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6月15-18日，由北方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率领的联邦军在彼得斯堡外围和由皮埃尔·古斯塔夫·图坦特·博雷加德（P.G.T. Beauregard）将军率领的南方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尽管进攻的北方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双方兵力对比高达4∶1，但由于北方各军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和协调，尤其是在6月15日，北方的威廉·史密斯将军（General WilliamSmith）的犹豫不决、一再拖延而贻误了最宝贵的胜利机会。然而另一方面重要的原因还是南方军凭借在彼得斯堡外围修筑的、坚固的防守工事，这些长达十多英里的战壕、胸墙和众多的炮火编织的交叉火力网，对北方军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和阻碍。
南北双方打得都非常勇敢和顽强，但北方军队伤亡人数远远大于南方，并且远远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在6月18日，弗吉尼亚北部联军总司令李将军终于明白了格兰特将军夺取彼得斯堡的战略意图，而将主力部队派来救援。这样南北方双方在彼得斯堡就形成了胶着状态，并开始了长达十月之久的彼得斯堡围城战役（The Siege of Petersburg），并一直持续到1865年4月结束美国内战的阿波马托克斯战役（The Battle ofAppomattox）。
张伯伦将军率领的旅所在的第五军是在最后一天才被投入彼得斯堡战役的。从张伯伦战后这篇详尽的、栩栩如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战前的那种奇特的焦虑，那种誓死的决心，在战斗中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而抗命的勇气，在战马倒地后徒步冲锋的壮观。特别是张伯伦对他受伤过程的描写，百年后读来，仍然让人感到心痛、震惊和感动、敬畏，就如文中所讲的一样：
我直直地躺在地上，四肢僵硬虚弱，无法动弹，从我屁股和大腿根流出的鲜血，在我的身体下边，已经成了一个鲜血池。
张伯伦在彼得斯堡战役中受到的枪伤被战地军医认定为致命伤，并放弃了对他的治疗。为了安慰等待死亡的张伯伦，格兰特将军战地荣誉提拔他为准将。这是美国内战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然而张伯伦忠诚的朋友，同样来自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的军医肖（A. O. Shaw）没有绝望，他用高超的医术最终拯救了张伯伦的性命，把已经来临的死神又送了回去。
本章编译自德雅尔丹先生（Mr. Thomas Desjardin）提供的由张伯伦将军亲自撰写的未经过编辑删减的版本（The Charge at Fort Hell）。
本章内容是张伯伦将军对他在彼得斯堡战役中严重负伤经历的精彩描述。这个描述从未出版过，应该是写给《赫斯特》杂志，作为《葛底斯堡血与火的考验》和《我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的故事》之后的第三篇。可能是张伯伦将军不满杂志社对上述两篇文章所作的修改，本文就从未提交出版了。
我们蹚过詹姆斯河向彼得斯堡前线急行军，可是我们浪费了一整天时间，因此，最后我们失去了目标，这次严峻的、强加给这些男人们的行军——他们愉快地完成了是出于忠诚和诚心。我的部队曾是辉煌的，尽管（特别是我）在拉帕汉诺克火车站战斗中遭遇到不幸，而失去了老部队。在那里，我们第三旅在突遇强敌的猛攻后，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下，在光秃秃的潮湿地面上，顶着雪暴，露营一晚。从乔治敦神学院医院回来后，我发现我的部队已经处于第六军巴特利特将军（GeneralBartlett）的指挥下了。然而，对第一旅的补员弥补了我的损失。它是由从老一军的五个团、查普曼·比德尔和罗伊·斯通率领的旅的残部、道布尔迪的旧师，以及新加入我们旅的具有辉煌历史的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八十七团和从未参加过实战的六个团组成。实际上，这五个团的老兵在葛底斯堡战役的惨烈厮杀中经历千辛万苦。说实话，他们中的一些老兵认为他们团被撤并是剥夺了他们的荣誉。因为他们认为，所有都失去了，连这点都没有保留，或者认为要继续坚守直到所有的光环褪色。无论如何，当我在冷港战役（Battle of Cold Harbor）前接收他们时，我发现他们情绪低落，非常沮丧。我着手恢复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纪律秩序，并向他们保证，在我们进行第一场战斗后，我会恢复他们的尊严。
在6月17日的晚上，他们都躺在彼得斯堡城外修筑的工事外的战场——二千五百个或三千个男人，他们都在期待猛烈的进攻；他们都在期待第二天早晨对敌人的防御工事发动猛攻。敌军的这些防御工事固若金汤，敌人坚毅顽强且人员配备充足。
当天晚上，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似乎自己要重病一场。我走下 来，穿过沉默不语的或已经睡觉的士兵的行列，或把毛毯给他们盖好，或答复他们中的一些失去理智的人一个又一个喃喃梦语。我思索着在他们前面究竟是什么在等待他们，思索着我能为他们做一些普通人不能做的事情。
我走进自己的营帐，顿时陷入一种非常陌生的情绪和心情中。一层阴影笼罩了我，她黑色的双翼折叠，好像将我包裹在她的怀抱中。一个声音仿佛在对我说：“你不会再到这里了。这是你最后一次。”
我没有将事情朝坏的方面臆测的习惯。加起来，我和我的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已经连续度过了二十七个日日夜夜。但我们从来没有从巨大的危险中解放出来，安稳地过上哪怕是平安的两个小时。但是我身上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不是轻松，不是举重若轻，而是心定气闲，随时准备迎接命运的挑战。这就意味着：面对命运的安排，决不临阵脱逃。
但在那天一晚，不祥的预感压抑着我的内心，难以忍受。我决定走出帐篷，到附近去找一些知心朋友，一吐心事。我记得在这些知心朋友中就有特威切尔，他过去是我的缅因州第七炮兵连的上尉，后来我提拔他为上校，最后他又调到了格里芬将军帐下。我祝福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和他们告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它当成普通的互致问候和告别。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突然性的告别。在残酷的战争中，命运的安排常常太突然，以致我们往往不能进行正常告别。我认为，当天晚上的显得有些异样和不安的我，并没有在他们心中留下太多的印象。黑漆漆的夜幕笼罩下，一切都仿佛显得正常。
我对格里芬将军说：“我衷心感谢您，将军，因为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今晚我无法一一列举。但我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以前没有机会向您表白。今晚我一定要向您说出来，谢谢您，我的将军！”
他抬起头对我说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表示恭维的时间。现在，我们有其他的事情要考虑。你已经精疲力竭了，你最好回去休息吧。我们明天早晨必须醒得很早。”
“将军，这是我跟您的最后一个晚上。您必须给我时间，让我感谢您。我希望您能够知道我对您的爱戴。”
“你是什么意思？”他脱口而出，也许他不情愿让我看出他被感动了。
“我明天就会倒下，将军，这是我的永别。”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他问道。
“黑暗天使已经对我讲了。”我回答道。
“你已经失去了镇静，你的神经绷得太紧了。”
“没有。将军，我心静如水，您会看到这一点。您不会因我而感到丢脸。”
“我的上帝啊，”他叫道，“你全错了。我现在就告诉你，明天我不会让你做事。沃伦将军和我已经把明天的事情说好了，都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全部作战任务，明天你不会被投入战斗。你只作为预备队，待在那儿。”
“遵命，将军。当所有人都牺牲后或者必须用其他牺牲来保存部队实力的时候，预备队就会投入战斗。明天，还是让我打头阵吧！”
“不要说了。趁早打消这种错误的感觉吧。我们不能没有你和你的部队。明天的战斗，我不会让你们暴露在战场上的。”
“这些不是您能够决定的，将军。命运之神已经抛出了骰子。命运已经作出了决定。”
“哦！快去睡觉吧，如果有什么需要谈的，我们明天早晨再谈吧。”
“那就晚安，将军。”
伴随第二天清晨降临的是敌人近在咫尺的炮弹。当敌人知道我们准备进攻他们防线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发射了霰弹。战场上各条战线的部队都开始动了起来，激动不安，逐渐变得疯狂，开始还没有计划，逐渐就各就各位，战斗终于打响了。
不久，我们的大炮发怒了，呼啸着发出炮弹，来回击那些骚扰我们的家伙。敌我双方的火焰猛烈地射击和回击着。敌人现在企图冲过来，抢夺我们的大炮。
格里芬将军骑马赶来，说道：“我们希望你们守在这里，保护这些大炮，敌人正试图抢走它们。”
“请放心，将军。他们决不会抢走我们的大炮。”这是我的保证。然后，格里芬将军骑马而去。我率领部队来到这些大炮后面，我命令利用地形优势来掩护我的士兵。
然而连续的炮弹呼啸而过，发出刺耳的尖叫；爆炸的炮弹撕裂了我们前面的土地。士兵和大地都在战抖。我不得不在我的阵地前，在我的士兵前，骑马来回奔跑，给他们信心，为他们鼓劲。许多士兵已经倒在地上，却没有机会还击。这使人痛苦难忍。我深知，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来改变这个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很快这些非常手段也使我自己胆战心惊。
这时格里芬将军和沃伦将军骑马朝我走来，格里芬说：“太糟糕了，我尽力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敌人的这些大炮必须拿掉，沃伦将军问你能否办到？”
“这是沃伦将军的命令吗？”我问道，“对此我也有想法，我希望知道命令的内容。”
“我们确实没有命令。如果可能这样做，我们只是希望。但是要冲过敌人炮兵前面开阔地的斜坡确实很艰难。”
“这正是我计划要做的，将军。你愿意让我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吗？我想我能清除这些炮兵——也许还能摧毁他们。”
“好吧，我很遗憾。无论如何，你不会认为我强人所难吧？”格里芬将军回答道。
“我在努力思索解决这个艰难问题的办法。但我很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您给我们制造的，将军。”
说完后，我骑马来到我的高级上校参谋身边，命令他将旅部带到我们阵地的左侧，不是朝着敌人方向，而是在与其阵地平行的阵线上移动，并避开敌人火力和视线，在敌人大炮的右侧翼方向占领一片树林，然后等待我。
然后我转过身，勒住马，一头冲向敌军的大炮。我看到了在我们和敌军大炮之间，有一些东西不对劲，一些我不明白的东西，然而，在敌人的大炮前面，这些东西看起来像是步兵的散兵壕。我期望能看清那些东西是什么，但是没有其他方法能让我做到这一点。我不能让我英勇的士兵冲向前去，或许他们会被歼灭在那儿。
当我正全速狂奔，毫不顾忌地骑马冲向敌人的阵地，察看究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有一匹同样全速狂奔的战马，这匹如同古代善于骑射的鞑靼人的战马，超越了我，冲到我的侧面。
“上帝啊！你究竟要干吗？”格里芬将军严厉地对我吼叫。
“我去察看那儿诡异的地势。”这是我对吼叫的答复，我丝毫没减速。
“那么好吧，我和你一起去。”格里芬将军大声喊道。与此同时，叛军已经看到我们这两个奇怪的大使，开始在我们头上，甚至在我们面前开炮了。我们意识到，双方军队的人都正在惊讶地望着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这种看似和马戏团中骑马一样滑稽的行为，这种看似自投死路的飞奔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那儿，你看将军，那正是我担忧的。我不会把我的人送到那里去的。”那是一个很深的铁路切口，泥土堆积高到男人的胸部，那里正好处在敌人大炮射击的范围内。敌人的炮弹将削平山峰，像收割机收割庄稼一样砍掉我们的士兵。
对前方的地形有了足够的观察后，我和格里芬将军又像闪电一样掉转马头，我们带着微笑，笑意只有我们自己明白。他朝他的阵地奔去，那是和其他旅部一起构筑的进攻阵线的中心，而我则朝树林飞去。
我们沿着蜿蜒的小道进入树林，然后形成两个队列，两个团在我的左边作为侧翼力量支持着我。然后，我向我们旅的所有战地指挥官传达了我的作战计划。我们要悄无声息地穿过这片树林。如遇紧急情况，就开枪齐射或向叛军侧翼突然袭击，在他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势如破竹地打败他们。第二个队列跟在第一个队列后面，约一百码的距离，直到最后融入或代替第一个队列。
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刻，指挥官必须身先士卒，并且行动果敢和灵活多变。我们全体官兵，将我们的旗帜高高举起，我们辉煌的队伍朝着敌人的大炮，英勇前进。
一会儿，一阵密集猛烈的炮弹向我们射来，顿时我们的队伍惨不忍睹。我胯下的战马也被击中，一颗子弹从它身上穿过，它沉重地倒在了我的下面；所有的指挥官都倒下，受伤或被摔下了马；我们绣有红色马耳他十字架的军旗和我们的旅旗也都倒下了。
敌人纵射而来的炮弹落在我们左边，撕裂了我们前后、左右及四周的土地。敌人大炮不停地颤动和吼叫，不停地向我们射来致命的恐怖的榴弹。
然而，我们的部队异常顽强勇猛，顶着敌人的炮火，我们冲入了敌人大炮前面的壕坑，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掩护，然后我们跳出壕沟，冲下山坡，最后占领了敌人的大炮阵地，夺走了他们的大炮。
但是我仍然感到一丝羞愧，因为我们的部队还是遇到了大麻烦。从敌军阵地的侧翼纵射过来的火力非常猛烈，迫使我们不得不匍匐在我们占领的山峰下面的山坡上，我们只能原地待命，守住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通过对形势的深思和研究，我觉得我们能够使用大炮来发挥它们的优势。我送别格里芬将军和沃伦将军离开，并陪他们走了一英里。我应该考虑使用一些大炮，同时派遣先遣队在山顶最高峰的下面土地上整理出一块平坦的地方，当大炮运到时，架在这里，好发挥它们的优势和威力。
不久，比奇洛带领的马萨诸塞州第九团赶到我们阵地增援来了，同时还有哈特率领的纽约州第十五团以及其他部队。巴恩斯率领的绰号为“水貂”的纽约州第一团，穿过铁路切口，向我们旅阵地右前方的冰屋（IceHouse）开火。我们帮助他们把大炮架在我们弄平的地上，炮口放在草丛中，紧贴泥土。没人会知道我们在这片伪装的草丛中藏有大炮。
我们旅快速的冲锋已经把其他部队甩得老远了。我不想给敌人任何研究我们部队部署的机会，这样他们就不会侦察到我们藏在山顶上的大炮。我把两个最好的团，第一百五十团和第二十五团，部署在我们暴露给敌人的左侧，以加强警卫，而我自己，则来回于各个阵地之间，忙于指挥部队加固阵地，静待战事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军官过来，他经过艰难的行程而显得异常兴奋。他给我发出命令：“将军命令（他没有说是米德将军，还是格兰特将军。他不是我以前见到过的军官），希望你进攻，并占领你前面的阵地。”
“将军知道我在哪儿吗？”我问道。“让我告诉你吧！我前面的阵地是敌人的内部工事，是整个彼得斯堡防御的主要工事。将军的意思是要我独自进攻吗？”
“我只是传达命令，”他说，“这就是我全部要说的。”
“很好，上校，你是上校，你不是吗？”
“是的，长官，我是上校。”
“你能把我写的纸条带给将军吗？”
“当然，如果你愿意，我想可能有机会。”
“好的。”我说。
接着我拿出战地日记本，这样写道：
“我已经接到让我的部队向位于我的阵地前方，也就是敌人的主要防御阵地发起进攻的命令。发出这个命令的将军可能不清楚我们阵地的情况。从我写这张纸条的地方，我能数到在敌人的正面防御工事背后有十门或二十门大炮。这些大炮的布置很显然将给我们发起冲锋的部队形成一个密集的交叉火力网，同时在这张死亡的炮弹火力网之后敌人有不少于五千名步兵在等待着我们。敌人很容易沿着斜坡席卷而下；而我们从目前的位置冲到斜坡，至少有三百码的距离。此外一个敌人的大碉堡a就在我的左边，从那里面射出的炮火完全能够覆盖我面前的整个斜坡。没有支援，进攻这个碉堡，将是对士兵们的屠杀。充分意识到我肩负的责任和对经验丰富的士兵们生命的尊重，迫使我请求推迟进攻，直到将军知晓这里的情况。在我看来，如果必须进攻，应该至少将整个波托马克军团都派上，才会成功。”
这个仓促写下的纸条刚一发出去，我就开始反思我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性格：未被要求就对进攻的命令大谈意见。我只是一个旅的指挥官，我并没有指挥整个波托马克军团。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来奢谈对整个军团的安排？我最后一句话更是多此一举，我将为此受到责备。
一个军官可以发表任何意见，然而当进攻的命令下达后，以一种拒绝进攻的方式提出意见，这是不能原谅的，尤其是他的拒绝执行军令还涉及波托马克军团，还狂妄地提出只有整个军团一起上才是进攻的唯一恰当方式，这更是不能原谅的错误。
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傻瓜呢？对此，我自己无法理解。可能是昨晚黑暗天使的话一直压抑着我的理智，昨晚那种盘旋在我心头的不祥预感，再次告诉我，我在战场的最后一天很快就要降临了。
我的思绪开始混乱起来，我预计很快自己就要被拘留，并被押解到后方，去面临最严厉的军事指控。我开始思考我的抗命将会给总统带来的恶劣影响，我只有通过皮特·费森登、亨利·威尔逊、查尔斯·萨姆纳和洛特·莫里尔，这些老战友和老朋友的关系和请求才能够确保我在判刑前获得特赦。
我把我们旅的上校们都叫来了，告诉他们，预计一会儿自己就会被带走。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将如何被带走。我给他们讲了我对战局的总体思路以及接到最后命令时，发起进攻的最好方法。不用说，我情绪低落、羞愧难当、无精打采。
即地狱堡。
约一个半小时候后，我看见同一个上校从山峰的斜坡后面过来。我已经准备好交出我的佩剑。我是个可怜的东西，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肩上的重任已经超越了我的能力所及。但我还必须表现出坚定不移和毫无怨言。刚刚取得一点战绩，我认为我值得表彰，现在却被别人看见：解除武装、灰头土脸、龟缩在后，甚至就像没有尊严的羊羔被牵到屠宰场，更像狗一样一脚被踹出体面的公司。
当那个上校接近我的时候，我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
“是的，先生，我准备好了。”这是我，在他来到我面前并向我行立正礼后的第一句话。
“将军说：你关于进攻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全军将一齐攻击。”
我突然感到我在飞翔，无论生命和死亡，都毫无畏惧。
但是意想不到的转机恰到好处地抵消了我鲁莽冲动造成的困境和尴尬。“从现在你们所处的地形看，你们已经推进到了你们能够推进的位置。你们部队将担任进攻的先锋。将军希望知道你准备发起进攻的确切时间。”
“就在现在！”我贪婪地、激动地回答。我很高兴地吞下任何药，哪怕是毒药，作为对我刚才犯下的那个愚蠢的罪恶的惩罚。
“哦，不，”他回答道，“现在就发起进攻的话，那就没有时间把命令传给军团的其他指挥官了。但是我们想一个小时完成，如果所有传令官同时行动的话。”
“很好，先生，你们需要多久时间？”
“也许一个小时，”他回答道。
我拿出手表，与他对表。
“我将在3点准时发起进攻，”是我的最后一句话。
现在，再没有沮丧，只有振奋，从内心不断涌出的振奋。
与此同时，炮兵部队已经上来，进入我为他们准备好的阵地。这一切非常适合。当开始行动时，大炮的炮口将放在山顶的低矮草丛上面。这些草丛将对发射后向后反冲的大炮给予保护。我沿着大炮的后部察看，告诫指挥官向敌人工事里的射击要事先倾斜一些，略低于我们的水平线，以便尽可能打掉敌人的炮耳。
当敌人从工事中出来，暴露在我们的射程中，这就为发射霰弹提供了最佳时机。我主要担忧的是，我们在前线工事的士兵，也刚好处在敌人大炮的射程内，我的士兵可能会被在他们头上爆炸而掉落的弹壳或者碎片所伤。我也给我的上校们下达了特别命令，尤其是对可能接替我的两位资深上校。我没有向他们隐瞒我准备以身殉国的决心，因为我已决定带头冲锋。我拿着我的手表，当分针走到3点正时，我下令军号手吹起冲锋的号角。
我勇敢的士兵们一跃而起，顶着头上的枪林弹雨，冲向前方，冲过斜坡，滑膛枪在肩，刺刀上枪。因为我下了命令：决不在敌人工事面前开火，这会从我们冲锋的主要目的，即越过敌人工事中分散士兵的注意力。因为我已下决心：我冲锋在前，指挥官全部从被击毙的战马上下来，徒步冲锋，冒着枪林弹雨，抢先占领山顶的最高峰。我带了一个军旗护卫兵跟着我，他也步行。面对我们突然发起的疯狂进攻，面对如潮水般涌出的士兵们，在片刻惊慌后，敌人将人类所能发明的全部炮弹向我们射击过来。处在炮火中的士兵完全被各种子弹包围，开始是实心弹、榴弹，后来又是霰弹，敌人根据射击的目标，从二百码到四百码，不断将各种炮弹射过来。我最担心的是霰弹会给我的士兵造成极大的麻烦。
现在敌人咆哮的炮火从未集中倾斜在如此狭小的空间；我们左边，是从马洪堡（FortMahone）中射出的重型火力。我想一旦我们占领了马洪堡，我们进行纵向射击的大炮就有了很大的范围。敌人对马洪堡垒的作用非常清楚，所以他们拼命抵抗着我们更加顽强的进攻。
在前线，我用三个团的兵力组成了两条进攻线：第一百八十七团被放在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个“新”团，但士兵满员且英勇无敌；其他两个团的神枪手作为特别纵队被安排在部队的左边，他们将采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保卫着我们部队进攻时暴露的侧翼。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部署，因为敌人可能在我们第一条进攻的战线上制造一个可怕的灾难。然而我的理由是：只有经验丰富的士兵才应该尝试用刺刀冲上前去。我部署在纵队左边的两个英勇的团，尽管他们数量很少，但对于所有敌人，即使是恶魔般凶狠的敌人，在他们面前也要祈求宽恕。他们保护着我们的进攻部队的侧翼。加强对没有防护的侧翼的警戒和保护是必要的，特别是我猜想敌人可能要发起的偷袭，他们早就窥视着冲过来，俘虏我们的炮兵部队。而我们的炮兵部队是没有机会逃出的，除了通过围绕在我们部队左边的缺口。他们的位置全部暴露在敌人反冲锋中，非常危险，除非得到特别的和强大的保护。
我不能说有任何惊奇的地方，我已经完全清楚在我迈出这一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因此我告诉我的指挥官，把我的命令传达下去。
出于某种原因，我现在感觉到不能对军部承诺给我的并且是我急切期盼的“增援部队”抱有任何奢望。我的上述感觉得到了证实。我们现在的部队就是发起进攻的所有部队。
所以，我现在对我的部署心存疑虑。我们进攻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前面的阵地。我们发起进攻时，我们将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啊！从马洪堡射出的夺命炮弹将会向我们倾盆而来，除非有奇迹发生，有其他部队赶来增援，或者我们的炮火能够压制住敌人的炮火，否则这里将变成我们的坟墓。但我马上停止了自己的上述胡思乱想，这些想法不应该是我，一个旅级指挥官应该考虑的，那是整个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官才有资格去考虑的。
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的护旗手就被击毙。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一眼这个可怜的家伙。我从他死亡的手中接过军旗，继续前进。我的军官们相继被子弹击中，或者阵亡，或者重伤，一些轻伤的还在冲锋，或者被派到更加危险的点位上，尤其是我的左边。我们进攻的前方，厚厚的土地被敌人的炮弹掀翻起来，碎土被抛向空中，飞向我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敌人冲向山边。从左边马洪堡里射出的炮弹，在我们前面爆炸，巨大的冲击力把地上的草皮和石头炸飞炸裂，飞向我们的行列。碎石就像被龙卷风卷起一样扑向冲锋的我们。整个战场就如同沸腾的大海一般。
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冲到了士兵们都轻易无法通过的一块湿地边缘。这当然难不倒我的士兵。我向左半转过脸去，叫道：“向左靠，向左靠。”
在这个犹如地狱深渊一样恐怖的战场上，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听到一个字。我尽我所能高举旗帜，红色的马耳他十字架军旗，一只手挥舞着军旗，另外一只手握着佩剑，指向左方，继续喊叫并发出信号：“向左，向左。”
在子弹的嘶嘶声、炮弹的轰鸣声中，在令人迷失视线、四处飞溅的泥土中，我如此地站立着，挥舞着军旗和佩剑，向我的士兵们发出进攻的指令和信号。突然我感到背后的皮肤一阵灼热，我背后的脊骨似乎被砍了一刀。
一颗十二磅重的炮弹或霰弹在我的右边爆炸，正好对着我的脸，爆炸的巨大响声冲击着我的鼓膜，让我暂时失聪。我意识到我的背部被射中了，大概在背部的腰下面。
此时我全部所想的不是伤痛，是我被击中的部位和方式。这简直是对我的羞辱，一种比死更让我难受的羞辱。被射中背部，而敌人却在面前！我的中弹比拒绝进攻还要糟糕。我迷失了自己，是死还是生，我不在意，但我希望最好死去！
我没有倒下。这很奇怪，虽然打击很沉重，但是我还是支撑着，站着，继续挥舞着我手中的指挥官的象征，我振作起精神，我告诉自己，决不能倒下。我不得已把军旗和佩剑都插到了地上，并让军旗垂直向上。此时的我，并不需要过多的英雄主义来支撑，但我需要我的士兵继续保持刚才的冲劲和勇敢，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受伤了，更不能让军旗倒下。
我继续保持笔直的姿势站立着，扶着军旗和佩剑，为了消除掉因为中弹而表现出来的尽管是短暂的懦弱，我将身子转了过来，这样我的背就朝向了敌人。我面朝着我那些正在冲锋的士兵们，鼓励他们勇往直前。其实我是想向我的士兵们表示，我被击中背部是情有可原的。
我清晰地记得并将永远记得我的士兵冲过我面前时候的表情，这些亲爱的、勇敢的小伙子们，他们冲锋时的队列就如同拴在一起的铁锁链一样坚固，他们从我的左边冲过，穿过了敌人设置的障碍物。
不到一分钟，我突然看见我们冲锋的第二个队列也从我面前经过了，这些我引以为豪的、勇敢的新近组成的团队，也冲入了可怕的战争考验之中。
我摸了摸佩剑，感觉上面有股热血在流动。我第一次低下头，我看到鲜血正从我右臀部喷薄而出，鲜血已经流满了我的长筒靴，并开始向外溢出了，一股鲜血已经溢到了我的两边有宽松布袋的军裤上。
从这些流出的鲜血判断我并没有被射中背部！想到这里，我感到一生都没有这样高兴过。我首先想到了我的母亲，我那血管里流淌着胡格诺派教徒血液的母亲，她的儿子没有被射中背部，她应该多么高兴啊！
我发现我是被一颗小型的弹头击中的，伤口非常清楚，子弹横穿我的髋关节，从左边射入，从右边射出，刚好击中髋关节的连接处。
因为失血过多，我几乎要休克了。我逐渐支撑不住了，我开始曲膝跪倒，我用右肘靠地，艰难地支撑着。我的一个军官芬克少校跑上前来。他看见我的枪伤和汩汩流出的鲜血，悲痛不已，难以自持，跌倒在我身边。他恳求我让他去找医生，或把我抬到医生那里去。但我知道任何一种方式现在都不可能并且毫无用处。
“不，”我说，“亲爱的伙伴，在战场上，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在我被击中时，我看见敌人的队列正在移动，企图抢占山顶最高峰的大炮。你赶快跑去告诉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五十团，无论如何要让他们保护好这些枪炮，不能被敌人夺去。”
比奇洛上尉也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告诉他们马上准备霰弹炮筒，朝他们前方的敌人开炮。但一定要注意照顾好我们的士兵，不要误射了他们。我还叮嘱他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暴露给敌人的左翼。
奥斯本·琼斯少校也赶到了我的身边。他是我们军队的监察官。“告诉欧文上校，现在由他来指挥我的旅。”我对他说道，“我看到我们部队的攻势已经被敌人阻止。快把士兵们带到不会被毁灭的地方，不要让他们暴露在敌人的火炮下，要么继续冲锋要么赶快躲闪！”
我不愿意让奥斯本·琼斯少校把我弄走。我看得出，如果我被从战场上弄走，代价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进攻失败了，敌人必将进行反攻，敌人将从他们的壕沟和工事中跳出来，向我们发起猛烈的反冲锋，我们的左翼将受到致命重创。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而这些正是我当时主要在思考的问题。
现在，我直直地躺在地上，四肢僵硬虚弱，无法动弹。从我屁股和大腿根流出的鲜血，在我的身体下边已经成了一个鲜血池，我的身体就漂浮在这血池中。这些鲜血比任何一本教科书所允许的成年男性能够流出的血还要多。
我并没有太多的痛苦。这是一个让人知觉麻木的重击，我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像锁爪。我躺在那里，仰视着天空，思索着。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正在下沉，龙卷风就在我的头顶和四周狂啸着，撕裂着我周围和上面的空气。在低空中，有沉闷的、嘶哑的、微弱的呼喊声；上面嘶嘶声、飞溅声、雷电撞击的声音，交织在天地之间。
我想我的血已经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可能是黑人的也可能是白人的田地给彻底弄湿了。这块田原本是种卷心菜的，现在被我的血污染了，什么也种不了。
我躺在那儿一个小时，也许有吧。我不敢肯定。但我意识到一些人正站在我面前，他们在低声地争论如何处置我。于是我对着他们讲话。他们听后，立即兴奋起来。他们说，他们是派来送我离开战场的。我强调他们这样做没有好处，我不值得这样做。他们回答说，他们得到了明确的命令。我告诉他们，我会发出让他们回去的命令。“请原谅，”他们说，“现在你不再指挥部队了。”他们的话使我兴奋起来。我的反应似乎在告诉他们并再次证明抢救我并将我撤离战场是毫无价值的。我告诉他们，如果不想被射中，我们需要爬上前面那个斜坡。他们把我抬起，放上担架，出发。但是当我们离开不到二十码的距离，从我们左边的马洪堡中射来的炮火，正好击中他们刚才抬我的地方，炸出了一个很大的坑，足以容得下我们全部。被炸飞的泥土、沙砾和冲击波扑向我们。接下来，敌人步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了抬我的一个人的手臂，另外一个人马上替换了他的位置。他们抬着我，转向敌人炮弹射击的右边，他们想方设法躲过炮弹，把我抬到斜坡上，在敌人炮弹射击范围之外，把我放下来。
比奇洛上尉精心看护着我，给了我他力所能及的照料。这对他而言是一种责任的解脱，但对我而言却毫无用处，因为我当时已经只不过是一具浮在血池中、正在僵硬和冷却的肉体罢了。
一会儿后，一辆救护车飞奔来到山脚下，我被抬了上去。救护车疾驰穿过崎岖的战场，来到松树林，我们师部简陋的野战医院在此。那里的大多数外科医生已经被派到军部去了，我认识他们并热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心灵高贵的人。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我放在一张临时从谷物仓库卸下的窗户或门上，然后检查我的伤口。我记得有人用一支滑膛枪的推弹杆在我身上来回移动，搜寻子弹的方位。对于外科医生的探测器而言，这支推弹杆似乎太宽大了。他们起初并没有注意到在我左髋关节下面的一块皮肤里，藏着他们一直在找寻的子弹。后来他们发现了子弹的位置，很快子弹就被取出了，并用绷带包扎好伤口。一些柔软的衣服被铺在地上，我被轻轻地放在垫在上面的一堆松树枝上。几位来自我们部队和南部邦联的重伤军官围在我周围。在我右边，是高尚的马萨诸塞州第三十二团的普雷斯科特上校（Colonel Prescott），他的脚挨着我的脚，一颗子弹还在他胸前；在我的左边，躺着一个长相英俊的、年轻的南部邦联军官，他伤势很重，痛苦不堪。整个狭小的空间塞满了类似的重伤员。
我感觉眼前的人影越来越多，一群外科医生站在不远的地方，不时看看我，正在急切地讨论什么。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你来做。”“不，我不能。”于是，我对其中的一个医生点头示意让他来我身边，我对他说：“我全都知道了。你们尽力了。这是致命伤，我知道这一点，并为此作了准备。我受伤时间很长了。”“是的，你可能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不能不将实情告诉你。你应该活不过明天早晨了。”
“我知道，所以你帮不了我了。不过，你可以救救可怜的普雷斯科特，看看他吧。我们不会放弃你的，亲爱的普雷斯科特。”我转身说道——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恳求，“看看那个躺在我左边的可怜家伙吧，这个叛军军官，他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你们也要尽全力救救他。他远离自己的家乡。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了。”
我从战地指令本得到一张纸，用铅笔给我年轻的妻子写一封短信。我告诉她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双手合拢祈求上帝保佑她和我们的两个小孩子，但却没有机会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了。
血红色的夕阳照耀着大地，闪耀得让人不敢直视那一抹晚霞。粗犷而清澈的天空中，厚厚的云层似乎被流放一样，在夕阳面前被逐渐褪去，像我自己一样。
格里芬将军带着巴特利特将军朝我走来，我想还有沃伦将军和其他一些第五军的军官吧。格里芬不知说什么。的确，对于未来或者现在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即使对过去，也没有什么话有用。
我想可能还是我先说话吧。看起来很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我却以轻松的方式开始：“好了，将军，您看我很好，终于，我躺在这里了。您也来了，我知道您会来的。现在该我汇报战果了，我已经占领了那座山峰。”
“你会好起来的，”他说，“尽管所有这些，你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格里芬回答道。
“是的，但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说，”我说。
“你知道吗？”他急切地说道，“格兰特已经提拔了你！他已经同意了！他将签署正式的书面命令，提拔你为准将。”
“他签署了吗？但是现在提拔对我的康复并没有实际的帮助。但对我的精神的确有好处。谢谢将军，我谢谢您和你们所有的人对我的仁慈和善意。”
他们提到我的提拔和其方式。他们并不知道，在我看来，由于我的刚才的抗命，几乎被革职，被解除指挥权。对此，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继续说了一些非常关切的话，对我也大加赞赏。
最后格里芬走上前来，拉着我的手说：“现在咬紧牙关，我们都会支持你的。米德知道这件事了，一切都没事。”
“是的，将军。晚安，晚安。”
但在闪亮的暮色中，他的手擦着眼睛，他的肩膀在战抖，起伏相当明显。我渐渐暗淡的眼睛看到了这些。然后，我收回了我的手，放在胸前。
一阵恍惚昏迷后，撕心裂肺的疼痛突然降临。我做梦也没想到疼痛会是这个样子，它让人痛不欲生，但却又死不下去。
我的思绪和怜悯又飘回到了刚才我被抬出战场时，我看到被击中正躺在地上的无助的士兵们身上，我陷入痛苦的昏迷中。然后，透过薄雾，我抬起头来，看见亲爱的、忠诚的肖医生（Doctor Shaw），他是我们团的外科医生。当时他正在一英里外的战场工作，是我弟弟汤姆把他带来的。他和好心的汤森医生都坐在我身旁，试图用一些仪器，阻止可能结束我生命的严重的鲜血外渗。所有其他人已经放弃了对我的抢救，我自己也是。但是我这两位忠诚的朋友没有放弃，他们俯下身，继续抢救我，他们在我的身体中看似徒劳地寻找被撕裂的、堵塞的和扭曲的致命的血管。
他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但仍然坚持着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手术。一个能干的外科医生正在协助肖医生对我的抢救，他对肖医生说：“一切都没有用了，医生，他没有救了，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所有可能的抢救，这样继续下去只能折磨他，让我们离开他吧，不要再折磨他了。”“再来一次，医生，让我再试一次，我就放弃。”肖医生说完后，弯下身继续抢救。
突然奇迹出现，肖医生终于准确地找到了那根失落的血管线脉。手术很快成功完成。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汤姆都站在我面前，像兄长一样守护着我，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他手握忠诚的长矛，犹如在荒野的狼群中，看护躺在摇篮里受伤的小狼仔的卫士一般。
午夜后，我感觉到有人在摸我的胡子，想找到我的嘴巴。他战抖地手握大铁勺子，正沿着他不确定的路线在前行。我睁开眼睛，“长矛”就跪在我身边，他的红色胡子在燃烧的篝火照耀下闪烁发光，这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传说中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他在他认为是我嘴巴的地方把勺子转过去，但结果却实际离我的嘴巴还有约一英寸的距离。他喂给我的粥全都流到我的脖子和胸口外边，滴到了地上。
“现在，请再给我一些，”我可怜巴巴地喃喃说道，带有一份窃喜。您，如果相信我，我这是在开玩笑。
汤姆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我想，他的眼泪是流进了盛有粥的黑锡瓢里，他带笑的眼泪和黑锡瓢里的东西混搅在一起，这粥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有的时候，剧烈的疼痛反而会让我更加耐心地等待。但是，躺在我周围的这些人的痛苦，特别是在我周围的、这些可怜的、远离家乡的南方人，他们的痛苦却真正让我有些失去忍耐力，感同身受，情难自禁。
当第二天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勇敢的普雷斯科特已经死 了，而我却活了下来。格里芬知道后，非常激动。米德专门派了一个担架和八个士兵，把我抬到十六英里外的市点小镇（City Point），然后用轮船运到安纳波利斯。这被认为是唯一可以救我的途径。
如果我能住进海边的帐篷，接受高超医术的治疗和精心的照料，周围有着优美整洁的环境，那么对于暂时脱离死亡威胁的我来说可能还有一次康复的机会。朋友齐聚一堂，来和我告别，给我“孤注一掷”的远行打气鼓劲。
当天阳光灼人，天气炙热，抬我的人不多。我能够感觉到米德对我体贴入微的关心。尽管抬我离开的命令是来自米德，但可能是格里芬来具体下达的命令。失血过多使我虚脱，人们试图遮挡我的脸，以免被炽热的阳光直射，他们用湿润的布盖住我的脸，以缓解我神志不清的昏迷。但是，这一天对他们来说也非常艰难——扛着令人疲倦的担架，行军十六英里。我真希望我能够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我将终身感谢他们。
在市点小镇，我被转移到蒸汽轮上——我的担架被放在主甲板上。有人告诉我，船上有六百名受重伤的军人。甲板上的空气中漂浮的味道对这个说法给予了证实，我自己也能够感觉到。尽管拥挤的甲板上躺满了很多命悬一线的病人，他们都急需条件更好的休息和治疗。但是对于政府给予我们这些严重受伤、身体几乎破碎的病人现有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还是心存感激。
当时路途遥远，早晚都很炎热和沉闷。主管外科医生们强打起精神来完成对于他而言太过沉重的任务，他来来去去、前前后后地忙碌。我们这些仍然躺在甲板上的病人们，都因为缺乏很好的照料而痛苦不堪。
我们个个都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有的身体已经破裂、有的已经残废、有的伤口撕裂、有的四肢僵硬，凝固的血污和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这些令人看了头昏眼花，我有一种茫然与异样的感觉，好像刚才还是蓬勃健康的身躯突然坠落到呼吸困难的躯壳中。
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很明显，其他人也不知道。但是，我却比较幸运。汤姆·摩西医生，他是我在鲍登大学的同学，当时他正负责蒸汽船上层甲板的工作。当他得知我在下层甲板上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来到我身边。实际上，他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身边，给予我最好的照顾。
在第二个夜晚之后的某个时间，我被从蒸汽船上抬到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码头上。在那儿放了很久，才轮到我。然后我被抬到一个两边裸露的、沉闷的帐篷里。在那儿，我独自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把我的这种沉闷而单调的等待打破的第一个动静是帐篷的晃动。随后一个和蔼可亲的脸探了进来。接着，一名具有圣女般神圣脸庞的妇女来到我面前，她问道：“你是谁？”
如果她问“这是什么东西？”可能才是正确的。因为，我猜想她从没有见过像我这样怪异可怕的生物出现在她的生命中。我穿着靴，身体被鲜血浸泡后，伤口处血肉模糊；因为躺在杂草和乱石飞溅的地上，我的头发和胡须上都沾有鲜血和泥土；我脸色苍白，恐怖似死亡，虚弱如白水——这就是当时自己可怜的写照。
但是从那刻起，一位波士顿女孩玛丽·克拉克把白衣天使能够给予人类的所有关心和温柔，毫无保留地全部给我了。
她请求范德基夫特医生对我的病情倍加留意和关照。范德基夫特医生专门增派了韦尔什·汤米护士来照看我。于是，我拥有了整个法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所能掌握的全部外科治疗技术和护理能力。我得到的所有护理可以说都是由具有圣女气质和品德的护士们完成的。我是何其幸运啊！
两个月来，我一直在鬼门关艰难挣扎，我经受的痛苦无以言表。在这两个月中，我遭受到间歇性的全身肌肉痉挛、肢体瘫痪、如死亡一般冰冷的阵发性颤抖、伤口在烈日下犹如被皮鞭抽打一样刺痛灼热、多次近乎绝望的外科抢救手术、几次手术失败后濒临死亡，等待尸体防腐员来处理我“遗体”的恐慌。通过这些折磨，我对遭受的那种不能用语言
准确描述的痛苦有了准确的体会。
我所遭受的这些折磨和痛苦都被我最亲爱的、同样也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中经过了折磨和痛苦的妻子看在眼中。她被安排住在我隔壁的帐篷里。她和我一起，终于熬过了这个充满死亡阴影的山谷。五个月后，我又重返前线，与我的战友们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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