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先乘着马，从河里游过去，或者坐汽艇到南岸，再上马，然后还要再走一段路程。算起来，来来回回得一天的时间。
那根界桩还在吗？能去那里看一眼多好啊！在二十三年的时间流程中，那块高地现在的高度变成了多少？现在的人们，知道那块高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吗？
我不敢想像。
我在边防站时掉过好几次马。尽管哈萨克格言说，马背上掉下来的是胆小的，而我的胆子并不小，但还我是掉过好几次马。
记忆最深的掉马有两次。
一次是422高地的掉马，一次是临复员时，在一号口那一片沼泽地里的掉马。
那年冬天我还是个新兵，是第一次骑马，也是第一次巡逻。我的那匹马额上有一片白，灰黑的，走起路来撂脚撂胯，活像一只骡子。
它早我来边防站几个月，是从伊犁八一军马场入伍的。在这次巡逻前我几乎没有骑过它，它也几乎没有被人骑过。当边防站将它分给我时，我只在几个晚饭后为它洗刷，牵着它出去遛遛，还偶尔地爬上它的光背，绕着边防站的黑土围墙走过一阵。
它还不会走也不会颠，挖蹦子也不太会。马的这三种运动姿势，它都不会。
不过根据它的走势，边防站的哈语翻译说，如果好好地压上几年，它会被压成一匹上好的大走马的。
那一次，巡逻队在422高地上停驻片刻，举着望远镜勒马四望一阵后，便掉头返回。
带队的是副连长，河南人，1964年的兵。
下了422高地，距离白杨林地带有十公里的开阔地。开阔地上铺满了积雪。积雪很厚，上面冻成一个薄薄的硬壳。行走间，只见副连长打了一声口哨，高叫一声“来一个李向阳过草滩”，便骑着马挖起蹦子，向那一片杨树林跑去。
见副连长的马跑开了，巡逻队的所有的马，便纷纷阵嘶鸣，扬蹄摆厥，跟着跑去。
我的马也被裹胁在其中。
可怜的我吓得闭紧了眼睛。我用两只手紧紧地抱住了鞍子，身体在马背上左摇右摆。我的屁股也没有学会随着马的起伏而起伏，而是在马纵身驰聘的时候，我的屁股实实地压着鞍子，而当马蹄落地时，我的屁股又被“腾”地弹起。
但听到耳边呼呼生风，我可怜地想：今天惨了，我的掉马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我真地掉了马。
不过还有比掉马更悲惨的事情。
掉马以后，我的一只脚还没有离开马镫。当我仰身从马背上滚落，落到地上以后，我的一条腿还被马拖着，继续往前奔。
这叫“拖燈”，是骑兵之大忌。对于骑兵来说，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我被马拖着走，我的脑袋在雪地上像犁一样犁出一道雪浪花。
我的马也被这种情形吓坏了。野性未泯的它，不知道身后到底发布封说，在人类众多的征服中对马的征服是一次最高贵的征服，马沣随了人类近三千年在作者服役的那个年代里，中国的骑兵兵种正在消失：
生了什么事情。惊骇万状的它，更加疯狂地奔驰起来。
副连长他们发现了这情形。他们也被吓坏了。奔跑中，他们勒一勒马钗子，兜一个弯儿，试图将我的马拦住。
但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十公里宽的雪原已经完了，前面是额尔齐斯河两岸的白桦林和白杨林。那些粗壮的杨树桦树很多被牧民们砍了，地面上只留下一个一个半尺高的树墩。
如果马拖着我进入树林子，那我的脑袋将不可避免地要撞到树墩上。
副连长的马快。他的马和我的马并驾齐驱，马头挨着马头。事后他说，他已经拔出了手枪，瞄准了马头，马一旦进入树林子，他将毫不犹豫地开枪。
可是没容副连长开枪，我已经意外地得到解救了。
我的脚从毡筒里拔了出来。
租筒还在马镫子上挂着，随着马的疾驰一晃一晃，拍打着马的右肋骨。而我已经解脱，静静地躺在草原上。
我骑在副连长的马屁股上，回到白房子，完成我的第一次巡逻。
我那闯了祸的马，则远远地跟在巡逻队的后边，最后也怯生生地进了马号。
我的拖镫的故事传得很远。传到克孜乌营科，传到阿赫吐拜克。阿赫吐拜克一位探家的老乡，则把这消息带给我那遥远的小村。
另一次掉马掉在一个叫“白鼻梁”的马身上。
那是一匹烈马，全身像火焰一样是赤红色，从额头到鼻梁有一道白，像某一次闪电留下的痕迹。那是边防站最暴烈的一匹马。
那时我已经快要复员了。全边防站的马我都骑过，只是这匹马我还没有敢骑。这令我不甘心。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中午，戈壁滩上雾气腾腾，我叫马倌备好鞍子，我说我要骑它骑上它以后，它明显地藐视我。它先像袋鼠一样直直地立起来，我呢，俯身抱住它的脖子。它又以两个前蹄为重心，屁股猛地向上一掀，我呢，则两腿蹬直马镫，背向后一靠，平展展地睡在马背上。
白鼻梁见甩不下来我，便扬起脖子来嘶鸣了一声，尔后，撩起四蹄，向戈壁滩上疾驰而去。
它载着我疯了一样在戈壁滩上疾驰，可是就是扔不下来我。
我感到自己像在飞翔一样。我大声地呼喊着。我扬起双臂，我用两条腿不停地叩击着马的肚子。在飞翔中我的帽子被风吹落了，我也不去管它。界河对面苏联了望台的哨兵也站出来，手扶栏杆，向我大声喝彩。
白鼻梁见状，是彻底地愤怒了。愤怒的它跑进一号口的沼泽地里。沼泽地黑色的泥浆溅了我一身，可是，我仍然像一个口香糖一样，牢牢地粘在马背上。
它后来是用这种办法将我甩下来的。
它钻进了沙枣林。沙率树枝劈劈啪啪地从我的脸上一扫而过。我的脸上被划出了血口子，胳膊也被划破了，血流不止。
即使这样，我仍然没有被甩下来。
我紧紧地抱住马的脖子，把头深深地埋进马的乍起的鬃毛里。
但是最后，当又一枝粗壮的沙枣树枝横亘在我眼前时，我明白我得掉马了，这匹马今天是和我较上劲了。于是我从容地从马的屁股上滚落了下来。
在滚落的同时，我吸取上一次教训，双脚先离开了马镫。
马胜利了。它跑出沙枣林，站在不远处的戈壁滩上，注视着我。
我这时才注意到马的后肚带勒在了生殖器上。难怪它今天这么暴躁和疯狂。
此后一直到离开白房子，我都没有再敢碰过白鼻梁子。我承认我的失败。
白房子人物储鼻子
在阿勒泰城，我还匆匆地去了一次十六医院。
这个罗圈着腿、腆着屁股、佝偻着脖子的老兵，在阿勒泰城行走的时候，眼前祥和安宁的景象叫他感动。他想起了422高地，想起了与高地有关系的肖飞司令员，由422高地，他又想起了自己巡逻时的那一次掉马，由那一次，他又想到自己的另一次掉马。
后来他突然又想起了“十六医院”这个地方。在他的苍白而又凄凉的白房子岁月中，大头兵们常常提起十六医院，那些有幸住过一次院的士兵，会将这十六医院的各种故事，在嘴边挂上半年。
在唾星四溅的渲染中，十六医院被涂上了一层玫瑰色。
而说一句老实话，十六医院的全部魅力，仅仅只在于那里有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姿色平平的女护士而已。
记得一位缺少两颗大门牙的老兵说，他住院期间的一天夜里，门外传来女护士的敲门声。伴随着敲门声，还有女护十那甜美柔和如梦如幻的声音：你喜欢月光下的美人吗？
望着嘴巴上有一个黑窟窿，说起话来咬字不真的这位老兵，我很怀疑他的这话的真实性。那时正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老兵说的那一句，其实是《卖花姑娘》中的一句台词。
但是不管怎么说，仅仅这么一句话，就足以令我这个没有住过院的人对那地方产生向往。
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体检的时候，随着一个女护士的走来，脱得光光的大兵的那东西，直直地立了起来。女护士是个老油条，见了这场面，并不害羞，而是手执玻璃棒，走过来，说了一句“老实点儿”，然后那玻璃棒儿，朝那玩意上敲了一下。
这一敲不要紧，将那东西敲得从此蔫了下去。大兵的那东西从此再直不起来了。医学名词这叫“阳痿”，伤亡鉴定这叫“三等残疾”。
好一个女护士，从此以后，自告奋勇，和那阳痿患者同床共枕，睡了三年，终于将那东西重新弄硬。女护士因此而立了个三等功，成为那个时代的学雷锋的积极分子，四处巡回演讲。
那大头兵后来则提干，并与女护士结婚。
这个或真或幻的十六医院的故事，由一茬一茬的白房子老兵口口相传，一直传到我那里，再由我又向后面的兵传去。
不过十六医院和白房子曾有过一个真实的联系，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到十六医院去看一看的原因。
白房子有个储医生。他是浙江金华人，白净面皮，高高的个子，军装的领子上夏天衬一个白领衬，冬天则衬一个毛线织的绿领衬。他是三医大毕业的，军医大毕业后，自小生活在温柔水乡中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分配到这险恶的白房子。
我们叫他“储鼻子”。叫他储鼻子的原因是，吃饭的时候，他除了吃自己碟子里的一份菜以外，看见别人端着碟子出了饭堂，于是凑上去。“让我看一看！”他说着，瞅你不注意，迅速地用手按住自己的一个鼻孔，一运气，另一鼻孔则“滋滋”两声。
不管有没有鼻涕流出来，这事都叫人胃里难受。“不吃了！”端着碟子的人说。“不要浪费了，我来吃！”储医生笑嘻嘻端起菜，倒进自己的碟子里。
“你真是个储鼻子！”大家说。
孤寂的边防站生活令呆得时间长一点的人都成了赖子。
记得那时候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副连长和储鼻子便一前一后走出了连部。副连长走一步趔一下屁股，放一个响屁。从连部到饭堂有20米的距离，以队列的标准步伐，每步075米计算，副连长这一步一屁，得放将近30个屁。谁知道他那么些屁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揣摸，他是把一个大屁分成许多小屁来放的。
副连长一步一屁，响屁连天。储鼻子则跟在后边，用筷子在碟子上敲出鼓点。一边敲一边还用医生的口吻说：“放屁是胃功能良好的表现！”
储医生的对象就在十六医院，那是一个姓聂的女护士，据说是伊犁军分区司令员的女儿。
储医生除了偶尔给大家看看病以外，他在边防站的主要的工作，大约就是给十六医院的那个护士写信。
白房子没有邮局，所以，那几年中，只要是外出的人，每个人大约都会为他捎一封信出去。有些人是探家，走到那个地方，见有邮筒，随手将信扔进去就行了。有的人是去阿勒泰，甚至是去十六医院看病，那么，他们一定要捎一封信去。那些偶然来一回的工作组，电影放映组，储鼻子一定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那时候只要边防站那辆吉普车一发动，储鼻子就紧张。他匆匆地给信纸上画上几句，然后交给司机。
按频率，他大约是一个星期给十六医院寄一封信。
有一次，由于仓促，信封没有封口就寄出去了。几天以后，他收到一封同样没有封口的信。信中语气严厉，那女护士说：“难道你没有封口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已经事无不可对人言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也同意！”储医生接到信，开始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给十六医院写信道歉。
他这次真的是有鼻涕流出来了。我看见的。
储鼻子接信时的情形也很有趣。那时，185团那个穿邮差服装的小伙子，大约每半个月来边防站送一次信。邮差怕狗，站在大门外的那个沙包子上，勒住马，大声地喊叫着让拦住狗。而边防站那只老白狗，只要看见不是穿军装的人，一律扑上去猛咬。
第一个出来拦狗的人一定是储医生。
那时只要一听狗叫，储医生就满脸幸福，激动不已3当然，狗并不单有邮差来时才叫，它平时也叫，甚至有时一个独自在那里叫，这是发情，老白狗是一只母狗。不过，由于边防站来人少，一般来说，储医生即使扑空上几回，总有一回，是在第一时间拿到这些信件的。
通常，储鼻子一次会拿到好几封信。看来，十六医院那边写信的热情一点不比白房子这边的小。拿到信以后，储鼻子通常会将信贴在胸口，贴上一阵，然后关起医务室的门，一封封地看信。
十六医院那姓聂的女护士的照片，我看过。一个扎着两根羊角小辫的姑娘，着一身不佩标志的军装，手拿一本红宝书，骑马跨裆，列成一个姿式。储医生说，这姑娘还会演戏，演的是《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
这事后来吹了。
吹的原因是十六医院的女护士嫌边防站的小医生政治上不要求进步。具体地讲就是至今还没有人党。
储医生在我们班声泪俱下地念了那女护士的绝交信。念完以后，又将这信交给我们，大家一个一个地传着看。这女护士的文采叫大家惊诧不已。
信说：“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储同志，相信你以后会找到比我更优秀的女人的！”
即使到了这种时候，储同志给我们看信的目的，除了要散发自己的悲痛之外，另一个目的，仍是向我们炫耀那位女护士的才华。
储医生后来发誓要在十六医院再找一个女护士，而且要再找一个分区司令员的女儿。他后来也终于得手了，找了另外一个，而且是哈密军分区副令员的女儿。
我也见过这一个女护士的照片。这一个好像比上一个漂亮。如果说上一个像京剧里人物小常宝的话，这一个则像京剧人物李铁梅。当我将我的感受说出来后，储医生面无表情，他还是觉得前一个好。
这个女护士所以瞅中储医生，原因和上一个恰恰相反，她恰好是看中储医生没有人党这件事。这姑娘非但不要储医生进步，还拖他的后腿，动员他打转业报告，并且说，只要转业命令一宣布，就和他结婚，然后和他一起回他的江南水乡去。
储医生果然很快就转业了。他是在那一年的冬天离开的。边防站用雪爬犁子，将他送到南湾争议地区的军民联防指挥部，指挥部再用斯大林-百号拖拉机，将他送到哈巴河县城。
往南湾去送的时候是我去送的。那天雪片很大，手掌大的雪片在白房子上空上下翻飞。全边防站人员站成两行，储医生的雪爬犁子从中间穿过。他哭得成了一个泪人。
这就是我的白房子兄弟储鼻子的故事。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医院怀有一丝情愫的原因。
十六医院的院子像一座花园。有两幢白色的楼房，一幢是门诊室，一幢是住院部。人们说，老房子已经没有了。由于我原来没有在这里住过院，因此我也不知道它原来的情景，我的眼前只出现那些匆匆而过的女护士的身影，当然她们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护士了。
我不甘心，我总希望在这十六医院能寻找到一点东西。于是我提出到病房里去看一看战士。
在病房里我果然还是得到了一点东西。
我见到一个来自克孜乌营科的士兵，询问他的籍贯，知道他正是我当兵的地方，胜利公社反修大队的，于是我问：反修大队有个传奇式的哈萨克勇士，名字叫塞力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你知道关于他的消息吗？
士兵告诉我，塞力克已经在一些年前去世了，墓地就在离白房子十公里的比利斯河畔。
听了这话我嗟叹不已。我决定在我的白房子之行中，一定去拜谒他的墓地，并讲述他的故事。
因为在我的白房子故事中，如果没有一个勇敢而豪迈的哈萨克人物，那么这本书便不算圆满。
对一个女演出队员25年的追踪
我从阿勒泰又回到北屯，然后在北屯呆了三天。
我讲了半天课，其余的时间，便是接待方方面面的人。我的接待完全是被动的。农十师文联每年的办公经费是五千元，今年给拨了一万五千，所以老杜拿出这多出的一万元，以办会的名义邀请我来一趟。一万元根本经不住花，所以每逢吃饭，老杜总是抱起个电话四处打，请人来安排饭局。好在他交游甚广，因此饭局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这就给我办了一件好事，令我坐着不动，就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用一句老话说：许多事情门里窗里，一齐向我涌来。
大家聚在一起，于是喝酒。每天不喝到个昏天黑地，不算喝好。新疆人的喝酒，名堂很多。“头三尾四”这是最基本的了，除此之外，为你夹一块鱼嘴唇，说这叫“唇齿相依”，你得喝一杯，为你夹一块鱼背，说这叫“备感亲切”，又是一杯，鱼肚子呢，那叫“推心置腹”，还得一杯。最叫绝的是将一颗鱼眼睛放进你的酒杯里，那叫“高看一眼”，满席间就高看一眼你，你能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吗？在一次的酒桌上，我遇到一个兵团人老周。他是农十师医院的工会主席，也是被老杜抓来请饭局的好多人中的一个。
在喝到半高之际，当我在重复老杜的关于兵团人的三句话时，眼睛喝得红勾勾的老周，将嘴巴贴着我的耳朵，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告诉你一个秘密--世界是由我们这些小人物创造的！”
“是的，世界是由我们这些卑微的、可怜的、无香无臭、如草芥如蝼蚁的小人物创造的我站起来举杯，为这句话而举杯，为一群小人物而举杯。”我将这句话又高声重复了一遍。然后大家碰杯。
这句由这个老兵团人的喷着酒气的嘴里混淆不清地说出的话，当时曾引起我巨大的感慨。我因此而那天喝得过量了，满脸通红，全身火一样燃烧。
老周是一个到过白房子的人，这事叫我吃惊。而更加叫我吃惊的是，我的记忆中的许多白房子故事，到老周这里都找到了最后的结局。或者用我当时在酒场上的话来说吧，就是“线头在这里挽上了一个疙瘩”。
举例说吧，前面我谈到的储医生原先的那个女友，即十六医院那个姓聂的护士，老周竟然知道她的下落。
话题是这样引起的。
酒桌上，老杜说我们去了趟阿勒泰，还说我情绪激动，执意要去十六医院去看一看。这一说，老周立即接过了话茬，他说他明白我去看的意思，那里有个姓聂的女护士，二十多年前曾经和北湾边防站的一个人谈过对象，这对象一定是我，我这次去十六医院是去怀旧，是去睹物思人。
我听了赶快否认。可是我哪能否认得了，满桌的嘴都冲着我喊，我只好不言语了。
老周继续说，那个姓聂的女护士，后来找了个兵团的人，现在定居在乌鲁木齐。那男的好像是个文艺团体的人，以前也在农十师呆过，因为老周说起那人的名字，在座的人都知道。
老周甚至要抓起手机，给乌鲁木齐那边打电话。这事让我制止了。
再举个例子吧。我在《我的兵团兄弟》一文中，曾经提到农十师演出队到白房子慰问演出的事，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小姑娘。老周听了，又说他知道这事。他说，当年去白房子慰问演出，他也是演出队的一员，好像还是个带队的，他说那个小姑娘他知道，小姑娘现在是农十师的工会主席。
允许我在这里将饿的兵团鱗中那獅在这里重复一遍。
“记忆中，农十师宣传队来边防站慰问演出过一次。那是一群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姑娘。她们很可爱，那《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歌声充满柔情。记忆中，这些姑娘们特别能吃。边防站的家底很厚，餐桌上的东西很丰盛。但是这些姑娘们风卷残云，餐桌上的碟儿碗儿很快就见底了。”
“边防站的副连长特意用一个大洋瓷碗，盛了满满一碗米饭，端给那个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姑娘。米饭一层一层，用铲子拍实，上面又堆成一个宝塔状。副连长是想让这姑娘出丑。谁知，那姑娘，端起碗来，一口气将这碗米饭吃得一粒不剩。直看得副连长在旁边目瞪口呆。”
“姑娘们见副连长很有趣，于是晚饭后邀请副连长到她们的住处去打扑克。那时流行的扑克游戏叫五十，谁输了给谁的脸上贴纸条。脸上贴的纸条最多的当然是副连长了。打的途中，有些热，副连长就将帽子甩在了铺上。”
打到半夜，散场的时候，副连长站起来，寻找他的单军帽。铺上没有，那两个姑娘站起来，摸摸屁股底下，也没有。只有一个姑娘没有站起来，就是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那姑娘。副连长猜想，帽子肯定是在那姑娘的屁股底下了。他挠挠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突然，那姑娘尖叫起来，而在叫的同时，另外两个姑娘赶紧把副连长往门外推，嘴里还喊道：首长你快走吧！她来了！副连长莫名其妙：她来什么了？姑娘们尖叫道：你白克一个，她来例假了！副连长是有家室的人，例假这个字眼儿当然懂得，他一听，吓坏了，赶快就往外跑。随着门嗵的一声关了，屋里传来三位姑娘的畅怀大笑。
这就是兵团农十师宣传队那一次留给人的温馨而美丽的记忆。印象中，那也是我在白房子服役五年中，边防站惟一住过女人的一夜。那一夜，姑娘们的房间门前都加了双岗，界河边也派了几组潜伏分队，为了腾房子，战士们还挤在一起过夜。但是所有的人都很快乐，她们的那歌声和笑声，够我们在此之后咀嚼很久很久。
相形之下，新疆军区文工团来的那一次，留给人的印象就不怎么样了。她们仿佛像一群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一样。那个领队的男干部，喝了边防站的第一口水，就咂咂舌头说：大家不要喝这北湾的水，提防拉肚子，这水是咸的！我第一口就喝出来了！
几个女演员去上厕所，蹲在茅坑里，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瞧，这地方还常有女人来，你看那坑里！”此一刻，我正在厕所的另一边，听了这话，我大声说：“这地方哪有女人来呀！你们蹲的那是干部厕所！白房子没有男女厕所，只有干部厕所和战士厕所，你们来以后，干部厕所临时改成了女厕所！”我说话的嗓门大约很大，将女演员们吓了一跳。那边悄没声息了。只有嗖嗖的小解声。
“那一夜演出期间，苏方边界那边，信号弹、照明弹、曳光弹、穿甲弹打得天空五颜六色，不时地还有警报器刺耳地响起。本来，军区文工团准备在边防站歇息一夜，第二日返回的，我们已经为她们腾好了床铺。但是，边界上苏方的这些恫吓举动吓坏了她们。演出进行中，大卡车已经发动，演员演完一个，脸也顾不得洗，就钻进了车里，演出一结束，她们就连夜离开这凶险之地了！
“爹妈也给了我们两条腿，但是我们不能走。全边防站列队，眼睁睁地看着汽车的大灯消失在夜幕的深处，副连长喊了一句，要这天晚上加强警戒。完了，他还嘟囔了一句：妈的，她们命贵！”
这就是我记录下的当年的故事。
算起来，农十师演出队来白房子，应当是1975年秋天的事情，也就是说，距现在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
在老杜的安排下，我见到了农十师的工会主席何勤。
“你就是那个头上扎着两根羊角小辫，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小姑娘吗？”望着眼前这个一身干部装束的中年妇女，我问。
我像在问她，又像在问自己。我努力地把眼前和过去联系起来。为了刺激她的记忆，我还向自己的头顶上指一指。
“帽子！帽子！一顶单军帽！”我喊。
何勤主席终于说话了。
她说那一次慰问演出她确实去过，是坐船从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到达185团渔场之后，185团用马车来接的。这样，她们去北湾是坐的马车。但是关于用大洋瓷碗吃饭，关于副连长的单军帽，她说自己没有任何记忆。
515么，《布伦托海打鱼归来》这支歌，是你唱的吗？”我抓住最后一点线索回她。
何勤纠正说歌名叫《布伦托海渔歌》。
她说那歌确实是她唱的。不过唱歌的不是她一个人，那是一首女声小合唱，唱歌的一共有八个人。
说到这里的时候，何勤主席突然一拍巴掌说：“我知道你们说的那个姑娘是谁了，她叫张润香，头上扎两根羊角小辫，能歌善舞，是演出队的台柱子！”
何勤接着说：张润香1986年在车祸中已经死了，她是从山东来的支边青年。
我打了一个冷颤。这样，我从这里知道了又一个记忆中的白房子人物的最后的结局。
“这么说，这个扎着羊角小辫的小姑娘，也到十三连报到去了！”我喃喃自语道。
聂副师长一席话
农十师有个副师长叫聂玉成，陕西人。他原先曾经是185团的团长，去年调回来当副师长。那一夜，也是酒酣之际，在我下榻的房间，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长谈。这是一个头脑清楚的战略家，关于兵团存在的重要性，关于如何加强兵团，他说了很多重要的话。尽管我是在努力地将我的白房子故事写成一部纪实体小说，而他的话明显地有些与体例不符。但是权衡再三，我还是无法舍弃聂副师长这些重要的话，于是乎将它简略地抄录于下。
他说，西部大开发，新疆兵团应当发挥集团军作用，干大事。只有兵团才有这种特殊性和优势：一声号令，240万人一齐出动。
他说，应当将兵团现在的军事力量、民兵组织坚持和扩大。
他说，现在真正搞分裂的是民族的上层分子。
他说，认识兵团，加强兵团。
他说，屯垦戍边是新疆地区反分裂、反西化的重要一环。
他说，有兵团在这里，老毛子不敢动，新疆分裂主义分子不敢动。
他说，1962年伊塔事件之后中央发布的1019号文件，没有过时。
他说，王乐泉的父亲、哥哥就埋在185团一营。
他说，从政治上，稳住兵团，发展兵团，壮大兵团。
他说，从经济上，加大对兵团的投入，改善兵团的工作环境，生产条件，社会环境，调整利益关系。增加兵团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才能增加它的战斗力，才能发展它的生产力。守住国土，建设好边疆。
他说，如果出了事，才想起要加强兵团，那就迟了。
他说，农十师每年为阿勒泰地区提供1700万元税收。
他说，要给儿女留一个安定的环境，要不，我们死不瞑目。
他说，两千年来新疆境内历朝历代曾有过许多次屯垦，过去的屯垦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他希望这一次能成功。
在北屯的万籁倶寂的夜晚，在这中国大陆的偏远一角，我用笔粗疏地记录下他的谈话。这是一个老兵团人深思熟虑过的话，是在经历过许多事件之后的过来人的思考。我希望这些话能够借助我的卑微的笔，传到更远的地方。
在倾听聂副师长谈话的时候，我想起中亚探险的先行者，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第三次罗布泊之行之后，受到蒋介石接见时，向当时的中国政府发出的那个警告。
赫定氏说，必须赶快修一条从西安抵达迪化的铁路，如果现在还没有力量修铁路，那么就先修两条简易公路，一条从西安穿过河西走廊抵迪化，一条从北京张家口过内蒙额济纳旗抵迪化。
赫定氏说，修建铁路或公路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或者说白了，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二是改变大西北的经济拮据民不聊生局面。
赫定氏最后警告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新疆这片广袤的国土，就有脱离中国版图的危险。
我们知道，赫定氏的关于修筑铁路和公路的建议，在当时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则得到了全部的实现。
今天，我愿意把这个老兵团人的关于“加强兵团”的呼吁，当做与赫定氏当年的那个警告同样重要的一个警告，告诉社会。
真的一旦出事，那时再想动用兵团这股力量，那就迟了。因为这些年来，兵团已经被削弱得大伤元气了。据说现在决策部门已经明智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加强它，恐怕还得一个过程。
锡伯渡的民族传奇和家族传奇
在北屯往上几十公里的额尔齐斯河上游，有个古老的地名叫锡伯渡。它一度易名齐伯渡。兵团将它收入后易名西北渡。它现在则又恢复成锡伯渡这个名称。
以上三个地名，都曾经在中国地图上出现过。
锡伯渡与锡伯族人有关，与锡伯人那一次迁徙新疆有关。
18世纪中叶，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从东北沈阳一带17屯中抽调1020名锡伯族青年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分两批来伊犁戍边。
乾隆三十年（1765年）春天，第一批出发的人，通过蒙古大草原从科布多翻越乌尔莫盖提达坂后进人阿勒泰。
其时正值初夏，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无法渡河。他们所携带的粮食已经不多了，而且人马已经十分疲惫，遂决定在此做短暂停留。
这一个停留就是整整一个夏天。而额尔齐斯一带有大量野兽出没，河中又有北冰洋逆水而上的涌来不退的鱼群。锡伯人多是射猎和捕鱼的高手，因此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令人怀念的夏天，然后拔营继续西行。
这地方遂被后人称为锡伯渡。
这地方遂成为前往阿勒泰城时必经的一个渡口。
直到北屯公路大桥修筑以前，它一直是这样。后来大桥修成后，它完成了摆渡车辆的使命，主要用于摆渡前往阿尔泰山夏牧场游牧的畜群。
兵团农十师新闻中心主任小于，拿出了一沓他在锡伯渡拍摄的照片，并且为我讲述了上面所谈的锡伯渡的来由。
照片上的锡伯渡的艄公，剽悍、雄壮，年纪六十岁上下，手拄着路旁的“阔乡牧道”字样的石头路标，眼望大河，一副沉思的样子。艄公叫莫合买提。
指着照片上的艄公，我对小于说，锡伯渡我知道一点，这个艄公的父亲是山东人或者河南人，是在那遥远的年代里，步行走了三年，才从内地走到新疆，然后走到额尔齐斯河边，走进一家哈萨克帐篷，被招赘为婿的。
我的话令小于大大吃了一惊，他说艄公的父亲确实是山东人，他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件事的。他不知道我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就知道这个家族秘密。
小于在锡伯渡长大。他是兵团的第三代了。
我在白房子当兵的时候，我们班有个民族战士叫阿依同拜以的人，他就是这锡伯渡的人，按年龄推算，他应当是那个从山东过来人赘哈萨克帐房的老艄公的孙子，是眼前这个老艄公的儿子。
我正是从阿依同拜以的口中，知道这个家族秘密的。
阿依同拜以是哈语“三个巴依”的意思，他说他出生的时候，恰好有三个巴依从他家门口走过。
阿依同拜以的姐姐，曾经给在福海县担任县委书记的贾那布尔当过秘书。照片上的姑娘，漂亮极了，像当年来中国访问的尼泊尔国国王的王后。
在边防站，我是火箭筒射手，阿依同拜以是班用机枪射手。我们曾同在一个班。
阿依同拜以骑马的姿势漂亮极了。歪着身子骑在马上，马儿一路大走，踏踏作响。他还为边防站赶过大车。赶的是那种平板车厢的马车，一匹辕马三匹稍马拉着。装得山一样满的一车草，晃悠悠地从戈壁滩上驶过，他盘腿坐在高高的草堆顶上，挥着鞭子，唱着歌。如果是空车，他则手扶着车前面的那个形的木架，站在车上挥着鞭子呐喊，马儿扬起四蹄，车子在戈壁滩上狂奔。
阿依同拜以早我一年复员。他如今不知道在哪里？按照常规推算，他也应当在这一带工作才对。
当年与战友们的合影，后排左数第三个是本书作者，前排右数第一个是与作者同年入伍的一位哈萨克战士，他在作者的小说中曾经成为一个人物。
我没有对热情的小于说我为什么知道锡伯渡的这粧秘密。我的心里很惆怅。我只对小于说，能安排个机会，咱们去一趟锡伯渡，我想在那里，寻找一个昨日白房子人物的踪迹。
但是老杜将我在北屯的日程安排得很满，那近在咫尺的锡伯渡，看来此行我是无法去了。
我想，如果谁能将锡泊渡的历史写成一部小说，那会是一部史诗的。写一写锡伯族向大西北迁徙的历史，写一写那个勇敢的山东人跨过千山万水，最后入赘哈萨克帐房的故事，写一写渡口的今天和这个家族的今天，那真的会成为一部史诗的。
记得在乌鲁木齐，一位年轻的作家告诉我，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在新疆这块土地上，曾经流行过十七种死文字。我告诉他说，这十七种泯灭了的文字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一本我们先民的风云流散的历史，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声音，溯根求源，我们能从里面找到许多古老的信息，找到昨日的人类向今天的人类的遥远的问候。
举例说吧。
怯卢文公元2世纪时曾在阿富汗贵霜王朝风行，成为官方文字，后来贵霜王朝灭亡，怯卢文变成死文字。然而，它却又开始奇异地在新疆的罗布泊地区风行，成为与汉文同时使用的官方文字。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楼兰人除了是从欧洲迁徙而来的古老高贵种族之外，2世纪时它曾有过一次大的人种融和，这块中亚地中海慷慨地接纳了阿富汗苍凉高原上的远方来客。
还记得，1991年的时候，在西安，张贤亮先生刚刚从贵州讲学回来，他对我说，在贵州讲学时，学员提问道，如何才能写出深刻的、大气的作品，他回答说，你们要去寻找历史的断裂带，比如说吧，贫穷得连盐巴也吃不上的苗族，为什么妇女们的头上要盘上十几斤重的银首饰呢？这说明，这个民族过去曾经是生活在温柔富贵中，一定是有过一次什么不测，或者天灾，或者战争，才使他们逃向荒野，沦为赤贫。一个作家，如果他能将那段历史挖掘出来，他就把这个民族写出来了。
锡伯渡的充满民族传奇和家族传奇的故事，它为什么如此地触动我，原因大约也在这里。
老排长
在北屯已经羁留得太久了。
我渴望风一样疾走的生活。白房子就近在咫尺，可是我还在这里慢条斯理地磨蹭，迟迟不能抵达。这真是一种精神折磨。
我的心在咚略地跳动着。那声音宛如马蹄声。我仿佛一匹急待要向前走的马一样，不停地用蹄子砍着地面，嗷嗷嘶鸣。
站在平顶山上，望着苍茫的天际，看一只苍鹰在平缓地飞翔。它曾经是我当年看见过的苍鹰吗？抑或是马镰刀在一百年前看过的那苍鹰的子孙吗？我呆呆地举目望天，无限感慨。
你看那苍鹰又在天边遨游，
它莫非生在战乱的时候？
你看那片片的流云在疾走，
它莫非在呼唤已去风暴的怒吼？
这不知道是谁的诗。明天就要离开北屯了，站在平顶山上，我低声吟哦着这诗。
在离开北屯之前，我还得见一个白房子人物，这就是当年的一排长李红记。我的手里有指导员在乌鲁木齐时写的电话。
我打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声，她说李红记不在。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媳妇。我以为是老排长的夫人，于是我叫了一声“嫂子”，并且说，你的声音还这么年轻。电话那边笑起来，她说她是“儿媳妇”。
她说老排长知道我要来的，是指导员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还说老排长等不及了，自己先一个人跑到哈巴河老部队串去了。这姑娘答应马上和老排长联系，让他回来。
接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找我，提着甜瓜和香蕉。一看他的模样，我就知道是老排长的儿子，和当年的老排长一模一样。我感到亲切，我搂着他的肩膀，将他请进屋子。我滔滔不绝地讲着老排长的许多事情。我说，我当新兵第一次见到老排长，老排长先给我来了个见面礼，那见面礼叫“抠板油”。伸出一只大手，往你大腿根使劲一搓，搓得肌肉绷紧了，然后用五个指头，使劲一抠，于是，你痛得大叫起来，眼泪汪汪。这老兵于是松了手，站在旁边，两手叉腰，哈哈大笑。
我还说，这老排长你不要小看他，他当年是警卫团的理发员，专门给王恩茂、郭鹏、熊晃他们理发。后来指导员领上一排人去八钢支左，他也去了，支左结束，他领了个漂亮的上海支边女青年回来。这女青年就是老排长的前妻。后来，一个北方大汉，一个上海阿拉，过不到一块去，于是散伙了。散伙的原因听起来也可笑，这上海姑娘要老排长抽好烟，少抽烟，老排长则坚持要抽劣质的烟，多抽烟，于是这件小事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我唾星四溅地讲述着，旁若无人。
那小伙子则静静地听着，抿着嘴笑，并不插话。
我突然问道：“你今年多大了？”小伙子回答说是“二十四岁”。这样我明白了，小伙子是老排长后来的妻子生的。可是激动中我又不知趣地问了下一句：
“小李，你知道老排长的前妻有孩子吗？”
小伙子愣了一下，他说他父亲只找过一个妻子，就是他现在的母亲。
听了这话，我明白我今天是失言了。我后悔自己刚才的多嘴。小伙子又说，老一代的事情，我们不管！他们怎么做都是对的！这真是一个好孩子，我搂了搂他的肩膀。
后来，老排长也从哈巴河县城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
他没有大变，只是显得苍老了一些，性格还是那么豪爽，老是咧着嘴在笑，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抱着老排长宽阔的肩膀，我流下了眼泪。我的又一个白房子人物哪！
我对老排长说，你记得你第一次见我时，那个“抠板油”的见面礼吗？那地方我直到现在还痛。
排长笑起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也闪烁着泪花。
长说：“你嫂子已经把饭做好了，是地地道道的新疆拉条子！走上车！”
这样，在离开北屯的最后一夜，我在老排长的家里吃饭。
老排长也于今年的前些时候退休，退休前是北屯石油公司的经理。
嫂夫人是个十分贤惠的女人，她是乌鲁木齐附近五家渠的人。她脸色微黑，长得很俊巧。吃饭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当年我离开白房子以前，老排长已经和她结婚。我们这些复员老兵在哈巴河时，曾经在他家里吃过一顿饭，吃的正是嫂夫人做的拉条子。
老排长的孩子和媳妇也都十分可爱、懂事。这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第二天我们从北屯出发，老杜带了农十师各团的宣传干事，乘一辆面包车，开始浩浩荡荡地在阿勒泰草原游荡。
先去了布伦托海，那个产生过一首美丽歌摇的地方。
据说乌伦古河有60公里长，是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在干旱荒凉的戈壁滩上，冷不丁地出现这么一汪蓝水，确实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乌伦古湖距北屯好像有70公里。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驱车去膜拜那个有名的顶山，即农十师182团的驻地。
那里纯粹是一个死角，只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团场，人们才将道路修到了这里。如果不是这个团场，这里现在还是个荒凉的戈壁。
站在顶山上面，望着眼前零零散散的破旧低矮的兵团村庄，我感到兵团人在这荒凉戈壁滩上的定居，活像是将一条鱼扔到了戈壁滩上。有点水，但是水不多，勉强可以活下去。你要自己活，而且想让后代们生活得比你好一点，你就得拼命改变环境。
“鱼”这个比喻令我想起罗布泊干涸的事。以前在罗布泊的时候，我曾报怨过兵团农十师塔里木河大西海子水库的建设。正是大西海子一库、二库、三库的修建，令塔里木河断流，令罗布泊干涸的。现在我不抱怨了，将他们扔到塔克拉玛干边缘，他们也要活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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