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理学家还不能回避把作为整体的人格来概括的必要，因为他已迫不得已要对作为整体的人格的将来做决定了。如果解除严密的监控，精神病理学家必须不断认定约翰·B和玛丽·C（Mary C）是自杀还是他杀，或者他们是否将成为组织中的可靠人物。因此，临床医生已经发现，相当有必要去搜集与个人主要的社会调节能力相关的具有高度预见性价值的迹象。
当其它倾向已经摆脱控制并占有巨大比例，精神病理学通常在解释众多人格倾向与其它倾向的从属关系上具有很大优势。诊疗漫画（The clinical caricature）迫使人体有机体组成成分倾向得以缓释，并将注意力集中于倾向的出现和过程。“常态”是一个复杂的整合，包括许多倾向、灵活捕捉情绪的能力、注意力以及应对现实需要的变化要求而与他人进行的有目的活动。如果借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病态心理就如同一辆档位被齿轮卡住的汽车：正常心理则会变化。当一个人在医院病房查房以加强对较严重精神病患者的监管时，他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能将这些心理碎片集合在一起，那么至少将产生一种超常心理（supermind）。在一个角落里，忧郁者（melancholic）陷入情绪消沉的境地；另一角落的躁狂者（manic）则豪放不羁得意洋洋；在别处还有一个自负到自比宇宙的家伙；后面病房里则是在长期卧床不起中糟糕透顶的心理。每一种可以想见的具有细微差别的专注和我们通常熟悉的心境似乎不满在健康机体中作用甚微，并决心实行对心理的专制掌控。诊疗漫画尽可能敏锐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健康心理成分。因此精神病理学临床表现的每一理论定将被延伸或吸收进人类心理学的综合解释中。那些显而易见的临床材料揭示了肉体和灵魂之间亲密的相互关系。那些有强迫观念的病患有可能通过显示歇斯底里的症状而缓解了强迫；歇斯底里的症状可能消除，转换成强迫症。“纯图示”（pure pictures）几乎是纯理论。具有明显器质性损伤的病患也许会因“担忧”而加剧病情，而“担忧”可能是引起心理疾病的心态因素之一。在感冒、哮喘（asthma）、粘膜炎（catarrh）、花粉热（hay fever）、甲状腺功能亢进（hyperthyroidn）、胆囊病（gall-bladder trouble）、肠胃溃疡（gastro-intestinal ulcers）、月经不调（irregur menstruation）和阳痿（sexual impotence）等疾病中，心理因素被证实具有关键作用。
一股来自临床诊疗的清新活力已注入现代心理学。当越来越多的精神病理学概念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词汇中占有一席之地，精神病理学方法已逐渐证明了自我。现代精神病理学本身就是个新发展的事物，最具革命性的人物毋庸置疑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惊人而具有影响力，其本质在于他有充足论据在一些篇幅中简洁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他的方法革新。正如我们将有机会说明，他的方法基于政治研究和政治实践领域里实际问题的普遍应用，而非通常理解的方法。
当还是维也纳大学的一名学生时，利用显微技术研究细胞结构的成功进展横空出世。人类的一系列精神症状常被认为与某些在尸体解剖中脑脊髓机能障碍的确定性发现有关联。未来似乎完全掌握在那些用解剖刀和解剖透镜的人手上。在弗洛伊德大学毕业之前，他成为杰出生理学家布鲁克（Brücke）的挑战者（demonstrator）；他还在当时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梅纳特（Meynart）的实验室工作。他的第一部出版物就是他实验室工作的成果。
当唯物主义大行其道时，心理学现象则降至不重要的附带地位。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复兴的心理基因论在夏科（Charcot）的促进下出现在法国的精神病学界。在夏科中年转入对精神病的研究之前，他在病理学解剖学上已颇有建树。到1883年，他已论证出了通过意念方法（语言刺激）产生歇斯底里症状的可能性。他屡次催眠个体并引发歇斯底里症的并发症肌肉挛缩（muscular contractures）、过敏（hypersensitivity）以及弱敏（hyposensitivity）。
离开了维也纳的实验室后，弗洛伊德自1886年秋至1887年春游至巴黎的萨彼里埃医院（the Salpêtrière Hospital）同夏科一道工作。在这里，他沉浸在接触那些现存观念——赋予了“意识之外”这个概念具体的内容——以及其人类行为动力的功能。皮埃尔·珍妮特（Pierre Janet）当时正忙于搜集观察资料，之后以“自动心理学（L'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的标题在1889年出版。前几章早在1886年就出现在《哲学杂志》（Revue philosophique）中。他的作品作为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递交到了巴黎大学。值得注意的是，鉴于随后的争论，这项研究的范围只限于重复和分裂现象。人在梦游、全身僵硬以及其他类似情形下的言谈举止，连同对后催眠暗示的研究和对完整、局部回忆的研究一起被描述阐发。重点则在于“意识领域的限制条件（restriction of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和“意识的虚弱（enfeeblement of consciousness）”。
弗洛伊德在巴黎获取的思想观点必然将他带进与维也纳唯物主义权威的冲突。催眠术本身被看作江湖骗子的诡计。仅仅几年前，瓦格纳—姚雷格（Wagner-Jauregg）在反思主流传统时说道：“催眠术的麻烦在于你从来不知道是谁在拖着其他随从者的腿。”当弗洛伊德对维也纳医学会宣布男性歇斯底里症在巴黎被发现时，他遭遇了嘲笑。正如一名学究提醒他的，歇斯底里在语言学上源自“后位（hysteron）”一词，意为“（后位）子宫”，因此不可能发生在男性身上。那些天翻来覆去都在讨论歇斯底里有可能缘于子宫移位，并有女性倒过来要将它弄回原位。
在1881年和1882年之间，布鲁尔（Breuer）已经治愈了一名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在与弗洛伊德的交谈中他的兴趣重新燃起。布鲁尔还记得在病人处于催眠状态下他进行治疗的当时情形，她回忆起症状出现的第一段的情节，将它与每个兴奋的证据相联系，醒后发现这些症状已经消失殆尽。布鲁尔和弗洛伊德从这个观点出发开始研究歇斯底里，并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夏科已经论证了意念能够造成歇斯底里；布鲁尔已经发现了致病的意念反过来能够治愈歇斯底里症。
弗洛伊德于1889年返回法国，这一次是到另一个催眠研究的中心——南锡（Nancy），利贝尔特（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正在那里做着了不起的事情。弗洛伊德在这里看到了某些事物的充分意义，而这些事物并非一开始就为他所理解。
对一名被试催眠，对他进行“催眠后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让他在脱离催眠状态后按照特定信号举起一把伞。被试随后被从催眠状态中唤醒，虽然仍在这间房内，不久后当他收到规定的信号时便顺从地举起伞。当被询问为什么举起伞时，他说想看看这把伞是不是自己的。因此他的确合理化（后起的概念）了他自己一开始并未意识到的冲动所带来的满足。当需要解释自我时，他对自己的行为却只不过做了似是而非的解释。
这样一系列事件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这马上引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对自己的动机无意识，习惯即兴对我们的动机以及我们自己做似是而非的解释？但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现象出现。如果被试被反复要求回忆他举伞的原因，他迟早会回想起（令他本人也感到意外）自己是被指令去做的。
弗洛伊德并未立即领悟这些观察报告的全部意义。但他连续与他找来催眠的病患合不来。他们有时抵制他的暗示，甚至是以前多次接受的暗示，并且严重妨碍了创伤情节的搜寻进程。他逐渐放弃催眠，使患者在清醒的状态中进入放松状态，照指示讲述那些关系到研究中征兆较早出现的每个细小事件。一直到1895年，催眠技术还有遗迹，那时他仍将手放在病患的额头作为回忆的刺激物。
这个方法也遭遇过折翼（crippling）之困。病人有时一言不发卧床数小时，完全无法重塑具有重要意义的记忆。为了克服这个障碍弗洛伊德不久后偶然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权宜之计，并在此后对它产生依赖。他指导病患说出每一件他脑子里突然出现的任何事物，不管语言是否恰当，是否具有逻辑性，是否太琐碎。
弗洛伊德发现，所有与他闲聊的病患都能提供给他一些线索，它们有助于了解患者潜在的和不可避免的精神冲动。弗洛伊德逐渐能够猜出被埋藏情节的实质，在这些情节中冲动采用了当前的表现类型。因此，病患很可能以这样的话语开场——她诉说自己曾在街上看到一个暴躁的男人，而自己向来鄙视暴躁的男人——当然，除了她亲爱的弟弟。日复一日，表面上看似随意的暗示，使她有浓厚的兴趣回忆起她弟弟长相、行为的点点滴滴，而弟弟的这种形象或许会被严厉谴责。但如果她被直接提问，她将坚称她的弟弟是个优秀的、出众的，给家庭带来荣誉的男人。
听罢引导人随时光回流到从前的话语，被试并未如精神分析师预期的那样眩晕（whirl），他们马上要在表层波澜不惊的溪流下放置一个暗礁——在这个个案中，就是背负着不被认可的对弟弟的满腔怨恨。慢慢地，真实的故事或者想象中童年遭受的暴力行为将顺着溪流汩汩而出。在泪水和狂暴姿态中，接着也许会猝不及防地形成一个长期被遗忘的事件的故事，其中包括对弟弟那一部分的性侵犯。确实如释重负的话，病患可能迅速从他的歇斯底里病中康复，回到积极的生活责任中去。
弗洛伊德证实的理论开始适当丰富起来，他的理论大量汲取了夏科、伯恩海姆和布鲁尔的精华，并主要建立在只由催眠操纵病患的观察报告基础之上，而没有运用后来被称作精神分析的新手段。他发表的成果是对精神性官能症理论的巨大贡献，在这里他提出这个命题：在同一组的神经焦虑症和神经衰弱症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神经焦虑症基于心理冲突，神经衰弱症实际上归结于手淫和性交中断而非心理冲突。在第一个个案中，心理能量转变为身体病征，在后一个个案中，身体能量被假定转化成了身体病征。在弗洛伊德早期的文章里，很难预测他要接续这个过程，由于他非凡的想象力，他从他已发现的新的有利平台上看待个人行为。[5]
无论他的独特理论流芳百世还是昙花一现，他通过客观地（ruthlessly）应用他的方法而获得的观点堪称无价之宝。他的方法，从一个被激怒的内科医师的必需出发，使他“系统地将每个个体的外在表现视为具有内在关联性整体的一部分”。弗洛伊德的心理定向（mental set，以下称心向）已通过催眠数据加以完善，这些数据表明病患经历了回忆。当弗洛伊德放弃催眠转而尝试使强化回忆时，他的心向没有改变，他仍在探求原型，搜寻创伤性情节。当他要求病患说出他脑子里突现的任何事物，他仍然在猎取容易被忘记的、确切的早年经历的记忆。他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是，他的原初的心向已经变宽，并产生促进自己随后发展的重要的结果。夸张一点说，心理学调查研究的领域已瞬间开始围绕新的轴心运行。
这一新心向的本质是什么？不是逐词逐句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而是专心观察他的病患，将所有其他事物看作“不相干的”，弗洛伊德学会了找意义而不是找报告。每个梦，每个措词，每次犹豫，每个手势，每种语调，每处情感的爆发……如对于创伤性情节的可能暗示，这每一项都开始呈现出重要意义。虽然在回顾中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已被忽略——但每一个不容易理解的反常行为，憎恨对象的暗示，弟弟的引人回想，不想提起讨厌的姐姐，直到年华已逝，这些都被迫切审查其可能提供的线索。
理疗技术在于用线索去方便病患找到精神宽慰。问题在于发现病患冲突的本质，以便帮助病患敢于在完全清醒中自愿解释那些一度对他的社会适应性造成威胁的拼命压抑的潜在冲动。这包括将病征解释为病患行为理想的合成物；包括意识之外的冲动，病患尽管否认对痛苦的清晰感知，但仍具有足够的力量获得部分满足感。这种病征是具有社会适应性的部分自我，同人格中不具适应性的冲动之间产生矛盾的症状，它是不正当行为带来的部分满足感和良心导致的部分负罪感之间的折中。“矛盾”的特殊形态基于创伤性经历和个人前期的历史。
比这些精心有效的治疗方案重要得多的变化，存在于使方案成为可能的观点之中。自从弗洛伊德通过寻求象征性符号的字面意义，他发现了迄今仍被疏忽的，为维护意义重大的象征符号的尊严而采取的人类行为的表现形式，将它书写出来，并植入人类行为文化之中。没有比弗洛伊德和珍妮特临床报告间的差异更明显的案例，论述“心向”优势对“现实”的看法。弗洛伊德确信生物体不可避免的能量可以在每一影像和手势中泄露他们自己的秘密，非常仔细地记录着病患的梦和白日梦。珍妮特继续假定梦是毫无意义的心理混乱，他将原因归咎于睡着的生物体减少了的紧张感，很少提供有关梦的任何暗示。当他的病患无法适应，他对痛苦表情、手势、情绪的清晰描述以及病患学说能将他们带回到相对较近的重要时刻。病患无法调集能量以顺利适应社会现实的紧急情况，那么就归咎于生理心理学的机制存在障碍，归咎于减弱的“心理紧张”感，归结于一系列可能的原因，其中常为提及的是“情绪兴奋造成的广泛影响。”理疗，即通过恢复个人调动和运用这种能量的能力，使其适应性达到最佳“水平”。这项成果得益于丰富的手段和方法——催眠暗示，在简单的环境中休息，以及对心理疗法的常规记录与保存。
但珍妮特缺少灵光一现的心理学悟性。刚开始他并不尊重病患精神生活的具体现实。虽然出口便是心理基因论（psychogeneticism）的语言，但他心里缺少这些语言的丰富内涵。我想这出于他对催眠术过分执迷的信赖，因为催眠士的心向给病患的大多数具体影响是低劣的。而病患，若以耸肩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不久将回忆起一场重要的经历；为什么要如此认真地对待那些层叠覆置的材料？那么，病患也可能听任直接的命令的摆布。值得珍妮特有些自豪的在于，在他办公室的接待处，人们是如何惊讶于一个直不起腰的女人被允许进入他的密室，一会儿就初见成效、腰板挺起、痊愈——直到作用减退。
为不采用催眠术而了解隐藏着的冲突，弗洛伊德全神贯注地学会了对精神生活具体现实的新尊重。他作为一名催眠士的弱点某种意义上成了他智慧的起源。一名被深度催眠的病患仅仅是类人生物。除非对个人的道德准则具有侵犯意义的命令，主体将被动地执行催眠士的命令。病患从一个复杂的“几乎正常的”人成为一个人的蜡样漫画。弗洛伊德未催眠的病患则相对充分地拥有平常的自我觉醒的所有资源，并给当作一个复杂的人对待。
梦的研究成了心理分析发展的最宽入口。在这里我们也正处理有关临床的紧急状况，而不是对基本概念的费力思考。正当我们了解到弗洛伊德在发明暗示理论之前，已经在实践中树立了观察的一个新标杆，我们还发现，在这样一个诸如梦的调查之类的细节中，他专心致志做出的理论上的贡献还不如他的日常需要（做出的观察贡献大）。弗洛伊德的病患们照样把他们的梦推给他；而他，寻求背后的蛛丝马迹，随后认真对待，并从中发现不可言说之事的有益启示。他通过询问病患脑子里与梦的任何细节相关的事物来帮助病患自由幻想，他还留意跟进那些冗长的看似肤浅、无意义的关联链条。
起初，弗洛伊德意外发现而后把运用心理的新方法中固有的可能性天才般地详尽阐述出来。他用自由幻想的技术训练他的病患，使之后来成为逻辑技术的补充，逻辑技术则是社会表面上尝试要培育的技术。他立即发现一种思维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大大超过了临床，并能丰富心理研究的储备。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从临床范围通往对个体发展整体心理学分析的桥梁。病患的梦和健康人的梦表现出象征的同质性，即“正常的”与“病态的”之间的差距似乎小了。无论建立在“健康”或“生病”之上，大众知识早已提供一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dreams as wishfulfilments）的线索，但大众知识也将它们视为回忆、预言和征兆，或是基于重要时刻的瞬间即逝的前后关联的困惑。弗洛伊德对个人有两个定位。他认为他当前的行为是由于逃避自己意识的冲动而激发的。他将这些动机当作在个体生命的具体历史事件中所获得的当前形式。如果能回想的情节具有连贯性，这些目前的形式的本质能被明白人搞清楚。这些回忆能够通过特别关注这个人当前行为中“非理性的”或者不适应的方面而提供巨大便利。假如不被承认的动机被证明出来，假如行为背后具有历史意义的暗示以及同时期的暗示被找到，“非理性的”看起来也足够合理。迟早有一天，如果这个人耐心等待，未被认识到的动机会清楚地展现出来；但这一运用了不同的思维风格的过程将比逻辑思维有益得多。
没有人比弗洛伊德更引人注目地、反复地展现出思想的逻辑过程的局限（和优势）。没有人比弗洛伊德通过其他思维方法而得出补充逻辑思维的技术作出的贡献更大。弗洛伊德这方面的工作连同一系列其他思维方式已迅速而持续地与政治上挂钩，重要的是，这引发了更多延伸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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