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名常在，物是人非

    这首词题为“京口北固亭怀古”，是《稼轩词》中著名的爱国篇章之一。词作先写词人抗敌救国的雄图大志。再写词人对恢复大业的深谋远虑和为国效劳的忠心。

    词的上片追念在京口建立功业的孙权、刘裕。孙权以区区江东之地，抗衡曹魏，开疆拓土，造成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尽管斗转星移，沧桑变幻，舞榭歌台，遗迹沦湮，然而他的英雄业绩则是和千古江山相辉映的。刘裕生在贫寒之家，后来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逐渐壮大起来。以京口为基地，削平了内乱，取代了东晋政权。他曾两度挥师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故土。这些振奋人心的历史事实，被形象地概括为“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英雄人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因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传说中刘裕的故居遗迹，还能引起人们的瞻慕追怀。在这里，词人抒发的是思古之幽情，写的是现实的感慨。无论是孙权或刘裕，都是从战争中开创了基业，建国东南的。这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于江左，忍气吞声的懦怯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下片“元嘉草草，封狼居胥”几句也是用历史事实来借古喻今。“元嘉”是南朝宋文帝的年号。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儿子。他非但未能继承父业，而且还好大喜功，听信王玄谟的北伐之策，打了一场无准备之仗，结果是一败涂地。封狼居胥是用汉朝霍去病战胜匈奴，在狼居胥山（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祭天大礼的故事。宋文帝听了王玄谟的话，对臣下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辛弃疾用宋文帝“草草”（草率的意思）北伐终于惨败的历史事实，来作为对当时伐金须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从事的深切鉴戒。“仓皇北顾”，是看到北方追来的敌人张皇失色的意思，宋文帝战败时有“北顾涕交流”的诗句。韩侂胄于开禧二年北伐战败，次年被诛，正中了辛弃疾的“赢得仓皇北顾”的预言。

    “四十三年”三句，由今忆昔，有屈赋的“美人迟暮”的感慨。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率众南归，至开禧元年在京口任上写下了这首《永遇乐》词，正好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两句，是说在京口北固亭北望，记得四十三年前自己正在战火弥漫的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斗争。（“路”是宋朝的行政区域名，扬州属淮南东路。）后来渡淮南归，原想凭借国力，恢复中原，然而南宋朝廷却昏聩无能，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如今过了四十三年，自己已成了老人，而壮志依然难酬。辛弃疾追思往事，不胜身世之感！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两句用意是什么呢？佛狸祠在长江北岸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的瓜步山上。永嘉二十七年，元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时，曾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后来成为一座庙宇。拓跋焘小字佛狸，当时流传有“虏马饮江水，佛狸明年死”的童谣，所以民间把它叫做佛狸祠。这座庙宇，南宋时仍在。其实这里的“神鸦社鼓”，也就是东坡《浣溪沙》词里所描绘的“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情景，是一幅迎神赛会的生活场景。辛弃疾在词里摄取佛狸祠这一特写镜头，则是有其深刻寓意；它和上文的“烽火扬州”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从“可堪回首”这句话里生发出来的。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动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四十三年过去了，当年扬州一带烽火漫天，瓜步山也留下了南侵者的足迹，这一切记忆犹新，而今佛狸祠下却是神鸦社鼓，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全无战斗气氛。辛弃疾感到不堪回首的是，隆兴和议以来，朝廷苟且偷安，放弃了多少北伐抗金的好时机，使得自己南归四十多年，而恢复中原的壮志无从实现。在这里，深沉的时代悲哀和个人身世的感慨交织在一起。

    辛弃疾对韩侂胄的这次北伐是赞成的，但是他认为必须做好准备工作；而准备是否充分，关键在于举措是否得宜，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主持其事。他曾向朝廷建议，应当把用兵大计委托给元老重臣，暗示以此自任，准备以垂暮之年，挑起这副重担；然而事情并不像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于是他就发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慨叹，词意转入了最后一层。

    只要读过《史记·廉颇列传》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把“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的老将廉颇，和“精神此老健如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刘过《呈稼轩》诗中语）的辛弃疾联系起来，感到他借古人来作为自己的写照，形象是多么饱满、鲜明，比拟是多么贴切、逼真！不仅如此，稼轩用这一典故还有更深刻的用意，那这就是他把个人的政治遭遇放在当时宋金民族矛盾、以及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的焦点上来抒写自己的感慨，赋予词中的形象以更丰富的内涵，从而深化了词的主题。这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体会。

    首先，廉颇在赵国，不仅是一位“以勇气闻于诸侯”的猛将，而且在秦赵长期相持的斗争中，他是一位能攻能守，猛勇而不孟浪，持重而不畏缩，为秦国所惧服的老臣宿将。赵王之所以“思复得廉颇”，也是因为“数困于秦兵”，谋求抗击强秦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因而廉颇的用舍行藏，关系到赵秦抗争的局势、赵国国运的兴衰，而不仅仅是廉颇个人的沉浮得失问题。其次，廉颇此次之所以终于没有被赵王起用，则是由于他的仇人郭开搞阴谋诡计，蒙蔽了赵王。廉颇个人的遭遇，正反映了当时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从这一故事所揭示的历史意义，结合词人四十三年来的身世遭遇，特别是从不久后他又被韩侂胄一脚踢开，落职南归时所发出的“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瑞鹧鸪·乙丑奉祠舟次馀杭作》）的慨叹，再回过头来体会他作此词时的处境和心情，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忧愤之深了，也会惊叹于他用典的出神入化了。

    辛弃疾词的创作方法，有一点和他以前的词人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运用大量的历史典故。如这首词就用了这许多历史故事。有人因此说他的词缺点是喜欢“掉书袋”。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其所著的《桯史》中说“用事多”是这首词的毛病，这是不恰当的批评。我们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辛弃疾原来有许多词确实是过度运用典故，但是这首词却并非如此。它所用的故事，除了最后的廉颇一事以外，都是有关镇江的史实，眼前的风光，是“京口怀古”这个题目所应有的内容，和一般辞章家的用典故不同。况且他用的这些故事，都和这首词的思想感情紧密相联，就艺术手法来说，环绕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使用许多史事，以加强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在宋词里是不多见的，这正是这首词的长处。杨慎《词品》说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这是一句颇有见地的评语。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此调又名《消息》。上下阕，一百○四字，有平韵、仄韵两体。平韵体始见于柳永《乐章集》，仄韵体则是南宋陈允平所创制。

    京口：今江苏镇江。晋蔡谟筑楼北固山上，称北固亭。

    孙仲谋：孙权，字仲谋。建安十三年（２０８）孙权迁都京口。“舞榭歌台”指孙权的故宫。

    寄奴：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生于京口，家境贫穷，故云“寻常巷陌”。

    想当年：指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刘裕督军北伐后秦，收复洛阳、长安。

    元嘉草草：元嘉二十七年（４５０），宋文帝刘义隆命王玄谟北伐，为后魏击败。

    封：筑台祭天。汉霍去病追击匈奴至内蒙西北之狼居胥山，封山而还。刘义隆尝听王玄谟谈论北伐，感到“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北顾涕交流”，则是他于兵败滑台后写的诗。

    四十三年：开禧元年（１２０５）辛弃疾出守京口，上距绍兴三十二年率众南归，前后四十三年。佛狸祠在今江苏六合瓜步山上。佛狸为北魏太武帝跖跋焘小字。元嘉二十七年，他追击宋军至长江北岸的瓜步。

    廉颇：廉颇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被谗入魏。赵王有意起用，遣使问讯。廉颇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以示能战。使者回来谎报赵王说：“与臣坐，顷之三遗矢（多次拉屎）矣。”赵王以为老，遂罢。否：音读如“釜“。

    大好江山永久地存在着，但是却无处去找孙权那样的英雄了。当年的歌舞楼台，繁华景象，英雄业迹都被历史的风雨吹打而随时光流逝了。如今，夕阳照着那草木杂乱、偏僻荒凉的普通街巷，人们说这就是当年寄奴曾经住过的地方。回想起当年，刘裕率兵北伐，兵多将广，武器精良，气势好象猛虎一样，把盘踞中原的敌人一下子都赶回北方去了。

    南朝宋文帝（刘裕的儿子）在元嘉年间也曾经兴兵北伐，想要再建立封狼居胥山那样伟大的功业，但是由于草率从事，结果只落得自己兵败，北望追兵仓皇而逃。四十三年过去了，现在再向北遥望，还记得当年扬州一带遍地烽火。往事真是不堪回想，后魏皇帝佛狸的庙前，香烟缭绕，神鸦的叫声和社日的鼓声不绝于耳！谁还来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

    文人掉书袋

    考“掉书袋”一词，所来有自。虽为俗语，却含义精道，指事雅俊。专门指文人在说话撰文的时候，喜好征引和借助古书，以此显示自已知识渊博。“掉书袋”早期的实践者，一个是南唐仕人彭利用，一个是南宋词家辛弃疾。彭先人读的史书太多了，记忆也太好了，以至于居家过日子，和家人拉家常的时候也是子曰诗云，引经据典，微言大义均有出处。意犹不及的地方，自然免不了断章破句、截文取义，弄得一家老小非常不舒服。

    彭先人掉书袋的功夫，在于“口掉”，口若悬河，间不容发！“笔掉”呢，当然要数大词人辛弃疾了。稼轩笔掉的功夫，入词融境，也就是能在韵辙整肃的诗词里将书袋灵活的契入，而且能够做到雁影无痕，功夫炉火纯青。《永遇乐》更是通篇用典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一曲赏罢，专家们拊掌称赞：稼轩用典，自然天成！由此，我们可以将掉书袋归纳为以下几条：一是“掉书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来就有，且“掉”风甚盛；二是“掉书袋”作为写文章的一种方法手段，有着高迈低微之分；三是“掉书袋”作为汉语词条，其属归应为中性，即掉得好，是博学多才；而掉不好，则成了显摆卖弄。“掉”字本身是无所谓好与不好的。

    应当说，大凡读书人都明白“掉书袋”不过是“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顾亭林），可为什么老有人热衷于这等雕虫小技呢？墨西哥诗人雷耶斯回答得很精辟：“一些人主动接受权威，以求减轻自己的负担，接受权威最终成了主要解决方式。”当你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在思维和文字领域艰辛地开拓时，就只能靠批发他人的文字，经营文字“杂货店”。

    虽说“掉书袋”一直为人所诟所讥，但它偏偏能扎根文坛。科举时代“我注六经”的八股文甚至成为一种官方行为。仅仅是蒙点虚名、冒点酸水倒也罢了，更可笑的是还有靠“掉书袋”谋官图权的。《资治通鉴》载：有一卖饼的无赖叫侯思止，因告密被擢为将军，但他还嫌官小，求武则天将自己升为御史。武则天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他立马“掉”一“书袋”：“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异兽，在见人争执时总是用角顶坏人。女皇一高兴便封了他个御史。

    通常说来，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长河渊远流长，虽然经历了历代的文化浩劫，时间的消磨，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藏书仍然得以亿兆的“袋”计——书袋的多而大，幽而深，如古井，如湖海“中华汉字，本身就是一个特号大书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语）因此，凡是有点文化的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去。掉书袋，从宏观上看，是一种自发性的文化传承现象，是文人无行而有术的一种势力表演，最精彩的部分都在幕后，最浅陋的部分显出深刻；掉书袋，表面上是关注历史，其实内里是注重未来，它将千古历史、悠悠文化很潇洒地移花接木到今天的现实之中。

    现代的知识学问，大部分是通过书籍来传播的。如茨威格所说的：“所谓文化，没有书籍也就无从存在了。”较之远古的竹简龟板，我们真可算是在书海中遨游了。如果说从前“掉书袋”还要四下去找去抄的话，那么在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每个人则都是被“书袋”包围着。这让人想起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发言：“叙述冒险的时代已经过去，冒险的叙述时代即将开始。”确实，当一种又一种的形式，一批又一批的典故，一个又一个的词汇都已被前人甚至今人使用过时，你每每提笔，不都是在“冒险的叙述”吗？冒着沾他人余沫之险，冒着陷入老路旧辙之险……当然，也在冒“掉书袋”之险。

    不过凡事“在所自处耳”。对“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周作人往往是以读书笔记的形式，通篇摘抄引用古书，但加上自己的开头结尾，以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连缀点染，使之极萧寥闲远之致，可谓是一种创造。他说：“模仿是奴隶，影响却是可以的。”

    其实，许多大师都是“熔百家而了无痕”的用典借词高手。“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留下令我们高山仰止的文学瑰宝。 “但肯寻诗就是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天下可写的东西实在很多，何必去“掉书袋”让人笑话呢？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 刘禹锡《乌衣巷》）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宋 苏轼《赤壁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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