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7页。
[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32、594页。
[4]蔡涵墨：《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第464页。
[5]张其凡：《留正与光宗之立》，见氏著《番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
[6]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525页。
[7]蔡涵墨：《历史的严妆》，第465页。
[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579、597页。
[9]刘仰：《超越利益集团》，中国书店，2011年，第6页。
[1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685页。
[11]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17页。
[12]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282页。
[13]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51-52页。
[14]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57页。
[15]参见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载《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
[16]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17]《宋史》卷36《光宗》；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庄文太子》：“初，太子在藩邸，喜作诗。及升储，而诸王宫教授黄石适面对，论‘东宫不宜以诗文为学’，上大喜，除校书郎。”
[18]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庄文致疾》说：士子们“围车发喊雷动，庄文惊愕得疾薨”。《宋史》卷246《庄文太子传》曰：“太子病暍，医误投药，病剧。”两说并不矛盾，惊愕得疾在前，病暑误诊在后。
[19]“指挥”即南宋宰执机构政事堂命令下属官署遵照办理的指令。
[20]《历代名臣奏议》卷206刘光祖《论言事本末疏》；《诚斋集》卷112《东宫劝读录》。
[21]《诚斋集》卷21《和皇太子梅诗》；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1引《吉安府志》。
[22]《诚斋集》卷98《跋御书诚斋二大字》、卷21《和皇太子梅诗》。
[23]《四朝闻见录》乙集《乌髭药》。
[24]《诚斋集》卷62《上寿皇论东宫参决书》《上皇太子书》；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6《太子参决》。
[25]王炎：《双溪集》卷8《贺皇太子生辰》。
[26]《宋会要辑稿》职官73之33，《宋史全文》卷27。按宋代惯例，只有同知枢密院事以上的宰执、三师三公及开府仪同三司的亲王、使相以上才能荫补门客，两则史料均未指明司谦之是谁的门客，故颇有可能是皇太子的，宰执破例注拟或出于讨好。
[2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上德己酉传位录》。
[28]王夫之：《宋论》卷11《孝宗》、卷13《宁宗》。
[2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上德己酉传位录》。
[30]张镃：《南湖集》卷7《淳熙己酉二月二日皇帝登宝位镃获厕廷绅辄成欢喜口号十首》。寿皇即孝宗尊号“至尊寿皇圣帝”的简称。
[31]卫泾：《后乐集》卷10《辛亥岁春雷雪应诏上封事》。
[32]《宋史全文》卷2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1《御史台弹奏格》作20余条。
[33]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34]宋代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各种政务文书，必须分别先经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审读签署同意通过，称为“书读”或“书行”。
[35]此事系年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绍熙许荐士嘉泰罢泛举》，《宋史·光宗纪》系于上年十月。
[36]《四朝闻见录》乙集《皇甫真人》，作者注曰：尤黠者一说即陈源。
[37]《历代名臣奏议》卷56周南《对策论治道》。
[38]这道诏书见《宋史·光宗纪》，《宋史全文》卷28、《两朝纲目备要》卷1不载。而上年岁末命漳州先行经界的诏书见于后二书，《宋史·光宗纪》不载。诸史各有失载。
[39]《两朝纲目备要》卷2。编《会计录》诏书年月据《宋史·光宗纪》，《两朝纲目备要》《宋史全文》系于次年正月。
[40]减铸铁钱事，《宋史·光宗纪》系于绍熙三年，《宋史·食货志》系于绍熙二年。
[41]《朱子语类》卷111《论财》。
[42]绍兴十一年（1141）第二次削兵权完成后，南宋正规军体制逐渐形成，先后在长江与川陕一线屯驻了九支大军，各以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为名，其统兵官为都统制，故名九都统。
[43]《宋史全文》卷29；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
[44]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3《元丰库》。
[45]余古听读筠州，据《宋史·光宗纪》。《宋史全文》卷28、《两朝纲目备要》卷1俱作秀州（今浙江嘉兴）。
[46]《四朝闻见录》乙集《皇甫真人》记其事说：“人谓凤，实鸑鷟”。据《本草纲目》卷47：“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此鸟有文彩如凤毛，故得同名耳”。则《四朝闻见录》所记未必妄诞。
[47]厉鹗：《宋诗纪事》卷1《光宗·题扬补之红梅图赐贵妃》。
[48]周密：《绍熙行礼记》，见《说郛》（宛委别藏本）卷51。
[49]佚名：《朝野遗记》，见《说郛》（商务印书馆本）卷29。《南开学报》（1989年第6期）载有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以现代医学与统计手段论证了赵宋宗室有精神病遗传史，表现为躁狂症与忧郁症。该文所引皆北宋前期病例，而庄文太子赵愭与宋光宗的病症亦可印证其推论的正确，但光宗更似忧郁症。
[50]《宋史》卷36《光宗》作浙东总管，此据《宋史》本传及《宋史全文》卷28。
[51]《宋史》卷469《陈源传》。陈源所任之职，《宋史·光宗纪》作内侍省押班。据《宋史》卷166《职官六》，“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通侍禁中，役服亵近者，隶入内内侍省。拱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侍省”，高宗末年以内侍省职掌不多，“徒有冗费”，并归入内内侍省。故陈源之职当据《宋史》本传作入内内侍省押班。
[5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寿康妃嫔》；陈傅良：《止斋集》卷23《缴奏张子仁除节度使状》。吴挺之死，《宋史·光宗纪》作绍熙四年，《宋史全文》《两朝纲目备要》均系于绍熙五年夏，据《止斋集》卷25《奏事札子》题下注云“五月四日”，此札当是绍熙五年五月上的，内有“若乃吴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将”之语，若吴挺卒于绍熙五年夏，是年七月光宗即禅位给宁宗，陈傅良便不可能以“半年而不置将”责备光宗，故吴挺卒年应从《宋史·光宗纪》。
[53]陈亮：《龙川文集》卷11《廷对策》。
[54]《止堂集》卷3《论刚断得失疏》。
[55]《宋史·光宗纪》对光宗发病后每次重华宫问安都有记载，惟此次失载。《攻媿集》卷23《请车驾过重华宫第一札》说：“正月九日，千乘万骑，冲冒风雪中。”《历代名臣奏议》卷11吕祖俭《请进书日到宫》说：“药饵甫除，不惮风雪，遂御乘舆，都人夹道耸瞻。”亦可印证。
[56]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9绍熙四年。
[57]此事《宋史·李皇后传》作谢深甫，但《宋史·谢深甫传》不载，《四朝闻见录》甲集《光皇命驾北内》作谢岳甫，并说“岳甫年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俟上已驾即荐以代己者”，同姓宰相当指谢深甫，但深甫任相迟在庆元六年（1200），则上书者当是岳甫，而非深甫。
[58]《绍熙行礼记》，见《说郛三种》卷51。
[59]孝宗卒日，《两朝纲目备要》卷3、《宋史全文》卷28、《宋史》卷392《赵汝愚传》，俱作丁酉夜，《宋史·光宗纪》作戊戌夜，实际上丁酉夜五鼓即戊戌晨，两说并不矛盾。
[60]《历代名臣奏议》卷12袁说友《又奏乞过宫状》。
[61]留正深信卦言，事见《绍熙行礼记》、《宋史全文》卷28、《两朝纲目备要》卷3，此事不能视为小说家言而不予置信，否则难以解释留正为何随即不顾一切逃遁出城，由此也足见他作为辅政大臣之浅妄。
[62]这则十六字御批的内容，未见史料明确记载。唯《四朝闻见录》甲编《宪圣拥立》所载“某人传道圣语‘敢不控竭’”差似，玩其语意，似是责备之语。
[63]这一分析参见《朱子语类》卷132《中兴至今日人物下》。
[64]《宋史》卷247《赵彦逾传》作范任，《宋史全文》卷28、《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行礼记》均作范仲壬。
[65]韩侂胄与韩琦及宋宁宗韩皇后的世系，据《宋史·韩皇后传》推算，则是韩琦四世孙、韩皇后的叔祖，实误。应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恭淑韩皇后》、卷9《渡江后父子兄弟建节数》《中兴外戚封王数》所提供的世系行辈，为韩琦的曾孙，韩皇后的曾叔祖。
[66]关于取传国玺事，《四朝闻见录》甲集《宪圣拥立》说：嘉王即位“翌日，时唯传国玺犹在上侧，坚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李皇后），慈懿曰：‘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拏玺”。罗大经之《鹤林玉露》甲编卷4《绍熙内禅》也说：宁宗即位后，“命泰安宫提举杨舜卿往南内请八宝，初犹靳予，舜卿传奏云：‘官家儿子做了’。乃得宝出”。前引《绍熙行礼记》注曰：“御玺，重宝，安得即位后方取？兼玺玉各有职，安得置之卧内，恐非事实。”所驳入理，故酌采《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丞相》附考异及《绍熙行礼记》之说。
[67]王夫之：《宋论》卷12《光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4《光宗配享议》。
[68]张端义：《贵耳集》卷中。
[69]《宋史全文》卷28。
[70]《四朝闻见录》乙集《宁皇二屏》。
[7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郡守铨量》。
[72]宋代新儒学或曰宋学，在北宋的代表学派还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以及范仲淹、李觏、司马光等；在南宋的代表学派则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这些都不应归入理学（参见邓广铭：《略谈宋学》）。理学一般可称为道学，但庆元党禁列入叶适、陈傅良，这时的所谓道学又不能简单视为理学的同义语。
[73]陈亮：《龙川文集》卷20《又乙巳秋书》。
[74]《齐东野语》卷11《道学》；俞文豹：《吹剑录外集》。
[75]北宋元祐时洛蜀朔党争即便似有学说不同的因素在内，但也只是新儒学内部不同派别的政见分歧，并未以道学与非道学划分阵营。
[76]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80《道学崇黜》。
[7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孝宗论不宜有清议之说》。
[78]此说见于《绍熙行礼记》，但似不可尽信。
[79]刘光祖：《赵公（汝愚）墓志铭》，载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71。
[80]《鹤林玉露》丙编卷6《韩平原》。韩侂胄后来封平原郡王。
[81]魏源：《赵汝愚拥立宁宗论》，见《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14页。
[82]台谏官也有位列侍从的，但其职能与一般的侍从有别，君主下诏也往往将二者分列并举，故应视为独立的官僚圈。
[83]《宋宰辅编年录》卷20开禧二年。
[84]奉祠即提举宫观，宋代宫观之职常授予归养或贬降的官员，又有在京宫观（内祠）与在外宫观（外祠）之分。
[85]《朱文公文集》卷14《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
[86]《止斋集》卷27《缴奏朱熹宫观状》。《两朝纲目备要》卷3说：“傅良疏中有朱熹论事频繁迂阔之语，故时人谓傅良因庙议不合，阴肆中伤云。”但上引缴状并无中伤之语，倒是对朱熹评介颇高，援救甚力，《两朝纲目备要》之说不足信。
[87]《绍熙行礼记》，见《说郛》（宛委别藏本）卷51。
[88]《历代名臣奏议》卷206，吕祖俭：《乞还国子祭酒李祥任》。
[89]《宋史》卷455《吕祖俭传》。
[90]现存六君子上书，诸本颇有异文，此参《宋史》卷455《杨宏中传》、卷392《赵汝愚传》及《宋史全文》卷29。
[91]汝愚卒日，《宋史》本纪作正月庚子，本传作正月壬午，此从本纪。其死因亦有歧说。《宋史》本传仅说：“为守臣钱鍪所窘，暴薨。”《宋史·韩侂胄传》则说：“虑他日汝愚复用，密谕衡守钱鍪图之。汝愚抵衡，暴薨。”《宋史全文》卷29和樵川樵叟《庆元党禁》说：“为臣守钱鍪所窘，遂服药而卒。”唯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4《佞幸盘荒》以为“或谓中毒”。但刘光祖所撰《赵公（汝愚）墓志铭》（《宋代蜀文辑存》卷71所收）和《朱文公文集·别集》卷1《与刘德修书》转述汝愚子、婿书函皆未说其中毒，《赵公墓志铭》作于侂胄败死后，如汝愚确系遇害中毒，光祖完全可趁着清算侂胄的有利时机追究凶手，全无隐讳必要。故汝愚几无他杀可能性，因窘辱自杀的可能性却不能排除。
[92]《四朝闻见录》丙集《悼赵忠定诗》。
[9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御笔禁言旧事》。
[94]据《两朝纲目备要》卷4：“庙堂寄声云：朝廷欲以此别真伪，望先生体此意，勿复辞。熹不听，辞益力，庙堂不乐。”此庙堂显指韩侂胄。
[95]此事《宋史全文》《庆元党禁》系于庆元六年，但因事连敖陶孙吊赵汝愚题诗，故以《两朝纲目备要》系于庆元三年秋较为近是。
[96]有关庆元伪学逆党名单的宋代史料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学党五十九人姓名》《庆元党禁》，皆列59人，仅个别人姓名、官职略有异同而已。对这张名单一般都认为是庆元三年王沇上疏后即编定的。但我认为：庆元三年末四年初所列名单或未至59人，其中个别人应是后来补入的，即如谏立党籍的黄由庆元四年还在任礼部尚书，而布衣吕祖泰乃庆元六年上书以后才引起韩党侧目和嫉视的。故而这两人就不至于在庆元三四年间即入党籍。关于名单的评述参见郦家驹：《试论关于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97]《两朝纲目备要》卷5。
[98]《宋史》卷394《高文虎传》。
[99]宋代中书据皇帝旨意起草诏令，须交门下省审复。其中，重大事件面奏得旨后，另以黄纸录送门下省审复，称“画黄”；小事则先拟出处理意见，得旨同意后，再以黄纸录送门下省，称“录黄”。而枢密院据皇帝旨意起草命令，则在得旨后以白纸录送门下省审复，称“录白”。此狱当由中书与枢密院联合请示谕旨，故既有录黄，又有录白。
[100]吕祖泰上书事《庆元党禁》作庆元五年，《宋史》本传为嘉泰元年，《宋史》本纪与《两朝纲目备要》卷6、《宋史全文》卷29俱系于庆元六年九月，《续资治通鉴》卷155考异甚详确，今据以系年。
[101]这一上言，《庆元党禁》系于庆元五年十二月甲午，《续资治通鉴》卷155系于庆元五年，当即据此。《两朝纲目备要》作庆元六年十二月甲午（十二日），五年十二月无甲午日，故当据以系年。
[102]《四朝闻见录》丁集《嘉泰制词》。
[103]《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
[104]《宋史全文》卷29引《讲义》；《两朝纲目备要》卷7。
[105]张仲文：《白獭髓》；《四朝闻见录》戊集《满朝都是贼》。
[106]赵之犬吠鸡鸣与许之由窦屈膝，俱见《两朝纲目备要》卷5，唯《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说：侘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赵事“乃郑斗所造以报挞武学生之愤”，许事“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然而，两人之事的个性真实即或存疑，其通性真实仍不容置疑：韩侘胄专政下趋附者多人格卑下而为人不齿。
[107]《齐东野语》卷11《苏师旦麻》。
[108]此事据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19《书叶监酒庆元封事》与《四朝闻见录》丙集《叶洪斥侂胄》。但后者有些细节不尽可信，如说叶洪事发后被编管16年，而侂胄自庆元初年专权到败死总共才13年。
[109]《桯史》卷6《大小韩》。
[110]《四朝闻见录》戊集《考异》。
[111]《宋史》卷390《沈作宾传》，《宋史全文》卷28引《讲义》。
[112]《两朝纲目备要》卷8。但将两句系于嘉泰四年大火条下似误，该卷列举延烧官府并无御史台，而同书卷7嘉泰元年大火条下说：“延烧御史台”，《西湖游览志余》卷24《委巷丛谈》亦可佐证。
[113]《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叶氏说：“何澹时为中丞”，“悉如所教，继即合台疏德谦罪”，则误。德谦请节时在庆元三年二月，而何澹在二年四月已由中丞参知政事。此从《两朝纲目备要》。
[114]吕中：《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26《韩侂胄用兵》。
[115]《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寮雷孝友上言》。
[116]《宋史全文》卷30，《宋史》卷474《韩侂胄传》。
[117]刘过：《龙洲集》卷11《清平乐·新来塞北》。此词一作稼轩词，《两朝纲目备要》卷10说：“辛弃疾因寿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6说：“不知究系稼轩所作否？”根据辛弃疾对开禧北伐的看法，此词显然不是稼轩所作，《吴礼部诗话》已辨其为京师人小词。
[118]《龙洲集》卷11《西江月·贺词》，此词一作稼轩词，但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已辨为刘过之作。
[119]参见朱东润的《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与欧小牧的《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相关评述。
[12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6《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
[121]这一推断参见邓广铭：《辛弃疾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5页。
[122]《龙州集》卷11《西江月·贺词》《清平乐·新来塞北》。
[123]华岳：《翠微北征录》卷8《弓箭制》。
[124]《历代名臣奏议》卷234蔡戡《论和战》。
[125]《历代名臣奏议》卷234周南《论兵之胜负为国之强弱》。此奏编者误题光宗时，但奏中有“诛戮首事”之语，知在诛韩侂胄以后所上。
[126]叶适：《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宋史·叶适传》微讽叶适说：“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晓以利害祸福，则侂胄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实际上叶适上引之札时在开禧出师之前，谏止之意甚明，问题在于宁宗、侂胄不可能听从采纳。
[127]参见《宋史》卷415《傅伯成传》，这一比喻即传主所说。
[128]《宋史》卷394《谢深甫传》。此事与深甫有关，但他在1203年初已罢相出判建康府，故显然与1206年初这次金使入见为两件事。
[129]纯队是50人一队使用清一色兵器，与此相对的花装则全队以各色武器搭配使用。南宋统兵者有“花装纯队之争”。详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第261-262页。
[130]《宋史》卷455《华岳传》；华岳：《翠微南征录》卷1《开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书》、卷4《上韩平原》。
[131]《四朝闻见录》戌集《臣寮雷孝友上言》。
[132]《金史》卷12《章宗四》：“四月丙辰（五日），宋人围寿春。寿春告急于亳。”似已非此前一般性的军事摩擦。然寿春（今安徽寿县）时属南宋安丰军，金寿州（今安徽凤台）与寿春相邻，当是寿州。
[133]《两朝纲目备要》卷9；参校《大金国志》卷21《章宗皇帝下》。
[134]《四朝闻见录》丙集《天上台星》。宣威为宣抚、宣谕、招抚使之别称。
[135]《桯史》卷14《开禧北伐》。
[136]南宋时黄河改道由徐州、邳州、楚州一线夺淮入海，故宋军水师能从宋楚州（今江苏淮安）溯河而上。
[137]《桯史》卷15《郭倪自比诸葛亮》；《宋宰辅编年录》卷20开禧三年。
[138]《四朝闻见录》戊集《侂胄助边》。《南宋杂事诗》卷1注引《笔麈》：“韩侂胄出师数衄，自悔失图，私出家财二十万以助军兴”，捐献数额与此不同。
[139]《四朝闻见录》戊集《优伶戏语》。
[140]《两朝纲目备要》卷7。反对议论如《桯史》卷3《赵希光节概》载，赵雄对孝宗语曰：“西人又以二父（指玠、璘）故，莫不畏服”，“古帝王长虑却顾，为子孙万世之计，似不如此”。
[141]《桯史》卷3《梓潼神应》。
[142]《金史》卷98《完颜纲传》。
[143]《四朝闻见录》戊集《考异》。《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二月己未条所载该函文字与此颇有异同，或一为草稿，一为正本。
[144]《齐东野语》卷11《文庄论安丙矫诏》。
[145]袁甫：《蒙斋集》卷2《入对札子》。
[146]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166《方公行状》；《宋史》卷395《方信孺传》。
[14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8《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校以《两朝纲目备要》卷10。
[148]《四朝闻见录》戊集《侂胄师旦周筠等本末》；《历代名臣奏议》卷185卫泾《论苏师旦状》。
[149]此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今上杨皇后》，《宋史》卷243《杨皇后传》曰“或云会稽人”，当是与杨次山相认归姓以后冒籍。
[150]周密：《齐东野语》卷10《杨太后》。
[151]《四朝闻见录》甲集《徐竹隐草皇子制》。《两朝纲目备要》卷8所载立皇子诏无此二语。
[152]《宋史·史弥远传》未载兼翊善事，此据《宋史》卷246《景献太子传》。
[153]据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3，理宗即位后，杨简以列卿召对，“上从容问曰：闻师相幼尝受教于卿？简对曰：臣之教弥远者不如此？上曰：何谓也？对曰：弥远视其君如弈棋。上默。罢朝，上以语弥远，弥远曰：臣师素有心疾”。
[154]据《宋史》卷414《史弥远传》，他自庆元二年再入朝为大理司直，改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轮对时建议宁宗“旌廉洁之士，推举荐之赏”，“为水旱之备”与“边鄙之防”，也只是四平八稳地泛泛而论。其后迁枢密院编修官、太常丞兼工部郎官，直至庆元六年改宗正丞后始求外职，一直在朝。
[155]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2《韩平原客》。
[156]《四朝闻见录》丙集《虎符》。
[157]赵棻：《南宋宫闱杂咏 · 香艳丛书》本；《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
[158]皇子奏事及奏文见《四朝闻见录》戊集《开禧施行韩侂胄御批黄榜》。但叶绍翁认为此奏为“诛韩后三日”所上，似误。侂胄被诛当日，宁宗即御批施行黄榜作为对杨皇后矫诏的承认，故这一真御批在《宋史·宁宗纪》《宋史全文》《两朝纲目备要》等据官史修成的史书里都与杨皇后矫诏混而为一，系于夏历十一月二日甲戌，以掩盖史、杨背君诛韩的真相。而《四朝闻见录》明言为十一月三日（公历11月24日）圣旨，是揭明事实的。但《宋史全文》卷29说：“皇子荣王入奏遂有此旨”，则皇子入奏应不可能晚于24日。《四朝闻见录》该条在全录皇子奏文后即记：“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圣旨并依”，也证明《宋史全文》所说不谬，则上云“诛韩后三日”显然自相牴牾。故应是诛韩当日皇子即上奏。或应读作“诛韩后，三日”，则三日正是公历24日。
[159]《四朝闻见录》戊集《罢韩侂胄麻制》；《宋宰辅编年录》卷20开禧三年。
[160]以上建议分别引自卫泾、王居安、雷孝友的奏议。卫泾的上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184《论太师、平章军国事韩侂胄右丞相兼枢密使陈自强乞赐贬窜状》，《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寮雷孝友上言》实即卫泾之奏，互校即可知，而叶绍翁误题。王居安上奏见《宋史》卷405本传，《四朝闻见录》戊集《又臣寮上言》即此奏，对勘可证。而同书同集《臣寮上言》末云：“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行。”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7《开禧去凶和敌日记》曰：“雷给事封还录黄，六日戊寅诏：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可知该臣寮即雷孝友，时任给事中。
[161]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戊集《考异》里提出这一见解，是对上述反常现象的合理解释。
[162]《宋史》卷38《宁宗二》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24日）说：“以诛韩侂胄诏天下”，应是史弥远专政后篡改国史、掩盖真相的记录。实际上，这天诏书只说侂胄“可罢平章军国事”，并无一字涉及其诛死，而这一诏书后来又被歪曲地系在十一月甲戌（23日）之下。《两朝纲目备要》卷10十一月乙亥条说：“以罢逐侂胄意诏天下”，虽较近事实，但下引诏书却是丁丑（26日）的自责诏。《宋史全文》卷29十一月乙亥至己卯（28日）条记事稍近真实，故本段与《四朝闻见录》戊集《开禧施行韩侂胄御批黄榜》至《考异》诸条考较而缀述之。至于《宋史纪事本末》卷83《北伐更盟》、《续资治通鉴》卷158的相关记载以为宁宗对史、杨诛韩的预谋是知道并同意的说法，无疑都失于考证。
[163]《癸辛杂识》后集《簿录权臣》；《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
[164]《西湖游览志余》卷4《佞幸盘荒》。据《四朝闻见录》戊集《满潮都是贼》，韩府被抄后，发现有宁宗写给侂胄的“圣语”，末句为“遭他罗网祸非轻”，还有一句说“远窜遐荒始得平”。侂胄生前读到这些“圣语”时，“尝怪其言”。若此，宁宗对侂胄专政似十分愤懑，并拟窜逐他。但这一记载大可怀疑：第一，与其他众多史料所反映的宁宗态度，尤其诛韩以后数天内对韩侂胄的态度全不吻合；第二，宁宗纵使“不慧”，也不至于蠢笨到把这种针对性的“圣语”写给其本人。故所谓“圣语”只能视为不足征信的小说家言。
[165]《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宋史》卷395《王柟传》载：“金人又问：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断，去之何难？”与此不同。《真文忠公文集》卷2《戊辰四月上殿奏札》说：“侧闻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虏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虏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谨，曾无留难。”都印证《齐东野语》的记载是可靠的，而《宋史》本传显有回护处。
[166]《金史》卷98《完颜匡传》。
[167]《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四朝闻见录》乙集《函韩首》。有关集议时诸人倾向，各种史料颇有出入。《宋史·倪思传》以“有伤国体”之说出于倪思，但上引二书皆指倪思对函首“主之尤力”，则《宋史》本传似有回护。《齐东野语》又说章良能“以事关国体，抗词力争”，以为《四朝闻见录》说“良能首建议函首”，“此非事实”。此据诸书所载缀述之，唯《四朝闻见录》所记集议诸人官衔多误，故比勘他书而系之。
[168]《金史》卷98《完颜匡传》。
[169]《翠微南征录》卷4《和戎》；《鹤林玉露》乙编卷2《函首诗》。
[170]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171]《鹤林玉露》乙编卷2《函首诗》。
[172]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卷2《过安阳有感韩平原事》。
[173]刘一清：《钱塘遗事》卷2《孝宗恢复》；《宋史》卷410论赞。
[174]程珌：《洺水集》卷1《丙子轮对札子》（嘉靖本）。
[17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
[176]周密：《浩然斋雅谈》；陆游：《渭南文集》卷1《落职谢表》。
[177]叶适：《水心文集》卷23《赵公（彦橚）墓铭》。
[178]《两朝纲目备要》卷12。
[179]《宋史》卷393《彭龟年传》；《攻媿集》卷96《彭公（龟年）神道碑》。
[180]《絜斋集》卷13《黄公（度）行状》。
[181]《真文忠公文集》卷2《己巳四月上殿奏札》。
[182]《宋史》卷392《赵崇宪传》。
[183]关于杨皇后的年龄，王鸣盛《蛾术编》卷60《杨皇后年反长于宁宗不可信》，根据《宋史·杨皇后传》考证，《宋史·理宗纪》误衍“有五”，其卒年应据本传作71岁，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杨氏年长于宋宁宗6岁为不可信，则纯属臆断。宛委山堂本《说郛》卷29引《朝野遗记》“宁宗后杨氏”条曰：“其生在壬午”，壬午年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杨氏卒于绍定五年（1233），若以王氏所考享年71岁上推，正相吻合。王氏推断理由为“后乃以色升，其年反长，此不可信”，则是拘泥之见。杨氏少以姿容入宫，一直隶于慈福太后位下，直到绍熙末年才入后宫，这年宁宗27岁，杨氏33岁，一个姿容姣好的女子在这一年龄段美貌依旧，对宁宗仍有吸引力是不足为奇的。在历代帝王后妃关系中，“其年反长”之例也并不少见，例如万贵妃比明宪宗年长19岁。若以心理分析而论，皇帝恋溺年长于己的女性，大多有一种恋母情结，性格往往懦弱游移，有强烈的依赖性。这倒不失为宋宁宗性格的一个注脚。
[184]刘爚：《云庄集》卷16《皇太子宫》。
[185]《四朝闻见录》戊集《满潮都是贼》说：“史恶之，旋以疽发于背而死于殿司”，则误。据《宋史·济王赵竑传》，嘉定十七年史弥远废立时，夏震仍在。
[186]《四朝闻见录》丙集《虎符》；《宋会要辑稿》职官73之39；《宋史》卷39《宁宗三》。
[187]《齐东野语》卷16《昆命元龟辨证本末》；《四朝闻见录》甲集《昆命于元龟》；《宋史》卷398《倪思传》。
[188]罗日愿谋变事见《两朝纲目备要》卷12。两年后，有武臣陈大节、吴仲哲重议此事说：“日愿为侂胄报仇，非大丈夫”，言外之意，当时应直接揭出反史弥远的旗号。两人私议被人告发，都受到编管的严厉处分。倘若日愿之变果真只是作为余党为侂胄复仇，当时何必对真相遮遮掩掩，两年后又何必对陈大节两人的议论仍那么在意呢？
[189]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8、110页。
[190]《历代名臣奏议》卷337许应龙《论御边之策》。
[191]《历代名臣奏议》卷337许应龙《论御边之策》。
[192]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113-114页。
[193]太学生伏阙及袁燮被罢，事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3《玉牒初草》；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张仲文：《白獭髓》；《四朝闻见录》丙集《草头古》。
[194]《齐东野语》卷9《李全》。
[195]《宋史》卷407《杨简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
[196]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0《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此词据考作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但握蛇骑虎现象早在嘉定后期就已出现。
[197]《宋史》卷476《李全传》；《鹤林玉露》甲编卷4《制置用武臣》。
[198]王迈：《臞轩集》卷1《乙未馆职策》。
[199]李塨：《阅史郄视》卷3。
[200]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李全命将在楚州发动兵变，杀死许国，实际上已公开叛宋。但史弥远仍“姑事涵忍”，故李全也“外恭顺于宋，以就钱粮”，同时则肆虐江淮，直到绍定三年十二月（1231年1月）才正式揭出叛旗。
[201]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10《都司》。
[202]《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黄震《戊辰修史传·杜范传》。
[203]《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癸辛杂识》前集《简椠》；《贵耳集》卷下。参见拙文《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载《学术月刊》，1995年11期。
[204]《真文忠公文集》卷19《史弥远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复右丞相奉化郡开国公加食邑食实封制》；《鹤林玉露》甲编卷2《制词失体》。
[205]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卷2《过安阳有感韩平原事》；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8《跋岳珂传》；《宋史》卷401《柴中行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6《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206]《宋史》卷455《华岳传》；《四朝闻见录》甲集《华子西》；窦仪等：《宋刑统》卷1《名例律·五刑》。
[207]《臞轩集》卷2《乙未六月上封事》；《清献集》卷9《嘉熙四年被召入见第一札》。
[208]李心传《道命录》卷9附作者按语说张载谥号至嘉定末年犹未最后确定，但《宋史·张载传》则说赐谥也在本年。
[209]《宋史》卷415《葛洪传》。
[210]《臞轩集》卷1《乙未馆职策》，此策虽上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叙述的却是嘉定后期以来的军政情况。
[211]《臞轩集》卷1《乙未馆职策》。
[212]马里雅维里：《君主论》，第69-70页。
[213]《臞轩集》卷1《丁丑廷对策》。
[2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85页。
[215]《絜斋集》卷1《轮对陈人君法天札子》。
[216]据何竹淇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统计。
[217]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99页。
[218]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4页。
[219]《齐东野语》卷9《嘉定宝玺》。
[220]《四朝闻见录》乙集《宁皇二屏》；朱彭：《南宋古迹考》卷下《园囿考》；《武林旧事》卷3《西湖游幸》；《鹤林玉露》甲编卷3《庆元侍讲》。
[221]《鹤林玉露》甲编卷3《庆元侍讲》；吴自牧：《梦梁录》卷6《孟冬行朝享礼遇明禋岁行恭谢礼》。
[222]《宋会要辑稿》后妃2之28。纳布原作绝布，疑误。纳布，粗布，典出《宋书》卷71《徐湛之传》。
[223]《全宋诗》卷2835收宋宁宗诗仅11首，据龙美术馆编《敏行与迪哲：宋元书画私藏集萃》收有他为马远御题《山水》10首，以他名义书写而杨妹子钤章的题扇诗1首。这22首诗里19首是题画诗，倘若不是有人代笔，诗意清通应在其父宋光宗之上。
[224]史弥远身后的这一污名化说法却颇见诸宋元之际的记载，元人刘一清《钱塘遗事》卷2《史弥远》：“弥远出入宫禁，外议哗然，有诗云：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蒙。”明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卷2引《金台外史》说：“其词似好事者所为，不无过甚。”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4《题丰氏五经世学》载四明丰氏托郝经之言，“谓史卫王通于杨皇后，朱子馆史氏，因为大夫得见小君之礼以附会之”，全氏指出：“不知朱子卒于庆元六年，史之官未达也。”“史虽以内援得成功，然非有共仲、叔孙侪如、庆克之污”，以为不足征信。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济王致祸》说：“会王在邸，新饰素屏，书‘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说，则曰：‘花儿王（王墉之父号花儿王）与史丞相通同为奸，待异日当窜之上二州也。’既而语达王与史，密谋杨后，遂成废置之祸焉。盖当时盛传花儿王者秽乱宫闱，市井俚谓‘花儿王开’者，盖指此也。”对此《续资治通鉴》卷162嘉定十五年五月丁巳条考异指出：“当日东南遗老痛心于弥远之奸险，谤及宫闱，未足据也。”
[225]《真文忠公文集》卷37《上皇子书三》，该信文字与刘爚《云庄集》卷6《上皇子笺》略同。按《宋史》卷401《刘爚传》，刘爚为太子右庶子兼左谕德，当时皇太子为赵询，刘爚卒于嘉定九年（1216），而赵竑立为皇子在其卒后五年，故显系《云庄集》误收真德秀此文。
[226]据《宋史·宁宗纪》，宋宁宗自庆元二年（1196）有子出生，至嘉定十六年，先后共生下8子，分别名埈、坦、增、埛、圻、墌、垍、坻，然均幼殇。
[227]《宋史全文》卷31载：“宁宗颔使前曰：疾已不可为。朕前与卿议立皇侄，宜亟行之”，似乎立贵诚是宁宗生前的决策。然而，这一记载与其他史料稍做比较，即可知是史弥远篡改国史所致，故不足征信。
[228]关于起草矫诏人，《宋史》卷414《郑清之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0《郑公行状》都记“皆清之所定”，《宋史》卷422《程珌传》载“直学士院时，宁宗崩，丞相史弥远夜召珌，举家大惊。弥远与珌同入禁中草矫诏，一夕为制诰二十有五。初许珌政府，杨皇后缄金一囊赐珌，珌受之不辞，归视之，其直不赀。弥远以是衔之，卒不与共政。”
[229]此两诏，《宋史·理宗纪》系于八月二十七日壬辰（9月12日），显然是史弥远篡改所致；《宋史全文》卷30、《两朝纲目备要》卷16俱系于闰八月丙申（9月16日），保存了历史的真相。
[230]《东南纪闻》卷2。《续资治通鉴》卷162嘉定十七年闰八月丁酉条考异：“金丹之进，则他书别无佐证，今阙之。”
[231]关于这段历史，可参见漆侠主编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第1卷《政治军事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由笔者执笔的第17章宋光宗到理宗前期的政治之第4节宋观宗前期的政治（第507-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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