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皇帝生涯的最后时光过得十分痛苦。

    他的事业遭到了挫败，他的自尊与自信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对这个世界感到无措与绝望。

    他心爱的孩子天亡了，他深爱的女子逝去了，他和自己的母亲之间，渐行渐远。

    精神支柱一根接一根倒榻。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他逃到佛法中去，可是，佛祖能否收留这样一个万念俱灰的灵魂？

    §§§第一节 帝业艰难

    1．满汉之间

    顺治是满洲人，却在思想上更倾向于汉族的文化；他治下的百姓汉人占绝大多数，却必须靠满洲军队的威慑力量来保证他的统治。在这样的夹缝里煎熬着，顺治皇帝每每陷入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之中。

    江山是满洲亲贵、八旗将士浴血奋战打下来的，他们抛头舍命，南征北战，为的就是自身和后代的荣华富贵；而维持异族统治、征服不甘受奴役的广大汉人，还得靠他们的威慑力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必须给他们特权来维系他们的效忠。

    顺治是认同这一点的，即使在懂得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改变政策以后，他在本质上还是尽力维护满洲贵族利益、维持自己身为满洲皇帝的立场。

    剃发易服引发了无数战事，可是顺治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顺治十年    （公元1653年）二月，福临在接受朝贺时，见汉官冠服多不遵清制，便下令：“以后务必依照满式，不许异同，再有参差不合定式者，一概以违制定罪！”甚至各地唱戏的优人，为扮演妇女方便起见，原本特许不剃发的，顺治十年也接到“遵法速剃”的命令，并严格规定：“十日后仍不剃发者立斩！”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春，朝廷中出了一件大事：备受顺治皇帝信用和礼敬的大学士陈名夏被处绞刑。陈名夏的罪状中，固然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结党怀奸等内容，但使福临终于下决心处死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陈名夏公然主张“若要天下安，留发复衣冠”，对清初的剃发令持否定态度。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里，少詹事李呈祥上奏，请朝廷在部院各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当时的满人多因军功得官，恃功而骄，虽然大多数不懂汉语汉文，缺乏理事才干和经验，却掌握着部院各衙门的大印，实际上已经影响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福临看了李呈祥的条陈，很生气地对内院大学士们说：

    “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入关之前，都是满臣赞理政务，并且多有进军行阵之劳，所以能得天宠，成就大业。那时候为政可曾咨询你们汉臣？如今，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你们汉臣为什么反生异志？要论道理．就应该首崇满洲才对！想是因为你们多是明朝之臣，故而有此妄言！”

    八天以后，李呈祥被流放盛京，在流放李呈祥的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出马，面试学习满文的汉官——通过考试的仅有三人，全都升用；十多个不及格者，责令其继续学习等候再试；大多数全未通晓的一概降级！他用这样的行为，来向李呈祥们报复示威：你说我们满人不行？我叫你看看你们汉官更不行！

    但是，骂归骂，罚归罚，满洲大臣们在政事上究竟有多大能耐，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也是他的奋斗目标之一。所以，在李呈祥遭流放四天后，顺治帝又谕命六部：凡一部中有两名满尚书者，裁去一员，以免推诿误事。到了这年的六月，福临自己又提出：内三院是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当挑选贤能，所以每院增设汉大学士二员。一下子把内院大学士的名额由七名增至十四名，翌年更增加到十七名。其中除图海等两名满人之外，都是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和行政能力的汉人和汉军旗人。

    顺治亲政的开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满汉一体的话，也经常表达他对满汉关系的基本看法。他说：“历代帝王大多专门治理汉人，而朕要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方惬朕怀。早年间李自成陷燕京，你们汉官汉民受何等荼毒，是我们满洲将士入关，翦除大害，才给了你们安定。即使今日边隅贼寇遗孽残害百姓，也要靠满洲将士驱驰扫荡。满人既救汉人之难，汉人当体满人之心云云。”

    很明显，此时顺治帝的满汉一体，是要把汉官汉民一体到满洲里去，要求汉官汉民拿满洲人当大救星，甘心做奴隶受统治。

    他也十分提防满洲人会失了勇武之风，出猎之时，都不忘对诸臣说：“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每出猎，就是为要练习骑射。虽然日理万机，也应不忘武事！”

    顺治皇帝给了满洲人优厚的待遇，国家机构中首崇满洲，旗下军民终身享有钱粮，除了这些优厚待遇之外，清初为害峻烈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这三大弊政，也是为维护满洲八旗特权利益而立的特别法令。

    他明知圈地为害之烈，却还是直到顺治十年、该圈的地差不多也都圈够了之后，才下旨停止圈地，由圈地引起的投充也渐渐平息下来。而三大弊政中的逃人法，从宽还是从严，在朝廷的讨论中几起几落，始终不能解决。

    清朝入关前，抢掠汉人为奴隶，作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入关后，土地被圈占的汉民多有带着土地财产投到旗下为奴的，即为投充，他们也是满洲八旗军民的私有财产。奴隶们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而逃亡者，就被称为逃人。收留逃人的，被称为窝主。窝主窝藏逃人，就等于抢夺了满洲八旗军民的家产，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从关外到关内，处理逃人，立法最严，这也是满洲各旗向国家、向皇家要求的最重要的保障。

    福临亲政后，逃人问题仍然很严重。代表满洲亲贵利益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出更严厉的法令：窝主被断给逃人之主为奴，窝主两邻（因不举报）流徙，捕得逃人在途中复逃，则解差也流徙。顺治帝认为过严，命再议；结果仍以原议上交皇帝。福临必须依靠八旗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只得批准。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裀上书皇帝，认为逃人现象有“七可痛心”，建议国家改变一味的严刑峻法。他说得精辟而恳切，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

    他说的那些道理，顺治皇帝其实也明了于心。他读了那么多儒家典籍，当然知道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子民，满洲权贵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互相抵触的。但是，面对满洲亲贵们，他却不能堂而皇之地把这些话说出来。

    经过满清诸王贝勒讨论，认为李裀虽然是监察官员，应该允许他发表意见，他所说的一切，按照法律也无罪，但他说的“七可痛心”却情由可恶，因此，应该处死。顺治帝不准，命再议。又议得杖责四十、流徙宁古塔。顺治帝命免杖，安置在离关内近一点的尚阳堡。

    身为皇帝的福临，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来保护他朝廷中的一个中下级官员。而他这点有限的保护并没能起到多大作用，李裀第二年就死在尚阳堡。不知得到李裀的死讯，皇帝又作何感想？

    而就在同时，议政王大臣们进一步加强了逃人法，将其修改为：窝主处绞刑，家产尽行籍没；窝主邻居十家流徙，有关官员分别处分。这样一来，每有一个逃人，就会有一个窝主被绞死，一干官员受严惩，许多无辜百姓被牵连、家破人亡。

    福临不再退让。顺治十三年六月，他为此向八旗军民官兵发了一道专门的谕旨：“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以抚养，义无可去之理；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故特立严法示惩。以一人之逃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意困辱、无非刑拷打，彼自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尔能容彼之身，彼自能体尔之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日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

    顺治十四年二月，福临修改逃人法，免了窝主的死罪。顺治十五年五月，针对有奸人借逃人敲诈百姓的情形，福临又下了一道谕旨：“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室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衙门，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从重治罪！”

    这道谕旨激起了剧烈的反响，满洲人是享有特权的，即使犯法，也不由地方官处理，而今规定各省督抚居然可以对旗下人逮捕、治罪，自然激起了八旗亲贵们的不满。

    他们的不满远不止这一项。

    在关外的皇太极时代，六部初建，都是由亲王掌管的。当时亲王们都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旗主，实际上处在能与皇帝相抗衡的特殊地位上；而六部是国家机构，有实权自然就有实利，亲王兼管六部，不仅有面子有好处，更分去了皇帝对政府的控制权。到了多尔衮执政时期，为了集中权力，他废除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使六部直接听命于他。福临亲政时，为了争取满洲亲贵们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清除多尔衮的势力，所以又恢复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福临也要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再说，由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从政经验而又功高权重的亲王们管理六部，各种弊病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六部作为政府部门去发挥它们的职能，在朝廷政局基本稳定的顺治九年，福临便又停止了亲王郡王兼理六部。手里的权力被夺走，亲贵们怎能不心生不满？

    而且，有鉴于多尔衮摄政专擅的教训，福临竭力把宗室诸王排除在政府之外。他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养尊处优，满足他们俸禄、仪从、府第等地位上和生活上的高要求，就是不给他们实权。只有需要领兵出征时，才封之为大将军，给以相应的权限，出征归来一交印，仍然不过是随班朝贺的亲贵而已。这些宗室们本来功高权重，福临一无犬功，二来年幼，居然这样把他们排除在政府之外，又怎能不感到恼怒？

    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是入关前军事合议制时期留下的祖制，它有权对皇帝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福临常常因这个会议的掣肘和束缚感到不满，却不敢轻易裁撤，只是设法按照自己的需求对参与议政的人选进行了调整，以减少他推行新政的阻力。即使如此，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也感到皇帝削弱了他们应有的权力。

    福临在国家制度和机构建革中的汉化政策，也引起满洲大臣们的愤怒。在他们看来，这天下是满洲八旗打下来的，就应该属于满洲，他们这些从龙之臣就应该享受一切权力和利益，就应该把持政府的所有要害部门。内阁、翰林院等机构的建立，使那些他们瞧不起的被征服者竟然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大权，又怎么能够甘心？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福临下令撤掉各省守催钱粮的满官，并停止派遣满官榷关。这两种官的品位虽然不高，却是极好的肥缺。可以想见，这些满洲贵族和官吏眼看着财源滚滚从自己手中溜走的时候，他们怎能不愤怒？

    福临禁圈地、宽逃人法，更是实实在在地直接损害了八旗军民的利益。土地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增加圈地、增加奴仆也是他们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皇帝一条禁令，堵死了他们这条生财之道，又怎能不怨声载道呢？

    那么，汉人满意了吗？

    当然不。

    被“蛮夷”征服，被迫剃掉半边头发，梳一条丑陋无比的辫子，被满人当成下等人，这种生活，谁会感到满意？何况，在满洲征服中原的时候，血流成河、伏尸如山，这样的仇恨又怎么是皇帝稍微放松他们颈上的枷锁就会消失的？

    但是，汉化是必须进行的，若继续原来的政策，元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这样的变革必须小心谨慎，维持平衡，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必须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让满族与汉族真正在利益与习俗上达成和解。

    福临却并不是一个足够理智、耐心的人。他年纪太轻，性格高傲任性，缺少必要的弹性与妥协精神。面对这样的艰难局面，他的变革太快、太急也太猛烈了，他脱离开他的基础，朝前跑得太远。

    本来南明未灭的时候，满洲亲贵还能暂时忽略对皇帝的不满，齐心合力，共同对抗外敌。当顺治十六年南明灭亡之后，满洲亲贵们心中的郁愤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就在种情势之下，顺治遇到了一场大危机，这次危机，来自南明的延平郡王郑成功。

    2．延平郡王郑成功

    郑成功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早在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正月，郑成功即自南粤募兵返回福建安平，会故臣将吏设明太祖帝位，矢盟恢复大明江山。他自称“招讨大将军罪臣”，设官分领各军，闽中旧将“多归心”，势力日渐强大。永历称帝后，郑成功又奉永历年号，先后被封为威远侯、延平侯。自顺治四年至七年（1647-1650年），他率领海上义军，连破福建的同安、海澄、漳浦、泉州及闽南沿海一带地方，进据金门、厦门，东南沿海沿江的局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大波动。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七月，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抗清基地。并将他在厦门设立“六官”分理庶政，遣官在各地征集粮饷和兵器，分其军为左、右、前、后、中五军，自领中军。此后，金、厦地区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年初，郑成功率军团勤王，欲图解救被清军围攻的广州，三月即攻下惠州。清军乘此机会偷袭厦门，掠走了郑成功的父亲，并将郑氏父子积蓄的金银珠宝和米粟数十万斛尽数掠走，等到郑成功回时，清军早已撤走。郑成功大怒，引刀断发，发誓报仇。于是，重修炮台，大练兵甲，赏罚无私，兵势雄起，增至六万余人。他率军先后连取海澄、漳浦等地，大败浙闽总督陈锦、提督杨名高、总兵王帮俊。

    顺治九年四月，郑成功进攻闽南军事重镇漳州，陈锦出征，被其家奴刺杀，将首级献与了郑成功。一时，抗清义军不断壮大，势力扩大到广东的潮州、潮阳、惠来、揭阳一带。

    顺治九年七月四日，孔有德在广西省会桂林遭到大西军重重围困，被迫自尽。顺治九年八月十八日遣使谕尼堪等人说：“闻贼入广西，于七月初四日攻陷桂林府，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向命王等剿灭湖南贼寇，平定贵州，今毋往贵州，仍从湖南进取宝庆，其西安府调发满洲兵将，及提督总兵柯永盛官军．同续顺公留于宝庆，王领大兵入广西，相机搜剿贼孽，其余一应事宜，俱照前敕遵行。”同一天顺治又谕尚可喜、耿继茂：“览王奏疏，尽悉孔有德身殁，朕甚悼切，故遣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精锐兵将，星速启行，不久即至广西，王等其勿前进，徜敌入广东，王等务计万全，以待大兵，毋得轻动。”九月，顺治又遣军统领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固山额真马喇希往征广东，相机剿除入侵广东之敌军。尼堪出征前，顺治赐敕书写道：“王膺兹命，一切机宜，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可令顺治没有意料到的是，出征不久，就传来尼堪轻敌中伏、兵败被斩的消息。

    败讯传来，顺治沮丧至极。要知道大军主帅战死，可是清太祖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以来首次发生，可谓震撼全军、震惊朝野、大损清廷颜面。顺治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正月十三日谕授随征贝勒屯齐继为定远大将军，统领征剿湖南大军，并特赐敕谕告屯齐以下及夸兰大以上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将领：“我朝用兵，俱以全力，克敌制胜，此尔等所悉知者。尔等此番昼夜疾趋二百三十里，以致士马疲劳，此大失也。嗣后诸事，悉于夸兰大等以上，共相商酌，谨慎而行。如值渠冠应分遣众兵者，则于固山额真公韩岱、伊尔德二人内，遣一人，另一人毋使离尔贝勒屯齐左右。此外量有分遣者，则于蒙古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夸兰大内择可为帅者遣之。其一贝勒（巴思汉）、两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勿遣离尔所。尔贝勒屯齐，率本旗护军，居中而营，贝勒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公韩岱、伊尔德，当各领护卫及亲军，同贝勒屯齐军于一处。其提问章京马尔泰、侍卫阿过、土雷等，宜加详鞫，有坠马被创情有可原者，执解来京，如果情无可原弃主奔渍者，即就彼处正法。”同一天，顺治又敕谕往征广东定南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等将：“尔等率师，可往会湖南大军，既会之后，尔阿尔津当同韩岱、伊尔德与贝勒（屯齐）同营，凡事共相商酌而行。”顺治同时又歉谕屯齐、韩岱、伊区尔德等将：“兹遣阿尔津等统兵往会尔军，俟其到日，其所给阿尔津敕印（定南将军敕印），尔贝勒（屯齐）收贮，可令阿尔津驻尔营内，诸事与韩岱、伊尔德、阿尔津等会议而行。如分兵他出，此三人，或遣一人，或二人，须留一人，毋离尔所。”

    顺治的这几道敕谕可谓妥帖细腻，特别强调要保证主帅的绝对安全，强调和谐一致，诸事集议而行，并严明了军纪，这一正确的用兵方略让清军转败为胜，挽回了孔有德、尼堪之死的败局，重新获得主动权。

    顺治帝此时重新反思，决定改兵略为以战为后盾，以抚为主，抚剿兼施，在以王贝勒、固山额真为统帅的八旗军支持的前提下，重用故明降臣，充分发挥汉兵的作用。并且，开始招抚郑成功：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十月九日，15岁的少年天子顺治赐予浙闽新任总督刘清泰一道敕书：

    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忍背弃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郑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睿王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其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仍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着管理，稽查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馘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

    这道敕书是顺治给郑成功搭好的台阶。允许郑成功的军队仍然驻扎原地，并强调郑成功可以不必赴京——当年郑芝龙就是这样中了满人的诡计，如果一味强调招抚后必须入京面圣，这就没有谈判的基础了。同时，还保留了郑氏集团的军队以及在东南沿海垄断海上贸易的权利。但是顺治忽视了大西军的力量，也低估了郑成功为浙闽粤三省的主要对手的实力，劝降条件对于郑成功来说太没有诱惑力了。好在顺治对这一失误随即发现予以更正了。据《清世祖实录》第75卷记载，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十日，顺治降敕，封精奇尼哈番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豹为左都督，郑鸿逵为奉化伯，并赐以敕谕：

    朝廷报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顺，各因其时。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睿王不体朕意，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抚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虽郑芝豹音信尚通，而郑成功、郑鸿逵恩养遂阻。加以地方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而鸿逵遵依母教，遂尔旋师，足见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将有罪将官提解究拟，即遣人赉敕传谕开导归诚。成功、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芝龙随即具奏，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朕念尔等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君臣谊隔，父子情疏，尔等不安于衷，亦已久矣。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今以芝龙首倡归顺，赏未酬功，特封为同安侯，锡之诰命。芝龙子成功为海澄公，芝龙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总兵官，各食俸禄如例，成功、鸿逵另有专敕，芝豹遇缺推补。朕推心置腹，不吝爵赏，嘉兴更始，犹虑尔等疑畏徘徊，兹特遣官黄征明往谕。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心委托，尔等当会同督抚商酌行事，应奏闻者，不时奏闻。尔等受兹宠命，果能殚心竭力，辑宁地方，实尔等之功，如或仍怀疑虑，不肯实心任事，以致地方不安，非徒误朕封疆，亦且扰尔桑梓，揆情度理，尔等谅必不然，况尔等父兄在朕左右，子弟尽列公侯，怀君德则为忠臣，体亲心则为孝子，顺兄志则为悌弟，此尔等千载一时之遇也，可不勉哉！”

    顺治十年初，在清廷的威胁之下，郑芝龙派私人代表周继武向郑成功传达清朝政府议和的消息，企图说服郑成功同意接受清廷的招抚。郑成功派遣李德为代表，带着一封亲笔信到北京，在信中，郑成功写道：“儿南下数年，已作方外之人。张学圣无故擅发大难之端（指张学圣、马德功偷袭劫掠厦门岛），儿不得不应。今骑虎难下，兵集难散。”

    为了逼迫郑成功接受和谈，清廷采取软硬兼施的伎俩，一方面将劫掠厦门岛的责任人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德功，兴泉道黄澍、巡抚王应元等人革职查办，另一方面加大对郑成功的军事打击，清政府的设想是攻．陷郑成功在大陆的重要据点海澄，自从郑成功占据海澄后，就将海澄作为仅次于厦门岛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以军事打击来达到逼迫郑成功接受和谈的目的。

    招抚郑成功的同时，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顺治还作出了出乎人们意料让世人震惊的重大决定——下诏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

    很明显，清廷的再次起用洪承畴是在满洲和亲信辽东将领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为了征服南明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可是，郑成功并不打算投降清朝，他趁和谈的机会，派兵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招兵买马、征取粮饷。从八月起，郑成功派出的部将官员领兵往福建漳州、泉州、龙岩、惠安、仙游等府、县征粮征饷，“大县十万，小县五万”，使清朝地方当局处于被动状态。据阮曼锡记载，到顺治十一年二月，郑军在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措饷，“派富户追纳，诸差官俱至各府、县城外屯扎，但不入城耳。计所追凡四百余万”。

    1654年正月十三日，清内院侍读学士郑库纳、扎齐讷等赍捧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到达福州。福建巡抚佟国器依据闽浙总督刘清泰的咨文，派李德往郑军中通知成功。二月初三日，郑成功差中军常寿宁同李德等到福州迎接诏使。十六日清使郑库纳等到达泉州，十九日至安海公馆驻劄。二十日，郑成功设香案拜受敕印，清使坚持要他先剃发然后开读诏书；郑成功则以“具疏自行奏请”为托辞拒绝剃头。双方相持不下，无法开读诏书。二十五日，郑库纳等离开安海回福州。和谈陷于僵局，清朝福建地方官既无权宣布招抚决裂，对郑军的征粮征饷又穷于应付。佟国器在奏疏中诉苦道：“今各属郡县详称，诏到之后，群贼索饷愈炽，兴（化府）、泉一带都在告急，……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将来事不可知。”

    大约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间，郑成功给清廷写了一封回信。信件内容重要，较为罕见：

    去岁（顺治十年，1653年）又六月（即闰六月）内章京邵斯、户部黄征明差员李德、周继武等赍到敕谕并海澄公印；本年正月十四日内院郑库纳、兵部贾勒纳复赍敕谕并挂靖海将军印，且益以漳、泉、潮、惠四府驻劄。宠命再至，敢不祗承，遂设香案于二月二十日行礼祗承敕命，以遵简命之隆；尚未敢开印着实行事者，其情其势，敬祗诚直陈之朝廷。计安山海是以信用豪杰，豪杰卓有表见总在安攘山海。故用人必视其才，小才而大用之，则不胜任；大才而小用之，则不展舒。信人必本其心。心相猜，近在同堂而能为难；心相许，远在万里而益相亲。自古交孚相得之世，未有用人而不竞其用．亦未有不外度其情，内度其能，而苟且为人用者也。敕谕四府寨游营兵饷不过二十万，计算散给足养万人，而现在精兵数十万，相随多年，诸皆狼野猛戾，无妻子以羁其心，无田宅以果其肠，一旦瓦解，啸聚千万，祸不可测，此地方之忧也。且此全闽地方寇贼充斥，而镇守北兵，地险不平，甲马徒劳，寇至则登陴自守，寂不闻声；寇去则掩袭干戈，赤地千里，朝廷之抚有全闽也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矣。故自入闽以来，马步无暇日，钱粮无粒解，地方无宁刻。若以全闽委陴镇守，就此现在精兵分布周密，给其饷以用其长，既溪洞薮窟之周知，又什伍保甲之列定，人地相宜，将士效命，则镇闽马步可别调，而兵有实用矣。闽省正供可解京，而饷有实济矣。此所谓名实两全者也。朝廷果推诚置腹，无分彼此，无较新旧，又岂有受人委托而反复不信，无藉则敛戢，有藉则飞扬也哉。此所以矢志誓肌，下解苍生侧悬之苦，上抒朝廷南顾之忧，自惠、潮以至全闽，则野无弄兵者矣。至于海上防剿，成于宁谧，尤未易言，盖大江以南莫非海也。寇东下则在交广，南上则在吴越，而舟山等处尤盗贼之咽喉，窃以为不扼舟山，海不可得而靖也。今在舟山镇将非兵不利、甲不善也，而北人多不谙水战，以致鲸鲵鼓浪，莫之如何，异日温、台、宁、绍等处钱粮，以养扎舟山之兵。夫舟山乃海中一孤岛耳，其地不过弹丸，而闽浙隔绝，水汛不常，倘两浙之海有警欲调阅兵，既有鞭长不及之患，欲挽闽饷更苦神鬼转运之劳。旧例镇守福建总兵兼管全温地方，齿牙相错，良有深意。倘以温、台、宁、绍、处五府委任屯扎，调度接应舟山，使寇无窃处，地方宁静，此又可以解苍生倒悬之苦，而抒朝廷南顾之忧也。自两浙以至闽、粤则海无扬波者矣。诚如是也，克奏肤功，计日而得，海内成知朝廷委任得人，岂不休哉！然则今日非不祗承，慎其事乃所以委其任也。而其宜慎者有三：敕书四府驻扎，而府（指泉州府）镇守尚皆北来兵将，未奉明旨撤回，不独粤平、靖二王未敢擅命，便则泉、漳镇将谁敢交代，一也；前敕旨云镇守泉州等处，今只挂靖海空衔，不言镇守事，则欲行事而文移不便，尤恐行事而画饼竟成，二也；又敕印再加文听部选、武听遴选委用，今泉州总镇刘仲金见在刻日赴任，即一府尚属虚悬，而三府安能取信，三也。是以俯拜对扬之际，实尔挈瓶负薪之恩，除将敕印祗委，奉安平公署，专委官斋盥看守以须后命，隆重付予而后即安焉。总之粮少则兵必散，则地方必危，朝廷欲安地方，当勿吝地方。今日之请非是利地，乃欲靖地方。见今数十万之众嗷嗷待给，区处经画，安插繁杂，伏惟英明决断而施行焉。

    郑成功对清廷的招抚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将计就计，权借粮饷”，虚与委蛇而已。他表面上盛接来使，郑重其事地“三跪九叩头”领受清朝所封海澄公敕印，却拒绝剃发，仍然使用明朝永历年号；同时又借口已受清廷封爵，堂而皇之地派人到闽、粤沿海地区征收粮饷，甚至在清廷允许驻兵的四府以外又提出新的土地要求。从上面引述的郑成功信中可以看出他要求把福建全省，广东惠州、潮州二府，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都交给他屯兵筹粮，只有这样才算是“朝廷委用得人”，实现“海无扬波”，“地方宁静”；否则就是“大材小用”，“海寇”四起，“祸不可测”。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看出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福建巡抚佟国器、两广总督李率泰先后上疏朝廷希望不要为郑成功所愚弄。连原来主张招抚并充当“保人”的浙闽总督刘清泰也在密奏中说：“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清廷派“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之间”。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在疏中直截了当地说：“郑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又何得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以职愚见断之，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从前漂泊海岛，脚根不定。今得盘踞于漳、泉、惠、潮之间，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通。”因此，他力主应当“厉兵秣马以应变”。

    在一片讨伐声中，身居虎穴的郑芝龙也慌了手脚，他深知自己的生死荣辱取决于能否招抚郑成功。六月间，他上疏清廷一面斥责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一面又婉转代为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有“亲亲敬主之心，则终非叛臣逆子”。谈到郑成功拒绝剃头这一关键问题时，他先引述“差官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言，当劝郑成功剃头时，郑成功言，凡为臣者，以礼事君，不在些微细事等语”，借此证明郑成功是“不懂我朝法令，且其五六名亲信下官，不愿剃头，从中梗阻挑唆，以致稽迟”。接着表示自己鞭长莫及，“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一显老爸尊严。最后说他经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妙策，建议清廷准许派他的儿子郑世忠同钦使一道赴闽，“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如此，郑世忠全可速报奉命剃头一事。”郑芝龙的建议经王、大臣会议后，清廷同意作最后一次努力。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帝再次颁发敕谕给郑成功，其中除重申封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给泉、漳、惠、湖四府驻扎军队外，对郑成功的其他要求断然拒绝，“今据尔奏疏，虽受敕印，尚未剃头，冀望委任全闽，又谬称用兵屯扎舟山，就近支给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尔若怀疑犹豫，原无归顺之心，当明白陈说。顺逆两端，一言可决。今如遵照所颁敕印剃头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

    八月十三日，清廷派遣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或译作刑部郎中阿尔善）同郑成功二弟郑世忠以及郑氏家族亲旧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携带敕书到达福州，先命李德、周继武去厦门向郑成功讲述清廷和郑芝龙的意图。二十四日叶成格、阿山在福建清军护送下进抵泉州，又派郑世忠、黄征明（郑成功表叔）往厦门晓以利害。郑成功不为所动，依然以敷衍拖延为上策。他让郑世忠回泉州约请叶成格、阿山于九月十七日到安平镇见面。届期，郑成功调集甘辉、王秀奇、陈尧策、万礼、黄廷等二十余名部将统领水陆各镇“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把安平镇布置得“好似铁桶”，自己才同众参军一道前往安平准备同清使会面。叶成格、阿山在清军步骑护卫下来到安平，一看郑军摆下的阵势已感到气氛不对，连郑方安排的迎宾馆舍报恩寺也不敢住，宁可住在清军临时搭盖的帐篷里，双方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尽管郑成功大设供帐，馈送厚礼，竭力向清使表示友好，在原则上却坚持“一云先要四府地方，前诏只有水路游寨．未言陆路；二则不奉东西调遣；三则不受部、抚节制；恐如姜裹（壤）、金声桓等俱以剃发后激变，且未与张明振（张名振）议妥，又比高丽不剃发等语”。叶成格、阿山只奉有监视其剃发受敕的严旨，并无谈判的权力，面对郑成功提出的条件知道使命难以完成，于是以“不接诏，不剃发”为理由拒绝成功的隆重礼遇，于二十日返回泉州。二十一日，郑成功遣人致书备礼挽留清使，二使臣回信表示：“即使相晤间，不过宣传皇上浩荡德意，与公剃发后上谢恩本，将贵部官作何安插，及四府设防数目修入而已。他复何言哉！似公又不宜以旁语及也。弟以一介微躯而膺朝命，钦限在十月内回京，何敢稽迟，以身试法？伏祈早决一言，俾得星驰复命。”退还所赠礼物，并限二十五日为最后答复时间。二十四日晚上，郑世忠、周继武、李德、黄征明等往见成功，声泪俱下地哀告：“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指郑芝龙）亦难！”郑世忠说：“若剃发归顺，可全老父阖家。”郑成功答道：“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世忠“复哭劝其回心转意。成功于李德身旁手执银盅，高声恫喝：剃发乃身分大事，本藩自会定夺，谁人敢劝，哪个敢言！世忠未敢再开口”。周继武说他也同郑世忠一起“哭劝成功剃发归顺。成功起誓，先撤官兵，再议剃发之事。佞官沈俭期日：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谁人。况且同在海上数年矣”。二十六日，郑成功又派旗鼓史谠、郑奇逢往泉州请清使来安平再议。叶成格、阿山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把二人赶回。二十九日，叶、阿派人催促郑世忠、李德、周继武、黄征明回京复命。当天，清廷使臣和随行人员离开泉州，“从间道回延平”，和局至此完全破裂。离别之际，黄征明要求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成功依言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整个事件经过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主要内容是，“和议非本心也”，“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日：‘词语多乖，征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竞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总以剃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大丈夫做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二使“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诺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叶、阿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使臣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况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叶、阿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在给二弟郑世忠的信中他把自己的志向说得更清楚：“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绪，尽在父亲复禀中，弟闻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而已。他何言哉！……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

    郑成功在和谈中表现的态度是有点诡异的，在致父书中引用了清帝敕谕指责他“词语多乖，征求无厌”的话，证明尽管未正式开读，他已完全清楚清廷的底牌。既然没有谈判的余地，郑成功为什么又一再挽留清使，做出种种无益的举动呢？这只能说按郑成功的本意是不愿归降清朝，对于父亲的安全虽说置之度外，毕竟不能不有所顾忌。反映在行动上就未免进退失据，措词更难得体。例如清两广总督李率泰给郑成功的信中就批评说：“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伤天性之恩，且贻后世之刺。尊公身为明季重臣，国亡而择主，非背国而事仇也。足下前无顾命，今无共主，何得灭不可易之亲，而从不必然之议也？古之求忠臣于孝子者，几无据矣！至今犹屡执此‘三省相畀’之说，胡为乎来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载。而足下身羁海甸，犹欲招徕之，以大一统之势。谁敢取臣服之版图、惟正之资赋而轻议畀乎？且从来无此庙算，无此边筹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无三省，则舍我而忠于彼；将有三省，即弃彼而忠于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足下之心也。”从忠于一姓王朝而言，李率泰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是郑成功从来就不是朱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由于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

    清廷的招抚郑成功最终因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条件终告失败。然而，实际上是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使清方释放了1653年四月遭飓风飘入兴化港的辅明侯林察；在福建、广东某些地区扩军征饷，增强了实力。清廷通过招降也牵制了郑成功在顺治十年、十一年两次的可能出兵广东配合李定国作战。固然，郑成功本不积极于同李定国会师，这点下文还要谈到；但清廷凭借郑芝龙这张王牌进行招抚，无疑助长了郑成功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即他给父亲信中所说“按兵以示信”。所以，就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所失。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顺治十一年十一月，“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剃发投诚之意。且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忌惮，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汎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从之。”十二月十六日，清廷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处浑、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等领兵由北京赴福建征剿郑成功。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清廷官员一再上疏要求严加惩办，他们指出郑芝龙和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机会派出使者多方联络，郑芝龙不仅在给郑氏集团亲属旧部的信中流露了不满情绪，而且必然以口信方式泄露清方军事部署等秘密。从清方几次截获的郑芝龙的私人信件堕，确实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彷徨。在给林忠的谕帖中说：“本爵美景日近，定不忘尔旧人。”给林瑞骥谕帖中说：“本爵得意日近，定不忘尔。”这里所说的“美景日近”、“得意日近”究竟是指什么颇难揣度，他这批信件是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间带出北京的，次年正月在清廷任职的福建人杨国永疏中说：“郑芝龙或欲亲往（福建），或欲讹封为王以合其意。”这种推测有一定根据，因为郑芝龙在十一月间一面把郑成功寄来的部分书信上交清廷，指斥“逆子”“请地益饷，抗不剃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忌”；一面派家人回原籍收取田租，还表示打算具题本请求清廷同意让他的第三个儿子郑世恩离开京师回泉州管理田产等事务。如果郑芝龙作的是这种乐观估计，他肯定是失算了。另一种解释则是郑芝龙预感到噩运降临，用的是反语。尽管人们可以作种种解释，郑芝龙的处境显然恶化了。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吏部员外郎彭长庚疏请“先废郑芝龙以除内奸”；同月三十日正白旗下云骑尉杨国永在题本中说：“灭郑成功易，除郑芝龙难。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同日，兵部尚书张秉贞等密题“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将其家人及财物一并监管原处，视其郑成功系降系拒，再行酌处”。顺治批示：“郑芝龙之案事关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奏。”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于顺治十二年二月间被囚禁。

    3．御驾亲征风波

    在2004年4月20日，《厦门晚报》做出了一篇报道——《顺治之死有新说法被郑成功炮毙于厦门？》说到：“顺治死因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悬案之一，清室记载对此避而不言，民间一般采信五台山出家之说，而不少学者倾向于史学家孟森提出的死于天花说。最近，一份新发现的史料为顺治之死提供了又一种说法，而且是最耸人听闻的说法：顺治被郑成功军队毙于厦门。这份史料是一本名为《延平王起义实录》的手抄本，是泉州南安的郑成功宗亲郑梦彪从郑氏后人手中得来的。由于手抄本年代久远，内容文字晦涩难懂，郑梦彪将复印件委托郑成功研究专家、厦门郑成功博物馆原副馆长张宗洽进行研究。张宗洽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两段直指顺治死于厦门的惊世之言。”

    《延平王起义实录》里说：有人密报郑成功，高崎之战中，顺治皇帝在厦门思明港被炮击没，清军将领达素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

    这种观点是极为惊人的。顺治真的有可能死于郑成功的炮火吗？那《延平王起义实录》所讲述的内容有无史实根据？

    这种说法提出以后，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只是到目前，还没有人能证明它的真实性。

    只是，顺治皇帝倒的确有过一次未能成行的御驾亲征，所要亲征的对象，也的确是郑成功。

    就在清朝大军着力于讨伐南明、朝廷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大西南一隅、为不断传来的捷报欢欣鼓舞之际，当清军大举出动攻伐云贵的消息传到东南沿海时，南朝的延平王郑成功、兵部侍郎张煌言图谋进兵江南，以牵制清军，挽救南明的危局。

    1661年7月12日，郑成功的十余万大军在浙江沿海登陆，诸将分别屯兵镇守江宁城外的各个险要地形，连营八十余处，将江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历史上称之为金陵，是清王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也是控制长江、控制整个江南的军事重镇。倘若江宁失陷，就等于丢掉了整个江南，这对清帝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如同在顺治头顶上炸响了一个闷雷，把志满意得的少年皇帝顺治几乎打傻了。他清楚地知道，金陵城内只有三千守军，无论如何也不是郑成功十万水陆大军的对手，然而只有速派救兵是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可满洲大军远征云贵，鞭长莫及，近处的增援清军，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望风而降，而金陵城内守军中满洲兵只有五百人，剩下的两千多汉人军队，加上江南总督郎廷佐也是汉军旗人，不一定能靠得住。

    江南可是朝廷的财富重地，顺治清楚地知道天下赋税一半都来自江南。不管是被攻陷还是举城投降，金陵失陷就在眼目间。金陵失陷，江南便会失去半壁江山。另外平定云贵的满洲大军，靠的就是江南源源不断的粮饷，一旦失却，就等于掐断了大军的口粮，等于送掉了朝廷的半条命。

    更恐惧的是，江南一失，安徽、山东一呼百应，势如破竹，如果战火再漫延到山西、直隶，那么弹丸之地的京师也就将被包围。到那时候，普天之下的汉人就会万众一心，一起动手，拿起刀枪，杀向占领和盘踞在他们祖居田庐上的凶暴的满洲人，清王朝就将陷入反叛的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天下的汉人有多少？满蒙八旗才有多少？那不就是满洲的末日吗？爱新觉罗氏不就要陷入灭顶之灾了吗？

    真临大敌的惊慌和恐惧让顺治失去了镇静与理智，他竟一头冲进慈宁宫，扑倒在母亲跟前，大声喊叫起来：“额娘，我们退出山海关，回到我们祖先待的地方，回老家去吧！”

    在顺治的潜意识中，进关伐明是不义之战！这种心理的形成，既来自儒家的仁政王道，也来自早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神父的基督精神的熏陶。另外也与清朝帝王的民族自卑感有关，一个少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去统治一个多数的、经济文化先进的民族所必然产生的自卑感与怯懦，这时完全控制了顺治。其实在他的感觉中，只有关外的东北大地是真正属于他的，而中原是抢夺来的，是强占的明朝天下。

    正在为金陵被围忧虑的孝庄皇太后也被儿子的喊叫声惊呆了，但一向有主见、明智的皇太后立马醒过神来，责备顺治道：“皇儿，你疯了吗？”

    “不！不！“顺治慌乱地站起来，浑身不住地颤抖，语无伦次地说：“江南已经丢了！郑成功就要攻陷金陵，安徽、山东一反，社稷危在旦夕！汉人几千万、几千万哪！哪里容得我们！额娘，我们走吧！”顺治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皇帝身份，一任情感奔泻。

    然而，经历过无数狂风暴雨的皇太后可不像儿子这样多愁善感、胆战心惊，她一反平日的温和、慈爱和明智，勃然大怒，她狂暴地叱骂起少年皇帝来：

    “你这个窝囊废！你竞想弃城逃跑！你的父亲和祖父流血拼命打下的江山，就让你如此糟践？你怎么配当爱新觉罗的子孙？你还有没有英雄气概？你这胆小懦弱的东西……”

    顺治被母亲骂得无言以对，羞愧得满脸通红，浑身发抖，突然他挺身一跃，竞发出狂暴的急吼：“看我如何收拾郑成功？！”

    顺治拔出腰间的宝刀，上指苍天，目光疯狂、咬牙切齿地喊道：“亲征！亲征！立刻御驾亲征，不得胜还朝，就战死疆场！额娘，你就静候儿的消息！”

    说罢，他掉头就跑，箭一样冲出了慈宁宫，立刻奔向乾清官，去宣布他的御驾亲征的圣旨了。刚才还愤怒得双手颤抖的皇太后，此刻又被儿子突如其来的疯狂震惊了。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令她是亲生母亲，也觉得非常意外。她决不容忍她的儿子成为一个怯懦的无所作为的君主；但是亲征，却又是如此鲁莽的下策。因为皇帝一旦亲征失败甚至阵亡，那可真就是毫无退路，毫无补救了。

    朝中大臣都懂得御驾亲征的危险，所以在乾清官里听到皇上一宣布这个决定，个个都急得变了脸色，纷纷奏告劝阻，不多时，皇上的御座前、丹埠下就跪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不想这反而激起福临的更大愤怒，他登时双眉倒竖，操起御用宝剑，左右开弓，乒乓一气乱砍，把他那精雕细刻、金光闪闪的八宝金龙御座劈成了碎块，他“当啷”一声掷剑于地，暴怒地喊道：

    “谁再敢阻止朕御驾亲征，就要他像此座一样！立刻给我拟出亲征旨意，广告京师天下，晓谕百姓！”谁还敢再说一个“不”字？

    一连两天，整个皇宫内院乱成一团，都被御驾亲征的旨令搅得昼夜不宁、惊惶失措。太后试图使这疯狂的皇帝恢复理智，用温言细语去平息他的暴躁，但无济于事；太后于是又派皇上的乳母去劝诫，因为福临一向敬之如生母，可是这位嬷嬷鼓足勇气的话还没说一半，皇上就跳将起来，恶狠狠地嚷道：“再要I罗嗦，就把你劈成碎片！你不知道朕在乾清官的宣谕吗？”嬷嬷吓得差点跌了个跟头，赶忙离开了这个不可理喻的人。

    只是，更大的混乱像瘟病一样，已在京城中传染蔓延。金陵失陷的谣言，本来就使许多人惶恐不安，生怕刚刚平息了十来年的天下又要大乱，而各城门贴出的“御驾亲征”的布告，更证实了他们的忧虑，一场大战乱仿佛就要从天而降，迫在眉睫了。一夜之间，全城各处都像被捅开的马蜂窝，乱成一片，商号闭门、闹市冷落，动作快的人家已经在收拾细软准备逃难了。八旗之家则不得不备马磨刀擦枪，等候征召出发。整个京城霎时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

    只有一个人能解开这个死疙瘩，那就是汤若望。亲王、显贵、部臣、朝官排成长队，走马灯似的到汤若望住处请求他出面援助。汤若望却一直不肯答应。因为很明显，皇上向来说话算数，又正在气头上，连母后和乳娘都劝不进，难道汤若望去就不被“劈成碎片”？而且汤若望心里还有一层老年人的委屈、说不出口的忧伤。两年来，他的这位自幼亲授的学生，一天天亲近佛门，一天天冷淡和回避他这当年极为尊崇敬爱的玛法，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老神父终究还是让步了，考虑若是清朝动摇，教会和传教事业也将受到影响，所以，就拿老命来做孤注一掷吧！为了他进宫劝阻之举，教会的其他神父甚至先为汤若望做了弥撒神事，求上帝保佑汤若望成功后安全归来，并流着眼泪同他告别，人们多虑了。

    “御驾亲征”，其实是福临的病态自尊受到强烈刺激后做出的超常反应，是用来回答和报复母后那异乎寻常的斥责的。他是个聪明人，盛怒一过，就明白自己的错误了。但是圣旨传了，布告发了，御座也劈了，怎么收回？怎么下台？汤若望的冒死进谏，恰逢其时。汤若望是皇太后的义父，掌管天文天象的钦天监大臣，在民间享有“汤圣人”的美称，身份、地位、威望都明摆着，就着他的手下台再合适不过、皇上不仅不失体面，还可以博得“上合天心、下合民意”的从谏如流的美名呢了！这样，被人们想象得十分严重的汤若望进谏场面，很平顺也很简单地就过去了。皇上阴沉着脸却安静地听汤若望跪谏，然后情绪平稳地接过汤若望的奏疏，最后请汤若望立起，和缓地说：现在他知道，玛法的见解是正确的，是好的，他准备接受玛法的劝谏。

    包括顺治在内的许多人那紧张得几乎达到破裂程度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皇上亲征已作罢，新布告盖住了御驾亲征的旧布告，朝廷上下、京师内外渐趋平静。半个月后，屡胜而骄、中了江南总督郎廷佐缓兵之计的郑成功大军，被清军总兵梁化风攻破，损失惨重，不得已收全军登舟出海，所克诸府州县尽都丧失。一次本来很有希望的暴风骤雨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十七万对三千的绝对优势，竟毁于一旦，不能不说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又一个历史教训了。捷报飞传京师，顺治帝命画梁化凤肖像进上，并升梁化凤为江南提督。当金陵之战的故事流传开来以后，“天助清兴”的说法也在百姓中传开，局势完全稳定下来。

    风浪过去了，一切又都平静了。

    然而，顺治自己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他身体内部仿佛所有什么东西破碎了。那是他的自信，他心灵深处的火焰也在熄灭，那是他的壮志雄心。他从小就是个敏感的孩子，这次变故中，他先是惊惶失措要逃跑出关，后又剑劈御座发誓御驾亲征，这判若两人的表现，长久地留在顺治自己的刻骨记忆中，抹都抹不掉，时刻提醒他面对另一个自己，那是一个怯懦、愚昧的胆小鬼！看到自己的这一面，顺治是何等的沮丧、消沉，一向骄傲自负的他，要忍受怎样的心理痛苦？

    而除了内心的痛苦，他还要面对满洲亲贵们潜藏着不满甚至不屑的目光。

    在这场风波里，他的表现大失水准，狼狈不堪，满洲亲贵们心中潜藏的不满再也压不下去了。在此之前，无论怎样对皇上心怀不满，总还是慑于天子的威严，对顺治帝的龙章风姿、神智天授深信不疑，大都不敢出格，不敢冒犯，更不敢公然唱反调。现在皇帝丢了这么大的人，圣明天子的面子撕得精光，他们心中的恼怒自然便冒出了头。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正月初二日，元旦方过，皇上竟引咎自责，下谕礼部说：“十七年来，民生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积习相仍，未臻丕变。且滇黔虽入版图，而伏莽未靖，征调犹繁；焦思竭虑效未孚，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之寄托；虚皇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非朕未尝励精求治，实由凉德所致。反复循省，罔敢即安，兹欲引咎自责，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布告中外。”

    在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祭告了天地、太庙社稷之后，福临又颁诏大赦，并命今后元旦、冬至、寿节时各地庆贺表章，皇太后前照常恭进，“朕前表章暂行停止”，意思是皇帝没当好，不配接受表章的庆贺。

    这自然是为了平息朝廷上下的不满而作出的姿态。他心中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国事如此，顺治皇帝心力交瘁。就在不久之后，他的至爱之人董鄂妃去世，痛楚撕碎了他的心灵。

    §§§第二节 天子寂寞

    1．董鄂妃之死

    顺治十四年董鄂妃生皇四子的时候是难产，身体落下了病根。就在产后不久，皇太后在南苑行官生了病，董鄂妃全力侍奉婆婆，她拖着自己病弱的身体，白天料理药饵饮食，夜间守候在病榻边守夜熬更，以致憔悴消瘦、形销骨立，在太后病愈之时，她就病倒了。

    这场病还没好，她的儿子又不明不白地夭亡了。

    这个孩子被谥为荣亲王，举行了盛大的葬仪，但是，又怎么抚慰得了一个母亲的伤痛呢？

    而且，为了不使皇帝伤心，她强压着自己的痛苦，装出一脸平静。积郁在心的泪水，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一场场灾劫雪上加霜，摧毁了董鄂妃的健康。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她还是丝毫不敢懈怠，如履薄冰地，让自己的行为不出一点差错，不落人一点口实。

    皇帝深爱她，可是他毕竟是个男人，并不能真正理解她在后宫之中的处境。她得到了顺治皇帝的全部爱情，可是，在当时的皇宫里，仍然是博尔济吉特氏女子的天下。两位皇后之外，还有孝惠皇后的妹妹淑惠妃，浩齐特博尔济吉特氏为恭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为端妃……还有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太后。而结好蒙古，更是大清的国策，即使顺治贵为天子，也无法忽视这一点。

    董鄂妃势单力孤，她得到的爱情，不仅激起了强烈的忌恨，也引起了皇太后的不满。皇太后在南苑的那场病，随后的那场废后风波，甚至皇四子的死，隐隐都透出阴谋的气息。但是，她不能揭破这一切，董鄂妃咽下所有眼泪，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装作太后是真的喜欢她，装作真的与皇后、妃嫔情同姐妹。她决意用自己的善意去化解这一切戾气，为福临维持一个尽可能美好的家。

    在皇太后面前，她愈加恭顺体贴；对皇后，她竭尽全力服侍；甚至连顺治十六年春天，住在永寿官的废后静妃得病，董鄂妃都亲自前往扶持看护，三天三夜不离病榻，再三劝慰，反复开导，替静妃分忧解愁。

    一时间，后官的气氛的确有所缓和，董鄂妃也得到了不少称赞。但是，她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那就是她的健康。她也是血肉之躯，病痛缠身，怎能经受长时期的精神压力和体力上的超负荷操劳？

    顺治十七年，董鄂妃病危。

    就在病中，她还不想让皇太后为自己担心，“皇太后眷吾极笃，脱不幸病终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当之？”皇太后派人探问的时候，她总是告诉来人，自己好些了。

    为了挽救她的生命，皇帝使用了他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

    顺治帝宣诏天下，征求各地名医来京师为皇贵妃调治；

    顺治帝派内外大臣，广祀百神，为皇贵妃祈祷；

    顺治帝大赦天下十恶以外的罪犯，为皇贵妃祈福。

    然而，董鄂妃的病体日渐沉重，毫无起色。

    于是，福临亲自往素有灵验之名的西山碧云寺去为皇贵妃祈寿，在这之前，他只为他的母亲皇太后做过同样的事情。

    就在远离京城皇宫的西山，福临得到皇贵妃病危的急报，拼命赶回大内，董鄂妃已到弥留，她“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崩后数日，颜貌安整，俨如平时”。

    临死之前，董鄂妃还在对皇帝微笑着重复一句佛家语：“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她还说：“吾体殊委顿，殆将不起。顾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万一。妾殁后，陛下圣明，必念爱祖宗大业。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过恸，然亦宜节哀自爱。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伤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既复谓朕日：妾亡，意诸王等且必皆致赙。妾一身所用几何？陛下诚念妾，与其虚靡无用，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复嘱左右日：我逝后，束体者甚毋以华关。皇上崇俭约，如用诸珍丽物，违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殊有利益耳。”

    她嘱咐皇帝与太后好自珍重，不要伤心，还嘱咐装殓不要华美，棺椁灵柩莫用诸珍丽物，丧礼不可虚靡耗费，以所遗积蓄用于施舍贫苦和奉佛诵经，并请皇上矜恤秋决诸死囚罪犯。

    皇帝很伤心，皇太后皇后嫔妃们，看上去也很伤心。皇后甚至哭着说：“为什么不让我这个无用的人来代替皇贵妃啊！她这么贤良淑德，却命不久长，我活着却不能让皇帝开怀，有什么益处呢！”她们斋戒诵经，表达自己对董鄂妃的感激与哀悼。

    皇帝是真的伤心欲绝，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真正能温暖他的人走了，这个世界何其寒冷！他一再试图自杀，却为皇太后所阻，让人严加看管，到最后还是用董鄂妃的遗言，才止住了他这个念头。

    皇太后刚松了一口气，顺治又当着皇后和诸妃嫔的面，向母亲提出了一个逾礼的要求：要以皇后之礼为董鄂妃发丧！

    皇太后怎么能答应呢？这是没有先例的事，皇后明明还在，董鄂妃明明是皇贵妃，要待以皇后之礼，这是违背国家和宫廷体制的，怎么行得通呢？

    福临惨然道：“儿今万念俱灰，母后若不准儿所请，儿情愿削发披缁人山学佛，从此不与人间之事！”

    不料皇后却出来为皇帝说话：“皇贵妃侍奉皇上五年，贤孝和顺，实在能代儿妇之职，儿妇本有心以皇后之位相让，不想她竟仙逝。如今以皇后之礼为她发丧，实在与儿妇初衷相合。朝中诸臣若有异议，可以儿妇本意晓谕众人，这样，就是后世史臣，也不能将此举议为皇帝之过失了。”

    皇太后当此情景，还能不答应吗？

    于是，第二天皇帝就降谕礼部说：“奉皇太后懿旨：‘皇贵妃董鄂氏孝敬性成，淑仪素著，才德兼备，足毗内政。今忽尔薨逝，余心甚为轸惜，应追封为皇后，以示宠褒。’朕谨遵慈命，追封皇贵妃董鄂氏为皇后，应行典礼尔部即议以闻。”

    紧接着，福临就以皇后的丧仪规格，连续发下圣旨：

    辍朝五日，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并公主、王妃等哭临；

    召江南、五台山高僧来宫中，为董鄂皇后礼忏营斋，设水陆道场；

    征天下巧匠，为董鄂皇后构设冥宅；

    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皇后传》，命学士王熙、胡兆龙编纂《董鄂皇后语录》；

    命内阁自八月十九董鄂皇后薨逝日起，直到十二月，凡奏章题本，都须用蓝笔批答，以示哀悼，明年新正日，方许恢复朱色；

    命诸大臣议谥；

    命全国服丧，自哀诏到日，官吏一月，百姓三天。

    ……

    从满洲人关十七年来，朝廷还没有举行过这样隆重的葬礼。于是，天下缟素，万众皆哭，成为一场声势惊人的国丧。

    在礼臣们拟议谥号时，“先拟四字，孝献端敬，不允。至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福临为什么以无“天”“圣”二字为歉呢？因为清代谥法，皇后谥号的最后四字为“×天×圣”，“天”代表先帝，“圣”代表嗣帝，“承天”须嫡配，“辅圣”须有子继皇帝位，表示该皇后与先帝和嗣帝的关系。如孝庄文皇后在太宗时“赞助内政，既越有年”，以后又辅佐顺、康二帝。所以她的谥号最后四字为“翊天启圣”。而董鄂氏谥号的最后四字为“温惠端敬”四字，明显比有“天”“圣”二字的皇后低了一等，所以福临感到内疚。

    福临又在朝廷中遍征董鄂皇后祭文。词臣学士凡恭拟哀诔祭文进呈者虽然均得重赏，但福临都不满意。一名小官进上的祭文中有句云：“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竟令皇上潸然泪下，这小官竞也因此而升为兵部主事。不仅如此，凡在灵前呼天抢地、如丧考妣、哭得哀痛的官员命妇，都能得到上方赐给的珍奇财物；而哭而不哀者，就要交礼部议处。一名宗室的辅国公和一名承政，因在董鄂皇后丧期中作乐，被人举报，皇上大怒，撤了承政职差、夺了辅国公爵位，一并禁锢了起来！

    他把所有的悲痛都倾注在董鄂妃的葬礼之中。

    董鄂妃的追封礼极为郑重：“礼部议奏皇贵妃薨逝，既奉皇太后谕上，追封为皇后，应撰玉册玉宝，并造香册香宝，所有谥号用黄绢裱册行钦天监择吉遣官一员，告祭奉先殿。是日，即行追封礼。先期鸿胪寺官设节册案于太和门东，设彩亭于协和门外。礼仪院官设节册案于梓宫前，节案居中，册案居左，设香案于节册案前。至期，正副使及执事各官，齐集于太和门外丹墀内。鸿胪寺官举节案、册案、置于正中。正副使诣拜位，赞礼官赞行三跪九叩头礼毕，鸿胪寺官举节册案前行，正副使随后。至协和门外，正使自案取节，副使自案取册，各置亭内。随行至景运门外、正使持．节，副使捧册，同礼部及执事等官、行至梓宫前。正副使各持节册，置于案毕，赞礼官赞就位，正使副使各就位，赞上香，正使向前立上讫，赞宣册。宣册官取册立，宣讫，将黄绢册焚于梓宫前赞。册封礼毕，正副使即公以上、祭一坛，镇国将军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祭一坛，公主等祭一坛，郡主以下、乡君以上，祭一坛。内大臣、侍卫，祭一坛。在内官员，共祭一坛。所集文武官员，共祭一坛。应用祭品，送光禄寺恭行备办，祭文俱内阁撰拟。玉册、玉宝、香册、香宝、黄绢册、俱行御用监恭行制造，册宝文内阁撰拟。其告祭奉先殿祭品等物，应行礼仪院转行该衙门备办。祝文内阁撰拟，移梓宫权厝处应遣官一员，凡经过门桥奠酒、散纸钱。诸王以下、四品官员以上、暨公主王妃、并命妇等，俱应随往。是日，皇太后皇上皇后，应各遣祭一坛。和硕亲王以下、奉国将军以上，公主王妃郡主等以上、内大臣、侍卫、在内官员、并所集文武官员，各致祭与前同。从之。”

    董鄂妃追封皇后的册文则说：“朕惟治隆内则，史称淑德之祥；化始深宫，诗诵徽音之嗣。历稽往牒，成有嘉谟。若夫睿质夙昭，允协符于坤极；荣名未备，宜追锡于瑶编。爰展哀惊，以彰惠问。尔皇贵妃董鄂氏，肃雍德茂，淑慎性成；克令克柔，安贞叶吉；惟勤惟俭，静正垂仪。孝养孔虔，愉婉顺慈闱之志；恪共弥劭，赞襄端椒寝之风。方期永式于璇房，讵意俄升夫仙驭。凡兹九（^禹），同深月掩之惊；矧余一人，益重鉴亡之痛。嗟掖庭之失助，伤令范之云遐。露泫风回，感凄清于素节；帏虚殿迥，怅窗邈于云程。不褒琬琰之章，曷著珩璜之度。是以慈怀殷眷，懿命重申。朕仰奉德音，特隆殊典。追封为皇后，锡之玉册玉宝。载加显号，用表遗徽。谥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呜呼。彤史徒馨，恫音容之遂隔；丹纶用贲，顾榆翟而增悲。荣衰之礼，斯崇轸悼之思逾切。弘兹宠制，贻厥芳型。宝文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之宝。”

    顺治皇帝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在许多私人记述中还保留了一些官书上没有的资料，例如，从茆溪森和尚的《明道正觉行森禅师语录》中，可以知道董鄂氏生前是住在承乾宫，她死后，茆溪森曾多次应召到承乾官为她上堂或对灵小参。其中有一次，茆溪森念的偈语是：“几番拈起几番新，子期去后孰知音，天心有月门门照，大道人人放脚行。”这一偈触动了顺治的心事，他想起董鄂氏生前常参的话头，便以此问茆溪森：“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茆溪森和尚答：“谢皇上重重供养。”

    八月二十七日，由八旗二三品官员轮流抬棺，将董鄂氏的梓官移至景山观德殿，并在寿椿殿（即永思殿）启建大道场。

    茆溪森也曾有偈谈到景山道场的情形。当天是十月初八，顺治亲自到寿椿殿，请行森和尚为董鄂氏断七上堂。茆溪森拈香问答毕，说道：“景山启建大道场，忏坛、金刚坛、梵网坛、华严坛、水陆坛，一百八员僧，日里铙钵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厨房库房，香灯净素，大小官员，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脚乱，念兹在兹，至恭至敬，耑申供养董皇后，呵呵。”

    董鄂氏本有“葬礼从简，不可虚靡奢侈”的临终嘱咐，福临却怕爱妻在另一世界受苦而全然不顾。他下令在棺椁中装满了珍宝为她殉葬，以致抬棺的数十名八旗大员都感到沉重得大不寻常。数百名能工巧匠应召为董鄂皇后日夜赶制两座金碧辉煌的冥宅，那是和她生前居住的承乾宫正殿、寝宫尺寸完全相等的木制模型，沉檀为骨架，屋顶刷金，窗棂雕银，富丽的云锦、西川锦装饰墙壁，还缀以珍贵的明珠宝石。董鄂皇后生前所用的一切床帐家具器皿和珍宝摆设，全照原样放在原处，所有这一切，都将随同董鄂皇后的遗体灵柩火化。

    董鄂氏的梓棺于九月十日在景山火化，福临不顾茆溪森的劝阻，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殉葬，让他们在阴间侍候自己的爱妃。

    顺治为董鄂氏办丧事的另一大逾制之处，是用蓝笔批答臣工奏事达四月有余，到当年年底才停止。这在清代历史上独一无二，依清朝制度，清代皇帝和太后之丧，蓝笔批答都仅以二十七日为限，皇后丧礼并无蓝笔批答之制。顺治这一破格之举，足以表明他的伤心与痛心。

    为了纪念董鄂氏、彰显董鄂氏的美言、贤德、嘉行，顺治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氏传，又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编写董鄂氏语录。顺治自己亲手饱含深情地撰写了饱含深情、长达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来悼念爱妻，回忆了董鄂妃的种种往事。

    痴情天子的深情与哀痛，也只能通过这些方式表达。清初诗人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对于董鄂氏葬礼之隆重作了生动的描述：

    孔雀蒲桃锦，亲自红女织，殊方初云献，知破万家室；

    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

    持来付一炬，泉路谁能识？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

    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

    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

    不久之后，顺治皇帝也撒手离开了皇宫。离开之前，他留下一道遗诏，在遗诏中归纳了自己的十四条罪名，其中之一，便是董鄂妃葬礼逾制。只是，假如让他重新选择，他恐怕还是会这样做的。

    2．寂寞如斯

    皇太后依了顺治的意思，给董鄂妃无尽的哀荣。她一心期望着，这样盛大的丧仪，能让皇帝把心中的伤痛完全发泄出来，然后，恢复理智，重新担负起他的责任，意识到他还有一个偌大的国家，一群儿女妻妾，还有母亲。

    但是，她的期望落空了。

    董鄂妃的葬礼结束了，顺治皇帝心中的伤痛却并未愈合。

    顺治皇帝一生，有很多无奈：皇父早逝；六岁即位不得不将正事交与野心勃勃的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还狂妄到娶自己的母亲当老婆的地步；他壮志难酬，治国理念得不到支持；他无力自主的婚姻，不能把自己最爱的人封为皇后……这些本身就都给予了他无限的伤感。董鄂妃的死，给了这个少年天子致命的打击。

    他忽然发现，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热情，甚至母亲都无法再引起自己感情上的波动了。

    而且，独处之时，与董鄂妃当初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的时候，他有没有从中发现一些异样？

    比如——当年，在废后风渡之前，母亲生的那场病。天寒地冻的时节，她为什么要出宫跑到南苑去？

    董鄂妃产后不久，还在月子里落下了病根，为什么一定也要跟着去？曾经有一次，母亲去温泉游幸，董鄂妃正在病中不能去，自己曾以为这是婆婆慈爱、媳妇孝顺的表现，是董鄂妃极得太后喜爱的证明，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是会在她生病的时候让她安心休养，还是一定要拉她陪着自己出门旅行？

    婆婆病了，儿媳自然要伺候，可是皇宫里有多少宫女太监，一定要她。白天晚上连轴转，事事亲力亲为，以致病倒吗？

    她目不交睫伺候皇太后的时候，皇四子在哪里，由谁照料？皇四子究竟是怎么死的？

    皇后为什么不去问候太后的病？是真的怨恨她宠爱董鄂妃吗？怨恨到失去理智，不惜得罪自己最后也是最大保护伞？

    皇后这样无情无义、冷漠愚蠢，皇太后为什么对她的维护毫无动摇？她不觉得寒心吗？

    为什么生了皇四子之后，董鄂妃如此盛宠却再无生育？

    ……

    或许，当初不曾放在心上的事，会在寂静的暗夜悄悄涌上心头。

    或许，他还会想起多年前的另一桩旧事：父亲皇太极曾经有一个至爱之人，那个人是母亲的姐姐、宸妃海兰珠。宸妃生了个儿子，父亲立为太子，为其大赦天下，后来，那个孩子不明不白地夭折，宸妃伤心而亡……

    多么相似的往事，多么相似的命运。恐怕，念头转到这里的时候，福临根本不敢深想，甚至还会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不不不，不要那么想，忘掉，没有那种事，不可能，母亲不是那样的人！

    他或许能说服自己的理智，可是，能说服自己的潜意识吗？能压下心头涌上的寒意吗？

    顺治惑觉与母亲之间的距离在悄悄拉远。隔在他们母子之间的，以前有多尔衮，有她对博尔济吉特家女子的维护，她对自己婚姻的把持，她与自己政治态度的分歧……

    后来，经过那场御驾亲征的闹剧，他甚至不敢面对母后的目光，生怕从那里面读出轻蔑和怀疑；一想到自己在她面前表演出的两种极端形象。多么丑恶、卑微、虚伪，福临就无地自容，他还有什么脸面去跟母亲侈谈他的治国平天下？这件事成了顺治心理上一个极为敏感的创伤，一触即痛，而且痛苦不堪。他无处去诉说，也没有勇气向母亲解释和认错……

    现在，又是董鄂妃和皇四子的死，顺治不敢去探究真相，却无法忽视那隐隐的黑暗感觉。对顺治皇帝来说，在他心目中，皇太后越来越不像一位温柔的、慈爱的、他可以全心信赖、在她面前任性纵情的母亲，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慈母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他时刻感受到来自她的压力，但又不得不依靠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两个最有力而又最无奈的对手。

    看到儿子万念俱灰，不知皇太后有没有后悔过？或许，是她低估了董鄂妃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在她陪伴在皇帝身边的时候，顺治皇帝从未怠慢国事，他励精图治，安邦定国；反而是在董鄂妃死后，他才万念俱灰。董鄂妃不但是他的红颜知己，还是他的精神支柱。

    她因此对董鄂妃的恨意更加深切，恨她活着的时候占有儿子全部的感情，死后居然还把他的心神一下子带走？

    可以知道的是，董鄂妃的葬礼极为盛大，但是后来，她遭到冷遇，康熙帝仅上章字于嫡母、生母，并称章皇后，董鄂妃却不随世祖谥“章”字，灵位更是以皇贵妃礼供奉，祭祀也以皇贵妃礼；孝惠皇后、孝康皇后同祔太庙，董鄂妃则仅能于孝陵祭祀；她的生辰祭日，亦未派遣使节祭陵；董鄂妃的谥号，一直到清朝灭亡，始终是初上的那12个字，既没有加谥，也不满16个字的额数，是清朝皇后中谥号规格最低的；在清宫中保存着的帝后朝服像中，有标为端敬皇后的朝服画像，只是画像头部有轮廓，而五官是空白，是标准的无脸画像；……这其中，有没有孝庄太后的意思？

    而孝庄太后可能对儿子也十分失望。为什么他这么不懂事，母亲一切都是为了他，为什么他从来都不能理解？他做了多少错事，母亲为他付出了多少心血，为什么他永远长不大？为什么直到今日，他还不明白该如何做一个皇帝？

    福临对多尔衮的恨意，未必不令孝庄感到难堪；他对博尔济吉特女儿的冷漠与轻慢，伤害了她的自尊；他对董鄂妃的高调宠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母亲权威的挑战；他的改革，其中有孝庄不赞同的地方；他的某些政治态度，与母亲存在莫大的分歧……

    这是相依为命的母子，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他们生活在天下最复杂最黑暗的皇宫里，而且，儿子的任性敏感，母亲的功利世故，都在伤害彼此的感情。

    顺治仍然对母亲有浓厚感情，他不会做任何伤害她的举动，但是，他对她已经无话可说。

    在《清史稿·后妃传》里孝庄太后的传记中，有这样一个现象：传文共1139字，其中第一句29字写身世：“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寨桑女，孝端皇后侄也。”接下来，有关她的丈夫皇太极的内容，只有两句：“天命十年二月，来归。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有关她的儿子顺治的内容，也不过“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十一年，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而已，其后千余字，几乎都在讲述孝庄与康熙如何祖孙情深。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顺治皇帝的乳母李氏病故。对顺治而言，这位乳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母亲更亲近，他下旨礼部，说：“乳母李氏，当朕诞毓之年，入宫抚哺，尽心侍奉，进食必饥饱适宜，尚衣必寒温应候，啼笑之间曲意调和，期于中节，言动之际，相机善导，务合规程。诸凡襁褓慇懃，无不周详恳挚。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惓念慈衷，赖以宽慰。即读书明理者，未必过是。此其贤德，今昔罕闻。乃一旦溘然长逝，深堪悯悼。追封恩恤，宜从优厚。尔部即详察典例，确议具奏。”

    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苦。福临身边最亲近的人，爱子夭亡、爱妃早逝、与母后关系不洽、乳保去世……接踵而来，他在孤寂中辗转、被痛苦所折磨，身边有很多人，人人神色恭顺，可是，再没有人能走到他心里，安慰他心中的寒意。

    这个世界如此冷漠，福临的心里，倦意丛生。这堂皇的宫殿、至尊至贵的皇家，其实全然不值得留恋。

    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不断发生变故、不断受到打击，顺治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已经难以承受，他要寻求解脱。他的目光转向佛门，禅宗佛教那些圣洁的、超凡脱俗的境界，似乎可以带给他生命的解脱。

    高僧们更教导他，要进入参禅悟道的境界，必须“于心无事，于事无心”，才能“虚而灵、寂而妙”，嘱咐“皇上但遇大小事务，不妨随时支应，事后仍然返回修炼参禅，念念不舍，自然事事无碍”。甚至进言说“皇上当谢绝诸缘，闭门静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如大死人相似”，方能领会禅机，得悟大道。

    这个时候，他真的渴望自己能够做到，“于心无事，于事无心”，然后“谢绝诸缘”，“闭门静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如大死人相似”。

    §§§第三节 悬崖撒手

    1．紫禁城里的剃度仪式：龙袍换却紫袈裟

    其实，顺治早就有剃度出家的念头。有一次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星念，那我就要出家了！

    早在董鄂妃病重之时，顺治皇帝就在一步步走近佛门，由佛家信徒转化成了佛门弟子。此时的顺治皇帝，国事不顺利，爱人病重，他心力交瘁，从精神到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日渐憔悴寥落。有一次，谈笑风生之后，福临忽然生出一片消沉的愁绪，强作笑颜地对玉林琇说：“老和尚你答应朕三十岁时前来祝寿，差不多可以等得到；报恩和尚说他来祝四十，朕恐怕候他不得了！”

    玉林琇劝慰道：“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

    福临用指头弹弹自己的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似略好看，”又揣着胸怀说，“但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捱得长久？”

    “乞皇上早为珍摄休养，则天下臣民幸甚。”

    玉林琇的这句话说得很真诚，竟勾起福临更深的悲哀，他静静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财宝妻孥，是人生最贪恋摆脱不下的。朕于财富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这句话令在场的人大为惊诧，大臣们更是吓得变了脸色。玉林琇赶快接过话头：“皇上，常人剃发染衣，不过是机缘使然；大乘菩萨则不然，常化作天王、人王、神王和宰辅以保国卫民，不厌拖泥带水的繁难，普施大慈大悲的懿行。如果只图清静无为，自私自利，任他万劫修行，也到不了诸佛田地。就今日而言，若皇上不现身帝王，则这番召请耆年、弘扬佛法的盛举由谁来做？故而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

    福临并不就此罢休，退了一步说：“不出家也罢，老和尚收朕为弟子吧！”

    玉林琇不能再拒绝。再说能收一位皇帝做门徒，是佛门盛事，也是他这位高僧的荣耀。福临当场拜玉林琇为师，并要求师父给他起法号。玉林琇推辞，福临固请，当师父真的提笔要选择法号了，福临又深深叹息，十分忧伤地说：

    “师父赐朕法号，要用丑些字样……”

    他由对自己重新认识而产生的锥心痛苦，又一次溢于言表。最后，福临自己选了“痴”字，法号定为“行痴”，自号痴道人，顺治皇帝于是成为佛教禅宗龙池派的第五代弟子。玉林琇称赞顺治是“佛心天子”，顺治在这些和尚面前则自称弟子。

    福临说“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难道董鄂妃也不关情，也不在他心上？

    当然不是。因为后来的事情表明，董鄂妃对于福临，根本不是关情不关情，她简直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只不过，此时在福临的观念中，董鄂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妻孥了。

    就在《天童寺志》里，载有顺治皇帝赐给木陈忞的御书唐诗一幅，写于顺治十七年冬日，诗云：“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这是岑参春梦诗。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云：“唐诗多矣，何独书此以赐僧人，盖是时董妃已卒，多情天子，念念不忘美人枕上，不觉送于老和尚发之。”

    陈垣先生的解稃十分风趣，仔细思量，却让人觉得伤情。心爱的人已经离去，旧时缠绵却历历在目，相思未了。而从这幅题字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对顺治皇帝而言，不管他做皇帝也好，做和尚也好，董鄂妃始终是和他在一起的。——或许，他就算出了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和尚，他永远做不到“太上忘情、四大皆空”。他出家，是因为人生的痛苦，而不是真正了悟。在金庸的《鹿鼎记》里，顺治皇帝即使出家之后，仍旧对董鄂妃念念不忘，修行多年，仍然会因为她而激动。虽然是小说家言，却未必不切合顺治的真正性格与感情走向。

    就在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真的进行了剃度仪式。

    《汤若望回忆录》内有这样一段话：“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

    几则史料表明，顺治十七年八至十月间，清帝顺治决意出家，并剃了头发，但出家未遂。

    有记载统计，从顺治十七年九月到十月两个月中，顺治帝曾先后访问溪森的馆舍38次，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

    就在董鄂妃七七祭礼之后，她的梓宫已成为宝官（盛骨灰的罐），香花供养，备极庄严。水陆道场收了法事，盛大的葬礼也已结束，朝廷上下、宫廷内外，都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能够安心地吃口饭、睡个觉了。

    但是，他们的皇帝却并不以为葬礼的结束便意味着一切的终结，就在第二天，顺治十七年十月初八日，就在刚满七七的第二天，皇上驾临万善殿，因一直主持法事而疲惫不堪的茆溪森不得不赶紧出来迎接圣驾。

    分宾主坐定后，福临就十分平静地说：

    谢和尚启建并主持景山水陆道场。大行皇后得以超生，免去轮回之苦，朕五内俱铭。

    茆溪森回答说：“董皇后于庚子秋月轮满之时成等正觉，与悉达太子睹明星面悟道无二无别，真乃奇事！所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他把董鄂氏的逝世说成正觉悟道，并用如来佛先前为太子时修行悟道的事迹相类比，极高地揄扬去世的皇后，为的进一步安慰眼前这位在世的皇帝。

    福临点头道：“是。朕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茆溪森静静地说：“龙女成佛，圣驾珍重。”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很正常，可是皇帝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令茆溪森大吃一惊。

    福临说：“如今朕心如死灰，万念俱空，来寻和尚为朕剃度，从此出家为僧。”

    原来，皇帝不仅仅是来道谢的，他此行的目的，竟是要出家为僧！

    茆溪森惶乱地说：“万岁切切不可萌此念头！国君一身系天下安危……”

    福临冷漠地看着他，说：“出家人参禅学道，不可任意喜怒惊惧，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是也。和尚岂不明白？”

    茆溪森被福临问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福临乘胜追击：“师兄，这殿旁净室，从此归朕修行打坐，朕再也不回乾清官、养心殿了。师兄能度得人间一位天子遁入佛门，岂不是一件大功德？”

    茆溪森心动了，嘴里却还是不敢应。

    福临自己行动了，拔出腰间短刀，“噌”的一下就把脑后的辫子齐根割断了。他大笑着说：“千万根烦恼丝顷刻断绝，何等容易，何等痛快！从此后赤条条无牵挂！”

    茆溪森不能再拒绝，吩咐徒弟备香案、呈戒刀，就在万善殿内，用颤抖的双手，为大清国的皇帝净发。半个时辰后，这位皇帝已成为剃了光头、换了袈裟的小和尚。

    皇上削发出家的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惊了朝廷里的一切人！大清天子竟会做出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亲贵大臣、文武百官都慌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川流不息地往万善殿叩见皇上，求他还俗回官、处理国政；皇后和妃嫔们都处在被抛弃的境地上，一个个伤心不已。

    福临却决心割断和红尘的所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一心一意打坐参禅，来人一概不见，全都挡在万善殿的大门外，清清静静地做他的行痴和尚。

    只是，剃掉了头发，并不一定意味着摆脱红尘，穿上了袈裟，也并不等于能真正进入佛门。顺治皇帝想彻底放弃皇位，但是，放手并不那么容易，而佛门，也不是那么好进的。

    2．无处可逃

    皇帝落发出家，一时间人心惶惶。

    皇太后当机立断，命朝臣紧急召来了行痴和尚的师父玉林琇，他是十月十五日到京的，几乎是不待喘息就直奔万善殿。玉林琇的行动也很干脆，他一进万善殿，就命人把茆溪森绑在柱子上，架起了干柴；然后再去见他的小弟子行痴和尚，劝他还俗，命他还俗，威胁他还俗：如若不然，就点火烧死茆溪森！

    柴薪真的点着了，茆溪森大声念佛，行痴和尚不能眼看师兄为自己丧命，只好妥协，答应蓄发还宫，重新变回顺治皇帝。

    十月初八削发出家，十月十六蓄发还宫，福临只做了八天的和尚。十月十七日，皇上一早上朝，处理国事，心平气和，从容宁静。

    多年以后，茆溪森即将圆寂之时，说谒道：“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遣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一声好笑！”

    不知到那个时候，他是否明白了为什么师父玉林琇强逼着皇帝还俗，甚至不惜以烧死自己做威胁？

    其实，玉林琇远比茆溪森理智，他十分清楚，一旦真的由他们将顺治皇帝带入佛门，那么他们师徒甚至整个临济宗、整个禅宗、整个佛教，都将迎来不测之祸。

    一来，皇太后朝廷的怒火将倾泻到他们身上；二来，当时的天下并不平定，各种政治势力蠢蠢欲动，争斗未休，有一个退了位但是还活着的皇帝在手上，就好像拿着一颗威力巨大、随时爆炸的炸药，意味着无尽的不安定因素，他们怎么担当得起这样的风险？如果皇帝真的跟他们去了某个寺院，各方政治势力将皇帝和尚视为奇货、出手抢夺的事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真实的历史中，他们可不是韦小宝，玉林琇也不能真的招来什么少林寺十八神僧，又怎么招架得了这样的事情？

    而且，如果哪一天皇帝当和尚当得厌倦了、后悔了，想回去接着做皇帝，又该如何处理？谁能保证没有人借机混水摸水，建拥立之功，图谋功名富贵？一旦皇帝和尚和新君发生皇位之争，这些剃度他的和尚们何以自处？岂不是一不小心就成了炮灰？

    那些顺治出家的故事里，总是说什么某某和尚“对康熙都不行叩首之礼”，“像中的人穿的是黄龙袍”，是十分荒谬的。如果顺治真的出了家，他一定会极力隐藏形迹，像这样的招摇其事，岂不是自找是非么？

    顺治不是宋末帝，也不是梁武帝。梁武帝的时代，天下处于分裂之中，战乱天天有，皇帝换得如同走马灯一般，梁朝的政府本来便十分弱势，而且，梁武帝的出家简直是一出闹剧，他也不是真舍弃得了江山帝位的人；而宋末帝是国家已亡、囚禁多年之后，被元朝皇帝遣送出家的，送到了遥远的西藏，从的是喇嘛教——喇嘛教是元朝的国教，与元政府关系极为密切，宋末帝的一举一动，都在严格控制之下。

    总之，佛门是不敢也不会轻易招惹这样的麻烦的。其实，玉林琇早在顺治第一次表露出家的意思的时候，就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个信佛的天子是好事，有助于光大佛法、提高佛教的地位，可以召集大法会、护持佛门信徒，可是一旦皇帝真的弃位出家，便是“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则“任他万劫修行，也到不了诸佛田地”！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时，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相视而笑。

    顺治帝问玉林琇：“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如何？”就是说，释迦牟尼，舍去王子的豪华生活，29岁出家，经过苦行，在菩提树下“成道”，成为佛教的始祖；达摩（菩提达摩），南天竺人，舍弃王位，面壁九年，为禅宗始祖。自己要效仿他们。玉林琇回答：“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劝阻顺治帝不要出家为好。

    玉琳琇的态度虽然委婉，却十分明确：他们是不敢接受这样一位弟子的。但是，皇太后留住了顺治的身体，却再也没有办法来留住他的心了。这个皇宫，这个皇位，他是真真正正不要了。

    三个月后，没能当成和尚的顺治在病中把身边的近侍吴良辅送到悯忠寺，代替他削发为僧。五天之后，朝廷宣布顺治皇帝驾崩。

    那么，顺治皇帝是真的死了吗？有可能。他去不了佛门，离不开皇宫，但是，他决意离开，一个人想活可能不好办，想死，总是做得到的。他有可能在精神极度压抑、万念俱灰导致的身体免疫力下降暴病而亡；电视剧《少年天子》里，顺治皇帝服毒自尽，这种死因虽无证据，却也不无可能。为什么顺治后事之中的诸多疑点？因为他不是自然死亡的，即使是因病，那疾病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甚至他拒绝就医，以致后来没有任何医案留下。

    他走不出去皇宫，不管身上穿的是龙袍还是袈裟；但是，他还是决意离开，当一切通往外界的路都被堵死以后，他逃向了另一个世界。

    还有一种可能，他离开了。十月十六还俗回宫以后，他并没有放弃出家的念头，他接下来的行动十分隐蔽也十分坚决、甚至采用了极端手段，皇太后不能真的眼看着他死，答应他退位。但是退位以后，他不能去什么五台山，也不能去什么白云寺，更不能以玉林琇、茆溪森这样大名鼎鼎的和尚为师。他去了一个极为隐秘的地方，并且，不会让外界任何人得到一点皇帝还活着的消息。而且，一直处在朝廷的视线之中。

    那份遗诏是不是顺治皇帝让王熙起草的？有可能。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既然要放手，按照接下来的实际执政者的态度来做些安排，也是很自然的。于是，他召来了王熙。可能，王熙发现了什么，至少，皇帝不像个将死之人，这一点难以隐瞒，但是因为与皇帝那几天相处的内幕太惊人，他终生不敢泄露一语，甚至，不敢深想。

    余音：

    顺治死后，端敬皇后的堂妹贞妃殉葬。皇太后和皇后声称她是自愿的，十分称赞她的贞烈。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顺治驾崩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孩子战战兢兢地在父亲梓宫前行礼，之后，坐在了龙椅之上。这个孩子，顺治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远比他的父亲更适合那个位置，他将继承而来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文治武功，彪炳青史，“虽是守成，实同开创”，年号康熙，世称圣祖仁皇帝。

    康熙二年二月，康熙皇帝生母佟佳氏驾崩于北京皇宫，时年仅24。谥日孝康章皇后。四个月后，这个顺治生前可能并未注意过的妻子和他心爱的端敬皇后董鄂妃一起，被葬入了清拳陵，与他永世为伴。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康熙皇帝首次巡幸五台山。他的巡幸自有深意，却并不是什么“来五台山寻找父亲”，否则，不会二十二年之后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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