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磨难、奋斗、闪光的足迹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农历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1]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乳名阿双，学名瞿双，后改名瞿爽、瞿霜，自号雄魄、铁柏、铁梅、涤梅，字秋白。[2]如按农历算，瞿秋白生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岁末，戊戌变法刚刚失败不久。1900年即遭八国联军入侵，1901年清政府签订最屈辱的辛丑条约，随后便是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却又被北洋军阀攫取统治权，中国仍陷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解放事业，中国展现了新的希望。瞿秋白的家庭是中国封建社会没落、动荡的缩影，瞿秋白的新生是中国社会新生的缩影。

    瞿秋白的祖上曾世代读书做官。其叔祖父瞿廷韶（1838 ～1903）去世时正任湖北布政使，传说还署理湖北巡抚，是省部级的官，成为晚清瞿氏家族的支柱。[3]瞿秋白的祖父瞿廷仪（1837～1882）因荫袭，有“云骑尉”爵名，也有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云南白盐井大使等虚衔，并未实任。曾分发江西，“得厘一次，而赋闲四年”[4]。1882年得到通知去南昌等候实授知县，不料人有旦夕祸福，在南昌暴病而亡，时46岁。[5]家人全由瞿廷韶照应。瞿廷仪有四子，长子世琥，二子世璜（20岁去世），三子世琨，幼子世玮（1875～1932）即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琥（由瞿廷韶纳粟）曾做过知县类的官，后被罢官，家道中落，定居杭州。[6]瞿世玮则没有做过官，早年大概为了照顾瘫痪的母亲，没有外出谋职，靠瞿世琥每月接济50元左右度日（瞿世璜也有接济，但1909年病逝后，接济中断），[7]就在常州家里读书、画画。家里没有一分土地，也没有自己的房产，住在瞿廷韶的房屋及瞿氏宗祠。在结婚生子、儿女成群后，生活日益拮据（一子一女早夭当与生活拮据有关）。这样的处境自然使瞿世玮郁郁寡欢，爱读老庄，崇尚道教，还学了点医术，能开一般药方。1913年瞿世琥将瘫痪的母亲接到杭州（两年后在杭州去世），但母亲不愿离开常州，大骂瞿世玮及其妻不贤不孝。后又因瞿世琥被罢官，自己生活亦日趋窘迫，对瞿世玮的接济逐步减少，最后停止了。1913年下半年，瞿世玮带上脑子迟钝的五子（瞿秋白四弟）到湖北黄陂周福孙（瞿秋白二姑夫）家做账房，每月可有不到30元的收入。但这对于八口之家，又有好几个小孩上学，还要支撑门面，实在是微不足道（由于交不起学费，瞿秋白的弟妹已时时辍学。1915年夏瞿秋白也因交不起学费辍学，而他再读一年中学就可以毕业了。瞿秋白为了分担家庭的困难去谋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1916年瞿秋白母亲自杀后，留下了一堆借据、当票）。1916年瞿世玮又到山东平原县知事堂弟瞿世玖（瞿秋白八叔）处做账房。后瞿世玖因“官亏”逃走，官府便将瞿世玮扣留。被释放后便流寓济南，教书卖画，更形心灰意冷。1922年到山东美术学校当了国画教师。1932年孤零零一人客死济南葬在济南[8]，结束了一个穷困凄苦知识分子的一生。

    瞿秋白母亲金璇（1875～1916），也出身书香门第。金璇父亲做过广东盐大使。金璇从小与男孩一样读四书五经，做诗填词，读史习字，聪慧有才气。嫁入瞿家后，即挑起瞿家生活重担，持家理财，生养、教育儿女。但是家庭经济的每况愈下，使她日益喘不过气来。1915年最为看好、一意栽培的长子瞿秋白因学费无着辍学，使她绝望了。加之婆婆死于杭州，金璇被指为“把丈夫逼走了（即外出谋生），把婆婆搬死了”。这是莫大的侮辱，而且债主们逼债实在难以应付，金璇遂于1916年正月初五（2月7日）迎过财神为瞿家祈福以后服毒自尽，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无法抢救，第二天气绝身亡。死后，瞿世玮借了100元买了一棺木入殓，但再也没有钱买地，灵柩一直停放在祠堂。直到1930年前后，才被人搬到常州东郊乱坟堆埋掉。瞿秋白母亲死后，父亲又到山东谋生，瞿秋白跟表姐夫秦耐铭到无锡，进入一所小学教书，诸弟妹投亲靠友，一家星散，“家庭消灭”。[9]

    瞿秋白应该说出身穷困的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家庭使他很早就识字读书，能在幼年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为他能在文化上做出杰出贡献奠定了良好基础。穷困造成了他家庭及自身的不幸，然穷则思变，使他产生改变自己命运、改变社会的欲望，成为他接受新思想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素之一。如他在《饿乡纪程》一开头写的“漫天痛苦谁念，倒悬待解何年？知否？知否？倒悬待解，自解解人也……”[10]他处在“痛苦”、“倒悬”之中，因此有了“自解”的欲望，不仅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他人。同时穷困也使他体弱多病，这给他的生活、精神都带来不利影响。他在读书时就曾因病休学。他在《多余的话》中还谈道：“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最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个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案：省略号原有）冷汗。”“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11]从这些叙述中足见身体不好给他带来的不利影响。

    瞿秋白很小时就由母亲教识字、背诵诗词。1904年5岁入私塾读书时已认得很多字了。6岁进小学堂学习。1910年进常州府中学堂。1915年夏因贫辍学。从小学到中学，休学、辍学已数次。[12]

    在读中学时，瞿秋白已成为多才多艺的学生。又因常州府中学堂数、理、化课及外国历史、外国地理等课全使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瞿秋白已有了相当的英语程度。他喜爱文学，也喜爱史学。他喜欢读历史和文学书籍，特别喜欢野史、轶闻，其中记载着帝王的腐败，官府的横暴，民间的疾苦，以及群众的反抗斗争。这些书当时被学校列为禁书，严禁学生阅读。而瞿秋白常在叔祖父的藏书中找正史、野史、稗史读。曾在史书上写眉批痛斥投降清兵的明朝大臣洪承畴。[13]羊牧之回忆说：秋白在中学时，旧小说如《西厢记》、《牡丹亭》、《聊斋》、《花月痕》等，都看过。已开始读《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中国近世秘史》、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群学肄言》、陈曼生印谱、百将百侯图印、吴友如画宝，以及《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瞿秋白说：“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14]瞿秋白还曾给羊牧之一本《泰西五十轶事》并教他读。[15]瞿秋白虽没有能在常州府中学堂拿到毕业文凭，但已打好了研究文学、哲学及史学，并有所建树的基础。

    读中学时，瞿秋白反对不公平社会的思想、反抗精神发展起来。有一次在作文中歌颂了敢于反抗官府的农民。视革命党人为“乱贼”的国文老师陈雨农，阅后大为震惊和不满，视瞿秋白的作文“大逆不道”，写了大段批语予以“纠正”。瞿秋白看后又在批语后再加批语，痛加驳斥。这位老师大为愤慨，告到学监处，瞿秋白受到记过处分。有一次谈《水浒》，瞿秋白对同学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做那样的酒保也是有意思的。”[16]这表明瞿秋白有了走上推翻黑暗社会道路的思想基础。

    1916年，瞿秋白在无锡的小学只做了一个学期的教师便辞职了。他的求学欲望很强烈，1916年底到武昌投奔在交通部京汉铁路局任通译的堂兄瞿纯白，希望能得到帮助继续求学。在堂兄的帮助下，瞿秋白考取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1917年春，瞿纯白回北京，瞿秋白便随同进京想在北京求学。出于生计的考虑，瞿纯白建议瞿秋白报考文官，结果未考取。瞿秋白很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学费膳费很高，瞿纯白供不起。遂选择了报考不要学费膳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被录取，1917年9月入学，专修俄语，同时又自修英语、法语。1917年的北京已是新思想风起云涌，《新青年》等杂志已风靡于时。瞿秋白到北京大学旁听过陈独秀、胡适等的课。加之瞿秋白开始进行一些翻译工作，接受的新东西越多，思想日益激进。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给全世界以巨大影响，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1918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了。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3册）、《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均载1918年《新青年》第5卷5号）等。李大钊指出：与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7]1919年李大钊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此外，李达、杨匏安、李汉俊等人也发表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8～1919年，《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200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瞿秋白受到了影响，开始研读社会主义的书籍。他以后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18]说的正是他1918年前后的思想。他开始抛弃佛教思想的影响，抛弃“避世观”、“厌世观”，对较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浓厚的兴趣。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瞿秋白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他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参加了5月4日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他作为俄文专修馆推选的代表参加了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学联），担任评议部议员，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6月3日瞿秋白与学生在街头讲演被警察逮捕。他对来探望的同学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20]6月8日，北京政府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只得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人民胜利了，学生们胜利了。五四运动使瞿秋白第一次接受了政治运动、革命运动的洗礼，成为他政治生活、政治工作的开始。他第一次领导了政治斗争，他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政见。他写的《不签字后之办法》在《晨报》发表。文中对政府提出三条对策，对国民提出六条对策，对学生提出三条对策。提出“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向导”。[21]这里号召学生研究政治，也表明他已决心投身政治。在五四运动中他也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劳工的力量，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了解俄国的愿望更强烈了。在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与李大钊的关系日益密切。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很快瞿秋白就参加了这个研究会。该会经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青年会，有时也在瞿秋白的住所聚会，学习和讨论问题。[22]这使他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如果说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那么它也把瞿秋白领进了风云变幻、需要千百万牺牲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瞿秋白推上中国政治舞台。

    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与郑振铎等人创办的《新社会》创刊。发刊词中说：“《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在《新社会》创刊号上瞿秋白发表了《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文中写道：“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竟一天一天涌起来了，英、法、美、日的同盟罢工，英美各国的妇女选举权，不是顶好的证据么？中国人怎么样？中国人还在睡梦里。人家大吹大擂的起来了！不能由你睡了！你要睡也睡不成了！快醒罢！你说都是捣乱，不安分。就是捣乱，就是不安分，你叫他安分也不能了，非但他不能，就是你要安分也不成了。空间是无阻的，思想是有渗透性的。与其后悔追不上，不如早一点醒罢！”“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潮流。”[23]这表明瞿秋白已认识到世界的新潮流势不可挡，而从“同盟罢工”一句来看，这一新潮流是社会主义新潮流，或者说包含着社会主义新潮流。瞿秋白已决心“捣乱”、“不安分”地追随新潮流，也希望中国的大众觉醒，迎合新潮流。以后他又在《新社会》发表了《革新的时机到了！》，文中谈道：“从前中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新政，庚子以后有新政，辛亥革命，几次几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因为总带着‘君子小人’主义的色彩。现在‘德谟克拉西’到了中国了！革新的时机真到了！我们应当：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求全人类生活的改善……”[24]这里虽然提出的是“革新”，但这是比辛亥革命更进一步的“革新”。接着又发表了《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社会运动的牺牲者》、《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文化运动——新社会》、《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劳动底福音》、《世界底新劳动节，中国底新劳动节》等文。这些文章表明瞿秋白对于政治、社会、新潮流的关注。这些文章也表明他的思想日益激进（《新社会》被查禁与瞿秋白发表的激进文章有密切的联系）。《劳动底福音》中写道：“救我们的只有劳动！血呢？赤色化呢？劳动你是人类的福音。劳动底福音。”[25]提到了“赤色化”。《世界底新劳动节，中国底新劳动节》中写道：德国“共产党主张继续罢工，他的势力更求扩张”；“德国的罢工——是世界上一最大，或将是最厉害的，非生计问题，非境遇改善问题底罢工；是最大组织的社会化的罢工；是希望最大结果的，彻底实行共产主义的罢工。可惊！”[26]提到了共产党、共产主义。《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是读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的感想与思考（可以看到受李大钊的影响及与李大钊的密切关系），文中谈道：“现在听说美国捉捕布尔扎维克党非常严厉，这都是历史派的运动，约略看来，胜败虽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的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27]这里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郑振铎回忆说：“当我们编辑《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时，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争论的，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我则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却以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们的影响，而主张什么‘人道主义’。《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但他没有提出别的名称出来，大家也都赞成我的意见，当即定名为《人道》。”[28]在《新社会》发表的文章之外，如1920年3月16日他写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谈道：“俄国布尔塞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29]这显然是向往“赤色革命”的表示。这些文章，是瞿秋白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但还不能说他已完全马克思主义化了。在这些文章中他还没有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章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不少文章以“？ ”结束，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在《文化运动——新社会》一文中最后写道：导火线“燃了又燃终是发不出——那第一步的第一步做了又做，尽是不肯再往前进——如何能到第二步，更如何能到最后一步呢？难道所谓‘新社会’，仅是比较‘旧社会’里多了许多在街上演讲爱国的学生，多了许多次游街大会么？难道这些运动是真正有实力的么？从文化运动——新社会，中间须经历的过程有多少！大家务必要注意才好”。[30]显然他自己也不知道到“新社会”的第二步、最后一步应该怎么走，他很想知道答案。在《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一文中最后写道：“在从‘现在的社会到将来的社会’之间底时间里，我们应当怎样去应付那些现在的逆势？”他没有写出答案。在《谁的利器？La grave，Le sabotage，谁知道呢？》一文中谈到工人的利器是罢工，然后问农民的利器是什么呢？他没有写出答案。这些答案是他要寻找的。这些答案到哪里去寻找？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一意到俄国去，就是要寻找答案。他要尽早解决心中的疑问，他要尽早解答中国人民的疑问。如他在《饿乡纪程·绪言》中所说的：“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31]他在《饿乡纪程》中又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32]他要为中国人民开辟一条光明的道路，要为中国新思想的发展担负起责任。[33]

    1920年秋，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共同启事”招聘驻外记者，瞿秋白放弃了在俄文专修馆拿毕业文凭，应北京《晨报》之聘到莫斯科当该报的特派记者。瞿纯白反对他到莫斯科去，瞿秋白不肯屈从。瞿秋白所以坚决要到俄国去，是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决定的，是他为中国寻找思想、寻找出路、为中国革命前途寻找答案的志向决定的，瞿秋白到俄国去，或许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后来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有关系，或许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党小组，无疑是很想清楚地了解苏俄共产党、苏维埃俄国的情况的，是希望有组织内的成员亲赴苏俄了解情况的，瞿秋白有这个条件自然希望瞿秋白去。瞿秋白是1920年10月16日清晨在北京乘火车去哈尔滨的。北京共产党小组现在一般认为是1920年10月成立的，是在瞿走前成立还是在瞿走后成立，瞿赴俄是否与北京共产党小组有关系，现在没有资料可以说明。[34]但从瞿秋白当时的一些言论中，似乎可以发觉他是与中国共产党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如他说：去苏俄的任务，是要在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35]“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36]为什么去苏俄的任务是研究共产主义、研究俄国共产党？这一方面说明瞿秋白向往共产主义，想深入了解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说明他可能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因为《晨报》没有给他这方面的任务，谁会给他这方面的任务？只有北京共产党小组。又如从他1921年1月写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以下简称《期望》，发表在1921年2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1期《远东来信》栏）来看，文中的“我们”，似乎有可能是在代表中国的共产党小组说话。文章末尾说：“俄国已经家喻户晓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我相信在中国也将很快开始，因为，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加入世界运动，我们就应该接近他们，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诚恳地希望承担起这一责任。”[37]这里的“我们”是要接近中国无产阶级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传授给中国无产阶级的，是要把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谁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只有中国共产党。这里的“我们”显然是指中国共产党。文中又说：“不久以前，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党（案：指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党筹备组织领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成员人数不多，但这个党的组成毕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一九一二年的革命运动并没有为我们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我们希望，现在这个运动将不会重蹈覆辙，我们竭尽全力学习你们的榜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致共产主义敬礼！”[38]这里的“现在这个运动将不会重蹈覆辙”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这里的“你们”是指苏俄共产党，这里的“我们”显然应指中国共产党，即“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学习“你们”苏俄共产党的榜样，“我们”中国共产党向“你们”苏俄共产党“致共产主义敬礼”。这些语言，不仅表明1921年1月瞿秋白已基本马克思主义化，而且有可能是在代表中国的共产党小组与苏俄及其共产党对话。这篇文章已经涉及中国共产党筹备组织的活动，说明瞿秋白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小组的活动的，说明瞿秋白与中国的共产党小组是有密切联系的，否则他是不可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小组的活动信息的。或许这也表明瞿秋白是得到北京共产党小组支持去苏俄的，否则怎么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苏俄共产党对话？再说此文原本是瞿秋白写给俄国共产党的一封信，如果仅仅作为一个记者，一般会给苏俄政府或新闻部门写信，而不会给俄国共产党写信。如瞿秋白与李宗武、俞颂华联名发表的《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刊登在1921年2月6日苏俄《消息报》），就是以记者身份写的。而《期望》只是瞿秋白一个人署名，没有与李宗武、俞颂华联名，说明此文不是代表来俄的中国记者写的，此文与李宗武、俞颂华没有关系，显然因为瞿秋白与“共产党”的组织有关系，而李宗武、俞颂华与“共产党”的组织没有关系，即此文不是以记者身份写的，当是瞿秋白以中国共产党一员的身份写的。又，为什么李宗武、俞颂华没有给俄国共产党写信？显然因为他们与“共产党”的组织没有关系。只有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人，才有可能给俄国共产党写信。从这一点来推测，也可以说明瞿秋白必与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有关系，从而也说明他去苏俄也与北京共产党小组支持有关系。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1920年3月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已参加了。1920年8月16日，瞿秋白等的人道社、周恩来等的天津觉悟社、李大钊等的少年中国学会及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商量五个团体联合。8月18日五个团体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再次开会，商定组合成“改造联合”会。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号召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联合起来“到民间去”，进行“宣传事业之联络”、“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以实行社会改造”。[39]这些是李大钊思想的反映，也是瞿秋白思想的反映。这表明瞿秋白与李大钊的合作由来已久。李大钊等人后来筹备北京共产党小组，大概也会告知瞿秋白，也会吸收瞿秋白参加。如果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在1920年10月，那么其筹备无疑当稍早，在筹备时李大钊当会告诉瞿秋白，按瞿秋白当时的思想状况，得知北京共产党小组在筹备肯定会积极参与。如果瞿秋白参与了北京共产党小组的筹备，那么他赴俄就会与北京共产党小组有一定的关系。按瞿秋白自己的说法，他是1921年5月张太雷到莫斯科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详下），即他赴俄时还不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尽管他还不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成员，但必定与北京共产党小组有联系，所以张太雷一到俄就立刻找他让他加入共产党。

    俄国之行使瞿秋白第二次接受了革命运动的洗礼，而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洗礼，使他基本马克思主义化、社会主义化了。

    瞿秋白与李宗武、俞颂华一起从北京出发，先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待了50天。哈尔滨的俄国人已不少，有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俄国的报纸、消息也很多，使他“先得共产党的空气”。[40]如瞿秋白详尽报道了一位俄罗斯到哈尔滨旅客的谈话，其中有：“共产党员对于工作，也异常的热心，他们大都在规定的时间外，再做几点钟自动而不受报酬的工作。到了休息的一天，还到乡村里去帮农人的忙的。非共产党员受了这种感化，也有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或到乡村里去帮助农民。凡无家室的人，有公共食堂和公共宿舍供给他们食宿。现在日间的儿童公育机关，早已成立了。这种机关，是一种不收费幼稚园。日间当母亲的把儿童送到那里，晚上把他领回，这样做母亲的，就不致有儿女之累，日间不能工作了。公益机关有好些是不收费的了，如彼得堡的电车，现在已经不收费的了；莫斯科的电车，目前虽还要收费，但是取费甚廉。凡是公事乘坐电车火车的，一律免费。并且若是有执照的到了站上，还可以免费得餐。富人的花园别墅，多已充公改为公园，任人游览。私家的藏书楼和私人所藏的古画及美术品，也都已充公，归为公有了。现在人人都要工作，人人都可以得着生活费。所以卖淫的娼妓生涯，无形之中也就消灭了……”[41]这些文字是对俄国共产党、俄国新社会的热情赞美，文字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也是瞿秋白向往的，是瞿秋白希望中国人民也能够获得的。还没有进入共产党执政的苏俄，已了解一点共产党执政的社会的美好。所以当他得知马上要启程离开哈尔滨前往苏俄时，内心阵阵欣喜：“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苏维埃俄国，是二十世纪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究竟如何情形，虽有许多传说，许多宣传，又听见他们国内经四年欧战三年内乱，总不知详细，只是向着自由门去，不免起种种想象。此去且要先经新造的民主主义的远东共和国，——为苏维埃俄国的缓冲地，行民主主义制度而执政党是共产党——布尔塞维克；亦是研究的兴趣盎然。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42]当火车离开哈尔滨，瞿秋白写道：“我与颂华说，请他负通信事务指导的责任，我当竭力帮助，——成败不问，尽力而已。我个人呢，定了一勉力为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车已离哈，从此渐入佳境，也就渐渐感觉责任的斤量。”[43]1920年12月18日，瞿秋白到达苏俄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在赤塔，瞿秋白得到了赤塔共产党委员会赠送的许多书籍杂志，其中有《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社会主义史》、第三国际之杂志《共产国际》等。“披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44]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到达苏俄首都莫斯科。在莫斯科，瞿秋白亲身感受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他惊叹、迷恋，积极、热情地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写出了《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俄罗斯革命论》（又名《现代的俄罗斯》）[45]等一系列论著。他听了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参加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46]，亲聆列宁的教诲、指导[47]，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了列宁的思想，明了了中国、中国革命的走向，他完全马克思主义化了。

    1921年5月张太雷到莫斯科后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瞿秋白正式开始参加党的组织生活。1922年夏根据中共“二大”党章，经中共中央批准，瞿秋白为中共党员。[48]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陈独秀、刘仁静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会议，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翻译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告别生活、工作了两年的莫斯科回国。1923年1月回到北京，开始了全新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回国后，瞿秋白很快担任了中共中央新改版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原为月刊）的主编，又任《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政论文章及译文，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3年6月，瞿秋白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会议，负责起草党的纲领草案。在中共三大上瞿秋白还作了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在会议的选举中，瞿秋白被推任为宣传委员会委员。[49]从此，瞿秋白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

    1923年7月，国共联合在上海办大学——上海大学，培养干部，于右任任校长（后由邵力子代理）。经李大钊推荐，邓中夏任校务长（总务长），瞿秋白任学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50]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杨贤江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人物都到校任教。上海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

    1924年1月，瞿秋白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参与国共合作的领导工作及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作。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五人中央局，与蔡和森一起负责宣传工作。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瞿秋白是领导人之一。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担任主编。

    1927年3月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连载了这个报告，而《向导》只刊登了一部分，[51]瞿秋白遂指示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写了序。序中谈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52]

    瞿秋白很早就重视农民运动，认为中国革命没有农民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详下），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投入中国民主革命，而毛泽东的看法与瞿秋白完全相同，所以瞿秋白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帮助毛泽东出书，不是偶然的。瞿秋白、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叫好，代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上发了瞿秋白1927年3月写的论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关于此书的写作时间的研究详见本书第二章）。书中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其中写道：

    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点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 （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一、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二、另有一派同志，是现在彭述之派的祖，自认为“正统的专政派”，反对一切民权……所以“无产阶级应参加国民革命，取得政治的地位，以至于革命领导权”一层意思，完全抹杀，变成废纸……[53]

    中国的彭述之主义，比俄国的杜洛茨基主义更坏，更明显的是孟塞维克主义的幻化……[54]

    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55]

    书中不仅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还强调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至于工人自己的武装，也已经非常之需要，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56]瞿秋白此书的主要思想是正确的，这使他成为中共五大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并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支持。这也使陈独秀下台以后，瞿秋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领导人成为必然。当然，书中也流露出“不断革命”论的思想，[57]成为他以后犯“左”倾错误的先导。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后被补为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58]中共五大上瞿秋白等人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陈独秀仍当选为总书记，右倾路线仍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大革命的失败无法挽救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反共以后，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囚禁，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难当头，瞿秋白等人挺身而出，一方面制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策划了8月1日南昌起义，另一方面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通过了瞿秋白与罗明纳兹共同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及其他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批评、纠正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如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谈道：“八七会议始终有极重大的意义……是洗刷旧的机会主义，建立新的布尔塞维克路线的第一步，没有它——共产党简直是要‘亡党’的。”[59]他在中共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又说：“大家都承认‘八七’会议是本党的重要关键。如果没有‘八七’会议，那么我们的党现在不知成了个什么东西。武汉失败后，‘八七’会议后，党有了新的生命，虽然是‘八七’会议对一切的问题还有不彻底明了的成分，但它战胜了反无产阶级的倾向。”[60]可以说八七会议[61]第一次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第二次挽救了中国共产党。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62]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下举行暴动的决定，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即建立红色政权，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号，而打共产党自己的苏维埃旗号。武装斗争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

    瞿秋白是书生型的政治领导人，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熟知的，但他没有务工务农从军的经历，又缺少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调查（而毛泽东则有务农从军的经历，又对中国社会有过深入调查），对中国社会的感性认识不免有局限性，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政治经验也有限，这影响了他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如他自己说的：“我的毛病是与工农群众接触太少，没有第一线斗争经验，因此不能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63]羊牧之回忆武汉时期的瞿秋白说：秋白经常自责“书生气”太足，“多次自责缺乏第一线斗争锻炼，‘是个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搞农运，不如彭湃，毛泽东。护工运，不如苏兆征、邓中夏。论打仗，又不如贺龙，朱德’”。[64]加之他的苏俄经历，使他比较会听共产国际代表的指挥，当国际代表执行“左”倾路线时，他就易于服从。这些成为他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

    1927年11月9～10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根据罗明纳兹意见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等。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并非处于低潮，革命运动仍在不断高涨，主张向中心城市进攻。[65]在组织问题上，会议过分追究了个人的责任，给予纪律处分，实行惩办政策。这标志着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完全形成并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这条路线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次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加紧组织各地的暴动。但12月11日发动的广州起义仅三天就失败了，这给瞿秋白敲了警钟，使他有所醒悟，下令停止两湖的年关暴动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暴动。此后，他尽管没有放弃城市中心论，但也开始重视农村的游击战及实行农村“割据”（详下），[66]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有价值的一步。

    1928年4月30日，瞿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瞿秋白主持了大会，并作长篇政治报告（讲了九个小时）。在政治报告中瞿秋白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检讨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及盲动主义的错误。报告中谈道：

    “八七”以来得相反危险倾向。“八七”后说“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放火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说来一大堆，并非上半天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下半天即能肃清。党经“八七”以后虽到现在努力在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不能说，现在没有机会主义了。中央渐次肃清了少数主义、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尚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中央反盲动主义以来，现在各处党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67]

    指出了盲动主义的表现，并希望认真谨慎地反对盲动主义。他在为政治报告讨论后做结论时又说：

    广州暴动时起，机会主义少了，但产生了盲动主义。从前联合战线的时候，民众站在斗争的前面，党却拖着它，命令不动，这就是机会主义。“八七”以后，群众尚没有起来暴动之处，党却拿着铁鞭去赶群众（命令不准不动），就是盲动主义。二者是紧相连结的，命令主义亦使党脱离群众。我们可以说机会主义可以分作两部分，先的是不动主义，后的是盲动主义。[68]我们现在两个口号，第一个是肃清机会主义，第二是打倒盲动主义。[69]

    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检讨了自己犯的盲动主义错误，批判了盲动主义。在中共六大的选举中，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然后按照六届一中全会的决定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第一任团长。担任这一职务，表明他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一，只是不再直接领导中国国内的革命。

    到1930年8月回国，瞿秋白又在苏联工作了两年。其间，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宣传，写了大量的论著。同时，不仅与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也与王明小集团的派别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被王明小集团诬陷，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1930年在国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发展起来，共产国际要求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路线，8月瞿秋白回国，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会后，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但是不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共产国际否定，被批评为搞“调和主义”。与瞿秋白积怨很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和其亲信王明，乘机对瞿秋白进行打击。在米夫操纵的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而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6月，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开始了时间更长、危害更大的王明“左”倾路线统治。

    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瞿秋白受到了一系列的打击、迫害，瞿秋白多次被迫作检讨，身心遭受摧残，病情时时加重，但瞿秋白仍积极为革命工作，继续战斗。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瞿秋白主要是自己找工作做——在上海同鲁迅等人一起积极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瞿秋白离开中国革命的领导岗位，这是中国革命的损失，但他投入文化工作，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建设、文艺事业，因他的加盟有了可喜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理论、文艺理论方面，瞿秋白以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文艺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当时鲁迅非常看重瞿秋白的理论文章，好几次对人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70]足见瞿秋白的贡献了。

    1933年12月，瞿秋白接到了到中央苏区去的通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1934年1月4日，瞿秋白到鲁迅家告别，鲁迅留他住下，三年来风雨同舟难舍难分。第二天晚上瞿秋白才回到家整理行装。1月7日夜，瞿秋白离开上海。2月5日到达江西瑞金。瞿秋白在1931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为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1934年1～2月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仍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及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抵达瑞金后即正式上任，还兼任了《红色中华》报主编，苏维埃大学（后并入中央党校）校长等。当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在四个月前开始，形势十分紧张，生活非常艰苦，瞿秋白拖着病体极为兴奋地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为红色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文艺事业等做出了杰出贡献。1934年10月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瞿秋白被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初，瞿秋白的病情日益严重，中央分局决定派人护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途中被保安团包围，有病之身的他实在无力突围，不幸被俘，时为2月26日。[71]

    瞿秋白被俘后，面对国民党的利诱和拉拢，毫不动摇。[72]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时年36岁。就义前，他一路高唱《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73]另有资料说，瞿秋白就义前在中山公园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讲演，其中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美好幸福的生活。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74]

    瞿秋白被俘后写了《多余的话》，其中有一些消沉的文字，但主要倾向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其中写道：“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75]瞿秋白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他的一生是在磨难中奋斗的、不屈不挠的、光辉的一生。

    瞿秋白不仅自己投身中国革命，为革命献身，而且引领诸弟参加革命。瞿秋白兄妹共八人。其中二弟、二妹早夭，四弟脑子迟钝由父亲带在身边，也在20来岁去世。大弟瞿云白，被瞿秋白带往北京，接受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在中共印刷所工作。以后被捕脱离共产党。[76]三弟瞿景白，1924年夏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尚未毕业，被瞿秋白带到上海大学学习，很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1926年随瞿秋白到广州工作。1927年随瞿秋白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记录。1928年随瞿秋白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后因与王明集团斗争而“失踪”，年仅23岁。[77]五弟瞿坚白，一直受瞿秋白影响倾向革命，1935年瞿秋白殉党后决心继承兄长遗志投身革命。1938年，由二哥瞿云白介绍，在武汉找到徐特立，由徐特立介绍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抗大学习。1940年到八路军总部工作。1942年底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的科长。1943年在日本侵略军大扫荡时牺牲，年仅32岁，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78]

    瞿秋白走过的道路对他进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有没有影响？答案是肯定的。其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的当事人，是一个时期的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切身的感性了解，能看到资料，能积累资料，为他研究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奠定了历史经验、历史知识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半地下、地下活动的社会中，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不可能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历史的，甚至一般的党员干部也不一定了解党的全局活动及历史，也就无法研究、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早期中共党内研究党史并有成果的，大都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除瞿秋白之外有蔡和森、李立三等，其主要原因即在此。二、他接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深刻的理性认识、了解，为他科学地研究、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奠定了科学理论的基础。一个不懂或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人，对中国共产党就会有偏见甚至是敌视的，是不可能客观科学地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国民党人、中国托派分子是很难客观科学地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当然，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修养，也容易造成他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论断出发论述中共党史、从共产国际论断出发论述中共党史的倾向。三、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走过弯路），这就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能有较准确的中国特色理论的定位，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定位，使他研究、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了更深层次、更为特殊的理论、经验基础。一个不懂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不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人，或对这些理论怀有偏见、敌视的人是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也就不可能客观科学地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公博、张国焘、王明等人就没有客观科学地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四、瞿秋白在中共党内的经历直接影响他对中共党史的认识，从而决定他的中共党史论述。他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直接影响着他的党史研究、论述；他受到王明路线的迫害也直接影响着他的党史研究、论述。他坚持正确路线时论述中共党史，一般来说，观点较为正确，值得肯定之处较多；他受错误路线影响时论述中共党史，观点就会出现错误，需要否定之处就不少。

    还有一点，瞿秋白青少年时代受到的良好文化教育，其中包括中外历史知识的素养、历史研究基本功的训练，对他以后研究历史、研究中共党史显然也产生了影响或者说打好了基础。瞿秋白青少年时期读了不少历史书。常在叔祖父的藏书中找正史、野史、稗史读。曾在史书上写眉批痛斥投降清兵的明朝大臣洪承畴。他进的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伯在学生中传播反清革命思想，使瞿秋白初步萌生了民主主义意识，激发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79]在中学里他读了《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中国近世秘史》等。他对同学说：要做一个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详前）。他中学时还喜欢讲历史，他曾给羊牧之讲《泰西五十轶事》，[80]这是讲世界历史，说明他已有了很好的历史知识、历史方法的功底。以后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时，他的挂表上老是系着一个“半两”的古钱，羊牧之不晓得这个钱是什么朝代的，瞿秋白就告诉羊牧之：“半两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汉半两，轮廓比这个要小一些。这是秦半两，大一些，秦半两是不可多得了。”在武汉时，羊牧之只知道堕泪碑是纪念祖先羊叔子的，不知道堕泪碑的来历，瞿秋白告诉他：“他是晋武帝时的征南大将军。他在襄阳时，深得江汉人民的爱戴。后人于是在他平时游憩之处建庙立碑，去游者莫不望碑堕泪，故曰堕泪碑。”[81]这表明瞿秋白对历史的兴趣及历史知识的丰富。他投身中国革命后，写的很多文章都善于进行一些历史比较研究，还专门写了一些历史研究的专论、专著。如《革新的时机到了！》（1919年11月）论革新，就谈到老子、孔子的治世方法都是不对的：

    譬如孔子，他主张古来的礼教，如郊天敬祖，祭名山大川，庠序学校，选举等制度，都有注意，应当保存的，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然而从孔子以后，三千年中间，并没有绝对反对他的学说，并且附和他的非常之多，为什么终究没有看见他们所理想的郅治之世？汉朝人通经致用的“道”，王通王道的“道”，韩愈所原的“道”，程朱陆王的“道”，是一代一代变迁，制度也是一代一代更改，古代的礼教究竟保存住没有？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总之，这两派根本上的错误，就是先立一个君子和小人或是贵族和奴隶的区别，因此，他们以为君子怎么样使小人，小人怎么样处治，天下就太平了……

    ……从前中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新政，庚子以后的新政，辛亥革命，几次几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因为总带着“君子小人”主义的色彩。现在“德谟克拉西”到了中国了！革新的时机真到了！[82]

    这里说的“翻开历史来……”，可以看到瞿秋白对历史的研究是很深的，他的历史意识是很浓厚的。他历数“戊戌新政，庚子以后的新政，辛亥革命，几次几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也表明他对这些历史都有过深入的研究。他纵论古今中外，中国从老子、孔子到民国，外国从苏格腊底到柏拉图到杜威，论证什么是革新，号召人民群众起来进行民主革新（民主革命）。这一方面表明他的政论历史感很强，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历史知识的丰富、历史修养深厚。而历史感强的论著，一般说服力也强。

    又如《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1925年9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义和团运动与五卅运动作了比较研究：

    普通谈起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往往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拳匪”，这是野蛮的排外主义；假使这班匪徒不这样胡闹，八国联军也不会来，辛丑条约也不会订了。这种人固然反对辛丑条约，反对庚子赔款，可是他们的论点是：义和团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外国人不应当将这种责任和罪名归到全国人身上，使全国人负担这样巨大的赔款。这种意见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谬论。……（义和团等）客观上这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当然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

    五卅运动，实在说起来，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不过五卅运动的方法、组织、策略，完全与义和团不同了。第一，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有极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的观念，绝不是盲目的排外……第二，工人阶级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反对中国军阀的压迫和卖国，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化……第三，中国工人阶级知道自己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责任，所以他们提出极具体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第四，中国工人阶级明白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意义……第五，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有很严密的组织，极伟大的团体，绝不是宗教式的结合。

    五卅运动和义和团的区别，正在于五卅运动有无产阶级做指导者，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做骨干，能督促资产阶级前进，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足以团结全国被压迫阶级，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国际的联络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而义和团没有……[83]

    又从总结义和团运动的经验教训中提出了五卅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方针。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批判了义和团运动消极的一面，总结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五卅运动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将义和团运动与五卅运动作比较研究，表明瞿秋白很重视并很善于进行历史研究，表明他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以后，很注意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也成为他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和任务）。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这样的研究，这在中共党内是较早的。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84]言诚不虚。除以上的文章外，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研究中国历史的论著还很多，如《中国革命史之新篇》（论国民党一大，1924年1月）、《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1925年2月）、《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 （1925年2月）、《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1925年4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 （1925年6月）、《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1925年6月）、《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5年9月）、《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1926年1月）、《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五七、五四、五卅——五五》（1926年4月）、《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1926年8月）、《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他之所以能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研究中国历史，至少具备了两个条件：一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二是有历史研究的兴趣和修养。他所以能在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研究中国历史方面做出贡献，也是因为他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又与他深厚的历史修养分不开。

    翻阅瞿秋白全部的著作可以看到，他还有一些当时很有分量的史学著作，如《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1922年6月）、《世界革命运动年表》（1926年6月，其中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年表》），以及十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俄国革命运动史之一》（1927年6月）等，还与瞿景白一起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录》（1929年）。[85]在这些书中，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扎实的历史基础知识、严谨的治史方法都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设想，如果他对研究历史没有兴趣，没有扎实的历史基础知识、研究历史的基本功，没有深厚的历史修养，他不会去编写这些书，也编写不出这些书。正是有了历史知识、历史方法的修养，又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修养，他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做出成绩，写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2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11月～1930年6月）等，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瞿秋白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文艺运动的发展，对中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发展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方面的贡献，对他的中共党史研究尤其有直接的关系，以下略作论述。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主要是中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章、书，提到了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进行简单的介绍，如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人的文章、书，如1903年前后在中国出版的日本学者的《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社会主义概论》中译本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片断的，有误解和歪曲的。[86]用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进行宣传，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其中早期贡献最大的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杨匏安、施复亮、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瞿秋白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略晚于李大钊等人，但他的宣传很有特色、贡献不小，大概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后来者居上。以下论述之。

    1.从转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走向直接介绍

    李大钊、陈独秀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间上是早的，但他们没有翻译过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他们主要是转达式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即利用他人的介绍资料、利用第二手资料进行转介绍。

    李大钊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经济学说，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做这些介绍和论述并非是直接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而是根据他人的介绍资料而进行转介绍。如他在文中说的：

    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87]

    由于是转介绍，尽管他这篇文章中有《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某些段落的译文，但这些译文，他声明“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 [88]即借用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译文。以上一方面说明，李大钊开始用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介绍马克思主义，并想纠正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有限的，他的介绍如他自己说的是“转介绍”。

    在转介绍方面有成绩的还有：杨匏安1919年7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撰文介绍“世界学说”，其中有《社会主义》（1919年10月18、20、22、23、24、27、28《广东中华新报》），《共产主义》 （1919年10月29 ～11月3日《广东中华新报》），《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9年11月11～12月4日《广东中华新报》）等，都是转介绍式的文章。陈独秀1920年发表《谈政治》， 1921年发表《社会主义批评》， 1922年发表《马克思学说》，也都是转介绍式的论著。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方面，依据日本的资料做出较大贡献的首推李达。李达1919年秋至1920年夏在日本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本著作：《社会问题总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1921年5月前后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翻译还不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又是根据日本学者的翻译及著作进行转译，仍有转介绍的色彩。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1920年9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也是依据日本学者的资料，也有转介绍的色彩。

    陈望道1920年6月17日至20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由他翻译的《马克思底唯物史观》，这是日本河上肇著《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的部分内容，有转介绍的色彩。1920年8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是直接介绍马克思主义，但他主要依据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的（参照了英文版），又有转译的色彩。

    依据欧洲资料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成绩显著的是蔡和森。蔡和森1920年1月底到达法国后“猛看猛译”，译出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李维汉就是看了他译出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开始摆脱工学主义的影响，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89]但蔡和森译出的这些书，有没有在中国国内公开出版，现在还没有明确资料。如果这些译著都在中国国内出版，那么在翻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著作方面，在直接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蔡和森的成绩是最大的了。只是蔡和森介绍列宁主义，还不是依据俄文资料。

    十月革命后，中国报刊对苏俄的宣传报道，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尽管正面的宣传报道也有一些，但基本上是反面的宣传报道占主导地位，以致“大家差不多把俄国看作世界人民的公敌”。1919年3月至4月间《晨报》发表的文章批评道：“这回俄罗斯革命，总算二十世纪一桩大事。那些过激派的举动，究竟是祸是福，总应该大家细细的研究，要是过激派的主义果然有些真理，我们可以采纳一二，要是过激派的主义毫无道理，我们亦可辩驳一二，这种责任差不多全负在新闻记者身上。不幸我国的报章，对于国外新闻，大概都取材于路透电、日本报纸，上海英文报及数家通信社，其中以翻译日本报纸为拿手好戏。列位想想，这素抱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口中的过激派，已非真正的过激派，我们根据这种消息断定过激派的主义行为，未免牛头不对马嘴了”（1919年3月1日《晨报》）。“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报纸、杂志、通信机关以及国家机关，都是在资产阶级的手里，所以世间所传的消息，都是攻击列宁政府的，我们中国人切不可闭着眼睛跟着他们走”（1919年4月13日《晨报》）。[90]这也说明，当时来自苏俄的正面宣传报道很少。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报刊对苏俄的正面宣传多起来，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报刊上介绍苏俄、宣传列宁主义很多还是第二手资料，如1920年2月10日《东方杂志》第17卷3号刊登的美国Jerome Davis著、雁冰译的《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3期刊登雁冰译、美国哈德曼著《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1920年2月29日《星期评论》第39号刊登的戴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美国前陆军情报局长讲和委员布里特氏在美国上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等，都是用美国的资料来介绍苏俄。又如1921年5月7日《共产党》第1卷第4期刊登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的节译，是沈雁冰从英文本转译的。[91]1921年6月1日（广州）《新青年》刊登《列宁底妇人解放论》，注明“李达转译”。1922年12月《先驱》第12期刊登李达《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以他人的资料进行评述，他还没有亲自到苏俄考察过。

    用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依据苏俄的资料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列宁主义的著作，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进行直观的介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由第二手资料转向第一手资料，由转介绍走向直接介绍，瞿秋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出了极其重大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第一人。[92]

    1920年4月13日，瞿秋白翻译完成了德国倍倍尔的《社会之社会化》（一名《未来社会》），后在1920年12月至1921年3月《改造》第3卷第4至7期连载。此书的翻译如瞿秋白自己说的：“我现在所译的就是俄文本，德文原本我没有看见过。读者如能搜着德文本参看，校正我的错误，就不胜感激了。”[93]即此书的翻译还不是从德文本直接翻译，而是从俄文本转译。此后，瞿秋白在介绍列宁主义、苏俄社会主义时，就以他俄文专业、赴俄记者的优势，以至于后来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优势，开始以第一手资料进行直接的介绍。

    1920年11月，瞿秋白翻译了俄国《前进报》上托摩《俄国革命纪念》文章，发表在1920年《曙光》第1卷第6号。

    1921年9月在《改造》第4卷第1期发表瞿秋白译自海参崴《创造》第2期上的凯仁赤夫《共产主义与文化》。

    1922年6月瞿秋白与王伊维一起翻译了苏联政府发行的通俗政治读物《政治常识》（郭范仑夸著）定名为《俄国无产阶级之社会观》。

    列宁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罗斯革命之五年》，瞿秋白翻译后刊载于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

    1925年2月瞿秋白完成了《列宁主义概说——改译施达林著之〈列宁与列宁主义〉里的一部》（即改译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在1925年4月22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一号“列宁号”上。

    1926年1月17日瞿秋白完成了《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改译，发表在1926年1月21日出版的《向导》143期。

    1926年瞿秋白翻译了苏联哲学家历史学家郭列夫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书，1927年由新青年社出版。

    此外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文献还有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艺术论》及《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党纲》、赤色国际委员长洛若夫斯基关于劳工运动的两个报告等多种。

    除了翻译之外，瞿秋白更多的是写文章写书介绍、宣传列宁主义、苏俄社会主义。因为他直接参加了苏联共产党的会议、共产国际的会议，以后又直接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直接与列宁、斯大林等人交谈，直接考察了苏联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的情况，然后写报道、写文章、写书宣传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宣传亲身感受的列宁主义，这比翻译俄文资料更直接更直观地向中国人民介绍列宁主义、苏俄社会主义。

    如1921年10月完稿、1922年出版的《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 1921年11月完稿、1924年出版的《赤都心史》（其中的《列宁杜洛次基》、《赤色十月》等篇记载了列宁的演说。《“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记载了俄政府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的谈话，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的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强调：“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94]。1923年以前完成了《俄罗斯革命论》（主要论述俄国革命的历史、政治制度的特点等），但书稿后来被战火所毁，没有出版，只有其中一篇《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曾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发表。1927年6月完成了俄国革命运动史第一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 1927年7月出版。他在此书《自序》中说：“我的计划是将俄国革命运动史分成四部分：（一）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二）俄国无产阶级之斗争与共产党；（三）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四）苏维埃及社会主义之建设。如果客观情形允许我，我必定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心愿。如今出版的是第一部分。”[95]遗憾的是其他三部，他都没有时间再写，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工作更紧张繁忙了。

    此外，关于介绍苏俄社会各方面情况在中国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论著有：《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1921年4月22日撰）、《俄都记闻》（其中有《全俄职工联合苏维埃第四次大会及全俄经济苏维埃大会》、《劳农政府之行政问题》等。1921年5月19日撰）、《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1921年5月12日至6月15日撰）、《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1921年10月31日撰）、《赤俄之第四年》（1922年4月19日撰）、《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1922年4月21日撰）、《一九二二年之西欧与苏维埃俄罗斯——俄国经济改造之新气象》（1922年4月22日撰）、《苏维埃俄罗斯之立法》（1922年6月8日撰）、《知识阶级与劳农政府》（1922年6月27日、7月3日撰）、《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1922年7月17日撰）、《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1922年8月13日至20日撰）、《俄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1923年11月4日撰）、《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1923年11月7日发表）、《新经济政策之意义》（1924年6月撰）、《从恢复时期到建设时代——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苏联的经济政治状况》……

    介绍苏联共产党情况在中国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论著有：《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3月31日至4月15日撰）、《全俄共产党十一次大会》（1922年4月22日撰）、《德国革命的失败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问题——从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大会到第十四次党务会议》、《苏联发展的总路线和新经济政策的“重新估量”——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列宁主义克服托洛茨基主义——苏联共产党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斗争》……

    介绍共产国际情况在中国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论著有：《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1923年1月撰）、《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1923年2月撰）、《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1925年4月撰）、《世界的农民政党及农民协会——赤色农民国际与国际农民运动的历史》（1926年6月9日撰）、《少年共产国际》（1922年6月撰）……《苏维埃的中国万岁——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论中国革命》 （1928年9 ～10月撰）、《战争暴动革命之年代——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意义》（1928年10月4日撰）、《世界无产阶级独裁——共产国际党纲问题》（1928年10月13日撰）、《国际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929年7月8日撰）、《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会议》（1929年9月4日撰）、《〈共产国际〉中文版发刊词》（1930年1月19日撰）……

    宣传列宁的文章、论著有：《历史的工具——列宁》（1924年3月9日发表）、《列宁与社会主义》（1924年3月25日发表）、《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1924年11月1日撰）、《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1925年2月撰）、《列宁》（1932年6月1日发表）……

    以上对苏联、苏共、共产国际的介绍，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介绍，是对社会主义的介绍，是对列宁主义的介绍，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此外，也有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如《马克思主义之意义》（1926年初撰）、《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1926年初撰）、《社会哲学概论》（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等，1923年撰）、《现代社会学》（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等， 1924年2月撰）等。又如《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3年4月1日发表）。以后又编辑了论文集《现实——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生前未能出版，后由鲁迅在1936年出版）。

    瞿秋白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著并不多，但他论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论著是大量的。他的翻译及论著，可以说结束了中国人转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转介绍列宁主义的历史，结束了转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直接介绍有什么优越性呢？就是避免了转介绍“雾里看花”，避免了误解。瞿秋白的宣传介绍，不仅从根本上澄清、粉碎了对苏俄社会主义的造谣、攻击，也有助于准确地理解、掌握列宁主义，同时也有助于准确地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在瞿秋白之前的转介绍中，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不准确之处是不少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马克思的理论分为三大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又说：“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96]这里没有提哲学，又把阶级斗争学说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主线，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这样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显然是不够准确的。有人则说：“马克斯主义底特色，一言以蔽之，就在于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特色，即在于注重物质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斯主义底特色，在于注重物质的条件。轻视了物质的条件便不成为马克斯主义。”[97]这里反映出来的只知唯物史观不知辩证法的现象，是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病。其原因大概是早期日本学者介绍唯物史观，就抽掉了辩证法（这被后来的日本学者批评，详见邵成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而中国人也受到影响。这说明，日本学者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已打了折扣，再以此为基础进行介绍就更要打折扣了。不过，以欧洲资料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有局限性的。他1921年2月11日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8月1日《新青年》9卷4号刊出）中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98]这里也没有提哲学，甚至不提科学社会主义，也是把阶级斗争看得很重要。为什么会这样，值得进一步研究。

    而瞿秋白在苏联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著是不少的，[99]又通过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理解、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列宁主义来理解、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更加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如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中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话“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儿的宇宙观”（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较为正确的理解反映），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批评“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是：1.总的宇宙观——辩证唯物论的哲学。2.社会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论。3.社会经济理论——经济学。4.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100]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分成四个部分，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但在当时还是比较正确的，比起在日本资料基础上的认识已正确得多。瞿秋白还强调：“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个绝对新的整个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101]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介绍，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是大大进步了（关于瞿秋白在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方面的贡献，以下详论）。

    关于社会主义，在瞿秋白之前的转介绍中，不准确之处也是不少的。如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怎么进行的？有人说：“吾们看社会主义运动底历史知道：一、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底起因是政治腐败。二、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是知识阶级底青男女。三、运动的出发点是思想改变。四、运动底手段是教育和宣传。五、收效于工农底觉悟。六、成功底枢纽在于由政治的转为经济的。”[102]这里不谈阶级斗争，不谈暴力革命，不谈共产党的领导，不谈列宁主义的指导，显然是不正确的。也有人批评苏联的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是不民主的，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彼等借社会主义之名，而用之于集权计划与国有事业，如其有背民主主义之原则，即不可称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俄国之铁路酒类与他项事业，多为政府所有，但其经营之目的，并无社会主义之意味……彼等徒以事业公有为社会主义进行之先声者，只可称之为社会主义之形式，非社会主义之精神……故政治民主与工业民主并合，方可称为社会主义之精神。”[103]

    当时恽代英论社会主义说：“我们就生物学理说，社会主义是当然的。因为宇宙的大法是注重大群，不注重小己的；就经济状况说，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分工的结果，人类生活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这样可知所谓社会主义，不仅是劳工的不平之鸣，不仅是被掠夺者的企谋报复的举动。这是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圆满根据的一种人的运动。一切社会主义的运动，都须从这一点着眼，才可谓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104]从“生物学理”上来论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受生物进化论影响的反映；从分工来论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的反映。说明他当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了解还很少，也不了解苏俄社会主义的实际。李大钊1921年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认为世界经济组织已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那么中国也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实业应按照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105]但文中没有具体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是怎样的，中国如何去照着发展实业。这表明，当时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很少，提出中国当时就要按照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显然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李大钊1923年发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释疑》，大概已经看到了瞿秋白介绍的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产组织，把社会主义介绍得具体了，也不再提在中国“应按照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

    瞿秋白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了解了社会主义，并从苏俄的实践出发论述社会主义，自然就比那些仅从理论上、学理上了解社会主义的论述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关于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际情况，瞿秋白有很多叙述。如：

    共产党员对于工作，也异常的热心，他们大都在规定的时间外，再做几点钟自动而不受报酬的工作。到了休息的一天，还到乡村里去帮农人的忙的。非共产党员受了这种感化，也有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或到乡村里去帮助农民。凡无家室的人，有公共食堂和公共宿舍供给他们食宿。现在日间的儿童公育机关，早已成立了。这种机关，是一种不收费幼稚园。日间当母亲的把儿童送到那里，晚上把他领回，这样做母亲的，就不致有儿女之累，日间不能工作了。公益机关有好些是不收费的了，如彼得堡的电车，现在已经不收费的了；莫斯科的电车，目前虽还要收费，但是取费甚廉。凡是公事乘坐电车火车的，一律免费。并且若是有执照的到了站上，还可以免费得餐。富人的花园别墅，多已充公改为公园，任人游览。私家的藏书楼和私人所藏的古画及美术品，也都已充公，归为公有了。现在人人都要工作，人人都可以得着生活费。所以卖淫的娼妓生涯，无形之中也就消灭了……[106]

    这些文字是对俄国共产党、俄国新社会的热情赞美，实际上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在《俄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一文中，瞿秋白谈道：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可以从三方面说明：一、由现状而论：“凡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于消费方面有协社帮助他取得廉价的消费品，有工厂或机关供给他住宅；在生产方面有职工联合会及劳动法保护他的权利；在政治方面有苏维埃行使他的政权。”二、由性质而论：“1.国有企业、矿山、银行、铁路、关税；2.苏维埃农场、生产协社；3.国有商铺、消费协社，都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之中，以次渐求其集中发展。私人承租的企业，私人的商业及纯粹小资产阶级式的农业却只受国家规划之间接的调节（如放贷政策，租税政策，铁路运费规例等）。所以可以说，俄国的经济是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的。”三、由趋势而论：“私人的资本主义亦在那里发展，国家的集合经济亦在发展。双方面的明争暗斗是免不了的。可是无产阶级国家既有必然竞争得过小企业的大经济制度（包括一切运输机关及放贷机关），又有政权足以支配社会活力，有教育足以养成新阶级的科学人生观，必定可以处于胜利的地位。此中最主要的力量，便是经济规划：譬如现时国内需要棉纱很多而国家不能尽行供给，那么，棉纱税减少，运费减轻，放任私人企业发展；同时，国家企业尽所有的能力大规模的整顿棉纱业，等到国有企业出产日多，价格日廉，那么，渐渐的加重私人棉纱品的租税及运费等，使私人企业衰歇下去”；“农业里的集合制度日益发展，应用电站，变全国成大农场，调剂现代的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那时农工业既然发达，消费品足够，组织技术精密，运输机关便利，——当然用不着商业了。俄国现时的政策正是如此趋于共产主义的”。[107]这里的论述尽管还有些理想化、理论化，如“用不着商业了”等，但总的来说是真实地说明了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趋势，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瞿秋白还强调：“苏维埃制度本是世界最民主主义的政治组织——独裁制是专对资产阶级而言。”[108]“有规划的经济却是资产阶级的根性所不能容的；所以非由无产阶级独裁，决不能实现社会主义。”[109]瞿秋白在《列宁与社会主义》中也指出：列宁“用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政权来逐步建设‘有规划的经济’——社会主义”。[110]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很好说明。在《列宁与社会主义》中还特别强调：“列宁最善于运用革命的原则，能应用主义到每个实际的事势上去，决不死守着纸上的主义。”[111]实际上就是强调了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不能按照纸上写的去做，而应按照社会实际去做。这为怎么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这些对苏俄社会主义的介绍，实际上也就是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经验、社会实际状况出发宣传马克思主义。如瞿秋白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中说的：“俄罗斯东方式而西方的国民性和马克思急激的彻底的预言式的学说混合起来而形成现时的政治状态”， [112]即说明了苏俄就是马克思主义具体政治状态的体现。又说：“凡此种种都是实际生活上所受的教训——人间化的程度愈深，愈见得共产主义实行之可施，而亦愈见得实行时的难有把握。”[113]通过苏俄的“实际生活”，说明了共产主义是可行的，即马克思主义是可行的，当然也有难度。他还根据苏俄的经验，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指出：“马克思学说，社会改造的程序是：（一）世界的社会革命，（二）无产阶级独裁制，（三）建设全世界统一的大经济单位，然后全世界统行大生产的制度，化全世界人类为无产阶级，再组织一无国界无阶级自由平等共产的社会。”[114]这是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比较具体清晰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如果说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宣传，主要是理论的、学理性的宣传，那么，瞿秋白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苏俄实际生活出发的，是正在发展中的、体现在实际生活中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直接提炼、宣传。这样的宣传，比纯理论、纯学理的宣传更直观更能打动人，更容易引起广大工农群众的兴趣，激励他们对现实的思考，更易于被他们接受、传扬。这样的宣传，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让广大工农群众向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时，这样的宣传，也有助于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有助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

    2.浅显简明地介绍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成果

    在瞿秋白直接、直观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宣传介绍中，还有两个特色：一是新，二是浅显简明。

    新，就是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列宁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最新成果，最贴近中国革命的成果，介绍给中国人民。

    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实际报告的题目是《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及世界革命之前途》），主要论述了十月革命五年来的经验教训，是列宁思想的最新体现，瞿秋白得到这个报告后就马上进行翻译，并很快发表。

    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是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讲，1924年4月26日至5月18日在《真理报》发表。这是斯大林研究、阐述列宁主义的最新成果。瞿秋白得到这个报告后就马上进行翻译，并又进一步加工——改译，很快发表。

    又如，当时赤色国际委员长洛若夫斯基1922年11月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作了劳工运动的报告，瞿秋白得到后立即进行了翻译，后以《共产主义之于劳工运动》（节译）为题发表在1923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6年3月初，洛若夫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作了《世界劳工运动现状》报告，瞿秋白得到后立即进行了翻译，很快在1926年5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5号上发表，1927年4月作为新青年社丛书之一种出版了单行本。以上两种都是当时阐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工人运动思想的新成果。

    台尔曼《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与德国共产党之任务》一发表，瞿秋白就进行了翻译。瞿秋白在前言中说：“此篇为其最近的著作，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列宁城真话报》。”[115]瞿秋白的译文很快在1928年10月4日《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3期上发表。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德国共产党领导人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

    1928年8～9月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党纲》，瞿秋白也很快进行了翻译，1929年11月《共产国际党纲及章程》中文本即在莫斯科出版。这两个文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些新发展。

    再如，瞿秋白翻译的《俄国无产阶级之社会观》，原名《政治常识》，是当时苏联理论界通俗阐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最新成果。

    郭列夫（1874 ～1937）是当时苏联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瞿秋白翻译他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是当时苏联理论界阐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

    此外，瞿秋白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些论述，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情况即时的论述，关于苏联共产党会议即时的论述，关于共产国际会议即时的论述，实际上也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些最新发展成果介绍给了中国人民。

    为什么瞿秋白重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成果的介绍？大概可以这样分析：他开始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时，已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已有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基本上都翻译了（没有全译本也有节译本、概要本），如果根据苏俄的资料再把这些已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进行更准确的翻译，就如把《国际歌》重新翻译那样，或者把以前已出版的他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成果再进行更准确的翻译，瞿秋白无疑是可以做的。但自《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至中国共产党建立，已过去七十多年，其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些具体论述中已有了一些过时的东西，如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马克思主张共同胜利论，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从欧洲几个主要的先进国家开始，不可能单独在个别国家内发生。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为一国可以首先胜利，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并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有不完善之处。相应的，那些在十月革命前出版的解说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免不了有过时的、有局限性的。因此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很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新成果，特别是与中国革命关系更密切更贴近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新成果层出不穷，而瞿秋白又日理万机，翻译新成果自然比翻译旧成果更有价值，更有利于指导新的实践，更切合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新成果，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瞿秋白的自然选择和自觉选择。

    如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虽然对十月革命后苏俄五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新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苏联有指导意义，实际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也有指导意义。如列宁谈到，革命胜利以后，新政府的机关不得不留用旧政府工作人员，而他们有意无意地对抗新政府，“破坏我们的事业”，因此培养新人才成为迫切任务。[116]要进行新的事业，必须培养新的人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也务必重视的。列宁还批评了1921年共产国际三大上通过的决议“俄国气味太重”，“别国的同志不容易懂。即使懂了，也不容易履行”。希望别国的同志“决不能当他神像一般挂起来祈祷”。希望别国的同志善于学习搞好革命运动。[117]实际上是希望共产国际的决议，不能只反映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应反映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不要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作教条看待。这对于中国革命也是有直接的重要指导意义的。瞿秋白的翻译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又如《列宁主义概说》（改译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对列宁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理论阐述，文中论述了列宁主义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进行的批判：

    第二国际派理论上的第一种谬误：便是以为无产阶级争取政权，必须等无产阶级本身成了一国内的多数。列宁主义却不同……第二国际派理论上的第二种谬误：便是无产阶级自身没有行政家、管理家，足以治理国家，虽得政权，亦不能持久。照这学说，差不多应当先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养成一班无产阶级行政家，提高无产阶级文化之后，再能去争取政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何以不可先取得政权然后再施行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种种教育，以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呢？……[118]

    所谓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当然不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同一天同一时，突然不约而同的暴动；——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巧的事。然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从那一国开始呢？向来的答复是：工业比较的最发达，无产阶级占全国民众里的最大多数，文化程度最高，民主主义最盛的国家里，可以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的理论以为这种答案绝对不对——不必一定要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能开始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整个儿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要在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开始破裂……[119]

    向来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同时有好几国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才能得到胜利，胜利之后，才能站得住，其实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家方面自相冲突的地方很多，列强和殖民地的利益相矛盾——他们的力量很不稳固，很不能统一，所以无产阶级尽可在各国内革命成功，而且成功之后，还能站得住，再进而辅助其他未革命国家内的被压迫阶级。帝国主义势力的自身削弱下去，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一个前提。[120]

    以上阐述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为苏俄十月革命提供了理论论证，实际上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论证，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重大指导意义。又如文中论述了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

    第一，党是无产阶级之先进的战队……第二，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战队……第三，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第四，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工具……第五，党应当代表革命的统一意志，内部决不能再有许多小团体或小组织……第六，党应当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派的分子，方能巩固。[121]

    这些理论、原则不仅是苏联共产党建设的指针，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指针（中国共产党的党纲、章程以后就按列宁的理论进行了修改）。文中还阐述了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强调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这些理论，都是列宁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观察、新研究的结晶，大多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没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有极其重要的、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

    文中还对“列宁主义”进行了理论概括：

    有人说，列宁主义是应用于俄国客观情形之马克思主义。这一说固然有几分理由——列宁确是能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俄国的特殊的实际状况上去，而且是应用得非常之好。——然而假使列宁主义仅仅是应用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成了俄国一国的现象；列宁主义决不止只有这一点意义……然而列宁主义始终不就是等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马克思和昂格士所处的时代，是欧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工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当时依实际阶级斗争的经验，自然只能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大纲，而不能及其纲目；一切策略上的指导，还只是预备无产阶级革命，而并未研究到执行无产阶级革命及独裁制的种种更具体的问题。马克思和昂格士将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研究过，创造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大纲。随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帝国主义，到财政资本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便日进于实际执行革命及独裁制的工作。列宁的理论，正是根据于马克思主义，再从这种实际工作中的经验里锻炼出来的，——所以对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已经可以实际开始时的具体策略问题，如无产阶级独裁制与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与殖民地民族革命之关系等问题，便有格外详尽的研究，发见许多新的原则。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革命思想之大纲；列宁主义呢，便是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122]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对列宁主义进行的较全面准确的理论阐述。说明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主义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习掌握列宁主义。这对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学习掌握列宁主义，从而推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学习掌握列宁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学习掌握列宁主义、推动中国革命运动也是至关重要的。而瞿秋白及时介绍阐述列宁主义的最新成果——《论列宁主义基础》，显然也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再如洛若夫斯基《世界劳工运动现状》二十一节中有两节专谈中国革命。第六节“殖民地上职工运动之迅速发展”高度评价了中国五卅运动的发展，指出：“中国工人五卅时期的斗争，是十月革命后世界史上第一等的重大事变。他对于帝国主义者有严重的打击”；“中国无产阶级的运动，使民族解放运动进了一个新阶段”。希望各国共产党加强宣传中国革命，希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要努力“赞助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及职工运动”。[123]第七节“国际的社会改良派与中国革命”，指出：国际的社会改良派、黄色职工国际不赞助中国五卅运动，暴露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尾巴，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124]在其他节中也论述了中国工人运动。提出要善于搞好工人的统一战线，“要会观察时势审察各种力量的相对关系，摸着工人群众所感受的最深切的痛处提出最紧迫最切实的口号”，“推动最广泛的群众来争这些口号，以一切的能力，极端的坚决，诚恳的忠实，切切实实的，而不形式上的去领导群众——这才是真正的行动中的列宁主义”。[125]要“真真实实的实行我们工会工作的布尔希维克化，切切实实按照列宁主义去取得工会，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仰，——准备工人群众实行社会革命！”[126]显然，洛若夫斯基的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了解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发展的新情况，了解工人运动发展的新思想新理论，是极有价值的，是十分贴近中国革命实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国革命很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的。

    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党纲》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特别是深入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中第四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独裁》、第五章《苏联无产阶级独裁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第六章《共产国际争取无产阶级独裁的战术和策略》，都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各方面的理论问题的），这些阐述中已有列宁还没有论述过的问题，如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系统里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术和策略”等，都是列宁还没有展开论述的。这使这个党纲成为列宁主义的最新阐释，也可以说是列宁主义的新发展。这个党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指导已更具现实意义。这个党纲的第六章第一节“工人阶级里仇视共产主义的社会思想”对中国的孙文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孙文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式的‘社会主义’”，是抹杀阶级概念的，是不要无产阶级起来实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却只是要求一种极不确定的社会幸福；他所谓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是和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前途，不相关联的。因此，孙文主义，虽然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里，发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可是随着国内阶级分化和中国革命发展的结果，却使他从中国革命发展的思想上的形式，变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锁链……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思想上的前进，必须要有坚决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欺骗并且肃清孙文主义思想的残余”。[127]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认识孙文主义的本质显然是有指导意义的。这也说明，《共产国际党纲》是非常贴近中国革命实际的。

    以上说明瞿秋白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最新成果介绍给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这是瞿秋白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体现，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特别是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做出重大贡献的体现。

    实践是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理论也是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从实践的发展和需要出发，介绍、宣传新理论，学习、掌握、运用新理论，才能指导实践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与时俱进。

    浅显简明，主要就是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成果中的较为浅显简明的成果进行翻译和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新成果很多，就挑选那些浅显简明的成果进行翻译介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新成果作浅显简明通俗的介绍。

    如《俄国无产阶级之社会观》，原名《政治常识》，是当时苏联政府出版的向苏联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简明通俗读物，专供“劳工学校及校外教育之用”。瞿秋白所以要翻译此书，就是因为此书是当时苏俄出版的最浅显简明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书，也是适合于做中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书的。他在《译者序》中指出：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于欧美各国之间，为最幼稚”，革命胜利后，为了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故有此浅显的，却能论及社会，政治，经济，革命之总观的书籍出版”。而“中国无产阶级程度之幼稚，甚于俄国尚且百倍，何论英法。劳动阶级以中国文字之艰奥，教育之狭隘，即觉悟者也苦无知识，为之工具。故译者愿‘卑之毋甚高论’，敢介绍胜利的无产阶级之社会观，而特取此最浅显最简明之无产阶级著作（无产阶级社会观之学说，本甚深奥，学理邃远）。但愿‘苦力’、‘下等人’、‘伙计’得此而知世界社会，当作如何观。中国劳动同胞，幸勿负此意！”[128]此书是不是简明？从此书的目录中就可以大概看出。此书四万余字共12章，目录如下：

    第一节 资本主义

    第二节 阶级斗争与政党

    第三节 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节 共产主义

    第五节 第一国际及巴黎公社

    第六节 俄国革命运动史之一斑

    第七节 俄国共产党史之一斑

    第八节 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

    第九节 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及苏维埃俄国第十节 职工联合会及其功能

    第十一节 苏维埃俄国之经济发展

    第十二节 红军

    一本四万余字的书，囊括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统一战线理论、经济理论、军事理论，又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俄国共产党历史，介绍了十月革命及其后的苏俄情况，确实是言简意赅，很简明。此书是不是浅显？这可以从书的具体文字中看到。此书在行文中，一般先提出问题，再进行解答式的叙述。如第二章中论述“阶级”概念：

    什么是阶级？社会中之一部分，在经济生活之中，占同样的地位。换言之，他们对于生产的资本和工具，有同样的关系，并且生活的手段，也是相同（或得利润，或赚工资，或依自己的劳动生产品）——这样的一部分的人，谓之一阶级。例如资本家的组成一个阶级，因为他们都是大私产者，是剥削者，享受利润（非劳动的收入），而自己什么生产品，都不直接去制造。至于工人阶级，或谓无产阶级，这个组成阶级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没有生产资本的私产，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工力（被佣）以求得工资，他们在资本家企业中，为一切货物的唯一的生产者。[129]

    在当时，向工农大众讲清楚什么是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并非易事。而这里把这些当时是新的高深的概念进行了浅显的说明，很容易懂。又如论述“政党”：

    政党是什么呢？政党是一种“阶级的组织”，负指导和组织阶级斗争之责任，而以夺得政权，或巩固政权为目的。然而政党不应当和阶级混同，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最有觉悟，最有远见而最积极的。政党的党员愈多，则党中的训练愈成熟，团结力愈坚固——他的斗争的成功，也必愈大。至于政党的组成，因阶级之不同而异，每一阶级，都有自己的政党。[130]这里把什么是政党、政党有什么作用、政党怎么发展等都作了通俗的说明，既说清楚了政党的理论概念，又对现实中的政党发展有指导意义。这里介绍的政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这大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的较早的传播。又如论述“共产党”：

    共产党是“劳动”之政党，他的倾向，要消灭地球上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他的工厂土地及一切财富，而归之于劳动者之手，任令支配。这是要消灭人与人之间，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现象，而根据新原则，建筑新社会。此新原则，就是平等，普遍劳动。现在没有一国没有共产党，各地的劳动者，都明白只有共产党是解放劳动之坚决者，所以都联络合于其旗帜之下。共产党所指示之路（武装反抗）是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压迫的唯一正当的道路。[131]

    这里没有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似不够准确，但“劳动之政党”的说明在当时是通俗易懂的。这里不仅说清楚了共产党的理论概念，也宣传了工农群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摆脱剥削压迫，获得解放，宣传了共产党走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路是唯一正当的道路。向中国的工农大众作这样的宣传，显然就是号召工农大众跟中国共产党走，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来看，瞿秋白1922年就把此书翻译介绍给中国人民，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实在是很大。

    总之，尽管此书涉及很多新概念新名词新事件，但都作了浅显通俗的说明，此书原来写得就较浅显通俗，瞿秋白的翻译也浅显通俗，虽然还不是完全口语化，可还是通俗易懂的，应该说是苦力、下等人、伙计、劳动同胞等普通劳动大众只要略有文化水平都能看得懂。以后瞿秋白写的通俗读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借鉴了此书的浅显简明，而且口语化了。

    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面，1928年4月初瞿秋白翻译的德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摩陵）的《历史唯物主义》（1929年1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也是经过苦心选择的，既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成果，又是简明读物。瞿秋白在此书译者《小引》中指出：

    此篇为唯物史观的简明解释。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者，每苦巨著繁重，而哲学一方面的理论，他们整部的大著作尤太深奥，不合初学，所以先译此篇，以为阶梯。[132]

    梅林在此书中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更全面的说明，同时批判了诸多对历史唯物主义非难的观点。如谈到了历史唯物论与自然科学唯物论不能混合：“历史唯物论包括自然科学唯物论。而自然科学唯物论不能包括历史唯物论。”[133]谈到历史唯物论并不否认一切思想上的能力，[134]并不否定一切道德规范。[135]也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论述（稍早瞿秋白在翻译郭列夫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时译为“互辩法”，这里已译为“辩证法”）。[136]还谈到唯物史观并不能说“已十分完备”，它还要发展。唯物史观不能滥用，否则“也足以隐晦真理”。谈道：“历史的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只有无产阶级解放之后，历史唯物论才能充分发达，而历史乃成严格的科学；历史方能尽其所当尽的职任，——为人类之指导者教诲者。”[137]此书中的某些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没有涉及的，此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阐述，同时又是涉及广泛内容的简明读本。

    为了浅显简明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瞿秋白还采用了“改译”的方法。如“改译”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为《列宁主义概说》。所谓“改译”，就是用大众较易明白较易接受的结构和语言，来介绍原著，介绍列宁主义，就是为了简明、浅显、通俗。如他在《跋》中说的：

    施达林的《列宁与列宁主义》一书，已由郑超麟同志译出，读者可以参照而观。“改译”本为戏剧家洪深所倡，原意是在接近中国读者。周作人当年提倡的“直译”，在流毒不浅，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完全不同，如果直译那便是外国文初学的练习簿！[138]

    这是在翻译理论上大力提倡改译，坚决反对直译的体现。这里没有说明什么是“改译”。实际上，改译与直译不同，改译与意译也不同。意译与直译不同，但意译仍是不改变原著的结构、内容。而改译则改变了原著的结构、内容。瞿秋白在理论上提倡改译，在实践中也力行之。他为什么一方面让自己的秘书郑超麟译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全文，另一方面又自己改译《论列宁主义基础》呢？自然就是为了使这部特别重要的著作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去读、能看懂、能掌握，即能更加“接近中国读者”。如果全译本《论列宁主义基础》是面向文化水平稍高的人，那么《论列宁主义基础》改译本就比较简明浅显，是面向文化水平较低的基层共产党员、工农大众。把《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改译本与全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改译本确实简明浅显得多。

    《论列宁主义基础》全译本为六万字左右，分九个部分：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二、方法；三、理论；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农民问题；六、民族问题；七、战略和策略；八、党；九、工作作风。而瞿秋白的改译本仅一万六千字左右，仅六个部分：（一）列宁主义之历史根源；（二）列宁主义之方法；（三）列宁主义与理论；（四）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五）无产阶级独裁制论；（六）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政党。改译本把原文中的“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和策略”、“工作作风”等节删去了，大概主要是因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与中国国情还不是十分密切。如“农民问题”一节主要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等；如“工作作风”一节主要谈“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暂时还不大，所以就没有译述。改译本的第四节“列宁之无产阶级革命论”的名称是原文的九节中没有的，但其内容并不是原文中没有的，而是原文第三节“理论”中论述的第三个问题（原文第三节“理论”论述了三个问题：一、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二、对自发“论”的批判；三、无产阶级革命论）的内容，因为其中论述了列宁“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论断的三个理论依据，也是帝国主义时代为什么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三个基本原因，自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特别重大，瞿秋白觉得特别重要，就把它独立出来。此外，原文中每一节的内容，也是选择其中的要点，选择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的部分进行译述，一些与中国革命关系不密切的内容，就没有译述。如原文第八节“党”八千字左右，而改译本第六节“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政党”仅二千字左右。原文中引用列宁的原话有七大段，改译本一段没译，而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六个要点作了译述（详上）。原文中一开始关于考茨基的论述，改译本也没有译述。原文中谈苏共内部事务，如“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139]这些内容，改译本也没有译述。以上改译过程中的不少改动，应该是更接近于中国革命，更适合于中国读者，也使改译本更简明扼要，无需用很多时间就可以看完，就可以宣讲完，既有利于广泛传播，也有利于把列宁主义的精髓介绍给中国读者。

    如果把瞿秋白改译本的文字与现在的翻译本文字比较，也可以看到瞿秋白的改译本是较浅显通俗的。如关于列宁建党思想的第五点，1979年出版的中译本为：

    （5）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在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以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是统一的党还是党内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设想的……（按：以下还有八百字。）[140]

    瞿秋白的改译本为：

    第五，党应当代表革命的统一意志，内部决不能再有许多小团体或小组织。党的职任既在夺取并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那就他自己必定要团结得非常之紧，有铁的纪律。所谓铁的纪律便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行动绝对的一致。当然不是说，党内不应当有意见的争执、批评和讨论。铁的纪律，正要预先有详细谨慎的讨论和批评，然后大家共同服从多数的决议，这才是自觉的自愿的服从，而不是盲目的机械式的服从。可是，既经议决之后，批评和讨论既经充分辩明之后，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便是全党党员的天职。否则，决不能有统一的党，更无所谓纪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步骤尚且自相参差不齐，怎能指导群众，怎能克服强大敌人呢？（按：第五点全部内容至此结束。）[141]

    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译为“无产阶级独裁制”在今天看来不够准确外，其余的文字，瞿秋白的改译本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如“党应当代表革命的统一意志，内部决不能再有许多小团体或小组织”，应比“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通俗易懂。“既经议决之后，批评和讨论既经充分辩明之后，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便是全党党员的天职。否则，决不能有统一的党，更无所谓纪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步骤尚且自相参差不齐，怎能指导群众，怎能克服强大敌人呢？”应比“在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以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是统一的党还是党内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设想的”通俗易懂。“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步骤尚且自相参差不齐，怎能指导群众，怎能克服强大敌人呢？”这一句是瞿秋白改译时增加的，加了这一句显然就使文义更浅显，更明白易懂了。尽管加了这一句，改译本第五点的文字仅290字，而全译本第五点的文字为1100字。改译本既通俗又简明。

    为了浅显简明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瞿秋白还采用了附录文章的方法，即在翻译以后再写补充性的文章附在译文后面，以便读者借助补充文章进一步了解译文、把握译文。如翻译郭列夫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全书十余万字，目录如下：

    绪论 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之精神解放的工具；二、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愚暗的整个儿的宇宙观；三、马克思的哲学从此应当成为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中的哲学

    一 何为哲学

    二 唯心论与唯物论

    三 近代唯物论之发展

    四 现代唯物论与科学

    五 唯物论的历史观

    六 马克思主义之阶级论及国家论

    七 唯物论与宗教及道德

    八 唯物论的艺术观

    九 唯物哲学与阶级斗争

    十 互辩法与科学

    十一 科学之对象——社会

    这是国内最早的篇幅较大的系统宣传唯物论哲学译著之一，不仅介绍了唯物论，也介绍了辩证法，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也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从目录来看，除了把“辩证法”译为“互辩法”外，其余的文字都是通俗易懂的（在当时或许“互辩”较“辩证”更通俗易懂）。特别是《绪论》中论述的三个问题，应该说比较准确又比较通俗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及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而且也可以看到此书的翻译是面向工农大众的。而瞿秋白为了使读者更易于了解此书的内容，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哲学，他还特意写了两篇文章附在此书之后一起出版。他说明：

    这附录之中包含两篇文章： （一）唯物的宇宙观概说， （二）马克思主义之概念——都是我一九二六年年初自己研究唯物论哲学时所钞录的笔记，其中当然没有甚么独出心裁的地方。不过郭列夫原书上所叙的唯物论与科学，其行文的体裁比较松懈，所以我的第一篇附录，亦许可以帮助读者更有系统些了解唯物论的宇宙观及生物观。至于第二篇附录，亦不是多余的，因为它很可以帮助读者得到对于“马克思主义”一名词的正确概念，不至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就限于唯物史观及其经济学说。[142]

    这里所说的第一篇文章“唯物的宇宙观概说”，现以“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全文一万字左右，可以说把郭列夫十余万字书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如第一个问题就论述“唯物论之总定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基础是在于互辩法的唯物论。互辩法唯物论的名称便可以表示：马克思的唯物论是唯物论与互辩法的综合。”[143]然后对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对认识论等都作了论述。最后对唯物论进行总结，提出了六个要点：

    1.物质在宇宙之间是唯一的。物质世界之外，并无任何别种世界，如天堂、地狱、物如、三界、唯心等等。

    2.精神是物质的特别性质。精神不能和物质相离。独立的精神世界绝对是没有的，也决不能有。

    3.地球的历史足以证明：客观物质的存在，较主观精神的发展，久远得多……

    4.人——是宇宙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完全服从自然世界的规律。

    5.认识的唯一根源是外界物质。外界物质对于内部物质（脑经）的影响足以规定认识。

    6.符合实际的认识便是真理。[144]

    应该说以上二百余字对唯物论的要点的简明概括在当时是较全面的，而且很通俗易懂。读了瞿秋白这篇文章再去读郭列夫的书，大概可以豁然贯通。就是不读郭列夫的书，只读瞿秋白的这篇文章，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为了消除中国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误解，文章的最后还作了一个澄清：

    最后，应当说明唯物主义一字，还有一种意义，就是通常对于私人道德上的评语：说某人唯物主义者，这等于说他是利己主义者，只是贪图肉欲的满足，不知道其他精神上及文化上的事业，也没有丝毫理想和志愿。这种唯物主义和哲学上的唯物论是迥不相牟的。唯物论的哲学家往往在私人道德上是极伟大的道德家；唯心论的哲学家往往会在私人道德上却是卑污不堪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论唯物哲学的时候，决不可把通常世俗的所谓唯物主义和哲学上的唯物论相混。[145]

    这样的说明，对于中国读者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很有必要的，这也使瞿秋白的译本能更接近于中国读者了。只是“唯心论的哲学家往往会在私人道德上却是卑污不堪的唯物主义者”一句，还有点绝对化。

    郭列夫书的译本附录的第二篇文章，即二千余字的《马克思主义之意义》，很简明地说清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分为：1.总的宇宙观——辩证唯物论的哲学。2.社会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论。3.社会经济理论——经济学。4.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详上）。这对于中国读者全面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认识或误解是有重要作用的。

    瞿秋白是立足于向中国普通群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努力做到浅显通俗，这就使郭列夫书的译本出版后影响很大，1927年初版后，不断再版，当时《出版月刊》曾介绍说：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的入门书”。[146]1928年1月郭沫若在日本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就读了瞿秋白此书。[147]到1943年12月24日，毛泽东还写信向刘少奇推荐此书，说：“郭列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148]足见此书的影响。这也可以说明瞿秋白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

    在浅显简明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除了翻译，瞿秋白还撰写了不少通俗性论著如教科书等，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如：

    1923年他完成了《社会哲学概论》讲义（作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讲义》之一，1924年3月由上海书店印行[149]）。其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物质与意识、经济与社会、矛盾运动转化、否定之否定等理论，介绍了“互变律”——辩证法，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

    1924年2月他完成了《现代社会学》讲义（作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讲义》之一，1924年3月由上海书店印行[150]），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进行了通俗的介绍。其中谈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时说：

    法国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封建制度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第三阶级的革命；同时法国革命是历史的必要，——因为没有他资本主义便不能充分发展。俄国的农民解放亦是如此。社会主义之为历史的必要，正是这样的意义；——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便不能往前发展，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必要条件；马克思和昂格士称为社会的必要性。同时社会主义又是社会发展之必然的结果，所以又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必然性”。[151]

    这里通过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把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必然性作了简明通俗的说明，很容易懂。书中还批判了否定马克思科学预言、否定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否定共产党奋斗必要性的论调，[152]使中国大众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必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书中对辩证法作了比《社会哲学概论》更通俗浅显的说明：

    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及社会间的一切现象可以有两种观察法。一种以为一切都是静的，一成不变的。还有一种便以为是变迁不居的。第一种是所谓静力观，第二种是所谓动力观。当然，我们略加考察，便可以知道，宇宙间一切都是动的。以前的人以为日月星辰都不动的，而现在我们知道物质界的现象无不是动的了……总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动”与“变”之中，没有一种东西是停滞不变的。……这种“动”与“变”是永久不息的。全宇宙是“动的物质”。因此，凡是研究一种现象，必须观察他的发生、发展及消灭，——换句话说，便是“研究事物之动象，——研究事物于其变动之中”。决不可以只见事物的静的方面。“静”是我们主观的想像而已。这种动力观叫做“互辩法”或“互变律”……现代哲学里的动观派，最深入的便是黑智儿（按：现译为“黑格尔”）。黑智儿的“动”是指精神的动，——精神的动是宇宙的根本。马克思便反过来指出“物质的动”是宇宙的根本。[153]

    这里说的“互辩法”或“互变律”，即辩证法。这里用“动”与“变”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涵作了简明通俗的说明，既可使人一看就懂、一听就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可使人很容易把握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在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方面，无论是在翻译介绍方面还是在论述介绍方面，瞿秋白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学者指出：在1924年以前，真正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解释哲学根本问题的文章几乎一篇也没有。1923年秋，瞿秋白出任上海大学学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等课程，他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154]

    1924年6月瞿秋白在上海夏令学会作了《社会科学概论》讲演，讲稿1924年10月由上海书店出版。此书四万字左右，而论述的问题非常广泛。书分十二章：一、总论；二、社会之意义；三、经济；四、政治；五、法律；六、道德；七、宗教；八、风俗；九、艺术；十、哲学；十一、科学；十二、社会现象之联系。对社会主要现象的主要方面都进行了论述，足见其简明扼要。此书用马克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也批判了世俗唯物论、机械唯物论。书中强调：无产阶级要用互辩律的唯物论做革命斗争的指针。[155]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时，再一次强调：“世界的资本主义发达到极点时，必然有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一九一七年已见之于俄国。俄国革命仅是世界革命的开始。”[156]并简明客观地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弱的国家取得了成功，实际上介绍了列宁的一些思想。也指出：“资本主义较弱的地方容易开始社会革命，而胜利后难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凡是资本主义较强的地方难于开始社会革命，而胜利后容易实行社会主义。”[157]瞿秋白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这个分析在当时是客观的，在今天来看也是客观的。这是瞿秋白简明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体现，也是研究深度、宣传深度的体现。

    瞿秋白还有一些文章也通俗地介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如1924年8月写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就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实用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再则，各人的利益不尽相同，——所以实验主义便只能承认：有几种利益便有几种真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有人以为这种学说和马克思的互辩律的唯物主义很相近。其实不然。第一层应当注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注意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客观的现实世界确是变易不息的，我们因此要求科学的真理——确定的真理，求此变易之中‘不易’，不能象实验主义那样，只认暂时有益于我们的算真理。我们得了科学的真理，客观世界的定律之后，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不能安于琐屑的应付。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158]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所注意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言简意赅，通俗地、一针见血地一句话就把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截然地区分开来。从以上的分析批判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把握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广度。

    又如，1927年12月9日至1928年1月5日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其中第一节“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第二节“民生主义的真面目”；第三节“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用唯物史观，批评了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能取得领导权，领导半无产阶级的贫民兵士，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努力推翻中国的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所凭藉以剥削中国的主要基础，然后中国国民革命方能完成。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呢？他的观点恰好相反。他以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大贫”不应当反对“小贫”，而应当服从“小贫”，造成“民族的统一”之全民革命。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应当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将要领导（利用）民众力量，排斥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然后既不得罪地主，又不得罪资本家，“大家和平合作”，从事于所谓建设事业——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孙中山所举德国俾士麦的事例）。这不特没有丝毫社会主义的臭味，并且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前途也完全是乌托邦。[159]

    这里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用民生主义指导是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甚至也难以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里既宣传了马列主义的中国革命理论，又批判了影响中国革命的错误思想，以帮助中国人民端正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这表明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不仅是面向中国大众的，是贴近中国革命实际的，而且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问题，要指导中国革命。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瞿秋白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战斗性，在批判错误思想理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也是瞿秋白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特色。

    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书面宣传不少是面向知识分子的，如李大钊的宣传文章中，有时夹有英文，像《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0月15日）、《妇女解放与Democracy》（1919年10月15日）、《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1921年5月4日）等，这显然是给知识分子看的，不是给文化水平低的工农大众看的。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一方面共产党内工人农民的成分在逐渐增加，另一方面共产党需要动员组织工人农民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提高他们的觉悟，就必须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因为马列主义是不会在工人中自发产生的，更不会在农民中自发产生，这就需要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而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就必须用他们听得懂的浅显通俗的语言，用他们看得懂的浅显简明的书，否则晦涩艰深，篇幅庞大，就不易被广大工农群众接受，也就难以收到宣传的成效。从传播学来说，简明浅显，易于传播，易被接受。瞿秋白就批评过中共党内的某些人“根本上不愿意适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于一般能读些书的群众之中”。[160]瞿秋白指出，这些人习惯于封建的“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不根本改变封建式宣传教育方法，宣传不可能收到实效。在面向工农群众的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宣传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时，瞿秋白不仅积极提倡简明通俗的宣传教育，而且以身垂范，在简明浅显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书面宣传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3.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目的在于指导中国革命

    瞿秋白在赴苏俄学习思想理论经验的一开始，就表明了学习的目的是要向中国人民作宣传，是要应用于中国，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瞿秋白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后，代表中国记者写的《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中说：“我们知道，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天才学说里给我们指出了创造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道路。你们正是按照他的学说在建设自己的社会。我们也知道，你们——俄国的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按其性质和意义来说，你们社会制度的全部内容，你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总方向是国际主义的……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中国人民几乎完全不了解你们新的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研究这一建设并把它广泛地介绍给我国人民。”[161]这里说的苏俄社会制度的“总方向是国际主义的”，即是说将在全世界实行。而“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正是表明向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其目的在于让中国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从而像苏俄那样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表明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目的在应用于中国社会，在指导中国革命。

    以上已谈到瞿秋白所以要选择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成果进行介绍、宣传，就是因为这些成果更贴近中国革命，更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这也可以表明，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指导中国革命。如瞿秋白1922年翻译的《俄国无产阶级之社会观》的《译者序》中说：中国的无产阶级要“急起直追与俄国胜利的无产阶级携手并进，努力奋斗！尤当利用其经验”。[162]这里说“利用其经验”，就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利用俄国无产阶级成功经验，推动中国革命，以跟上俄国无产阶级的步伐并与之“携手并进”。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瞿秋白翻译此书，就是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像俄国无产阶级一样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用此书的理论武装起来。这篇《译者序》已更明确地表达了：翻译苏俄的思想资料，宣传介绍苏俄革命经验，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目的就是要“利用”于中国，就是要用以指导中国革命。

    以后在俄国革命运动史第一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中，瞿秋白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论述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总结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对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有正确的认识，对武装斗争要有正确的认识。他在此书的《自序》中说：“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对于世界各国革命党人，都有很深切的兴趣，能够给很有用的教训与经验。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上断定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当做历史读。”[163]这里就是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通过学习俄国革命的历史来学习掌握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用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民主革命，分析中国的资产阶级，来争取、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又清楚地表明了，瞿秋白写俄国革命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不是仅仅为了介绍俄国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而是为了对指导中国革命有帮助。

    瞿秋白不仅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能指导中国革命。正因为能指导中国革命，所以更值得宣传、介绍、学习，更需要大力宣传、介绍、学习，并非仅仅是因为马列主义指导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就值得宣传、介绍、学习。这是他对宣传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进一步说明，是对宣传马列主义目的的进一步说明。

    如他1926年4月写的《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中就强调：“十年来实际上的中国历史，已经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确能够解释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并指示中国革命的前途。”[164]即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能指导中国革命的。他也多次强调列宁主义能指导中国革命，如他在1926年5月写的《论中国革命之三大问题》中强调：“我们必须用在俄国战胜孟塞维克的思想——列宁主义的思想，注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以预防孟塞维克的毒素。在列宁的旗帜之下我们取得胜利！”[165]强调了“在列宁的旗帜之下”就能取得革命胜利。他1926年1月写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也强调了列宁主义能指导中国革命，其中写道：

    列宁说，劳动的完全解放，只有劳动者的武装革命能够达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因为共产党指导劳动者组织自己的武力，组织赤军，工人、农民自觉的参加这种军队，能为自己阶级——大多数民众——而作战，所以能扫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战胜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侵略。中国国民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166]

    这里强调了列宁的武装斗争理论指导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也是能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革命也必须按照列宁的理论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1926年初提出这样的主张，对于发展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有指导意义的，是远见卓识。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忽视了瞿秋白的主张，以致不能挽救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以上也可以看到，瞿秋白在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理论联系实际、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宣传、学习马列主义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宣传马列主义的同时，瞿秋白总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运用这种武器，不但要去认识世界，并且要去改造世界。”[167]怎么用马克思主义去认识、改造世界，亦即怎么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应怎么运用于中国，这个问题，瞿秋白是逐渐认识的。

    1924年瞿秋白的《列宁与社会主义》中谈到列宁的特点：

    第一便是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他不仅是坐言，并且还能起行。

    第二便是列宁最能觉察现实。——他能在适当的时候考察出社会上政治上的变机能预料事势、政党、人物的变易。列宁最善于运用革命的原则，能应用主义到每个实际的事势上去，决不死守着纸上的主义。

    第三便是列宁的组织力和训练力。

    第四便是列宁争取政权的决心和相反相成的政略的运用。[168]

    这里谈列宁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希望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向列宁学习，也能像列宁一样，把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决不死守着纸上的主义”，在策略的运用中有灵活性。这里虽然提倡学习列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精神，但文章中还没有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明确提出应将马列主义的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积累，瞿秋白在1927年初明确提出了这一点。1927年2月，瞿秋白将1923年以来写的一些论文筛选后编为《瞿秋白论文集》，并写了《自序》，其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并强调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认为自己是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169]所以要编这本论文集，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检查、批评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以便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以有利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瞿秋白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任务，而且也初步指出了如何相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于中国国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职任……五卅以后，无产阶级领袖国民革命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斗争的现实问题。”[170]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要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要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现实斗争，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在当时就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如何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任务、目标更明确、更具体了。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使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任务落到了关键处、落到了实处，也使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得到了提升。瞿秋白在1927年初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虽然在中共党内不是最早的（蔡和森1925年末至1926年4月底作的党史报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已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应是中共党内较早的，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习起着导向作用，也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瞿秋白在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走过弯路，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发展还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杰出的中国人，也是努力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的中国人。1923年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三大的情况时甚至说：瞿秋白“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瞿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171]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瞿秋白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较多，并努力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是不争的事实。

    4.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过程中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过程中，瞿秋白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牢固确立，而这正是他研究现实、研究历史的科学基础。

    1923年他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其中总结道：

    一、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应当先求之于社会的最后原因；不能以个人动机或群众动机作为社会现象的唯一因素，当再求此因素之因素。

    二、社会现象确有因果律可寻；唯知此因果律之“必然”，方能得应用此因果律之“自由”。

    三、人的意识是社会发展之果，既成社会力量之后亦能为社会现象之因；然必自知此因果联系，人的意志方能成社会现象之有意识的因。

    四、社会的有定论以科学方法断定社会现象里有因果律；然后能据此公律推测“将来之现实”——就是“现时之理想”。

    五、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在于“社会的实质”——经济；由此而有时代的群众人生观，以至于个性的社会理想：因经济顺其客观规律而流变，于是群众的人生观渐渐有变革的要求，所以涌出适当的个性，——此种“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

    历史的工具运用“必然”的公律——由个性而阶级而人类，由无意识而有意识——成为群众的实际运动；群众运动的斗争正需要此历史的工具，社会的实质亦已能产生此历史的工具，于是方开始从“必然世界”进于“自由世界”的伟业。

    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172]

    强调了社会发展是有因果规律的，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即根本动力，人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掌握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瞿秋白认为“伟人”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历史工具”，是群众运动、群众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经济的产物。他还写了《历史的工具——列宁》，说“列宁不是英雄，不是伟人，而只是二十世纪世界无产阶级的工具”。[173]瞿秋白的“历史工具”论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历史工具”论，不仅说明了伟人、英雄与群众的关系，也说明了伟人、英雄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群众、时势造英雄，英雄是群众、时势的工具，而不是群众、时势的主人、主宰。应该说这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英雄”观深化了。[174]

    瞿秋白又指出：

    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包含“自然”、“技术”和“工力”三者）。社会现象变迁的程序大致可以说明[175]下：

    一、生产力之状态；

    二、受此等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

    三、生长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别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之社会心理——（“社会的人”之心理）；

    五、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

    （社会思想家之宇宙观人生观）。[176]

    这是瞿秋白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的说明，实际上也成为他观察社会、观察历史的基本思路。他一再强调：“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的考察这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Dialectique）哲学——他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177]即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根本方法。在《社会科学概论》中他也强调：“因物质的经济关系之需要，社会中便渐渐发生各种精神关系（政治、道德等）。这些精神关系当然受那物质关系的支配。——这是研究社会科学方法中之‘不二原则’。”[178]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的根本方法。

    他在《现代社会学》谈到了历史研究：

    社会科学之中却有两种科学，并不是仅仅研究社会现象的某一部分，却是研究社会总体的一切现象；此种科学不以社会间某一类的现象为目标（或经济，或法律，或宗教），而以社会生活之全体为目标，而且研究各种现象之关系。这种科学：第一便是历史，第二便是社会学……历史的职任是研究并叙述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社会生活怎样经过的……社会学的职任，却在于综合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社会的发展和崩坏的原因何在？各种社会现象（经济、法律、科学等）之间的关系如何？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综合（抽象）的科学。俄国学者在十九世纪时往往称社会学为“历史哲学”（Philosophy historic），或者称为“历史进程论”（Theory istoritcheskogo processa）。可见历史和社会学的密切关系了。社会学和历史的关系是如此。因为社会学能解释人类发展之公律，所以他可以做研究历史的方法。假使社会学研究的结果，知道国家的形式和经济的形式大有关系；那么，历史家便应当在每一时期找出这种关系来，并且与以具体的记载。历史对于社会学却亦能替他收集材料，以便社会学的综合归纳，——因为社会学的一切结论不是头脑里所空想出来的，而要有历史的事实证明的。所以总括起来：“历史便是社会学的材料，社会学是历史的方法”。[179]

    李大钊1920年发表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就认为：“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者，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180]所以这里瞿秋白把社会学看作历史哲学，大概是不奇怪的。这里谈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实际上是谈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强调了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哲学的指导，历史研究应重视找出国家形式和经济形式的关系，并进行具体的记载。

    又谈道：

    假使天下没有无因之事，那么历史里当然也没有。一切历史上事迹，无论如何表面上看来偶然的，实际上都有因果的；平常历史上所谓的偶然的事也是许多原因里只知道一两个的错觉。历史上的事实决没有不在因果之内的。[181]

    肯定历史是有因果可寻的。又强调：

    自然及社会之中同样有一定的规律性。发见这种规律性便是科学的第一天职。这种规律性，不论在自然或社会之中，都用不着人的承认，生来存在的。换句话说，这是所谓客观的规律性。科学的职任却在发见这种规律性，而使人类对于宇宙社会一切现象的概念脱离混沌的状态，——舍弃那“混沌的印象”。[182]

    这里肯定发现规律性是科学研究的“第一天职”，实际上也肯定了发现规律性是历史研究的“第一天职”。

    在谈到研究社会与研究人物的关系时，瞿秋白指出：

    政治领袖的力量当然比普通的个人或普通的党员大得多……然而假使没有相当的组织（政党、工会、结合群众的机关等等），所谓“领袖”决不能有什么作用。社会联系的力量造成“出色的”个人（英雄）的力量……个人是社会的个人，——是社会或阶级的一分子，所以他们的行动是以某一阶级，或某一社会之一分子的资格而行动的。因此，假使要研究社会的发展，应当先考察社会情状，然后进于个人事迹的研究，——决不能只看见英雄，而不看见“庸众”。从社会关系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各种条件、阶级、职业、家庭、学校等的环境，——我们可以解释个人发展的因果；从个人的思想行动方面，我们却不能解释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形成是社会的结果：个人行动的动机受社会的暗示；在社会环境里及社会发展的过程里，个人的行动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因此，可以说：社会超越个人或社会统御个人。[183]

    这里对人物与社会、阶级、政党的关系及如何进行研究，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瞿秋白还强调了社会现象的联系性：“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当然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184]“第一，应当研究每一种形式的社会之个别的‘自性’。就是，不可以一概的、笼统的推想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第二，应当研究每种社会的内部变动的历程……每一阶段都是他后一阶段的预备，亦就是前一阶段的结果”。“第三，应当研究每一种社会的发生及其必然的消灭，——即研究其与别一种社会的联系。每一种社会的新形式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前一形式发展之必然的结果”。[185]这里强调了不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也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社会研究、历史研究。[186]

    瞿秋白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无疑对他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国历史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他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

    瞿秋白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过程中，也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三国际史、苏俄国共产党史等，这对于他研究中共党史显然也有指导意义。

    瞿秋白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宣传、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三国际史、苏俄国共产党史等，也帮助了更多的人，也有助于更多的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毛泽东读过瞿秋白译的书，向人推荐瞿秋白译的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党建理论的贡献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采访了大会，1921年3月31日至4月15日，他写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俄共代表大会》的通讯，以后在1921年6月22日至9月23日《晨报》连载。其中介绍了俄共（布）的各方面方针政策，也介绍了俄共（布）的党建，通讯中的《共产党组织问题》就是党建专题报道。其中介绍了大会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涉及了如何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提出要实行“工人组织的民主主义”，“党中的职员自下至上都用选举法选任，一切问题都要公开的演说讨论，全体投票公决”。要“厉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养成积极的自动的党员，发展个人的本能，而且增进党员的团结力”，“下级人员对于党中办事方法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讨论，而在未解决之前，仍旧应当服从高级机关的命令”[187]这些显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资料和经验资料。

    1925年瞿秋白译述的《列宁主义概说》中提道：

    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之先进的战队。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定要知道革命的理论智识，必定要能引导工人阶级往前斗争，应付各阶级间斗争的复杂变化的形式；再则，必须与党外群众密切相关，成为工人阶级最积极先进，同时又是最亲密的一部分……

    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战队。党的组织必须很严整，并且有很严格的纪律……

    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

    四、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用以夺取政权，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没有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组织，无产阶级必定无从取得政权，并且保卫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政权……

    五、共产党应当代表革命的统一意志，内部决不能再有许多小团体或小组织。党的职任既在夺取并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那就他自己必定要团结得非常之紧，有铁的纪律……

    六、共产党应当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派的分子，方能巩固……[188]

    这些显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指导及实践指导。1929年瞿秋白翻译了《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党纲》。以上都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各个阶段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的重要指针。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建设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党的经验教训，瞿秋白的翻译、介绍工作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这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建设首先做出的一个贡献。同时这些思想资料、经验资料也成为瞿秋白的共产党建设思想理论的基础

    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下择其要者论述之。

    1.政治路线的贡献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没有最低纲领，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政治路线。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制定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但如何建立统一战线、与国民党的关系如何处理还没有明确。这个问题在中共三大上得到了解决，而这与瞿秋白的努力分不开。

    1923年瞿秋白参加了中共三大，并起草了党纲草案。党纲草案中专节阐述了“共产党之任务”，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从事国民革命，“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之任务。[189]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党纲草案中列出了“最小限度党纲”（最低纲领）18条。指明了无产阶级从事国民革命的十分具体的可操作的奋斗目标。这个最低纲领的规定比中共二大规定得更具体更详细。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更加明确了。

    在党纲草案中，对于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起什么作用，有了明确的说明：

    （中国的国民革命）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瞿秋白原文：“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囚在宗法社会的陷井里。至于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瞿秋白原文：“不能成功”）……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瞿秋白原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之速度。[190]

    关于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中共三大做出了《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而这个决议案的做出，与瞿秋白的努力也有关系。在会上瞿秋白作了长篇发言，说明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其要点是：

    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

    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

    任何事情都在发展；我们不能证明国民党不再发展。国民党从一个没有纲领的政党成长为一个有纲领的政党，现在已接近于一支真正的社会力量。它已觉察到工人的力量。

    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

    我们已经阐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如果我们不引导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那怎么希图国民党发展呢。

    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

    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必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

    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191]

    关于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中共三大上有很大的争论，但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决议在先，另一方面瞿秋白等很多人都赞同，在多人的努力下最终通过了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这就使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完全定了下来。而政治路线对一个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国共合作推动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发展的政治路线，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上实践上进步的一个标志，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中共三大召开前的400余人的影响微弱的党发展成中共五大召开前的57900余人的影响较大的群众性的党。而这一政治路线的制定离不开瞿秋白的一份贡献。当然，在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担任党的主要负责人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在制定党的政治路线时有过失误，但又很快改正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六大党的政治路线比较正确，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都进行了批判，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了较为正确的分析，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也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详下），瞿秋白是作出了贡献的。

    2.思想路线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建设，瞿秋白也作出了贡献。前面论述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目的在指导中国革命，已涉及他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里再作一些展开的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共党内较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蔡和森。蔡和森在1925年末至1926年4月底作的党史报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应当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192]这就强调了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必须防止马列主义教条化，必须防止盲目搬用别国共产党的经验，把外国的经验神圣化。并且有了中国革命应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有人说：瞿秋白是中共党内“第一个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国情的观点”。[193]这是较为牵强的。瞿秋白1923年5月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谈道：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现在再也可以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不但不详悉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瞭中国社会，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就是力避现实，逃于玄想；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194]

    这里批评了教条主义的“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满嘴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强调了要学会科学方法，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实际，在实际中得出规律性的理论。这里有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但还没有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瞿秋白1924年写的《列宁与社会主义》，在介绍列宁时指出：“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最能觉察现实”；“最善于运用革命的原则，能应用主义到每个实际的事势上去，决不死守着纸上的主义”（详前）。指出了列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而且写这篇文章也意在提倡学习列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精神。但瞿秋白在文章中还没有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明确提出应将马列主义的原则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瞿秋白明确提出这一点，是在1927年2月《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谈到的“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并强调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195]瞿秋白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任务，而且也初步指出了如何相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于中国国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职任。”[196]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建设指出了方向，遗憾的是瞿秋白的正确主张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27年3月瞿秋白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提出了反对“公式主义”，实即反对教条主义。瞿秋白批评党内某些人：“除译书外，主观上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为什么？因为我即列宁，我即主义，我已经懂了，放在肚子里，逐段的抽出来，按公式教导党部下级人员及群众，以至于孙中山，如此这般，革命自然成功。”[197]批评这些人：总是说“这是列宁说的，我即列宁，难道会错吗？”[198]批评这些人：“开会有一定公式……睡觉有一定姿势，上毛厕有一定步骤。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们‘所教的书’，他们便说，你不懂科学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199]“按公式，讨论某种事务，应经某某手续，如果为革命策略应付起见忽略了这一手续，那亦不问有利于革命与否，一概推翻，‘招出辕门斩首’。总之，不知道活用，于是根源于书生主义而发生官僚式的纪律观。”[200]这里批评的“公式主义”，瞿秋白也称之为“书生主义”，一切按现成的“公式”办，按书上写的办，实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官僚式的纪律）。瞿秋白指出：这种“公式主义”，“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第二是不切事实”。[201]这里批评“公式主义”，实际上强调了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宣传主义，强调了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活用”。这进一步指出了只有抛弃“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理论与实际结合。瞿秋白的反对“公式主义”与毛泽东以后反对“本本主义”异曲同工，都对端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有重要意义。

    1929年2月瞿秋白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在谈到建立产业支部时特别强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同志应当借鉴，并要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加以正确运用。[202]

    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要盲目搬用外国的经验、理论，要反对教条主义。1929年6月瞿秋白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了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其中谈道：

    至于谈到纯粹实际的指示，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要卓有成效地做农民工作，就得精心地研究农村发生的一切情况，以及迄今为止党的理论机关很少说明的情况。否则，党的领导机关就难以做出具体的指示和检验自己的一般决定。[203]

    这实际上进一步强调了要从实际出发，要了解和研究实际，要在实际中检验做出的决定。这里尽管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鲜明语言，但这样的意思已经有了。1929年11月瞿秋白写的《共产杂志》发刊词说：“本志的另一个至要任务便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状况，在理论上武装起来。”[204]也强调了要学会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实际，而不是搬用马列主义的结论、词句，强调了要从实际出发。193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它不是什么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不是什么空想的乌托邦，而是社会现象的科学规律，是认识了社会的现实而指示出改造这个现实的道路。”[205]这里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实际上明确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而且针对的是当时王明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可以说从大革命后期到土地革命战争中期，瞿秋白从多方面、多角度论述了要从实际出发，要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端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瞿秋白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还不彻底，蔡和森“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强调了中国革命应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这样的看法，瞿秋白还没有。

    瞿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还提道：“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而集体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正在于其各个个体之间的切磋。”[206]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集体的思想，各个个体应共同努力来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应只是个人的思想。这个看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是瞿秋白重视集体领导在思想建设、思想路线建设上的反映，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思想建设与思想路线建设是紧密联系的。在重视思想路线建设的同时，瞿秋白也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在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强调了要“加紧党员群众底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个时期底经验”。[207]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要在全党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同时深入地进行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而且把马列主义的教育与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结合起来。这也是为了有助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1929年2月瞿秋白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信，指出党建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武装全党，为此：

    第一，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记住，不仅党的领导核心，而且宣传鼓动人员都应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否则，党就有丧失必要的思想基础的危险，而只有这种必要的思想基础，才能在风云多变的形势中，在对党与革命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上，正确地掌握方向。为此，第二，必须对党员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必须在党员群众和革命青年中进行专门的启蒙工作（如成立党校、政治学习班、自学小组，出版和发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等），以提高党的政治水平。特别是在当前，我们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任务：使全体党员了解共产国际的纲领，以及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代表大会的各项极其重要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要竭尽全力加强自己的党，并要牢记，如果没有团结的、坚强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208]这是在中共六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强调了共产党如果不搞好思想建设，就不可能正确地掌握方向，也不可能掌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足见瞿秋白对党的思想建设是高度重视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任务是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学会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学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在这些问题上，瞿秋白都比较早地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党的思想路线建设、党的思想建设，对党的各方面建设及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党的思想路线建设、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的形成，瞿秋白是作出重要贡献的。

    3.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贡献

    瞿秋白1927年3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其中第五章《领导的人怎样？——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对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引起代表的共鸣。

    其一是强调了应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即完善民主集中制建设。这个问题，党内一直未重视解决。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没有涉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党务工作将来的计划时，强调了“厉行中央集权制”。[209]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210]强调了少数服从多数，但如何发扬民主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也没有谈民主集中制建设。至1926年1月中央发布《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二号——加强支部工作与组织统计工作等》，也没有谈民主集中制建设问题。在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期间，他基本上实行的是家长式的领导。张国焘曾谈道：“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的情况确也有些变化。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了；许多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211]又说：“当时，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滋生了纷扰。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央权力，主张中央集权……彭述之等这种见解在党内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陈独秀先生左袒其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他没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而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似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212]张国焘所说基本上是事实，蔡和森也有相似的说法（详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指出：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很坚决的实行党的集体的指导”。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还未很好地实行集体指导。[213]瞿秋白批评当时的不正常现象说：“下级人员不准讨论政治问题：某种机关只准讨论某种问题，这也是公式的。于是群众同志习惯如此，便缺少建议力，甚至缺少革命意志。他自视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拨一动的，他如何敢积极？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着一个经典：布哈林曰：‘国家者阶级的也，故政治者，阶级专政也，阶级者服从党之指导者也，故阶级专政即党的专政也，党者党部指导者也，故即党部专政也，党部者由某委书记负责者也，故即书记专政也。’这亦是死公式。推演这种公式于党外群众，所以会在罢工之后颁布如此之纪律，‘工人不准……不准……不准’。这仿佛是流氓团体出布告：‘一切游民乞丐人等不准在此滋扰。’这种流氓式的纪律，是除为资产阶级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外，别无他用……总之，没有积极的纪律而只有消极的纪律。没有‘不准不做某事，不准不讨论，不准不提议，不准不反问上级命令的理由’；却只有‘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214]这种不民主的作风，瞿秋白称之为“流氓式的纪律”，是妨碍党员、妨碍群众发挥积极性的，是不应该在共产党内存在的。瞿秋白的这些批评，实际上就是主张在党内把民主集中制真正建设起来，就是要端正组织路线。瞿秋白的这些意见得到中共五大的重视并被采纳。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了“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215]中共五大后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二章“党的建设”规定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216]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一次写进了党章。这显然与瞿秋白的主张和努力是分不开的。“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着手推进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1927年12月，他写了《就〈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专题论述了什么是民主集中（权）制、如何建设民主集中（权）制。文中指出：“封建式的集权，必定是以领袖个人的意见威权来集权。这种现象，当然是党内所不容许的。”即没有民主的集中（权），是封建式的集中，是必须反对的。但“如果各个同志自己都要以个人意见自由行动，以领袖自居，那么，这种所谓反对封建式集权，适足造成封建式的纷争”。“如果各个同志可以自由行动，还有什么党呢！”“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铁的纪律和集权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217]即没有集中的民主，会“造成封建式的纷争”，一盘散沙，党的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也是必须反对的。什么是党内民主呢？文中指出：“党内民主化的主要意义，是要一般党员、工农分子，都参加政策的决定，了解政策的意义，并且能自己选择自己的指导机关（选举支部书记区委等）。”“应当：第一各同志能建议，能在党的总政策（革命的阶级的政策）之下想出许多具体的提议（在未决定之前，自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第二能将这些提议经过党部指导机关而变成党的决议；第三能够勇敢积极服从这种党的决议命令去干。如此的党部才是活泼泼的阶级的斗争的机关。”[218]即党员、群众对于党的政策都可以发表意见，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党的干部都由党员选举产生，同时，党的决议可由党员创造性地去执行。在1928年中共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瞿秋白在中共五大的基础上进一步批评了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没有搞民主集中制：“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它的最多的表现，却是党的铁的纪律，天高皇帝远的书记老爷，变成党的化身，谁反对他，谁就是反对党，反对纪律。总之，不要群众，不顾民众，不知群众，不管客观情形及敌人势力，一味的书生计划，政客谋略，却要群众去服从他。”[219]这样的批评就是重申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刻不容缓。瞿秋白还指出：“以前党的政治教育没有充分的注意，这是很大的缺点。以前党员很少讨论政治问题。八七会议后，党尽力引导同志作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讨论，这是八七会议后的进步。”[220]实际上强调了以后要进一步引导党员群众作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讨论，这不仅是加强政治教育的问题，也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问题。同时，瞿秋白也批评了党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在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再次强调党的建设的任务是：“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底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底指导机关底信仰。”[221]瞿秋白的这些主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设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晶，是正确的，有重大意义。在瞿秋白倡导进行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同时，中共中央发了一些文件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如《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1927年12月10日）强调：“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务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或不懂得怎样讨论的成习，即在极困难的环境中不能先经过群众的讨论，亦必须使上级党部的策略得到党员群众的了解。”[222]《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强调：“尽可能实行民主化，注意启发并接收下级同志的意见，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分工，打破家长制，命令制的遗习，另一方面则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发生。”[223]在这些文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瞿秋白的思想，也可以看到在瞿秋白担任领导时期，中央是比较重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可以说瞿秋白是中共党内较早重视集体领导、重视发扬民主、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领导人。[224]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其二是提倡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瞿秋白改译的《列宁主义概说》已提到列宁主义是主张共产党开展自我批评的。《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也已提出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225]不过是针对思想发展而言，思想要发展需要有批评，需要有自我批评。而《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提倡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针对党的作风建设、组织建设而言。瞿秋白指出：“我肯定的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226]不“讳疾忌医”，就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瞿秋白又指出：“即使无命令无通告，如果负政治责任的同志有不好的倾向，有不适当的策略，也应当指出，使同志甚至于群众知道，然而这在中国，大半为保存面子起见不宣布不直说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并且使党前进的，正是自我批评。‘家丑不可外扬’和‘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办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会已经崩坏了。”[227]这里说的对负责同志的“不好的倾向”、“不适当的策略”应当指出，就是提倡开展批评，特别是要对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批评，而不能装聋装痴，不闻不问。这里所说的“自我批评”，就是提倡党本身的反省，提倡党的领导人作自我批评，不要怕家丑外扬。瞿秋白不只是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做出了表率。他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不仅对彭述之进行了点名批评，也对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进行了点名批评，这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是出于公心的，也是有勇气的，这种勇于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如《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说：“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瞿秋白不怕得罪“伟人”，敢于“大义灭亲”，正是勇于批评精神的反映。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他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如谈到在起草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时说，“我自己的严重错误，正在于没有具体的认识农民问题之解决”。[228]到中共六大召开时，瞿秋白已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主持了会议，在会上，他对“八七”会议以来的错误进行检讨，实际上就是对他自己担任领导以后的错误进行检讨，他说：“‘八七’之后中央主要的错误就是：A.对暴动观念之不清，加重了地方机关的盲动主义的情绪及方法。B.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对敌人的强点未十分注意。现在来说这次大会对过去的批评和教训。过去很多不正确的意见，虽然成为党的正式意见，但发生了盲动主义，现在要正本清源。”[229]接着便对各种各样的观点、表现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批评。这就是自我批评。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强调了要开展自我批评。[230]在瞿秋白起草的《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中指出：“切实检查党的工作，实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从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国际和党的路线上审察批评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而坚决的执行纠正，使全党都了解这些错误的实质和教训。别方面要防止调和主义精神的非布尔塞维克的‘自由批评’——离开党的路线，甚至攻击党的路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419～420页。线的批评。”[231]进一步明确了怎么开展和开展什么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瞿秋白在给《红色中华》报提意见时谈道：

    “自我批评”在这报上也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不够。而且有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往往可以读到这样的通信，说某某乡、区春耕运动“胜利了”，“田野都是一片绿色”，而没有具体的描写，没有“有名有姓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再则，“铁锤”栏暴露一切坏现象和缺点的时候，往往不提起党的纠正政策，例如谈到“乡苏维埃主席剥削民众”的标题之后，找不到当地党部对于这个主席怎样处置的消息。[232]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具体，应指名道姓，应具体说明党的组织对坏人坏事的态度。这也进一步指出了应怎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怎样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向深入。在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提倡者和表率。[233]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这一作风的完全形成是在延安整风以后，而这一作风何时产生的、怎么发展的，是一个尚未搞清楚的问题。建党初期大概还没有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共五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都没有提到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蔡和森谈到过：中共一大会上发生了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争席位的事。结果李汉俊没争到席位，便消极起来。沈玄庐也因没争到席位而消极起来。李汉俊等认为陈独秀专制。最后，李、陈、沈均退出共产党。蔡还谈到当时党内存在着有些人“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的现象。[234]说明当时党内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陈独秀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报告中谈道：“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待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235]这里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仔细看就会发觉，陈独秀批评别人多而批评自己少，批评别人很具体，批评自己很笼统，还不能说有自我批评精神。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作过检讨，但缺乏诚意，是一种被迫的表态。[236]而且陈独秀没有在党内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蔡和森就多次提到陈独秀总是耍家长作风：“共青团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237]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呼吁“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238]家长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水火不相容的。蔡和森还谈道：“武汉失败后，陈独秀进到消沉与动摇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他不仅顽固的拒绝承认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开始演进到取消主义和合法主义的阶段。”[239]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也写道：“党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也非常厉害。”“共产党中央完全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内完全被一种家长制度支配着，陈独秀便是施行这种家长制度的典型。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前……根本没有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240]可以说陈独秀本人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中共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发的《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在总结过去党的组织的教训时指出：“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批评精神和集体的讨论，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训练。——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也就是国民党反动而后党的组织所以随着破碎塌台的主要原因。”[241]大概可以说，在陈独秀担任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全党范围看还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当然，不是全党的党员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有些党员还是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的。如蔡和森1925年底到1926年初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中，就对当时在台上的总书记陈独秀进行了批评。他在论述中共“三大”时，批评陈独秀在大会上的报告，“观点亦非常之右”。指出在中共“三大”上，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观点有三大错误：一、“把工人的势力看轻”；二、“把资产阶级看作领导”；三、“共产党没有不要紧，只要国民党工作好时自然可以产生共产党”。蔡和森认为陈独秀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说：“以上三点如果发展起来有成为少数派的危险”。[242]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但蔡和森还没有从理论上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而在理论上提倡批评精神，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概是较早的。瞿秋白不仅在实践中也在理论上较早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在瞿秋白的不断倡导下，共产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开始发展。如中共六大有关组织问题的文件中指出：“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与机会主义奋斗后，渐能批评自己和上级机关。”[243]“与机会主义奋斗后”，即指瞿秋白等人与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以后，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共六大前后，中共中央的文件里谈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多了。如192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的《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组织工作》强调：“在秘密条件之下，党内要尽可能的实行民主主义……但决不是要下级负责同志或每个党员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负责的同志，决不是要上级机关无威权，一切都要解决于党员群众，决不是要造成党中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好象国民党员相互关系的局面……中央认为讨论与批评过去党的机会主义，要根据新的政策，新的指挥（与）讨论［与］批评，不要杂以无意识的个人闹意气的成分；批评与讨论现在的负责的机关或负责机关的某一同志，应当依据他是否执行新的策略，积极领导工农群众直接的斗争，是否将过去机会主义的余毒纯全洗尽；批评某一个同志尤其不应去从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或在责任尚未判定之前即加以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军事投机等名字。党的策略尤其是实际斗争的政策，固然而且必须要党员群众讨论批评，但是必须要保存指导机关的信用。凡是群众对于指导机关的批评，必须能将他综合起来，站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观点上，客观的归纳成确实而明显的纲要，在如此情形之下发现这一指导机关的确错误，不好，就要有明显的决议，提到上级指导机关，要求撤换。”[244]中共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谈道：“批评如失了政治和认真办事的精神和意义，便要走到个人无原则的相互倾轧，引起否认一切纪律。”[245]192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的《中央通告第二号——第六次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强调：“大会认‘自己批评’为强固党的武器，同时反对滥用批评，以致削弱党的威信和纪律。大会维持铁的纪律，同时取消不正确的‘惩办制度’。”[246]这些都对如何开展批评作了合理的原则的说明。瞿秋白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各位同志在讨论中的发言是充分的表现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彻底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伯山（李立三）同志的发言，尤其能够用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来批评检查自己和政治局过去的错误。”[247]瞿秋白在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也指出：“伟大意义，就在于揭破这些‘左倾’、右倾的错误，坚决的用自我批评的精神纠正党的领导机关过去的部分错误。”[248]瞿秋白起草的《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930年9月）还专设了一小节“自我批评”。这都表明，共产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正在形成、发展。这样的发展，应该说与瞿秋白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遗憾的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很快被王明路线开始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完全否定，在以后数年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惩办主义盛行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共党内衰弱了。

    瞿秋白则是一贯反对“惩办”制度，反对惩办主义的。瞿秋白在中共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谈道：“以前在组织上反对八七会议及不执行新政策路线的同志，最少应该给他严重处罚，以至开除党籍为止。同时用教育的方法纠正理论上的错误。当然，找小的事情攻击同志是不应该的，但组织上的纪律必须执行。不然，我们可以保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吗？所以十一月会议的执行党的纪律是必须的……有错过是否应开除！如谭平山的开除，当然是应当的。”[249]这里只列举了给谭平山以纪律处分，没有涉及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领导人的纪律处理。瞿秋白强调严肃党的纪律，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纪律处分，应该说这并不错。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予纪律处分，不利于教育本人，也不利于教育全党，从根本上是不利于党的建设的。同时，瞿秋白也强调要“用教育的方法纠正理论上的错误”，不要“找小的事情攻击同志”，实际上就是要反对惩办主义。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取消所谓‘惩办’制度；对于工作有错误的同志，如果不是有系统的有路线的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应当纠正他，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凡是同志做了错误，他要是能纠正过来，应当使他工作而表现他的改正。”[250]以后，1929年2月瞿秋白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信，谈到了在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对同志要采取团结批评的方针，要反对惩办主义：

    现在，在反对党内右倾和“左”倾的斗争中，也应当采用耐心的、坚持原则的说服工作和同志式的批评，把这作为主要的方法；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同志，才应当使用政治清洗的手段，即开除出党。目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这个方法的依据。[251]

    这也是在中共六大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反对惩办主义。1930年12月瞿秋白在起草的《中央紧急通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反对“惩办主义”。[252]可以说，瞿秋白在中共党内较早提出了反对惩办主义。而反对惩办主义是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上制度上的基础和保证。瞿秋白的这些主张正是以后延安整风运动“团结—批评—团结”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前奏。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路线上台后，在中共党内大搞惩办主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然就无法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建设也就停止了。

    在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很多方面，瞿秋白都提出了积极意见。

    在中共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瞿秋白在谈组织建设的其他问题时指出：“至说改组，决定工人成分几分之几的参加，智识分子几分之几参加，这不能说是中央的机械主义……在组织上，广东、山东均有过错误的倾向，如山东不给十元以上工资的工人入党；广东排斥智识分子的理论；北方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等等。这些错误，不论是在指导机关或在同志之中，都是应当纠正的。”[253]又指出：“在大会之前还有许多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绝对的民主主义……等等各个的错误，这是要用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来解决它们。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使组织方面的问题，不要使它偏激的向于一个任何方面。”[254]这里不仅批评了一些错误倾向，更提出了反对走极端的问题。容易走极端，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常常出现的问题，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要克服这种不良倾向，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在中共六大讨论政治报告后作结论时，瞿秋白强调了要反对命令主义：“以前也并非暴动的总方针削弱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乃是‘党权主义’（命令主义）不正确的对于群众的态度，使党不能将政治影响在组织上巩固起来，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群众是革命胜利的保障！”[255]瞿秋白指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都与命令主义密切相关：“机会主义是命令式的。在上海指挥二次暴动时，表示着限制革命的态度（命令不准动），现在盲动主义却变成了命令非动不可。在形式上好像相反，其实是一个东西，是盲动与不动主义.它俩在组织原则上是分不开的”。“主要的是使党员明确的了解，所以命令主义也是不好的倾向”。“八七之后，所以还有这些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现象，正因为肃清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斗争，做得太不够了”。[256]不顾实际情况，不顾群众利益，不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只用命令行事，显然要脱离群众，而且必然失败。得到群众的拥护、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及事业取得胜利的保障。而命令主义是党群关系的大敌，是党的组织建设、发展的大敌，必须清除、杜绝。如瞿秋白多次重申的：命令主义不彻底肃清，“争取群众便是空话”。[257]在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再一次强调：命令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底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258]命令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常常出现的，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请全党注意克服，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而且在中共党内提出反对命令主义，瞿秋白是较早的。

    在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特别强调要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反对小组织活动：

    无原则斗争问题，特生同志（向忠发）说过了，我们一定要将这种斗争方式打下去。党在六次大会前后小派别斗争是非常利害（江苏问题，顺直问题等）。现在不能够了，已经在中央指导给以严重的打击，而消灭了大部分……我们对于用私人活动、背后说话、会场上说“同意”的国民党的办法一定要肃清。[259]

    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瞿秋白又指出：

    在党的组织上还不能肃清许多非无产阶级的组织观念，这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在六次大会后，将小集团的方式和观念打击了，但仍还有存在，因此，许多小组织倾向的分子遂在反对委派制度等等问题上来反对党。[260]

    强调党内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还很艰巨。还指出：

    现在党内已有些分子，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意识上，站在个人的问题上来反对过去路线，来指出错误，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巩固党、帮助党，反而使党对于错误的纠正发生障碍。因此，党必须在正确的态度上、立场上制止此等分子的活动；同时，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把我们现在的中心问题移转到反对这些个别分子，或者更坏的是因为反对这些个别分子而模糊了认识过去错误和立三路线的实质。[261]

    这种个人意气用事也是一种自由主义，也必须反对。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一直是党的建设不可忽视的问题，而重视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较早的。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在会议政治讨论的结论中，瞿秋白专题谈了“组织问题”，其中设了“群众路线问题”一小节，其中指出：

    对党在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中发展的问题，尤其是群众组织的发展问题，如工会问题等等已指出很多，虽然是有进步，但不能满意啊！……英国的共产党，在党的数量上和我们比是差十万八千里，可是虽他们党员只三千人，但是在他们影响之下的有组织工人总以十万计，我们比英国那样弱的党都比不上，我们还不值得严重自警吗！[262]

    这里检讨、批评了走群众路线还很不够。在瞿秋白起草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中又强调了如何进一步深入群众、组织群众。瞿秋白一直强调不要脱离群众，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批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等都脱离了群众（详前）。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就强调：“中心工作，是争取群众，‘八七’会议之前我们是背向着群众的，‘八七’会议之后才转到群众一方面来。现在我们应该要更进一步、要深入到群众之中去。”[263]强调“群众是革命胜利的保障！”[264]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政治决议案强调“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265]这些实际上就是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但“群众路线”这个概括以前还没有提出，现在提出了。瞿秋白这一概括，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概是很早的。这对于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建设是有深远影响的。

    瞿秋白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特别是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以后，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发展，对党的建设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和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瞿秋白的党建理论与实践，对他的中共党史研究是有深刻影响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一、党的建设史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党史离不开研究党的建设史，离不开研究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二、瞿秋白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发展的看法必然影响他对党的历史的看法。三、瞿秋白对党的建设及发展的看法必然影响他对党的历史的看法。四、瞿秋白对党的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看法必然影响他对党的历史的看法。五、瞿秋白对党内斗争的看法必然影响他对党的历史的看法。而他对党的各方面问题怎么看，决定了他对党的历史怎么看，决定了他怎么写党史。

    （三）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贡献

    瞿秋白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素养，在投身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又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正确的中国革命思想理论，这些正确的思想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瞿秋白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下择其要者略述之。

    1.肯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出发点。

    1923年6月瞿秋白为中共三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

    中国处于现时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资本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266]

    1923年9月，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又指出：只有真正的劳动平民能行国民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却并不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的性质，这一层应当非常之注意的。同时也强调：“中国的民权民族的革命运动（国民革命），万不是和平的‘试办一二件’的方法所能了事，必须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见解及手段来行。”[267]但“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268]而且指出：“马克思主义绝对与非科学的民粹派或无政府派不同，决不想用什么手段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行社会主义。”[269]并批评了高一涵“国民运动是好的，可是必须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要国民党自身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等论调。[270]

    为什么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呢？瞿秋白指出：

    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一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便是民权主义的民权和民族经济的解放，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是，何以胜利又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他很快的便和敌人妥协——五卅以来一直到现在，逐日都有事实可以证明——胜利，真正革命的胜利，始终是不会有的。因此，客观上工农群众已经要求革命，积聚实力，准备决死的斗争，自然而然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来做国民革命的先锋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应当深切的了解这一革命的性质和主力。[271]

    这里分析了革命的性质，又分析了革命的前途及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样的分析，对如何认识中国革命是有指导意义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成为革命敌人，中国革命的性质变化了吗？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中指出：

    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彻底的土地革命，本来是民权主义的性质；只有彻底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272]

    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在肯定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同时，又强调了：“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273]这是1927年11月9～10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的反映，流露的是不断革命论。这样的说法就有点脱离实际，成为他“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基础。

    随着盲动主义路线的失败，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所深入，基本上不再说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 （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它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一、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二、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底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底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然后才能解决这两个任务”[274]。

    又指出：“中国革命底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要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组成部分。”[275]这里对中国革命性质及革命两个阶段的认识，已较为正确，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以后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发展阶段、前途的先导。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判断，也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2.强调了无产阶级要掌握革命领导权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共一大、二大，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而瞿秋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较早的。他1921年1月进入苏俄以后写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就谈道：

    中国工人遭受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本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各大城市的工人，比起居住在乡镇中的工人农民来，觉悟程度高得多。可以预期，在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276]

    这里已对中国无产阶级有了一定的认识。认识到城市工人阶级将是社会改革中无产阶级的首领，实际上就已经隐约地认识到了社会改革中的首领是城市工人阶级。身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苏俄，在了解了苏俄的革命经验以后，有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如他以后说的：“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277]正因为俄国革命为瞿秋白认识中国问题提供了经验资料，这就决定了瞿秋白对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较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是不奇怪的。瞿秋白从苏俄回国后，很快就强调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他1923年5月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已经指出：

    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278]

    这里的“劳动阶级”，实际上就是指无产阶级。因后面有一句：“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279]即强调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指导才能成功。

    1923年6月瞿秋白为中共三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也强调：无产阶级应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详前）。引导即领导，即强调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到底。瞿秋白说过，中共三大还没有建立统一战线就是为着争领导权的意识。[280]这是指当时中共党内还没有达成共识，而瞿秋白本人已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有的资料说瞿秋白在1923年6月12～20日的中共三大[281]上说：“在建立国民党支部时，我们不要去抓组织权和指导权，这是在助长老国民党的办法得以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将改变其策略的组织。”[282]这里说的是建立国民党支部不要去抓“指导权”，不是说统一战线中不要去抓“指导权”。

    蔡和森谈中共三大时曾说：“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亦分两派）：一、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二、国焘、和森、仁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283]似乎说瞿秋白不赞成保持党的独立性。而大会刚刚结束，1923年6月21日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信中就说：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深信不疑，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民族运动中组成强有力的劳动群众的左翼，保持党的独立性，我们就不用害怕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溶化”。因为无产阶级自然是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只有它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284]

    强调了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1923年9月，瞿秋白写了《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专节论述了“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285]他指出：

    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286]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无产阶级远避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教无产阶级：“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就放任资产阶级，让他单独去干”。而是教无产阶级竭力引导革命到底并且全副精神的去参与。[287]

    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然而他分“平民”为“阶级”，并非为着使这先进阶级闭关自守只干工会运动，而让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单独发展；而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以最大的毅力为全体平民的事业而奋斗，领导全体平民——当然不是在某某委员会里占着几把交椅，就算得了领导权；而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无产阶级在政治中的影响。[288]

    这里不仅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然性、必要性，也指出了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上这些论述都是1923年所作，强调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是较早的。中共党内研究工人阶级较早就开始了，但在瞿秋白之前，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工人阶级是“领袖”，工人阶级要掌握革命领导权。邓中夏1923年12月写的《论工人运动》也只强调了工人在革命中的“主力”地位，到1924年11月写的《我们的力量》中才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都较瞿秋白晚了一些，或许还可以说都受到了瞿秋白的影响。[289]

    1925年2月，瞿秋白写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指出：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的上了历史的舞台。五四运动本身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民族自觉的一大进步。随后中国无产阶级——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海员以及其他工人的罢工运动，组织工会的运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都大大的开展出来。民族革命运动中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class-hegemony）。[290]从历史发展强调了，中国无产阶级从五四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以后又强调：“五卅运动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事实上领导了国民革命运动。”[291]不仅从理论上、实践上，也从历史发展肯定了无产阶级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必然的。

    瞿秋白1927年3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评了彭述之“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不必去争夺领导权的论调。[292]强调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独立，而且要取得领导权。[293]强调了要争夺革命领导权就要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为着要达到革命民权独裁的目的，而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袖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队中之影响，这是互争领袖权的斗争之很重要的一方面。革命军队的成分，大半是失地的农民；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战争及力争影响其军队之目的，在客观上说起来，各方面都带着有征取农民之同盟的意义。”[294]“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295]“至于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296]把对军队的影响、争夺与对农民的影响、争夺联系起来，认识是很深刻的。重视抓军队的领导权，也是瞿秋白重视武装斗争的体现。

    1927年5月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又指出：“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分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分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297]即强调了领导权不只是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应包括对政权、军权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又有了发展。

    瞿秋白的这些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有不少人是不清醒的，大革命的失败与对这个问题的不清醒认识密切相关。也有少数人是有清醒认识的，其中有蔡和森、瞿秋白等。

    1922年瞿秋白翻译的《俄国无产阶级之社会观》就宣传了共产党走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路是唯一正当的（详前）。

    1925年6月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出版了，瞿秋白在《发刊词》中写道：

    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298]

    这里实际上已指出了，只有热血是不行的，还要有冷铁即武器，只有掌握了武器，才能打倒“强者”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人民群众掌握了武器，“强者”的末日就到了。这是从世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强调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重要性。

    1925年8月瞿秋白写的《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应当赶紧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统一和军事的统一，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各阶级都应当和工人阶级一样的决心牺牲和奋斗，那时我们最终的胜利才有希望。我们两月来困苦的斗争为什么至今还不能胜利？就是因为：一、资产阶级等只顾私利而破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他呼吁“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299]已经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出发强调了人民武装的重要性。

    1925年10月瞿秋白写的《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在分析如何才能取得反奉战争胜利时指出：

    我们人民应当是这反奉运动中的主力军。我们人民应当自己起来组织人民自卫军，应当督促国民党、国民军起来积极参加。人民应当积极的要求自己的权利，一切政治自由和武装自卫的权利。在这种旗帜之下的反奉的战争才是革命的战争。我们人民要求解放，要求国民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只有占领反奉战争中的领袖地位，只有积极的参加战争，才能使一切军阀屈服于民意之下，才能根本的改造中国政治。[300]

    这里也强调了人民武装、人民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要战胜军阀，要军阀屈服，只有人民自己起来组织军队。这是对中国国情认识更深了，对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也认识更深了。

    1926年1月瞿秋白写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强调了要用列宁武装斗争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

    列宁说，劳动的完全解放，只有劳动者的武装革命能够达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因为共产党指导劳动者组织自己的武力，组织赤军……中国国民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301]

    十月革命是依靠武装斗争才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也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

    瞿秋白1926年4月12日写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载《新青年》1926年5月25日第4号），指出：

    近年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如请愿、示威、抵货、罢工等，已经使民众得到多量的经验；尤其因为现在的社会政治形势，民众不得不利用这些经验准备从消极的反抗进于积极的反抗。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302]

    强调：

    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打破伪和平的幻想；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303]

    所谓“革命战争”，就是要组织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作战。瞿秋白指出，一般的平民武装，可能取得局部的暴动的胜利，但难以持久，“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造成革命军队的必要，我们应当真切的认识；而造成革命军队的可能，我们应当尽量的应用”。[304]这篇文章中瞿秋白对革命战争、革命军队已有高度的重视，但这篇文章不是专门为共产党写的，是为“中国平民的革命政党”写的，是呼吁“中国平民的革命政党”重视革命战争、革命军队，当然也包括呼吁中国共产党重视革命战争、革命军队，不要因为“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这在当时实在是为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遗憾的是没有引起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警醒。

    从五卅运动开始，瞿秋白不仅从革命经验教训方面，也从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提出了要重视武装斗争，只是还没有明确提出共产党应组织自己的武装。大革命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以沉痛的教训——没有自己的武装死路一条。瞿秋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强调了“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305]1927年10月，瞿秋白发表《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指出：“革命的胜利，必须要广大的民众自己起来武装暴动，联合兵士贫民（或所谓土匪）的群众，创造真正革命的工农军，然后才能够达到。”[306]随着工农革命军及其武装斗争的发展，瞿秋白又进一步认识了与武装斗争相关的各方面理论问题。

    1927年11月瞿秋白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

    共产主义者应当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充］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周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固然，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是农民群众常有的倾向，本党尤当领导这种斗争，使适合于战术上的目的，袭其不备，夺其武装，杀戮豪绅，摧毁其各种权力机关。但是，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307]

    这里不仅肯定了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的必要，而且强调了要把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1928年4月，瞿秋白在为中共六大准备的文件《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进一步指出：

    农民斗争的一般自发的暴动，都应当去领导，尤其是要努力去联络各个零星区域，使扩大而形成农民割据的局面。第一，在农民群众中要广泛的宣传土地政纲的意义，要使群众了解这个意义。农民斗争一起来，就要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行动，应不致将这个斗争变成简单的武装冲突的形式。第二，是要发动群众的抗税、抗捐、抗租、抗债等的反对豪绅政府的斗争。第三，要领导从上述的斗争而发动的一般反对豪绅的零星的少数人秘密的游击战争，使进到群众的公开的游击战争。第四，要领导这种群众的反抗暴动，使近于有组织、有指导机关的斗争——乡区的工农代表会议的建立，及农民武装的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五，要由此而创造割据的局面，联络几县的势力，——尽可能的联合广大区域的群众的发动……[308]

    指出了武装斗争是发动群众的武装斗争，是与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的武装斗争。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更深入了。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进一步强调：“目前党的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巩固他，发展他。”“至于建立强有力的铁一般的红军，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经济政策的灵活运用等，更是密切和苏维埃根据地联系着的问题。”[309]以后又批评立三路线“不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去建立和巩固真正的工农红军，不去建立苏维埃政府与实行自己的政纲，不去发动广大群众有步骤的争取在湘鄂赣省区一省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反而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结果造成目前苏维埃区域整个削弱与红军受了严重打击的形势”。[310]足见瞿秋白对武装斗争、发展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只是当时还有争取“一省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的想法，这是有局限性的。

    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瞿秋白也指出：

    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311]

    以后又在谈党在军事方面的任务时强调了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312]强调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确立了革命军队的重要建军原则。

    当然，瞿秋白对游击战争的理论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瞿秋白对游击战争的认识还不够全面。1927年10月瞿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对农村游击战争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如果武装斗争并非发自群众，而仅仅某一武装队的游击战争，与群众脱离的武装队的游击，那么，这种斗争始终是要失败的；如果游击战争是群众的，但是，不能从游击战争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的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的。强调：“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斗争发动出来的。”“游击战争至少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的。”“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313]实际上强调了游击战要成为一种人民战争，要与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这是正确的。但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对游击战争的理解是：

    列宁这里所说的游击战争，是指城市中的巷战而言。然而游击战争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了：当暴动初起，革命方面的武力还很少的时候，对于军事技术精良的敌人——反革命的大队人马，不用显然力不相敌的武装很不完备的甚至于徒手的群众大队，去硬冲硬打；而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就是游击战争，而非正式战争……一般而论，农民暴动在未能形成较大的工农革命军以前，在未能采取与反革命军队作正式战争的策略以前，他还是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之中。[314]

    这里把游击战争视为巷战，视为非正规军队的非正规的战争。与毛泽东等人说的在正规军队正规战争中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战略战术的游击战不同。

    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对什么是游击战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在政治报告中谈到红色政权时指出：“它们不能单独的保存，它们必须要向外发展。在不可能的状态的时候，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的时候，则应该避开，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四面发动，引起周围的其他地方的农民群众。”[315]以后又指出：农村的军事斗争“一面要注意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别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需要避大击小的红军的游击策略。红军的游击可以散布土地革命及工农独裁的宣传于广大的区域，而积累革命的军力。现时特别要注意盲动主义情绪的余波与再生，特别要注意忽视农民革命作用”。[316]这里不再把游击战争视为非正式军队的非正式战争，已与毛泽东说的游击战比较接近了。

    以上瞿秋白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比瞿秋白更全面、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武装斗争应以农村为中心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瞿秋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有局限性。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到中共六大，可以说瞿秋白还没有以“农村为中心”的观念，还是主张以城市为中心，他认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317]中共六大上瞿秋白谈总暴动的方针时指出：但是并非立即暴动，并且注意大城市的工作。[318]就这一点来说，瞿秋白确实不如毛泽东。究其原因，大概瞿秋白受苏俄等经验的影响太深，而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有较深刻的认识。不过，毛泽东的农村中心论的形成，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详见蒋伯英《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4.重视农民运动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是不够重视的。中共一大、二大的文件中没有涉及农民问题。中共二大以后的文件中涉及了农民问题，但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重视，从事农民运动往往成为共产党员的个别行为，如彭湃那样。直到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才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但人员一直没有配备，直到1926年11月才由毛泽东任该委员会书记）。1925年10月10日第一次发表了《告农民书》，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详见拙文《中共建党初期扩大群众基础的认识和实践发展》，《史学月刊》2003年3期）。但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陈独秀、彭述之等，则害怕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一些领导人的不满，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甚至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农民运动的错误认识，阻挠农民运动的发展，也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瞿秋白则是较早就重视农民运动的中共领导人之一。这大概与他在苏俄了解到了农民在十月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有关。瞿秋白1921年5～6月的旅俄通信中就谈道：“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都靠了农民才成功的。农民人数居全俄百分之八十，群众运动的力量非常伟大。十月革命以‘农民均分土地’为口号，所以大得农民的同情。劳农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工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之胜利，形式上固然革命都在城市中发端的，然而革命时所有军队中农民非常之多（见杜洛斯基的《十月革命》）。不得他们的同情决不能成就此‘社会革命’的伟业。农民因共产党（那时还叫‘布尔塞维克’）以推翻地主力标帜，大家兴高采烈的去帮助他们。政府成立之后，反革命派屡次骚扰，还不是农民替他们平定的吗？……劳农政府既能利用农民而成立，以后的社会改造事业也非特别注意于农民不可。”[319]从苏俄的经验出发，瞿秋白回国后重视农民问题、农民运动是自然的。

    1923年6月瞿秋白为中共三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至于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320]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并不重视。如瞿秋白说的：“中国革命的初期，共产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农民土地问题，就绝对没有注意——没有农民问题的政纲。虽然一九二三年冬天，已经有同志提起土地革命的问题，但是当时绝对没有人注意到。”以至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农民土地革命的发展，是‘违背着’党的意志，‘反对着’党的意志而进行的”。[321]而瞿秋白一直提醒共产党要重视农民运动。

    1926年6月瞿秋白写的《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谈到中国的农民已起来斗争了，指出：“农民的这种暴动运动，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农民已经手里拿着武器要求农民问题的解决，中国革命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是永世也不能胜利的。”[322] 1926年8月瞿秋白写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不仅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而且指出了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少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的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最具体的办法是：

    （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

    （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

    （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

    （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323]

    这里提出的主张已非常具体了。1926年9月瞿秋白从广东返回上海后向中央写报告，谈道“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324]对于农民运动的高度重视，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认为农民运动必须去领导、必须支持、必须发展，这也在实际上批评了当时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比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早了近半年。

    1927年上半年，瞿秋白又不断重申农民运动的重要。1927年3月他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说：“关于农民问题，我们上面已经屡次说过。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325]4月瞿秋白给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强调“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都要向毛泽东学习”[326]。5月瞿秋白在《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中又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的中枢也是土地革命：“必定要农民得有享用土地的权利，保证农村经济的自由发展，必定要农民能够组织自己的政权，拥护劳动平民的权利，筑成平民政权的巩固的基础，然后国民革命方能成功。换句话说，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抠。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327]瞿秋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重视农民运动，尽管也得到毛泽东等人的支持，但这样的主张没有成为当时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大革命失败以后，瞿秋白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重视农民运动才成为共产党的主导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内容，如何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瞿秋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逐渐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1927年11月瞿秋白提出：“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拼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328]这里提出的“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所有的土地，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中共六大作政治报告中，瞿秋白谈道：

    我们的党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这一个意见，中央曾与毛泽东同志争论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道中国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没收一切所有的土地。因此他在湖南反对“八七”会议的决定。[329]

    瞿秋白强调：“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根本不对。”[330]还提出应去掉“土地国有”、“公耕”等“空想”。[331]这些主张以后成为中国苏维埃区域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对中国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和深入进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推动作用。毛泽东在土地革命的政策方面，如瞿秋白所说，开始是有一些“左”的主张的。毛泽东1928年12月主持完成的《井冈山土地法》中仍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后的土地禁止买卖。以后毛泽东指出了这样的规定是错误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332]毛泽东所说的三个错误，其中第一点在1929年4月的《兴国土地法》中作了改正，第二、第三点则在1931年江西苏区的土地革命中纠正了。[333]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逐渐走向正确，显然受到了中共六大精神的指引，也可以说受到了瞿秋白思想的影响。

    关于富农问题，瞿秋白认为：“现在是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领导中、小农去打地主的斗争而使富农中立。任旭同志所说联合富农与从前联合资产阶级一样的不可能，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334]这样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以后这一看法受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批判。

    瞿秋白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思想，有很多是正确的，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瞿秋白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多方面贡献，对他的中共党史研究有没有影响？肯定有。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离不开研究党的理论发展，离不开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二、瞿秋白对党的理论及发展的看法与评价，必然影响他对党的历史的看法与评价。三、瞿秋白对党的理论及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看法必然影响他对党的历史的看法。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涉及很多具体问题，如革命性质问题、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农民问题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一一解决的重要问题，每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问题都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密不可分，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也就是对党的历史的具体看法。而这些看法决定了他怎么写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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