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经济消退的背景下，让人民重拾往日的信心，让人民再次对政府和国家充满希望，这是摆在新政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罗斯福在第一个新政期间，为了医治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他把抚慰企业界的工业复兴法，搞成了当时的关键措施。但到了1935年，罗斯福对赢得企业界的支持丧失了信心，因而改弦更张，对它发起了全力进攻。一些旨在惩罚企业界和帮助劳动人民的议案，例如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和公用事业法案，就是第二个新政时期立法方面的标志。施莱辛格说：“第一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必须做什么，第二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决不能做什么。”
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分成三大部分：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对无依无靠者提供救济。罗斯福解释说：“建立养老金制度是为了促使已到退休年龄的人放弃自己的工作，从而给年轻一代的人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使大家在展望老年的前景时都能有一种安全感。”根据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
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但保守派却企图在国会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指责社会保险违反美国一向珍视的“节俭精神、首创精神和自助精神”，声称所有的美国人不得不忍辱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一个印着社会保险号码的铜牌，就像挂块狗牌一样。他们指责说，实行社会保险，就等于把节衣缩食的彼得的钱抢过来，送给不事积蓄的保罗。新泽西州参议员哈里·穆尔指责说：“我们也可以从育婴堂抱个孩子，给他雇个保姆，使他不尝受生活的艰辛。”
国会期间，关于社会保险法的辩论十分激烈，共和党认为它是鼓励懒汉的法案。在听证会上，甚至有人叫喊社会保险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上逐字逐句抄来的。反对势力虽然穷凶极恶，但人数并不多，而广大人民则坚决支持，因此在最后表决时，众议院以372要比33票、参议院以76票比6票获得通过。
高举“新政”旗帜的民主党获得了对共和党的绝对优势，一大批刚刚踏入国会的新议员，对本选区选民对社会保险和救济的强烈要求，当然不能漠视；一些共和党议员考虑到他们的政治前途，也不愿留下反对社会保险的投票记录。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社会保险立法成了新政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新政时期，劳工关系是罗斯福特别关注的领域。他懂得，如果得不到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社会的动荡局面就无法稳定，更谈不上刺激私人投资的计划，而且在支持他的选民中，有组织的劳工是特别有力的集团。当《全国工业复兴法》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后，连带使该法第七条第一款有关劳工权利的规定也失去了法律根据。这对罗斯福鼓吹的“社会改革”和“劳资合作”无疑是个打击。新政处在成败的关头。许多大企业家度过危急时刻后，从支持新政变为反对新政，右翼报刊更大为鼓噪。因此，在罗斯福的坚决要求下，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国会很快采取行动。
就在《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取消不到40天后，国会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康纳利法》）。该法律规定：禁止雇主干预或图谋控制劳工组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不得禁止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局，处理劳工对雇主的申诉。它有权对雇主发出强制性的命令。雇主们重演反对《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故伎，向法院控告《瓦格纳法》违宪。可是工人阶级对最高法院的强大压力，以及罗斯福对最高法院提出的挑战，迫使最高法院在1937年4月12日作出“符合宪法”的判决。
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罗斯福认为，“一个自给自足并有自尊心的民主国家，竟存在着童工制是说不过去的，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去克扣工资或延长工时”。第七十五届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州际工商业也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其中还有一条规定是禁止资方派谴密探打入劳工队伍。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30年代，在号称进步的康涅格州，年轻女工在血汗工厂每周只能挣得1美元10美分，而在锯木厂劳动的男工，每小时工资只有5美分。因此，罗斯福从法律上规定工资工时标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罗斯福的这些社会改革，引起了新政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当经济危机的风暴席卷而来时，罗斯福的一切反对者被迫收敛他们的敌意。当最危急的局面有所缓和后，一个反罗斯福和新政的联盟开始形成。站在最前列的是反对任何自由主义思想的报阀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和他的报系。赫斯特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罗斯福及其一切政策，支持一切反对新政的团体，甚至公开支持法西斯分子。
1934年8月，大企业支持的右翼组织“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开会，向罗斯福宣战，目标集中在反对劳工立法、税收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等。罗斯福忿然地说：“这些人确实忘了他们的病情是多么严重。我是知道的。我有他们的发烧记录。我知道所有那些度日艰难的个人主义者双膝颤抖不已，他们的心绪是多么不宁。他们成群结队到华盛顿来。那么，在他们眼中，华盛顿不是一个危险的官僚机构。啊，不是的！它像一个急诊医院。所有高贵的病人都要求两件事——要求迅速进行皮下注射止痛，对疾病进行有效治疗。他们急不可待。我们满足了他们这两个要求。现在大多数病人看来都情况良好。他们中有些人身体好到这种程度，能够把双拐对着医生扔过去了。”
对罗斯福来说，来自左翼的攻击和不满倒没有什么，有时他还利用左翼的反对来证明新政并不激进，更谈不上是社会主义，从而安抚一些中产阶级。他感到吃惊和愤懑的是来自右翼的攻击。因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他们。
在自由联盟的花名册上，充斥着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头的名字，他们提供巨额款项，掀起一股宣传浪潮，指责新政既带共产主义色彩，又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在南方，自由联盟散发一种传单，上页印有一张罗斯福夫人同两个黑人在一起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罗斯福欢迎黑人到白宫去就餐和睡觉。到竞选末期，有些工厂发薪时，在工人的工资袋里塞进纸条，指责说，要从1937年l月开始实行的为社会保险出资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减少工人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产生了反效果，因为有组织的劳工反而加倍努力支持罗斯福。
罗斯福的新政除了遭到左右两方面、以右为主的攻击外，还面临来自政府三大职能部门的最高法院的严重威胁。根据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是一个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分相互制约、维持平衡的结构，最高法院为右倾保守势力所操纵，他们对立法享有最高的权威。在新政开始时，最高法院无法用它的权威来维护旧秩序，只得忍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令他们头晕目眩的立法。当经济局势趋于稳定，老法官们和极右势力站在一起，开始向新政宣战。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票对1票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第九条第三节违宪，这一节授权总统为了保护资源和稳定石油价格，可以禁止把超过各州限额生产的石油运出州外。从此，利令智昏的老法官们，抡起大斧接连向罗斯福砍来。
5月27日，最高法院以9票对零票一致裁定全国复兴法和另外两项法案不符合宪法。新政派把这一天称为“黑暗的星期一”。这一天，最高法院一口气作出三件不利于行政当局的一致同意的裁决：宣布总统无权更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该机构不是行政部门的一个机构，不受总统管辖；宣布帮助农村抵押者的《农场抵押延期偿付法》无效，因为它侵犯州的权力；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因为它超出联邦关于州际贸易的权力，侵犯了州权。当复兴法被宣布违宪后，最高法院法官布兰戴斯趾高气扬地对罗斯福智囊团的科科兰说：“这是中央集权这一套的终结，我要你回去告诉总统，我们是不会让这个政府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现在到了尽头。”罗斯福的主要竞争对手参议员休伊·朗公开宣称：“我举手向最高法院致敬，它把我国从法西斯主义下挽救了出来。”
第一个百日新政期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这两项最重要的法案，经过两年才获得最高法院审议；在此期间，新政派一直提心吊胆，就怕最高法院作出这种裁决。对此，政府陷入混乱，大家都等待总统作出反应。在那项裁决宣布四天后，罗斯福打破沉默，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华丽的词藻对最高法院大加讽刺挖苦。他说，自促使引起内战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以来，哪一项裁决都没有这一项这么重要。他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使宪法重新回到了“马车时代”。
由于新政在那个“黑暗的星期一”在最高法院遭到了挫折，由于谋求合作的表示遭到了工商界的拒绝，由于支持新政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发出了不祥的威胁，罗斯福终于结束了他五个月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他把国会领导人召集到白宫，交给他们一份“必须”通过的法案的清单。他用拳头砰砰地敲着桌子，斩钉截铁地说，国会必要时得开一夏季会，直到把社会保险法案、银行法案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通过为止。罗斯福向最高法院开始了反击。
为了改革目前的司法制度，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他考虑已久的计划。规定联邦法院法官年满70岁如果在六个月内不自动退休。则由总统另外增派一名新法官进入法院。这不是代替老法官，而是增加法官名额。按照这个计划，整个联邦司法机构将指派额外的大约50名联邦法官，最高法院将增派6名，连原来的9名一共是几名，原来9名法官中有3至4人对新政还不是坚决敌视的，加上新增派的6人，就可以基本扭转最高法院唱反调的局面。罗斯福的政敌、前总统胡佛把罗斯福的司法改革计划叫做“囊括法院”计划。堪萨斯州众议员尤利塞斯·盖耶模仿莎士比亚的悲恸腔调喊道：“我们这个皇帝吃的是什么肉长得这么高大？”沃尔特·李普曼一本正经地说，这项计划是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罗斯福捅了马蜂窝。多年来，在公众的心目中，最高法院已经成了保护宪法的堡垒。改革最高法院的任何企图，都会被认为是攻击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互相制约的三权鼎立体制。后来，罗斯福以“炉边谈话”的方式，直接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对最高法院的擅专独断的强烈不满。他指责最高法院“不是以一个司法机构行事，而是以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行事”，“不适当地把自己变成国会第三院——超立法机构”，而且“硬塞进宪法所不包含的字眼和含义”。他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均衡，由于最高法院直接违背宪法制定者的高尚目标而倾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平衡”。罗斯福郑重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在宪法之下公正行事的最高法院，而不是高踞宪法之上；我们需要我们的法院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他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和新政其他法案都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因此都是有效的。
就在国内对新政的赞誉和攻击声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到了。1936年1月3日，罗斯福以发表国情咨文的形式开始了竞选连任的活动。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宣传，他在国会的一次晚间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这是自1917年4月以来的头一次——伍德罗·威尔逊当时曾在国会晚间联席会议上要求对德国宣战。现在罗斯福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不是要对付外敌，而是要对付本国“势力雄厚的一小撮人”和“声誉扫地的特殊利益集团”。他宣布：“我们已经引起斗争，我们已经招致盘根错节的贪婪势力的憎恨。”
罗斯福希望赫伯特·胡佛成为他的竞选对手，因为这样选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选择对象。共和党人6月初在克利夫兰开代表大会时以渴望的目光盯着这位前总统，但沮丧地认识到他的名字同灾难联系得太紧，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选出堪萨斯州州长艾尔弗雷德·蓝登为总统候选人。兰登是中西部人，共和党提名他当总统候选人是希望他对农民具有感召力，能调动保守派日益增长的反对罗斯福的情绪。然而，兰登的竞选演说呆板乏味，举止平淡无奇，他个人没有什么魅力。但是，共和党领袖认为，这会成为可贵之处，只要选民们对罗斯福始终笑容可掬的模样和明显的狡黠态度感到厌烦。有一次，在听了共和党的这位旗手讲演后，伊克斯刻薄地挖苦说：“如果这是兰登所能发表的最好的演讲，民主党的竞选委员会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经费全部供给他到各地去演讲。”
两周后，民主党在费城召开代表大会，这与其说是一次代表大会，不如说是个加冕仪式。尽管艾尔·史密斯力图劝说代表们撇开罗斯福，另推选“某个真正的民主党人”，但是罗斯福和加纳仍被全体代表经。头表决再次提名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6月27日晚上，罗斯福到富兰克林运动场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演说。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在儿子吉米的搀扶下，拖着僵直的腿，蹒跚地从聚集在讲台后面的人群中间挤过。他从攒动的人头中认出了埃德温·马卡姆。他伸出手臂，想同这位老诗人握握手，但被人群一挤，身体失去了平衡。他右腿的支架突然松了，他一个趔趄，手中的发言稿撒落在人群中。周围发出低声惊叫，几乎引起恐慌。特工人员赖利手疾眼快，一把扶住罗斯福，左右急忙把支架重新安装好。赖利唯恐混乱中有人把马卡姆误认为刺客，发狂似地朝这位目瞪口呆的诗人高喊：“别动！别动！”罗斯福脸色煞白，浑身哆嗦，急促地喊：“快把我身上掸干净！快把发言稿捡起来！”一切恢复正常后，他说：“好吧，我们走吧。”他朝讲台走去，但目光落在马卡姆挂着泪珠的脸上，立刻又止步，同这位老人握了握手。
在运动场上，罗斯福受到10万名群众雷鸣般的欢呼。他讲了几句客套话后，就马上给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定了调子，痛斥“经济守旧派”和“享有特权的亲王们”给美国的经济民主构成威胁。罗斯福说：“经济秩序的守旧派承认政治自由是政府的事情，他们坚持认为经济奴役不关任何人的事情。他们承认政府能够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公民的投票权，但不承认政府能够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公民工作和生活的权利……这些经济守旧派抱怨我们想推行美国的制度。他们其实抱怨的是我们想剥夺他们的不合法权力。”
“政府可能会犯错误，总统确实也会犯错误”，罗斯福接着说，“但是，流芳百世的但丁告诉我们，神圣的司法会用不同的天平衡量冷酷的人的罪孽和热心肠的人的过失。一个慈悲为怀的政府纵使偶然失误，也比一个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的政府长期啥事不干要好……世道循环，奥妙莫测。对于某几代的人，可谓得天独厚；对于另几代的人，会要求很高。这一代的美国人则应运而起。”
在竞选期间，罗斯福走到哪里，就受到哪里人民的欢迎。在芝加哥，约15万男女群众临时自发地组成欢迎队伍，把他从火车站一直送到运动场；在波士顿，市议会大厅挤得水泄不通，连附近的街巷都人山人海；在纽约，曼哈顿区万人空巷，人们都涌到大街上来欢迎他。在俄亥俄州和衣阿华州，甚至在阿尔夫·兰登的堪萨斯州，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兴高采烈的群众的欢迎。群众伸出手臂同他握手，朝他招手欢迎，有的是为了感谢他拯救了一座农场或住宅，有的是为了感谢他使一座工厂重新开工，有的是为了感谢他成立工程兴办局，提供了就业机会。有人说，就连老天爷也站在罗斯福一边，因为就在他到田地龟裂的中西部旱区的时候，天上凑巧下起雨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对兰登置之不理，绝口不提兰登的名字，一味猛烈指责赫伯特·胡佛和自由联盟的“经济守旧派”，说他们是新政的敌人，因此也是人民的敌人。他经常向群众讲的一句话是：“你们看上去比四年前愉快啦！”
每到一处，他总是要把1936年的情况同1932年的情况对比一番。成千上万的农场和住宅获得拯救，没有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创造了就业机会，经济开始回升，失业人数比经济萧条最严重时期减少了约600万人。汽车厂商预言，1936年将是自1929年以来最景气的一年。公司利润是1929年股票价格猛跌以来最高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数比1932年增长80%。罗斯福咧嘴大笑，轻蔑地奚落说：
“1933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浪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10月31日晚，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后，结束了他的竞选活动。他的讲话使听众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鼓掌欢呼。他说：
“全国因政府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所事事而吃了12年苦头。全国人民看着政府，可政府转过脸去。9年受金钱愚弄，3年遭遇祸患！9年发疯般地厮守在行情自动显示器旁，3年在领取救济的队伍中苦挨日月！9年愚蠢地想入非非，3年灰心绝望！今天，某些强大势力企图恢复那样的政府以及它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论。”
“在大约4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府不是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而是卷起袖子大干。我们将继续大干下去。”
罗斯福越说越激动。他指出他的“宿敌”就是“企业界和金融界垄断集团、投机倒把的奸商、鲁莽的银行老板、地方主义以及靠战争牟取暴利的投机商”，并说这些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把美国政府看成他们的封地。这几股势力像今天这样紧紧地抱成一团，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想说，”罗斯福进一步指出，“在我领导的首届政府执政期间，这些自私自利、权欲熏心的势力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听众纷纷站起来，整个公园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还想说——”这时又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铃铛号角声，他的声音被淹没。“请静一静！”总统高喊，“我还想说：到我领导第二届政府的时候。这些势力将会遇到强手！”
1936年大选，罗斯福大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和佛蒙特两州以外的全部选举人票。直接选票也比共和党候选人兰登多900万张。在国会两院，民主党掌握了绝对优势，参院是76比16，众院是332比89。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114年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这不仅仅是罗斯福个人的胜利，更是资本主义战胜自身弱点的胜利。
第二节 罗斯福于1937年在白宫的第二次就职演讲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Wednesday， January 20， 1937
When four years ago we met to inaugurate a President， the Republic， single-minded in anxiety， stood in spirit here. W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the fulfillment of a vision-to speed the time when there would be for all the people that security and peace essential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We of the Republic pledged ourselves to drive from the temple of our ancient faith those who had profaned it； to end by action， tireless and unafraid， the stagnation and despair of that day.We did those first things first.
Our covenant with ourselves did not stop there. Instinctively we recognized a deeper need-the need to find through government the instrument of our united purpose to solve for the individual the ever-rising problems of a complex civilization.Repeated attempts at their solution without the aid of government had left us baffled and bewildered.For， without that aid， we had been unable to create those moral controls over the services of science which are necessary to make science a useful servant instead of a ruthless master of mankind.To do this we knew that we must find practical controls over blind economic forces and blindly selfish men.
We of the Republic sensed the truth that democratic government has innate capacity to protect its people against disasters once considered inevitable， to solve problems once considered unsolvable. We would not admit that we could not find a way to master economic epidemics just as， after centuries of fatalistic suffering， we had found a way to master epidemics of disease.We refused to leave the problems of our common welfare to be solved by the winds of chance and the hurricanes of disaster.
In this we Americans were discovering no wholly new truth； we were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our book of self-government.
This year marks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which made us a nation. At that Convention our forefathers found the way out of the chaos which followed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y created a strong government with powers of united action sufficient then and now to solve problems utterly beyond individual or local solution.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they establish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and secure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day we invoke those same powers of government to achieve the same objectives.
Four years of new experience have not belied our historic instinct. They hold out the clear hope that government within communities， government within the separate States， and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the things the times require， without yielding its democracy.Our tasks in the last four years did not force democracy to take a holiday.
Nearly all of us recognize that as intricacie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increase， so power to govern them also must increase-power to stop evil； power to do good. The essential democracy of our Nation and the safety of our people depend not upon the absence of power， but upon lodging it with those whom the people can change or continue at stated intervals through an honest and free system of elections.The Constitution of 1787 did not make our democracy impotent.
In fact， in these last four years， we have made the exercise of all power more democratic； for we have begun to bring private autocratic powers into their proper subordination to the public's government. The legend that they were invincible——above and beyond the processes of a democracy——has been shattered.They have been challenged and beaten.
Our progress out of the depression is obvious. But that is not all that you and I mean by the new order of things.Our pledge was not merely to do a patchwork job with secondhand materials.By using the new materials of social justice we have undertaken to erect on the old foundations a more enduring structure for the better use of future generations.
In that purpose we have been helped by achievements of mind and spirit. Old truths have been relearned； untruths have been unlearned.We have always known that heedless self-interest was bad morals； we know now that it is bad economics.Out of the collapse of a prosperity whose builders boasted their practicality has come the conviction that in the long run economic morality pays.We are beginning to wipe out the line that divides the practical from the ideal； and in so doing we are fashioning an instrument of unimagined powe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ally better world.
This new understanding undermines the old admiration of worldly success as such. We are beginning to abandon our tolerance of the abuse of power by those who betray for profit the elementary decencies of life.
In this process evil things formerly accepted will not be so easily condoned. Hard-headedness will not so easily excuse hardheartedness.We are moving toward an era of good feeling.But we realize that there can be no era of good feeling save among men of good will.
For these reasons I am justified in believing that the greatest change we have witnessed has been the change in the moral climate of America.
Among men of good will， science and democracy together offer an ever-richer life and ever-larger satisfaction to the individual. With this change in our moral climate and our rediscovered ability to improve our economic order， we have set our feet upon the road of enduring progress.
Shall we pause now and turn our back upon the road that lies ahead？ Shall we call this the promised land？ Or， shall we continue on our way？ For"each age is a dream that is dying， or one that is coming to birth."
Many voices are heard as we face a great decision. Comfort says， "Tarry a while." Opportunism says， "This is a good spot." Timidity asks， "How difficult is the road ahead？"
True， we have come far from the days of stagnation and despair. Vitality has been preserved.Courage and confidence have been restored.Mental and moral horizons have been extended.
But our present gains were w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more than ordinary circumstances. Advance became imperative under the goad of fear and suffering.The times were on the side of progress.
To hold to progress today， however， is more difficult. Dulled conscience， irresponsibility， and ruthless self-interest already reappear.Such symptoms of prosperity may become portents of disaster！ Prosperity already tests the persistence of our progressive purpose.
Let us ask again： Have we reached the goal of our vision of that fourth day of March 1933？ Have we found our happy valley？
I see a great nation， upon a great continent， blessed with a great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Its hundred and thirty million people are at peace among themselves； they are making their country a good neighbor among the nations.I see a United States which can demonstrate that， under democratic methods of government， national wealth can be translated into a spreading volume of human comforts hitherto unknown， and the lowest standard of living can be raised far above the level of mere subsistence.
But here is the challenge to our democracy： In this nation I see tens of millions of its citizens——a substantial part of its whole population-who at this very moment are denied the greater part of what the very lowest standards of today call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I see millions of families trying to live on incomes so meager that the pall of family disaster hangs over them day by day.
I see millions whose daily lives in city and on farm continue under conditions labeled indecent by a so-called polite society half a century ago.
I see millions denied education， recrea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to better their lot and the lot of their children.
I see millions lacking the means to buy the products of farm and factory and by their poverty denying work and productiveness to many other millions.
I see one-third of a nation ill-housed， ill-clad， ill-nourished.
It is not in despair that I paint you that picture. I paint it for you in hope-because the Nation， see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injustice in it， proposes to paint it out.We are determined to make every American citizen the subject of his country's interest and concern； and we will never regard any faithful law-abiding group within our borders as superfluous.The test of our progress is not whether we add more to the abundance of those who have much； it is whether we provide enough for those who have too little.
第二次就职演讲
星期三，1937年1月20日
持久进步之路
4年前，当我们聚在一起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合众国忧心如焚，群情激奋。我们致力于实现一个理想——让全体人民为追求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安全与和平环境早日到来。我们合众国人民立下誓言：要把玷污我们传统信仰的人赶出庙堂；要坚韧不拔地、无所畏惧地用行动来结束当时的萧条和失望，我们首先解决了这些当务之急。
我们的誓约没有就此止步。我们本能地认识到更深一层的需要——需要通过政府找到实现共同目标的手段，为每个人去解决复杂文明社会所日益产生的问题。试图不要政府的帮助来解决这些问题，已使我们屡屡碰壁和一筹莫展。因为，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就无法从道德上来控制科学的使用；有了这种必要的控制，才能把科学变成人类的有用的仆人，而不是无情的主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控制那些盲目的经济力量和利令智昏的人。
我们合众国人民认识到一条真理：民主政府生来就有能力保护人民，使他们免遭一度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灾难，解决一度认为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听天由命地忍受了几个世纪之后，找到了控制瘟疫的办法，所以，我们不承认找不到控制经济瘟疫的办法。我们拒绝把我们的共同福利问题交给机会的阵风和灾难的狂飙去摆布。
在这方面，我们美国人不是在发明全新的真理。而是在为我们的自治史册写下新的篇章。
今年是制宪会议召开150周年，那次会议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家。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的前辈为摆脱革命战争后的混乱局面我到了出路；他们创立了步调一致、坚强有力的政府，使我们足以在当时和现在都能解决个人或地方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建立起联邦政府，目的就是要增进美国人民的普遍福利，确保美国人民的自由幸福。
今天，我们要同样运用政府的力量来达到同样的目标。
4年来的新经验并没有使我们的历史直觉落空。这4年清楚地展现了一条希望之路，即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合众国政府都能按时代的要求行事而无需放弃民主。我们过去4年的任务并没有迫使民主去休假。
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由于人类关系日趋复杂，支配这种关系的权力也必须加强——包括抑恶的权力和扬善的权力，我国的基本民主和人民安全的依据不是不要权力，而是通过诚实和自由的选举制度，把权力交给可以由人民定期更换或连任的人。1787年的宪法并没有使我们的民主软弱无力。
事实上，在过去4年中，我们使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变得更加民主；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使私人专断的种种权力恰当地服从于大众的政府。所谓它们不可战胜——凌驾于民主程序之上面又超脱于民主程序之外——这个神话已经被粉碎，它们遭到了挑战，并且已经被击败。
我们摆脱萧条所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那还不是你们和我所说的事物新秩序的全部，我们的誓言并非仅仅用旧材料做些修补工作。我们已经在用社会公正这种新材料，开始从原有基础上建立更持久的结构，以便未来几代人更好地利用。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得益于思想和精神上所取得的成就。古老的真理得到了重温；假话虚话遭到了抛弃。我们一直知道，无动于衷的自私自利是不道德的，我们现在还知道，它是不利于经济的。经济繁荣的建筑师们曾自诩符合实际，但随着繁荣的破灭，人们都已经深信，从长远来看经济道德会带来效益。我们正在开始消除实际与理想之间的界线；通过这种做法，我们正在为建立道德更高尚的世界，制作一件力大无比的工具。
这种新的认识，打破了以追名逐利为荣的传统观念。我们开始不再容忍某些人滥用权力，这些人为了利润而背弃了起码的生活准则。在这个过程中，以前得到认可的歪风邪气不会那么轻易地得到宽恕，冷静的头脑下会那么轻易地原谅冷酷的心肝。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好心肠时代，但是，我们认识到，除非在有善良愿望的人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好心肠时代的。
出于这些原因，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所目睹的最重大变化就是美国道德风尚的变化。
在有善良愿望的人之间，科学加之民主，为个人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生活和日益增大的满足。随着道德风尚的这种变化，随着我们重新发现了改进经济秩序的能力，我们已经踏上了持久的进步之路。
我们现在就停下来，从前进的道路上向后转吗？我们要把现在的美国称为希望之乡吗？或者，我们要继续走自己的路吗？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是一场梦，不是在消逝，就是在诞生。”
我们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听到了许多声音。贪图安逸者说：“歇一会吧。”机会主义者说：“这是个好地方。”胆小怕事者问：“前面的路有多难走？”
不错，我们已经把萧条和沮丧的日子远远甩到了后面。我们维持了活力。我们恢复了勇气和信心。我们扩大了思想和道德领域的疆界。
但是，我们目前的成绩是在超常形势的压力下取得的。在恐惧和痛苦的刺激下，前进是迫不得已的。当时的形势是有利于进步的。
然而，今天要坚持进步就比较困难了，麻木不仁、不负责任、冷酷无情的自私自利已经重新抬头。这类繁荣的症状可能成为灾难的征兆！繁荣已经在考验我们进步的决心能否持久。
让我们再问一问：我们已经达到1933年3月4日那天憧憬的目标了吗？我们已经找到快乐之谷了吗？
我看到一个伟大的国家，地处辽阔的大陆，天赐富饶的自然资源。它的一亿三千万人民和睦相处；他们正在使自己的国家威为各国的好邻居，我看到一个合众国，它能够作出示范，即采用民主管理的方法，可以把国家财富转变成日益广泛的、闻所未闻的人类生活情趣，可以把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到远远超过仅仅糊口的水平。
但是，我们的民主正面临种种挑战：在这个国家，我看到几千万公民——占人口总数相当大一部分——此时此刻得不到按目前最低标准所规定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
我看到几百万个家庭以微薄收入勉强度日，日复一日处于家庭灾难的威胁之下。我看到几百万城乡居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仍处于半个世纪以前被所谓上流社会称作的不体面状况。
我看到几百万人得不到教育和娱乐，得不到改善自己及其子女命运的机会。
我看到几百万人无力购买工农业产品，而他们的贫困又使其他成千上万人无法投人工作和生产。
我看到全国三分之一的人住不好，穿不好，吃不好。
我不是怀着失望向你们描绘这幅图景的。我是怀着希望来描绘的——因为，当全国都看到并认识到这是不公正现象，就会建议把它消除掉。我们决心使每个美国公民都成为国家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我们决不会把境内任何忠诚守法的群体看作是多余的。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使贫困者丰衣足食。
如果我对我国的精神和目标有所了解，那么，我们一定不会去理睬贪图安逸者、机会主义者和胆小怕事者，我们一定会继续前进。
我们合众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他们不仅都有热诚的奉献之心，而且还有为达到实际目的所需要的冷静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他们会坚持认为，民众政府的各个机构都要运用有效的手段来执行人民的意志。
政府的各个成员都作为全体人民的委托人那样去工作，这个政府就是称职的政府，政府随时了解所有情况，它就能不断前进，人民了解到政府所作所为的真实情况，政府就能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合理的批评。如果我对我国人民的意志有所了解，那么，他们会要求务必创造并维持使政府有效的上述条件。他们会要求我国不为不公正的致命弊病所败坏，从而在决心实现和平方面为各国树立起坚强的榜样。今天，我们在突然发生变化的文明世界上、再一次把我们的国家奉献给珍视已久的理想。世界各地历来存在使人们分离或聚合的力量。从个人抱负而言，我们是个人主义者。但是，当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去谋求经济和政治进步时，我们就是一个整体，要么共同兴旺起来，要么一起衰落下去。
要维持民主的力量，需要以极大的耐心来处理方法上的分歧，而要有虚怀若谷的气度，但是，在众说纷纭之中，可以了解到公众需要的主流。于是，政治领导人就能够指出共同的理想，并帮助实现这些理想。
值此再度宣誓就任合众国总统之际，我担当起领导美国人民沿着他们选定的前进道路奔向前方的庄严职责。
在担任这个职务朗间，我要尽最大努力按照人民的意图说话，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我要祈求上帝的指引，来帮助我们大家把光亮送给黑暗中的人，并引导大家走向和平之路。
第三节 演说语录总汇
Our covenant with ourselves did not stop there.
我们的誓言并没有就此止步。
In this we americans were discovering no wholly new truth； we were writing a new chcapter in our book of self-government.
此刻，我们美国人不是在发明全新的真理；我们只是在自治政府的史书上谱写新的篇章。
In every land there are always at work forces that drice men apart and forces that draw men together.
在每一片土地上，总是存在着分裂人类和团结人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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