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的成长风云

    日本是由几个大岛和若干小岛组成的国家。在古代，大海是人们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因此这种岛国的特点就是内部矛盾必须自己来解决，外部势力很难加以干涉。日本各列岛建立了很多个独立的地方政权，在公元3世纪以后，日本本州地区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大和国。

    大和国原来局限于本州中部的大和地区。在不断的扩张中，大和国逐渐占领邻近地区，领土越来越大。随着大和国的扩张，周围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不断被它占有，大和国将这些土地和人民分配给了皇室成员和大贵族。在此基础上又加以细分，把土地分为屯仓和田庄两部分，屯仓属于皇室，田庄属于贵族；同时土地上的人民也被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隶，主要从事生活劳动，供贵族役使，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从事生产劳动，在土地上耕作。部民制是大和国形成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在大和国家向外征服的过程中，那些归顺和被征服的部落被集体安置下来，保留了原来的部落组织，让他们在原有土地上继续生活，所以这些部落有许多仍保留着原来的原始血缘关系，他们成为大和国的附庸，为大和国提供粮食，这些人和那些专门从事专业生产的劳动者都被称作部民。

    部民最初的来源是奴隶、战俘、移民和罪犯，后来相当多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随着部民制的逐渐发展，部民们的劳动分工也越来越细，根据分工有了各种不同的部。例如，被称作田部和米部是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民；而被称作品部的是那些在手工业或其他行业从事生产的部民的总称，在品部的内部按照行业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衣缝部、锻冶部，等等。部民们定期前往皇室和贵族的家庭中、工房中从事生产和服务工作，拥有少量的财产，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和生产工具，主人虽然可以像对待奴隶一样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他人，但是不能够随便杀害或买卖部民，所以部民与我们所熟知的奴隶的概念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在公元3～6世纪的时候，部民的人数大约占到了大和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除了部民和少数的贵族、奴隶，大和国其他的人口则是大批的平民，平民随时有沦为部民的危险，因为他们的地位在贵族和部民之间，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随着财产的变化而变化。部民制构成了大和国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

    到了4世纪初，大和国开始向各地的独立势力发动讨伐，将他们置于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大和朝廷很快就统一了从畿内到九州的西部土地，甚至将领土扩展到了朝鲜半岛南部的任那地区。5世纪时，这个国家已经统一了现在日本的大部分地区。为了阻止高句丽的势力扩展，大和开始向中国进行朝贡，以获取领土地位的承认。公元413年，大和国王就开始向当时的东晋朝廷进行朝贡。公元421年，大和国王赞向宋朝皇帝派遣过使者，此后大和国王赞、珍、济、兴、武等人持续向中国进行朝贡，并获得了中国皇帝授予的征东将军或者安东将军的封号，这五个大和国王自称为应神、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天皇。这个时候也确立了天皇的世袭制度，大和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今天的日本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姓氏起源：隐形的地位标签

    随着部民制的确立，大和朝廷的统治也日益稳固，大和国国内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再加上四周的邻国处于分裂割据的战乱之中，于是有很多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了躲避战乱就跑到了大和国。在大量移民进入的背景下，大和国的劳动力大为增加，新式技术得以高速发展。移民给大和国带来了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既使大和国的部民制社会进一步完善起来，又为大和国带来了氏姓制度。

    那么，部民制的完善与日本的姓氏起源有什么关联呢？正是因为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移民到了大和国，才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发展起来后，那些皇族和贵族们也要讲究起来了，看到这些为他们干活的移民都有名有姓的，觉得叫起来很方便。于是便为自己也起了姓氏。而那些生活在田庄和屯仓上，为皇室和贵族的私有产业服务的大和国原部民们，也就有了姓氏，这是按照他们主人的姓氏命名的。所以，我们看日本历史，经常出现诸如信长家、武藏家这样的说法，这就是围绕着这个姓氏建立起来的私人集团了。

    实际上，如果仔细区分，就会发现，虽然大和国的氏姓制度是仿照中国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但是它与中国的姓氏制度原理却并不相同。中国的古代是以姓代表血缘，以氏代表身份，大和国的氏姓制度却完全相反，氏指的是由血缘为中心而组成的氏族公社。原始社会解体，出现贫富和贵贱的两极分化后，氏族公社的首领即被称为氏长，对内主持对图腾的祭祀和裁决氏族内部的纷争，对外则代表本氏族与其他氏族或者大和国的朝廷接触。而姓就是对氏长的尊称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和王朝赏赐给氏长以表示区别这个尊卑高下身份的一种荣誉称号。如果是天皇的后裔，则往往会赐姓臣、君这样的姓；如果是那些传统氏族的氏长则会赐姓连；而如果是中国或朝鲜移民的，则会赐姓主、史；至于其他的姓，还会有诸如别、公、直、造、之类。

    所以，对于当时的大和国氏姓制度来说，氏是氏，姓是姓，氏代表大和国人的血源，也就是他原来属于哪一个部落；姓代表的是大和国人的身份，很显然，最尊贵的姓是臣和连，因为如果在朝廷中有人被赐姓为大臣或大连，那么则表示他是天皇或者是大氏族氏长的后裔，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这里讲的姓氏指的是古代的大和国，而现在日本人的姓，其实是明治维新后才新造的“苗字”，因为随着日本人口规模的发展，那些远古传下来的姓氏也开始出现了分支，就也是说出现了同姓异流的现象，原先的几个姓已经完全不够用的了，所以要新造字命名以示区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现代的姓，和古代的氏姓制度的姓，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大和国在6世纪初的时候，最有权力的两个家族的姓氏要数大臣苏我氏和大连物部氏。

    苏我氏弄权

    随着大和国军事征服的节节胜利，基本上统一了日本全境，但是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统一之后再往外面打就是海洋了，而跨海出征的话，经济和军事难度要大得多，所以大和国在失去了继续扩张的环境后，就打起了内战，内部开始了争夺。具体说来，就是皇室抢贵族的地盘，变贵族的田庄为自己的屯仓，反过来，大贵族们也不甘就这么被政府给收拾了，他们也极想控制中央的政权，以便获得更大的好处，而且，最好是“独自”控制。这就意味着，不仅是皇室和贵族之间不断在火拼，贵族之间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内斗，当时的大和国由于这些内讧，显得一片混乱。

    谁在内讧中胜利了？6世纪初的时候最有权力的家族是大臣苏我氏和大连物部氏。原来，在他们之前，在朝中最有权力的是大伴氏，物部氏和苏我氏决定联合起来夺权。有一次，大伴氏主张把朝鲜的任那地区的四个县归还给百济国以换取和平，物部氏和苏我氏乘此机会展开大肆攻击，夺取了大伴氏的权力。物部氏和苏我氏掌权后，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势力不同，这就注定了二者是不会和平共处的。其中物部氏掌握军事大权，而苏我氏掌管财政大权；物部氏代表本土部民利益，力图维护原来的统治方式，而苏我氏则代表大陆移民的利益，是一个新兴起的势力，力图颠覆旧有的政治权力格局。起初，势力较强的物部氏控制了主要的朝政，后来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多，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苏我氏也强大起来，二者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了，苏我氏在静静地等待着机会。

    终于，587年，当用明天皇死去时，以天皇的继承问题为契机，为了争夺到扶植新天皇的权力，从而获得对中央的控制权，苏我氏的苏我马子和物部氏族的物部守屋带领各自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最终，苏我马子率军攻入物部守屋的地盘，取得大胜，物部氏灭亡，夺占了物部氏的田庄和大量部民。在灭亡了物部氏之后，苏我马子立泊漱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

    但是，崇峻天皇不甘心成为苏我马子的傀儡，任苏我氏摆布，于是他经常长吁短叹。有一次吃饭时，他指着献上来的野猪头发出感慨：“什么时候能像砍这只猪头一样砍下我讨厌人的头啊？”这话不胫而走，苏我马子得到密报后，大吃一惊，决定除掉这个心怀不满的天皇。于是在592年，在苏我马子的唆使下，一位叫东汉直驹的刺客刺杀了崇峻天皇。苏我马子为了独揽朝政，觉得男天皇容易有野心，不听话，于是便在同年的12月，苏我马子让他的外甥女饮屋姬继位天皇，这样，大和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女皇。第二年，推古女皇又立了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任命他统率政务。后来因为这个厩户皇子很聪明，治理国家也非常英明，于是大家都把他称作圣德太子。

    此时的苏我氏家族不可一世，由于苏我马子扶植了这位女天皇以后，他可以任意操纵天皇，独揽朝政，于是掌握了朝廷的全部大权。苏我马子在朝中独掌朝政，便放纵下面的中小贵族疯狂兼并土地，残酷剥削部民。朝内朝外的腐朽统治，使大和国的社会黑暗，许多平民的土地被剥夺，沦落为部民，随着破产农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土地和财富则不断地集中到了上层，大和国社会的矛盾空前尖锐。这时的部民制，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部民制度开始瓦解，部民们开始纷纷逃亡，走投无路的奴隶、部民和平民的起义不断出现，大和国已处于混乱状态。面对社会的失序，人民和朝内的有识之士都在呼唤改革！

    圣德太子抢个先手

    虽说推古女皇是苏我氏的傀儡，但是这并不代表她所立的那位圣德太子也可以任由人摆布，圣德太子具有很高的才能，这和他受到的教育有关。作为用明天皇的嫡子，幼时他曾经跟随高丽国的名僧惠慈学习过佛教，师从百济国的博士觉哿学习过儒学，从小就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中央集权的思想意识很浓厚。当推古女皇让圣德太子执政时，这时的大和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

    这里的外患指的是中国在589年，由北周重臣杨坚建立了隋朝，在灭亡南朝陈后，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全中国的统一，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在朝鲜半岛上，虽然仍然处在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日益强大的新罗已经占据了广大的地域，并且随即吞并了大和国在朝鲜半岛的据点任那地区，这是大和国很不愿放弃的地区，因此大和国与新罗的外交关系在急剧恶化，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至于内患，那就是部民制度弊端重重，不再适合大和国的发展，而以苏我氏为代表的大贵族又在朝中独断专行，他们的势力尾大不掉，皇室的力量单薄。圣德太子受到中国的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影响，决定改变这种局面，建立起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此挽救社会危机，消除大和国的内忧外患。

    解决外患的关键，在于调整外交政策了，圣德太子深知不可与强大的中国为敌，于是在外交上宣布恢复曾断绝的中日邦交。因此，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推古王朝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并积极吸取大陆文化。这样，既充实了大和的国力，又缓和了国际局势，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改善，也间接改善了与受中国支持的新罗的关系。

    外患好缓解，解决内患可就难了，只能寄希望于改革，动大手术。为此，强势的圣德太子在604年先行一步，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范围广，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无所不包。这些改革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圣德太子于604年制定冠位12阶法，并于次年开始实施。冠位是授予贵族的荣爵，只按才干和功绩授予个人，不能世袭。冠位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氏姓门阀势力和选拔人才的作用。它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同时圣德太子宣布制定宪法17条，力图从思想理论上规定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同时通过吏治达到民治，规定了君权的崇高性。《宪法》的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宪法》的核心思想。其用意在于提高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力，建立中国式的君主专制王朝。《宪法》提出要给百姓以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如“勿敛百姓”，“农桑之节，不可使民”等，以消弭人民的反抗。

    圣德太子的这些改革，压制了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室的地位，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必要的准备和先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正是天有不测风云，圣德太子的改革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不料，他还没等加冕“天皇”桂冠，便于622年病死于其所建的寺庙斑鸠宫，随着这位改革的中坚人物的死去，改革也被搁置了下来。于是推古女皇便打算立自己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为太子，但这只不过是推古天皇的一相情愿罢了，因为立太子这件事情，她说了不算！曾经呼风唤雨的苏我马子由于圣德太子的英明和强势的执政，他的气焰被暂时压了下去，可是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的势力渐渐重新开始执掌朝廷大权。公元626年5月，苏我马子死了，他的儿子苏我虾夷继承了他的位置，而且这位苏我虾夷的能力和野心远在其父之上，他开始暗中扩充自己势力，准备恢复往日苏我氏专权的“辉煌”局面。

    公元628年3月，推古天皇也死了。苏我虾夷便矫诏，对外宣布推古天皇要将帝位传于皇孙田村皇子，这可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因为这关系拉的可太远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默默无名的田村皇子是从哪儿找来的主，也不相信推古天皇真的要将帝位传给这位田村。可是苏我虾夷就是要立他看中的田村皇子为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我虾夷摆了个鸿门宴，把朝廷中有势力的大臣都请到自己家里，胁迫他们支持田村皇子即位，这些人没办法，只好服了。但是还有一些在朝外的人，不肯服从苏我虾夷，这其中就包括了苏我虾夷的叔叔摩里势。但此时苏我虾夷的势力已无法控制，他征服了摩里势的地盘，并且摆平了部分皇室成员的反抗，终于在公元629年1月拥立田村皇子为舒明天皇，此时距推古天皇死已有10个月。也就是说，这时的大和国，由于没有达到苏我虾夷的要求，居然将近有一年时间处在没有天皇的状态下。这位舒明天皇即位后不久就封自己的亲兄弟茅淳王的女儿，也就是他的亲侄女宝皇女为自己的皇后。

    苏我虾夷这样费尽心机拥立舒明天皇，当然是要回报的。果然舒明天皇没有让他失望，成为他的傀儡，苏我氏大权在握，但苏我虾夷还是觉得不如意，因为这个傀儡舒明天皇总会死的啊，这时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圣德太子的长子山代大兄皇子，一个是舒明天皇和自己的妹妹所生的古人大兄皇子，而这俩人都不能让苏我虾夷满意。亲情的力量在政治面前显得无力，历史上曾发生过诸多杀兄弑父夺皇位的事，这个古人大兄皇子就这个有野心。

    终于，苏我虾夷担心的事发生了，641年，傀儡舒明天皇在百济宫去世了。怎么办？苏我虾夷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苏我马子的做法，不立天皇之子，而立皇后宝皇女为天皇，又找了个女人继位。于是在公元642年1月，宝皇女正式即位，这就是皇极天皇，她也是大和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女皇帝。皇极天皇在这种背景下即位称帝，可想而知，她同死了的舒明天皇一样，也是苏我虾夷的傀儡，在皇极天皇执政期间，苏我氏的权势急剧扩张，

    苏我虾夷也有个儿子，叫苏我入鹿，和他父亲一样，野心也很大。苏我氏祖孙三人，一个比一个狂，不过物极必反，做人要低调才行。苏我虾夷父子虽然有权，但在朝中由于太嚣张，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他们就是因圣德太子改革而得以参与朝政，又因为苏我氏重新上台而失势的很多中小贵族，他们的首脑就是物部氏的残存后裔中臣镰足，而推古女皇之子山背大兄皇子则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这俩人，一个是苏我氏的世仇，另一个是就因为苏我氏的阻挠才没能当上天皇的人，可想而知，他们对苏我氏的仇恨有多大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苏我氏从擅权到被赶下台，现在又得以复辟，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苏我氏的骄狂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其后将要发生的事件起伏波折，让人拭目以待。

    日本海归的引导

    苏我虾夷重新掌权后，为了使苏我氏的权势代代显赫下去，开始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己，终于，大权在握的他玩过火了，因为他干了两件让反对者不能忍受的事。第一件事就是苏我虾夷为了培养他的儿子苏我入鹿，于642年初，未经朝廷允许，就把象征最高官阶的紫冠“大德”授予了苏我入鹿，使其能够掌控朝政。于是，这就等于向大家宣布大和国从此进入到苏我入鹿时代了，苏我氏的出入仪仗等同于天皇，苏我氏的子女都称王子，俨然不是大臣，而是大和国真正的统治者了。第二件事是在公元642年11月，苏我入鹿派兵袭击了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山背大兄皇子，逼得他自杀。这一举动，使得皇子们人人自危，大家都认定如果不早点诛杀苏我入鹿，自己的性命也会如同山背大兄一样保不住，于是大和国的上层贵族和皇室内部人员开始结成了一个反苏我氏的联盟。

    自从圣德太子执政后，制定了友好的对华政策，这个政策也被继承了下来。到了苏我入鹿时期，中国已经是大唐王朝了，大量的大和学生前往唐朝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和政治。这时正当大和国的社会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推古时期派到中国的留学生陆续回国。其中最著名的有僧旻、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他们于640年纷纷回到大和国。由于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他们归国后就积极开始进行宣传，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对大和国在各个方面的革新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归国的留学生的传授下，大和国皇室和贵族阶层被隋唐的封建制度所深深吸引，强烈要求改革大和落后的部民制。在这些新兴势力中，代表人物就是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

    中臣镰足的老师就是留学生南渊请安，他回国以后曾开了一家私塾，很多贵族子弟都前来学习，这其中就包括中臣镰足，他也曾请教过僧旻，虚心学习大唐的制度和文化。中臣镰足很有抱负，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他先是联络了不满苏我氏的皇极天皇的弟弟轻皇子，后来又与中大兄皇子结为密友，他们同拜南渊请安为师，学习中国唐朝的思想文化和治国方略，渐渐地形成了反苏我氏的小集团。中大兄皇子就是在位的皇极女皇之子，他和圣德太子一样，看不惯苏我氏控制天皇，而且只会挑女人欺负，何况他也要考虑自己将来的继位问题。所以这两个人密谋要打倒苏我入鹿，推翻苏我氏，夺取朝廷大权。

    在具体行动上，中臣镰足可以说是军师，而中大兄是主将，他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首先争取了朝中一个叫苏我石川麻吕的很有权力的大夫，从而分化了苏我氏的势力。这可见中臣镰足是个厉害角色，因为苏我石川麻吕也是苏我氏，而且他还是苏我入鹿的堂弟。但是中臣镰足作了一个媒，让中大兄皇子娶了苏我石川麻吕的女儿远智娘。苏我石川麻吕被拉进了中大兄的势力集团。然后，中臣镰足又争取了拥有兵权的阿倍内麻吕和佐伯连子麻吕等人加入反苏我联盟，这样，一个革新派就组成了。

    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等反复商议，觉得要消灭苏我入鹿就必须使用政变这一特别的手段，他们默默地等待着机会……

    外交场合的刺杀

    当革新派在拉拢很多不满苏我入鹿擅权的有力氏族时。苏我入鹿对此也开始有所察觉和警惕，加强了自己府邸的守备，中臣镰足等人没有办法，只能等待苏我入鹿离家到太极殿参与外交活动的时机，采取发动突然政变的办法了。

    公元645年6月12日，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是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朝鲜三国使臣向天皇进献礼品的日子。苏我入鹿也参加了接见，他一身将军打扮，腰佩长剑，立在天皇的左侧；他的父亲苏我虾夷是个老头，此时正半闭着眼坐在天皇右侧。父子两人权势极大，天皇在朝上有什么决定，总要先问问他们，否则一概无效。苏我入鹿是实际上的摄政王。平时，苏我虾夷不上朝也不要紧，因为他早就将自己邸宅叫做“皇宫”，把他的儿子称为“皇子”。今天，因为要接见外国使臣，碍于礼仪，不得不陪同天皇接见。

    苏我虾夷老奸巨猾，他在朝中没有见到中大兄皇子，心里有些狐疑。他知道中大兄皇子对他们父子操纵皇室是怀恨在心的，这两天，又听说他在一个寺院里训练军队。今天满朝文武大臣都集中在这里，唯独他不来，此中必有蹊跷。于是，他干咳了两下，说了声“我身体不适”，便让人抬走了。临走前，他向苏我入鹿丢了个眼色，意思要儿子注意，但苏我入鹿没有到这个动作，站在那里不动。

    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早已计议停当，准备借机下手。这天清晨，庄重的鼓乐声从皇宫的太极殿内传出，文武百官列队走进殿堂，根据官阶大小站成两排。皇极女皇也登上了宝座。苏我入鹿大模大样地站在百官之前，眯着眼听朝官宣读朝鲜三国进贡礼品报表。那报表十分冗长，读得苏我入鹿直犯困。

    大殿两侧的帷幕后边，藏着手执利剑、长矛的中大兄、中臣镰足，宫廷侍卫连子麻吕等人，气氛极为紧张。按照事先约定，在朝官读完报表之时，乘苏我入鹿不备，由连子麻吕冲出将其刺杀。可连子麻吕惧怕苏我入鹿威严，眼见礼品报表快读完了，还迟迟不敢动手。正在唱读的朝官也很紧张，声音发颤，两手发抖。苏我入鹿不觉起了疑心，忽然睁开双眼，一把抓住朝官的手，喝道：“为何浑身颤抖？不成体统！”说时迟，那时快，中大兄皇子从帷幕后跃出，举矛刺入苏我入鹿右肩。苏我入鹿吃了一惊，正想反抗，这时中臣镰足也从旁边冲出，挥剑砍断苏我入鹿的一只脚。苏我入鹿疼痛难忍，大叫一声，带伤跳到女皇座前，叩头作揖道：“臣不知罪，乞望陛下明示。”

    皇极女皇惊呆了，待回过神来，问中大兄皇子发生了什么事。中大兄大声答道：“苏我入鹿丧尽天良，企图篡位，无恶不作。今若不杀此贼，国法难容。”皇极女皇听罢，半晌不做声，挥挥手，默默退殿。朝廷侍卫官连子麻吕迅速冲上前。苏我入鹿一看大势已去，仰天长叹：“天亡我也！”连子麻吕一剑刺入他的心脏，苏我入鹿顿时丧命。

    苏我虾夷得到儿子被杀的消息，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反扑。无奈苏我父子平日作恶太多，家臣、卫兵早有不满，此时纷纷出逃。苏我虾夷见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政变第二天，不待中大兄皇子率军队围攻，便在自己的“皇宫”里自杀了。

    “哈唐”进行时

    刺杀苏我入鹿后的第三天，中大兄皇子就废黜了皇极天皇，转而拥立他的叔叔登基，称为孝德天皇，仿照中国唐朝建立年号“大化”（意思是“伟大的变化”），迁都难波（今大阪市）。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位新天皇登基后，立刻就开始论功行赏。中大兄皇子功劳最大，被立为皇太子，给予了辅助政事的权力，中臣镰足被任命为内大臣；苏轼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高级顾问）。大赏功臣之后，孝德天皇率群臣在一棵大树下郑重宣誓：“皇天借我等之手诛苏我逆贼。今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共创皇国伟业！”

    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发布《改新之诏》，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按照中国盛唐封建制国家的形式，建设新的大和王朝，开始全面向大唐学习。

    后人仔细研究大化改革的内容，就会发现，这份改革方案完全是以大唐为蓝本的，比如：大化改革宣布废除部民制，无论是皇室的屯仓还是贵族的田庄都一律废除，在上面工作的部民都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也就是说无论土地还是农民都不再私有，而是都变成国家的了，学名叫做实行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这些很明显都是参照大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制定的，性质完全一致，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具体说来，大化革新后国家对农民的关系变成了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并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公民征收国税和徭役，公民被束缚在自己的口分田上，以臣属关系依附于国家。这种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关键所在。班田制下的公民除了有终身使用权的口分田外，还拥有对山林池沼的使用权，每年除了缴纳固定的租税和徭役外，交租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占为己有，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就是班田制下的公民。

    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大和朝廷力图建立起中央集权制。新政权建立不久，为了树立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649年，孝德天皇就下诏，令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旻“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这个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不过是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换个名字罢了，它们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用现在所谓的哈韩哈日说法，可以说大化革新处处体现着“哈唐”的精神。

    封建制外皮，奴隶制内核

    日本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好几次重大变化，先是大和国建立，原始社会结束，然后是苏我氏上台确立部民制，再往后又有圣德太子改革，现在又要废除部民制确立中央集权制。由此，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这次的大化革新又要进入封建社会，发展太快了就难免会保留很多历史残余。日本在进入奴隶社会的时候保留了很多原始社会的残余，这么短的时间又要转向封建社会，就又把奴隶和原始社会的残余都带着了。这样，大化革新后的大和国，就形成了一个以封建制为外皮、奴隶制为内核，还夹着原始制的独特形态。

    所以，大化革新的过程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危机重重，因为政治斗争是无时不在的，在革新过程中也是如此，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依然永无宁日。革新派对于守旧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公元645年9月，古人大兄皇子谋反，以出家为名逃往吉野，勾结苏我入鹿的亲族和旧臣策划叛乱。因为消息泄露，中大兄立即派兵镇压，古人大兄皇子被杀。到了649年，苏我马子的一个孙子苏我日向诬告苏我石川麻吕意图谋逆，中大兄皇子没经过缜密调查，就迫使他的老丈人、诛杀苏我入鹿的功臣苏我石川麻吕自尽。因为苏我石川麻吕虽然反对苏我虾夷父子，可是本人并不赞成改革，在冠制改变后仍然坚持戴古冠上朝，中大兄皇子早就对其不满，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将他铲除了。这些镇压手段很残忍，简直到了杀红眼的地步，让人看起来好像不是为了维护改革，倒像是维护自己权力地位，改革改成了这样，就变了味儿。

    果然，随着中大兄皇子权势熏天，越来越不把孝德天皇放在眼里，对于各种改革措施也是独断专行，两人间的矛盾日益激化。653年，为控制守旧势力，中大兄皇子奏请将都城迁回飞鸟地区，遭到孝德天皇拒绝后，中大兄不顾天皇的反对，率领皇族和群臣离开难波，自行回归飞鸟。孝德天皇受此打击，于次年饮恨病死。

    孝德天皇去世后，中大兄皇子没有登基称帝，也没有立孝德天皇的儿子为帝，而是让前皇极天皇，也就是他的老娘在飞鸟的板盖宫再度即位，改称齐明天皇（655～661在位）。齐明天皇期间，朝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楼阁，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引起民怨。朝廷的作为，给守旧势力提供了反对的口实。公元658年11月，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去纪伊的牟娄温泉疗养，首都留守官、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苏我赤兄乘机鼓动有间皇子叛乱。赤兄列举女皇有三大失政，即大修仓库，积聚民财；穿凿水渠，耗费公粮；以舟运石，累积为丘。在赤兄的鼓动下，有间皇子开始策划谋反。可是当有间皇子准备举兵时，苏我赤兄却见事难成功，转而派人逮捕有间皇子，并派人将有间皇子谋反之事报告中大兄。中大兄将有间皇子处以绞刑。

    自大化革新后，大和国内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显激烈，内部危机越来越严重。

    学生向老师叫板

    日本的政策从古到今都是一致的，一旦国内出现危机，首先想到的就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所以当大化革新出现危机的时候，为了转移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大和朝廷大举征伐北方少数民族并出兵朝鲜。

    这个时期的朝鲜半岛，正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都想统一半岛，但又力量不够，于是向邻国寻求援助，分别与唐朝和大和国结成军事同盟。平时大家相处的没事儿，可真要打起仗来，就得完全站到盟国这一边儿了。结盟的结果是高句丽、百济、大和国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660年，百济主动向新罗进攻。新罗向大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让苏定方率领水陆大军十万余，从辽东陆路进军和山东荣成渡海一起击百济，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百济军队不堪一击，不到十日，便灭亡了百济。大唐在百济的故地设立都督府，大将军刘仁愿率兵留守。

    百济灭亡后，那些遗老遗少们总想着复国，于是就给他们的同盟大和国送信，原百济将领福信遣使日本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大和国打算干涉，但还想看看局势再说。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所以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乘着调来的大军还在，同年4月，唐军就以四万四千人之众顺势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但是因为平攘久攻不下，唐朝于次年2月撤军。而这时，复国的百济发生了内讧，福信被杀，百济力量因此严重削弱。大和国觉得时机到了，天皇命令大将毛野稚子率两万七千余人的大军在公元663年6月向新罗主动发起了进攻，切断唐军与新罗的联系。这样，一向以唐为师的大和国便开始公开向老师叫板。

    这时，大唐的援军也到了，由孙仁师率领的七千名唐朝大军渡海到达熊津府，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士气大振，便与新罗组成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百济的周留城，百济和大和国援军相继投降。大和国于是又派大将庐原君臣率领新的援军一万余人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是一个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的城市，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虽然唐新联军已经从陆地上的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只要百济能够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的水路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大和国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城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决定战争胜负的白江之战打响了，唐朝的水军率先到达白江江口，不久，大和国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水战爆发。当时，唐朝水军七千余人，一百七十艘战船；大和国水兵一万余人，一千多艘战船。大和国虽然在人数和船只数量上有优势，但是由于技术落后，都是小船，水上作战无法拉开战线，人数优势也发挥不出来。而唐朝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大和国。首战中，唐军以逸待劳，率战船列阵于白江，轻而易举地就使大和国水军“不利而退”。次日水战再次打响，唐军利用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大和国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居高临下施以火攻的战术，将大和国四百多艘战船烧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水军打败，大和国陆军也就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全部投降唐新联军。大和国势力彻底退出了朝鲜半岛，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也至此结束。

    这次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对话虽然以老师的胜利而告终，但这是发生在大唐盛世，说起中日之间的战争，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十六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功亏一篑的元朝跨海征日大战。数次战争，代价巨大，败多胜少。

    自大化革新开始，日本人全面向大唐学习，刚起步便开始打老师；西方势力兴起强盛后，又全盘学习西方，一旦学成，首先就将魔爪伸向邻居，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一次次尝到好处后更变本加厉，又悍然发动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扔下两颗原子弹，狂妄叫嚣“一亿玉碎”的日本军国主义不知道还要涂炭多少生灵。

    白江战败之后，日本终于服气了，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日本国数百年间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和中华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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