼不快道：“自是一家，何必吞吞吐吐！”说着指天立誓，决不泄漏消息。侂胄这才说了赵汝愚的内禅计划，关礼一听就说：“你稍等候，我就去奏知。”说完，径自入内。
关礼一见太皇太后，就哭泣不止。太皇太后诧异道：“你有何苦？”关礼说：“小臣无事，天下可忧啊！”吴氏蹙眉不语。关礼接着说：“自古圣人读书万卷，可有曾见到像现在这样的局面而能保证不乱的吗？”
听了他简单陈述，太皇太后说：“这事不是你该知道的。”关礼说：“这事人人都知道：现在，留丞相已经出朝，依赖的只有赵知院等二三执政。赵知院早晚也会去的，天下靠谁呢？”说着声泪俱下。吴氏吃惊地问道：“知院，与国同姓，事体与他人不同，也要去朝吗？”关礼回答说：“知院之所以还没去，不只是同姓缘故，还因为太皇太后可以依恃啊！现在，定了大计而未能得到太皇太后的同意，计无所出，也不得不去。如他一去，天下不知会怎样了。”吴氏道：“事情该怎么办好？”关礼进劝说：“今天，赵知院命侂胄奏知内禅事，望太皇太后三思，早定大计。”吴氏忙问：“侂胄在哪里？”“他在宫外等太皇太后谕旨。”
太皇太后答应明天一早在梓宫前垂帘引执政面对，她对关礼说：“我前日也听吴琚说来。你去传谕侂胄：若事顺须是教做好，更须仔细。”夕阳西沉时，汝愚终于等来了回音。
促成吴氏做出决断的，还有吴琚的作用。吴琚在与孝宗、光宗父子的关系上处理得十分得体，孝宗称之“哥”，光宗称之“舅”。过宫风波时，吴琚不主张谏者顷朝、谤者盈市的局势蔓延扩大，上密奏给太上皇说：“臣僚劝请，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宫声问络绎，岂在乎一月四朝方为尽礼？如欲相见，可自招皇帝前来。请将这奏誊抄降付给留正等。”其见解通达，措施中肯，太上皇后来屡颁“不宜过宫”的诏敕，或即听从他的建议。但他守口如瓶，从未张扬。在走韩侂胄门路的同时，赵汝愚通过徐谊让吴琚再去劝说太皇太后。谨慎的吴琚当面没答应说项，转身却求见太皇太后说：“以目前情势看，不如早决大计，以安人心。但垂帘之事，只可暂行，久了则不好。”太皇太后说：“这也是我的想法。”故而关礼来奏时，她已主意在胸了。
宫内宫外忙开了拥立新君的准备工作。赵汝愚先将事情经过告知了参知政事陈骙与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再把太皇太后的谕旨传达给殿帅郭杲和步帅阎仲，让他们连夜分兵守卫南内与北内。嘉王正有病告假，汝愚给王府直讲彭龟年以一函短柬知会他：明日襢祭大事，嘉王不能不到。龟年自然心领神会。关礼则让姻亲门宣赞舍人傅昌朝连夜赶制黄袍。
襢祭是百官除丧服的日子。嘉王赵扩由彭龟年陪同，在军队护卫下，首先来到北内。许国公赵抦也来了。嘉王早听说自己有可能位登九五，自太上皇孝宗内禅不久，宫禁之间就传出将来由他继统的说法，这早是公开的秘密。宋代有一种习俗，皇太子一旦在大内即位，市民可以进入他的潜邸，见到什么都可以取归己有，当时称为“扫阁”。今晨出发前，许国公对扫阁已做预备，以免损失太多。
赵汝愚与执政从政事堂来到北内，率群臣在太上皇梓宫前班列就位。不久，太皇太后垂帘，命召执政们奏事。汝愚奉上传国玺函，太皇太后命身边内侍取来传国玺，并对汝愚说：“国玺早已放在妥善之处了。”原来，汝愚预先命殿帅郭杲率300名卫士赴南内请取传国玺，掌玺内侍羊骃、刘庆祖私议道：“这玺如给郭杲，万一他所授非人，则大势去矣。况且外间议论纷纷，说只要赵家一块肉便可做皇帝，这玺更不可轻授。”两人便取出玺印，将玺函封弥严实交郭杲送往政事堂，自己却捧着国玺抄近路直奔慈福宫。汝愚这才知道自己拿到的竟是空玺函，惶恐称贺，再拜帘前。[66]
接着，汝愚奏道：“皇帝因病，只今不能执丧。臣等屡上札请立皇子嘉王为皇太子，皇帝御批：甚好；继而又批道：历事岁久，念欲退闲。请太皇太后处分。”太皇太后说：“皇帝既有成命，相公自当奉行。”汝愚等奏道：“事关重大，将布于天下，书之史册，须降一指挥方可。”吴氏说：“好。”汝愚从袖中取出草拟的指挥送上，太皇太后阅后说：“很好。”
汝愚等再拜奏道：“今后有拟奏事情，自应请嗣君处分。但恐两宫父子间有难以调处的地方，还须烦太皇太后主张。”吴氏点了点头。汝愚等又说：“上皇病还没有平愈，骤闻此事，不会没有惊疑，请让入内内侍省都知杨舜卿提举上皇宫事，以任其责。”吴氏便召舜卿至帘前面谕。
然后，太皇太后命赵汝愚宣布诏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移御泰安宫。”
关礼、张宗尹扶掖着嘉王入帘内，只见他泪流满面，退避不已。太皇太后也放声恸哭，泣不成声。稍停，她对许国公说：“外间议论都说立你，我考虑万事应该从长。嘉王比你年长，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再做。自有祖宗例。”许国公怏怏不乐。嘉王听了则惊惶欲走，被侂胄扶持住，便连声喊道：“告大妈妈，臣做不得，做不得！”
太皇太后命取出黄袍，说：“我来给他穿上！”嘉王拽着侂胄的胳膊，绕着殿柱逃避不止。太皇太后大声喝令他站定，数说道：“我见你公公，又见你大爹爹，见你爷，今天却见你这模样！”说着，眼泪又不住地流了下来。她称得上是一部南宋史的见证人了，高宗、孝宗、光宗做皇帝，她都看在眼里，没想到皇位危机竟折腾到这步田地。侂胄在一旁也以天命相劝。嘉王见太皇太后发怒，知道她主意坚决，无可违逆，只得披上黄袍，机械地拜个不停，嘴里仍喃喃道：“做不得，做不得！”
侂胄与关礼、张宗尹夹扶着嘉王走到素幄前，传太皇太后谕旨，让汝愚等劝请。嘉王仍自言自语道：“我无罪。恐负不孝之名。”汝愚说：“天子应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现在中外人人忧乱，万一有变，将置太上皇何地？还称得上孝吗？”
众人扶着嘉王在御座上就座，他却边哭泣，边退避。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说：“太上有疾，大丧无主，国家安危在瞬息之间。太皇太后不是为陛下考虑，而是为太上皇帝，为祖宗社稷考虑。现在再坚持退让，不念宗社大计，才是守匹夫小节，昧天子大孝啊！”嘉王这才收起双泪，侧身就御座之半。
汝愚已率百官跪拜了下去，嘉王从御座上又站了起来。汝愚命殿帅郭杲、步帅阎仲等先出侍卫。内侍引导着新君到太皇太后帘前行谢礼，接着到孝宗梓宫前行襢礼，祭奠哭泣。礼毕，嗣皇帝衰服来到重华殿东庑素帷前，御史台与门官早就集百官立班等候朝见新君，他就是宋宁宗。
一场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强登位的内禅礼终于收场了。高、孝、光、宁四朝，内禅倒有三次，历史似乎一再重复。然而，比起当年绍兴、淳熙两朝内禅来，绍熙内禅从策划到行礼都是在人心惶惶中进行的，实际上仅仅是迫不得已情势下的皇位更代。这一事件是一种象征，意味着从此以后，南宋王朝连淳熙内禅时那种表面的人君之德和升平之象都难以为继了。只有嘉王府被都民扫阁一空，算是为绍熙内禅添上了一个闹哄哄的尾声。
3.疯皇的晚年
宋宁宗在北内登位，南内的光宗还蒙在鼓里。直到杨舜卿奉命前来提举泰安宫时，才告诉他：“新皇帝是官家的儿子做了！”第二天，宁宗在韩侂胄引导下前来问候起居，光宗正躺着，过了好一会才问：“是谁？”
侂胄代答道：“嗣皇帝。”
光宗直愣愣盯着他看，问道：“是我儿吗？”接着又问：“你是谁？”
回答说：“知门事韩侂胄。”
光宗便侧转身子面里睡去，再也不答理谁。他的精神病又复发了。
即位第三天，宁宗下诏：五日一朝泰安宫，百官每月两朝。首次朝见泰安宫的前一天，宁宗上奏光宗，说明日将率百官前来恭谢。第二天，光宗把寝殿大门关得紧腾腾的，让儿子吃了个闭门羹。宁宗只能呈上问安表笺，率百官回去了。五日一朝之礼，便始终不能举行。光宗彻底疯了，他拒绝见儿子，不愿意听到自己被称为太上皇。虽然当年他也曾迫不及待地巴望父皇禅位给自己，自己却不情愿这么早就让位给儿子。他坚决不愿意迁出南内，这里可是皇帝的居所！
这样一来，宫殿的安排便有了问题。宁宗原打算另建泰安宫，一俟竣工，就让光宗迁入，自己好入居南内。泰安宫址初选在秘书省，后决定由李皇后的外第改建。没奈何光宗僵持着不肯搬，中书舍人彭龟年对宁宗说：“太上皇有疾未愈，不如且让他们南内养病。寿皇梓宫在殡，陛下暂在丧次听政，也符合礼的规定。陛下居狭处，太上居宽处，天下之人也会体谅陛下之心。”于是，即位当月，宁宗下诏说：“秋暑，太上皇帝未须移御，即以寝殿为泰安宫。”另建泰安宫的工程暂停了，就改南内的福宁殿为泰安宫，让光宗居住。
其后，宁宗曾多次往朝泰安宫，光宗都不见如故。他虽一再见到宁宗请朝的表奏，却来个“求之愈切，阂之愈固”。彷徨无策，宁宗只得开始经营南内，以便自己迁入，父子可以相见。泰安宫后来改称寿康宫，透露出太上皇病情始终未见好转的消息。绍熙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宁宗从北内迁入南内，不再做太上皇迁出的努力。但光宗仍拒见儿子。
他的病情似乎更重了。常呆呆想着过去的是非得失，有时他会怒目诟骂自己，有时则失声痛哭不已。这时，李凤娘总以杯中物来宽慰他。她唯恐触动光宗的神经，不仅自己，还叮咛左右的内侍、宫嫔，既不要让他听到太上皇的称呼，也不要让他听到内禅的说法。
这年冬天，宁宗初郊礼成，向慈福宫太皇太后恭谢回銮，御乐声沸沸扬扬地传了过来。光宗对御乐还有记忆的，便问什么事。李凤娘诳他道：“市井上有喜庆事吧！”光宗顿时大怒：“你竟骗我到这地步吗？”说着抡臂打了过去，把李凤娘抡倒在门框上。
从这以后，光宗经常神情恍惚，疯疯癫癫地在宫禁里跑来跑去，宫女与内侍都怕撞见他，私下里叫他疯皇。庆元四年（1198）九月，他的病情一度减轻，宁宗准备为他上寿。但他的忿怒之情并未稍减，不能原谅儿子取而代之，上寿仍未成功。次年初秋，离生日还有12天，光宗终于同意宁宗来为他进香上寿，近在咫尺宫闱之内的父子，已整整五年没有见面了。这也是父子俩最后的晤对，生日那天他们还是没能相见，应是光宗的病又犯了。
李凤娘还那么迷信方术。听算命的说她将有厄难，便在大内僻静处辟了一间精室，独自居住，道妆而事佛，终于在那里生了病。由于她平日为人，大概也不会有人前来照拂她。庆元六年六月，宁宗知道她命在旦夕，颁布了大赦诏书，借以表白孝道。次日，她孤寂地死在精室里。长御为她取皇后礼服，管钥匙的人怨恨她悍狠，不愿打开久闭不启的中宫殿门，责问道：“凭谁之命给她这皇后穿的袆翟？”袆翟没取到，按礼也该将尸体抬回原皇后中宫去治丧，只得找人用席子裹着抬回去。半路上，听人喊：“疯皇来了！”抬的人丢下尸体作鸟兽散。过了好会儿，才知是讹传，烈日骄阳已把尸体晒出了恶臭。治丧时，宫人们只能杂置鲍鱼，燃起数十饼莲香，淆乱难闻的臭味。
两个月后，疯皇也病危了，宁宗仍颁大赦诏书。八月七日，光宗去世，终年54岁。
王夫之在《宋论》里认为：“光宗之视晋惠帝，差辨菽麦耳”；“人君之忍绝其心，公为不孝，以对天下而无怍者，唯光宗独耳！”[67]所论都是绍熙后期情况，考虑到他的精神病症，对其个人作谴责性评判就失去意义了，因为他本人已丧失责任能力，来为自己行为与这段历史负责了。这样，对光宗后期“政治日昏”的历史责任，便不能不追溯到世袭的君主制上。正是这一制度使一个精神病患者能久踞皇位、君临天下而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一制度的非理性于此可见！
这一局面的出现，孝宗自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禅位以前，他在了解光宗、察制李氏、选择辅臣上都有明显失误。他显然高估光宗“英武类己”的那一面，对其“昏懦”“愚顽”的另一面却视而不见，也绝无可能采取王夫之指出的在宗室近支中另立贤君的“变而能通”的做法。于是，不仅自食其果，而且使乾淳之业在短短数年间急遽衰败。由此可见，专制政体下独裁者个人决断的失误，往往会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这一政体的非理性也于此可见！
绍熙之政的衰微还表现在光宗祔庙后的配享大臣上。光宗朝共有三位宰相。葛邲为相仅十月，政绩平平，但光宗祔庙时，周、留二相名入庆元党籍，于是他就被拉来权充配享大臣。庆元党禁驰解以后，周必大之子请以其父配享光宗，必大虽号贤相，但为相仅三月，即被光宗罢去，实在不足以入享光宗庙廷。约略同时，留正之子也为其父争取配享的殊荣，最大理由就是留正任相与光宗在位相始终。但绍熙之政仅仅五年就落到不堪收拾的地步，多年独相的留正确实“咎不能逃”，更何况“去国于危难之际”。当时的公论立即否定了这一请求。于是，便只能让一无作为的葛邲继续独占配享的殊荣，构成对绍熙之政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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