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夫子起先并不走运，《史记》上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夫子才神气起来。历经各代封建王朝的提倡尊崇，孔子被封为“道冠古今”的“大成至圣”和“德配天地”的“万世师表”。儒学作为官方哲学而经久不衰。孔夫子作为人间楷模和神圣偶像而备受崇拜。孔子之后，儒家学说历代相传，硕学大儒，绳绳相继。以孔门弟子自命，对儒学经典的阐发者、宏扬者林林总总。

    孔夫子趾高气扬了差不多两千年，到了近代，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终于动摇。西学东来，首先冲击的就是这尊法定圣人偶像。“五四”运动更是凌厉明白地提出“打倒孔家店”，视孔夫子为千年封建思想文化荼毒的罪魁祸首。此后，尽管尊孔复古仍不乏其人，且不乏有权力有权威的人，但孔夫子的八面威风却断难恢复。

    时至今日，中国的革新大潮涌起，中国进入文化转变期。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不断向深层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兴起了“文化热”。一个文化运动或重视研究文化的思潮的兴起，必然包含有对自我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的内容。于是，孔夫子很自然地又成为一个瞩目的讨论对象。

    本文的意图，是立足于当代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实际，对孔子文艺观做一些肤浅的探讨。当代文学中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正统”、“主流”的部分，又一次面临西方文化和国内新批评思潮的严重挑战，它迫使人们不能不对传统艺术及其观念进行认真的历史反思。

    二

    孔子处于“春秋乱世”。奴隶制趋于解体，封建制开始形成，新旧交替，方生未死，孔子的文艺思想，是在这个社会变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有伤于民若陷泥堕火的现实，希望凤鸟至，河图出（《论语〈下略〉子罕》），出现唐尧虞舜夏禹那样的大同世界，为此他周游列国，奔走呼号。

    孔子疾恨世间无道，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在他理想的有“道”的世界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治长》）。

    孔子提倡诚信好学，与天下为善，反对与世俗同流合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孔子不满夏末、殷商、周朝以及诸侯列国的“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攻击那些无德无才无术的世袭执政者的荒淫暴虐，说他们的“苛政猛于虎”。针对这种弊害，提出“学而优则仕”，主张有学问、有识见、有才能的正直之士管理天下。孔子之后很多年，自隋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尽管有无穷弊害，但在最初却反映了某种公正。以至黑格尔称赞中国的科举制优于西方的贵族世袭制。

    孔子的学生阳货主张“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这个思想，孔子也是同意的。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跟阳货在费邑反叛季氏，召孔子去，老夫子也打算去，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颇有“乱党”的嫌疑。

    孔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主张，决定了他对文艺的见解。在他那个时代，无论是诗歌理论或是诗歌创作，都在继承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赋诗言志”早在春秋中期亦即孔子出生前百余年就见于记载了。诗歌创作，特别是民众编唱的歌谣，到周代更是盛况空前。《诗经》以其创作实践处处体现“诗言志”，立于道德，辅拂时政，怨刺积弊，男女相爱等到处可见。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孔子，不可能不受到这种“诗教”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主张。

    三

    应当说，孔子的思想不是哲学，而是伦理道德学说。如果一定要称作哲学，那也不是古代西方哲学那种对自然的抽象思辨为中心的“智者哲学”，而是从伦理道德问题上来探讨研究治理社会的“贤人哲学”。孔子建立的是“仁学”，即以人的道德概念为中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他所注意的头等问题是道德问题。倡导从“仁”出发培养道德情感。使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以适应社会的规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形成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是说，以“道”为志向，“德”为基准，“仁”为依据，“诗艺”为宣传工具，以《诗》激发志气，按照《礼》的规范树立德操，以音乐陶冶性情。这些，便是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

    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由家而至国，由“亲亲”而至“尊尊”，由家内之化而至社会纲常，在孔子那里是联成一体的。居首位的政治同居次位的“文”是不可以分开的。这里的“文”当是指六艺而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精通反映和论述政治的六艺，由此精通和掌握先王典法，也就有了为政的雅正之言了。诗、礼、乐之于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即乐章，乐随礼行，既学诗礼，乐以成性，融和一统，完成政治事业。孔子在对学生讲述“为政”的问题时着重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这代表了孔子对《诗》的全部内容的看法和概括。诗可以帮助政治纳入“正”轨，杜绝“邪”，这是孔子诗艺的总的观点。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孔子此说，对诗要反映现实，要为政治服务，诗有社会功能等问题，阐述得非常明确。《诗》反映了社会生活，可以使人受到启发，感发意志；《诗》是诸国风俗盛衰的反映，可以使人考见得失，观古知今；《诗》有如切如磋的内容，可以使人善于群居相处；《诗》有君政不善的讽喻，可以使人明怨刺，知政事；学诗可以用来“事父”和“事君”；学诗还有增加动植物学知识的作用。由此，相戒之道，父母之理，君臣之法，诸般政治内容和人生事理，都在其中，可说是无所不能了。

    孔子曾经这样教训他的儿子：“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二南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被称作正国风，居十五国风之始。它们首论夫妇之道：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既是颂扬文王及后妃夫人之德，也就能教育国人助其君子，至于嘉瑞，故为“五教之端也”、“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学诗若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也就一无用处。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出发，孔子全面地强烈地提出了修身立人的主张，反复地备极其详地阐述了对“仁人”、“有德者”的要求和标准，甚至非常极端地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把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对其言行的影响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以人为中心的运思趋向，一切思想理论都以政治伦理为始点的思维方式，形成中国文学对封建政治紧密联系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文艺家们一开始就把眼睛盯着现实的人生，重点放在人情上，重视伦理道德，重视世道人心。孔子正是在这里作了开创性的建树，奠定了中国文艺理论现实主义的传统。

    四

    “仁”是孔子全部思想的基础。“仁”就是“相人偶”，“二人” 为 “仁”，“仁”是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孔子的文艺批评标准也同样是以“仁”为道德核心的价值观念。他说：“里仁为美”（《里仁》）。这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

    善与美相区别。“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这里，孔子一方面把美学批评同道德观念的价值评价紧密结合，同时又明确地把艺术形式美与艺术内容的善加以了区别。

    孔子是最早强调艺术的善的。他听到《韶》乐以后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而《武》乐因为歌颂了周武王暴力夺取政权的武功，与“仁”相悖，就只能说它是“尽美”而“未尽善”了。他非常严厉地说要“放郑声”，因为“郑声淫”，也就是不善。他以思想内容的善作为艺术评价的首要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是他最早指出了艺术形式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在分析《韶》乐和《武》乐时，他将其中的一个方面归之为“善”或“尽善”（思想内容），另一个方面归之为“美”或“尽美”（声音、音调、节奏等）。这就把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分成了两部分，然后给以不同的评价。他已经感觉到了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差异性。在他之前，美与善往往是不加区别的。《国语晋语》中说“彼将恶始而美终”，“美”与“恶”对比，“美”等于“善”，属于道德范畴。孔子将这两个属于道德范畴的概念分开，赋予不同的内涵，用它们表示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不同造诣，创造性地将善与美的概念引进艺术领域，提出了“尽善尽美”的最高艺术标准。成为后世“真、善、美”观念的滥觞。

    质与文相统一，在内容和形式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孔子的主张是两者恰当地结合。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他是把“仁”看成君子的“质”，把“礼”“乐”看成君子的“文”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讲的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也表明了孔子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一般看法。形式的美服从内容的善，内容的善决定形式的美，两者统一才构成艺术的美。孔子提出过“辞，达而已矣”的表现原则，但是也提倡“情欲信，辞欲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一个人起草了一个文件，然后交一个人提意见，然后又交一个人修饰，最后还要交一个人润色加工。对这种一丝不苟的作文态度的赞赏，不是很能说明孔子在要求重视内容的前提下，是怎样地重视文采辞藻吗？他反对“文胜质”，并不只是“尚质”或“尚用”，而是要求质与文统一。可以肯定地说，孔子是重视形式美的。“子曰：‘禹，吾无闲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泰伯》），他甚至认为华丽的装饰也是美的。周王朝视奇巧为大敌，百工“或作为淫巧”及“奇技”者，要处以死刑，孔子却大谈其“巧”，对于工艺，他说：“良农为稼而不能为穑，良工为巧而不能为顺。”

    理与情相和谐。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诗序》解释说：“乐是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此即“乐也不淫”；“哀窕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此即“哀而不伤”。如果说这个解释有些附会，那么至少可以认为，孔子在这里肯定的是男女性爱的美德，感情表现上儒雅雍容，恰到好处而不过分。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云：“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实际反映了中和之美的主张。

    孔子对文艺作品中的“情”是有严格要求的。“情”要受“德”和“仁”的约束，要合乎“仁义”之道。这样的“情”才是善的或尽善的，也才是“无邪”而归于“正”的。这个“理”是十分要紧的，不可动摇的。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强调感情的“不淫”、“不伤”，以“中和”为善。具体说，艺术作品中的“情”必须是“温柔敦厚”、“广博易良”的；“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八佾》）他那么喜欢《韶》乐，原因在于《韶》乐除去尽善之外，在艺术形式上还有和谐的特色。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韶》乐是颂乐，声缓当是其艺术特色之一。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还因为新乐的声音、音调不像古乐那样“和正以广”，不平和，不雍雅，不纯正，不舒缓。

    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当作一种道德准则提出的。“中庸之为德也，至矣乎！”主要指的是思想感情、言语行为都不偏于极端，而是讲究和谐均衡。所谓“过犹不及”、“叩其两端”、“执两用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文艺表现上的理与情的辩证关系。

    五

    同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两重性一样，孔子的思想也有两重性。它给我们民族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隔膜；它是一笔精神财富，也是一个文化包袱。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总是与具体的特殊的东西联结在一起。中国封建文化重道德的优秀传统，与封建礼教、人治传统联结在一起；爱国主义传统，与忠君思想、维护封建国家联结在一起；人文主义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联结在一起，等等。孔子的文艺思想亦如此。它的优点和缺点、正面和负面，不是分别放置也可简易取舍的；而是杂糅在一起，难解难分，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孔子的文学观具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是现实主义的，从社会现实谈文学；第二是功利主义的，从实用的观点看文艺的价值。这种精神对后代的文学理论曾经起了积极的影响，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疾苦和国家民族命运，慷慨悲歌，以至不惜捐出血肉之躯，被鲁迅称作“中国的脊梁”。但是实用理性思维也造就了理性主义色彩的性格。以古代小说艺术传统论，由于古代小说家们的审美意识与封建伦理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审美情趣里沉积着伦理观念和道德要求，传统的义务本位精神强烈影响作家的审美情感，这就使得小说家们往往专注于伦理道德上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有补于世道人心的“喻世”、“警世”、“醒世”的作用。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便是选择那些最能表现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的典型人物，通过对人的反思，一方面揭示外在关系的规定性，如三纲、四常、五端、八目等规范，另一方面表露人格的自我实现，歌颂圣王和理想人格的高尚精神与道德情操。这些人物都经过理性主义染色板的调制，美与丑、善与恶，都要非常明晰和确定，以强烈的理智形态呈现出来。人物性格不可能是多层次的、性格的光谱也不可能是多色的，往往强调那些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伦常观念，描写那些最能培养高尚情操的东西。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小说家们缺乏艺术创造能力，写不出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问题在于中国封建宗法式社会体制和相应的儒家的思想观念，对艺术典型具体形式起了决定作用，钳制了作家的审美理想。作家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只有服从伦理道德原则，以个体和社会统一作为典型创造的前提，力求从这统一中寻找到美，并把这美同伦理道德的善连接起来。这种心理造成了小说人物的自我弱化，自我性格压缩。深受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影响的小说家，急于要通过小说中人物说明对生活的伦理思考和审美理想，当这种愿望超越了艺术思维的自我，甚或用政治的价值观念来代替艺术的审美价值观念，那就必然忽视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内在机制得不到充分揭示，而造成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即使是描写了性格的多样性，也是一种平面的并列结构。

    孔子的“仁”的阶级内容是为新兴地主阶级争人权的，无疑是《诗经》中奴隶制民主思想的推进。孔子强调“里仁为美”，把善和美结合了起来。他所谓的“仁”，在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当哀公问他“人道谁为大”时，他不仅承认“人道”，而且认为“君为正”是“人道”中最大的问题。这就不仅包含着尊重人，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限制君权的思想。即令是对帝王歌功颂德的作品，也要做到“思无邪”。刘宝楠“思无邪”正义：“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原句仍是可以附丽于民主思想的。后来，孟子把孔子兼有主客体特征的“仁”改造成彻底主观化的“性善说”，道德规范演绎成人性，原先民主思想的附骥“思无邪”渐渐就被改造成了封建正统主义反对文艺脱离“礼教”的武器。这种变化发展的逻辑起点，正是孔子的“仁”。孔子为了强调文艺为他所说的政治服务，有时候简直到了不讲理的地步，甚至不得不违反他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某些艺术规律。他在《论语》里提到用诗的有七处，没有一处顾及到诗的艺术特征。利用现成诗句说明一个问题或一个道理，这是用诗不是评诗。孔子却以用诗代替评诗。“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孔子硬把描绘美人形象的诗句和“仁”与“礼”的关系扯在一起，还把这种方法说成是讨论诗歌的方法，这实际上是以个别诗句代替政治、哲学观点了。孔子对文艺采取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得文艺完全沦为统治阶级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极大地有害于文艺自身的发展。主张中庸的孔子有时也走极端，教他的学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主张禁除“杂学”，客观上为“禁除诸子百家之书”、“定于一尊”，形成专制文统开了先河。

    孔子思想的根本精神之一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和”虽然承认差别、矛盾，但强调的是矛盾双方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方面；强调用平衡、和解的方式解决事物矛盾，不强调矛盾的激荡和转化；强调量变，不强调质变，强调相对静止的运动，不强调爆发式的突变。这种和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使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古代人类的理想，就是这种和谐的美的理想。这曾经使我国的古代人创造了静态的伟大的古典艺术和古典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高峰。世界各国的封建文化，没有一个可以同中国封建文化媲美。但是，因为否认转化，强调稳定，便有极大的保守性。一种循环的封闭性限制了古代人的创造精神和革新精神。到了近代，世界文化出现第三个高峰，即欧美的近代文化，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就显得简单而不复杂，静穆而不动荡，浑一而不分解。虽然在相互联系的总体把握上有优于西方的地方，但又显见有逊色于近代文化的一面。孔子的中和主义在文艺上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他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诗歌中可以“怨”，但是有个限制，那就是要合乎中庸之道，即所谓“怨而不怒”、“和而不流”，总之是要“温柔敦厚”、“广博易良”，可以有一点牢骚，但不能过分。这样，文学的战斗性便被抹杀了。在这种思想束缚下，伟大如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也终于跳不出“怨而不怒”的圈子。他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更是被后来的儒家发展成“发乎情，止乎礼义”，又由对“礼”、“义”的强调，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竟至于狰狞可怖了。

    综上所述，对孔子文艺观唯一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批判继承。孔子不是神灵，不是偶像，其思想只是一种可资借鉴、可资吸取、可资利用的材料。经由批判，剔除这些材料中的消极面，把其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核从旧文化的体系中解救出来，在此基础上，赋之以时代的内容，加以改造，寻找到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合点，以创造新的思想文化传统。我以为，这才是我们所应取的冷静的、客观的、实实在在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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