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项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及时而准确地了解城市人口中的老龄人当下的生活状况，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第一手真实材料，作为他们的决策依据，提高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摸清情况是科学决策的第一步”，委托方的负责人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极其诚恳，标准的“语重心长”。
调研组根据委托者的要求，认真仔细地商定调查的方法。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分布在城市与乡村，普查是不切实际的，况且调查的经费十分有限，只能采取抽查的办法来完成。为方便取样，他们决定选取四个大城市中的二十个社区来进行，每个社区随机选取十位老人，登门访谈，以获取最真实的信息。
小组兵分四路，奔赴四大城市。调查伊始，有一个难题摆在了课题组的面前：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介绍信或口头通知，社区居委会对于课题组均不予以接待。于是，他们分别去居委会的上级部门——街道办事处请求帮助。而街道办事处则要求专家们去找更上级的领导批示。于是，调查组又找到区里，区里又请示了市里的民政部门，最后花了一周的时间，才把关系理顺，手续补齐。
教授、副教授们带领的调查小组试图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五个社区展开工作，但市里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连居委会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这等于瞎子摸象。我们也搞不清社区居委会的分布，不如推荐一个区你们找他们联系为好。
区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相关领导在听取了调查小组的意见后同样认为这个思路有问题。因为有的街道的领导办事拖拉或公务繁忙，不一定能接待好调查组。于是，区里指定了几个办事能力相对较强的办事处负责协助调查组的工作。出于同样的考虑，街道办事处又把调查组的专家们引荐给了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居委会。一切都顺理成章。
居委会冲着上级的面子和信任，殷勤周到地接待远方而来的客人。
所到之处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条件堪称一流，会议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奖状、锦旗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标语口号和便民服务措施等。居委会的负责人几乎全都是中年女性，且一律面带笑容热情好客，不停地劝专家们喝茶、吃水果、嗑瓜子。
当得知调查组的意图后，她们纷纷表示要积极配合，“没问题，别说找十位老头老太太，就要找二十、三十位也不费吹灰之力，你们不必辛苦了，我们把他们喊来就行了。”
当调查组的师生们说“我们想采取走门串户的方式，进行个别访谈”时，居委会的主任还是满腔热忱地表示：“那更没问题，我给你们带路，陪你们去一家一家地访谈。”
调查组的几个人小声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种调查方式不一定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就婉拒了居委会干部们的好意，坚持自己入户访问。
“那怎么行呢？”居委会主任显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你们又不认识他们姓什名谁，住在哪楼哪号，两眼一抹黑地误打误撞，弄不好让人当成坏人了呢！这法子不行。”
“您能把社区老人的花名册给我们看看吗？我们想做非概率抽样。”带队的教授提议道。
“啥？您说啥，非啥抽样？”居委会主任没听过这个说法。
“噢，就是我们想从老年人花名册上随便选十个人，然后去访谈，您觉得怎样？”教授解释说。
“那敢情好！”主任让工作人员很快找出了一个硬皮夹子，翻开后摊到教授面前，“您自己瞧吧，社区的老头、老太太全在这里了，你们自己选吧。”
于是，调查组的师生们围在一起，指指点点地选定了十位老人的名字。
“噢，这个人不行，早就老糊涂了，就是老年痴呆了。连老婆都不认识了。没法回答你们的问题。这个胡老太也不成，大小便失禁，床上拉屎、拉尿的，那屋子根本就进不去人，比公共厕所还臭呢！还有这个曲老头儿也说不了话，他年轻时就哑巴了，耳朵聋得连煤气罐爆炸了也听不见，去年差一点儿被炸死。这个霍大爷更不成，早就不住在这儿了，他让儿子、儿媳撵走了，那间两居室的房子硬是被儿子霸占了。这几个也没选对，一个去年冬天煤气中毒死在家里，开了春才被发现，尸体都腐烂了。还有一个是上个月下楼时不小心摔死的，这两个人的户口怎么还没销掉呢？应该从花名册上涂掉的。小王你也太马虎了。还有这位就喜欢捡垃圾，天天睡在垃圾堆里，你们根本就找不着他……还是我们帮你们选吧，这不怪你们，你们是外人，不像我们熟悉情况，对他们我们可关心啦！”
调查组又重新选了几个，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适合访谈。
最后，只能按照居委会的建议，确定了十个人的名字，调查组的成员一一登门做了调查。
这十位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好，而且精神状态也很积极，他们个个对晚年的生活都相当满意，幸福感溢于言表，并不断夸奖现行的老年人优待政策以及各级政府特别是社区居委会无微不至的关怀。
四路调查小组分别汇总了调查情况，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是百分之百。
没电了
我怕他，怕得要命。
如果不是处长逼着我过年必须到他家里拜年的话，我才不敢主动去呢！
不光我一个发怵见他，我猜想局里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跟我有同样的恐惧心理。
他是我们的老局长，已经退下来五年了。他当局长时是一个脾气暴躁、说一不二的人，跟谁都不客气，说拍桌子就拍桌子，想训谁就训谁。他丹气充足、嗓门洪亮，讲话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句尾常缀以“啊”声，拖着长音。“那是标准地道的官腔，透着威严。”同事们背后赞美说，这是位高权重者的语音标识。在我等小字辈的喽罗兵眼里，领导俨然一副首长的派头，居高临下，高不可攀。偶尔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碰见他时，下属们个个弯腰躬背地退避于侧，向他致敬。局长的脸上少有笑意，一年四季冷若冰霜。局里的干部，包括处长们没有不怵他的，极少有人敢跟他套近乎。
我的处长原先是局长的秘书，局长退休时才把他调到了我们处。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处长派我春节前去给局长拜个早年。他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代他向局长问好并替他做个解释，因为年底的工作太忙了，处长没时间亲自前往请安。我知道处长说的是真话，他的确太忙了，那天他要跟几个朋友打几圈麻将，晚上还安排了两个饭局。
处长把拜访老局长这个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办，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既感到荣幸又觉得紧张。临行前，我又专门请示了处长，生怕有所闪失。我说：“我一个科级干部恐怕没有资格去探望老领导，级别相差太远了，局长会不会跳起来抽我一耳光，然后又一脚把我踹出门去，老局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好像很在意这类事情。”
“怕什么？瞧你这唯唯诺诺的窝囊相，罗罗唆唆的！”处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连眼皮都不抬地说，“我告诉你，你是代表我去的，怎么不够级别？再说了，你的职务比他高，你是现职科长，他呢，啥也不是，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你有啥好怕的？他现在就像是一根被拉了闸的电线，懂吗？电线还是那根电线，但早就没电啦！你可以随便摸，不会触电的！傻瓜！”
“可是，仅送一个水果篮，是不是礼轻了点儿？”我仍没把握。
“那就不错啦，这已经超标了！你懂不懂？真是书呆子，长个猪脑袋。局里年底看望老同志的标准是五十块钱，咱那果篮花了七十块钱，你会不会算账啊？快去吧，别烦我了！”处长摆了摆手把我轰出了办公室。
我只好硬着头皮拎着水果去看望老局长。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因为老局长很讲究排场和礼数。就他那性格，我敢肯定地说，只要他扫一眼这点儿破水果，再瞅一下我这个无名之辈，绝对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把我打出去才怪呢！我觉得自己很倒霉，让处长给涮了。十年前，也就是局长退休的前五年，他的小儿子结婚，前去贺喜的人在他家门口排起了长队。局长事先早就说了，他儿子结婚不办宴席，不接受下属的贺礼。他只是要把家里的重大事情向组织上报告一下而已，这是纪律。但同事们还是不听招呼，他们找了个折衷的办法！光送礼，不吃饭。所以，那一次，局长家的防盗门只开了个小缝，多数前去道喜的人，只好顺着门缝把一个个红包、信封递进去便扭头就走。我那时刚毕业分到局里工作，也随大流地跟着同事们去凑热闹，想讨一杯喜酒喝。我精心挑选了一对漂亮的玻璃瓶，没承想让局长给扔了出去，摔得粉碎。他向我吼道：“少来这一套，我从不收礼！”
如今我又拎着果篮来惹他生气了，这不是自讨没趣吗？那结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透过车窗，远远地就看到老局长站在楼门口凛冽的寒风中。不知是激动还是畏惧，我下车时绊了一跤，差一点儿跪在了老局长的面前。他疾步迎上前来，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两眼闪着泪花。他说：“我已恭候多时了，真盼着你能早点儿来，刚才电话一放下，我就下楼等着你啦！”
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招呼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又兴奋地为我倒上了一杯热乎乎的茶水。他说：“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来看我，真是过意不去。瞧，还送水果给我，太破费了。”他顺手拉过了一个马扎，坐到了我的对面。我起身让他坐在沙发上，他说什么也不肯。
我仔细地端详了老局长的面孔，心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触摸摆在我面前的这根粗大的“电线”。他身体依然健壮，只是少了些许头发，多了几条皱纹。从外表上看，他跟当年的局长没什么两样，但说话的声调口气柔和了，脸上的表情神态慈祥了，一举一动都与五年前判若两人。也许处长说的对，他真的没电了。
老局长深情地回忆起在局里工作的美好时光，并认真地向我“汇报”了他退休后的生活细节。我的心情从紧张惧怕转变为轻松自信了，不时地插话鼓励他几句，结尾处不知不觉地增加了一个很有力度的“啊”声。临别时，我还下意识地拍了拍老局长的肩膀，希望他能继续发挥余热，多为人民做贡献。老领导频频点头，嘴里连续说了好几个“是、是、是”。
坐在车上，我突然觉得浑身发热。我深深地意识到我自己也是根电线，虽然很细很细，但它是通着电的，而且在老局长眼里，我这根电线的电量很足。
一件内衣
星期天闲着没事儿，忽然想去对面新开业的一家商店里转转。
那家商店与我的住宅楼仅隔一条马路，开张不到半个月。店门口摆满了贺喜的花篮，还竖着四个大音箱，整天播放优惠打折的诱人信息。为遏制妻子与生俱来的购物冲动，我把窗户缝儿用胶条封得严严实实的，还用两个随身听的耳塞子堵住了她的耳朵，尽量阻碍马路对面高音喇叭一浪高过一浪的商品促销广播。
我这一招挺好使，半个月下来，老婆随着耳机里的音乐跳起了街舞，对于近在眼前的商店视而不见。星期天一大早，她就约了几个老太婆去社区的露天广场上跳街舞了，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空荡荡的家里。顺着窗户钻进来的“买一送十、机不可失”的甜美清脆的女声让我心动。我坐不住了，像吃了迷魂药似的神情恍惚、兴致勃勃地奔向了商店。
一走进店门，滔滔不绝的热情便滚滚而来。如花似玉的导购小姐和花枝招展的售货员一拥而上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向我介绍五花八门的奇特产品。我的耳朵嗡嗡作响，额头的汗哗哗直淌。两位丰乳肥臀型的重量级美女，不由分说便把我连扯带拽地拉到了她们的专卖柜台前，给我挑选保暖内衣。
我试图拒绝她们，因为我不缺那种衣服，家里的储物柜里至少还有七八件从未拆过封的，那都是我老婆逛商店淘来的便宜货。但售货员岂能容我开口，再说我当时的嗓子已经急得冒了烟，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所以，我只好接受了她们的好意，买了一套保暖内衣，又享受了她们“买一送十”的最高优惠——买一套内衣送十根牙签。付款后，我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地仓皇逃回了家。
没等喘息平稳，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要试一试这套“价廉物美、不买后悔”的新式内衣是否合身，天哪，我差点儿给憋死，那内衣绷在身上比泳装还紧，领口卡住脑袋，恨不能把两个眼珠子给挤出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上衣脱下来。我做了几个深呼吸，脸色才由紫变红。我不得不回到商店退换。
售货小姐对我这类顾客早就屡见不鲜了，她把眼睛瞪到了极限，责怪我的不是。
“您明明说可以包退包换的嘛！”我急了。
“是啊，如果你不损坏商品，当然能退换了，”她一脸不屑的样子。
“可是，这衣服不是完好的吗？”我据理力争。
“完好你干嘛来退？”她冲我嚷。
“不合身嘛，我试过了。”我耐心解释。
“试过了就不能退！这是内衣！你穿过了谁还会要啊！”她冷冷地说。
“你们明明告诉我，这内衣的尺寸正适合我穿，怎么一转身就不负责任了呢？这衣服太小了，跟泳衣似的！”我仍坚持退换。
“那多好啊，保暖、游泳都能用。你这不是赚了嘛！得了便宜还卖乖，真难伺候！”她没有丝毫退让。
“不行，我得找你们老板去，没有你们这样强买强卖的！”我火了。
“你干嘛那么大火气呀！小心气出个肝硬化！多不值啊！这样吧，你把它留给你儿子穿不就得了，我再给挑件大号的，你再买一件嘛！”她的口气有些缓和了。
“我儿子比我还壮呢！他穿不了。”我不想听她的馊主意。
“那好吧，那就换换吧。不过，不能换内衣，你可以加点儿钱换件风衣。”她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了。
于是在她的鼓动下我只好添钱换了件风衣。这件风衣虽然也粗制滥造，但总不至于把我活活憋死。等我付了款，她又猛然想起了我已经享受到的优惠待遇。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跑过马路，爬上七楼，取回了“买一送十”时所占到的便宜——十根牙签。
看中医
后背上的疱（医生称之为疖子或痈）在经受了半个多月的青霉素强攻之后，仍然死皮赖脸地盘踞在那里，没有丝毫退却的迹象，就像一个钉子户似的，顽强地与“拆迁公司”抗衡。
“看来得切开了，不来硬的，这家伙是不会服软的。别指望输液了，那是死路一条。”外科大夫的态度很坚决。
“非得手术吗？能不能想点儿别的办法？”作为患者，我从心里惧怕外科医生的主张。
“你以为我没事闲得非要在你身上划一刀？我可是做大手术的，肝移植你听说过没有，我哪年不做几例？要不是院长跟你是朋友，安排我来主刀，就你这么个小破疱，我瞅一眼都觉得是屈辱。这是实习生练手艺干的活儿，你懂不懂？在门诊，一划就行了，几分钟的事儿。别的办法？什么办法？你说吧，你想用什么办法？口服药吃了，吊针也打了。不是治不好吗？还有什么办法，你说呀？”外科医生把我的建议视为无理要求，说话的语气十分不耐烦。
“能让我看看中医吗？外敷中药不知行不行？”我的声音越发显得微弱，像是喃喃自语。
外科大夫的耳朵很灵，对患者的诉求反应得非常敏感。“什么？看中医？亏你想得出来！中医也叫医生，那叫骗子！你不是在大学里教书嘛，怎么连一点儿科学知识都不具备。嗨，让我怎么说你好呢！好吧，好吧，反正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了，出了问题你自己负责。来、来、来，我给你开一张会诊请求单，你去中医吧，五号楼二层，对，下楼出门往东走，闻到草药味就到了。去吧、去吧，省得烦我！”外科大夫没好气地扔给我一张会诊纸条。
我耸着肩，躬着身子，步履缓慢地磨蹭到了五号楼，门洞里的确弥漫着浓郁的中草药气味。整个二层诊室的门都打开着，我挑了一个患者相对较少的房间走了进去。
“把单子放下，外头等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一边给病人号脉，一边冲我嚷嚷。我赶紧退到门外。
“下一个，这姓的是啥？是倪吧？”大夫粗声大气地喊道。
“是我、是我，”我猜“泥巴”肯定指的是我。
“你姓倪吧？”大夫抬头问了一句。
“不是泥巴！那个字念仉，‘成长’、‘长大’的‘长’。”我还是做了纠正。
“怎么姓了这么个怪姓，哪儿不舒服？”大夫撩起了我的衣服看了看后背。
“哇塞，怎么长了这么大一个疱！姓仉也不能长疱啊！”大夫把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相貌俊俏的小姑娘叫过来，“来看看，这是什么？没见过吧，在古代这叫‘背瘩’，不少大人物都死于这种病。当然了，你幸亏不是什么大人物。坐下吧。”他边让他的学生开眼，边让我坐在桌旁的小方凳上。
“我先把门关上吧！”背部裸露着，我感觉门外的风呼呼地往里灌。
“不要关门！这可是中医的大忌！”大夫阻止了我。“你在外科看过啦？他们不是挺有本事的吗，怎么让我看呢？是谁让你来找我的？”他瞅了一眼外科的会诊单，抬头问我。
“是我要求来的。”我实话实说。
“瞧瞧，”他转过头冲着他的弟子——那位漂亮的小姑娘炫耀，“我前几天刚治好了一位得这种病的人，怎么传得这么快呢！”我不解地望着他。
“能外敷点儿膏药之类的东西吗？”我趁机问了一句。
“外敷？那可不行。那是想陷害我，是阴谋！外科医生让你找我外敷的吧！我就知道他们不安好心。病治好了是他们的功劳，出了问题就全赖到我身上。我可不想替他们背黑锅，谁比谁傻呀？如果他们没看，我一帖膏药上去保管你好得利利索索。现在可不行，他们瞎看胡治到半道上，我可不揽这种麻烦。我给你开两服中药，拿回去吃吧，用不了几天，就没事了。这帮子外科大夫，个个都是屠夫，光知道动刀子，嗨，这个病就让他们耽误了。”他把处方推了过来，上面写着药名“西黄丸”和“梅花点舌丹”。
又一位病人进来了，我起身走出诊室。“怎么这么多病人，真是邪门啦！人要是出了名，可真累。你瞧瞧，这一天患者不断，连上趟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前列腺都快憋出毛病了。”房间里传出中医大夫响亮的抱怨声。
吃完了中药，我除了胃部火烧火燎之外，背上的疱依然如故。几天后，我不得不再次来到了医院。
上次就诊的那间屋子的房门虚掩着，没有大敞开，只留了个小缝。“关门可是中医的大忌！”我耳边回响着几天前大夫的忠告。
我刚想敲门却听里边有人窃窃私语。
“行了吧，一天二十块钱，咱不事先说好的吗？要不想干，你明天就甭来了。”是那位“出了名后很累”的中医的声音。
我顺着门缝看去，他正没好气地往一位中年妇女手里塞钱。
我想起来了，上次快看完病时，进来的那位“患者”正是这位老娘儿们。
问路
那天，我走在上班的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位民工装束的小伙子。他怯生生地向我问道：“大叔，去桂花大厦怎么走？”
我放缓了脚步，“桂花大厦？没听说过，对不起！”
小伙子的表情很失望，又追上了几步，“您就告诉我吧，我有急事！”
“我真的不知道，”我停下脚步跟他解释，“你问问别人吧！”
要知道，这年头儿连问个路也不容易。因为假借问路名义要钱要物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就遇到了好几次。有一回是个老太太，向我打听去火车站坐几路车，等我把她领到就近的车站时，她又跟我要路费，说是家里遭了火灾，老伴误把农药当酒喝了，儿子碰上了车祸，儿媳让人贩子拐跑了，孙子又掉到了井里，简直惨透了。我明知有诈，却还是掏出五十块钱，让她再跟别人编点儿别的瞎话凑足了盘缠回家吧。结果第二天，我又碰上了她。老太太又问我，去公安局怎么走，她要去那里报警。因为她的家里进了小偷，老伴让村长打伤了，儿子遭人陷害，儿媳上吊了，孙女受到了老师的骚扰等等。我没再给她钱，她很生气，冲我吐了口唾沫。这种事情不光我一个人遇到过，报纸电视上常有类似的报道，并提醒市民要时时保持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谁还会主动热情地为问路者指东引西呢？
当然，站在我面前的小伙子绝不是那种行骗的人。这我打眼一看就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但我确实没听说过附近有个什么桂花大厦。他之所以再三地向我打听，是误认为我知道地址却又不肯告诉他。据说现在不少城里人都这样，一见到外地人特别是农民工就没啥好印象。
看到他诚恳、失望的眼神，我决定替他问问。我先是拨通了几个朋友的电话，他们都不知道桂花大厦的具体地址，我只好抱歉地向小伙子解释。他很无奈地表示理解，说谢谢大叔，我自个儿慢慢找吧。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就这么点儿事我都没帮忙，总觉得不得劲儿。
我往前走了十几米，又转了回来。我认为不远处值勤的交通警察一定会知道那个小伙子要去的地方。我拉住四处张望的小青年的胳膊，把他吓了一跳。“别害怕，咱找警察去！”
“找警察干嘛，我又没犯法！”小伙子使劲把胳膊拽了回去，冲着我直犯横。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咱一块找警察问问路，他一定知道桂花大厦怎么走？”我乐呵呵地拍拍他的肩膀。
早晨上班时间，交通十分拥堵。警察正在疏导车辆，忙得两手不得闲。“桂花大厦？没听说过。你俩别在这儿添乱，快到路边站着。”警察一忙，说话的口气就急。
我拉着小伙子又回到了路旁的人行道上。“大叔，你先走吧，我慢慢问。”小伙子不想让我上班迟到。
“没事的，我那公司都快黄了，早点儿晚点儿上班都一样。”我安慰他。
“真的不用了，我肯定能找到。”小伙子往前推我走。
他越这样，我越感到内疚。堂堂城里人，连眼前的桂花大厦都找不着，谁会相信呢？咱可不能让外地民工兄弟产生误会。
于是我逢人就拦，非得替这位小伙子把大厦找到不可。结果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拦下了二百多人。这些人有快步避开的，又摆手不管的，有骂我神经病的，还有人说你要给我十块钱我就告诉你等等，更多的人回答的是“不知道”。最有意思的是，有三十多位跟我一样热心的人停下来，帮助小伙子问路。有七八个老太太围着小伙子嘘寒问暖，把小伙子的籍贯、家庭、年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打听个清清楚楚。有个老大娘，非要把自己的外孙女介绍给他做对象，把这个年轻人弄得面红耳赤。
临到中午，小伙子终于从老太太热心的纠缠中挣脱出来。他跑到我身边，双手紧紧地拉住我的胳膊，带着哭腔哀求道：“大叔，行行好吧，您就放我走吧。桂花大厦我不去了，真的，我求您了。”
“那怎么行呢？都找了一上午了，咱说啥也得找到那个大厦。你别急，这么多人帮忙打听，天黑以前一定能找着”。我鼓励他说。
小伙子绝望了，眼睛里冒出异样的光。他使劲一甩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着人少的方向跑了。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跑得无影无踪。等我缓过神来，再回头看看，可了不得了——聚集起来帮助问路的有千八百人。我吓坏了，这可如何是好呢？若这样下去，肯定会妨碍交通的。怎么办呢？跑吧。我赶紧一拍大腿，悄悄地溜掉了。
好运
“我这个人总能给别人带来好运，只要我一沾边儿，啥好事都能成。朋友们说我可神了，属于幸运女神式的美女。旺财、旺夫、旺友，太奇怪了，有时连我自个儿都不敢相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谁要是请我吃个饭，给我送点儿礼，转身就能交好运，不是升官就是发财，你说神不神？”担任地产公司联络主管的白丽女士，在所有社交场合的开场白和结束语总是这样说。
熟悉她的人当面全都争先恐后地附和她，并能提供一系列的神奇事例。在我第一次有幸参加被白丽称为朋友的聚会时，饭桌上有好几位男士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白丽美女给他们带来的意外之财和望外之喜。
一位政府部门的处长说，他的提拔就是白姐促成的，“那回我记得很清楚。我、老赵、还有郑总，加上白姐，我们一块儿搓麻将。郑总那天求我办事儿，手气不太好，输了两三万。我那天状态不错，连续和了四回，赢得最多。白姐夸我耳朵和鼻子长得有特色，属于富贵相，早晚能当上处座。结果没出两个礼拜，司长就找我谈提拔的事儿。怎么样，神吧，来，我得敬美女白姐一杯！”
另一位自称是青年科学家的博士立马接过话茬儿：“说到搓麻，我想起了有一回在‘惊涛拍岸’打牌了。那次白美女来晚了，我那天运气可臭了，全是碎牌，打了两个多小时就没赢过。等白姐一到，她往我旁边那么一坐，运气马上就来了。那牌抓的，清一色的大个儿。打到半夜也不犯困，精神头那个足啊，两眼像充了电似的……”
“那是我往你嘴里塞了片西洋参含片，别净说好听的，你和钱处长怎么回报我呢？”白丽娇滴滴地举起了酒杯，“我这个人就是旺友、旺夫，谁都这么说。”“我老公认识我之前，混得没个人样儿，就差睡桥洞了。你看现在，西装革履的，尽穿大牌子。哼，你这辈子要是不对我好啊，你瞧着吧，天打五雷轰。”她边说边夸张地揪了一下趴在桌边打盹的老公。
“好、好、好，对你好，对你好，我哪敢对你不好呢！”老公迷迷瞪瞪地连连点头。
还有几位也跟着奉承，列举白姐的种种神奇。反正凡是与白美女见过面的人，事后要么升了职，要么赚了钱，要么分了房，要么出了国，个个都沾了光。就连老赵的小孩也说白姨救了他的命。有一次，他让鱼刺卡住了嗓子，正好碰上白姨到家里串门，他一看见美女姨姨不知怎么着，这鱼刺就下去了。
“你们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啊，神通大着呢！你们知道香港是怎么收回的吗？美国怎么就那么顺利占了伊拉克？嗨，说起来你们不见得相信，那都跟我有相当的关系。”白美女自信而神秘地冲在场的先生们逐个抛媚眼儿。
“‘9·11’那天，您要是在美国双子大厦就好了，那飞机肯定撞不上！”虽然此前我并不认识白丽，拿不出真凭实据证明她给我带来的幸运，但我不能光傻坐在那儿忙吃喝，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从一个虚拟的角度探讨一种可能性。
“你还甭说，不少人都这么替美国人遗憾。只要我在，那场悲剧肯定不会发生。真的，你看我的眼睛，会刷刷刷地放电，恐怖分子也禁不住我的诱惑。”白丽边说边用眼睛做放电的示范。别人被她电得哈哈直笑，而我身上则起了一层厚厚的鸡皮疙瘩。
吃完了饭，白丽女士要求我送她回家，她老公十分高兴地表示赞同，并约其他各位朋友换个地方喝茶打牌。我很不自然地搀扶着处于半醉状态的白美女下楼。
白丽住的公寓与我们吃饭的酒店只隔着一条马路，距离不足一百米。白丽女士借着酒劲儿，不顾红灯禁行的提示，突然跑到快车道上，手舞足蹈地又唱又跳。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冲上前去一把拽住了她……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四肢和脑袋上缠满了绷带。白丽女士见我醒来了，一个劲儿地向我表功：“你说你多幸运，要不是我在你身边，你早就给轧成肉馅了。那辆车都撞报废了，你还能活着，简直是奇迹！而且，撞你的是一辆新款宝马，多有档次！我这个人就是旺友，总会给周围的人带来运气，这回你信了吧？”
当时，凭着我重度脑震荡的脑袋，觉得她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完全康复出院后，我瘸着腿一步一拐地走在路上时，又不时地怀疑白丽女士的说法——我因跟她在一起而发生了车祸，撞成了终生残疾，这怎么会是一种幸运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若那天不是她在身边，我会不会一下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呢？脑袋疼，想不通。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曹克俭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一定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有个前提，你必须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来！”
这句话对我产生了震撼，像一声炸雷在我的头顶暴响，我的两只耳朵轰鸣了好些日子。
魏子明当时就坐在我的身边，老曹说出这句石破天惊的预言时，他也听得一清二楚。但他的表情很不屑，没表示出一丝一毫的认可，竟贴着我的左耳朵打击我说：“老曹的话你也信？他当了一辈子的官儿，啥时讲过真话？”
那天聚会时，我们照例喝了酒。曹克俭也喝了，而且喝得还不少。他很给同学们面子，因为他端起酒杯时一再强调他平时滴酒不沾，原话说得很上档次：“我本来酒量就不行，况且身体还有病，为了同学这片情，今天不喝还不成！”说完便把一小盅酒一口干了。
“好诗！”有人为他说的顺口溜喝彩，并建议他把刚才讲的四句话收录入他的诗集。老曹多才多艺，业余有三大雅好：书法、摄影和写诗。已有多部装帧豪华的作品集问世。
正是从顺口溜谈到诗歌，最后落到小说上了。老曹知道我平时写小说，并夸我写得好。至于好在何处，他只字未提。领导抓大事，不拘泥于小节，他能当众说好，就相当于给我颁发奖状了。我心里很激动，心跳明显加速，心慌得如遭了抢劫，偷偷地往舌头底下塞了颗速效救心丸。
幸亏含了粒药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会急急忙忙地随葛孝天提前离开人世。老葛是个急性子，遇事总爱往前赶，五年前就在公墓里抢了个狭窄的墓穴。
那颗药是我的救命星，因为曹克俭就在我吞上药丸的十秒钟后，预言我一定能获诺贝尔奖的。听到他说的前半句，我的脑袋就嗡了一声，至于他说的那个前提条件我并没在意。
魏子明认为老曹说的话不可信，其依据是老曹的身份是干部，而且任职时间长，差不多“当了一辈子的官儿”。“讲真话的人能当官吗？”这是老魏的口头禅。他最喜欢用疑问句表达自己的看法，属于明知故问型的狡诈。
“你不是也当过干部吗？”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言外之意是你说的话也不足信。
“嗨，我不是早就不干了吗？不干了还能说假话吗？”老魏又以问作答。
“你这是偏见！老曹也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一句真话不说的干部太难当了，谁能做得到呢？再说，老曹今天喝了酒，酒后吐真言嘛！”我试图替老曹辩解，因为他说的话对我有利，至少是对我的莫大鼓励。
接下来，曹克俭借着酒劲儿连吐真言：“其实，诺贝尔奖也没啥了不起的。凡事儿都讲究个运作。不谋划，不运作，啥事也整不成，煮熟的鸭子照样能从嘴边飞掉。有些事情得抓早、抓住、抓紧、抓牢，抓而不紧等于没抓。这道理很深刻。我平常忙里偷闲写写歪诗，写诗的人都懂得这么句话，叫‘功夫在诗外’。你写小说也一样，得把功夫下在写作之外。比方说，你得打听打听谁是评委，然后做做工作。我帮你运作运作，把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请来，到咱中国转一转，玩一玩，临走时打点打点。我替你安排，保管让他们个个喜笑颜开，冲着你把大拇指竖得高高的，满嘴都是‘very good’。那奖要不给你，他都觉得臊得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咱不能光靠拉拉扯扯，还得有一两篇像样的东西，你得写一两本有质量的小说，就像我们常讲的那种‘鼓舞人’的作品，保管中奖……”
老曹那天显然是喝高了，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原本这些话是跟我一个人悄悄说的，到后来他的嗓门越来越大，油光闪亮的大脸转向了所有聚会的同学，讲到激动处不仅拍疼了我的肩膀还拍翻了桌上的茶杯。他舌头磕磕绊绊、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我：“要写大题材，要写主旋律，要尽情讴歌和竭力赞美火热生活和先进人物。什么是火热生活？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什么是先进人物？就是我们这些社会中坚，就像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闪光点。不是因为我喝了酒眼睛花了，才觉得你们闪闪发光的。你们平常就发光，就一闪一闪的，只是缺少发现的眼睛。你要写，就写你熟悉的人和事，不要凭空杜撰，胡编乱造。”
要写实，要贴近实际，还有两个贴近，你比我更清楚……写我也可以啊！我这大半辈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抽空专门安排时间跟你好好讲讲。说一说我的传奇经历，既有幸福而痛苦的童年，也有躁动不安的青少年，虽然没有“扛过枪、跨过江”，但也“插过队、下过乡”，读大学那几年就不用说了。这你都知道，咱们是同学嘛！毕业后这二十多年对我来讲，那才是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呢。想一想很有意思，差不多够得上可歌可泣了。这么跟你说吧，小时候哪部小说对我们的影响最大？当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对吧，我没说错吧？奥斯托洛夫斯基那些名言谁不会背诵呢？不信，我背给你们听听——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老曹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因感动而哽咽，我的眼圈湿乎乎的，用餐巾纸擦了好几遍。大家不约而同地为他鼓掌，只有魏子明斜楞着眼睛小声跟我嘀咕：“净他娘地装，绝对地人格分裂，精神分裂。”就为老魏的这句话，我差一点儿跟他翻脸。如果当时我把三叔家的那只狼狗牵来，一定让它咬断他的脖子。后来我又使劲地想，却总也记不起我三叔的模样了。过了些日子，我去医院里看我父亲时跟他提起了此事，我那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说：“你哪有什么三叔？你奶奶只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剩下的全是丫头。”我父亲没当过干部，讲得应该是实话。
曹克俭在激动地背诵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后，又呼呼地喘了一阵子粗气，心跳总算趋于舒缓了。他接着又告诉我：“你就写我，连书名我都想好了。人家不是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这本书就叫《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像姊妹篇一样，钱不成问题，我全包了……”
那次聚会后不久，我还真的着手拟了个提纲，老曹饭桌上的一番话，给我带来了莫名其妙的冲动。虽说我早已过了激情燃烧的年龄，但浇湿了的柴火同样承受不住烈焰的烧烤，至少会冒出一股股浓烟。我就属于被水泡过的木头，让老曹给点燃了。我想他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准备约他有空闲的时候，细细地聊一聊，听一听他那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老曹说的对，尽管我们是大学同学，但对他还是缺乏深度的了解，熟知并非真知，熟人也有陌生的一面……
就在我准备与老曹约定访谈时间的时候，老曹出事了。先是他的秘书被抓了，接着他的妻子跟着进去了。再往后，老曹被双规了。
开始时我根本不信，认为关于老曹的种种说法纯属谣言。老曹是什么人呢！我对他虽谈不上真知，但至少同学了四年。曹克俭大学时代就很正经，不说一句过头的话，不做一件出格的事。他怎么会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玩弄女性呢？绝对是无稽之谈，是不怀好意的空穴之风！
过了三个月，媒体公开报道了曹克俭严重违纪案情的调查结果，措辞简明扼要，行文笼统概括。总而言之，他因严重的经济问题和道德上的腐化糜烂被撤销了职务、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并涉嫌违法而被移交到了司法部门审理。
一年后，曹克俭被判了死缓。这实在令我毛骨悚然，扼腕长叹。再后来，有人传说老曹试图以自焚的形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未遂！这一次我相信了。因为老曹在读大学时最喜欢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是：“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
脚不沾地的人
金波总在天上飞，越来越引起朋友、熟人和他太太的同情、猜疑、焦虑和困惑。
“别以为你是天使，其实你是个地地道道的鸟人”。偶尔陪他一起飞的哥们儿嘉君多次恶毒地调侃他。
金波没长翅膀，是位做生意的商人。坐飞机来来往往本无可非议，关键是他坐飞机上瘾，已变成了某种令人担忧的依赖症。
头一次坐飞机的奇特感觉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先是有心疼的症状，昂贵的机票让处于艰难起步阶段的商人压力不小。若乘火车就便宜许多，省下的钱能买下两年都吃不完的大米。但时间来不及了，对方厂家约定的会面只有坐飞机才能赶到。接着是心慌和心跳，毕竟是第一次上天，那庞大的金属物体真的能平稳地飞上去吗？他甚至担心排在前面的人把座位给抢光了，因此还拜托先登机的一位老太太替他占个空位子。空姐十分轻蔑地笑着告诉他：“你这个人还真幽默！飞机上是对号入座，不卖站票。”他脸红了，尴尬地咧着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如果没有空位，我就坐在飞行员的位子上。”空姐收起了笑容，留下一脸的愤懑与不屑：“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你敢再胡说坐飞行员的座位，我就报警了。这是劫机恐吓。”
首次飞行给金波带来了好运，生意谈得成功顺利。从此以后，他每次出行只要能坐飞机，就绝不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在天上飞来飞去让金波有了巨大的满足感和生意成功的幸运感。
飞机成了金波的迷恋与迷信，他与朋友谈论的逸闻趣事几乎都是机场和机舱里的见闻以及机上读物登载的故事。若干年前，坐飞机出差还是极少数人的偶然机会，他的家常便饭一般的乘机经历，赚取了不少朋友和熟人的羡慕和嫉妒，尤其是当他讲到空姐迷人的笑容和妩媚的体态以及对顾客体贴入微的精细服务时，总有一种暧昧的口气和神情。
时间久了，金波对飞机产生了依赖。他不再为了做生意而坐飞机，不管有事没事他总喜欢在飞机上待着，不停地在天上飞来飞去。坐飞机几乎成了他的生活目的。他觉得在飞机上吃饭，在飞机上睡觉比在家里舒服。躺在家里的床上，他整夜地失眠，只要一坐在机舱里，他便鼾声大作，像躺在母亲怀里般踏实，还能梦见儿时爬树偷杏吃的情景。
金波做生意赚的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买机票了，剩下的那些积蓄也准备通过坐飞机的方式全部捐给航空公司。对此，航空公司也十分感激，授予他“金卡乘客”的尊贵称号。金波的口袋里有各大航空公司的金卡、银卡和钻石卡，随便坐哪个航班都能得到相应的礼遇和照顾，对于一年飞行60万公里以上的他来说，航空公司多做一点儿周到的服务是理所应当的。
上个月的一天，我给金波打了个电话，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不用说他肯定又在天上飞了。这些年，他不是在机场，就是在飞机上，偶尔会在去机场的路上。第二天，我终于拨通了电话。
“你在哪儿呢？”我问。果然不出所料，他答：“在哈尔滨机场呢！”“准备去哪里啊？”我又问。“还没想好呢，哪班飞机飞得早我就坐哪班。”他答。
“那就来北京吧，好久不见了，一起喝顿小酒怎样？”我建议道。
“好啊，我这就买票，咱们晚上六点见”。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了解金波的习惯，他到哪里都坐不住，不可能停留很长时间。于是我把饭店订在了机场附近，约好了几个朋友，六点钟前赶到了那里。五点刚过我又给他打了电话，他的手机关了，肯定是在飞行途中。
六点半了，仍不见金波的人影，多次通话，手机也一直关闭。我们都饿了，只好边吃边等。等到了八点多钟，他仍未出现。我们又坚持了一会儿，多喝了瓶白酒。等我们买了单准备散去时，他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在哪儿？”我生气地问。
“在海南三亚机场呢！”他还嘿嘿地笑着。
“真能扯淡。不是让你来北京喝酒吗？”
“真不好意思。稀里糊涂地飞到了海南。”他歉意地解释。
“怎么会呢，坐错飞机啦？”我很不理解。
“不是，我本来买好了去北京的机票，是下午三点的，这是最早的航班。我一想要在机场里等两个多钟头，心里就起急。一看有一个航班飞往大连，马上就能起飞，我就退了北京的机票，改飞大连，想从大连转飞北京。到了大连机场再一看，去北京的航班得四点半起飞。我又急了，就买了去上海的机票。你知道，上海飞北京的航班半个小时一趟。我算了一下时间，六点赶到北京，从上海转机还来得及。到了上海机场才知道去北京的下一个航班晚点了，推迟起飞一小时二十分钟。我又急了，就搭乘飞往三亚的航班，那个航班不用等。没想到误了咱们喝酒了，真对不起。我正在预订下一个航班，明天一定到北京会合，我请你吃饭”。金波的语气十分遗憾。
第二天、第三天……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仍然没有露面，酒也就没能喝成，为了赶上这顿饭，这段时间他飞过昆明、腾冲、太原、乌鲁木齐、库尔勒、成都、长春、无锡、大庆、银川、呼伦贝尔、厦门、宁波……直到今天，他还在路上，为了能喝上我请的这顿酒而在各机场转来转去。
醉
我梦见我醉了。
我怔怔地瞅着我的背影突然大笑起来。背影摇摇晃晃，在狂风中东倒西歪。我想搀扶我一下，被我骂骂咧咧地推开了。
我嘎嘎地笑了起来，笑弯了腰，又双手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我被我的笑声惊醒了，擦了擦眼泪，才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梦里醉了。
我咽了口唾沫，喝了口滚烫的开水，喉咙火辣辣的疼，我又舔了舔嘴唇，粗糙而干涩。我渴，想喝水。“去，凉水，加冰块。”我命令着，没有回应。我翻了个身，借助自由落体的胳膊和大腿去唤醒贪睡的老婆。还是没有回应，只有胳膊和大腿砸落到床垫上沉闷的回声。
她去哪儿了？这个女人就是一根筋，天不亮就去挤公交车上班了，她们公司的老板是个变态，每天盯着员工打卡，只要迟到一分钟就堵在门口，指着员工的鼻子破口大骂，并把唾沫啐到迟到者的脸上。接下来的几天他又会追着向对方下跪道歉，恳求受辱的员工也朝他的脸上吐痰。我老婆不怕他骂，却怕他骂了之后的下跪掌脸以及其他种种令人反胃、惊悚的道歉和忏悔。她从未迟到过。
一想到那个变态的老板，我又迷迷糊糊地走进了沙漠。一群阿拉伯人穿着白白的长袍，依靠在跪卧的骆驼身旁，叽里呱啦地说着汉语，腔调透着怪异，但谈论的内容我都能听懂。我想用同样的腔调向他们讨口水喝，但说出来的话却让阿拉伯人大吃一惊，因为我想跟他们做笔大生意，打算把沙漠里的沙子卖给他们。他们跟我讨价还价了好一阵子，最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个怪怪的声音，我懂了，那是不同意的意思。我只好无偿地把那无边无际的宝贵沙子送给了他们，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必须给我弄点儿水喝。一位蒙着面纱的阿拉伯美女，从一头骆驼身下挤了几滴奶，用手掌心接着，伸到了我的脸前，我扫视了一圈斜靠着骆驼席地而坐的阿拉伯男人们，舔了舔女子的手掌，很烫，那奶汁像铁水一样，灼得我嗓子一阵剧痛。我忍痛问了句：“你们要毛片吗？特别刺激！”话音刚落，他们便连同沙漠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又醒了，嘴里灌进了沙子一般难受。我喃喃自语：“你们看黄碟毛片吗？”
小杜的傻大哥就是这么问警察的，结果因祸得福。小杜的哥哥有点儿智障，一度受人唆使和雇佣去街上卖成人黄色光碟。每天能挣五块钱。他没看过光碟，并不知道这玩意有多刺激。一天夜里，他喝了酒，路过灯火通明的派出所便兴致勃勃地走了进去，冲着警察推销从怀里掏出来的货物：“你们要毛片吗？特刺激，特清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等他醒来时，眼角、嘴角和脾脏都裂开了，打掉的十颗牙只找到了九颗，另一颗居然钻到了气管里，差一点儿把他憋死。算这小子命大，经抢救只瘸了条腿。若不是因为他有智障，派出所揍了也是白揍。所以，傻人自有傻福，经记者、律师和网民的共同努力，他最终获得了赔偿，每月可领取200元的残疾补贴，直到死亡。
黄碟毛片？小杜的大哥？自然又想起了小杜。我摸出了手机，显示出了十几个未接来电，先不管它，我得给小杜打个电话，他是我的好哥们儿，让他给我弄点儿水喝。
“大哥，你还在喝酒？我的天呢，你太厉害了。”小杜的声音有着相当成分的惊讶。
“喝啥酒？尽瞎说，我刚睡醒。”尽管我的嗓子很痛，我还是提高了嗓门。
“没喝酒？那你在哪呢？”小杜好像不信我的话。
“在家里呗，我正躺在床上还没起来呢。你嫂子一早就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里，渴死我啦。”我的确渴得要命。
“你确定？你昨天夜里还在北京呢，你啥时回到哈尔滨的？”小杜问。
“北京？我在北京？”我有点儿迷糊。
“可不是呗？你昨天去的北京，下午我去机场送的。你没事吧，大哥？”小杜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噢，噢，我脑袋有点儿乱，好像有那么回事儿，等我捋捋。”我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抬头四处看了看，这房间显然不是家里的卧室。
“大哥，你捋出个头绪了没？”小杜在电话里焦急地问。
“那么说我昨晚喝酒啦……”
“那还用说，肯定的，必须的，明摆着的。”小杜把话头抢了过去。
“你怎么知道的？”我有气无力地对着电话。
“大哥，看来你真喝高了。你夜里两点多钟给我打电话，叫我开车去饭店里接你。我问你在哪儿，你告诉我在八达岭附近。我说那肯定来不及啦，我在哈尔滨呢！我还问你是不是喝高了，你说没喝多少酒。我又问你在干啥呢，你说正跟领导推销毛片呢……”
我脑袋里一阵晕眩，又迷迷糊糊地走进了沙漠。
通向财富之路
金虎答应事成之后送我一支金笔，“纯金打造的，重量不小于十公斤，拿不动没关系，就摆在你的桌子上，看着养眼。”他诚恳地劝我接受，并为此又和我干了一杯。
那天晚上，按金虎原先的打算是想替我镶一口金牙或送我一双金靴子，就为这，我们俩争吵了起来，又多喝了整整一瓶白酒。我不稀罕他的馈赠，镶金牙、穿金鞋太不雅观了，与我的身份不符，我不能让步，就跟他吵了起来。饭店里的服务小姐怕我们动起手来，还善意地劝了几句，说项链和戒指她最喜欢。金虎说：“你把电话留给我，到时候我给你拎一袋子过来。”
六年前，金虎送给我一盆色彩鲜艳、形状奇特的珊瑚盆景。那时候他的生意在海上，常在大洋里漂。具体做什么我没细打听，好像与捕捞、运输和走私都有点儿关系。只记得他曾去过冲绳美军基地和亚丁湾，这两个地方比较敏感，所以我印象深刻。朋友圈子有人喊他“海盗”，不知是指他的实际业务，还是冲着他的长相。他脸上确有一道疤痕，但分不清是刀砍的还是狗咬的。他似乎还干过一段打捞海底文物的营生，因为他送过我一只破碎的瓷碗，上面长了一层硬硬麻麻的贝壳类的东西。他说这是他亲自钻到水下挖出来的，送给我格外有意义。
三年前，金虎又把一块“煤精”摆到了我的面前，还雕成了一只乌鸦的造型。他说乌鸦好，在外国人眼里是吉祥鸟，现在我们与国际接轨，得跟老外信一样的东西。我笑着点头附和并接受了他的好意。他告诉我这两年不在海上漂了，登陆开煤矿了，生意很火，钱赚得堆成了山。他说黑粉和白粉一样，都是现金交易，成麻袋的钞票他懒得存入银行，就堆放在一个隐秘的仓库里，他没事的时候最喜欢在那钱山上爬来爬去。“你知道吗，钱币堆在一起散发出的气味是一股股恶臭，熏得脑仁疼，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那味道叫我兴奋。”金虎连这种话都跟我说，可见我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和金虎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交往已有十多年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在饭桌上，他当时就很有钱，但表面上看不出来。半斤酒下肚，他跟我聊起了文学，还提到了三位作家的名字：萧红、钱钟书和马克·吐温。这让我多少有点儿刮目相看。当时我遇到的人没有说不爱好文学的，但让他们举个例子，说几个作家或一两部作品的名字，他们就尴尬地表示记忆力不好，看完就忘了。金虎竟然能一连串说出三个作家，而且还准确无误地告诉我马克·吐温不是中国人。我有些猝不及防的惊慌，连忙向他敬酒表达我的钦佩。金虎十分低调地谦虚着：“哪里，哪里，一般一般。我还知道勾股定理呢！小学时我的‘小九九’背得滚瓜烂熟。但我直到现在还是搞不明白宇宙大爆炸到底是谁干的。”
金虎是个讲信用的人，说过的话或答应的事儿都会有着落，不管你是否当真，他总是实实在在的。酒桌上承诺给我的十公斤重的金笔也不是戏言，因为他正筹划着开一座金矿，而且已经取得了探矿权。
探矿权三年过期，许可证上标明得清清楚楚。金虎决心半年内要探明储量并完成全部地质资料，他凭借的知识支撑主要来自于他熟悉的勾股定理和尚未搞明白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说干就干，金虎雷厉风行，雇用专业队伍往地下钻眼，又聘请更高明的专家分析岩芯的矿物成分，每隔几天就给我打电话，报告工程进度。说是岩芯的颜色开始淡淡地泛黄了。我不懂岩金开采的技术和含金量的测定标准，但我总觉得金虎看到岩石变黄的说法是爱好文学所致，想象的作用占了上风。因为我听金虎的朋友说，探矿的风险很大，据他们了解，那里的地质状况不很理想，金虎可能被忽悠了。我也替他捏了把汗。
又过了大半年，金虎没有跟我联系。我开始相信了朋友间的传言，金虎的投资出了问题。我的金笔化为乌有了，尽管我压根儿就没指望过，却又感觉受到了损失。
那年的正月十三，金虎忽然打来电话，说是到了我家楼下，要到家里坐坐，给我拜个晚年。我连声说着欢迎欢迎。
一年多未见面了，金虎的头发秃了许多也白了不少。他屁股刚一坐下，就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推到了我的眼前，“太忙了，没工夫给你专门做支金笔。这些项链、手镯、戒指你先拿着，送送人挺有面子的。”我打开一看，黄澄澄的一堆，足有二三十件。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地摆手，一连说了几十个“不”字。
“没事儿，我发财了。这是小意思，答应过的，你别见外。”金虎点了根烟，急促促地吸着。
“采着金子啦？”我兴奋得半信半疑。
“采着了。”他长长地吐了口烟雾。
“产量大吗？成色如何？”
“大。成色很好，不信你用牙咬咬，绝对四个九。刚开始总也钻不到金矿层，我死的心都有了，本想扔了算了，那两千万就算打水漂玩了。后来一咬牙再坚持一下，你猜怎么着，一下子钻到了地下金库里，打出来的金是成品，包里这些项链、戒指、耳环都是一天挖出来的。哈哈哈，人要是走了运，谁也拦不住。”他笑得眼泪直淌。
金虎就是这样一个有财运的人，也是一个要强好胜、信守诺言的人。
过了几天，我从晚报上看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长篇报道，金虎所在的那个市最大的一家黄金首饰专卖店被盗，店主损失惨重，用记者的话叫“洗劫一空”。原来，盗匪从街对面一间废弃的拆迁房里，开凿出了一条通向金店的地道，长达200多米，钻透店铺厚厚的水泥地面，把店内和库房的所有商品全部运走了。警方称，这是该市乃至全国史上最大金店盗窃案，目前案件正在侦破中。
这件事搅得我心神不宁，每天折腾着把那包项链、戒指和手镯东藏西藏的，累得我瘦了两圈儿，并越来越相信那条通向金店的通道是我一镐一锹挖成的。
上火
当年大学毕业时，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幸灾乐祸地向我表示慰问和同情。他们不顾我内心的痛楚和脸上僵硬的苦笑，残忍地与我热情道别：“再见了，老朱，想开点儿吧，干啥都是一辈子！”“老朱，真没想到，这事儿怎么会落到你头上，忍几年，我们想法把你弄出去！”“嗨，其实也没啥，都是命运的安排。咱班主任余老师不是干得挺好嘛！”
同学们的安慰与鼓励均出于同一个目的：往我的伤口上散盐，往我的眼睛里揉辣椒！他们想听到我撕心裂肺的惨叫和滔滔不绝的泪水。我强忍着，一声不吭地微笑着。不就是留校工作嘛，又不是留级蹲班。“要是留级就好了，总有毕业离开那一天！留校任教可就没指望了，相当于判了无期！”班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无情地把烟头上残留的那一点点希望的火花用脚后跟狠狠地碾灭了，还往上吐了口唾沫。
我的确有些绝望。都说大学是加油站，没有哪个开车的司机会因为去加油而被永远地留在那里。
“开自己的车，让别人加油去吧！”我就是同学眼中的那个“别人”。做学生时，谁都知道学校不是久留之地，没人会把旅途中的客栈当成家！我从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每天数着日子，时刻准备着离开它。正因为终归要离它而去，所以学校生活才变得可以忍受。刚熬到大四，我就早早地把闲置不用的被褥、衣服和书籍等统统打包邮回了老家。人末毕业，心早已飞到了海角天涯。
当班主任余老师在全班毕业方案发布会上宣读每个同学的工作去向时，大伙儿的面部都紧张得变了颜色并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每念一个名字，教室里就寂静得如无人一般。等工作地区和单位念完后，立即一片骚动。有尖叫的，有拍掌的，有呻吟的，有手舞足蹈的，有捶胸顿足的，有泪流满面的，也有神情麻木、无动于衷的。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心里一阵狂跳。平时笑容可掬的余老师，那天一脸严肃，犹如一块冰冷的黑铁板。我的嗓子眼儿发干，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师的嘴形是海南、广州、上海、北京、大连，还是青海、新疆、西藏？老师明显在吊我的胃口，她抬眼瞄了我一下，然后紧皱着眉头，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地念道：“朱定同学，分配地点北京，具体工作单位为京城大学，即留校工作。”话音落下，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足足过了几十秒钟，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我几乎像被雷劈了似的，呆坐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
“祝贺老朱！”同桌的卢运来边鼓掌边用胳膊肘捅捅我，我木呆呆地站了起来，僵尸般地转动身子向那些幸灾乐祸的同学们表示谢意。
“朱定啊朱定，真是命中注定啊！”余老师的脸上绽放出了往日的笑容，也跟着鼓掌。
就连刚才抽抽搭搭的女同学琼花也破涕为笑了。她是海南人，由于在校期间与班上一位来自于东北大兴安岭的苏文忠谈恋爱而被分配到了哈尔滨。这不是出于照顾，而是一种变相惩罚。因为苏文忠被派遣到了琼州半岛。
“老朱，说真的，你当初真不如主动要求去青海支边，总比留校强！”老卢心疼我。
“我要求啦，不过我申请去的是西藏。”我有气无力地申辩着。
“你没问问余老师为什么非得把你留下，你既不是班干部又不是学习尖子？”琼花也来关心我。
“谁知道呢，老师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我无奈地叹着气。“组织”“上级”“领导”之类的抽象概念很让我们畏惧，不敢细究。
“没关系，老朱，先混两年。等我到了单位再找找人想办法把你给弄出去。”班长拍拍我的肩，真诚地安慰我，给了我最后的希望。他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估计会有办法。我泪眼朦胧地冲他直点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全班四十位同学欢天喜地、连蹦带跳地离开了校门，自己心灰意冷地到校部机关报到。我的具体工作单位是学生处，并兼任经济系的新生班主任。
实在是报应。我上班的第一天所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着副处长满校园里去纠查那些“勾肩搭背”、“搂搂抱抱”、“腻腻歪歪”、“贴脸啃嘴”的有损于大学生形象的越轨偷尝禁果者。这四个字一句的行为描述，是我的主管处长对需要加以纠正的不端行为下的定义。而这种不光彩的举止，一般不会发生在大庭广众和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们要想取得工作实效，就必须钻树林、走小径，把目光集中在犄角旮旯和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一个上午下来，揪出了七八对男男女女，转业军人出身的副处长非常得意，回到办公室他一手拿着违纪情况记录本，一手捂着下巴（这是处长在“执法”时被一个女生给挠伤的）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晚饭后再去巡查一遍，会抓得更多。”我的脸火辣辣的，估计比猴屁股还红。整个上午，我紧躲在处长的身后，尽量压低帽子，生怕学生认出我来。这叫什么事嘛，干点儿啥事不好，尽整这些没用的。我后悔当初没有写血书坚决申请到西藏、青海支边去！
“男女同学之间应保持适当距离，具体说来应该是半米，即30公分以外，也就是说大于或等于30公分，最好是超过50公分。小于30公分，就容易产生不良后果，就有图谋不轨的嫌疑。有什么必要靠得那么近？30公分以外，到两米左右最适合交流思想，丝毫不影响相互请教问题。间距小于30公分，就是说悄悄话，就鬼鬼祟祟的，跟特务接头说暗号差不多。同学之间，有什么话怕旁人听见？肯定是谈恋爱嘛！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两个人手挽手、脸贴脸、背靠背贴到了一起时再去纠正。要及早提醒、提前警告，凡在操场、路上，包括道路两侧和花园里的长椅上，只要发现有距离小于30公分的就要提个醒，防止他们动手动脚或搂抱在一起……我们要瞪大眼睛。尤其是朱定同志，不能有畏难情绪和不好意思的心理。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青年的关心，是对未来负责，是替他们着想。他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想不通，但我相信他们以后会理解并会感谢我们的。我们要以对新时期大学生高度负责的使命感，抓好这项工作。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对于个别屡教不改的同学，要给予严肃处理……”每次巡查前，副处长总要对我和另一位同事高谈阔论地训一番话，他一张嘴总是先喊一声“同志们”。有几次与我结伴的那位同事因母亲住院而请了假，副处长面对我一个人训话时，也忘不了先称呼我为“同志们”。
这项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工作搞了不到两个月，就在学生们的一片声讨和嘲弄声中草草结束了。副处长在此期间有三次与男生撕打一团，衣服和脸皮均受到轻微的损坏。他的自行车胎被划破过多回，后来整个车子不见了踪影。“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成绩是主要的……”副处长在总结时嘴还很硬。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那以后，校园周边的公园、居民区和废弃的厂房等，到处都能看到一对对大学生们浪漫的身影和场景。若干年后，那里还诞生了情侣一条街。
在我苦闷彷徨的职业生涯初期，我一直以我心目中最敬仰的班主任余老师为榜样，努力争当一名像她那样优秀的人。余老师那时年近五十，教政治课的同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她一脸慈祥，属于我们全班同学共有的妈妈。四年间，她至少挽救了班上三位同学的生命。一位女生因失恋在先吞服了十几枚大头钉之后，找班主任借绳子要上吊，余老师坚决不借；另一位男生正准备跳楼之际，被余老师大骂一声给拽了回来：“要想死从十层往下跳，这是一层，万一崴了脚够你受的！”还有一位深更半夜得了急性阑尾炎，余老师及时赶到了校医院，就在大夫正准备给他动刀子的关键时刻，余老师又大喝一声：“把刀放下，你也敢做手术，就凭你在五七干校学了两天兽医就敢冒充外科大夫？你忘了，我就差一点儿死在你手里。快转院！”于是救了我同学一命。这些先进事迹经过适当的加工之后，在报纸上发表过，余老师因此被评为市里的优秀班主任，同学们都为她感到骄傲，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读大学时非常不显眼。走路爱低头看脚且只贴着墙根儿走。上课时只要能占到最后一排靠角落的位置就绝不去别处露脸。只要可以选择，我就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除本班一部分同学认识我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姓甚名谁，来自哪里。我超乎寻常的谨小慎微一度引起了少数班干部的注意和警惕，他们甚至对我的身份和行踪产生了质疑。从给我起的绰号上，就能判断出他们内心的焦虑。班长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戏称我为“小特务”，团支书把我比作朝鲜经典反谍影片《看不见的战线》中的反面人物“老狐狸”，还有几位说我特像“侦缉处长”。最后，他们嘻嘻哈哈地统一了口径，基本上都喊我“看不见”。这个绰号比较独特，他们颇为得意地作过阐释，说这叫双关语，一是指我高度近视，二是暗示我的行为举止像是在隐藏领域即“看不见的战线”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工。如同我平时的一贯表现，我并没有在意和计较他们对我的负面定位，当他们拍着我的肩膀，亲昵地喊我“看不见”或“老看”时，我总报以四季不变的微笑。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我那与生俱来的笑容，被多数人误读为淡淡的讥笑。老卢曾经告诉我：“你睡着了脸上还挂着那该死的冷笑！我几次都想朝你的嘴角狠揍几拳，让你把那一年四季都挂在脸上的蔑视一切的表情老老实实地收回去。”我为此沮丧了好一阵子，曾多次对着镜子自审过，但那被误会的神情和笑意无法彻底根除。
有一点我至今仍颇感欣慰。在大学读书的四年间，我从未因为个人的任何小事麻烦过班主任。我没打过架，考试没作弊，没有因失恋（我压根就没谈过恋爱）或家庭生活困难而寻短见。偶尔伤风感冒了，顶多自己跑到校医院拿点儿药，根本不会想到去找班主任帮助。我从未意识到班主任余老师对我有什么用途。
可余老师显然不这么认为。一天，她约我到教学楼西侧的核桃林里。那是北方的秋天，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气味，核桃树下散落着不少夭折的果实。余老师示意我坐在她对面的石条长凳上，开门见山地说要跟我谈谈心。
“谈谁的心？”我腼腆地小声咕哝着。
“用不着大声嚷嚷，随便聊聊。”余老师厌烦地皱着眉头，她嫌我的嗓门太高。
我无语，低头用脚去屠杀地上的蚂蚁。
班主任清了清嗓子，却没有开口。
我聚精会神地欣赏那四处逃散的小蚂蚁，残忍地堵住了它们的退路。
尴尬与腼腆是传染的，我瞥了一眼余老师，她脸上的表情也不大自然。
“你别总低着头，跟犯了罪似的，谈谈心、聊聊天有那么难嘛！”她这么说，不知是责怪我，还是自我鼓励。
我仍然一声不吭。
“听班里的同学说你这个人很不合群，对集体从不关心，自我封闭得很厉害，这可不行啊！你要改一改这些毛病，这毛病可是致命的。人不能脱离社会和集体而独往独来。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参加集体活动就是不道德的。我们奉行的是集体主义原则，绝不允许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她越说越激动，越激动逻辑就越混乱。她还结合自己半辈子珍贵的人生经历，论证了许许多多抽象的特大道理。说到动情处，她多次掏出手帕擦试着眼泪。我被她感动得差一点儿笑出了声，双手交替着使劲掐虎口、掐大腿，终于遏制住了几近喷发的爆笑。
余老师说累了，精疲力竭地叹着气，还不时地摇摇头。临了还关心地问我学习和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我也摇了摇头。她最后得出了结论：“你这个人很自卑”。她又问我是不是很害怕。我点了点头，她又得出结论说：“你的确很自卑，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自己也承认了。”她开导我说：“自卑的人容易害怕，而这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自卑，不敢面对自己的害怕。害怕也许是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因为马克思或者列宁说过，‘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插了句嘴：“我不怕鬼敲，但怕您找我谈心。”她敏感地笑了两声，很大度地告诉我：“我也不愿意跟你谈心，没办法，这是班主任的职责，要了解每一个同学的内心世界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这就叫‘有的放矢’。”我很感激地凝望着她，深情而诚恳地说：“谢谢老师！”她并没有全盘接受我由衷的谢意，冷冷地甩了一句：“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的，你那讥讽的笑脸暴露了你的虚伪。你好自为之吧！”我铭记了班主任的教诲，一直好自为之，在我担任班主任后，从不敢主动找学生谈心，以解决他们低头走路而导致的自卑问题。
然而，我留校了，做了和余老师同样神圣的工作——为学生成长和成才浇水培土修枝剪叶并保驾护航。每当偶尔在校园里与我当年的班主任相遇的时候，我都会像一只小松鼠一样兴高采烈地蹦跳过去，又像一条小宠物狗似的在余老师面前摇头摆尾，向她请安问好，说一些后生晚辈该说的乖巧话。余老师每次都十分高兴，并不失时机地循循善诱，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切入我的具体工作，给了我不少鼓励和指导。但每次总叫错我的名字。第一次我以为是她的口误，不好意思更正。接下来的若干年，她一直将错就错，把我当成了班上的另一位同学牛仰哲，这让我一次次受刺激并逐渐伤心起来。
后来我分了房子，住在余老师同一幢楼内，这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她见面。逢年过节，我还会拎上点儿水果和鲜花去家里看望她。她仍然那么兴致勃勃，跟我有说不完的话，临走时，一如既往地把我喊成了牛仰哲。我脸皮薄，几次想纠正过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一年中秋节，我在外地出差，只好托一位同事帮我给老师送上月饼和花篮，并在花篮上写上我的贺卡，署名为“您的学生朱定”。结果同事打电话告诉我：“余老师把月饼和花篮统统给退了回来，理由是礼物送错了，她的记忆中没有这么个叫朱定的学生。”我尴尬地想了想，然后请他把贺卡的署名换成牛仰哲再送一次，余老师欣然接受了。
再往后，余老师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还关切地问我为什么胖了或瘦了或黑了，但她依然叫不上我的名字，而且也不再把我当成当年那个油嘴滑舌的牛仰哲了，她几乎把我认作是全班的任何一名男生了。早晨在过道里碰面时她管我叫张二可，下午在院子里遇见时又喊我为王大刚，不管喊什么名字，都没超出我班同学的范围。从八年前开始，她又把我误认成班上的女同学了，多次用女生的名字称呼我。我不仅伤心，而且沮丧，继而焦虑恐惧。就像那年春节，我母亲把我当成我大哥一样，让我心里发毛。自己的母亲年龄大了，儿子又多，容易一时犯糊涂。可我那敬爱的班主任余老师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一年，我的叔叔就曾经问过我：“你跟叔叔说句实话，我是个精神病吧？这些年我是不是一直不正常，你们都瞒着我，不肯跟我说实话？”当时差一点儿把我的神经吓紊乱了，我张口结舌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否定他的疑问。如今，我又遇到了类似问题。于是，我决定澄清这个困扰我多年的疑惑。
去年的教师节，我跟往年一样带上水果和鲜花，叩开了住在同一幢楼房里的余老师家的门。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年后，她和丈夫钟老师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韩剧。我的到来，令她老两口兴奋不已。不仅给我倒了茶，余老师还颤颤巍巍地给我削了个苹果。我坐下后，便与她聊起了往日的同学。与前些年一样，余老师如数家珍地回忆起三十年前的那批风华正茂的学生给她带来的点滴快乐，回放着班里当年的每一个细节，尽管这些细节老师跟我重复了许多年，但我还是记不清或无法判断那些事情的真实性。余老师把每个同学都念叨了一遍，唯独没提到我这位近在咫尺的学生。我无法保持沉默了，鼓起勇气问：“余老师，咱班朱定同学当年在班上的表现您肯定记得吧？”余老师诧异地看着我，摇着头说：“咱班没有叫朱定的同学！”我提醒道：“有，绝对有。他是辽宁来的，和您还是同乡呢！”余老师坚定地否认：“没有，绝对没有！我是班主任，我能不清楚吗？再说，辽宁籍的学生只有一个女生，叫蔡叶。绝对没有叫猪头猪腚的。”
我快瘫了，坐在那里心慌口干。难道我会冒充吗，难道我做了四年的梦？难道她得了失忆症或老年痴呆？不会的，二十多年前她就把我当成了别人，而且，她怎么会记住其他同学单单忘了我？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地从班主任那里蒸发了。我继续唤醒她尘封已久的记忆：“余老师，你还记得有个男生长着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透着阳刚之气，面部棱角分明，浓眉大眼，相貌出众……”“你别说了，那是李立山。”我又泄气了，我本来想趁机美化自己，边说边比画，“不是李立山，还有一位，不光浓眉大眼，而且虎背熊腰……”“那不长成了怪物了？咱班不是动物园。”余老师边说边捂着嘴呵呵地笑。“嗨，我不是说怪物，我是说男生。那个男生学习成绩拔尖，门门优秀，而且擅长排球、篮球、足球和铅球，每回校运动会上都给咱班夺回金牌。”“噢，我想起来了，那是牛仰哲。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全班数他的综合素质最高……”“我不是说牛仰哲。”牛仰哲身高刚过一米五，走哪儿都怕人踩着，他不仅长得矮小，而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全班唯一补考三次才勉强毕业的差等生。“这么说吧，我再说一遍。这个男同学品德高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做的好事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他救过落水儿童，抓过行凶歹徒，帮过孤寡老人，多次无偿献血，谁见谁夸，是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呢。”我越说越激动，干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地跟余老师作起了先进事迹报告，反正她也不认识我，我就没必要找回曾经的真实的朱定了，“这么说吧，要是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就是董存瑞、黄继光、张思德，放在和平时期他就是活着的雷锋啊！”我被自己臆造的英雄形象感动了，两眼噙着泪水，声音颤抖着恳请老师作证：“这个人难道您忘了吗，他就是你的学生朱定啊！”余老师胆怯地盯了我好一阵子，面带愠色地张开了嘴：“你说的那种假典型，我当班主任期间从未树立过。”我绝望了，喉咙里火烧一般灼痛。从此，我的嗓子坏了，发出的声音干涩沙哑。
不久前，全班同学搞了一次入学三十年聚会。同学们多年不见偶尔相聚，激动异常。彼此问长问短，关心备至，有说不完的话。轮到我发言时，枯涩沙哑的嗓音时断时续，急得我一脸绯红，满头大汗。老卢打趣说：“想当年老朱别的不行，但嗓门之大没人敢比，外号‘大喇叭’、‘报警器’。有一回学生宿舍搞消防演习，老朱负责喊了一声‘着火了，快跑！’就这一嗓子，连隔一条马路的服装厂的职工都跑了个精光。那次演习造成的损失不亚于真正发生一场火灾，光摔伤和踩伤的师生不下二十多位，其中一半都住了院。嗨，这副金嗓子如今怎么变成了破沙锅，真是报应啊！”
于是，我不得不讲起我与班主任余老师之间匪夷所思的故事，并请求同学们帮忙，每人给我写个身份证明。大伙儿捺着性子听我说完，除了嘻嘻哈哈地骂我胡说八道外，还怀疑我嗓子的毛病影响了我的脑子。我急忙扯着嗓子向他们解释，并以班长的人格担保发誓说，我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真实实的，没有一丝一毫杜撰和臆造。他们笑得更欢了，简直乐翻了天。不少同学笑倒在了沙发上，还有两位女生捧着肚子跪在地板上，差一点儿露出了屁股沟子。有人说老朱太能恶搞了，能编出这么个无厘头的笑话来。还有人喊：你太没良心了，我们每次去看余老师或给她打电话，她都没完没了地跟我们唠叨你，说朱定这些年可出息了，逢年过节总去看她，还经常送些吃的用的，把你夸得跟一朵向日葵似的，让我们羡慕嫉妒恨。你还觍着脸说老师不认识你。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我两眼木呆呆地恳请他们说实话，别糊弄我。
“那还有假！骗你也占不到便宜！”牛仰哲那天也来了，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前些日子还给余老师打了电话，不过她除了夸你，还替你担心呢，说你啥都好，就是不如以前谦虚了，有时还真以为自己是英雄模范活雷锋呢！”
那次聚会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这段时间我的精神越来越恍惚。我有时甚至会掐自己的大腿或抽几下耳光，以判断自己是睡是醒。我确实搞不懂，余老师为什么二十多年一直当面把我喊成别人，而当着别人的面又能记起我的名字？我是精神病吗？像我叔叔当年问我一样？同学们联合起来骗我吗？也许老师根本就没跟他们提起我？我很上火，很纠结，这事闹得我时常睡不好觉。干脆我把它写下来，供那些与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或心理学家们参考吧！
圆周率
他是个天才，能一口气背下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120位数字，而且不受刮风下雨坏天气的影响。
同学们因此尊称他为“大派”，取圆周率“π”的谐音。“派”有帅气、风度和强力的意思，部分相当于今天的“酷”，是个褒义词。夸谁有派，那是非常有面子的评价，跟胸前戴上大红花一般。
当初的校长是教数学的，在他眼里大派是自己贯彻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而取得的丰硕成果。每当有重大活动或重要场合，他都不失时机地把大派同学推到台上，当众背诵长达120位以上的圆周率。一般同学只能记住十几位。个别人不服气，试图打破大派的记录，以取代他在校长心中的特殊地位从而获得相应的荣誉，但全都以失败告终。当背到30位左右时，便开始面红耳赤翻白眼了，嘴里冒出来的都是胡言乱语。校长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横格纸，那上面的一长串数字拐了十几个弯儿，谁也别想蒙他。只要一卡壳，他就不耐烦地喝斥道：“下去吧，别逞能了，你不是那块料！”
大派是校长的宠儿和宝贝。他为校长争了不少面子，自己也得了许多奖状。不管是上级检查，还是兄弟学校来观摩学习，大派都能派上用场，沉闷的会场会因此而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大派瘦黄的小脸在那一瞬间泛出了红亮的光，腼腆地鞠躬敬礼。走下台时，校长常会拍拍他的脑袋，骂一句：“不错、不错，小兔崽子还真有尿！”
大派的表演机会越来越多，连出早操、升国旗都要让他站在前面背一遍。学生宣传队去农村、工厂、街道演文艺节目时也把他带上，像唱歌似的来上一段，把贫下中农和革命职工搞得一头雾水。后来，教语文的刁老师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背那玩意儿有啥用？谁也听不懂，又搞不清他背的对还是错。再说一个‘π’又没有政治内容，有什么教育意义？”校长反驳时情绪很激动：“怎么没有意义？我这个‘π’是革命派，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越多，就说明革命的群众越多。”刁老师没敢再犟嘴，回到班里开始强化学生背毛主席语录。不出一个月，有位同学就能背诵二百多条完整的最高指示。他把这位同学叫到校长那里，当面背给他听。《毛主席语录》整本一字不落，从太阳当头的晌午一直背诵到日头西下，听得校长坐立不安，背着手在教室里来回踱步。临了，他没有表扬同学却指着语文老师的鼻子大喊大叫：“老刁，你这是啥意思？想当校长你直说。你凭啥折磨这些学生？”话一出口，祸从天降。校长不仅被免了职，而且被五花大绑地游街批斗，最后给关进了监狱。刁老师真当上了校长，大派也从“革命派”变成了“反动派”，不再敢叨叨咕咕地背什么“山巅一寺一壶酒”之类的黑话咒语了。
过了四年，中国发生了大事。校长官复原职，刁老师写了数十遍检讨书后继续教语文课了。大派初中毕业时到郊区插队了，因为能背圆周率而远近闻名的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夏天没事的时候，村里的不少年轻人会围坐在月光下的草垛旁，听大派背那一长串没有尽头的枯燥的数字，让他们感受什么叫“无穷尽而又不循环”。村长的老闺女对大派由钦佩而生爱慕，除了以身相许无法表达她对于圆周率的无限想往。他俩结了婚，生了一对双胞胎。从一岁半开始，大派就正式地教他们默背数字。
去年，在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分别三十多年的大派。他的脸色依然灰黄，头发掉了一多半，剩下的也全白了。但只仔细端量，仍能找到他原先的模样。他几乎不认识所有同学了，每当报上姓名时，他总是怔怔地盯着对方，然后摇着头说不记得了，并不好意思地抱歉：“那时候光顾着背圆周率了，没在意过别的。”饭后全班同学一起去唱卡拉OK，大派坐在角落里反复推辞说：“我不会唱歌，一唱就跑调，能把人吓死！”一位同学突然建议说：“那就让大派给大伙背圆周率小数点后面一百位数字吧。”大派客气了几句，半推半就拿起了话筒，脸上又泛出了红光。他当着大伙的面儿，一口气背了好一阵子。事后有人说至少有十分钟，有人说起码半小时，若那样算来，他该背了小数点后面的几百位数字。也许他只背了几秒钟，但我们坐在那里的确感到很漫长。
散场时，同学们彼此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号码，以便保持经常联系。当问及大派的电话号码时，他内疚地直拍自己的额头，十分尴尬地自责道：“你看我这是什么脑袋，自己家的电话怎么老也记不住！”他还解释说：“今天天气不好，现在一到下雨的时候，我的脑袋就跟进了水一样，啥也想不起来了。”
升迁
大学毕业那年，我和郑某分配到了同一个单位——省政府办公厅机要处保密科。
办公厅人事处负责选留大学生工作的副处长老费同志一眼就相中了我，点名道姓直截了当地跟系里主管学生分配的老师表明了态度。他说，省办公厅机要处缺一个文字能力强的笔杆子，这位同学的毕业论文我们仔细看过了，水平挺高。档案我们也调阅了，综合各方面条件，我们决定接收他，等等。系里的老师和我的班主任同意他的意见，但同时又把郑某推荐给老费同志，并反复介绍郑某的种种优点，结论是他并不比你们选定的那位同学差，甚至在某些方面，郑某更适合从事机要处的文字及其他工作。费副处长本想只进我一个，但他拗不过系里执着的建议，只好破例从其他部门挤出个进人指标，把我和我的同学郑某同时接收了。事后，班主任老师私下跟我说：“其实你也知道，郑同学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文字表达能力很差，各方面的表现远不如你。但系里得帮他一下，把他的鉴定写得好一些，要不哪个用人单位肯要他？你很优秀，看中你的单位很多。我们是想借你的便，把郑某搭配着分出去，这跟卖菜差不多，得好坏搭配着，要不这样剩下的差学生怎么办？”我似懂非懂地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
郑某与我在同一个科里工作了三年后，就调到综合科并升任为副科长了，他是我们那批进省机关大学生中升职最早的一个。科长大刘兴奋地跟我解释：“这下可好了，我终于甩掉了个包袱！小郑简直是个饭桶，什么工作都担不起来。你和他是同班同学，差距咋这么多呢？你能写能干，认真突出，交给什么事儿都办得妥妥帖帖。他可好，嗨，能吃能睡，懒懒散散，年纪轻轻的也不上进，这种人怎么能在我们科工作呢，耽误事嘛！这下可好了，总算给弄走了，不再占我们的编制了。你可不知道，为了把郑某打发走，我费了多少口舌，我在分管处长和综合科长面前把郑某夸成了一朵花儿，建议他们破格提拔使用，所以他们给郑某安排了副科长的职位。这小子也算占了个大便宜，不给他个一官半职的，他肯走吗？你是骨干，谁要也不放！”大刘说完还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器重，我心里十分感动。
过了不到两年，郑某又从综合科调到档案室工作，任正科级副主任。大刘告诉我，综合科科长为这事动了不少脑筋。他多次骂大刘：“你坑死人不偿命！郑某这种草包你也推荐给我，太过分了！”
郑某在档案室干了三年，彻底调出了办公厅，直接升任省商业厅质检处副处长。有一次，办公厅人事处的费处长碰到我还专门提起郑某。他说：“当初我就不想接受郑某，要不是你们学校死乞白赖地拼命推荐，他怎么也不会进咱们机关，那就是个废物！这种干部怎么能在办公厅这样重要的部门工作呢？所以，厅里下决心把他弄走了，这回算省心了。提拔？不提拔他肯挪窝吗？其实这叫明升暗降。听说最近要提升你为保密科副科长啦，你得好好干，你是难得的人才啊，务必要珍惜这个机会！”我表示一定谨记领导的教诲，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
又过了三年，郑某的工作调整到了科技厅，在专利处担任正处级调研员，除了不拍板，其他待遇与处长一样。在正处调的岗位上，郑某逗留了四年，然后竟升任为教育厅副厅长了。他不断升迁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任何单位或部门的任何岗位上都不能胜任！无论他调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让他尽快离开。怎样才能让他痛痛快快地走呢？只有向其他单位推荐，把他夸奖赞扬一番，并以升职作为让其离开的优先条件，有点儿像房地产开发商对付拆迁钉子户的某些做法，郑某成了中国干部任用制度弊端的最大受益者。他人不坏，就是能力差。
前不久，学校百年校庆时，我们那届毕业生再次回到了母校。在庆典大会上，我们班除了郑某以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端坐在主席台上外，其他同学只能站在操场上人头攒动的后排。同学们纷纷推断，若按照郑某一路走到今天的轨迹来看，他未来上升的空间依然很大，这是必然的逻辑。所以，大家建议，等校庆大会结束后，一定挤到前面，邀请郑厅长一起合影留念，说不定这张照片在若干年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赞成同学们的分析和建议，并自告奋勇地要求率先冲到主席台前，向郑厅长发出合影邀请，因为我比其他人跟郑某的关系更密切，不仅与他同过学，也共过事，而且，我至今仍在保密科工作，还荣任为科长了呢！
输与赢
直到执行死刑的头一天晚上，他仍坚持锻炼身体。此前的三个月里，他每天要做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仰卧起坐和一百个原地蹲起。这运动绝对不是监狱的常规体罚，完全是他自主精心安排的锻炼计划。在此期间，一审判处其死刑，二审和终审先后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是想越狱吗？别指望啦！”狱警冷冷地揪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他说，“瞎折腾啥，身体再棒也免不了一死，算了吧，老老实实地躺一会儿，想想后事吧！”
他只顾低头弯腰用一块巴掌大的烂毛巾仔细地擦脸上的汗，并未理会狱警的嘲讽和建议。擦到脚脖子处，他往前挪了两小步，脚链子哗哗啦啦地响了几声，在深夜的死囚牢，铁链在水泥上的轻微滑动声极其刺耳、钻心、冰冷。
他面无表情，一如平常的冷静。
最后的晚餐送到了，一如传说中的丰盛。两个鸡蛋、一盘红烧肉、两只虾，还有鲶鱼豆腐和一碗西红柿汤。主食是米饭。没有酒。他从不喝酒。
周围站着四个警察，神色悠闲地观看他完成这人世间的最后一顿晚餐。
他的目光完全集中在眼前的碗盘上，他吃了两块红烧肉中瘦的半块，又吃了两只虾和大半盘子的豆腐鲶鱼，又掰开了一只鸡蛋，把蛋黄抠了出来，只吃了蛋白部分。
他缓缓地抬起头，似笑非笑地向周边的警察解释说：“蛋黄的胆固醇太高，对身体不好！”
那几位警察也似笑非笑地相互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摇着头。
死刑在一个半小时后如期执行——实施注射。据说痛苦很小。
他是在接受表彰的那天晚上被纪检监察部门带走的。
不是抓捕，整个过程欢快轻松。他从饭店正门满面红光地走出，秘书一如既往地紧随其后。大门的两侧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站立整齐，他从她们中间走过，目不斜视。她们目送着这位尊贵的客人，并鞠躬致意，异口同声地喊出：“欢迎再来！”
门厅外，一辆黑色奥迪的前后车门均已打开。
“请上车吧，我们是纪委的。”声音不高，却很清晰。他愣了一下。
“我是反贪局的。”另一位中年男子补充道。
“噢”，他仅仅噢了一声，像是事先早就知道了一样，就坐进了汽车。秘书被请进了后一辆车，他下意识地往后扫了一眼。
没上手铐，也没上任何其他手段。
他显得十分镇定。连“你们要带我去哪儿”、“找我有什么事情”或“凭什么抓我”之类的问题都没提出。更没有说什么“你们搞错了吧”、“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或者“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如此对我，你们走着瞧吧，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一类的狠话。
他没话，若无其事地坐在后排中间，两边各坐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司机身旁坐着那位自称是反贪局的中年人。
他能听到自己心脏剧烈的跳动声，并伴随着晕车的感觉，有呕吐的可能。他用右手使劲地掐了掐左手的虎口，又用左手掐了掐右手的虎口。很疼，没有吐出来。这个办法好使，心跳也逐渐趋缓。他反反复复地左右手轮换着掐捏。那两位年轻人并不在意。
汽车跑了一个小时左右便停到了一个庭院式的宾馆楼下。楼不高，仅有六层。他抬头数了数，又回头看了看，秘书坐的那辆车没有来。从楼内走出了四个人，把他带进了电梯里，按了“6”。没人说话，从汽车上下来，到走进电梯，再到“614”房间，没人吭一声。
房间门打开了，是个标准客房，两张单人床并排而列。窗口的两角，站立着两位小伙子，两眼盯着他。
没人说话。门又关上了。他自己只能坐在床上，把外衣脱了，放在床边。
房间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水壶茶具，他把衣服拿起来，伸手摸摸口袋，烟没了，打火机和手机都不在，刚才上车后这些东西都被收走了。他侧过头看了看窗边站着的两个小伙子，他们背对窗户正目不斜视地注视着门口，一脸严肃。他站了起来。
“坐下。”两个年轻人同声吼道。
“我想去洗手间。”他声音和缓地说。
“坐下。”又一声冰冷的喝斥。
他坐下了，耷拉着脑袋。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咬着牙说：“我实在憋不住了。”
三个人同时挤进了狭窄的卫生间。
哗哗声急促而起。他舒服了一些，环顾了一下卫生间，除了一面镜子，牙膏、牙刷、香皂等洗漱用品一概没有。
他又坐回了床上。
“几点了？”他问。没人回答。
房间里静极了。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去洗手间。”他坐在那里来回扭动着身子。
“不是刚去过吗？”左边的年轻人皱着眉头厉声问道。
“想大便！”他小声说道。
两位小伙子用目光彼此征询着意见，然后说：“去吧，老实点儿。”
厕所的门敞着，他蹲坐于马桶上，两手捂着脸，两位工作人员紧靠着门框站在两侧。
刚提上裤子，外面又进来两位中年人，年龄与他相仿。
“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一位拉了把椅子坐下。他站着。
“知道。这叫双规吧？”他答。
“知道就好，说说吧！”另一位也拉了把椅子坐下。
“说什么？”他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装糊涂！明知故问！说不说，说什么，怎么说，你自己看着办。”
“让我想想。”他嘟囔着。
“没想好是吧？那你就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再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头发有些花白的那位，边说边站了起来。另一位也随着起身，背着手跟着出了房间。
他也就说了，几乎没有任何隐瞒。
他的交代令上级很头疼，已经无法挽救了，只能移交司法部门。
“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竟让他送了命！”主要领导对另一位副职说。
“嗨，谁说不是呢，这责任在我。那天咱俩仅仅是酒后打个小赌，我不该把‘双规’当儿戏！”副职愧疚地叹口气。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谁能想到，层层严格把关评选出来的十大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会如此经不起考验，嗨！”领导也叹着气。
“别太自责了。这只是个偶然，是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仅仅是个例外。”
“也许你说的对，也许你在和稀泥安慰我，你当初跟我打赌时可不是这么看的，你当时的判断让我很震惊，你还记得吗？如果你不将我一军，不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我是不会拿他跟你赌输赢的。”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说了什么过头的话惹您生气的，那天有点儿喝高了。”副职抱歉地笑了笑。
“你怎么会忘记呢？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你说评奖和反腐都是按比例进行的，模范不一定就比别人经得起检查。我不信，也不敢相信，所以就打起了赌。我之所以挑选了他，是因为上上下下都认为他的表现最优秀，结果我输了，你赢了，而且送了他的命。”
“其实，领导，我们俩都没赢。我也不想赢啊！如果你想赢，咱俩还可以再打一次赌。”
“算了，算了，这种险我永远也不会再冒了。太吓人了。这件事天知地知，哪说哪了。毕竟是你赢了，我会兑现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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