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这一年对于清政府和中国历史来说，都不寻常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清政府和日本打了一场大仗，而结果却让国人震惊。
甲午一战，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不但军舰被打得伤的伤，沉的沉，连丁汝昌也自己抹了脖子。再者，那巨额的赔款实在让太后和皇上吃不香，睡不着。日本向战败的中国索取赔款白银二亿两，再加上赎辽费三千万两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一百五十万两，共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约合三亿四千七百二十五万日元。另外，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舰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粮食等，约略计之，其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八千万日元。也就是说，清廷的赔款比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日本发了一笔战争大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富裕。”
甲午海战给中国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却远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的千年时间里，日本只是中国的学生而已。从唐朝开始，日本就一直在学习中国的文化。而且在此之前的数次交锋中，日本都是被中国打得溃不成军。但是这次，老师终于败给了学生。清朝在这之前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被西方狠狠地蹂躏了一把，朝廷可以推托说夷人凶猛，又有坚船利炮，我天朝上国一时大意不敌。但甲午的大败，并不是败给了西方列强，而是败给了一向被鄙夷的东洋小邦，这实在让国人感到无比的耻辱。
于是大家开始睁开眼看看身边的社会，这下更糟糕了：皇帝是无权的，朝政是女人把持的，官员是昏庸的，外交是羸弱的，军队是抽大烟的，贪污是普遍的！一时间，不满的情绪在神州蔓延开来。
其实皇帝的日子也不好过，据说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悲痛地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这句话体现了光绪的尴尬、悔恨和隐忧。也许从这时开始，变法图强的想法在光绪皇帝心里滋生了。
当中日关于《马关条约》正在谈判的时候，各省的举人正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最具决定意义的会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也参与其中。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学潮，在这个非常时期爆发了。
所谓公车是有特定含义的，汉朝的时候，那些拉应试举人赴京的马车叫公车。康梁这些人肯定不是坐公车来的，只是借鉴了这么一个典故。
1894年4月15日，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将要签订，而且内容对清朝极其不利，情急之下，他让弟子梁启超去联系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坚决抗议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梁启超依照老师的吩咐，找到自己熟悉的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书。不要以为以前像现在这样随便哪个人都能给总理写封信啥的。按照当时的制度，一般人给皇帝上书不能直接被呈送上去的，而是要根据你的官阶、地位被分成不同的批次。当时，举人们的上书只能送交都察院，请其代奏光绪皇帝。
这下都察院可是热闹了。一时间，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上书的，卖报的，叫好的，乱成一锅粥。而且各省的举人约好了依次来进言。今天河南省的来，明天广东省的来，要是哪天组织协调工作做得不好，一下就会涌来几个省的举人。这些举人平时斯斯文文，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一旦情绪被调动起来，那也是汹涌澎湃。据说，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在衙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并长跪在地，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往来之人，“闻者莫不哀之”。
所谓“屋漏偏遭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人乘机侵占胶州湾（现在的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面对被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此时，康有为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书。他痛心疾首地分析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局势，向光绪皇帝提出上、中、下三策，以振兴中华：效仿俄国彼得、日本明治两家改革；广泛地召集人才改革中央政治构架；在地方上任由大臣进行改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这道奏章被载于报纸刊出，深得一些士大夫称赞，光绪帝命四大臣传询康有为。翁同和、荣禄、李鸿章、张荫桓等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光绪帝命康有为条陈所见，进呈所著书籍。康有为遂于29日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深得光绪帝赞同。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戊戌变法开始了。
科举制走到尽头
戊戌变法的第一步，就是改革久被诟病的科举制度，宣布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科举考试开始注重实务，同时设立新式学堂。要说这科举制，还真是有年头了。在隋唐时期就已出现，它是通过考试的方式，凭文录取，使人才选拔有了客观的标准和衡量的依据，也使选官用人有了制度性的保障，可以说是中国选举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败，科举制度也败相丛生，特别是明清时八股取士，摧残人才，钳制思想，祸害尤烈；加之纲纪败坏，作弊成风，导致科场案层出不穷。这表明科举制度的生命力在近代社会前就已经消磨殆尽。当世界资本主义以其强大的力量楔入中国，打破了它“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后，古老的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之中。中国近代社会逐渐转型，而科举制度也因不能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而遭受重大冲击，发生了全面的危机。鸦片战争前后改革科举制度的思想就已经开始酝酿，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也纷纷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到了戊戌变法时期，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科举制度最终开始发生变革了。
设立新式学堂是戊戌变法中划时代性的变革，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兴起，始于清政府1862年创办的同文馆。清政府创办同文馆的主要动因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交涉的需要。但是同文馆的学生虽学科学，却属意于科举，因为他们还无法直接通过科学知识获取声望，仍需靠科举考试才能赢得社会的承认。这是因为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扭转过来。这些人平时学习漫不经心，一旦有时间则埋头于经书诗赋，写小楷白折，为科考做准备。因此，同文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继同文馆后，洋务派创办了一大批以洋务为目的的新学校，无论从地域还是专业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新式学堂的范围，揭开了新式学堂发展的序幕。
1898年，康有为直接上书光绪帝，描绘了他的教育观念，他说如果人人都愿意学习西学，西式学堂在神州大地到处生根，就会造就一大批人才，使国家的实力日益增强。年轻的光绪就是想让国家强大起来，听康有为这么一分析，觉得甚有道理。于是他在1898年7月3日下诏，批准了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始设立京师大学堂，目的在于培养新式人才，帮助国家渡过这个比较困难的阶段。光绪帝规定，京师大学堂既为施行学校教育之机关，也是全国之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均归大学堂管辖。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最高学府，它完全不同于中国以往的任何性质的学校。按照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起草的章程也就是发展计划，京师大学堂引进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教育学制，除了必不可少的经学、理学外，中国学校里第一次出现了数学、商学、医学、工学、矿学、政治学等25门课程。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正式开学。短短的14年后，京师大学堂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这就是至今仍为无数莘莘学子所向往的“北京大学”。
除创办京师大学堂外，戊戌变法还宣布将地方上的书院和淫祠都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明定大学、中学、小学三级制，设立了各级学堂。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规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教育原则。同时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百日维新期间的文教改革，不仅为后来清末新政中的文教改革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文化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成为构成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一环。
游学、游历、翻译书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世界的接触中，节节败退，前所未有的险恶生存环境，迫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思索昔日的老大帝国何以会败于自己一向视为蛮夷的小国。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在对世界格局的不断了解中，他们渐渐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西方的先进，于是，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在近代中国悄然开展起来。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于小小的日本，更加深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日本学习的认识。日本在近代之始曾面临同中国类似的民族命运，但是却因自强运动而迅速崛起，以至敢于向中国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耻辱，但给中国带来的耻辱越是沉重，对于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也就越为深刻。于是，强敌变成了学习的榜样。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呢？
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委派王公出国游历和翻译外国书籍，在真正学习西方和日本先进之处的基础上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命运。
视出洋留学为实行新政的必要途径，而到日本留学更因政俗文字同，路途近，生活费低，最应提倡。1898年8月2日，光绪下旨命总理衙门制定选派学生留日章程，8月18日，军机处电寄各省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谕旨。在清政府中央的公认下，留学日
本成为变法救国的新潮流。在主张派人留学日本的同时，还提倡派官员出国游历。认为派王公大臣到世界各国游历，既可周知风俗，又可增长才干，通其政事。
除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外，翻译外国书籍也是较快较好的学习西方的途径。因此，提倡翻译外国书籍，引进外国先进科技文化，是当务之急。而“日本变法，已尽译泰西精要之书，且其文字与我同，但文法稍有颠倒，学之数月而可大通，人人可为译书之用矣。”设立译书机构翻译东西洋书籍，被总理衙门议覆通过，光绪帝以新政诏书名义在百日维新中予以颁布。
厂矿铁路，一个都不能少
办教育是提高国家的软实力，而像发展经济这样的提高国家硬实力的措施自然也不能落下。戊戌变法时期，国家同样也要富强。所谓无工不富，所以开办工厂与矿场就成了当务之急。
自鸦片战争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大肆倾销廉价的工业品，严重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大量手工生产行业的破产。面对西方肆虐的经济侵略，为了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留有一片生存之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也相继采用机器生产，投资近代企业，于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外来力量的刺激下产生了。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压迫、清朝封建统治限制等原因，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极其缓慢。再加上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更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允许外国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来说更犹如雪上加霜。
面对外国严酷的经济侵略，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身经济实力以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壮大国力的呼声此起彼伏。鉴于保护和发展中国经济的需要，清政府在1895年作出了允许民间设厂的规定，取消了对民族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的诸多限制，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清政府对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在西方经济侵略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为了能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以维持并发展下去，朝廷上下都在积极寻求对策。当时的中国制造机器等局虽然多，但是历年耗费都很大，却总是不出成绩。清朝自己造的枪炮，一到战场上就哑火，可把清兵给坑苦了。所以一旦打仗，清朝还必须向外国采购军火。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机器局归属朝廷，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有人就提议把机器局改归商办，既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又能给国家交上一笔可观的税收。
据此建议，光绪谕令鹿传霖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在洋人还未涉足的地方，斟酌情形，迅速兴办企业。在江苏、浙江、江西各省搞了完备的商务章程，挽回了一些民族利益。清政府对兴办工厂事业的重视，对推动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为切实振兴实业，招商设厂，御史王鹏运上《讲求商务折》，建议清政府增设相应的办事机构，专司其事。总理衙门于1895年2月7日发了公文，准备派专员作为提调改为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主张设立商务局和商务公所。另外，在各省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当地有名望的买卖人推举一位殷实稳练、素有声望的商人，驻局办事。同时，再由各府州县于水陆通衢设立通商公所，分股入伙，都是董事会的成员。这些政策有利于加强商人之间的联系，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社团的产生有一定的意义，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为了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张仲炘提出了学习西方创办银行的新政建议。他于1895年1月18日上奏朝廷，请添设专官开立银行。清廷虽然没有马上根据张仲炘的建议设立银行，却肯定了其建议，并自此迈出了汲取西方国家创办银行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具体拟定创办银行办法的重要一步。
采矿业是近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和不断发展，中国人逐步认识到矿产资源对于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视采矿业的发展。中国自古就是地大物博，五金各矿，藏于地下者不可胜数。但是在此之前，所有的矿藏开采都由国家负责，个人要是敢插手采矿后果是很严重的。实际上，这对矿藏的整体开发是十分不利的。光绪帝就下了圣旨，命鼓励开矿。1896年3月22日光绪帝根据御史陈其璋的奏折再次命各省鼓励开矿。光绪帝认为，清朝国用匮乏，如果不大兴矿务，实在是没办法弄到钱。他命各省督抚酌度情形办理，要派熟悉矿务、办事实心的人，逐一认真履勘，拟定办法，据实具奏，不得以空言搪塞。朝廷的决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当时中国开矿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铁路是近代工业的重要枢纽。但到19世纪80年代，朝廷内部还在围绕有无必要修筑铁路而争执不休。甲午后，光绪在“因时制宜”上谕中将修铁路列为首事，其后关于筹建铁路的奏章纷纷出现。铁路投入大，收益慢，非吸收外资不可。陈其璋在奏稿中主张借鉴美国立国之初吸引外资兴筑铁路、开矿的方式。建议朝廷能够不如明降谕旨，听凭商人自借洋债，广为开办，国家但为保护。这样，国家多修一条铁路，外国侵略者就会少一条蔓延之路。这种向外国借款修筑铁路的目的，是抵制列强借掠夺中国路权而瓜分中国，所以这种吸收和利用外资与为赔款而举借外债不同，即不以政府而以公司或商人作为与外方合作的对象，其形式是借款自造。这样，不仅富强可致，且嫌衅可消。陈其璋吸引外资以兴筑铁路的建议为清政府采纳。在甲午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清政府修筑的铁路皆承此例。这种借款方式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列强对中国路权的控制，但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一方面解决了当时清王朝修建铁路的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客观环境中维护中国的铁路权利。
向规矩宣战
改革历来就是破陈规之举，因此保守势力必是阻碍。封建社会中的太后老臣往往苦口婆心，甚至不惜一切破坏新事物，企图让革新派投降缴械。
光绪未尝不清楚阻力的大小，但他决心已定，无论如何要改革到底。
随着变法的进一步发展，维新思想家们深刻认识到，要富民强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关键。于是，1985年7月下旬开始，变法新政由经济、教育、军事诸领域深入到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既是其他改革的深化，也是改革的最敏感部分，它关系到整个改革的成败，涉及到权力再分配和用人问题。因此，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和顽固派斗争的焦点，也是变法中的重中之重。
清承明制，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宰辅制与部院制相结合的一整套官制。它曾有效地维系过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近代以来又以其体制的臃肿、行政效率的低下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越到后来，其腐朽性和落后性表现得就越明显。戊戌维新时期维新人士试图以一种崭新的制度来改造它，并且最终取而代之。据不完全统计的资料表明，戊戌变法期间，有关
政治体制改革的条陈折件不下七八十种，光绪皇帝采纳了其中的一部分建议和意见，并根据自己的权力所及进行了部分的调整和实施。
光绪帝从裁减机构、精减冗员开始入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赔了那么多银子，朝廷还得吃饭不是。老百姓已经被榨干了，只好从官员口中抠出点食。裁减机构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光绪帝说，现在皇上我要变法，就好比刚开了家店，事务繁多，这预算有限，所以不养闲人。这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
在地方上也大力精简机构，裁撤合并一些重叠和无用机构，凡总督、巡抚同城的省份，裁巡抚，如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与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同城，分别驻武昌、广州、昆明，故裁撤以上三省巡抚。另外，还裁撤了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裁撤之后，河督以前的活，在山东境内由山东巡抚兼管，在河南境内由河南巡抚责成。光绪强调仅此一项改革一年就可以省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另外，各省不办运务的粮道、尚无盐场的盐道均裁撤，改归藩司、巡守道兼理，各省同知、通判等无地方专责等管，均查明裁汰。至于各省设立和办公局所中的冗员，要求各省限一月之内裁撤尽净。
这些机构的裁并和冗官冗员的裁减，对于窘迫的晚清政府来讲，无疑可大大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也可提高办事效率。当然，这些措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因其既直接牵动国家机器又影响众多官吏的生计，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挠与反对。
这些只是开头，所谓“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光绪帝下一步要开制度局。所谓制度局，就是皇帝的一个坚强的智囊机构。这个机构负责统筹变法的一切事宜，按照这个提议的发起者康有为的看法，制度局应设在宫中，其成员每日值内，共同讨论，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交十二局执行。制度局负责“审定全规，重立典法”，“撰仪制官职诸规则”，甚至还负责制定宪法。您看看，这制度局的权力大不大啊！
康有为提议开制度局，是要采取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来指导中国的维新变法，分散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权力，在皇帝周围另行设立议政机构。所以，开制度局是变法全局的关键一环，是创立新的立法与行政分离制度的起点。这摆明了是抢军机处的权嘛，那帮人肯定要反对。由于光绪帝支持开制度局，而开制度局却损害了王公大臣们的利益，因而王公大臣们极力抵制拖延，以求他途，致使开制度局的设想最终未能得以实现。开设制度局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求中国变法自强，巩固清朝统治地位，并实现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举措。
政变了，政变了
戊戌变法开展的风风火火，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一直在暗处时刻观察着变法的动态并牢牢掌握着能够随时结束变法的大权。早在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推行新政后4天，慈禧就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控制京畿要地，到了9月初的时候，荣禄更是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包围北京城。1898年9月1日光绪诏改官制，新旧斗争势如水火。3天后光绪帝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堂官革职，并很快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随后怀塔布与内务府大臣立山奉懿旨赴天津与荣禄商量太后训政事，这表明，顽固派已在暗中准备，想有所动作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面对这种危险的局势，维新党人不甘引颈就戮，打算奋起反击。他们奏请光绪帝一面召见掌握一定兵权的袁世凯觐见，一面设立权力机构懋勤殿，表明既要控制军权，又要掌握变法大权。9月11日，光绪帝接受帝党徐致靖建议，诏令袁世凯进京，朝野为之震惊，接着光绪帝同意维新派开懋勤殿的建议，并于9月14日向慈禧太后请示，但遭到严斥。次日光绪帝发出一道密诏给维新派，说明形势异常紧迫，已危及皇位。对此，慈禧太后针锋相对，决定收回处理政事的权力，变法形势极其危急，政变一触即发。
此时，御史杨崇伊火上浇油，乘机于9月18日通过庆亲王奕劻上密折于慈禧太后，吁请即日训政。是日，慈禧太后取消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规定一切章奏均须呈慈禧太后之后方可定夺，这一举动预示着变法运动正在走向失败。
光绪帝赶紧发布明诏令康有为出京，所有人都明白意思是让康有为去搬救兵，即使救不了他也能一跑了之。大家猜到祸事马上要来了，维新党人立即密商如何救皇帝。情况紧急之下，手无寸铁的他们只好寻找手中有兵的人做靠山，他们想到了袁世凯这个人平时对变法好像还挺支持，于是便决定赌一把，派谭嗣同去把袁世凯拉拢过来。9月18日深夜，袁世凯正在寓所裕盛轩点着蜡烛起草疏稿。谭嗣同不等传请，便闯进客堂，开门见山地说：“袁公受破格提拔的皇恩，必须有所报答。皇上正遇到大难，非公不能救。”袁世凯吃惊地说：“我正应肝脑涂地，图报天恩。可是不知道皇上有什么大难？”
谭嗣同拿出一篇文稿，交给袁世凯看。上面写着荣禄阴谋废弃光绪皇帝，请袁世凯在阅兵时杀掉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救出皇上。谭嗣同说：“我找了些弟兄，不几天即可来京。你帮我办两件事：第一，杀荣禄，第二，围颐和园。今天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
袁世凯把脖子一挺，脸一扬说：“你放心好了，杀荣禄像杀一条狗那么容易！”谭嗣同说：“你要干，可以报君恩，救君难，建立奇功大业；你如果贪图荣华富贵，就到慈禧那里去告密。”
袁世凯好像受了莫大委屈，说道：“你以为我袁世凯是什么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能丧尽天良，贻误大局。只要对皇上对国家有利，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谭嗣同被袁世凯的大义凛然迷惑了，放心地离去。可是他哪里想到，袁世凯在第二天退朝后就直奔火车站，日落时赶回天津，迅速向荣禄告了密。9月20号早晨，荣禄立即赴京跪禀在颐和园的西太后慈禧，慈禧也知道了真相，命令荣禄立即开始部署并于当天连夜返回紫禁城。当天夜里，慈禧把光绪皇帝幽禁在中南海瀛台，矫旨称是皇帝再三恳请她训政，慈禧重新上台掌握政权。同时，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３０００军士在全城搜捕。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宣布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将所有新政全部废除，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从当日起便正式宣告结束。
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慈禧太后在政变的当天夜里，宣布捉拿维新派人士，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３０００军士在全城搜捕，可是早在9月20日早晨，康有为就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南海会馆就被团团围住，官军只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康有为历经劫难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躲到了上海。同时，梁启超也躲进了东交民巷，被日本人收容在公使馆里。
康梁纷纷出逃，谭嗣同却决心以死相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明了不畏生死，永不妥协的伟大人格。相继被捕的维新变法人士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六人被顽固派判决在菜市口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
北京的胡同多，街口就多，名气最大的当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菜市口名气大是因为那儿就是杀人的地方，是刑场，有不少名人都是被斩首在菜市口。戏文中唱道“推出午门斩首”，其实是拉到菜市口“出红差”，砍头！
9月28日，菜市口血光映天。监斩官骑着高头大马，戎装持刀，杀气腾腾，两边押解官兵刀出鞘，箭上弦，鸣锣开道，煞是森严，而六君子在走向菜市口的一路上都在站笼中从容自若，毫无惧色。这个时候，在菜市口早已搭好了监斩的官棚，里面端坐着的监斩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当朝军机大臣刚毅，在谭嗣同被推上刑场时，谭嗣同突然叫住刚毅，很轻蔑但也很严肃地示意还有几句话要说。刚毅是慈禧的忠实爪牙，见此状忙叫左右带走谭嗣同，示意快斩，慌乱之中竟然将案台上的朱笔都带落到地上，谭嗣同向四周微笑一下，大步走向菜市口中央。
此时，刑场上观看者有上万人，他们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惨状，但也感受到了就义的“戊戌六君子”的浩然正气。像死时年仅二十三岁的杨锐头颅落地还两目圆瞪，鲜血从脖颈中喷出，“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遇难时，刽子手手起刀落，血流如涌，无首之躯竟不倒，惊吓得整个菜市口鸦雀无声，皆焚香求祥。当谭嗣同被杀时，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仍然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最后落得个皇帝被囚，主力被杀的下场，实在让人感叹。
变法的失败和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有关。光绪皇帝实际上已经被慈禧架空，基本上是个光杆司令。因此，对慈禧的态度是变法成败的关键。但维新派的一系列做法招来了慈禧的反感。慈禧一开始并没有强烈地站在变法的反面，她对变法采取观望的态度，甚至允许在有限的范围进行改革。然而，对她的孤立和打击，造成了后来的饿变脸。改革派开始要分散精力对付慈禧的万般阻挠，这对光绪来说，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如果从维新派的心态出发，来探究它失败的原因，则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维新派败就败在沉不住气，太着急。
维新派不顾客观条件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并开始进行变法时，采取了“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在这种变法思路的影响下，在103天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发布了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冗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多达110多件。不仅令如雨下，而且措施之间彼此既不配合，又无后续准备，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行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停留在形式上。这种表面上的大刀阔斧，使众多在改革中受到影响的人集中在一起唱反调。特别是在改革科举制度时，康有为竟然建议当年就实行。要知道，这可是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这么仓促的改变使得秀才们连准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几乎是与八股性命相依的一般士人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人们难以对这种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好啊，康梁二人是有了功名了，就这么折腾我们这些没功名的读书人，坚决不干！据说，当时各省的儒生都组成了进京团，要冲进京城痛扁康有为与梁启超二人。
虽然戊戌变法学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康有为等人却忽视了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初，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的《五条誓文》，并无倾盆大雨，扎扎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戊戌变法派所提意见缺乏主次，执行不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好几年消化。
虽然戊戌时期中国已经具备了改革的一些有利条件，但变法还是犹如昙花一现，最终失败了。整个维新派理论上、组织上不成熟，康有为等先锋人物，光有热情，却不具备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与改革者所应具备的智慧、能力和技巧，在激进主义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加速了变法的失败。这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悲剧，它一开始便意味着变法的失败结局。用一句老话总结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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