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时候,布拉克、马蒂斯、弗拉曼克以及巴黎比较前卫的艺术家都在收藏一些他们称为“神物”的非洲面具,他们把这些面具当做雕像来欣赏,而只有毕加索以它们的本来面貌去看它们。毕加索是因为纯粹的好奇而走进了“人种博物馆”,在那儿,那些黑人的面具首次启发了他。1937年,毕加索曾与别人谈到这一段经历:
对马蒂斯或德兰来说,这些黑人的面具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雕刻而已在那间博物馆里,只有我一个人,那里的气味极难闻。我想要出去,却没有走,我留在那儿,感觉到一些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这些面具千差万别:有的仅有眼眶,龇牙咧嘴,恐怖至极;有的双目微睁,嘴角微翘,优雅娴熟;有的眯着眼睛,似笑非笑,神秘莫测不过也存在粗犷、稚拙、淳朴、简约的风格共性。这种具有独特艺术表现力的面具很容易把欣赏者引入一个玄妙迷幻的世界,却又往往让欣赏者忽略了其艺术表现手法的高超性,而急于去探究、解决这些形象是什么,从哪里来,用来做什么等种种疑问。
就在那间博物馆里,我明白了,那些面具不只是一般的雕刻,绝对不是。它们是魔法。我们先前根本不了解这回事,我们把它们当做原始的雕刻,而非魔法来看。这些东西是仲裁者,抵御任何事情:抵御未知的、可怕的神灵。我一直注视着这些神物,然后忽然发觉我也一直在抵御任何事情。我也觉得任何事都是未知的、敌对的!任何事!不只是这些或那些,而是所有的事物,不论女人、小孩、动物、抽烟、游玩任何事!
我明白了黑人的雕刻对他们的意义及真正的用途。所有这些神物都是同样的东西:那就是武器,是工具,用来帮助人们不再受神灵所左右。如果你赋予神灵一个形象,你就有办法摆脱它们。不论是神灵或潜意识或情感,它们都是同一件事。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做个画家了,就在那间博物馆中,四周环绕着满是灰尘的面具、印第安玩偶和神像,我忽然明白了这些。
1907年,毕加索除了收获了一大堆面具外,也对塞尚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和布拉克、亨利·卢梭成了朋友。
1907年的秋季沙龙举行了一个塞尚作品的回顾展,毕加索已经深深迷上了塞尚。尽管毕加索意志坚定、个性强韧,但他的灵魂毕竟还是孤独的,而且常常受到困惑的折磨。当他发现还有另一个灵魂跟他走在同一个方向,被同样的问题所困,并且得到了相似的答案时,他感到了深深的快慰。
“塞尚!他是我唯一的老师……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他的作品……他称得上是我们所有这些人的父亲,是他在呵护着我们,指引着我们。”毕加索说。
布拉克当时是野兽派中的佼佼者,他和毕加索的友谊始于阿波利内尔带他去看《亚威农少女》。乍见之下,他完全不能接受这幅画。他和毕加索争论了几个星期,最后还是不以为然地离开。但是塞尚和毕加索的画还是对他起了作用,他开始了一连串新的试验,并在1907年末画了他的《大裸体像》,有绝对的立体派倾向,到了1908年的夏天,他更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遇到亨利·卢梭
1908年,毕加索买下了一幅亨利·卢梭(1844年—1910年)的作品。这是一幅相当大的油画,是一位波兰女教师的肖像。
“我一看到它就被迷住了,”毕加索对人说,“我在街上走着,一个旧货商的店门前摆着几大叠的画布,一个头像伸在外面——一个带着严厉表情的女人脸孔……法国式的洞察力,清晰、果断,是一幅好大的油画。我去问价钱。‘5个法郎。’商人说。”
这时的卢梭64岁,是一个胆怯、有灰色胡子、极易脸红的人。卢梭也常被人称为“原始主义”画家。因为他笔下那浸润着幻想色彩的热带丛林风光,人与野兽间充溢着温情的对视,和一种似梦非梦的神秘情调,很容易将人引向对一个遥远的古老时代的“回忆”。
卢梭是个自学成功的画家,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人了解他的价值。在他死后,他的作品被摆在卢浮宫里,大家也开始承认他的画意境极高。但在他的时代里,他非常贫穷,并常常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毕加索非常清楚他的价值,决定要为他举行一场宴会。
这个决定相当冒险。卢梭像个孩子一样敏感,而被邀来赴宴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欣赏他的绘画。许多人把这次宴会看成是一个玩笑,格特鲁德·斯坦因说那将是一场“有趣的玩笑”。而且,毕加索和费尔南德都完全没有举办宴会的经验。
不论如何,宴会还是如期举行了。陶器、玻璃杯、叉子和汤匙都借齐了,毕加索买来的那幅肖像挂在众多非洲面具之间,梁柱上挂着中国灯笼,还有彩色的花环、一张长布条,周围都是小旗子,上面写着“向卢梭致敬”,食物是从餐厅叫来的,还有很多的酒。客人也都邀请过了,阿波利内尔、里奥·斯坦因兄妹、艾丽斯·托克拉丝、布拉克、皮乔特和赭曼妮、阿盖罗、雷纳尔,还有许多其他人,包括一些年轻的女士,大概一共有30个。
刚开始的时候不大顺利,因为晚餐还没好,一些客人就到附近一家酒吧喝开胃酒,结果时间拖得太久,其中一位醉得昏了过去,其他的人开始给年轻美丽的玛丽·劳伦辛灌酒,所以他们到画室的时候,她坐到了沙发上的一盘果酱馅饼上,浑身都是奶油和果酱,还跑来跑去抱其他的人。
每个人都及时入了座,在欢呼声中,阿波利内尔领着贵宾卢梭到达。卢梭盯着那些灯笼,腼腆的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他被要求坐在一个放在小平台上的宝座里,然后盛宴就开始了。
几道菜过后,诗歌和演讲也上场了,阿波利内尔朗诵了自称是即席之作的诗:
你记得阿兹特克的风景,
卢梭,那是一片芒果和菠萝生长的丛林,
猴子敲出了西瓜的血,
和那被射死的头发漂亮的国王。
我们一起来庆祝你的大名。
现在正是饮酒的时候,
让我们饮尽这杯向你致敬的美酒,
一齐高呼“卢梭万寿无疆!”
越来越多的人出来朗诵诗歌,并向他敬酒。卢梭喝多了,就在他的灯笼下睡着了,蜡油在他的头上滴了一小片,倒是没烫着他。
宴会继续进行,萨尔蒙忽然跳上了桌子,发表一篇颂词,并喝干了杯里的酒,接着马上变得狂野起来。他和别人商量好要模仿痉挛发作,并用肥皂泡来代替口中的白沫。接下来的混战当中,那些非洲雕刻也受到了威胁,还好布拉克把它们护住了。毕加索把萨尔蒙拖走,锁在一个衣帽间里,他在那里睡着了,不过还是吃掉了艾丽斯·托克拉丝的新帽子和一大盒火柴。整个过程中卢梭都在打瞌睡。
接着大家开始唱歌,玛丽·劳伦辛唱了几首,卢梭也唱了几首。他这一刻拉着他的小提琴,下一刻却又睡着了,只是偶尔醒来有礼而专心地听他的邻座说话,或者静静地告诉他们他在墨西哥的经历。凌晨3点钟的时候,斯坦因兄妹离开了,卢梭也搭他们的车回去。
毕加索的目的达到了,卢梭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卢梭在回到家后,立刻写了一封文笔优美的信给毕加索,诉说他心中的快乐。
一场艺术风暴
这段时间是毕加索社交最频繁的时期,除了加泰罗尼亚的朋友和画商之外,画室里也有不断的访客。屈金虽然不能接受《亚威农少女》,却仍然常来买他的画。另外也有一些外国的买主,包括德国人、俄国人、匈牙利人,甚至中国人。
他和他的朋友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格特鲁德·斯坦因保存了一张相片,上面的毕加索看来像矮小却具压倒性的拿破仑,旁边跟着四个高大的侍卫:德兰、阿波利内尔、布拉克和萨尔蒙。
这一年的夏天,毕加索在乡下度过,而布拉克则来到了埃斯塔克。埃斯塔克是塞尚晚期曾画出许多风景画的地方。在那里,布拉克开始通过风景画来探索自然外貌背后的几何形式。
秋天的时候,毕加索回到巴黎,发现他和布拉克夏天里所作的画风格非常接近。总之,他们已经走到一条路上了。
塞尚把大自然的各种形体归纳为圆柱体、锥体和球体,布拉克则更加进一步地追求这种对自然物象的几何化表现。他向1908年秋季沙龙所提交的7幅画作完全抛弃了他过去常用的无限制的强烈色彩,而成为有严格规范的、“几何形的”,同时压抑了色彩的表现。
由于有5幅被沙龙拒绝,布拉克一怒之下拿回了全部的7幅。同年的11月,康维勒把这些画在他的画廊展出,另外还加上21幅。曾为野兽派命名的艺评家路易斯·瓦克塞里写道:
布拉克是个很勇敢的年轻人他建立起扭曲的、金属似的、出奇简化的小小图样。他鄙视形状而要简化一切东西——视野、场所、人物、房屋——成为几何的图形、立体的方块。
这些画渐渐流行起来了,尤其是在1909年,毕加索从奥尔塔带回更多作品之后,毕加索和布拉克以及其他许多画家,就成为大家公认的立体画派。
对毕加索来说,立体主义是一种能够表达他自己的语言,他觉得这是一种适当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比其他的语言好,也不比它们坏,只是跟它们不同而已。有人问他创造这种新形式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只是画画而已,没有别的。我一直想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种仅仅与我的思想有关的方式,抛去无用的写实主义,不让我自己受到客观及真实的左右。这种方式既不好也不坏,它们也不是真实的,既不是有用的也非无用。我只想离开一切外在的形式而创造一些东西,不管公众或批评家们会怎么说。”
他又说:“立体主义不是种子也不是胚胎,而是一种处理形状的艺术,一个形状一旦被察觉出来后,它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一块矿物,它所具有的几何形状,并不是为了某种过渡的目的而生成的,它会一直保持本色,而拥有它自己的形状。许多人以为立体主义是一种过渡的艺术,一种为达到隐藏的目的所作的试验。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了解它。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把演化加诸艺术之上的话,也可以说立体主义是一种过渡的艺术,而它唯一会演变出来的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立体主义。”
“美”这个字,跟“爱”一样,被人争论得太多,以至于到现在已无法赋予任何定义,不过它还是有意义的。而毕加索对美有强烈的感受力,对他来说美是不能划分等级的,他把对美的感受扩大到了许多一般人所排斥的东西。当他提议把狗大便粘在画布上,然后在周围加框时,他也许并不是在开玩笑。
由于毕加索的天性以及永远超出公众的境界,他绝不会被世俗的眼光影响,这种美感在他的内心里反而越来越强烈。他常会去说服那些还能接受说服的人们,告诉他们在他们所知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存在。比方说,像他画的一幅山羊,违背了一切既存的、学院派的美感准则,却能让无数的观赏者享受到那只生物的精粹。
刚开始的时候,某种程度的不理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毕加索的画并不是对一些既存的人体、房屋或树木的仿真,而是为了物体本身所作的一种创造。在这观念的再现中,原先的出发点——“真实”,一直都没有消失,但毕加索用的却是一种极为令人费解的语言。
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把绘画看做是故事、直接的描绘,或至少应带有一些文学、伦理或社会的内涵。对他们而言,要理解毕加索确实比较困难。即使到了今天,对于那些想从字面上了解毕加索语言的人来说,还是非常困难的。
戈梅士用一段艺评家和哲人之间的对话来比喻这种语言:
艺评家:凭良心说,我并不讨厌这些话。但是我不了解他们,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喜欢它们。
哲人:你今天的午饭吃了什么?
艺评家:牡蛎。
哲人:你喜欢牡蛎吗?
艺评家:非常喜欢。
哲人:那你了解牡蛎吗?
毕加索为沃拉尔画了一幅立体派肖像,当把这幅画摆出来的时候,他的很多朋友们取笑这幅画说:“它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你确定你没有挂反?”
但有个小孩子,话还说得不太清楚,一看到那幅画就说:“那是沃拉尔先生。”
一个自由的心灵应该能突破桎梏,抓住要点,而不必绕这么大圈子。
名利双收
1909年的初夏,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来到巴塞罗那,与家人待了一段时间,并再次见到了他在巴塞罗那的所有朋友,尤其是帕利亚雷斯。帕利亚雷斯马上写信给叔叔,请他替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安排在奥尔塔的假期。毕加索为帕利亚雷斯画了一幅精彩的肖像,帕利亚雷斯则送毕加索一幅奥尔塔的风景作为回报。
不久之后,毕加索就到了奥尔塔,并且把那儿的风景全收入了他的画作中。他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他的疑问。非洲时期的试探,前一年的“塞尚式”立体主义,甚至不久之前才替帕利亚雷斯作的肖像,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他终于看清自己走过的路,这条路由《亚威农少女》直到完整的分析立体主义。这个发现大大地激励了他,再加上乡间的风景、气候、他所喜爱的味道,以及置身在老朋友之中的快乐,使他比平日更勤奋又精力旺盛地工作着。
他先从风景开始:奥尔塔的锥形山峰、小镇的四方旅馆,还有一个大贮水池。用色大多是淡赭、银灰,和加泰罗尼亚式的茶色。而那本身已经相当立体的小镇只需要略作简化就可与毕加索的观念完全吻合,但在他更狂放的视野中,那些看似整块的岩石都被分析、解离成几何形的平面,大都是菱形的,并且被重新组合。
1909年,沃拉尔为毕加索举行了一次画展。让人意外的是,立体主义有了更多的观众,毕加索的声名已传播到了巴黎和巴塞罗那以外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外国崇拜者到他的画室拜访,慕尼黑的一家画廊也举行了一次他的作品展。
为了结识毕加索,外国访客也常到斯坦因兄妹家去,因为毕加索是那儿的常客。秋天,他一回到巴黎,格特鲁德就热切地买了他在奥尔塔的三幅画,挂在家中。毕加索到斯坦因家并不是为了利益的动机,相反,他去那儿是因为他喜欢他们,尤其是格特鲁德。他经常低价卖给她许多画,有时干脆就直接送给她,像她的一些美丽的肖像就是。但即使是格特鲁德,也不完全明白他在画中想表达的是什么。格特鲁德的哥哥后来回忆说:“格特鲁德有一天高兴地向我宣称,她终于明白了我买的那幅《三个乐师》到底是什么——它是一幅静物!”
马蒂斯和毕加索常在斯坦因家见面。尽管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但他们对彼此仍相当敬重,毕加索有时会冷酷地嘲弄马蒂斯,但绝不许别的人批评他。他的朋友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一天下午,我们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包括马蒂斯和毕加索。马蒂斯离开了一会儿,有些人问毕加索马蒂斯近来进展如何,毕加索说马蒂斯应该是一屁股坐到了自己的桂冠上了。在场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可以讨好毕加索,于是都开始攻击马蒂斯。毕加索非常生气,并且大叫道:“我不准你们说马蒂斯的坏话,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
毕加索终于不再那么贫困了,他卓越的绘画艺术令他开始名利双收。
1909年,毕加索离开了“洗衣船”的小房间,他和费尔南德抱着他们养的暹罗猫,搬到皮加尔广场的克里希大街11号画家公寓,“洗衣船”大楼的画室辟为贮藏室,还用了好几年。毕加索把在“洗衣船”的所有画作及一些家当,包括三只猫、庞大得像件家具的母狗“飞卡”,以及一只小猩猩,全数运往新居。
新的住所里面有一间画室、一间真正的卧室、一个饭厅,甚至还有一间佣人房,后来还雇了一个女佣。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早上要睡到十一二点,不久女佣也这样做了。那间画室从来都不打扫,烹饪也简单得可怜。毕加索敏锐地体察到,立体主义已经处于关键时刻,他是现代艺术运动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他的每一幅作品都被人们看成这一运动的晴雨表。他忙着把立体主义往前推得更远,精神的压力影响到他的消化,他除了蔬菜、鱼、米制布丁和葡萄外,什么也不能吃,甚至连酒也戒了。
费尔南德根本没有去注意他内在的紧张,就像她从来不知道他画过《亚威农少女》一样。他吃得很少,只喝矿泉水,但搜集东西的新兴趣却没有消减。吉他、曼陀林、箱子、柜子、数不清的非洲雕刻,这些东西很快就进入他的画室,形成过度的拥挤和贫民窟似的景象——这却是让他最感悦目的景象。
最常到这间画室来找毕加索的是布拉克,他们俩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但一同工作起来却是无比和谐。在他们的手里,立体主义变得越来越分析了,但它却绝未抛弃自然,原先的物体总是存在的,就像毕加索说的:“我从不模仿自然,我只是创造自然。”他的画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真实性。
1910年的夏天,毕加索再度和费尔南德接受皮乔特的邀请,到西班牙去旅行,这一次他们是到卡达盖斯,一个加泰罗尼亚的渔村。那是个美丽的小地方,皮乔特的家就在那儿。毕加索、费尔南德、庞大的“飞卡”,还有皮乔特的妹妹玛利亚结伴一同旅行,后来德兰夫妇也来加入他们。
他们并不住在皮乔特家,但常常会去待上一阵子,那里舒适、拥挤,座上都是画家、诗人和音乐家。毕加索在卡达盖斯用心地作画,不过也花了不少时间享受阳光、海水浴、划船和垂钓的乐趣。
秋天的时候毕加索就赶回巴黎,为的是观看秋季沙龙的展览——他喜欢人群、无数的朋友、闲言闲语和偶发的新灵感。布拉克也由埃斯塔克返回巴黎,他带回的画作与毕加索从卡达盖斯带回的作品大致是走同一路线的。
1911年,许多画家都成了立体派,独立沙龙在夏天特别展出了一系列的立体派作品,使得批评家们十分愤怒。
立体主义的时代
在1911年—1912年这一期间,毕加索和布拉克的画作和雕刻朝向更高难度的立体主义前进,暗褐色和淡赭色是他们最常用的。在人体和乐器的题材之外,他们加上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像烟斗、酒杯、罐子、瓶子,等等。此外,在1908年—1913年之间,他们的作品要么就不签名,要么就签在黑色上面,部分是为了避免干扰到画面上紧张的韵律,部分则为了不想个人化。
他们的艺术主要是处理一些形状,像毕加索所说的,那些形状本身存在且具有韵律,而不是与外在相联属的形状,其所造成的一种语言,不得其门的人是没办法理解的。因而当1911年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首次把毕加索的作品介绍给美国人时,一幅高度分析的裸体人像被观众认做是一座防火梯。
1911年的夏天是在塞雷度过的。马诺洛现在已是一位成名的雕刻家,从1908年开始就和妻子隐居在此处。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立体主义,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毕加索对他的感情。马诺洛告诉毕加索,那儿树木荫翳,溪流潺潺,乃是不可多得的度夏胜地。
马诺洛的广告做得好,毕加索也正想去个地方换口气。他欣然应诺,还招朋引伴,耶科、布拉克都去了。后来,皮乔特、格里斯、赫赛,还有马蒂斯,纷纷投奔这里。这段时期,立体主义的巨大声威把马蒂斯这样的巨匠也拐进来了,他在塞雷前后的一系列创作明显和立体派们打成了一片。
塞雷属于法国,在此之前属于西班牙,实际上,居住在这里的都是地道的加泰罗尼亚人,因此毕加索和马诺洛都觉得自在无比。他们周围都是熟悉的语言,斗牛场是当地的特色,假日人们都跳着“沙达那”——毕加索唯一喜欢的一种舞蹈。
在这个多姿多彩的夏天,毕加索最有名的一幅作品就是反映这种舞蹈的,这幅作品被称做《竖笛静物》。
另一幅有名的作品是《手风琴师》,一张充满了亮丽小平面的大幅油画,这是毕加索所作的最后一幅分析作品,画着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他的手风琴向下拉开成一个角。
那时候,毕加索和布拉克都感觉到了他们在立体主义上的封闭特性,对一般人来说,这会削弱了原物体和画出来的图画之间的重要张力,因此,一些起码的暗示是必要的。因此他们开始在画中透露一些“写实的”线索,像毕加索在一些瓶子的画作上出现的大印刷字母。
到了8月,费尔南德还待在巴黎,毕加索写信去催,她终于来了,并带来最新的消息:秋季沙龙为立体画家准备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许多立体派作品都将在那儿展出。费尔南德只不过在炎热的气候下喘息了几天,就带上行李搭上火车,他们在9月初回到了巴黎。
显然,立体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新的恋情
毕加索一回到巴黎,就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阿波利内尔被怀疑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盗窃案有关,而毕加索也受到了牵连。1912年年初的时候,警方查明,盗窃案跟阿波利内尔无关,因而撤销了控诉,阿波利内尔也在一个星期后被释放了。但一辈子都害怕与法律扯上关系的毕加索还是疑神疑鬼了好一阵子。不久之后,他和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多年来的关系也告一段落。
毕加索这段时间常去的酒馆叫做“村舍”,那里也是一些未来派的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毕加索知道他们的观念跟自己的不同:未来派的画家主张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艺术,他们宣称他们重视的是情节,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凝固的瞬间。在运动中的物象,由于它像在空间里向前奔驰的振动逼迫着自己。街道上的地面被雨润湿,在电灯的亮光下不断掏空着自己,一直到地球中心。对他们来说一匹在跑的马有20只腿而不是4只,而这些腿的动作是呈三角形的。未来派的艺术家们对立体主义很不客气,他们指控立体主义是学院派、开倒车,而且属于中产阶级。事实上,如果没有毕加索和布拉克,未来派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
1912年,大批的未来派艺术家拥到巴黎。他们常常到“村舍”去,左脚的袜子是一种颜色,右脚却穿另一种颜色。其中有一位年轻、吸引人、聪明的乌尔瓦多·欧派,请求塞韦里尼把他介绍给毕加索。塞韦里尼带他到“村舍”去,在那儿,毕加索、费尔南德正和他的同伴马库斯及玛赛·哈恩伯夫妇待在一起,费尔南德和玛赛是好朋友。
“费尔南德不是个很正经的女人。”塞韦里尼说,“她爱上了欧派。”也有人说是毕加索先爱上了玛赛,所以费尔南德才故意跟欧派跑掉,想以此引起毕加索的嫉妒。如果是这样,那费尔南德的打算显然是落空了。毕加索反而如释重负,马上带着玛赛离开巴黎,去了亚威农。
马库斯当然十分惊讶和不满,但他既没有宰了毕加索,也没有放弃立体主义。他只是画了一幅画,画上的毕加索脚上缠着铁链,而自由的马库斯则手舞足蹈,好像是庆祝摆脱了那个讨厌的伴侣。
跟费尔南德完全相反,玛赛个子娇小、温柔礼貌、端庄自信。毕加索深深爱着她,常常以“埃娃”昵称她,并在许多作品上用“我的爱”作为她的别名。他们从亚威农到塞雷去,那儿的春天很美。
费尔南德和那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私奔不久就感到腻烦了,她回到了克里希大街,却发现毕加索已经不在了。她一面自责,一面不甘心失败,于是很快就赶到了塞雷。费尔南德和埃娃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在5月还没结束的时候,毕加索和埃娃离开了那里,他们先回亚威农,然后到一个叫索尔圭斯的小城去,在那儿找了一个小房间安顿下来开始工作。
毕加索的工作量一向惊人,新的爱情令他更加快乐,工作也更努力了。7月时,刚刚结婚的布拉克也来了。毕加索和布拉克都很快乐,他们在1912年的长夏中画出了一些他们最好的作品,而他们两人又开始赋予现代艺术一个崭新的方向。
从分析立体主义到综合立体主义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的,但其变化却很明显。综合立体主义开始利用多种不同素材的组合去创造一个新的形象,画家们使用拼贴来进行表现,强调肌理和色彩的质感。在作品中出现了报纸、海报残片、废弃的公共汽车等,之后还使用木片、沙、金属等材料在作品中进行拼贴。这是绘画史上第一次使用其他材料,通过不同材料的组合和造型,达到和谐的艺术效果。此外,这些作品显得更快乐一些,许多像是漫不经心作成的,毕加索和布拉克在画它们时想必快乐得很。
他们在9月回到了巴黎,此时毕加索已经颇有些名声,在巴黎、德国和俄国的一些小而具影响力的圈子里享有美名,但是在这些圈子之外则是声名狼藉。1912年的独立沙龙大幅展出了许多立体派画家的作品,巴黎一些较年长的人抗议说这些东西“令人作呕”“不能忍受”,未来派的艺术家则批评这些作品“老旧”“陈腐”。
毕加索的作品并没有在独立沙龙中展出,但他一直被视为立体主义的领袖人物,因而当伦敦的格拉夫顿画廊举行“印象派以后”展览时,他们要求毕加索提供一些作品。
这次展览的反响很不好。“墙上挂满了作品……像小孩子的粗糙尝试,色彩做作而不协调,无形无状,而且没有风格,”批评家说,“其实他们更适合去敲石子,而不是浪费生命在这些画布上。”
毕加索并不感到沮丧,任何一种绘画若是平淡无奇的话,它只配得到人们的漠视。显然,人们只会对有价值的东西产生这样强烈的反感与讶异。
1913年的春天,毕加索和埃娃以及麦克斯·雅各布到塞雷去,住在一幢18世纪的房子里。房子外有许多树木和一大片花园,花园内还有一条小溪,水里满是青蛙,树上还有夜莺在唱歌。麦克斯·雅各布禁不住在其间顾影自怜起来。毕加索不是个会为夜莺的歌声感伤的人,他不断地努力工作着,虽然何塞的死讯在同时传到了塞雷。
5月2日,毕加索在塞雷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5月3日,何塞就死了。塞雷距巴塞罗那只有一百里,但是毕加索却没有回去奔丧,在目前所有的资料中也找不出任何他不去奔丧的理由。
有人企图从这一时期的画中找出毕加索的心迹,这是很无稽的。但是,在何塞死的同时,毕加索的画中确实出现了某些变化。这一时期,在毕加索画作中消失多年的小丑又出现了,而小丑一直是他某种心境的证据。从“玫瑰时期”以后,小丑并未完全消失:1909年,他画了一幅悲伤的立体派小丑,用手支撑着头。这之后,一直到1913年的这次假期间,没有再出现过这一主题。
毕加索在1913年所画的是他一系列作品中较重要的一幅,但它不是很易理解的一幅画,是较近于分析而非合成的画作:高度的立体主义、严格的规范,用色则以暗黄和灰色为主,但还是看得出就是那个老丑角——毕加索一生的伴侣。
他们照旧回到巴黎,参观秋季沙龙。在巴黎,毕加索画了两幅特别重要的作品——《扑克牌游戏》和《坐在扶手椅里的女人》。《扑克牌游戏》被视做是毕加索近来画风的归纳之作。而《坐在扶手椅里的女人》则更为重要,显示了色彩的再度涌现,并且暗示了立体主义的极限之外尚有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幅画中,埃娃的脸变成了一条垂直的裂缝,淡褐、粉红、胭脂红等丰富的色彩充斥着画面。
在画完《坐在扶手椅里的女人》之后,毕加索又回到他立体派的主流,还有他的构建创作。他此时的观点似乎又改变了,剪贴式的物体更趋向于雕刻的性质,好像这些材料不再只是为了更加立体而浮凸出来,却是为了它们的本身而有所创作。事实上,由1912年或1913年的那件几乎是平面的《小提琴》开始的一系列作品,乃至于1914年可以站立的那件《苦艾酒杯》,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雕刻。
1914年刚开始的时候,毕加索是十分快乐的,这快乐变成了色彩出现在他的画中:柔和的曲线回来了,而仅剩的直线形上也着了鲜亮的色彩,过去很少出现在毕加索的画中的绿色——一种悦目的绿色,现在也跑了出来。整个斑驳的画面好像在跳着舞。
很多事情使他快乐:《蒙娜丽莎》失窃案的真正嫌犯被抓到了,毕加索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麦克斯·雅各布写的一本书以他的蚀刻为插图,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阿波利内尔的评论杂志办得有声有色。此外,他在1908年以1000法郎卖给一个收藏家俱乐部的作品《卖艺世家》,在3月举行拍卖,价码不断升高,最后居然以匪夷所思的11500法郎成交。
战争爆发
1914年的夏天,毕加索和埃娃是和布拉克夫妇、德兰夫妇等在亚威农度过的,那真是个非常难忘的夏日。
即使像毕加索这样非政治性的人物,在那年的夏天即将过去时,也必定听到了隆隆的枪炮声。一个悲惨而无理性的毁灭正在世界上展开,而他的朋友必须离开,去加入他们国家的部队。
“我送布拉克和德兰到亚威农的车站去,”毕加索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这可能是毕加索所说过的最悲伤的两句话。
阿波利内尔第一次申请参军失败之后,他又跑到尼斯去申请。他写道:“当尼斯的兵检站宣布我合格的时候,我高兴坏了。”8月初,很多人认为在“当今的文明状态下”不可能打起来的战争正式开战了。9月初,德国的军队通过中立的比利时,来到距巴黎心脏不到20里的马奈,法国政府流亡到了波尔多,但全国的抵抗精神却达到了高潮。
这个危难使整个法国团结成一个整体,昔日的派别歧见都消失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乃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全部站到了一起。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他们不是法国人,他们不算。
毕加索熟悉的世界在战争开始后就整个消失了。他的法国朋友全都不见了,现在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的几个——其他的外国人、老人以及无用的人。冬天来临时,他作品很少,而且都变得十分严肃,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高瘦而憔悴的小丑。
毕加索偶尔还可以看到马蒂斯。马蒂斯正想尽办法加入军队,虽然他已经45岁了。另外麦克斯·雅各布因为身体羸弱而且视力太差而被军队拒绝,其他还留下来的相识,都是中立的外国侨民。
斯坦因兄妹在1913年已经搬到意大利去了,不过格特鲁德在1914年的秋天回到了巴黎,整理她剩下的少量收藏。毕加索和埃娃常与她一起吃晚饭,当时埃娃的身体状况很差。1915年春天格特鲁德也决定离开了,为的是想“把战争忘掉一些”。从此,毕加索更加孤独了。
阿波利内尔在军中休假的时候偶尔会来看他,布拉克、德兰以及其他许多人也是。他常会收到信件,有些里面还附了纪念品,但这些信和东西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寄来似的。在毕加索所熟悉的世界中,唯一还保持不变的,可能只有麦克斯·雅各布了,毕加索对雅各布的感情越来越深厚。雅各布近来对宗教十分着迷,但是毕加索他自己对宗教从来都不屑一顾。1915年年初的时候雅各布受洗了,而毕加索做了他的教父。
毕加索还为他的教子画了一幅铅笔素描,这是一幅纯然写实的作品,何塞若是见到的话,一定会赞叹不已。画中的雅各布坐在椅上,穿着一件高领毛衣、一件背心和一件夹克,秃头顶,表情看起来既深沉又善良。其后,毕加索又为沃拉尔和别的人画了更多的写实素描。他此时的画风突然转向类似在学生时代的风格,这一点使他的许多朋友们都大惑不解。
布拉克在阿拉斯附近的战斗中头部受到重伤,这是1915年5月间的事,不过过了好一阵子消息才传到巴黎。
秋天的时候,毕加索和埃娃搬到塞纳河左岸的蒙巴纳斯区。蒙马特尔和克里希大道那种贫穷却狂放不羁的岁月正式告一段落。新工作室坐落在舍尔歇街上,在蒙帕尔纳斯墓园边,离穹顶咖啡馆、紫丁香花园咖啡馆和圆顶咖啡馆都不远。
不久,埃娃的病情就加重了,毕加索每天花费很长时间往返于她所住的医院。不过他还是努力地工作着,他画了一幅小丑,可能是他最好的一幅。另外他画了一幅在他来说极罕见的宗教画——《耶稣受难图》。
埃娃患的是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尤其是在战时,食物和燃料都很难获得。冬天时候,埃娃死了,只有七八个朋友跟毕加索一起参加葬礼。1916年的1月,毕加索写信给格特鲁德·斯坦因:“我可怜的埃娃死了……我非常悲伤……她一直都对我那么好。”
有一阵子,他感到了强烈的孤独,他虽然需要人陪伴,却又跟他的朋友保持着距离。他常在傍晚时刻到酒馆去,不说不笑地坐在为常客保留的房间里,盯着来来往往的客人,也不说话。
1916年对画商和某些画家来说这是个好年头,黑暗时期已经过去了。虽然爱国的热度仍然存在,不过许多市民已经安顿下来准备过新的生活了,因此巴黎热闹了起来,餐馆和剧院都挤满人,大批的金钱在市面流通。
从西方前线归来的战士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喜欢这光明与欢乐,却又为市民这种“照常营业”的态度感到惊愕。他们前一天还在火线上,这一天,却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而且两个世界却是这样的迥异。阿波利内尔困惑地说:“绘画和雕刻的活动如此狂热——当然也有立体派……他们可以卖掉任何东西,而且价钱高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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