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教极端主义形成的根源
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沆瀣一气，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危及民众安康。这不禁令人发问：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一 国际政治根源
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有其存在的历史渊源和嬗变的时空轨迹。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宗教极端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大使馆先后被炸；2001年“9·11”恐怖袭击中，美国纽约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举世震惊，也是宗教极端主义作祟。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总部遭遇恐怖袭击，其中也有宗教极端主义的魅影。可见，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反美、反西方情结，是西方同伊斯兰国家历史上敌对关系的极端体现。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它们在增加综合国力的同时，开始对亚非拉地区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为强化其殖民统治，西方国家人为利用和制造了当地不同族群、宗教之间的矛盾与隔阂。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两国瓜分阿拉伯世界，在地图上强行确定了各国的边境，为中东地区后来的族群冲突埋下了祸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虽然亚非拉国家相继独立建国，但有的找不到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有的深受殖民时期遗留矛盾的拖累，甚至不能实现基本的安全与稳定。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虽然不再以殖民者的面貌出现，但仍然凭借军事经济优势推行霸权，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扶持盟友，对“敌人”搞政权更迭。比如，美、英等国扶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中东建立以色列国，直接酿成了巴勒斯坦问题，此后又在几次阿以战争中力挺以色列，导致巴以问题久拖不决。冷战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连续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中东地区安全混乱，民众深受其害。此外，西方在其硬实力基础上，不断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其文化和价值观，对一些弱势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引起民族主义者的担忧与抗议。
上述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对西方国家的仇视，引发了他们对西方价值观和霸权主义的抵触。尽管有些国家的政府亲西方，但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却具有浓重的反美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宗教极端主义便以反美、反西方斗士自居，对西方目标发动袭击，从而博取相当数量民众的“拥护”和“同情”。
二 国内政治根源
国内各类政治矛盾的激化与恶化，也是当代宗教极端主义滥觞的重要原因和土壤。首先，政府腐败和政治权威丧失。无论在何种国家，政府的腐败都会引发社会的普遍不满，不满情绪若得不到有效舒缓，就可能导致各种反政府极端势力滋生，在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家里就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在另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丧失导致国内政治混乱，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提供了成长的环境。例如，冷战后新独立的中亚各国，政府权威本就不足，加之政治经济改革效果不佳，极端势力遂发展坐大。
其次，国内宗教、民族政策失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多民族、多宗教甚至多教派国家。不同民族往往信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在教义信仰上有差别，其中隐含着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一旦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催生宗教极端主义。这方面的失败案例屡见不鲜。如英国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的冲突中产生了极端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印度教徒）和僧伽罗人（佛教徒）的冲突中产生了极端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三大派甚至打过长达十余年的惨烈内战。
再次，部分国家的集权统治、高压体制和亲美、亲西方政策，也刺激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与外溢。在宗教国家尤其是伊斯兰教国家，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度很高，宗教势力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不少国家的世俗政权认为，政治化的宗教势力对政权构成莫大的威胁，因此对宗教势力打压遏制。宗教势力在严打之下自然走向暴力、恐怖路线，进而蜕变为宗教极端组织。例如，埃及军人政权20世纪60、70年代强力打压穆斯林兄弟会，迫使后者转向暴力反抗，在埃及国内制造了刺杀总统萨达特等大案。再如，“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结合，也是典型例子。
当前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既与“基地”组织的影响有关，也同有关国家的内外因素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2014年，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建立了“伊斯兰国”，造成大量民众死伤，引起国际震动。这就既包含着极端组织传承“基地”衣钵的因素，也有伊拉克、叙利亚政府处理民族、教派问题不当的因素，还有两国政府高压、腐败导致民众不满的因素。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打击叙利亚政府，既大大削弱了现政府的管控能力，又打开了极端组织的“潘多拉盒子”，使两国成为极端组织的滋生地。
三 社会经济根源
宗教极端主义之所以能形成声势、造成危害，要害在于这些国家固有的内部矛盾，如贫富差距悬殊、经济长期低迷、青年失业严重等，让人民感到前途无望、对政府感到失望，处于迷茫之中的底层民众，容易到宗教极端思潮中寻找前途。而宗教极端主义最擅长的，恰恰就是利用部分民众的社会经济弱势状况，煽动和鼓动其对政府和现状的不满。2014年以来，在伊拉克、叙利亚一带耀武扬威的“伊斯兰国”，就非常注重对外宣传，在网络上以“高薪厚禄”“美好生活”等广告，吸引全球穆斯林前往“加盟”。
从社会的角度看，每个社会都难免产生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这部分人在社会上地位低下、深受歧视，内心容易积聚对国家、社会和主流群体的不满。宗教极端组织则以宗教为说辞鼓吹社会公平正义，投弱势群体所好。据统计，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中，约有数万名外籍“圣战”者，其中有3000余名西方国家的“圣战”者。按理说，西方国家生活水平较高，不应有产生伊斯兰“圣战”分子的土壤。但是，这些西方“圣战”者主要由在西方生活的穆斯林构成，这些穆斯林移民或许经济条件不错，但在西方社会中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社会地位、福利待遇、文化价值上遭遇歧视，很容易被“伊斯兰国”反西方的口号所吸引。
从经济的角度看，贫困也是导致人们思想极端、行为激进的重要诱因。当今世界，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但大部分红利都流入了发达国家，发展中世界的贫穷问题依然未能解决，今天的世界甚至比以往更不平等。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目前世界上有16亿人口的人均收入低于15年前水平，贫困人口达13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伊斯兰世界更为贫穷所困扰。阿拉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埃及的贫困率超过25%，按联合国日均生活费2美元的标准，埃及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对于穷困潦倒的民众来说，加入宗教极端组织不仅可获得心理上的慰藉，更可获得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
伊斯兰世界也有一些富国，但这些国家存在贫富差距、精神迷惘、“养懒人”等问题。沙特坐拥巨额石油收入，但大部分落入王室。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沙特王室财产已达800多亿美元，有800多名亲王成为百万富翁。但是，占人口总数1/4的沙特农民的收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不少民众虽然靠着国家补贴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实际上身无长技，无法找到真正的职业，生活闲懒，精神上相当空虚。于是，这批人也成了极端宗教组织的招募重点。
四 宗教思想根源
宗教自从产生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宗教极端主义便是宗教发生蜕变、异变和畸变的一种结果。
历史上，宗教社团受内外环境的影响，难免会出现少数与教内主流思想相背离的派别组织。这些派别组织因其边缘化、少数派甚至受打压的处境，思想和行动上都容易走极端，这就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前因、前身。宗教的蜕变和畸变往往是先狂热化、政治化，进而极端化、非理性化，最终沦为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多保留宗教的名目，但它已经不具宗教之实。宗教内部别有用心的人士对宗教经典进行极端主义倾向的错误解读。在此影响下，普通信徒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宗教理念，很容易把极端解释当作正统，接受宗教极端主义的洗脑。
当今世界，主要宗教内部都存在极端派和宗教极端组织。斯里兰卡存在佛教的极端派，印度存在印度教与锡克教的极端主义，东欧、巴尔干地区存在东正教的极端主义，以色列存在犹太教的极端主义，伊斯兰教内部的极端主义派别更加繁杂。20世纪中叶以后，伊斯兰世界不断探索发展道路受挫，最终涌现出一个希望通过传统伊斯兰方式找到发展道路的思潮，即伊斯兰复兴思潮。其中的极端派强调“一切回归伊斯兰”“通过圣战解放全人类”，构成了今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 宗教极端主义形成的特点
宗教极端主义披着宗教的外衣，却隐藏着别有企图的险恶用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很容易蛊惑普通的社会民众。鉴于此，很有必要对其特点进行阐释与认识。
一 政治性
宗教极端主义在本质上已不再属于宗教范畴，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通常披着宗教外衣、打着宗教幌子，煽动、刺激同一族群、同一信仰的民众参与其极端政治活动，发展到最后基本都会要求建立以宗教为底色的政治实体。比如，伊斯兰极端主义就强烈要求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政教合一政权。埃及宗教极端分子在《路标》一书中，甚至提出“伊斯兰是解放全人类的道路”。
宗教极端主义的政治性可分为国际政治性和国内政治性。具有国际政治特征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范围往往是跨国境的，追求对国际政治的影响。2014年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伊斯兰国”，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后改名为“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大叙利亚”即指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其政治目标是取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地区的国家边界，组建横跨亚非拉伊斯兰地区的统一哈里发国家。印尼巴希尔领导的“伊斯兰祈祷团”，目标是在东南亚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具有国内政治特征的宗教极端主义，往往企图推翻所在国政权，代之以教法国家。这类宗教极端主义常常被称为“内生型宗教极端主义”，以破坏国家安全统一、挑起宗派仇恨为主要政治目标和手段；如果与境外的宗教极端势力勾结在一起，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此外，宗教极端主义通常会与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对国家完整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比如，苏联解体前后，车臣分裂分子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以宗教极端主义为鼓动民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以暴力恐怖为手段，恣意从事分裂国家主权和破坏社会稳定的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车臣分裂主义持续十多年，直到2000年初第二次车臣战争后才稍显消停。
二 暴力恐怖性
宗教极端主义毕竟是极端和小众的，没有实力与国家政权正面抗衡，只能进行不对称、非常规的对抗。其惯用的手段就是暴力恐怖袭击。宗教极端主义鼓吹的“圣战”，主要形式就是在各地实施爆炸、劫持、暗杀等恐怖活动，企图对社会产生物质层面的破坏和精神层面的威慑。
为了增加暴力恐怖活动的影响和吸引力，宗教极端组织一方面打持久战，长期扰乱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比如，据英国官方统计，1970-1981年，仅在北爱尔兰地区就发生了28553次枪击事件和10523起爆炸案件，共导致2158人死亡，17115人受伤。制造1990年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武装暴乱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也曾明确提出“打10年恐怖战、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另一方面提升暴恐活动的血腥暴力程度，制造轰动效应。比如，1992年12月，印度北方邦阿约亚迪10多万狂热的印度教徒手持钢钎、铁镐等将巴布里清真寺毁为废墟，3000多人死亡。2014年下半年，盘踞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的“伊斯兰国”连续在网络上发布斩首人质的血腥视频，举世震愕。
三 欺骗蛊惑性
宗教极端主义要实现其罪恶目的，必须发动更多的宗教信徒参与。要让宗教信徒参加暴力恐怖、违法犯罪的活动，光靠传统的宗教劝善说教是很难的。所以宗教极端主义看准普通信众仅具朴素宗教情感、而缺乏宗教知识的弱点，采取欺骗、蛊惑的方式蒙蔽和拉拢信众。比如，伊斯兰教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圣战”。它原本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大圣战”，即与个人私欲作斗争；第二层是“小圣战”，即进行正义、正直的战斗。伊斯兰极端主义只强调“小圣战”，且将其简单、狭隘地解释为“圣战就是杀死异教徒”。即使是像“振兴伊斯兰”等中性的口号，也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拿来做幌子。
第三节 宗教极端主义形成的影响
宗教极端主义是世界公害，是人身安全、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宗教极端主义往往煽动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或者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形成更大的危害。
一 催生恐怖主义
由于宗教具有神圣性，因而可以成为一种最强有力、最严格的社会控制方式，容易被当作极端暴力活动的精神动力。宗教极端主义是当代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是恐怖主义的灵魂，恐怖主义则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行动手段。
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宗教型恐怖组织是当代世界恐怖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2005年11月，在全球33个主要恐怖组织中，宗教型恐怖组织有15个，占总数的45%；这些宗教型恐怖组织共从事1437起恐怖事件，占总数的35%；这些恐怖事件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8875人，占总数的75%；造成的受伤人数达22253人，占总数的73%。
在世界主要宗教中，几乎每个教派都产生极端组织，都曾采取恐怖主义行为。例如，美国反堕胎组织“拯救行动”是基督教极端组织，活跃在叙利亚、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是伊斯兰教极端组织，1999年刺杀以色列总理拉宾的“卡赫运动”是犹太教极端组织，1948年暗杀印度圣雄甘地的“国家公仆协会”是印度教极端组织，缅甸的“姆巴塔”是佛教极端组织。
2014年出现在叙利亚、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试图用暴力手段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领土涵盖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以色列等大片地区，要求改写欧洲殖民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中东划分的边界。趁着伊拉克、叙利亚国内局势动荡，“伊斯兰国”2014年6月初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6月底宣布建国。在“伊斯兰国”掌控的区域内，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法，妇女必须佩戴面纱，否则会受到死亡威胁。此后，“伊斯兰国”实施一系列恐怖的斩首活动，斩首对象有“伊斯兰国”内部的“叛徒”，更多的是外国人。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把恐怖的斩首过程制作成视频，以形成最大的恐怖威慑效应。“伊斯兰国”也成为“基地”组织之后全球最大的恐怖组织之一，显现出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严重危害。
二 加剧民族分裂
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成为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主要挑战，冲击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分裂势力试图独立建国，引起两次车臣战争。第一次车臣战争发生于1994-1996年，俄军死亡人数为3826人，伤者17892人，另有1906人失踪。此外，此次战争亦导致超过10万平民死亡，大量设施遭严重破坏。第二次车臣战争发生于1999-2009年，多达25000名平民被杀，3000-5000人失踪。
给俄罗斯特别是车臣地区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民族分裂主义，背后就有宗教极端主义的支持和煽动。95%的车臣人信仰伊斯兰教，20世纪80年代境外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开始大举向车臣渗透。此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在车臣境内迅速膨胀，极大地刺激了民族宗教矛盾，终于引起了车臣战争。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民兵们戴着写有《古兰经》经文的绿色袖章，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战士，并“发誓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伊斯兰教而战”。
1996年俄车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后，车臣分裂主义者在其掩护下，加紧推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谋划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与此同时，国际宗教极端组织也向车臣分裂主义者提供支持。在高加索、巴尔干和世界其他地方，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向车臣“圣战”提供巨额经费，直接参与车臣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
三 导致政治动荡
宗教极端主义介入政治斗争，往往使政治斗争变得更残酷、更暴力，形成更大、更持久的社会危害。在一些政治落后地区，宗教极端主义与部落斗争交织在一起，常常导致长期政治动荡。
在世界各地，宗教极端主义参与政治的最终目标都是建立神权国家，手段都是恐怖暴力活动。例如，阿富汗塔利班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地区建立的“伊斯兰国”等。
“上帝抵抗军”是一支活动于乌干达北部以及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和中非共和国的游击叛军，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乌干达北部的阿乔利部落。在20多年的叛乱中，其在乌干达北部造成数万人死亡，并致使200万人无家可归。
“上帝抵抗军”由约瑟夫·科尼领导，他要建立一个基于《圣经》中的十诫和阿乔利传统之上的国家。联合国将“上帝抵抗军”在乌干达制造的恐怖称为“世界上最残酷又最被人忽略的冲突”，科尼被国际社会称为“非洲屠夫”。据一位联合国官员透露，“上帝抵抗军”所屠杀的平民数量甚至远在“基地”组织之上。
“上帝抵抗军”从1987年以来已绑架约2.5万名儿童，并强迫这些孩子参加战斗，通过对被绑架儿童的精神控制，将他们训练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女孩子则往往被用来为“上帝抵抗军”士兵提供性服务。为避免遭到绑架，乌干达北部大约2万名孩子每天晚上必须长途跋涉20公里到城镇的避难所里过夜，第二天清晨再返回家中。
四 分裂社会
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递进。今天的社会越来越提倡宗教、文化、种族、国家之间的交流、融合，反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孤立、排斥、冲突和战争。然而，宗教极端主义的社会观却背道而驰，他们抵制社会进步、反对社会融合，企图让社会倒退回野蛮时代。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的眼中，社会被简单分割为“敌”与“我”、“信徒”与“异教徒”、“正确”与“错误”，两者之间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按照宗教极端主义的逻辑，社会演变就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双方没有妥协空间。
堕胎在美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社会议题。支持堕胎的人认为堕胎是妇女应当享有的选择权，反对堕胎的人认为堕胎损害了胎儿的生命权。宗教极端主义的介入让这场争论向两极化方向发展，严重撕裂美国社会。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反对堕胎的一些极端人士认为，生命是神给的，只有神才能夺走，他们采取暴力手段反对堕胎，是维护神的权威，因而是正当的。在美国发生的反堕胎暴力事件背后，往往有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子。美国全国堕胎联合会的数据显示，针对堕胎医生的谋杀至少有8起，另外还有17起谋杀未遂事件和400起死亡威胁。每年，实施堕胎手术的诊所所遭受的爆炸、纵火袭击数量也达到了两位数。
2009年5月31日上午10点，67岁的医生乔治·蒂勒在堪萨斯州威奇塔市的一个教堂参加服务工作，一名男子突然走近朝他开了一枪，并迅速驾车逃离现场。蒂勒因伤势过重死亡。对此，反堕胎组织“拯救行动”的创始人德尔·特里说，蒂勒医生是“一名屠夫，可怕的是，他收获了自己播下的种子”。他还从宗教极端主义的角度说：“我为他感到悲哀，因为他没有做好面对上帝的准备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手上还沾满了许多孩子的鲜血。”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