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的“男人”们

    永贞的改革者不是一群不完整的男人。恰恰相反的是，永贞革新的主要对手就是不完整的男人——宦官。

    宦官是专制制度的伴生物，宦官作为皇帝的家奴，服务于皇宫中。用周星驰电影里一句经典台词就是“太监，是不完整的男人”。宦官作为一个集团，其成分相当复杂，他们多数是来源于社会下层，由于肉体被残害，所以心理上也常常是畸形的。

    宦官通过影响皇帝决策间接掌控中央政权。唐代宗鱼朝恩“宠任无比，上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德宗、宪宗时期，在许多关键决策中，宦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僖宗时权阉田令孜独霸朝政，挟僖宗不得主断。僖宗末年，杨复恭代田令孜为神策中尉，“内外经略，皆出于复恭”。昭宗立，杨复恭视天子为门生。刘季述更甚，废昭宗。这一时期，宦官不仅影响皇帝决策，甚至达到了随意废立的地步。

    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即位的唐德宗李适不是一个昏君，他登基之后还是干了很多实事的。首先，他采纳大臣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正式废除租庸调制，对安史之乱后的赋税调整打上了休止符，增强了唐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其次，德宗任用李泌为相，采用新的外交策略，联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面的南诏国，对吐蕃形成包围，逐渐减轻了吐蕃的侵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劳，要知道就在十几年前肃宗、代宗时期，吐蕃、南诏，特别是吐蕃的骑兵经常长驱直入，直抵长安。最后，德宗非常重视中央军的建设。他将中央神策军扩展到十五万人左右，使唐王朝与地方藩镇武力保持平衡。

    但是，唐德宗虽然有功，也有失误的地方。从性格方面来讲，他的性格比较急躁，容易冲动，同时猜忌心比较强，不大愿意让手下的人过于出色。这些性格加一起就使得德宗刚愎自用。由于不信任外面的大臣和将领，他比较重用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使他们掌握了神策军的实际领导权，成为朝廷政治中无人匹敌的势力。

    在这种局面下，宦官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长安又遭藩镇围困，有如危城。因此，如何抑制宦官和藩镇势力，夺回国家军权，重建中央集权，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此外，贪鄙当道，贤能被逐，苛政如虎，百姓涂炭，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宦官掌握军权和政权后，政局更加混乱，政治更加黑暗。在朝廷形成南衙北司之争。南衙指朝官，北司指宦官。二者斗争从肃宗时就已开始，至文宗时，斗争相当激烈。文宗为夺回已失权力，多次重用外朝大臣，结果因为宦官掌握中央禁军没有成功，而且朝官因为此类事情被杀达上千人之众，朝官几乎为之一空。顺宗时，翰林学士王叔文、王伾和宰相韦执谊等进行永贞革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击宦官势力，企图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结果以失败告终。

    东宫智囊团

    其实，所谓的“永贞”是唐德宗的年号，但是主导这次改革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李诵。

    李诵在东宫二十余年，经常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可以说李诵是一位颇有阅历和抱负的人。“建中之乱”时，泾阳兵变，德宗李适仓皇出逃，被围困在奉天，正是李诵亲自带兵与叛军大战，保护了圣驾的安全。战后，这位太子对受伤的士卒抚慰尤佳，深得将士们的爱戴，在民间也博得了很好的口碑。他面对德宗朝昏暗的政治局势，深为江山社稷忧虑，总想涤荡乾坤，重振大唐雄风。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李诵有改革的志向，必然要招兵买马，培养自己的班子，这个时候，一个叫王叔文的人走进了他的视线。

    王叔文，越州山阴（浙江绍兴市）人。他出身“寒微”，颇知民间疾苦；又读书知治道，慷慨有大志，是庶族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一位有抱负、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他于贞元三年以善棋入侍东宫，陪侍太子近二十年。但他的实际身份和作用，远远超过一个“俳优处之”的棋手，而是能够对李诵在政治上施加重大影响的谋士和侍臣。他在翰林院以棋待诏，侍读在太子身边，经常向太子反映民间的情况，商量国家大事。太子李诵想要削除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这两个毒瘤，振兴大唐江山，虽身在东宫，十分注重广泛结交贤才。贞元末年，在李涌周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可以从事政治革新的人才集团。

    贞元末年，宫廷有一大弊端——宫市，宦官以宫中需要为名强抢民财，许多朝臣以论谏此事而得罪，李诵曾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竭力劝皇上废止这种事情。王叔文劝阻说：“本朝制度，太子的职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那怎么解释得清楚。”李诵知道王叔文看得远，想得深，是为他的前途考虑，感泣说：“如果没有先生，寡人怎会知道其中的利害。”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极为尊重，极为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

    李诵的政治革新集团又被称为“二王”集团：即王叔文和王伾。王伾是东宫李诵的近侍，他以擅长书法见长，以书法侍诏，也是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出于政治的需要，李诵主要通过王叔文联络朝臣。当时，有志于改革的朝臣也急于依附未来的新主，通过近侍王叔文则是一个途径。王叔文也曾经“劝太子招纳时之英俊以自辅”，希望太子能够多多招揽贤才，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集团。

    而柳宗元当时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朝官，正是王叔文理想的招纳对象。柳宗元自幼怀有“利安元元”之志，他通过友人刘禹锡结识了王叔文。柳宗元对王叔文钦佩有加，认为他可共立仁义，裨教化，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很有可能将尧、舜、孔子之道发扬光大，为国家造福。在后来的“永贞革新”中，“王柳”关系密切。

    王叔文确有深谋远虑，他要为革新政治作长远打算。密结人才，组织革新集团，是王叔文为永贞革新所作的主要准备。这是为了使李诵一接皇帝位就可立即使用，迅速推行革新。因此李诵也热心为王叔文援结朝士。翰林学士韦执谊，聪俊有才，能诗善文，三十几岁就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召入翰林。德宗对他特别宠幸，与他歌诗唱和，让他出入禁中，略备顾问。一次，德宗过生日，李诵献佛像贺寿，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赞文。赞文成，德宗又命李诵赐韦执谊缣(双丝的细绢)帛，以为酬劳。韦执谊到东宫拜谢，李诵对韦执谊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伟才。”于是韦执谊与王叔文密切相交。

    在太子的信任和支持下，王叔文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联络了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凌准、李景俭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士，为将来的改革准备了力量，并经常向太子推荐谁人可为相，谁人可为将，希望将来使用。后来又与太子妃牛昭容（太子即位后为皇后）以及宦官李忠言建立关系，经常在一起讨论朝政，互相砥砺。

    这个小集团集于东宫，它的大当家自然是东宫的主人，也就是太子李诵。核心人物是“二王”，尤其是王叔文。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和目标，这就是“共立仁义，辅佐教化”。具体说来，是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和暴敛苛政。他们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也考虑了民众的疾苦。

    吹响冲锋的号角

    正当东宫集团顺利发展时，太子李诵忽然在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中风，口不能言。这差一点使他不能继承皇位，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初一，皇亲国戚都按例入宫拜贺德宗，只缺太子卧病未来，德宗不由涕泣悲叹，因此得病不起。

    二十三日，德宗崩，这下宦官们可慌了神。因为太子李诵早就认识到宦官专权横行是唐代中后期的一大祸害，所以在做太子的二十年中从来没给专权的宦官好面孔看，而且东宫“二王刘柳”集团又一向与宦官集团不合，这些宦官集团心中不会不明白。因此，虽然王伾与王叔文也是翰林待诏，按理应该被告知皇帝殡天的消息，但是宦官们不敢宣他们二人上殿。尔后，匆匆忙忙把翰林学士郑烟、卫次公召至金銮殿。在卫、郑两人草写遗诏时，有宦官又突如其来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宦官集团感到太子不好支配、控制，企图取消李诵的皇位继承权，另立新帝，以阻止“二王刘柳”集团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他们反对革新的第一次阴谋。

    当时，在场众人慑于宦官权势，都不敢做声。但李诵毕竟是德宗亲立的储君，另议他立，有背唐朝法制，是对先帝大不敬。卫次公虽非革新派成员，但他也已看出这样做不对头，急说：“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郑细等人马上附和，宦官集团另立皇帝的阴谋才没有得逞。李诵晓得人情犹疑，穿了紫衣麻鞋，支撑着走出宫城北门九仙门，见诸军使，这才使人心稍安。第二天，在宣政殿宣布遗诏，李诵身着丧服见百官。二十六日，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是为顺宗。宫廷卫士起初还有怀疑，都踮起了脚，伸长了头颈张望，见没错，说：“是真太子。”有人竟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李诵继位为顺宗后，虽然性格仍旧很宽仁，但是却很有决断，决定立即起用革新派。他尤其礼重师傅，对二王深信不疑，诸事仍委请王叔文决断。顺宗因风症常居宫中，不能接触外廷，只有皇后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在左右服侍。他让王叔文坐守翰林决策，命王伍在牛、李与王叔文之间往来传递旨意、信息。百官奏事，通过牛、李转达给顺宗，顺宗阅后，经牛、李转王伍下翰林，由王叔文裁决可否；王叔文奏意，也由王丕入内，经李、牛，转相交给，告顺宗，再由同样途径下翰林，称诏，宣行中书。王叔文又荐引韦执谊为宰相，二月十一日，顺宗任命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使韦执谊在中书承宣执行，与内相沟通，配合呼应。同时，刘、柳等人专采听外事，谋议唱和。

    这个转相交通联结，实际上是以顺宗为权力来源，以王叔文为决策中枢的革新派指挥中心和对朝廷的控制系统。二十二日，顺宗正式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丕依前为翰林待诏。至三月，王丕也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辞掌诰敕，兼备待顾问，辩驳是非，典掌缣牍，受命处理一切事务，一日万机，权本极重，而顺宗实际上又把朝廷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王叔文“内赞画谋”，指挥定夺，是永贞革新事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领袖。在王叔文的谋划下，“二王刘柳”集团又不断相次提拔后辈新进，发展革新派势力。王叔文在完成为革新所作的人事、组织和权力系统上的准备后，基本工作就绪，改革的号角已经无声地吹响。

    六十天的重磅炸弹

    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由此开始了。王叔文在改革中，充分发挥了他坚决果断、注重效率的办事才干。就在他受命翰林学士的当天，就惩办大贵族大贪官李实。李实是皇族，袭封道王，是个贪残无比的奸人。李实在做节度判官时，克扣军饷，引起军士怨叛，要杀死他，他连夜缒城，仓皇出逃。贞元末，官京兆尹，为政猛暴，不顾文法。关中大旱，德宗还想到准备减税，可李实谎报谷田长得很好，违诏强征，逼得百姓拆屋卖苗，苦不堪言。顺宗即位之初，李实仍恃贵不知收敛，在府中，活活打死了十多人。京畿一带，不分贵贱，人们都对他痛恨切骨。王叔文毫不留情，拔了这颗钉子，撤了李实的京兆尹，贬为通州长史。消息传开，人心大快，欢呼相贺。从惩办李实这件事可以看出。永贞革新一开始，就显示了雷厉风行的风格和气势。

    时隔不过两天，在二十四日，少数又紧接着连办了五件事：第一，废除宫市；第二，废除五坊小儿；第三，禁征乳母；第四，废除常贡以外的进奉；第五，免除百姓历年积欠逃避的课税租赋，永贞革新计诏免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等。

    五坊小儿与宫市一样性质，同是暴虐之政。五坊是指宣徽院的鹇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在长安城内外各处纵犬飞禽，为皇帝张网捕雀，所到之处，无恶不作的五坊人员。稍不如意，就把岁网盖罩住百姓家门及水井上，不让人出入打水，一直要闹到争着钱才罢休。他们常群聚在酒店乱吃乱喝，临走时，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说这蛇是用来捉鸟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批恶阉才把蛇筐带走。奉使出外的宦官，还常在路上抢马，搞得不分穷富，都惊惧怨恨，畏之如盗，远近喧腾，商旅将绝。王叔文革除宫市与五坊小儿这两项虐政，人心大悦。贞元时，宫里征乳母，都令寺观选婢女充当，但总是不能中选。因此寺观轮到出婢女，经常在民间购选有姿色的民女送入宫里。永贞革新禁征乳母，为百姓除了一害。

    皇帝所爱者，女色与孔方兄也。上面禁征乳母可谓表明了当今天子不恋女色，下面自然该轮到对金钱表态了。唐朝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额外进奉，主要是地方上的“月进”、“日进”钱。为了讨好皇帝，节度使都在常贡外再“进奉”钱。有的每月进奉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到后来，州刺史、幕僚也仿效，竞向皇帝进奉。这些“进奉”自然都出在人民头上。王叔文悉罢进奉，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接着在二十五日，王叔文又罢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专卖是唐代中后期政府的重要收入，由盐铁使经管。所谓盐铁使月进钱．是后来巧立名目，在正课之外，每月向皇帝进的所谓“羡余”钱，专供皇帝私用。这项弊政不仅苛敛百姓，还影响国库的正常收入。它的废除，于国于民两有利。

    做好了上面两件事后，改革集团又在三月初，释放宫女三百人，释放掖庭(皇宫中的旁舍，宫嫔居住的地方)教坊女乐六百余人，通知家属在九仙门迎接。家人团聚，欢呼万岁。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视为德政。

    同月，追调前宰相陆帜、前谏议大夫阳城等大臣回京听用。这些大臣多因正直敢言，触怒了皇帝，而被贬逐到外地。德宗自贞元十年(794年)起，长期不下赦令，不再起用被贬逐的大臣。但他们大多很有名德才望，调他们回京，深得人心，百姓相聚欢呼。

    在不到两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就革除了这么多的虐政、弊政，王叔文改革之坚决，胆魄之大，决策之快，效率之高，无异于在委靡不振的社会里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炸毁了腐败、苛政，大快人心，改革也取得了民心和民间舆论的支持。

    向纵深推进

    看到改革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王叔文与革新集团的成员们共同谋议，计划将革新继续深入推进。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改革派提升浙西观察使李镝为镇海节度使，解除李兼领的盐铁转运使，明是升职，实是削他的利权；加检校司空、宰相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利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的措施。接着在两天之后，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杜佑虽领使名，其实盐铁大权全由王叔文专掌。所有的禁中文诰，也都出自王叔文。钱粮是国家最大的根本，王叔文之所以要掌握财政及盐铁利权，是为了制约方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政治，使百姓安富，平均赋税，助成富庶之教。王叔文后来又转户部侍郎，仍领度支、盐铁副使，准备大干一场。同月，解除李铸的盐铁转运使职务，这就包含着裁抑藩镇的意思了。

    王叔文反对封建割据，痛恨藩镇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趁朝廷换皇帝的时机扩大地盘，派副使刘辟向朝廷要求兼领三川，并威胁王叔文说，如果不准，必将报复。唐朝中后期以来，不少藩镇拥兵自重，坐地为王，韦皋就是强势藩镇的代表。王叔文断然拒绝了韦皋这一要求，并准备杀死刘辟，吓得刘辟狼狈而逃，反映了王叔文及革新派永不妥协的精神。

    既然已经夺了藩镇的兵权，那么夺取宦官兵权就是迫在眉睫之事了，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专权集团的重要步骤。宦官专权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也是永贞革新的最大阻力，而且还是不少藩镇的后台。宦官集团之所以权势显赫，就当时说来，主要在于直接掌握了十五万神策军，又在地方军中担任监军，也就是手中有兵权。因此，能否战胜宦官专权集团是永贞革新的成败关键，而能否剥夺宦官的兵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自德宗时期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中央左右神策军(中央警卫部队)中尉(最高指挥官)以来，宦官掌握军权制度从此确立，终唐没有改变。此外，各地驻军也请求隶属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都归宦官统帅，这是宦官左右朝政的根本。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五月，革新派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两天后，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以专兵柄，也就是说要由革新派来掌握兵权了。

    不祥在蔓延

    正当王叔文知难而进时，对手的反击战也开始打响了。

    一天中午，殿中侍御史窦群谒见王叔文，对他说：“去年李实那小子仗着皇上的恩宠，骄横跋扈，那时候王公你在哪里？不过是在前面给人开道的一个小官罢了！现在，你已处在与当时李实相同的形势上了。王公你怎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会有像你当年一样的人？”对于窦群这些几近于挑衅和人格侮辱的话，王叔文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但革新派面临的严峻局面，已经是不容忽视的了。就像历史上许多改革一样，“永贞革新”中的许多措施，尤其是涉及财权、兵权、藩镇权的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于是，从中央朝廷到地方节度使，许多人公开表示心中的不满和愤怒，并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对革新派展开了反击。

    反对派先是试图将皇长子李纯立为太子，先为自己留好后手。李纯为顺宗李诵之子，当时为广陵王。其实这也怪顺宗自己身体不争气，这位皇帝从小身子骨就比较弱，常年跟药罐子睡一起。所以，在顺宗登基后不久，一批翰林学士如卫次公等人就开始公开上表说顺宗身体不佳，皇长子李纯仁厚有加，才智过人，建议早日册立李纯为太子以安天下。

    王叔文不傻，他现在还看不出这个皇长子政治态度，不知道李纯以后会不会给新法捣乱，所以便以“立贤不立嫡”为理由拒绝了翰林学士们的要求。实际上当时的立储形势还是挺复杂的。除了李纯之外，舒王李谊依靠德宗时期的旧人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等也想抢夺太子的地位。但是，当俱文珍他们看到王舒文的新政实在是来势太猛，当时形势对他们已是极为不利，便舍车保帅，放弃争夺太子的想法，主动与卫次公等人联系，表明自己这一方愿意放弃太子之位的争夺，大家一致对外，共同对付新政。

    当双方对于事成之后的分赃达成协议后，就立即闯入顺宗的卧室。虽然当时在一旁侍奉顺宗的牛昭容、李忠言都是王舒文的心腹，但是他们无法阻挡这帮来势汹汹的人。卫次公从袖中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送到顺宗面前。当时的顺宗已经是被风疾折磨得不成人形，已经丧失了思考问题的能力，他盯着纸条看了半天后，机械地点了点头。俱文珍等人眼见此状，一起叩首，口呼“万岁”。

    一旁的牛昭容和李忠言心惊胆战，因为纸条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立嫡以长。

    没办法，现在立李纯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俱文珍他们立即起草立太子诏文，正式立李纯为太子。第二天早朝的时候，王叔文听到立太子诏，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中蔓延开来，他想到革新可能将要失败。

    改革被拦腰截断

    把后手备好之后，反对派又来了一着釜底抽薪——他们撤销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

    当李纯被立为太子后，新政的另一主导人物韦执谊让饱学多识的陆质出任太子侍读。由于韦执谊和陆质都是原来东宫集团的革新人士，韦执谊这样做的目的可谓众人皆知：他想借此随时监视太子的动向，并尽量在日常生活中争取这位未来天子对新法的同情和支持。但是这个陆质虽然是王叔文坚定的支持者，但不是个精明人。他在太子面前讲新法的好处也不挑时间地点，也不注意语言表达方式，所以往往是他刚开口说了几句，太子便不耐烦地说道：“父皇让先生来，是为寡人讲解经义的，你谈这么多朝政做什么？请先生不要说了。”陆质被抢白得说不出话，只能默默退下。

    陆质回来就把太子的反应如实告诉了王叔文，王叔文越想越发毛。果然，在这次事件之后不久，当王叔文同往常一样来到翰林院时，却看到同事们在对自己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特别是那几个平日里就跟自己不对付的小人更是笑容满面。他正疑惑间，就听到一个太监的声音：王叔文接旨。王叔文马上跪下，听着诏书的内容，他的心都凉了：这诏书要调王叔文为户部侍郎，削去翰林学士一职。王叔文知道这纸诏书的严重性。因为那时候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机密诏令，是除宦官之外唯一能自由出入皇宫内廷的官员，如果没了翰林学士的职位，就不能进宫见皇上了。王叔文很清楚这是俱文珍他们搞的鬼，但是也无可奈何：他不停地给皇帝上奏章，想挽回局面，但最终只是争取到隔三、五日可以进宫一次的机会。这个时候，王叔文经常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知道，自己可能要成为那个壮志未酬、病死五丈原的诸葛武侯了。

    四月六日为皇太子举行册礼。正式册立太子的当天，反对派太常卿杜黄裳仗着是韦执谊的岳丈，就迫不及待地训劝韦执谊，要他率领文武百官奏请太子监国，也就是要逼迫顺宗退位交权，改革派没有上这个当。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日，王叔文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古代惯例，如果官员家中父母亲病危，无论担任再高的职务都要“丁忧离职”，放下手头的一切事物去见父母最后一面。看到朝政乱七八糟，新政施行备受阻碍，母亲又病危，此时的王叔文已经是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了。第二天，王叔文丁忧去职。要知道王叔文可是新政的主心骨，他一旦去职，革新派就失了核心，这也意味着永贞革新的指挥中心已经瓦解，整部改革机器已经运转失灵了。

    不但外部受阻，改革派内部又出现了分裂。韦执谊不肯执行王叔文所定的谋略，“二王刘柳”集团公开分裂。由于王叔文归家为母亲丧，王伾一个人在翰林院中孤立无援。他所能做的就是每天上疏，请朝廷重新起用王叔文为宰相，统领北军；然后又奏请朝廷起用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但都未得得到任何答复，他自己知道大势已去。不久，王伾中风，失去了活动能力。改革集团已经彻底崩溃，接下来，宦官集团开始全面反扑。

    七月二十九日，俱文珍等胁迫已是奄奄一息的顺宗下诏，说皇帝本人身染重病，无法再操劳国事，所以把国家交给皇太子打理，八月初四日，又以顺宗的名义下诏，让太子即皇帝位，顺宗称太上皇，也就是说，顺宗被迫下诏禅让。八月初五，太子移驾兴庆宫，改元永贞。九日，太子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

    在逼迫顺宗退位的过程中，对革新派的处罚也接踵而来。八月六日到十一月十四日，“二王八司马”全部遭到贬谪。“八司马”被贬之地基本都在南方的不毛之地，下场可想而知。事实上，王伾不久在贬所病死，半年后，王叔文也被赐死，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永贞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治更加黑暗，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做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除。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以后，都开始表面化了。此外，朋党之争也越加激烈，著名的“牛李党争”，即产生于宪宗元和（806～820年）中。此后直到唐亡，朋党之争基本从未间断。由此亦可见，党争运动影响之长久。

    不仅如此，该运动对藩镇和宦官，影响更为深远。不久之后，藩镇叛乱再起，直到唐亡，朝廷一直无法加以控制。

    同时，宦官继续掌握军权，势力也一发而不可收。自宪宗开始，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而宪宗以及敬宗，又均死于宦官之手。宪宗被囚禁及被宦官谋害之事，在唐人李谅著《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篇中还有记载，至于敬宗被谋害，则已无一人敢明言其事，由此可见宦官势力之大。敬宗之弟文宗即位，欲诛宦官，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与朝臣合谋发动“甘露之变”。但因宦官掌握军权，功败垂成，朝臣及相关人士近两千人被杀，酿成一场举世震惊的大祸。而此后直到唐亡，宦官控制朝政成为定局，唐朝君臣再也无法扭转局面了。

    “永贞革新”就像划过天际的流星一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场革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可以找出很多。

    首先，王叔文缺乏一个职业政治家应有的胸怀和见识。毛主席曾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对于任何革新运动，必然有支持者、反对者和中立观望者。作为一个明智的革新派领袖，必然尽可能地壮大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要争取中立者，分化和减少反对者，尽量减少对革新运动的阻力。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因为它要求革新派领袖一方面具有比较宽大的胸怀，对以前的过节能够一笑而过；另一方面要求革新派领袖有高超的政治手腕，能够容纳、包涵和平衡不同的政治派别。可是王叔文意志不够深沉，器量不够阔大，缺乏足够的政治胸怀。例如北方士族的最高代表往往是宰相，当时的宰相有贾耽、郑王旬瑜、杜佑等，这些人实际上都是贪图享受、没有什么大的才能，对于当时新政与守旧派的争斗持中立观望的态度。要知道，宰相可是百官之首，如果能够团结他们，争取他们的合作，有利于争取北方士族对以王叔文为代表的南方人执政的谅解和支持，这对革新事业无疑是有利的。他们普遍贪恋权位，也为王叔文提供了争取的可能。可是事实上王叔文没有去争取其他宰相的合作，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以其傲慢激怒了他们，结果他们投入了守旧派的怀抱。

    其次，王叔文没有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首先说那个曾给予改革集团很大帮助的唐顺宗。从历史上来看，封建时代的政治革新运动，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王叔文把握得很准。所以在顺宗即位后，各项新政措施能迅速出台。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皇帝那羸弱的体质。由于顺宗自小就得了风疾，经常不省人事，这固然让王叔文可以借此发布种种改革诏令，委托重要官职，但同样也可以被对手利用，俱文珍等人就借顺宗发病的时候拥立太子，矫诏免去王叔文的职务。

    再说即位的皇帝李纯，其实唐宪宗李纯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兴之主，也是很有见地的一个皇帝。如果改革派能用高明的手段影响李纯，根本不至于在他即位后马上遭到贬斥的下场。但是，王叔文他们低估了李纯的能力，把他从一开始就置于一个对手的背景之中，甚至派人去监视他，从而堵死了自己的后路。

    最后，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改革一样，永贞革新同样败在心太急。如果单单从“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看，比如削弱地方藩镇实力，打击宦官，每一条都是没问题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但从改革实际操作步骤来看，显然是太快了。如果回顾一下前面讲到的改革派的措施就会发现，这些法案竟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部出台，最要命的是它涉及国家政治的所有方面，特别是针对如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好像一夜之间就可以让大唐重回往日的兴盛。但是，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套用一句俗话就是“一口不能吃个胖子”，你还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时就向对敌人发起进攻，那是自寻死路。

    王叔文本人也是一个急性子，这个缺点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在改革当中。史书记载，剑南节度使韦皋派心腹对王叔文威胁利诱，要求让朝廷再多给他点地盘，王叔文严词拒绝。按说这事到这儿就算了，谁知怒不可遏的王叔文第二天就逼着宰相韦执谊处死那个心腹。消息传到韦皋那里，他知道王叔文是非整垮他们这些藩镇首领不可了，于是他联合其他藩镇首领，纷纷向朝中上书反对王叔文，加上在朝的宦官俱文珍的呼应，永贞革新想不失败都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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