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父亲死的这些年，母亲一直过着寄居和独居的生活。

    独居，就是在老家老屋一个人过，土地出租给坎上的侄子，按年给她称米称面，自己只种点园子，种点葱葱蒜苗。也喂鸡喂鸭。起初两年还喂猪。母亲不是怕孤单的人，喂鸡喂鸭不是要它们做伴儿，是要吃它们蛋吃它们肉。不是母亲要吃，是母亲要给城里的我们吃。母亲说她不习惯空着手往哪家走，哪怕是拿几棵白菜几根蒜苗也是个心意。母亲说话的时候，脚还没有跨进我们家门，怀里抱着只公鸡，腋窝里夹着把菠菜。小公鸡像是刚到青春期，脸颊和它的冠子一样红。我两只手接住母亲的鸡和菜，嘴上还是说了她几句：“到自己儿子家，还这么客气？再说你也这么大年岁了，累了一辈子，还想累？”母亲说不累不累，儿子家是儿子家，可是……母亲躬着肥胖的身子换拖鞋，显得吃力和不灵便，把要说的后半句话掐了，像她在园子里掐豌豆尖儿那样掐了。掐的时候，抬头看了眼坐在沙发上的我媳妇。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姊妹都已经成家，我和二哥也已经进了城，可父亲进城从不往我们两家走，他说：“进了城该做啥几个三下做了，一个人去孟家馆子一坐，要一份凉菜，一份热菜，半斤白干，二两面，面要细的，吃得巴巴适适。”他说他才懒得往哪家走，懒得看哪个的脸色。父亲在的时候，母亲就听父亲的，自己没有主见，也不大往我们两家走，偶尔走了，父亲就挖苦她没志气，做脸色给她看，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就不敢走了。

    寄居就是到儿女家住，但不搬家，不说跟谁，住上十天半月甚至一年半载，再回乡下老屋。母亲要自力更生，一个人住老家老屋，开始我们觉得也好。一个人住自由，又是她熟悉的地方，她肯定有感情，好多田地都是她跟父亲一辈子耕种的，好多果木也是她跟父亲一起栽种的，还有大柴林那片青杠林，他们宁愿捡水捞柴、剔梢子柴也舍不得砍，一定要护着，护成了今天郁郁苍苍的老林。父亲刚入土，需要母亲陪。还有就是老家的蔬菜水果都是农家肥种出来的，不打农药，母亲吃起来放心。

    可是慢慢地，我想我母亲了。老家到县城有一段距离，不是伸脚就到。平常上班、写字，星期天陪老婆孩子，回去一趟不容易。

    刮风了，下雨了，落雪了，起寒流了，夜里我总是睡不好，总是担心母亲。白天也没精打采。母亲没有手机，老屋也没装电话，妹妹要给母亲装电话，母亲说：“我才不要呢，我生得笨，不会按号，眼睛也不好使。”要给母亲打电话，只有打到老屋坎下的玉芳姐家，或者打到坎上的金德哥家。北风整夜把窗户吹得哐当响，我整夜都睁着眼睛、操心母亲。给妹妹打电话，她远，她大学毕业后分在外地，她在开现场会，她是个管拆迁的局长，正在工地上。给大哥打，大哥跟妹妹去外地多年了，父亲死后大嫂也过去了，两个儿子也过去了。大哥在妹夫手下打工，大哥能怎样？给二哥打，二哥正在开车，在去九寨沟的路上。二哥熬到40才当上九寨沟门户上一个镇的镇长，天天接待天天醉。看着他们，想着母亲，我心头不是个滋味，一个母亲，四个儿女，四个儿女也算有出息，可就是连一个母亲也无法安顿下来，让她过上不孤单的日子。

    母亲在乡下老屋过的日子也不是水深火热，有钱有粮有柴，园子里有菜，树上有果子，婆婆留传下来的老木柜的海底里有我们从城里带回的奶粉、麦乳精和糖果。簸箕大一坨园子，不需要天天种。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生三道火，给自己做三道饭，去园子里掐菜、找香料。天气冷了，搁得住东西了，母亲就懒了，煮一顿饭吃一天。为此，我批评过她好几次：剩饭剩菜吃多了不好，要得病的。母亲挨了批评，不争辩，不耍性子，只是笑，态度好得很。母亲除了吃就是耍，到下院子找她的李何香姐姐或者张绍芳二嫂摆条，一摆就是半天。天气好的时候也去三秦庙、龙嘴子走走。过去的土路都打成水泥路了，再怎么天下雨，走起来也不泥脚。我在水泥路上遇见过母亲好几次，她跟几个老太太说得热热闹闹。出租车停下来，母亲就在车窗外往里瞅。我付过钱从车里出来，指挥司机调头。母亲说，我早就看到你了。母亲乐得像个孩子。我不去管她，专心帮司机看路，母亲也过来帮着看。

    几次回去看母亲，都是铁将军把门，找遍村子也找不到她，园子里、河坝里、柴林也都没有，我去问二妈妈，问金德哥，问玉芳姐，都没有看见。我急死了，最后去到父亲的坟地。她在。她在落泪。已近黄昏，晚风把柴林吹得刷刷响，暗影重重，涪水显得安静，只有风吹木叶的声音。母亲看见我，背过身拿衣袖擦泪，转过来又笑嘻嘻的了。”把你找安逸了？”母亲从椿树林出来，下了道坡，过了石桥。我上去拉她，她甩开我说：“哪个要你拉？我还没有老到那个地步呢！”也有天里地里找不到母亲的，最后问到是进城了。母亲进城多是到二哥家。二哥忙，又常时在乡下，两个女儿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二嫂整天忙着打理她的公司，母亲进城便是给两个孙女煮几天饭。母亲进了城也不给我打电话——母亲没有电话，二哥二嫂和两个女儿用的都是手机，家里的座机拆了，母亲不好意思用他们的手机。跑过几回空趟子，我就叮嘱母亲说进了城给我打电话，免得我白跑。母亲说她记不到我的号码，好长一串。我没再说啥，找了纸片给她抄上。母亲把纸片揣进呢大衣的口袋说：“这下记到，这下记到。”下次，母亲又忘了。我在我们家老屋瞎转，进不到门。我看石墙下废弃的手磨，看手磨上那些几乎成了化石的豆浆的痕迹，想起了我教书回家的那些时日。那些时日多是节气，母亲父亲在手磨上推黄豆；并不沉的一个手磨，也要两个人推。鸡在手磨边啄掉在地上的黄豆，狗来维持治安。鸡为了躲狗，钻进父亲的胯下。那些回家的时日是温暖的，我在外面受了伤，回老家疗养。我在老屋的木楼上读书、睡觉、写诗，足不出户。也放音乐。低沉、感伤、优美的那种。有时也带朋友回来住。写诗的朋友，穿奇装异服，留长发，喝了酒在老屋号啕。父亲割麦子或挖土豆回来，走在路口的樱桃树底下听见了，心头那气啊就直蹬喉咙。父亲不好说客人，只有在饭桌上给我做脸色，或者在背地里训斥我。父亲在饭桌上殷勤得很，不停地给我的朋友夹肉倒酒，自己也有一杯没一杯地陪着喝。父亲只是面子上对我的朋友好，内心从来都瞧不起，他把读书、写字、唱歌、说话一概叫务虚，叫球莫名堂。他把当不到官挣不到钱改变不了自己前途和命运的事一概叫球莫名堂。有几回喝多了，父亲也支持过我写文章，但他支持的又不是我们那样的写文章，写文学的文章，他支持的是写新闻报道，是歌功颂德。父亲的口头禅就是打鬼随鬼转。他说写文章也要打鬼随鬼转。我在老屋前后瞎转，看开花的竹子，看竹林边垮掉的马厩，看后门外我种的那棵梨。我清楚地记得那棵梨是我在曾家房后头偷的，竹林盖生产队的，那时候我十一二岁，可是今天……梨才到青年，我已到了中年。还有那马厩。关过马，但更多的是关驴。一间干燥的木圈，马槽在靠路口一边。靠里，不同季节堆着麦草、谷草、玉米秆和玉米壳。我能记事的时候马就死了，我记得的就是驴，一个母亲带一个孩子，都黑黑的、光光的、干干净净的。而今，木圈早已坍塌，马厩的木栅栏早已烧柴了，只剩半块马槽，半坨坚硬的黄泥。

    老屋有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感伤，母亲在，她帮我挡，她站在现在与记忆和感伤之间，把我隔在照得见太阳的厅房。母亲不在，母亲进城了，没有她阻隔我回到繁复的过去，我一下子落入了记忆与感伤。我也去村里村外转。后山的青杠林没变，只是更茂密了；人变了，死的死了，生的生了。新生的我已不认得。新来的谁家的媳妇我也不认得。樱桃树大都死了，上好的田地被新建的楼房占了，记忆中蜿蜒的石墙没了——挑水路还有一小段石墙，上面生满刺藤。挑水路被野草和灌木遮掩了大半，路已经瘦得像根开花的竹子。

    夜里刮风，醒来想起独居老屋的母亲便再也无法入睡。不知道母亲是否睡得好。老屋一定也在刮风。我想大风一定吹断了开花的竹子。竹子开了花便不如先前柔韧。又仔仔细细想了大哥一家、二哥一家、妹妹一家和我自己一家，母亲还真是没有一个去处。妹妹倒是很情愿母亲跟她，可母亲不情愿，22层楼高了不是理由，坐不惯电梯也不是理由，没有人说话也不是理由，妹夫钱越挣越多、酒越喝越凶、脾气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高才是理由。这些年，母亲时不时也去妹妹那里，检查病，给假期从寄宿学校回来的外甥煮饭，但回来总是说，她不想去射洪了，她不想看到妹夫喝醉酒回来行事，把一百元的票子撒得满客厅都是，用水果刀把亮铮铮的红木家具戳得到处是疤，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妹妹只晓得忙她的官，不给他煮饭、洗衣裳……母亲说的一点不假，妹夫喝醉酒自称是百万富翁的时候还有一点理智，还晓得把我们弟兄当人，还只是说我写的文章比不上李国文、蒋子龙。可自从妹夫喝醉酒自称是千万富翁，就完全丧失理智了，完全丧失是非了，不仅不把我们兄弟姊妹放在眼里，也不把他自己的兄弟姊妹甚至父母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是“李慧乔，我要跟你离”。妹夫从酒柜里拖出一瓶五粮液，又拖出一瓶茅台，丁丁咚咚给我们每个人满上。“喝，每个人都得喝，我有的是好酒！”妹夫指着对面的壁橱说，“我那儿还有几件舍得酒，我有的是酒！”妹夫一直站着，摇摇晃晃地站着。桌子上除了大人，还坐着几个读书的孩子。他不管，每个人面前都满上了，包括我九岁的女儿，包括他自己十一岁的儿子。我这一辈子最见不得专横。我站起来要走。他伸出手来拉，没够着，便指着我数落：“你阿贝尔是文人，看不惯我有钱，看不起我只有钱，我晓得，在你眼里有钱的人都肮脏，但你要晓得，我每天不只是挣钱，也读书，走走走，我带你到我书房去看看，我读的书未必就没有你读的有档次……”说着，妹夫从他的位置晃过来拉我。我不去，挣了挣，没有挣脱。他几乎是抱着我。我跟他进了书房。的确看见好几架书，但都是领导人文选、植物栽培与管理，并未见到社科人文类的。外面在喊，我笑笑出来。他一路摇晃，每次都像是要倒下，但又都没倒下。回到桌上，他依旧不坐，依旧摇晃，他说文人是狗屁，阿贝尔写的文章是狗屁，阿贝尔的骨气是狗屁。他每说一句就摇晃一下，有了这一摇晃，他说的真话也变成了假话。这是我前不久见识到的妹夫。他是我的妹夫，他是妹妹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一个学园艺的恋人，一个从川中丘陵走出来的穷孩子，一个曾经跟我步行几十里到我教书的乡村学校连夜帮我抄写诗歌的朴素青年。

    白天给母亲打电话，问夜里的风，问窗外的竹子，母亲在电话里问我晓不晓得老家要修水电站了，华能公司的人把土地、房屋、圈道都测量过记在本子上了。说是要从曾家对面的錾子岩打洞进去，还要在錾子岩修堤坝，水一直要淹起我父亲的坟。我晓得母亲说的华能公司，牌子就挂在县委招待所2号楼，已经在夺补河、火溪河、黄羊河修了很多水电站。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老家修电站的事一点不晓得。在我的印象，华能公司的水电开发还只局限于火溪河流域和县城以上的涪水段，没想到县城以下也要动工了。就我这点粗陋的知识，我是反对在生态如此原始和脆弱的河流修水电站的。特别是在夺补河，在火溪河。这个河段都是岷山非常原生态的地带。自然原生态，民族民俗原生态。但我的反对仅仅是纸上的一抹尘埃。堤坝已经竣工，水库已经蓄水，发电机已经转动，财政收入已见成效。

    打车走在回老家的路上，我在想，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都不是自己带动生活在走，而是在被生活推着走。如果不觉得这样的被动是一种强奸，那就是一种福分。不要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带动生活，真是要能带动生活走也是非常艰辛的。被生活推动着走，虽是一种无奈，却可以少去很多烦心，节约很多体力。一个人只有青春期过后的几年可以做到自己带动生活走。那时候，我们身体里的荷尔蒙还没有下跌，肌肉的弹性正在高峰期，关键是有浸润在荷尔蒙里的野心，也叫理想，像一台新的发动机，有着我们一生中最大的驱动。单是想搞到自己最爱的女人的冲动，就足以让我们将眼光和脚步从世俗的功名绕过去。慢慢的，女人到手了，该来的也都来的；慢慢的，荷尔蒙呈下降趋势，肌肉也一天天变得僵硬，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再看见我们身后有人为女人要死不活，为艺术疯疯癫癫，自觉不自觉地会在嘴角露出嘲笑。“醋也就那么酸，盐也就那么咸，是何苦？”我们的嘲讽意味着我们已经背叛了青春。刚过三十，人就老了。我们偶尔也喜新厌旧一回，背着老婆找个小姐情人什么的，但已经毫无真情，毫无激情，仅仅是赶时髦，仅仅是逢场作戏，或者是活一辈子人的功利的盘算。

    又是春天。不知道是我人生中的多少个春天，更不知道是老家的山、老家的河、老家的土地的多少个春天。青樱桃已经粒粒在目了，衬托它们的叶片也有些葱绿了。除了田野，远山近山都还没有返青，还蒙着冬天的衰败的灰。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村道上，都很难遇见几个路人。路旁的人家也像是空的，路过的村子也像是空的。老家也是静悄悄的，感觉依旧是空。这些年，年轻人一拨一拨到外省打工，去山西挖煤，去北京修楼，去江苏制陶，去广东踩缝纫机、锁边机或当保姆。都在找钱，找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看是自己选择的，其实还是无奈，前面仍然是茫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茫然，只是过日子的茫然。除了挣到钱、找个女人或进发廊过性生活，释放掉身体里的力比多，并没有什么长远、美好的打算，甚至丢掉了老一辈兴家活人的朴素生活观。我知道大多数人打几年工还会回来，拿积攒的钱修个一楼一底的炮楼子，有婆娘娃娃的继续为婆娘娃娃东奔西走，没有婆娘娃娃的讨个婆娘生两个娃娃。也有不再回来的，跟了外省妹做上门女婿，或者弄对了在外省开公司买房子。也有死在外面家里人抱个骨灰盒回来的。

    村子里已经有了变化，各家各户的房子、猪圈、院坝都用红油漆做上了记号。红油漆带给村子一种宿命的气氛，但一点不悲观，虽然它们的意义与法院布告上的红叉红勾很类似，但人们接受的感觉完全不同。

    我没有让出租车一直把我载到老屋的后门外面。过了金洞坡我就下车了。我想一个人走进村子，像念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那样。长满青苔的河卵石砌成的路口没有了，高大繁茂的核桃树没有了，青皮树也没有了。走过这些仅仅在我记忆中留着名字的路段，我感觉流逝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对村子的改变却是革命性的。想到再过几年，也许是五年六年，也许只是一年两年，这个很可能存在了几百上千年的村庄就没了。房屋没了，田地没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痕迹没了，完全变成了一片水域。我感觉不可思议，具体是什么不可思议我又不甚明白。我可以想象水是怎样起来的，一点一点，一个浪子一个浪子，耕种了千百年还依旧肥沃的土地一排排地坍塌，尤其是我父亲坟下的山杨盖，坍塌的响声会传到桂香楼，溶入的泥沙会使大片的水域变得浑浊。先是没了短坑里，再是没了赵家园园，没了我们家大田，没了青皮树底下，没了哑巴家院子，没了过去生产队的晒坝和保管室，没了胡玉华家院子、胡宇林家院子……最后水漫上了我们家的老屋和老屋后面的竹林、堰渠、青杠林……浪子冲刷着我们家后门外路边的石子儿——路早已是水泥路了，但路边竹林下的那一簇石子儿还是先前土路时的石子儿，被村民和路人的脚磨得光光的。我不知道到那时，母亲怎么安排——我们儿女怎么安排，她自己怎么安排。

    （原载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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