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保罗·高更

    一

    在通往祖父祖母坟茔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落在田野上的，仿佛不是稀疏的阳光，而是时间大片大片的积雪。荒芜的也不是冷寂的大地，而是春天。我并没有感到多少悲凉。朝觐一对死去十余年的先人，与探望一个亲人没有什么两样。我跟在我父亲的身后——他端一把锄头，穿厚实的冬衣，后脑勺像个葫芦，浑浊的鼻声翻滚——我不知道他内心想些什么。父亲为这次元宵祭奠祖父祖母诞辰100周年，已经准备了13天。正月初三晚，父亲召集有祖父血统的男丁10余人，商量祭奠事宜。祖父在1995年去世后，我一直没上过坟。我说，我再忙也会早早赶来。父亲今年72岁，他要做他最重要的事。初四早晨，我姑父等七八人，开始买砂石、水泥、砖头，为祖坟翻新修葺。

    圆锥形的天空，它的怀中空无一人。我有理由相信，那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怀抱：稠密的黏液，墨黑的扩散的河水，消失的回声，油菜花慢慢上升又迅速返回的焰火。它要拥抱什么呢？田畴像一张撒开的渔网，阡陌如织。油绿的白菜。抽出白色花苞的李花，一团一团的，粉细，匀称，压在枝上，弯曲，欲坠。泥浆黑色。马兰头扑在地垄，吐出一团团的雾气。一条小路沿山边，没入茅草丛中。

    这个春天，我回到了血液中的源头。在整个旷野中，即使孤身一人，也不是孤单的一个。光，春天，村庄，先祖，河流，它们不被窥视，它们的动脉与静脉都会在这个人身上密布。我无数次陪祖父走过这条路——中蓬、水头、山底、夏家墓、钱墩——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走，从13岁，我入郑坊中学读书，泥泞的弯道就这样蜿蜒。我没有想过这路边的山冈，最终会是祖父祖母的安息之地。我熟悉这样的春天，田里的泥土还在沉睡，红花草与天空的蔚蓝呼应，野草青涩的气息在空气中滚来滚去。饶北河的汛期还没有完全到来，桃花刚刚跃上枝头，芽苞是春色的乳头，和煦的风伸出长长的舌苔，一遍又一遍地吮吸。我记得山底的坡上，有一个草坪，养蜂人过了元宵，用东风车拉来蜂箱和帐篷，在草坪上落户。帐篷是厚厚的油毛毡，黑色的，盖在毛竹搭的矮房空架上。养蜂人从农户家借来竹床，把蜂桶一个一个依序排好，蜂箱一列一列摆出方阵，群蜂在村前的油菜花上萦绕——春天突如其来地跳进了我们的生活。养蜂人说上海话，软绵绵的。养蜂人的生活让我们好奇：脸上蒙着薄薄的白纱巾，手上戴着棉织手套，烧菜的时候放一勺白糖，橱柜里是灌满蜂皇浆的玻璃瓶。棉织手套我见识过，我小学的语文老师有。语文老师是个女的，还未婚，叫全初圆。冬天，她提一个火熜，戴一双棉织手套，坐在教室里给我们朗读课文，她板书的时候，就把手套脱下来，放在案台上。我很想得到一幅这样的白手套。我这样想的时候，冰冷的手仿佛会突然暖和起来。有一次，我把一双旧袜子剪下来，用针缝成手套的样子，一个人在房间里写作业时，戴上。手套是五颜六色的，手背上有一个破洞，蚕豆一般大。说是手套，不如说是两个布兜，手套进去，手指伸不直，蜷曲着。

    我和强佬经常放了学去养蜂场玩儿。强佬手脚都很大，走路哗嘚哗嘚，泥浆在脚底下溅开来。即使是冬天，他也穿一双汽车轮胎皮做的鞋，单裤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有一天，我对强佬说，我们向养蜂人要一双手套吧。强佬说好啊，他不给，我们就用尿射他蜂箱，把蜂淹死。我说，拉尿不行，蜂叮鸡巴怎么办？还是挑一些石灰撒进蜂场，把蜂毒死。我们并不会想到毒药，以为石灰可以像毒鱼一样毒死蜜蜂。一路上，我们想了很多捉弄养蜂人的恶作剧。我们到了养蜂场，养蜂人并没有搭理我们，手上拿着蜂槽，坐在木板凳上，准备刮浆。强佬个头比我高大，站在我前面，对养蜂人说，叔叔，可不可以给我们一双手套。养蜂人是熟悉我们的——他每年春天都会来枫林，我们在养蜂场也一直玩到东风车把他带走。除了身高、嗓音和鼻子里稀稀的清涕越来越少以外，我们几乎没有变化。养蜂人说，你要手套干什么。我紧紧地缩在强佬身后，把手抄进袖筒里，仿佛他问的不是手套，而是想看我的手。强佬结结巴巴地说，不知道。养蜂人说，给你一双手套可以，不过你要给我两斤泥鳅。

    回到家，我从楼上翻出鱼窠，提一个木桶，往水头走。对我而言，捉两斤泥鳅不是一件难事。我大概在七八岁，开始学习用鱼窠兜泥鳅的技艺。鱼窠是竹篾丝编的。祖父把泡了半个月的毛竹从门前水坑里捞上来，用柴刀劈成两半，再剥成丝，坐在门前的院子，编鱼窠。鱼窠是葫芦形的，窠口往里收缩，泥鳅游进去了，就别想出来。每年的春天，桃花汛泛滥，雨水梳洗着晦暗的大地，从山垄汇集而来的水流咆哮，扑打菜地、田畴、高而窄的水渠，竹笋疯狂地飙长，田野已经翻耕，油黑和葱翠的色彩在枫林这块调色板肆意地汪洋。祖父通常在深夜，背一箩筐的鱼窠，到水头的沟渠里兜泥鳅。祖父把小水渠筑个小坝，使水形成一个有落差的水涡，把鱼窠埋在水涡的尾部，再把上游的水断了，泥鳅一边游一边退水，全落进鱼窠里。第二天，祖父起个小早，背个鱼篓，收泥鳅。最多的一天，能收20多斤。我跟在祖父身后，提一个松灯，黑魆魆的山峦耸立，豆大的星光细雨般撒落，泥土吐出清新的气息，蛙声一阵紧似一阵，水浪一样似远似近。松香冒出浓黑的烟，一圈圈。潮湿的，粘连的，略带春寒的夜风，一直在这个少年的内心回旋。我很想知道，那样的夜晚给少年带来了什么——这些能否构成他30年后怀乡的理由，成为他墨水的源头？

    强佬大我两岁，住在我家后面，我站在后院，可以看见他家斜斜的、低矮的屋顶。他妈妈是个说话语速很快的人，我叫她东莲奶奶。小学的东面是一块菜地，有许多荒草茂盛的坟墓，也有许多柿子树。叶子泛黄的田埂豆，夹杂着青葱的水稻，在饶北河两岸铺展。柿子树挂满青黄色的柿子，黝黑的树叶披挂下来。在初秋之际，大自然把浓烈的颜料的浆水，肆无忌惮地向原野喷射，仿佛要在冬天到来之前，把内心全部的激情用完。我家的米枣已然熟透，枣皮上尽是紫红的斑点，像醉酒似的。我用书包兜一碗米枣给强佬吃。我们边吃边往柿子林走去，他的肩上扛一根竹篙，他赤裸的上身布满桐油一样的汗水。我们是去偷柿子的。他爬上树，用竹篙打，我在地上捡，捡满一书包回家。青黄的柿子不能生吃，有涩味。我煮半锅热水，倒进缸里，放一小碗盐，把偷来的柿子泡在盐水里，用沙袋盖上缸口，储藏半个月，柿子又脆又甜。在整个年少时期，我没有发现比这个更好吃的东西。是的，我们的年龄那么小，胃像个窟窿，怎么也填不满。我们对吃的智慧，与生俱来。除了读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寻找食物上。山楂，黄瓜，猕猴桃，毛冬瓜，野刺梨，乌饭果。我们还去捕田鼠，捕黄鼠狼，用猪肝片钓甲鱼，掏鸟窝。一次，强佬对我说，雷公蛤蟆可以生吃。我们坐在我家门口的大樟树下，蝉声如鼓，炽烈如火。我说，我没有看过雷公蛤蟆，是不是石鸡？强佬把矮墙上的石头一个个翻开，一个大拇指模样的蛤蟆扑在阴湿的泥里，头呈三角形，有灰黄色斑点。强佬说，这就是雷公蛤蟆。他摘了一片南瓜叶，用手拍烂，把雷公蛤蟆包起来，头往后一仰，蛤蟆塞进嘴巴，吞了下去。他说，有一口酒就好了。而我死活都不敢吃。

    不知是哪一年，在饶北河岸的荒洲上，垦出一片玉米地。直到我家从生产队里分了一担玉米，我才知道有那么一片地。我和强佬沿上游走，走了三里多路，一片倒伏在沙洲上的玉米秆让我们惊喜不已。原先我们是想捡拾一些玉米的，强佬说，玉米秆有甜味，可以吃。我们坐在垄上，太阳白花花的有些晃眼，麻雀一群群飞来又飞走，四野寂静，虚无的嗡嗡嗡的声音笼罩着。我们把玉米秆一节节地剥下来吃。强佬说，你吃过高粱秆么？玉米秆比高粱秆甜多了。我说我吃过甘蔗，甘蔗的样子和玉米秆差不多，但比玉米秆甜。强佬说，吃甘蔗要钱，吃玉米秆不要钱。强佬又说，明天放了学我们再来吃，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把这片玉米秆全吃完，够吃两个月的。我们一直吃到太阳滚落山冈。我们吐出的口痰有淡淡的血丝，腮帮红肿得鼓起来，口腔和咽喉有火苗烧的痛。回到家，一家人正在吃饭。我的鼻血蚯蚓一样从鼻孔里爬出来，怎么也止不了。我母亲慌了。我说我吃了一个下午的玉米秆。隔了一个星期，我们再次去玉米地，已是荒野一片，牛低着头，啃食玉米叶。我们有些失望，我们储存的幸福仿佛一下子被人掏走。饶北河亮亮的水光使天空明净起来。我无所事事。整个村庄像我这样无所事事的少年没有几个。我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就坐在强佬家的门槛上，等他砍柴回家。他家只有两间房子，一间是他哥的卧房，一间是厨房和饭厅。他哥已经结婚，他嫂子是本村的。他和他妈妈睡在阁楼上。我记得有一次，他家请木匠师傅，东莲奶奶煮面条当点心。面条只有一碗，是给师傅吃的。东莲奶奶说，老六（我的小名），你喝一碗面汤吧。面汤上漂着一层辣椒油，浮着几朵葱花。我说，我想面汤泡饭吃。她的笑容一下子凝固在脸上。我打开她的饭甑，空空的。她说，我去借一碗来。她端着空碗，出门借饭。

    强佬的父亲是哪年去世的，我忘记了。我记得的是冬天。那年的雪异常的大，瓦楞上挂着冰凌。田野上冻死了许多鸟，黄鼠狼时不时跑进鸡圈里偷食。强烈的雪的反光，使天空有些灰暗。他父亲死后，他再也没有上学。他被饥饿所折磨。他只有十来岁，他每天上山砍柴，把柴卖给窑场。强佬直到现在还没有娶妻成家。他的房子已经完全倒塌。他哥哥盖了新房。他母亲成了青光瞎。他母亲已经八十多岁，躺在摇椅上，很少出门，就是晒太阳，也要人搀扶。强佬三十岁那年去了浙江温岭，出海捕鱼，一直没有回枫林。我之所以对饥饿没有更多的印象，是因为我有一个无比勤劳的祖父。我有九兄妹，我是我祖父的第四个孙子。当然我不能说我父亲游手好闲。我父亲是个大队会计，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算盘是全村打得最好的。但他并不会干农活。他是全村唯一不会干农活的农民。祖父在山坞里开了几块很大的山地，种满菜蔬。他还到几里外的荒山上垦荒，种红薯。霜降后，我家的地窖堆满红薯。这些红薯是冬季和春季的口粮。红薯有四种。白皮的是浙江薯，叶子灰白，梗也灰白，肉白，甜脆，模样和地瓜差不多，适合生吃；坚硬，连牙齿也咬不动的是石头薯，破皮处，会流白色的汁液，熟吃有粘粘的口感，适合煮粥和焖食；皮红，肉有南瓜的纹理，叫南瓜薯，吃起来软塌塌，糖份少，却个大，是猪吃的上好料；皮红，肉黄，没有纹理，是红心薯，淀粉多，是用来机碎做淀粉的。我二哥把洗净的红薯倒进一个大木桶，用大铁铲把红薯舂成豌豆一般大，在竹篾垫上晒干。母亲蒸饭的时候，一半米一半红薯粒，参合在一起蒸。早饭则是红薯和黄粟米焖粥。而我祖母控制着家政大权，管着一家十三口人的吃饭穿衣。我父亲很多时候是酒意懵懂回家的。

    晨光把夜晚的黑衣，一件一件地剥下来。天空肿胀，翻白，有琥珀的质地。祖父挑一担粪箕，手里拿个铁锄，满村捡拾牛粪狗粪。祖父起床，我也起床，坐在院子里，朗读课文。傅姓没有家族，祖父也只有一个儿子，傅家是孤寡的一家。我祖父对我父亲的溺爱，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我父亲面前的威严也是不可动摇的。大哥已经参加工作，在公社的农机站开拖拉机。当年我父亲是极力反对我大哥去湖村共大读书的，说家里的负担承受不了。祖父说，你不让旭炎（我大哥）读书我就不干活了，你自己读书都读到十八岁，怎么能不让自己儿子读书呢？尽管我母亲十八岁嫁入傅门，但一直是个小媳妇，对家事没有什么发言权，就连去她娘家拜年，她也无权过问要带些什么礼物。这种处境直到我祖母在1993年秋去世，才完全改观。我三姑父在今年正月，在我家还说，傅家有两个人是值得特别尊敬的，一个是我祖父，另一个是我母亲。这个即将退休的小学教员说，世上很难找到比嫂子更能受委屈的人，这是大境界，大包容。

    二

    我就读的小学离我家有一华里。在去学校的路上，有一户人家，是我每天要去的。那是一座泥房子，矮矮的，门前堆着木柴，后院是一片菜地。菜地上有一棵老桃树，一棵板栗树。开春，桃花红艳艳的，仿佛对我们怒吼。我们远远的就能听到这种重金属相互击打的声音，哐当哐当，刺耳，有破碎感。桃花，一个在乡野凋敝的宿命论者——它的盛开虽然有繁密和喧哗，但是多么的干巴巴，甚至冷坐高枝，有绝世的华美，也有绝世的高孤，它过于高蹈，以至于与枫林简朴、萧瑟的风格相疏离。当然，我并不是对桃花感兴趣——我家大院有一棵，树干开叉，虬曲，树蔸流浓浓的粘液，捏在手上软绵绵的，有绵长的香味——我感兴趣的是这泥房子里的地道。

    这是我迄今唯一见过的一个地道。不过，我只进去过一次。地道口在矮房内厢房的书桌下。内厢房的主人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叫兴佬，姓吴。他已经高中毕业。吃过午饭，我和强佬就往兴佬家里钻。他的父亲用很长的烟杆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按住胸口咳嗽，声音沉闷，冗长，是头伸进土瓮里咳嗽的那种。他的眉毛浓厚，边角很长，眼睛有一层灰色的眼翳，样子有些恐怖。他躺在躺椅上，光着双腿，注视着每一个进他家的人。厢房很暗，即使是中午，也亮着电灯。灯台是子弹壳做的，黄铜的色泽显得浑厚。兴佬皮肤白净，穿一件短袖的白衬衣，和一条黄色灯心绒的短裙式样的肥短裤，踏一双木屐，有一头蓬松浓密的头发，和一口洁白的牙齿。这是我脑海中的有别于乡村的印象。枫林的年轻人，一般是光脚，上身赤裸，腿上有干结的泥浆或猪粪，头发堆叠在一起，牙齿有黄垢。他厢房里摆着一架缝纫机，一张书桌。墙面用报纸糊了一层，贴满了他自己画的单色画。有列宁、马克思的炭笔画，胡子又长又密，眼球微微凸出；有抽烟杆的老人，蹲在地上，手指粗壮，青筋暴出；有穿长裙子的少女，头发蜷曲。兴佬高兴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画一张速写，在白纸上，用铅笔唰唰唰，看我们几眼，又唰唰唰，好了。但他的地道从来不让我们进去——最大的限度就是把书桌底下的地道口打开，让我们看一眼。地道口是用木板盖着的，盖子一打开，一股阴冷的寒气往我们脸上冲，源源不断，嘀嗒嘀嗒的水滴声有破空的重量，似乎悬在空中，不愿滴落，一旦滴落，回声冗长，沉重，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书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毛竹筒，毛竹筒连着一根电线，把毛竹筒放在耳朵听，有轰轰轰的声音。兴佬说，谁进了地道，我把毛竹筒放在耳朵一听，就知道。地道一直通到桃树底下。有一次，我把家里的自行车链条脱下来，给他，说，我链条给你，你让我进一次地道。他笑了，把链条还给我，说，地道和山洞差不多。他领着我，从书桌下的道口，爬下去。地道布了一根电线，亮着黄黄的灯，阴冷潮湿，水滴不时地滴进脖子。地道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神秘，也不像电影中的那样四通八达。这多多少少让我有些失望。他的地道没有人敢进，他的桃子没人敢偷。据说，他的后院埋着自制炸药。有一年，一条狗跑到他后院里找东西吃，“轰”，狗当场炸死，身子七零八落，狗头飞到邻居的屋顶上。

    让我们痴迷的，还有他自制的手枪。在我们沉醉于弹弓的阶段，他的手枪让人惊骇。枪管是半米长的空心管，枪膛是用自行车拉链做的，助射器是弹簧，子弹是铁钉。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有他制作的手枪，三块钱一把。他像个乡村骑士，傍晚时分，他提着自制手枪，到饶北河的河滩上打鸟。河滩有茂密的洋槐林，灰雀，白鹭，成群成群地觅食和嬉闹。河滩，这是一个与神祗相媲美的词。它的外延是：丰美的水草，牛群，四处奔跑的孩子们，枝头上困倦的打瞌睡的鸟，石头铺就台阶的埠头，缓缓的水声，清晨或者傍晚渐渐弥散的薄雾，流动的晚霞，秋天被风吹拂的芦花，放鸭少女的歌声……在打鸟之前，兴佬先游一会儿泳。他的内裤是白色的，没有松紧带，在右边开一条缝，用缝边上的白带子打个小结系着。他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和缝制的。他是那样的怪异，就连内裤也和我们的不一样。他站在埠头圆滚滚的石礅上，双手扩胸，弯腰压腿，双手伸直，一个俯身，跃入水中，双脚鱼尾一样摆动，一眨眼，他就游到了对岸。他在水中闭气的时间，是我们村里最长的。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有十来个，跟在他的后面，去河滩打鸟。他一枪射去，嘭，鸟一个跟斗从树上栽下来，鸟身被射穿。

    兴佬似乎没什么朋友，除了我们这样的小孩跟在他屁股后面，几乎是独来独往的。他在村供销社上班。说是供销社，其实是一个小商店，只有一个柜台和一个货架。柜台比我的个头还高，我要踮起脚尖才能看到货架上的东西。我母亲烧菜的时候，摇摇酱油瓶，空了，给我五分钱，说，去打瓶酱油来。我们家很少用酱油，一般是用自己做的豆酱。把黄豆泡一天，蒸熟，用簸箩晾开暴晒，用皂角树枝盖着，黄豆发酵霉变，收进酱缸，加盐、椒粉、八角、茴香，在太阳底下再暴晒一个月，酱就熟透了。豆酱可以做调料，也可以直接下饭。那时，我总觉得豆酱不如酱油好吃，偷偷摸摸地用酱油、猪油伴饭吃。酱油饭有些金黄色，猪油泛着光，一下子把人的食欲调上来。可惜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酱油饭，因为猪油只有到年前年后才有，其它时间都荒着。我打好酱油，却不愿离开柜台，眼睛死死地看着货架，脚挪不开半步。货架里有包好的糖果，红沙塘，冰糖。货架很高，一直耸到阁楼，摆着各色日常用品和副食品。柜台上码着一板一板的布匹。小商店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闲散季节，男男女女都爱站在门口，闲杂地聊东聊西，一杆黄烟在众多的手中传来传去。尤其是春节，地上都是糖纸，甘蔗渣，烟蒂，口痰，南瓜籽壳。谁家吃饭时少了一个人，准能在这儿找到。

    小商店有一个木格窗户，光线混浊，有冷嗖嗖的气息。窗外是村里的唯一街道，街道另一边却没有房子，是一条一米宽的渠。所以枫林街叫半边街。渠的外面，是肥沃的田畴。这条街道有三华里长，一个路口有一条弄堂往山边伸，房子就这样牛屎饼一样摊开。小商店在街道的中间路段，与我家、兴佬家，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兴佬坐在高凳子上，没人买东西时，就看电工书。

    有一年冬，供销社失窃。兴佬深夜跑到我家，满脸惊慌，对我父亲说，店里失窃了，窃贼逃脱了，这是天大事，我怎么负责得了。我父亲穿一件旧的军用大衣，往店里走。那天有鹅毛大雪，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我父亲说，兴佬，失窃的事，你还跟谁说了。兴佬说，你是第一个，还没对其他人说。兴佬又说，我看见是个女的，长头发，没看清脸。我父亲和兴佬一起，清点了货物，并没有失东西，只是木格窗被砍烂了。他们打着手电筒，沿雪中的脚印，寻贼迹。脚印从店门口拐一个弯，往小弄，在老鼠伯伯家门口，断了。我父亲说，回去吧，已经知道谁了。兴佬说，要不要去公社报案。父亲说，不要了，东西还在，一个女孩子的名声还是留着吧。第二天，兴佬雇了个木工，把窗户用钢筋封死。村里人也知道供销社进了贼，家家户户有些惊慌，但表面平静。

    第二年的夏天，老鼠伯伯的女儿过门嫁给了兴佬。我父亲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好上的，很是想不通，也没多问。但村里闹贼，一次比一次凶，大队办公室的钟、裁缝师傅家的缝纫机、电话线、生产队里整包整包的水泥，接二连三地失窃，大家却束手无策。我们都怀疑是进村讨饭佬干的。我们村里，每天都有外地来的讨饭佬。他们的装扮没有差别：戴长耳朵的棉帽，手拿搪瓷碗，背长筒棉布袋。我们给他一酒杯米，或一碗热饭。直到秋后，机米房旁边的变压器被偷，县公安局来了人，才真相大白。兴佬被他父亲扭送到大队，被一辆吉普车带走。全村的人都懵了。怎么可能呢？兴佬被判了四年。兴佬的父亲一夜白了头，身子佝偻。兴佬的老婆住回娘家，一年不到，跟一个山里人跑了。山里人是有老婆的，她住在偏房，三天两天挨打，但就是不回枫林。兴佬的老婆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她有一头很长的头发，扎一条拖到屁股的辫子。我此后再也没有看见过她。我听我父亲说过，她跟的那个男人，后来被判重婚罪，在劳改农场割草养牛。有一年，我父亲去山里买木炭，看见她和那个男人生的两个儿子，用木桶到沟里抬水，个头比木桶略高一点，上坡时，木桶往后滑，人摔倒在地。

    1983年是实行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我在小镇郑坊上中学，读初一。现在的枫林，山上都是一些茅草、地衣植物，灌木也是矮矮的——在1983年初春，山上都是钵头粗的松树、青白色桉树，还有茂密的板栗林，以及山雀喜爱在上面做窝的梓树。风吹过去，山坳有海浪一样的汹涌和呼啸。那年夏天，生产队通过村民大会，决定把树全部砍伐，按立方米，分到各家各户。因为只有荒山，才便于实行山地承包。对于枫林，这无疑是一场恒久的灾难。但没人反对。大家把分到家里的木头，用来打家具，盖简易的泥房。记得梅雨后的树林，有铜钱大的蘑菇，我们提一个竹篮，捡拾蘑菇。厚厚的地衣松软，大地完全复苏的气象使我们浑身燥热。山蕨抽出筷子长的芽穗，粉粉的，在风中一摇一摇。映山红殷殷地开，从这边的山坞一直连到另一边的山梁。太阳和煦，不远处的田畴插满秧苗，清清朗朗。菜地边上的荆条花，粉细，嫩白，小云朵般，一层铺上一层。也是这一年，我大嫂嫁入傅家。我大嫂珠圆玉润，是个乡村美人。也是这一年，兴佬出狱。但他并没有回到枫林。他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兴佬有一个哥哥，叫旗佬。他父亲隔三差五来我家，对我父亲说旗佬虐待自己，不给饭吃。他父亲边说边脱上衣，后背露出一条条竹梢鞭痕。鞭痕交叉，重叠，有淤血，紫黑。他父亲几次哭得身子抽搐，说，我不该把兴佬送进去，是我害了他，我没想到旗佬是个畜牲。他对我父亲说，当年偷缝纫机，偷电话线，偷变压器，都是旗佬干的。他父亲说：“我贪念旗佬有两个小孩，旗佬进去了，小孩怎么办。早知道今天这个样子，旗佬就是挨枪子，我也不会把兴佬送进去。”

    兴佬回到村里，已经到1993年，我都参加工作四年了。旗佬全家离开了枫林，在上饶市租房子住。但旗佬经常回枫林，带一些说贵州话的女人来，介绍给村里的老单身，一个收五千块钱好处费。旗佬穿花色或大红的衬衣，皮鞋光亮，头发油光。旗佬的老婆摆地摊，卖些发夹、头花、木珠手镯。兴佬在家里摆了个自行车修理摊，晚上修电视机、收音机。他的地道被他父亲堵了，用来做红薯窖。他家的桃树早砍了，桃木做了香火桌，他父亲整天点着菜油灯，供佛。兴佬还带回一个女人和一个刚上学的男孩子。女人会抽烟，短把的，一根接一根。兴佬的头发变了麻色，剃个平头，劳动布的夹克洗得发白。他挑稻子，腰弯弓一样，只挑半担，箩筐来回地晃。他几乎不说话，看见人，嘴角往两边拉一下，算是微笑，打个招呼。没事的时候，兴佬坐在门槛上，望着天空发呆。村里谁家电视没有信号，兴佬就背一个工作包，端一架楼梯，上屋顶，重新架天线。他不收钱，也不吃人家的饭，修好了，走人。他走路低着头，身子往前倾，他不再像十多年前一样，边走路边吹口哨。那时他的口哨吹得多么嘹亮，吁吁吁，有旋律，犹如一群阳光下的鸽子。他去饶北河游泳，手上托着一叠洁白衣裳，折得工工整整。我们跟在他身后，啊啊啊，一路呼叫。

    我好几次回老家，都想去兴佬家玩，但一直没有适合的借口。甚至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他把旧房拆了，盖了一栋三层楼。旧房的前墙还留着，看起来，新房是套进去的。新房的红砖头裸露，窗户只有窗棂架子，钉上塑料薄膜。兴佬已经成了完完全全的枫林人，与别的枫林人没有区别——走路时，脚抬得很高，用力踏下去，有仇恨似的，皮鞋会咯吱咯吱响，挽起裤腿，双手用力往后甩。他有他父亲一样的咳嗽，能远远的听到，像从地里冒出来，潮湿，有寒气。是的，他本来就是枫林人。而我曾经固执地以为，枫林不属于他，他生活在这里，或许是一个误会，是生活把他修改成了枫林人。

    三

    每逢回老家过年，我都要到难民叔叔家里剃个板寸头，这个习惯保持了20年。大年那天下午三点，我翻过后院的矮墙，弯过两个小荒墓，推开一扇柴扉，叫一声：“难民叔叔在家吗？”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两道发白的眉毛往边上翘，两颗金色的上门牙露出来，说：“来了。”他穿一件黑尼子中山装，鬓发有些微的麻白。我们似乎有着多年的默契。假如我这时还没有来，他就知道我一定不在枫林过年。他是村里唯一的剃头师傅。他从十六岁开始剃头，一直没有荒废过。十年前，剃一个头是五毛钱，五年前是一块五，去年涨到了三块。他说，头越来越少啦，糊口都难。我说，怎么可能呢，村里的人口接近2700，养一把剃头刀不难吧。他说，以前包年，五块钱一年，我有900多个头，现在包年，二十块钱一年，不足200个头。他说话的时候，嘴角有黏黏的白色唾液。他又说，村里的劳力都外出打工了。他和赤脚医生鼻涕糊一样，他知道村里每一个男人的气味，也知道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他说，鸟毛家的三个男人，包了五年的头，就欠了五年，我真没办法。“种田的人，欠钱是正常的，但欠五年就不正常了。”难民叔叔数落起来，“又没有盖房子，又没有娶亲，怎么连剃头钱都拿不出呢？”鸟毛是我的隔壁邻居，他的两个儿子都过了四十岁，还没有成家。他的小儿子还在二十来岁，头发全白了，脑门光了一大块，长了松果一样的癞痢疙瘩，有鱼腥味，苍蝇嗡嗡嗡，赶都赶不走。鸟毛的老婆肥胖，腰身像个大南瓜，大热天也穿长筒袜，她的右眼是狗眼，在我没出生前，就换上去了。她去大路玩，要从我家门前经过，她摇一把蒲扇，对我妈说：“兰花，鸟毛今天一口饭都没吃。怕挨不了多久。”鸟毛得了直肠癌，在家里躺了好多年，就是不死。鸟毛的癞痢儿说，死而不死，我真想给他一包老鼠药。鸟毛一痛起来，满地打滚，他老婆就喂一勺敌敌畏给他喝。他喝了敌敌畏，坐起来，说，舒服多了。

    “你的满月头还是我剃的呢。”难民叔叔架起马步，一手摸着我的头，一手推着推剪，咕咕咕，我的头皮有些发麻。他时不时用衣袖抹一下自己的口水，说：“你满月的时候，很胖，像个大肚瓷器。”我孩童时期的模样已无迹可寻，我的第一张照片摄于1985年，是填写中考报考自愿的免冠照。我小孩出生时，我母亲说，你出生时和这个孩子一样，浓眉大眼，国字脸，天庭饱满，双眼皮，鼻子坚挺有力。我相信难民叔叔的记忆。他说，你的头不好剃，头发少，软，细，你掉头发大概有好几年啦。我说，十年了，1996年开始掉的，这两年没掉了，可能是头发同情我，不忍心让我早早地光头。“唉，我怎么会不老。”他哀叹一句。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老，而是发现我老了，觉得他自己还年轻，就有点年轻得不像话了。他老婆是台湖人，说话腔调和枫林人不一样，一开口，就是一个“哇”字。他老婆在炒玉米，铁砂磨擦铁锅的刺耳声连同焦味从厨房间传来。他老婆说，哇，难民，雨下得泼粥一样，还有几家的账没收，你手脚要快一些。难民说，妇家，不要说我也知道。我有些不好意思，说随便剃一下就可以。“这是我的营生，我怎么能随便。再说，你可是贵客，请都请不来的。”难民说，“妇家，打一脸盆水来，要洗头了。”他老婆有些发胖，烫了一头的卷发，走路米筛子一样晃着腰。我说，洗发水和洗头巾我都带来了。难民叔叔尴尬地笑笑，说，我这条洗头巾，都发黑了，全村人共一条。我把头挨近脸盆，难民叔叔用手来来回回地搓。我听到他轻微磨牙的声音。

    我坐在靠椅上，墙上的玻璃镜映照着我突然圆起来的脸。我有些不适应，总觉得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窄肩，短脖子，额头像个黄柚子，耳朵肥大。难民叔叔把我的头，左转一下，咔嚓几下，右转一下，咔嚓几下，用梳子梳出一个七分头，说，剃个头可以年轻几岁。难民叔叔的家是很简洁的，厅堂里只有一张八仙桌，一张靠背椅子，一个洗脸架。墙上贴着黎明、刘德华、张学友、梅艳芳、黎姿等港台电影明星的海报宣传画。水泥地有些发亮。我说，你娶了个好老婆，把家料理得这般干净。难民叔叔忙不迭地说，莫说起，莫说起。厨房里的女人声调高了起来，说，莫说起什么，我还不好？做牛做马，你还不知足。

    难民叔叔以前不是住这儿的，这栋房子以前是周家生产队的公屋，用来堆稻谷，分田到户那年，他买了过来，垒了两堵墙，隔出一个厅和两间厢房。他有好几个兄弟，有姓梅的，有姓吴的，有姓周的。他母亲下堂嫁到吴家，把他带了过来。他们家庭的结构很复杂。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难民叔叔姓什么，甚至本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记忆，以及我在荒落少年时期对那些时日的认知。他早先是住在油榨坊隔壁的矮房里。油榨坊紧靠饶北河，是一间土矮房，春末榨菜油，冬末榨茶油。榨坊由一张焙床、一个碾床、一个榨槽和一间水碓组成。焙床是一个铁席子，油茶籽放在上面烘焙，下面的油茶壳熊熊地烧，铁席上冒腾腾的蒸汽，蒸汽罩住了整间屋子，电灯晕黄，有虚拟感，人影绰绰，男人们的说话声和号子声，在悬浮，游荡。把烘干的油茶籽倒进碾床，人坐在碾床的石礅上，用铲子不断地翻动油茶籽，不时地抓一把，贴近鼻子，浓浓的香味扑打而来。碾床是一个圆形的直径约五米的木架，固定在一米高的石墙上，外边是一个铁片包边的木槽，堆放油茶籽的，中间是连接户外水碓的轴轮，轴轮上固定着五个木手，木手有铁碾。水碓打开，轴轮哗啦啦地旋转起来，木手呼呼呼地沿着木槽转动，铁碾一圈又一圈地碾过油茶籽，直至颗粒状。把碾碎的油茶籽倒在模具里，铺上稻草，舂成饼，一块一块地码在榨槽里。榨槽是圆木挖的槽。圆木有三人合抱粗，内挖一个半封闭的槽，外箍八个大铁箍。撞杆一下一下地撞击在槽栓上，油就沿着槽渠，流到大木桶里。把持撞杆的，至少要两个榨油师傅，即使是严冬，师傅也打双赤脚，穿条裤衩，脖子上搭一条毛巾。这是乡村最累的劳力活。双手扶着撞杆，用力往栓头上撞，唱着号子，嘿呦呦呀嗨呦呦，汗珠从肌肤上，一颗一颗地暴出来，噼哩啪啦地摔在地上。这是一个喧闹、温暖的场所，油香和汗味交织。而平常时日，榨油坊四处是蜘蛛网，堆着干稻草和木柴，霉变的散落在角落的油茶饼有一层白绒毛。腐臭，沉闷，夹杂着尿骚味。老鼠钻来钻去。有一年暮秋，稻草刚收进垛里，一个中午捕鱼回家的人，经过榨油坊，听到女人哦哦哦的呻吟声，他以为是哪个讨饭的，饿得生病了。他推开坊门，看见一个赤裸的男人压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屁股一拱一拱的。他连忙退了出来，连连吐了几口口水，说，今年不能下河了，这么好的运气都能遇上，说不定我会被淹死。他听见女人哎哎哎的呻吟，忍不住又在门缝里偷看了起来。

    隔了一个来月，全村的人都知道难民的老婆跟小叔子在榨油坊媾和。那时难民刚刚成婚不久，他的弟弟还没有结婚。难民的老婆有一双蚕豆眼，衬衣怎么也裹不紧身子，鼓涨涨的——她就像蓄了整个春天雨水的水库，总有一天会轰轰轰地冲开闸门，滔天而来。难民用荆条打老婆，劈头盖脸地打。但她不怕。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愈加胆大。难民说，家里养了一个小偷，防不胜防。她去后山菜园里掏菜，就和小叔子在油茶树下，野合起来。她去山上砍柴，就在山洞里，和小叔子翻云覆雨半天。难民看得出老婆在外面是否有野情，他老婆脸上红扑扑的，说话声音爽朗起来，嘴角有不易察觉的笑容，那么这个做爱像吃红烧肉一样的女人，一定得到了满足。

    榨油坊和紧邻的两栋老屋，是难民的祖屋。难民搬了出来，借租在大路边一间废弃的土屋里，以避免更多的是非。他的两个儿女先后落地。难民挑着一副挑儿，在村里剃头。他个儿不高，挑儿一晃一晃。村里有人取笑他，说，难民，挣这么多钱还想娶小老婆呀。难民并不介意，说，女人是打麻子馃的石臼，自己不打了，空着也是空着，给别人打打，还有人帮你清洗呢，再说了，别人总不可能把石臼搬回家不还我吧。接着，他又埋怨似的自言自语：怪我自己没本事，有本事也可以打别人的石臼呀。取笑他的人说，你真是个乐观的人。难民说，总不能把女人当过年猪杀了吧。我熟悉那副挑儿，有一个木头脸盆，一块肥皂，一条油黑的毛巾，一面玻璃镜，一个木头匣子的工具箱。他并不吆喝，他知道哪家有人要剃头，他在东家的门口歇下挑儿，说，老叔，出来剃头吧，有四十多天没刮脸了。他把剃刀在刀布上唰唰唰来来回回地刮几下，刀晃晃地反射太阳的白光。若是遇上剃满月头，还能吃上三个放糖的荷包蛋。记得在我孩童时，难民叔叔的手很宽大。我坐在板凳上，他的手碗一样扣在我头上，推剪推土机一样哗哗哗，在后脑勺，在鬓边，虎虎生风。我则打瞌睡，嘴角流长长的口水。有一次，难民叔叔在我家剃头，考问式地说，世上有七十二行，哪行的师傅最大。我祖父说，媒婆最大，谁结婚媒婆都坐上座。我父亲说，媒婆没有接生婆大，你看看，皇帝都是接生婆从娘胎里拉出来的。我说，剃头师傅大。难民叔叔说，为什么。我说，你这样问就肯定是你大。他孩子一样傻乐起来。他说，皇帝的头谁敢摸？谁摸谁死罪，但皇帝心甘情愿让剃头师傅摸。是的，他为自己拥有这样的手艺而多多少少有些自豪。谁也不敢得罪他，否则他就让谁的头变成棕兜。他挑着挑儿，从上村到下村，从周家到李家，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咔叽布的中山装，背上的布料发白，汗渍印出来，形成一圈卤花。

    难民老婆走路的姿势一年比一年走样，臀部往两边拉，奶子塌下来，鼓鼓地晃，脸的皮肤收缩像晒干的柚子皮。一个女人怎么就这样不经看呢？才没看几年，就日头下山了。村里人这样说。那个东西用得太多了，油灯一样，天天点着，耗油。每一年回家去难民家剃头，我也看出她许多变化——我越来越觉得她是一个丑陋的女人——不是说她长得难看，对不起村民，而是她的嘴唇——厚厚的，紫红色，上下翻出来，油亮，一副永远吃不饱的样子。难民一年比一年瘦，衣服里藏着一股风似的，胡子半黑半白，眉毛往上翘。他把手按在我头上，说，人是从哪儿老起的呢？嗯，头发，你看看，你头发越来越薄了。她老婆骂他，说，你也不怕得罪人，小傅才三十多岁呢，你是一个泥土埋到胸脯的人，人从哪里老起都不知道，真是个脑壳里不是脑浆而是豆腐花。难民说，妇家，你说人从哪里开始老的。他老婆说，人当然是从体力上老的，你看你，五十多岁的人上了床就死猪样，才几年啊，以前可是小猪拱土样。难民说，那是我没有吃蚯蚓啊，可不能怪我老。难民以前经常和老婆打架，邻居都劝解不了。有一次，村支书问难民，怎么会打架呢。难民支支吾吾，说，妇家那个东西太厉害，石磨一样，塞把米进去，一下子就没了，石磨转着，哪有那么多米塞啊。村支书说，我给你一个土方，你可要请我喝酒。难民说，你家的剃头钱我不收，酒也请。村支书说，你挖一些蚯蚓，在水里养几天，再用开水泡一下，放到罐头瓶里，用酒和冰糖封存半个月，白口吃，你老婆肯定不闹你。难民说，怪不得村里有那么多女人喜欢你，两张八仙桌都不够坐。村支书嘿嘿地笑，露出烟黑的大牙。难民第一次吃蚯蚓，哗哗哗，把头天的饭菜都吐出来。难民说，造孽，转世变蚯蚓。他老婆拿一根竹梢站在他边上，他不吃，竹梢在他背上落下去。难民边吃边吐，还嚎啕大哭。难民吃了半年，逢人便说，蚯蚓真是好东西，好东西，就是冰糖贵，几个钱都塞进了裤裆里。前两年，县里来了卫生普查组，医生说难民肚子里有寄生虫，蚯蚓坚决不能吃，否则会吃死人的。难民的老婆和医生吵闹起来，说，活着不能干人的事，不如死了好。医生哭笑不得。难民还是戒了。难民说，五十多岁的妇家，还跟小孩一样天天争吃，我哪供应得上。难民游魂一样，到了深夜，在村里四处走来走去，下雨了，他就坐在屋檐下，搓稻草绳。草绳一圈一圈地绕在地上，夜有多长，草绳也有多长。床好像是一个恶梦，一个让他束手无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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