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脸是英格丽宝曼的脸；那笔钱，则是诺贝尔基金。
如果我们不好说没有英格丽宝曼和诺贝尔基金就没有瑞典在世界的今天这样的影响，那也至少可以说，瑞典之于世界的影响，莫大程度上是因了英格丽宝曼和诺贝尔基金。
这并不是说瑞典的历史就再没有别的世界级名人了。而是由于职业角色和其他原因，不是所有人的影响都能够展开到他们那样广大的范围。
成为好莱坞影星的英格丽宝曼早已成为北欧女性的象征。而近百年来，为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寝食难安。获奖的有无和多寡，已经不仅仅关乎个人的荣誉，而是成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世界形象的一种筹码。
正因为这样，当我踏上瑞典国土，我最先最迫切想要接近的，便不可能是别的，而是同诺贝尔奖有关的一切。
举行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地方竟很不起眼。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一幢年代显然不太久远的房子，四四方方，外面用涂料涂成灰蓝色。门、窗、屋顶和墙面，都没有当地建筑中常见的巨柱、雕塑、青铜尖塔或大理石、花岗岩、玻璃幕墙一类奢华装饰。如果不是朋友特意指出来，我会以为那是一间仓库。而那却是著名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但是里面却富丽堂皇，与外观的不事张扬适成对比。每年的诺贝尔逝世日十二月十日，在这里举行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和平奖授奖仪式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举行）。授奖者是瑞典的国家元首。那显然是一个极为神圣庄严的时刻。获奖者本人自不待言，所有与会者的心灵都将在这里受到崇高的人类精神的浸润。
授奖仪式之后的宴会则在一幢古典的建筑里进行。那建筑濒临海港，高耸的塔楼直插云天。正面的一长排巨大恢宏的拱门显示出开阔的胸襟。深绛色的上个世纪前的砖墙被碧绿鲜亮的藤萝从一楼覆盖到几十米高的楼顶，使整幢建筑显得古老而年轻。临海的花园里，满是巨树、喷泉和青铜雕塑。那雕塑有站立在几十米高的花岗岩巨柱上的城市开拓者，也有静立一隅沉思或忏悔的赤裸者。
这建筑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同时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观。市政府用于办公的部分有限，大多数场所都用于经营性观瞻和举办各类重大谈判或庆典活动。在这里为诺贝尔奖举行的宴会，其隆重是可以想象的（必须说明的是，西方人的“隆重”并非我们一般想象的大吃大喝。隆重的往往只是程序和仪式，属于以我们的经验，往往会批评为“好看不好吃”的那种）。
诺贝尔奖的神圣性在于，它是世所公认的崇高荣誉。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奖项，它的至尊地位几乎是毫无争议的。获取它，是一人事业的巅峰，更是一人所在的国家和民族的光荣。
当然，在人文范畴，情况要复杂一些。比如对于将近一百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能说从无微词。尤其在从未有过本土作家获奖同时又对自己的文化自视颇高的中国，不以为然者就几乎同钻营渴望者一样痛切。这些年，中国文坛关于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的议论一再提起，抱怨体制弊病、政治禁锢者有之，嘲笑中国作家无能、素质低下者有之；蔑视诺贝尔文学奖不足为训者有之，批评评奖者昏瞽无知者亦有之。总之是痛心疾首者有之，愤世嫉俗者亦有之。我自己也不揣冒昧，写了拙文参与讨论（参见《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二期）。虽然振振有词，却难免几分心虚，到底于实际情况知道得太少。当时的瑞典对于我来说，如在外星，实在太遥远了。现在有机会亲临瑞典，当然很希望有一个就近了解的机会。
接待我们的瑞典学会好像知道我的这番心事，安排了一次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的访问。
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十八位院士中的唯一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就是这个学院的教授。
此前在挪威访问时，中国使馆的张代办跟我们说，他在瑞典工作多年，同马悦然先生是好朋友。这一下就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我们这些陌生人同瑞典汉学家的心理距离。我当时想，我可能有机会当面领教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这种直接的认知，对我也许不无盲目的诸多看法尽可能趋于正确，当会是有益的。
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有种让我觉得亲切的随意。这里看不到在欧洲公共场所常见的近于刻板的规范和整洁。倒像是国内的任意一所大学。院子的一部分正在基建或翻修，草地上坑坑洼洼，建筑机械和材料四处堆放。东亚学院办公楼是一幢并不壮观的旧楼。里面的楼道和走廊也都很促狭。墙上钉满了各类图表和也许是通知一类的纸张。在二楼楼梯拐弯处的墙上，迎面钉了一块约一米高的木牌，上面用烫金的浮雕直书了三个正楷中文字：中文系。一时间，我恍然觉得自己回到早年就读的国内的大学。
站在窄小的楼梯口等着我们的几位，多是衣着随便的黄面孔。其中一位面容有些憔悴的说上海话的中年女士像是刚刚做完家务活；其他几位男士也都象是刚在学生宿舍里蒙头昏睡刚醒。两位欧洲人中，中年的穿了西装，但没有扎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也是敞开的。另一位年轻人则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老头衫，前胸印着“清华大学”的蓝黑字样。
一群非常典型、非常地道的充满了中国学院的楼道味的读书人。
这使几天来一直不得不装模作样的我一下子有了解放感，立刻轻松下来。同时也就立刻感到了自己的拘束和不自在：因为上午的日程是拜访瑞典学会──这其实是瑞典外交部下属的一个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官方机构，并且参加了由他们做东的午宴，我给弄得西装革履，全副武装。在现在这群读书人中，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恶俗。
那位中年的瑞典学者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院长罗多弼教授。除了那张北欧人的脸和那副北欧人的高大身架，他跟一个中国教师少有差别。他说的是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他说，他的前辈和同事、前东亚学院院长马悦然教授退休后，由他接替了工作。他在上任后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东亚学院汉学系、即现在的中文系的教学和管理上，扩大了这个系同时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规模。他今天请来参与接待我们的几位他的研究生，那位86年来瑞的上海女士的课题方向是冯友兰哲学思想；另一位华人男士研究对象是马来西亚华人，他本人祖籍福建，祖上早年移民南洋；那位瑞典年轻人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深圳人的文化心理》，他曾经在清华大学留学。罗多弼教授本人原来的专业是俄语和哲学。68年开始学习汉语，曾在香港的一所大学进修中文。73年到76年当过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后来一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从事中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期间邀请了大批中国学者参与他的汉学教学和研究。他自己也经常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他甚至到过我所在的老区省份的南昌和井冈山。他最初的学术研究课题是与中国当代社会关系密切的中国现代文学。他翻译、评介、研究并用准确的语言向瑞典人传达了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陈独秀、胡适、张天翼、冯至、夏衍、王统照的著作、政治见解和学术思想。他最为推崇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和郭沫若对学术传统的批判态度。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整个历史过程作过全面的考察。
由此不难看出，罗多弼教授的汉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其目光不是投注于古代文明，而是密切关注现当代中国社会。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掘文化现象的本质，这使他有可能深入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深层内涵。
这是一个对中国现实有相当了解的瑞典学者。
接下来的交谈很快就证实了我的看法。
谈到中国“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罗多弼教授说有几个戏他觉得在艺术上还是很讲究的，比如《沙家浜》。我的心为之一响──这跟我的感觉一样。随后我忽然想起做一个印证的心理测验—第二个他该说《杜鹃山》，我暗想。果然！第三个该是《红灯记》。果然！“我不太喜欢《海港》和《龙江颂》，”他说，“太做作。”
这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
然后我们谈到在这之前访问过这里的几位中国作家。他说，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作家，一时很难说谁重要、谁不重要。我当然听出这是对我这样一个毫无影响同时也在从事文字工作的客人的自尊的体恤。落座后的自我介绍中，我声明了自己在中国是个很一般的小说作者，比那些已经来过这里的中国作家差得很远。我同时临时决定把访问团原打算当礼品赠送的拙著收起来，换了一幅一位国画家画的老虎。由这体恤我多少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温柔敦厚传统对这位瑞典学者的影响。
然后很自然地开始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
在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奋斗中，中瑞文化交流的热心使者马悦然教授曾经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多年来他在亲自译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同时，又多方积极为中国作家的获奖呼吁奔走。那番真诚，那番热情是十分感人的。作为他的亲切的同事和事业继承人，罗多弼教授的意见自然就受到我们的格外注意。
罗多弼教授在他的宽大的眼镜后面睁大了明亮锐利的眼睛，说：“对不起，我听说在中国作家中，有一种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不待我们回答，他又说：“这是不是有些自卑？中国作家拥有自己最广大的读者。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来肯定？文学奖同自然科学奖毕竟是不同的。自然科学的评奖所以无可争议，首先是因为自然科学成果在当时的绝对科学价值无可争议。科学的标准在全球范围都是一致的，一般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文学则会因为认知方法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难以达成统一认识。中国有几千年的深厚文化渊源。中国当代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是很丰富很深刻的。这一点中国作家应该有充分的自信。能不能获诺贝尔奖，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跟刘再复先生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常见面，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但是他的有些观点我不能同意。比如他认为中国作家的创造力受到为政治服务的制约而不能很好发挥。而据我所知，中国目前的文学创作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束缚。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另一个极端：一些作家作品远离社会现实是非常严重的。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作品的历史分量。文学创作只有自然地表达真情实感和具体生活才有可能生气勃勃。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恰恰主张作家关注社会历史进步，充分表达作家的崇高社会理想，同时在艺术上应该是优雅的和纯洁的。因此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被为政治服务所制约，而是缺乏独立品格。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格外崇敬鲁迅。”
罗多弼教授对鲁迅的崇敬我相信不是假话。我们座谈的这间会议室一侧摆放着一架书。其中有台湾李敖的一套《李敖大文集》，大16K本，书脊是红地烫金字，几十册，我没有认真数，只见它们赫赫然占了书架的两层，很夸张；下面隔两层，是一套《鲁迅全集》，也是16开本，但很陈旧，显得有些寒酸。给我的感觉，像是鲁镇的一间破落户的旧屋。而《李敖大文集》，则像是一幢刚刚描金画彩地油漆一新的充满了乡间财主趣味的暴发户豪宅。座谈时我们同来的一个人曾指着那套“大文集”问到当地对李敖的看法──他因为北京正风行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而对李敖颇为好奇，没有想到罗多弼说：那是李敖前些时自己送来的，我们随便堆在那里，谁也没有看过。但《鲁迅全集》我们是特地放在这里供大家使用的。《鲁迅全集》我们学院有三套，一套在这里，一套在我的书房，还有一套在学院图书馆。不知道声称在中国往前往后数五百年第一、第二、第三都只有李敖、李敖、李敖的李敖先生对罗多弼教授这番话会作何感想。
罗多弼教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番高论，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看到，我会以为是同胞中一个多嘴多舌的“人之患”在说教。
在又一个我极关注的问题上，我与这位瑞典学者又一次成为同调。
中国一些人常常觉得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那么，瑞典人罗多弼教授这番显然并非随意的见解也许多少可以让我们想些什么。俗话不是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么。
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还是应该心怀感激的，我认为。在各国政府倾注了极大努力而纯粹的文学仍然日渐在社会生活中被冷落的今天，诺贝尔文学奖使人记住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寂寞探索仍然会是一件可以拥有国际性荣誉的事情，这对认真的文学工作者多少是一种抚慰。
罗多弼教授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严肃的，尽管它曾经有过失误，今后也难免会有遗憾。
罗多弼教授后来让我们参观他的同会议室紧挨着的工作室。推开对开的大门，对面是一排落地大窗，窗外是碧波粼粼的大海。窗前巨大的工作台上杂乱地堆满了书报杂志。一整面墙上是通天的敞开式大书架，书很拥挤，参差不齐。我在这里看到由我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几种全国获奖小说作品集，还有几位来访的中国作家赠送的著作。另一面墙有一个简洁的壁炉。壁炉上放着几件中国工艺品：铜器、石雕，还有一对大约20公分高的景德镇小薄胎瓶，上面的粉彩画很粗劣。这样的小瓷器在国内的任何一个瓷器小地摊上都可以廉价买到。值得向客人炫耀的是两件中国名人的书法作品：一件是王元化特地题赠给罗多弼教授的一副对联，内容我没有记住。另一件是一位名画家为罗多弼写的条幅。内容是罗多弼指定的：“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这是陆机《文赋》里的话。罗多弼教授说，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两句话。
两件作品，都是在北京荣宝斋装裱好小心带回的。罗多弼在介绍这两件作品时眉飞色舞，很是得意。
罗多弼教授这间宽敞、明亮、渊博而又稍显凌乱的工作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屋子里这些外在的充满中国文化情趣的摆设一样，这驳杂而不事刻意整饰的落拓，连同他的那些同样不修边幅的学生，无不透露出这位汉学家对传统中国文人风范的内在气息的理解。
我在后来得到的资料中知道，罗多弼（TorbjornLoden）教授是七十年代崛起的一批瑞典青年学者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对汉语的学习和把握而开始了勘探中国文化矿藏的长期工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的研究活动最集中地代表了瑞典汉学的成就和发展方向。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这些跨度极大的学术领域都卓有精湛研究。是同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化不同领域中都取得显著成就的汉学家。最为令我钦佩的是他的文学主张极为鲜明，毫不含糊。对于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文学的再生，他强调说：“我仍然无法看出任何确实的理由反对文学成为人类探索现实的一个方面”。“文学脱离现实的观念给予我的是令人厌恶和蒙昧主义的联想”（见当地中文杂志《今天》1991年三、四期合刊）。
离开瑞典的前两天，我在一个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差不多一寸厚的罗多弼教授新出版的英文本大部头著作，以我半猜半蒙的英语水平，那书名似乎可以硬译作：“从毛到金钱至上”。
显然是一部研究中国现状的心得。
我觉得，仅这书名，就不失为一种警醒。从政治狂热到经济狂热，从对权力的膜拜到对金钱的膜拜，人和文学的自我和独立性被湮没以至丧失，怎样说，恐怕都难说成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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