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分散或集中地研究集体进程来理解政治生活。在我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纽约和伦敦，1927年版）一书中，通过研究暴露于数百万人面前的象征符号，我着手分析那些改变集体态度的因素，而不考虑这些符号成为任何一个特定个人的经验的顺序。在对《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初步论述中，我同样关注影响集体态度的因素，但路数（method of procedure）截然不同。它不再是一个暴露于无数个体面前的象征符号进行考察的问题；当前的起点是对特定个体的历史进行长期的仔细审查。由于精神病理学的方法和结论对已有的个人研究有着最精细、最富推动性的贡献，所以因眼下的目的而备受依赖。

    对于我的前任导师和当下的权威，即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E·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的感恩，我不得不再次表达感恩之情，他不久前认识到精神病理学对于政治科学的重要性，并一直乐于鼓励我在该领域内做开创性的尝试，当然，这并不表示无论在原则或细节上他都一定会赞同我的结论。通过他，我才实现与哈佛大学梅奥教授进行特殊合作的可能性，梅奥（Mayo）教授对精神病理学之于理解社会生活的意义深有领悟，这种领悟在新奇而重要的商业实验中已经硕果累累。而获得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学金（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Fellowship）（1928—29）使我赴海外学习成为可能。

    在形势的“逼迫”下，我与那些在精神病理学的代表人物保持或短暂或长久的联系，尽管有时短暂有时长久。他们中的许多人友善地将他们的想法和设备供我随时享用，在此，我感谢他们对我的询问如此慷慨和耐心，尽管我还是个不太成熟的研究者。在那些了解现代心理学领域的实际情况，深陷于学派间斗争的战壕和弹坑的人当中。没有人能想象所有我要点名的人之间彼此看法一致，或者会心平气和地看待我的研究结果。我希望，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不是过度地牵累他们。

    其中，我得到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帮助，这些人包括：波士顿贝克法官基金会（Judge Baker Foundation）的威廉·希利（William Healy）博士；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St.Elizabeth's hospital）的负责人威廉·A·怀特（William White）博士；马里兰州谢泼德和伊诺克·普拉特医院（Sheppard and Enoch Pratt Hospital）的负责人罗斯·查普曼（Ross Chapman）博士；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医院负责人厄尔·D·邦德（Earl D.Bond）博士；纽约怀特普莱恩斯（White Plains）的布卢明代尔（Bloomingdale）医院负责人莫蒂默·雷诺尔（Mortimer Raynor）博士；波士顿的波士顿精神病医院负责人麦菲·坎普尔（C.MacFie Campbell）博士；曾经在谢泼德和伊诺克·普拉特医院工作的哈利·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博士；圣伊丽莎白医院的N D.C.刘易斯博士；来自布卢明代尔医院的塞缪尔·汉密尔顿（Samuel W.Hamilton）博士与格内高里·齐尔博格（Gregory Zilboorg）博士；波士顿精神病医院的F·L·韦尔斯（F.L Wells）博士；维也纳的爱德华·希施曼（Edouard Hitschmann）博士和鲍尔·弗登（Paul Federn）博士；以及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博士和威廉·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博士；来自布达佩斯的费伦齐（S.Ferenczi）博士；柏林的狄奥多·芮克（Theodor Reik）博士和弗兰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博士（现就职于芝加哥大学）。我的同事，斯图尔特·B·斯奈芬（Stewart B.Sniffen）博士和伦纳德·怀特（Leonard D.White）教授，在我原稿的写作过程中给我提供了宝贵意见，我采纳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在得到我早先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异常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国际伦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上的文章的编辑们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及芝加哥儿童研究和家长教育协会的许可后，我得以自由地引用我的这些作品。

    我尤其想要对那些我不能点名道姓的朋友们表达感激，因为他们在合作中，服从反复审查的安排，给了我最大可能的帮助。

    应该指出的是，我引用的个案只占我已调查或已经占有的个案中的一小部分。应该提炼足够多的为讲解服务的个案，才能为这种理论素材提供背景。由于缩减了这些个案的数量和范围，本文已经避免了由无限拓展的“小威利的故事”（little Willie stories）所导致的晦涩。

    本书第一部分的讲述采用了相当教条化的方式，这无疑趋向于遮蔽了当代精神病理学方法和素材本身的很不理想。随后的章节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将充分展示全书虽然潜在意义重大却带有高度临时性的特征。

    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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