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风在水上滑行，湖边的泊船轻轻地摇动，偶尔撞出亲昵的响声。一只水鸟在桅杆顶上打了个趔趄，翅膀散开来，拍了几下，终于站稳。然后就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不时勾下头，啄一啄羽毛。
大白天，天和水在很远的地方连接起来。天上一丝云也没有，水被天照出一片白亮，刺得眼睛生痛。不时有冒着浓烟的拖船拽着的驳船，和缀满了补丁的绛红色或土黄色的帆从那白亮上划过。
薄暮时分，最远的天边，横着条状的金色云霓。巨大浑圆的太阳在那条云霓上面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将要进入黑夜的世界。一行雁笔直地向上扬着，在它面前缓缓移过。一片帆长久地在太阳的圆心处停着，凝然不动。淡淡的紫色的暮霭弥漫过来，把湖罩在一片柔和明亮的光晕里。
到了夜晚，雾气一团一团在黑暗深处浮起，湖上的航标灯飘忽不定、时隐时现。然后，远处越来越清晰地现出一些起伏不定的轮廓，那是对岸的山峦。渐渐地，山峦上的光亮越来越广大，似乎有个人高挑着一盏雪亮的灯，正从容不迫地在山的那一面攀上来。那盏灯终于一点一点地从山脊露出，漫无边际地照亮了幽蓝的的夜空。这是月亮。所有的星星都隐没了，而在默然里涌流的湖粼粼地闪起光来。湖边的蓼草静静地摆动，偶尔响起鱼跃的声音。几只水鸟被惊起，拍着翅膀从草尖上掠过，又消失在另一片草丛中间。
然后，我与鄱阳湖一起，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演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获得重生的机遇，也让我有可能走上写作之路。
而鄱阳湖的演变，则是整个社会演变的一个缩影。
鄱阳湖因鄱阳县得名。作为江西第一大县，建县两千多年间，曾经水运兴旺，商贾如流，樯帆林立。至近代，随着立体交通的逐渐普及，一度失去原有的繁荣。而如今，生态正成为鄱阳县的最大优势：湖泊数量和面积位列全国前茅，是中国湖泊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湖生态堪称全球之冠，是世界最大的白鹤和天鹅栖息地，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在生态文明时代，鄱阳依托其所辖之千湖，以人与自然共生共荣为目标，正有声有色、多姿多彩地日益发展成长。
美国作家梭罗在著名的《瓦尔登湖》把湖称作“大地的眼睛”。
令人忧虑的是，保护好这样的“大地的眼睛”，在许多发达的工业社会，似乎正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许正因为这种忧虑，当我重回鄱阳湖区，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觉到莫大的惊喜：千湖之县的鄱阳，有着一千只如此澄澈、如此明亮的“大地的眼睛”！58平方公里的内珠湖，水质居然达到直接饮用标准。冬季是天鹅和白鹤的天堂，夏季是白鹭和灰鹭的王国。
很多年前的同乡诗人陶渊明曾经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痛切诘问，而我今天想说，故乡纯净如斯，胡不归！
我归来了，内青村热诚的乡亲容纳了我的“鄱阳书房”。像鄱阳湖上的无数岛屿一样，这是一个乡土社会的史书库，漂浮在蓝天一样明亮和广阔的湖面，正是我常常莫名地向往的岛屿，拥有着美丽、成熟、淳朴以及大自然超常宠爱的岛屿。我在楼上，四面是粼粼发亮的茫茫湖水，点缀着鹭鸟翻飞的岛子和机船上冒出的袅袅轻烟；楼下，夹在老屋和新墙之间的幽深村巷里，响着当地盲艺人的古老弦子和渔鼓。如果说我曾在城市的生活中一度觉得亲切却陌生、虚荣但似乎不真实，那么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这里的人群陌生却亲切、也许缺少虚荣但真实可信。它远不止是地理意义上的梦境，还同时是文学意义上的梦境，它就存在于现实中，还将存在于无数人的想象中。
一百年前，德国哲学诗人荷尔德林已预感到人类必将重返故里，重返童贞。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人的内心，永远存在着一个“故乡情结”。那是一种温暖的情感的凝聚，是无尽的梦幻和永久的魅惑。整个人生就是一次精神之旅，每一步都在寻找最终的故乡，所有朝圣者的疲惫，都会被故乡的烟火镀亮。
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居住的生活体验，使得瓦尔登湖的光芒穿透了生命的意义，鄱阳湖同样会是一个精神生命的原点。鄱阳湖是云、水、阳光孕育的诗篇，而我愿是鱼，是鸟，是水柳，是爬满岛屿的霸根草。我将为水的灵魂所吸引，依靠着帆在风云间行走，从路途到心灵，从喧闹到安静，张开双臂，去拥抱自然，去与乡亲交谈，去聆听最质朴也最灵动的语言，去享受最真实的美。是的，我们改变不了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改变生命的宽度。
在我三十年的写作中，那些关于鄱阳湖的文字尽管都使我动情却常令我愧怍不已。好在，我还有时日，还有机会。我希望，所有那些，都只是序曲。
艾芜：一个悠远绵长的
青春怀想
初中三年级的一个下午，我离开教室回家，在走廊上忽然被一个人拦住去路。
他大声笑着，“嗄嘎嗄”地有一点像鸭子叫：
“我看到子你贴在墙报上的诗，来认识认识你。”
我一下子陷入了莫大的惶惑，几乎有些狼狈。
他说的墙报，是头一天我参与其事的国庆特刊，就在教学楼入口一侧的墙上，所有人进出教学楼都要经过那儿。那些年我最热衷的是成为—位诗人，常常写了许多的“诗”寄出去发表，当然都没有结果。因为墙报，也便使得那极强的表现欲多少得着一点安慰。
但却没有想到会被这个人注意到。从小学开始，他就是我的偶像了。他比我高一年级，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从来是一双赤脚，裤腿只勉强遮住小腿肚，皱巴巴的衬衫则过于长大；从来没有买过课本，所有的作业本都是用到处收集来的纸片装订的；书包是一只破旧的藤制的篮子，篮子的提耳已经脱落，另外用麻绳扭了两只。那篮子里装的是一些谁也说不清的东西，有一次我见它装的是满满一篮煤球。
他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进了中学之后，他依然是常年打着赤脚，依然是没有课本但有着优秀的成绩。他的作文被老师抄袭，送到报刊去发表，赚取稿费买高价烟卷。
我一直单相思似的崇拜着他。他是我这一生中第一位可以在近距离看见的诗人。现在他突然到站我的面前，使我惊慌失措。
“愿意跟我去走走吗？”
我连连点头，然后就像一条怯生生的小狗似的跟上他。那天我没有吃晚饭．但一点也不饿。我们沿着环城大道，一直走到接近半夜，大街上巳阒然无人；只有路灯沉默的光亮和梧桐树寂寞的“沙沙”声。我很少说话，始终摆脱不了最初的惶惑。一直是他在说着。他说了许多我从没听过的诗人和作家的名字。这样的夜行后来越来越经常。有一次我们一起看了电影《芦笙恋歌》。从影院出来，他跟我谈起了西南边陲。
“艾芜，你该知道的。”
然后他讲起了艾芜的《南行记》。
一位瘦弱的青年，为了摆脱家庭安排的婚事，身上带着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远走他乡，到外省外国去流浪：
……滇湎灰色的大道，蜿蜒地从群山里伸下来，峡谷里由中国奔来的大盈江，在深谷里独自歌着，仿佛远出故乡，远来异国，正是非常快活地，高兴地……索桥……神祠……傣楼……飞在山峰顶上的岩鹰……瘴气……斗笠…雨……马灯……整夜山行见不到人的恐慌和对人的渴望……红艳艳的罂粟花……偷马贼……稻草的干香、马尿的浓味和马粪浸烂的脚……月光和火堆……私烟贩子……打花鼓的母女……逃出妓寮的姑娘……衣衫褴褛的背盐巴的马帮……燃指献佛赶走邪恶的和尚……沦为乞丐的残废士兵……害肺痨的算命先生……杀了恶人躲到彝地寂寞过日子的老人……懂礼信的强盗和饥不择食得令强盗生畏的逃荒者……
我听得呆呆的。常常不自觉地停住脚步，仰起脸看他。我是如此的崇拜他，想不到还有如此让他崇拜的人。那时候我是那么无知，在这之前我尚不知道艾芜。
“我也想流浪。如果有那一天，我一定先去艾芜的家乡。你愿跟我一起去吗？”
他突然说，神情很严肃。他这个愿望是有哲学做基础的，他认为人的生存本身就含有某种流浪的意味——人被不可知的力量放逐到尘世上，然后受制于各自的命运四处漂泊。他并且是作过种种准备的。他后来领我去过他的家。那是—幢老旧的挤了很多户人家的楼房。他在一层楼梯底下辟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面只有一张床：几块没有刨光的木板架在两堆垒起的砖头上，木板上铺着一块破烂不堪的发黑的床单，床的一头放着一块从河里捡来的红砂石，那是枕头。他说，他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睡的，再冷的冬天，木板上也并不加棉絮。他说艾芜流浪的日子不会住得比这更好。
我因此牢牢记住了我的偶像的偶像艾芜。
初中毕业，我去了—个远离省城的农场谋生。决定是在霎那间作出的，潜意识里肯定有着艾芜流浪的身影。在我带上的不多的书里，有一本是许多日子前从诗人那里借来的艾芜的文集，其中有《南行记》。在我最寂寞最感伤的时刻，它是最温暖的抚慰之一。如果说先前的艾芜对于我是一个只能仰望的神祇，那么现在他就是我最亲近的人生导师。
我沉入艾芜关于西南边境和南洋诸国漂泊的真实记录，再一次真切地深入到那些在奇丽的自然景色中发生的一个个惊险离奇，文明世界闻所未闻的奇异故事，由一个个异类独特的粗犷、野性的下层人物——流浪汉、小商贩、强盗、小偷、店伙计组成的一个与“文明世界”相对抗的陌生、奇特、令人惊奇而又悲愤的世界。那是一群桀骜不驯的灵魂，一种独有的是非标准和人生哲学，他们蔑视现存的秩序和传统的道义，面对严酷的现实，既不抱怨，也不沮丧，而是“钢铁般顽强地生存”，无一不体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色。他们的多情重义、济危扶困与“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自私、贪婪适成对照。他们对社会的反抗也许多是盲目的、畸形的，但他们追求光明的勇气及刚强坚毅却让我深深震撼。那个聪明狡黠，天不怕地不怕的山贼的女儿“野猫子”，那个总“抱着一块木头人儿，亲昵地偎在怀里”，唱着“江水呀慢慢流，流到东边大海头。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的“野猫子”，那个只要她的油黑脸蛋一出现，“黑暗、沉闷和浓郁都悄悄地躲去”了的“野猫子”，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如传奇般遥远，又像一条河一样亲切，流淌着，歌吟着，不屈不挠地走在坎坷不平、起伏曲折的路上。而在他身后，便是我的永远不能实现却执拗的梦想。
下乡两年以后，我与使我认识艾芜的那为诗人在庐山脚下的一座城市邂逅。当时我在一家商店的檐下避雨。雨很大，街上行人不多。一个人浑身淋得透湿，却依然散步般悠闲地在大雨里走着。诗人忽然发现了我，加快子步子向我走来。
“你下乡怎么不告诉我？”诗人就劈头问。好像我们分手，只是头天晚上的事。
我默默地看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我想哭。
跟他说什么呢？跟他说，一切热烈和浪漫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剩下来的仅仅是为生存而必须作出的努力？跟他说，在乡下染上的血吸虫病差一点要了我的命？跟他说，“破四旧”的时候，我慌慌张张地偷偷把他以前借给我的那些诗集其中包括艾芜文集一把火烧得精光？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过了好久，我问。其实我知道这正是红卫兵大串联的日子。
“你说呢？”
“串联？”
“串联？”
诗人仰起脸“嘎嘎”地笑起来，又使劲地吸鼻子。完了，从裤兜里掏小一团脏兮兮的红布来擦鼻子，我看出来，那是一只红卫兵袖章。
“就叫‘串联’吧。我快‘串联’完大半个中国了。”
他是真的在流浪了。
“哦，对了，我去过艾芜的家乡。可惜你没有同去。”
那是一个油菜开花的时节。他说难怪艾芜会在他的许多作品里大段大段地描写故乡的油菜花，那真是川西平原最美的季节。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麦苗儿青葱，胡豆叶浓绿，豌豆苗鲜嫩欲滴，油菜田是大片大片的鹅黄，明亮得晃眼……他说艾芜的家是一座川西常见的农家院落，都江堰潺潺的流水通过纵横的沟渠滋润着川西平原的良田沃土。农民们傍水而居，家家有个小院，房前屋后茂密的竹林掩住了农舍。房与房挨得很紧，通道上覆有瓦顶，有点暗。穿过走廊，便是小院，被弯弯曲曲的小径分成几块。没有高大的树，不知名的草和星星点点的花挤满了院子，快乐而自在。穿过小院，拐个屋角，就是艾芜小时候住过的房子。
街上的雨声很响。透过雨幕，我想象着艾芜和油菜花盛开的川西原野。
此后我与诗人再没有机会相遇。十几年之后，我从下乡的那个县迁回到省城，听说他已经死了。整个“红卫兵”运动里，他不肯归属于任何一派，最终用一条被单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如今，那个掩埋他的小小的土堆早已陷塌，无以辨识。在我尚未开始的迷茫的人生旅途上，他经由艾芜，最早地把文学的圣火交到我的手里。他和他的诗，他的笑声，他所崇拜并使我一直向往的艾芜，成为我永远的财富。
云雀跳跃在高峭的树林
啁破林中古老的寂静
麋鹿温驯地伏在绿草地上
听燕子讲远方的事情——
我们的燕子刚从远方归来
双翅上扑满了异地的风尘
它说，远方有一条悠长的驿道
驿道上滚动着沉重的车轮
它说远方有一座茂密的树林
少女在寻找着昨夜的脚印
它说远方有一幢满是青藤的小屋
月光浸湿了不眠的眼睛
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他诗中的那只麋鹿，多么愿意他像燕子一样从远方重新归来，再一次跟我讲起艾芜，艾芜的《南行记》，以及这位流浪文学大师美丽的川西故园。等到我有机会真的开始我的文学旅行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同样的艰辛，却没有值得一提的成绩。不过，无论如何，我应该去一次艾芜的家乡。我知道，那个现在的“成都市新都区”是古蜀三大名都之一，一个养育了被无数优秀青年崇拜的艾芜的地方不会是平庸的地方；我知道，那个堆积着深厚文化的城市，已经有了往日无法想象的辉煌；我知道，故乡没有因为发达和富裕忘记曾经流浪远行的儿子，在许多地方为了经济利益拆除名人故居的时候，艾芜念过书的小学校的原址却建起了“艾芜故里园”，著名的风景区桂湖安卧着红砂巨石垒成的艾芜墓，上端矗立着文豪的半身青铜塑像。漂泊一生的艾芜终于魂归故里。
即便不是这样，我也一定会去——为了青春时就有了的一个悠远绵长的怀想。
永 远 的 雨
──王安忆印象
一
1980年4月的一天， 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确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来。第一次是在1967年深冬。我所在的农场两派斗得厉害。我因为是逍遥派，有了中立的色彩，就被派出来外调。路过北京，没有足够的钱住旅舍，就在不供暖的北京车站的水泥地上睡了一晚上，身子下面只垫了一张报纸。早上醒来，脚背像发酵的面团似的冻出了鞋口。那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会像现在这样再来北京。
我没有所谓踩着“红地毯”的志满意得，更多的倒是疑惧惶恐。建筑物空旷如苍穹。我尽力保持镇定，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边有一个人忽然微微倾过身体，轻轻地问我：
“你从江西来？”
我“嗯”了一声，瞥见了桌上她的名字：“茹志鹃”。立刻一阵从头到脚的紧张。我是在中学的课本上读到这个名字的，那么神圣！但茹志鹃的样子，却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的样子。她马上就谈到她的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儿：“你们要上文讲所的，是吗？我女儿也去，她叫王安忆。”
因为慌张，我不能确信我当时听清了或是记住了这个名字。
二
见到王安忆，是大约一个月后的事情。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作协为培养写作人，开办了文学讲习所，据说负责人是丁玲。办了几期，出来了“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倒了霉，文讲所也完了。“文革”结束，许多人呼吁恢复文讲所，以免文坛青黄不接。这呼吁得到了接受。许多当时的文坛新星由此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读者中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也有几个像我这样刚发了一个或两个短篇的人。其中我想应该有王安忆。她填的个人格表里，发表作品一栏只填了一篇“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儿童文学。她自己也是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散步的时候，我偶然听到议论，王安忆是受了照顾的，因为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而且巴金也为她说了话。似乎有一点不入流的意思。这倒使我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我当时只是很艰难地发了一个短篇，就这样挤到了一群声名显赫的人中间，心虚得很，像是混进来的。分了组，又分座位的时候，我走到王安忆早已端坐的那张桌子边，在她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她选的那个位置很靠前（第二排），显见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我选择跟她同位，则主要是因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来刻板，又大约有些洁癖，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是我缺少灵气的一个突出证明，却也许给了王安忆一个好的印象，以至淡化了因为生疏和性别差异难免形成的隔膜。这使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轻松。
尽管已经虚弱得可以，但在骨子里，我却是个有卖弄的劣根性的人。又没有什么可以卖弄，便弄些老掉牙的古诗词去扰乱王安忆的听课。因为懒，我自己是从不做日记、笔记的。而王安忆的笔记却记得很仔细，使我想起略萨的小说里的一句话：恨不得把教师的喷嚏也记下来。这更使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做她的教师。我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告诉她这一段那一段“值得记”，目的只在否定她什么都记的认真，同时表现自己的高她一筹。但诗词我却背她不过。她晓得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滚瓜烂熟。我却是捉襟见肘的。便改了教她写字。我觉得她写的字不如我，这是可以肯定的。
王安忆很快就让我知道，字写得怎样，跟一个作家是否成功，完全没有关系。
开学不久，省里开文代会，我回了一趟家。在单位的资料室，我读到王安忆的《雨，沙沙沙》。读完之后，我实实在在地呆了（事隔了将近廿年，今天回忆起来，仍像是昨天读过：一个女孩，在下雨的深夜，错过了末班车，正踌躇着，有一把雨伞无声地移来，然后在橙色的路灯光茫照耀的雨中被护送回家，然后那个人和那把伞又无声地走了。那么悠长的温暖和惆怅）。我这才发现，我在对王安忆的认识上，犯了一个怎样的错误。王安忆早已达到和将要达到的高度，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我的浅薄和轻率，使我显得怎样的可笑（好几年之后，我在江西的一个边远小城的书摊上，读到王安忆在写我的文章中有关文讲所种种的文字，脸也不由得腾地烧得厉害。仿佛是一桩私下的丑行被公开检举出来。在王安忆，自然是满怀善意的。而在我，却是羞愧有加、无地自容）。
回文讲所，一见到王安忆，我就说了读《雨，沙沙沙》的心得。说完头两句，我马上就意识到我的口气仍没有改过来──我的话听起来像是居高临下的赏识。赶紧又明白无误地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这样说话有些唐突，不自然。但王安忆则平淡地笑笑。
王安忆的性格中最可贵的就是不做作──这本来是许多女性、尤其是成功女性竭力想摆脱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天性。她已经洞察了我的窘迫，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现有的认识对她而言是远不充分的。《雨，沙沙沙》仅仅是显露了她的才华的一点点端倪，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这件事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训。从此我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真正明白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成为一个怎样了不得的人物，却也至少不要成为一个小丑。
但同时我忽然觉得孤单，有了恐慌。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我开始考虑该不该在这地方混下去。王安忆后来打趣我吃瓜子把灵感吃没了。而其实我却是因为没有灵感才穷极无聊地去嚼那些谁也不要嚼的东西的。
王安忆开始为我担心。她在文讲所资料室看了我新发的一、二个短篇，对我说，你还是该写《小镇上的将军》那样的；哪张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我的评论，都是好话，她问我：你觉得好吗？
她是认真的。我一点值得得意的地方都没有。
所幸的是我的惰性。每遇困厄，我总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妻子寄了刚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来。我想，这应该是我无可争议的一个成功。就向最接近的几个朋友展示。此后好几天的散步，我都沉浸在关于儿子的话题里。儿子出生的时候，外公给他起了个单名“炀”，就是火很旺。外公是读书人，起名字总归有讲究的，我没有异议。而且，“炀”是隋炀帝的“炀”，此人是风流天子，我也希望儿子能有快乐的一生。而我母亲却不放心，悄悄地去找了算命先生。然后又赶紧写了信到我住的小镇来，说儿子命中缺水，火旺了更不得了了。我父亲又接着来信，说他想了个名，叫“洛川”，就是洛水，暗喻了鲤鱼跳龙门在里面。同时也就把火旺改成了水旺。且陈氏的祖脉也在河南。但我嫌那传说太俗气，便留了“川”字。“川”者，三水并行，还不大么。就定了。
王安忆却断然说：川字不好。一个人把眉头皱起来，就成了“川”，那是苦相。
我当晚就给妻子去信，让她赶紧去派出所把“川”字改掉。（十几年后儿子要上大学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给王安忆去个电话，问她在上海的大学有没有熟人，招生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我的儿子。王安忆真的去找了人，又来电话，很急切。儿子后来却考进了别的城市，辜负王安忆白忙了一场）。因为家事，我们想起王安忆还没有结婚。就有朋友建议她到文讲所举行婚礼。届时有如许著名作家参加，蔚为大观，堪称盛典。
当时我们几个人是站在北京前三门的大街上，大都市华灯初放，车流如涌。我在心里是反对这个建议的。我觉得，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跟有没有人，有什么人到场一点没有关系。实不必沾什么贵人、大典之类的光。我自己就是在小镇说到省城的家里去办事、到了省城又说在小镇办了事、两头蒙过完事的。当然，我同我的妻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总有小人物的自足。我静静地看着王安忆，想象着她可能的反应。
王安忆说：“不会的，我要回去结婚，还要去他的老家。”
色彩斑斓的灯光在王安忆脸上闪烁，照出她一脸的严肃。我很想叫一声好。我想，只要这样一句话，一个女人就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
三
文讲所不到半年的日子很快就到头了。散的时候似乎有些兵荒马乱。我同屋的北京作家瞿小伟每天领着我抓紧时间逛皇城。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我连故宫还没有去过。王安忆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一点不知道。这使我事后很难过。看看鸟兽散后已显空荡的屋子，心里起了一种类似悲伤的惆怅。此后，我要回到没有可以信赖、可以求教的挚友的寂寞中去了。这寂寞由于一度的短暂的不寂寞而更显难于忍受。
从文讲所出来，许多人如日中天。一部一部的作品让文坛一阵一阵激动不已。王安忆更是用一次又一次轰然的爆炸，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一些人先前对她的疑虑，转成嫉妒，终至于不服气不行。那正是文学如火如荼的年头。我也正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地卷在这潮流里，跟着得了便宜。回到小镇不久，就被错爱调到省城，交代我的是“专写小说”。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灾难性的日子。
一个“专写小说”的人，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写出了的，也是屡遭退稿。所有对我怀了莫大期望的人，都已莫大地失望。一些自己不写小说，专门以指点别人写小说谋生的人以这“现象”作为谈资赚稿费。指示我应该深入火热的基层。仿佛几个月前还在乡镇粮店打米吃的我已经做了一百年贵族。我自然是极度的沮丧。我拒绝了一切关于谈创作之类的采访、稿约和座谈会邀请，拒绝了一切可以拒绝的文学活动，包括文人雅集的笔会，以免难乎为情。社会对我的角色定位发生了错误，而我自己则是误入歧途。
在这些日子里，给予我最大安慰的，是王安忆的来信。她一再给我出主意，劝我出去走一走，最好是去青藏，最好是孤旅，最好是……她对我充满了信心，似乎我有一大堆封闭着的才气，只要触动一个什么地方，那才气就会像液化气一样冒出来。
后来在什么地方读到陈村的文章，说王安忆写信是极吝啬的。我这才知道这些信是怎样的珍贵。
那一年，我总算在《人民文学》发了一个短篇（《惊涛》），王安忆仿佛捕获了我的一线生机，便在关于我的印象记里写足我的绝望之后，以此作为我临难生还的一种证明。但那其实是一部并不怎样的作品。王安忆用意当然只在让我有所鼓舞。五次作代会，在京西宾馆，王蒙跟我说，他读过那篇印象记，最欣赏的是说你吃瓜子吃得没了灵感那一段。我苦笑。我真不知道灵感是什么东西，怎么对别人那么大方，对我就这么小气呢。开会的时候，我去向王安忆讨教。我们坐在空荡荡的楼座。下面的大厅，中央首长在讲国际国内形势。我向王安忆说，事情怕是真的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怎样写小说？王安忆说，你该写你自己的事情。我讲了我在农场插队的经历。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这是她的切实经验。我后来看到她关于小说的格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
那时的王安忆正在写《小鲍庄》。开大会时常常中途退场，一面喃喃说：“没有办法，稿子得改动一下。”她横跨太平洋转了一大圈回来，人生观和艺术观都有了极大的拓展：“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
我却只有循序渐进。京西宾馆那次谈话的结果，使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梦洲》。但小说出版后，却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王安忆还是写了信来，说，前面部分写得还是蛮自然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议论纷纷要砸作家的饭碗，“断奶”、“不养了”云云。写作的窘迫之外，又多了生存的忧虑。因为别无长技，我开始作上街替人擦鞋的打算。王安忆却比我镇静得多，来信说：有什么可担心的，不会饿死你一个。
我就这样勉勉强强、跌跌撞撞、半死不活、灰不溜秋地在日显暗淡的文字生涯中捱到今天。没有包括王安忆真诚的友情在内的种种拉扯，我想，我早就落荒而去了。
我为此对王安忆怀了深深的感激。但我从来没有对她流露过，我觉得很难有适当的方式。我给她写信，即便是推崇，也还总是用老前辈式的、有时甚至是教导的语气。
那一年，省里一家对国外发行的画报社委托我开一个文化栏目。我马上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建议开一个《作家书斋》，第一期就让上海的王安忆来壮声势。获得同意后，我构思了很久，最后觉得，对于王安忆，别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不如让她自己站到版面上来。就摘编了她的语录，开列了她的书目和简历，选登了她的十几帧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在很专注地踩缝纫机。最好的是她丈夫李章为她拍的一张大逆光，《阳台上》。我请编辑把这一张做了题头。
但画报社的主编还是要求栏目主持人一定要有几句话。画报是人家的，却之不过，我只有挖空心思拼凑了下面一段话：一位绝对朴素绝对真诚的普通女性；一位特别灵性特别智慧的杰出女性；一位从不趋时从不媚俗的淡泊女性；一位独步文坛掀起一次又一次文学高潮因而令海内外瞩目的女性。
这段话，尽管包含了我对王安忆的全部认识，但一旦用文字表述出来，却怎么看怎么别扭，透着俗气，不伦不类，像广告词。问题是，却又苦于没有别的招。
而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一期画报出来，在栏目主持人我的照片上，编辑加了一个头衔：中国著名作家。我当时只差没有气晕过去。在编辑，也许是好心，觉得王安忆这样一位作家，必得由一位“中国的”“著名的”作家来捧场。在我却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完全毁灭了我应约主持这期栏目的那份虔诚。把一种恰恰因为长期的苦闷而怀有的虔诚变成了一种狐假虎威的小人伎俩。这与其说是一种无意造成的幽默，莫如说是有些恶作剧的嘲讽。
这一期画报出来，我犹豫了好久给不给王安忆。想想石头抛上天终要落地的，还是硬了头皮寄去，随着写了一封有气无力的信，做了一点自己都以为很没有意思的说明。
我的尴尬不安，纯属庸人自扰。那之后不久，我因事路过上海，给王安忆去了电话，她很欣然地说，到家里来吧，正好还有朋友，我给你们做饭。
四
文讲所之后，除了两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还有二、三次在上海的匆匆路过，十几年来，我和王安忆再没有别的见面机会。我对她的了解，除了信，主要是通过她的小说和其他著述。对她创作的恭维多如潮水，但我从来也不能完整地读完一篇──其中有许多让我越读越不懂王安忆。我对她的理解，完全基于我自己的认识。
王安忆是个纯粹精神性的人。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她仿佛完全置身事外。有一次见面她跟我说，沪上的一家时装店想用她的名字做店名，为此每年付给她一万元，她觉得有些滑稽，惋谢了。我有些为她惋惜，也为这世界遗憾。
王安忆在《神圣祭坛》中写道：“也许是软弱不堪重负，期望支持，使世界上有部分人去写小说，他们找到了艺术的依傍，而写小说的命运却要求他们有另一种勇敢与献身，好将他们的心灵牺牲，那便是‘祭坛’的由来。我只可献给我的神圣祭坛。”在《重建象牙塔》里，她再次强调：“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能够接引我们，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们的，只有精神的光芒。精神这东西有时候大约就像是宇宙中一个发亮的星体，光芒是穿越了凉冷的内核，火热的岩浆，坚硬的地壳，喷薄而出。现在我好像又回到了我最初的时期，那是人生的古典主义时期。那是可以超脱真实可感的存在，去热情追求精神的无感无形光芒的时期，我心潮澎湃。我有种回了家的亲切的心情，我想我其实是又找寻回来了我的初衷，这初衷是一个精神的果实，那就是文学。”
当我读着这些语感接近汉译《圣经》，深沉灼热却又怀了义无反顾的严峻的宣言，我感到震悚，同时不免苍凉。
王安忆将自己作为牺牲，完全地奉献给了文学。而在她写出的全部文字里，我读出的却只有两个字：“体贴”。她安静（不是冷静）地、敏锐（不是尖锐）地、细致（不是细腻）地、精确（不是精致）地、真实（不是忠实）地摹写了一幕又一幕人生场景，一个又一个生命历程，从中透露出她对于在多变而又呆滞、浮泛而又凝重、喧嚣而又沉闷的生存情境中顽强忙碌或听天由命的各色人等的深刻的精神苦痛的莫大悲悯；其中更多的是对于庸常的、弱小的、卑微的、孤立无援的、被人忽视甚或受人歧视的人们的生命以及精神欲求的深切关怀。她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做着这些，仿佛履行着神赋予的使命。她说：“任何虚伪与掩饰都是深重的罪恶。它必要你真实。”面对着这样的真实，除了随之陷入对人类命运的深长的沉思，你还能怎样？在她的笔下，即便是七天七夜的性交，对于一个阅读心态正常的人，引起的也不会是敏感器官的激动。
王安忆的精神上的高远和艺术上的深刻，造就了当代文学的瑰丽景观，成就了她人生某一层面的成功，却使她失去了多少世俗的快乐。那快乐或许很表面却也是很实在的。极端的精神化使她像一个概念一样变得抽象了。也许王安忆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我却以为王安忆对于她所说的“神圣祭坛”的完全奉献，是文学残酷性的一种。
当我蛰居一个除了天灾人祸便难得被人记起的外省的角落，时常一整天一整天孤寂地枯坐，拿回忆往事，回忆往日的朋友打发日子的时候，我耳边时常会响起那片在橙色的灯光照耀下的迷蒙的、沙沙沙的雨声。我的这种感慨当然是不必要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宁愿王安忆依然是那个在雨夜被人送回家的女孩。
但她却成了庇护别人的伞。
很长时间，我们的音问荒疏了。王安忆带着她的作品走遍中国，走到海外，走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她的世界象星空一样那么广大，那么广大，有越来越多的人，要人，名人注视她、包围她、追随她。我和当初同她一道走上文坛的许多平庸的朋友如今只能像仰望星空一样来读她的小说和著述，从中感受她的思想、她的存在。认识她当然是我的一种骄傲。但她毕竟那么遥远了。
却意外地接到何镇邦的电话，他正为一家刊物主持一个关于作家话题的栏目，说王安忆点名让我写关于她的文字。我很感动。岁月削弱了、磨灭了、淹没了、废弃了许多东西，却没有改变王安忆的真诚，对人的关怀的真诚。
王安忆自己就是一部书，从中我也只读出两个字：体贴。
面前又亮起那一片橙色的灯光，灯光照耀下的那一片迷蒙而又明亮的雾一样的雨，雨中那一把伞，伞下面那一个人，人的那一颗温暖、智慧因而优美的心。
永远的雨。永远的沙沙沙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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