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连任三届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法西斯肆虐之时，美国深受其害。在告别了孤立主义思想后，美国在反法西斯的道路上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政治年轮又转到了1944年大选年。罗斯福清楚地记得4年前的那次演说。这一次他确实渴望停下来休息。他写信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的灵魂总在呼唤我回到赫德逊河畔的老家去。”但是，一份上有6000多炼钢工人签名的请愿书写道：“我们知道您很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您退职。”另一封信更深深地震动了罗斯福的内心：“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上帝将您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您做我们的北斗星。”罗斯福的内心波澜难平：险恶的战争已是曙光在前，但战后国际风云必将诡谲莫测，所有同时代的人都远不及我那般洞悉美国政府或世界政治，军事策略和盟国外交都是我经手操办的，何况那个寄托着威尔逊式的梦想的联合国尚在未定之天，历史将在我身后对我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7月11日，罗斯福在致汉尼根的信中说：“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就像一个在火线不能离开岗位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了。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12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1周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罗斯福此时正在圣迭戈，欲从那里乘船到珍珠港，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商讨今后太平洋的战略。大会首轮投票就通过了对罗斯福的提名，但在副总统候选人上争夺激烈。鉴于罗斯福的健康问题已是有目共睹，许多代表认为选择一个竞选伙伴就等于选择一个下届总统。由于广泛的反对，罗斯福才勉强地舍弃了现任副总统华莱士，而后艰难而让人意外地从3名人选中择定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谦逊其实而又性情暴躁的哈里·S·杜鲁门。总统与杜鲁门关系一般，后者在主持参议院军事调查委员会工作时，显示了精明强干的领导才能。总统打消了几乎没有思想准备的杜鲁门的顾忌和畏难情绪。
关于罗斯福的身体状况，一时有许多难听的谣传，无稽的和难以置信的恶意中伤层出不穷，但又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一张罗斯福在太平洋旅行前被人拍摄的照片——形如枯槁、有气无力、目光呆滞而又容易发怒的样子——被报刊和共和党广为散播。8月，他在西雅图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当时他穿戴着腿部支架，阵阵剧痛迫使他要用手臂的全部力量抓住演讲台来支撑住自己，这使得他在翻转讲稿时十分吃力，同时也使得他通篇演讲显得结结巴巴和主意不定，而听众以前听惯了的那种由言语表达出来的镇定、自信和愉快的信念没有了。自此，民意测验出现了波动。《纽约每日新闻》每期都一成不变地向读者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罗斯福已经62岁，而杜威比他年轻20岁。《纽约太阳报》甚至毫无忌讳地谈论副总统有可能在罗斯福任内接任的问题。
罗斯福为了使选民安心，请他的医生罗斯·麦金太尔给他开具一张公开的健康证明书。证明书宣称：“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能担负起来，精力过人。”为了证明麦金太尔所言非虚，罗斯福在天气酷寒，朔风凛冽，骤雨刺肌的10月21日，乘敞篷汽车横贯纽约市四个辖区，行程50英里，历时4小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想亲眼看看总统是否尚能保持他的微笑，罗斯福就一路坚挺地让大家看到。雨水淋透了他全身，黑色海军斗篷闪闪发亮。随后两周里，罗斯福又前往费城、芝加哥、波士顿，最后是在海德公园作了演说。其中在费城又逢大雨。总之，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在1944年大选中成了一个学术问题。
在整个竞选中，细心的听众不难发现，总统确实苍老了：拿着演说稿的手不时颤抖，机智与诙谐明显地少了些，有时还出现了意外的停顿或含混。不过在答复共和党对“我的小狗法拉”的诽谤时，面对卡车司机工会的听众，罗斯福作了被许多撰稿专家认为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说：
“好啦，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在4年之后——这4年是什么样的年头啊！我的确老了4岁——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恼火。其实，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堆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算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11岁。”
平易近人的话语引起听众深深的共鸣，一下子把大家拉回到大萧条与新政的年代，轻便有效地打发了对他是个累坏了的老头子的谴责。罗斯福进而说道：“在共和党中有着开明的心胸宽阔的分子，他们为使该党现代化和跟上美国进步的步伐，一直很努力而又体面地战斗着。不过共和党中这些开明分子却不能够把老保守派共和党人从他们所盘踞的地盘上赶跑……在我们绝不动摇地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础的决心中……全国千百万共和党人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他们同样讨厌由这样的人作出的这种竞选演讲，这些人只是在短短几个月前才第一次认识到国际生活的事实——当时他们才开始研究民意测验的纪录。”
以这种气势讲出带有超越党派局限和这次竞争本身的话，也惟有罗斯福才真正具备这种资格，因而具有极大的统摄力和感召力。
在谈到“我的小狗法拉”这个焦点问题时，罗斯福昔日那种犀利、机敏和辛辣毕现无遗：
“共和党领导人不满足于对我——或我的妻子——或我的孩子们——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现在也把我的小狗——法拉包括在内了。不像我的家庭成员，法拉对此十分反感。当他听到共和党杜撰作家编造故事说，我把他留在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岛屿上，后来又派一艘驱逐舰去找他——花了美国纳税人两三百万乃至二千万美元时——他的苏格兰心灵狂怒不已。我可惯于听到关于我本人的谎话，但我认为我有权利表示反对针对我的这只狗的诽谤说法。”
罗斯福后来对霍普金斯说，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卑鄙的一次竞选，对手不能也不配与我在政纲上较量，总是恶毒地在这种层次上发起进攻。那个堪称真正对手、能激起自己斗志并能使他产生敬重之情的正直的威尔基已于10月8日逝世，罗斯福对现在的对手——杜威有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舍伍德有一个双重假设：假设威尔基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罗斯福说不定不想竞选第四任。
值得一提的是，总统夫人埃莉诺在这次竞选中再次充当了总统了解国情的窗口。她力劝罗斯福把国内问题放在他心目中的首要位置。她觉得，如果总统不能始终坚持竞选中有关国内方面的诺言，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有失去美国舆论拥护的真正危险。埃莉诺不仅出色地尽了一位妻子的本份，而且充当了“自己丈夫的良心的保持者和经常的代言人”，而且在他死后仍然保持着这一令人尊敬的姿态。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以选举人票432票对杜威的99票，选民票以2560万票对杜威的2200万票获胜。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仪式在白宫举行。公开的理由是，战时不应搞铺张排场。但不少人心里明白：总统已经衰弱得没有力气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这条长长的游行路线去参加就职典礼了。
罗斯福总统对这次就职仪式似乎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远在海外的詹姆斯回来，他可以像前3次那样搀扶着儿子站立着；二是让他那散居各地的孙儿女们都在场。他为此花了不少钱为他们买机票和车票。
1月6日，他向第79届国会提交了1945年度国情咨文，为那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联合国组织呼吁支持和理解，他说：“持久和平赖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并不是单行道……1945年这新的一年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1945年可以看到纳粹法西斯恐怖统治在欧洲的告终。1945年可以看到讨伐大军紧缩对帝国主义日本邪恶势力中心的包围。最重要的——1945年可以看到而且必然看到世界和平组织的实质开端。”
令人们扼腕叹息的是，这一切在几乎人人都可立即看到的时候，它们的最主要缔造者却没能看到。
即使是在战事相当急迫的时候，罗斯福也没有把战争与和平这两大主题分开考虑，尤其是没有回避有关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从过程上看，罗斯福在处理这些重大事务时表现得轻松自若，以至于有时显得随意和乱套，战后美国的批评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他多有指责，说由于罗斯福对苏联的暧昧、让步或软弱而导致战后苏联“铁幕”的拉大和东西方的仇视或裂痕，或说天真而不现实的罗斯福让步过多，而让斯大林得寸进尺，大捞便宜；如果罗斯福通过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或强硬的态度去对付斯大林，就能够遏制苏联的扩张。有些批评家还指出，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若追本穷源，当首推罗斯福。其实，这些批评都不同程度地失之偏颇，或有些意气用事。罗斯福能够超越或透过弥漫的硝烟而把眼光定格于战后世界格局，能够为那个寄寓着他的理念和希望的世界和平组织奔走呼号，甚至呕心沥血，并使之初具雏形，已充分表明身负重任而深谋远虑、于艰难时世而前瞻和平者，非罗斯福莫属。他的忧患意识和洞察力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人们所能理解或观察的限度。而这些批评者，只是关注了罗斯福的行事风格。他们忽视了后来的结果是由许多罗斯福无法控制的趋势或事因而促成的这一事实。
罗斯福意识到，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已上升到首屈一指的程度，只有苏联在军事方面聊可与美国比肩而立。他在开罗会议前夕对儿子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然产生的分歧：俄国与英国在欧洲，英帝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国，这是一项伟大的职责。”以此出发，罗斯福寄望于战后美苏要和平共处，并设法影响或作用于其他各国，将其纳入基于美国式价值观念的战后格局或和平轨道。他渴望成立一个具有维护和平能力的新的国际联盟，并非仅仅由于相信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的有效性，而主要是相信这个机构是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持久地发挥这种影响力和作用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规划包含有“地理政治”或“地域性国际化”的意味。他设想，获胜的盟国在一个将威尔逊的集体安全与传统的势力范围溶为一体的全球体系中通力合作。他深信战后的事务将要在大国控制的体制下解决，而每一大国对其所在的地区负有特别的职责和突出的利益，但这些地区是互相开放的范围，而非排他的或封闭的王国。这一维持和平的战略体系并不妨碍一个地区的传统发展渠道。在这种格局中，门户开放的自由资本主义能够同共产主义及改革后的欧洲帝国主义（英、法）共存。鉴于丘吉尔已在1944年10月初前去苏联与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可憎的”关于战后欧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议，罗斯福更倾向于他的规划具有消毒性甚至解毒性的功用。罗斯福基于自己的理念，认为他们两人间的这种协议对欧洲和平和人类文明具有毒害性。具体而言，罗斯福设想在战后世界格局中，美国将主宰西半球、太平洋和日本，英法两国将看管西欧，并充当票前殖民地的“托管国”。苏联则将维护东欧及其邻近的曾在沙俄控制下的东北亚部分地区的安全。国民党中国暂时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因为它本身有待从日本侵略中恢复，同时还受到内战的威胁。罗斯福希望一个复元后的中国能逐步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他敏感地意识到，斯大林仍怀疑有一个以美英为主的威胁苏联的国际阴谋。他要做得让苏联没话说。
罗斯福清醒地看到，斯大林更多地是基于这种怀疑而固化了自我防范意识，他的许多扩张行为都是打着增加苏联自身安全系数的旗号而进行的。因此，罗斯福就设想凭借自己的道义权威和在国际上所产生的信任程度，以积极的行动迫使莫斯科没有理由继续高举这一旗号。但同时，他不能不承认，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由于欧洲诸国一言难尽的抵抗运动，苏军在击溃德军主体部分的同时已顺势控制了东欧——即将被作为苏联西边一条宽广的军事和政治缓冲地区的“铁幕”。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爽快地承认也许还能增进好感和顺延战时的合作，同时还可以满足美国的舆论。
与那些批评者的观点相反，罗斯福积极地做了限制苏联势力拓展的努力：他拒绝让苏联分享原子弹的秘密；主张美军驻扎在德国南部，赞同丘吉尔对巴尔干的安排；在波兰疆界和波兰政府组成上与斯大林激烈讨价还价；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遗留问题持理智态度，争取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获得空军和海军基地；坚持把中国当作大国而不顾英苏的揶揄和反对，以便用作对付苏联的一支抗衡力量，等等，这些在雅尔塔会议及其前后的表现，无一不反映了罗斯福对付莫斯科的良苦用心。
罗斯福在1941—1945年间的对华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构件。赫尔国务卿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有两个：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美、英、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显然，罗斯福战时对华政策包含着短期的和战后的双重考虑。短期政策即从各个方面增加援华的力度，以“维持中国继续抗战”或使中国成为“抗日的有效基地”，这样首先是具有军事意义——通过把数量众多的日军牵制在中国，来减轻太平洋战场美军的压力；其次是具有心理上的意义——它对“影响亚洲人民对联合国家的态度肯定是有帮助的”。罗斯福在1943年9月，对韦尔斯说：“尽管委员长的军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军队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国军队能在战场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领袖。”1944年5月，他向斯大林转达。信说：蒋是使中国能够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应遭到破坏。
但是，蒋介石设想的中美关系模式是：把美援作为自己的“固定资产”囤积起来，专心致力于中国内部的反共斗争，以强固独裁政治；由美国承担起支持和保卫国民党政权的义务，并通过美日的直接对抗来解决中日合作。这就决定了蒋介石是不会与美国的短期政策真诚地配合的。为了自圆其说或搪塞美方，蒋介石在1941年致罗斯福的回信中称：国民党的抗战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须驱日军于国境之外，一方面复需阻止共产主义在国境之内蔓延。”当罗斯福通过多种渠道认识到蒋介石政权及其军队那些令人沮丧的深重弊端后，他试图有效地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减少内耗或国共内战爆发的可能性，以利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但是，罗斯福是以他自己的价值观和现实打算为出发点来寻求对中国政治的理解的，并试图以这种介入把国共两党按美国式的框架撮合到一起。其结果自然是美、蒋和中国共产党三方都不满意。毛泽东曾对谢伟思说过，美国没有办法不实行干涉，唯一的问题是这种干涉的性质。罗斯福运用派私人特使访华、向延安派美军观察组、威胁削弱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等等手法，都未能达到自己期望的结果。这主要是因为他未能触摸到中国内部革命的本质的东西，这些手法也没有触及中国革命的深层和底蕴。他在试图采取自认为是强有力的决定性行动时，也仍然摆脱不出一个限定的分析框架。譬如，罗斯福已经意识到蒋介石不可能与自己休戚与共，并在对蒋的憎恶与腻烦无法排遣时，曾对史迪威建议把蒋“干掉算了”，但他所设想的继任者仍是国民党集团中的人。对此，连美国学者罗伯特·梅斯尔也认为，“这种无力将战前的思想模式加以发展以适应因战争所引起的形势变化的情形，说明了罗斯福思想的局限性。”其结果是，美蒋双边关系往往从一个过高的期望开始，继而进入一个艰难的、停滞不前的工作关系，最后终因双方都大感失望而跌入一个互相指责甚至怨恨的泥沼。双方同床异梦，连“暂时的同路人”都没做成。
罗斯福越来越认识到，他的能力有限，并不能影响中国的事态发展。先欧后亚战略也使他不能过多地加大影响的力度。当1944年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蒋介石的战略是不抗日时，而且，甚至作为进攻基地的中国有可能丢失时，罗斯福强烈要求蒋介石把所有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将军。然而到了秋天，罗斯福又决定迁就蒋介石，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着眼或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的考虑。另外，斯大林答应德国投降后几个月出兵东北，减轻了中国有效军事行动的重要性，于是罗斯福已不再期望蒋介石作出重要的军事贡献，充其量让其维持现状，把中国作为进取日本的基地。他担心在史迪威的委派问题上采取直接对抗会加速蒋介石的垮台，这可能会使他的战后世界安排陷入极大的混乱。时值大选期间，此举可能引起攻讦。
罗斯福此时对中国事务的主要兴趣已转变到战后的长远考虑上。他开始重视中国在战后的作用问题。他相信中国对于说服美国舆论同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是有价值的，并且相信在联合国或者可能像在日本和朝鲜这样的共同占领地区，中国能成为在政治上考验苏联意向的一个有用的平衡舵，因此他主张给中国以一种被费正清称之为“形式上的非实质性的”大国地位。考虑到国民党的垮台或中国发生内战会破坏这一计划，罗斯福也极力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明白，由于蒋介石的反对将使这个主张难以实现，但他希望，战部队的蒋介石不加抵抗，丧师失地，举世为之震惊。
如果要蒋介石在同有苏联背景的共产党打内战中可能遭到垮台和在苏美支持下由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间作出抉择的话，蒋会选择后者。罗伯特·达莱克认为，罗斯福像所有其他同中国打交道的美国政治家和军事首脑一样，错误地设想那样的联合政府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力量强求这个结果。
但是，达莱克的话似乎有点绝对。副总统华莱士尽管在严厉指责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没落愚顽的政府”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目前能够做到的，只是设法影响蒋介石“采纳中国进步人士所指导的政策，以唤平民众支持并把新活力注入中国的抗战努力中。”但是，华莱士清醒地认识到：对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项短期的投资。认为他并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将在政治演变或革命中涌现出来，而现在看来更可能是出于后者。
罗斯福的战后世界安排广泛地涉及到殖民地问题。他预见到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认定英、法、荷老殖民主义帝国难以照旧维持下去，而美国则可乘虚而入甚至取而代之。他似乎相信，可以用“开明而仁慈的美国渗透”取代旧的殖民主义国家的残酷的掠夺，而无论对当地人民还是对美国商业都是有利的。他忌恨大英帝国特惠制，指责欧洲殖民帝国的银行家们把世界贸易“牢牢地装在自己的。袋里的时间太久了”。他呼吁丘吉尔为“健康的竞争”开放市场，并废除各种英帝国贸易协定。对此，丘吉尔寸步不让。当美国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托管制方案时，勃然大怒的丘吉尔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联合国插手干涉不列颠帝国的命脉。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评论道：罗斯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所作的“一切似乎都富于特色——非常同情受压迫的殖民地、开明和提供福利的理想以及为促进美国利益的老谋深算……美国对世界市场新的征服也完全可以在国际繁荣的旗帜下进行。”
1944年下半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又取得重大胜利。经过世界海战史上规模最大的莱特湾大海战，日军的航空母舰全部被歼，从此一蹶不振的日本海军就不起多大作用了。1945年1月9日，声势浩大的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向马尼拉推进。在这期间，美国的B-29重型轰炸机频繁空袭日本本土，加速了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在欧洲战场上，苏军已在1945年初将德军赶回柏林地区，波兰和东欧的大部分已经解放；西线德军在阿登地区的反扑被彻底粉碎；意大利战区的盟军正计划北进：三面受敌的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
战时盟国间的猜忌、矛盾和利益冲突伴着胜利的即将来临必然地加大了。罗斯福已经多次建议尽早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征得对方同意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就会址的选定问题在频繁的电报来往中协商了多次。斯大林最大的让步是在苏联南部的黑海海滨雅尔塔举行会议。这样，身体极度衰弱的罗斯福又得远涉重洋——先需要在海上航行为期10天的4883英里，再飞行1375英里，然后才能到达满目疮痍、卫生条件和其他设施极差的雅尔塔。丘吉尔抱怨说，即使我们花10年时间去寻找，在世界上也找不到比雅尔塔更糟糕的地方——那里只对斑疹、伤寒和要命的虱子有利。
罗斯福一行于1月23日乘“昆西号”巡洋舰横渡大西洋。途中为总统的63岁生日举办了欢庆会，全体船员向总统赠送了一个由铜弹壳制成的烟灰缸。总统的女儿安娜·伯蒂格夫人在旅途中照料父亲。会议从2月4日开到2月11日。
罗斯福的雅尔塔之行对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孜孜于自己的规划和理想的罗斯福似乎在和已经不多的飞逝的时光赛跑。在雅尔塔，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认为，“他是个病情很重的人。他的症状是动脉硬化，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因此我觉得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了。”
第二节 罗斯福于1945年1月在白宫发表演说
Saturday， January 20， 1945
Mr. Chief Justice， Mr.Vice President， my friends， you will understand and， I believe， agree with my wish that the form of this inauguration be simple and its words brief.
We Americans of today，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re passing through a period of supreme test. It is a test of our courage-of our resolve-of our wisdom-our essential democracy.
If we meet that test-successfully and honorably-we shall perform a service of historic importance which men and women and children will honor throughout all time.
As I stand here today， having taken the solemn oath of office in the presence of my fellow countrymen-in the presence of our God-I know that it is America's purpose that we shall not fail.
In the days and in the years that are to come we shall work for a just and honorable peace， a durable peace， as today we work and fight for total victory in war.
We can and we will achieve such a peace.
We shall strive for perfection. We shall not achieve it immediately-but we still shall strive.We may make mistakes-but they must never be mistakes which result from faintness of heart or abandonment of moral principle.
I remember that my old schoolmaster， Dr. Peabody， said， in days that seemed to us then to be secure and untroubled： "Things in life will not always run smoothly.Sometimes we will be rising toward the heights-then all will seem to reverse itself and start downward.The great fact to remember is that the trend of civilization itself is forever upward； that a line drawn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peaks and the valleys of the centuries always has an upward trend."
Our Constitution of 1787 was not a perfect instrument； it is not perfect yet. But it provided a firm base upon which all manner of men， of all races and colors and creeds， could build our solid structure of democracy.
And so today， in this year of war， 1945， we have learned lessons-at a fearful cost-and we shall profit by them.
We have learned that we cannot live alone， at peace； that our own well-being is dependent on the well-being of other nations far away. We have learned that we must live as men， not as ostriches， nor as dogs in the manger.
We have learned to be citizens of the world， members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e have learned the simple truth， as Emerson said， that "The only way to have a friend is to be one." We can gain no lasting peace if we approach it with suspicion and mistrust or with fear.
We can gain it only if we proce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e confidence， and the courage which flow from conviction.
The Almighty God has blessed our land in many ways. He has given our people stout hearts and strong arms with which to strike mighty blows for freedom and truth.He has given to our country a faith which has become the hope of all peoples in an anguished world.
So we pray to Him now for the vision to see our way clearly-to see the way that leads to a better life for ourselves and for all our fellow men-to the achievement of His will to peace on earth.
首席大法官先生、副总统先生、朋友们：
你们会理解，而且我相信也会赞同我的愿望，把这次就职典礼办成一个简简单单的仪式，而我则只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
我们今天的美国人和我们的盟友一道，正经历一个最为严峻的考验时期。这是一次对我们的勇气、决心和智慧的考验，也是一次对我们根本性的民主制的考验。
我们若能成功而光荣地经受住这次考验，那我们就可以创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业绩，受到人民世世代代的纪念。
今天，我伫立于此，在我国同胞的面前，在我们上帝的面前，进行了庄严的就职宣誓。当此之际，我深知美国的目标要求我们决不能失败。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要致力于建设一种公正而光荣的和平，建设一种持久的和平，就像我们今天正在为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工作和战斗一样。
我们能够而且必将获得这样一种和平。
我们要为完美的局面而奋斗。我们不会马上达到目标，但我们仍要为之奋斗。我们也许会犯下错误，但我们决不能因为丧失意志和抛弃道义原则而犯错误。
我记得，在我们似乎感到安稳无忧的日子里，我们的老校长皮博迪博士（注：皮博迪“Peabody”，罗斯福在马萨诸塞州格罗顿中学时的校长，对罗斯福影响很深，他曾于30年后说“校长夫妇对我的影响仅次于我母亲”。）说过：“生活中的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时我们眼看就要登上顶峰，可是情况似乎很快急转直下，又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我们要牢记一个重要事实：文明本身的趋向永远是向上的，如果从数个世纪的高峰和低谷之间划出的中线来看，这条线一直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我们1787年的宪法并不是一份完美无缺的文献，而且它至今仍未尽善尽美。但它却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供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各式各样的人们来建立一个牢固的民主大厦。
因此，在今天，在1945年这个战争的年头，我们用可怕的代价换取了若干教训，我们会从中获益不浅。
我们懂得，单凭我们自己是无法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我们自己的富足有赖于相距遥远的其他国家的富足。
我们懂得，我们必须像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作为鸵鸟，或是马槽里的狗。（注：马槽里的狗“dog sin the manger”，指自己不吃马草料却躺在马槽里不让马吃的狗，典出《伊索寓言》。后指独占财富而不与他人分享的人。）
我们懂得了要做世界的公民，要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成员。
我们懂得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也就是爱默生（注：生卒1803——1882，美国哲人，著有《论自助》、《人生法则》等。）所说的：“只有当朋友，才能交朋友。”
我们在谋求和平时，如果疑虑重重、互不信任和心怀畏惧，也就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只有满怀来自于信念的理解、信任和勇气而走向和平，我们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
全能的上帝一直以各种方式赐福于我们的国家。他赋予我们的人民坚强的意志和有力的双手，用以为自由和真理而打退各种强大的进攻。他赋予我们的国家一种信仰，在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里，这种信仰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希望。
因此，我们现在向上帝祈祷，祈求它赐给我们远见，让我们看清我们的道路——一条使我们自己和全人类通向更加美好的生活的道路——一条通往实现上帝意愿和世界和平的道路。
第三节 演说语录总汇
In the days and in the years that are to come we shall work for a just and honorable peace， a durable peace， as today we work and fight for total victory in war.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要致力于建设一种公正而光荣的和平，建设一种持久的和平，就像我们今天正在为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工作和战斗一样。
We have learned that we cannot live alone， at peace； that our own well-being is dependent on the well-being of other nations far away. We have learned to be citizens of the world， members of the human community.
我们懂得，单凭我们自己是无法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我们自己的富足有赖于相距遥远的其他国家的富足。我们懂得了要做世界的公民，要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成员。
The Almighty God has blessed our land in many ways. He has given our people stout hearts and strong arms with which to strike mighty blows for freedom and truth.He has given to our country a faith which has become the hope of all peoples in an anguished world.
全能的上帝一直以各种方式赐福于我们的国家。他赋予我们的人民坚强的意志和有力的双手，用以为自由和真理而打退各种强大的进攻。他赋予我们的国家一种信仰，在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里，这种信仰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希望。
We can gain it only if we proce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e confidence， and the courage which flow from conviction.
只有满怀来自于信念的理解、信任和勇气而走向和平，我们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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