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完美人生的必修课

    经验科学关于爱情的问题仅能提供少得可怜的材料，更让人大为不解的是，学院派心理学家们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也保持沉默，因为我一直都认为这是他们的特殊职责。或许，这只不过又一次证明了学院派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他们宁愿做那些他们毫不费力就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不愿做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像我认识的那个愚蠢的杂工，有一天，他把旅馆里的瓶瓶罐罐统统启开，只因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我承认，我能清楚地了解心理科学这个问题，所以我已经承担起了这一任务。在一切传统中，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棘手问题，在科学的传统中更是难上加难。我们仿佛身处一个荒无人迹的地带的最前沿，处在正统心理科学的传统技术毫无办法的地方。事实上，正是由于有这种不足，我们才有必要实施一系列新的方法，以便能够获得关于这一或其他独特的人类反应的情况，而这一系列新的方法业已导致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科学哲学。

    但我们的任务是明确的。我们必须理解爱情，我们必须能够教导它，创造它，预知它，否则世界就会被敌对和怀疑所淹没。目标的重要性甚至会给予我们在此提供的那些不太可靠的材料以价值和尊严。而且，就我所知，它们是我们能够取得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材料。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就是：“关于爱情和性活动，人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益呢？”

    我们首先提出的是那些两性之间爱情的、普遍的、表面的特点，然后才是关于自我实现者较为特殊的爱情研究结果。

    不要做客观的或行为主义的描述，所作的描述必须是主观的或现象学的。没有任何描述，没有任何言词能够将爱情体验的全部性质传递给一个未曾亲身体验过爱情的人。爱情体验主要是由一种温柔、挚爱的情感构成的（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一个人在体验这种感情时还可以感到愉悦、幸福、满足、洋洋自得甚至欣喜若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施爱者总想与被爱者更加接近，关系更加亲密，总想触摸他、拥抱他，总是护着他。而且施爱者感到自己所爱的人要么是美丽的，要么是善良的，要么是富有魅力的，总之从心底里感到幸福。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看见对方或与对方相处，他就感到愉快，而一旦同对方分开，他就感到痛苦。也许由此便产生了将注意力专注于对方的倾向，同时也产生了淡忘周围其他人的倾向，产生了感觉狭窄从而忽略身边许多事物的倾向，好象对方本身是极富魅力的，吸引了自己的全部注意和感觉。

    这种互相接触、彼此相处的愉快情绪也表现在想要在尽可能多的情况下——在工作中，在嬉戏中，在审美和智力消遣中——尽量与所爱的人相处的愿望之中。并且，施爱者还经常表现出一种想要与被爱者分享愉快经验的愿望，以至我们时常听人讲，这种愉快的经验由于心上人的在场而更加强烈了。

    在施爱者身上唤起的特殊的性冲动是在所难免的。这在典型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于生殖器的变化。被爱者仿佛具有一种世界上其他不能达到同等程度的特殊力量，能够使施爱者的生殖器勃起，或者从体内分泌出液体来，能够唤起有意识的性欲，常常能够产生伴随着性冲动的激动。但这并不是基本的，因为在那些由于年老体衰而不能性交的人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爱情。

    不仅在肉体上有一种亲近的愿望，而且心理上也一样。它时常表现为对两人幽会的特殊偏好。除此之外，我们时常还可以观察到在恋爱的男女双方逐渐发展起了一套亲密语言，一些旁人不懂的有关性爱的语言，以及一些只有对情人才懂得的特殊玩笑和手势。

    那种慷慨的情感，想要给予和取悦所爱的人的心情也是富有特色的，施爱者尽其所能为被爱者效劳，向他馈赠礼品，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乐趣。

    恋爱者之间还普遍存在着一种希望更加全面地了解对方的意愿，一种对心理上的体贴和靠近的渴求。也许，这些都是人格融合之下的一些例证。

    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明关于慷慨的倾向和为被爱者效劳的倾向，这就是说，施爱者常常沉湎于一个十分普遍的幻想之中，即想象自己为心上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爱的关系，如朋友、兄弟、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我至少必须提一下我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猜测，即对他人存在的纯洁的爱，或者叫做存在性的爱，在一些当了爷爷、奶奶的老人身上也可以见到。

    爱情产生智慧

    一般说来，爱情先于婚姻，虽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是，这却是必须的。因为婚姻最可靠的基础是爱情，而不是贪图好处，不是金钱。结婚前的恋爱，为男女之间的相互了解提供机会。他们在恋爱过程中可以互相从对方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

    爱情是什么？这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它无法定义，也无法解释。一般来说，人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认为，爱情是相互爱慕的青年男女之间的一种关系。另一些人则认为，爱情是一种存在状态。

    把爱情当作一种关系是不对的，因为爱情不是一条绳索，让相爱的双方彼此互相束缚。在这种互相束缚的爱情里，一方总是对另一方有所期待，有所要求，双方都试图去控制对方，这样，爱情便成了相互之间争夺权利的砖码。其结果，不是你奴役别人，就是你成为别人的奴隶。在这种奴役关系中，一个人成了看守，另一个成了囚犯，所以，双方都是受害者，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婚姻，也就成了一座玲珑小巧的监狱。控制、占有、嫉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毒素都在摧残着爱情的花朵。把爱情视为一种关系，双方就会在一种不幸的状态中生活。真正的爱情是不需要法律、社会舆论来作保障的。

    把爱情当作一种生存状态，它就不是一种世俗的东西，而是一种具有了神性的东西。婚姻在罗马人的定义中是“终生分享命运”，夫和妻叫做命运的分享者。婚姻，只是要求男女之间互相分享彼此之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除了分享之外，它不要求有任何其他的回报。它不制造任何监禁，它不创造任何锁链，既不允许别人监禁你，也不允许你监禁别人。男女双方爱得越深，彼此之间的自由也就越多，互相的期待、要求、控制、束缚也就越少。所以，幸福的婚姻是最低程度的融合加上最高程度的自治和独立。明智的夫妻都力图使对方保持自然状态。既然你选择对方，就应该让对方保持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特长。

    彼此相爱的青年男女构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单个的男人或单个的女人都是不完整的，爱使得本来是彼此分离的青年男女重新结合成一个整体，他们总是只有在对方身上才能找到自己。所以，一位哲学家说：“所谓爱，一般说来，就是意识到我和另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相反地，我只有抛弃我独立的存在，并且知道自己是同另一个人以及另一个人同自己之间的统一，才获得我的自我意识。”相爱的两个人首先在精神上必须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只是因为有爱，而不是因为安全，不是因为经济上的支持，不是因为其他任何理由。

    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彼此都不愿成为孤立的、孤单的个体，否则，就会觉得自己是残缺不全的。他（她）必须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从别人身上获得对自己的承认。爱默生曾经写道：“一般来说，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恋爱阶段度过的。爱情、欲望、希望以及精神上所有最美好的情感，都是在恋爱中产生的。”恋爱是艺术，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人格方面发生的最亲切的精神上的接触。爱情是超乎生理需要的，青年男女在恋爱过程中遵守必要的礼仪规范。

    婚前的这段恋爱时光往往是最为快乐的，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总是喜欢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们经常看到，相爱的人们在乡村小路上漫步。每当这时，我们总是默默地为他们祈祷：愿他们生活幸福，人生过得有价值。

    虽然恋爱十分令人愉悦、快乐，但是，生活伴侣的选择毕竟是人生的关键。正确的选择不应该取决于一次彼此之间的对视，或者脸上所洋溢的玫瑰般的微笑，或者对视时从明亮眼神中碰出的火花。

    的确，生活对男女双方来说是真实的、诚恳的。生活不能视为灰色的浪漫。男人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宠物或玩具，而是一个女主人。当男人失业时，或者遇到经济逆转时——事实上，他处在“最倒霉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女人是：坚强、热心、爱心和同情。在危险的时候完全依赖自己，这肯定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错误。

    然而好男人也会选错妻子。据说英国的大诗人约翰·米尔顿的妻子就是一个泼妇。有人称她为米尔顿听觉中的玫瑰。米尔顿回答说：“胡说，难道我不用辨别颜色？不过，我确实每天感觉到刺痛。”人们可能会指责这位诗人做出如此可悲而不幸的选择。著名的牧师约翰·韦斯利的妻子也是一位“泼妇”。据说，当他在布道时，她常常坐在教堂内做鬼脸。的确，一个最好的男人与一个可恶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然而，每个人的生活中或许都有一条补偿原则在起作用。假如韦斯利的家庭生活非常温馨，或许他就不会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因为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马鞍上完成的。他的妻子把他从家中赶出来，于是社会就得到了一个大礼物！哲学家詹姆士·费辜生也选错了妻子。一次，当费辜生作一场有关天文方面的报告，正讲得眉飞色舞之时，他的妻子闯进了大厅。她径直走到费辜生站立的地方，假装着不小心把讲坛推翻。费辜生对听众道歉说：“我不幸娶了这样一位妇人。”小说家布尔维娶了一位性情暴烈、难于驾驭的女人，布尔维简直无法从事写作，最后他不得不在伦敦单独给她买一栋房子，在那里她与宠物狗生活在一起。莎士比亚告诉我们麦克白娶的妻子引诱他做杀人犯。悍妇粘西比把苏格拉底折磨得死去活来。妖妇黛利拉耗尽了参孙所有的精力。嘉布夫人要求旧君主倒台。英国著名散文作家和评论家约翰·罗斯金也忍受着难以言状的家庭痛苦。成千上万个本该是人间天堂的家庭，最后都事与愿违地演变为人间地狱！

    在婚姻之船下海以前，使自己成为甲板上的优秀航手，这是完全有必要。否则，船就会搁浅，灾难就会发生。对于一般的船员来说，是很难预计大西洋的飓风巨浪的。没有教养的妻子，挥霍浪费的女性，以及有不良嗜好的妇女，最终能将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毁灭。在这世界上，男人所碰到的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不幸的婚姻。谢曼将军曾经说过：“先生，战争就是地狱。”对不幸的婚姻，我们同样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婚姻创造地狱。”不幸的婚姻就是让当事人活着下地狱。

    的确，选择错误的婚姻似乎更加容易。即使最精明能干的男人和女人也会受到蒙骗。一位现代作家指出：“他们错把残忍淫荡的耶西别配给了善良正直的朗菲罗，错把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卢克莱修·博尔吉亚配给了光明磊落的摩挲华盛顿，经过服装师、美容师、珠宝商、形体专家和化妆师的打扮后，一个未经世故的男人怎能识别这复杂的装扮，从而做出精确的判断：他要把心交给谁？”面对现代社会技艺高超的易容术，只有上帝才知道真相！

    选择人生伴侣有几条基本的规则是必须遵守的，它们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在做出决策时不要依赖亲友和轻信媒人。的确，婚姻与他人最不相干，但一生之中，婚姻大事别人却最爱管。每个社区都有媒人，他们是一些给社会制造麻烦的人，并且广泛存在。

    一个人的婚姻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所以必须用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它。爱情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它可能是你生活的发动机，灵感的催化剂。真正的爱情，会使人朝气蓬勃，精神倍增；会使人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崇尚智慧。爱情与美德、知识是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勃朗宁说过：“爱情产生智慧。”生活会因为爱情而得到升华，变得纯洁。

    一般来说，妻子应该让丈夫在某些方面得到母爱，这是婚姻成功的基础。而且，孩子的抚育成长也主要由母亲培养。摇动摇篮的人将统治这个世界。决定民族命运的人现在正在母亲的周围。他们还是小孩和婴儿。男人们会忘记他们在中学和大学所学的东西，失去青年时期的伙伴，但是他们决不会忘记好家庭的教育、示范和影响以及好母亲。在人生的重大战场上，许多东西都可以抛弃，但是，母亲的生命将永远再现在我们的记忆中。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当一个男人娶得一个妻子时，他就是接受了大自然的一份最伟大的恩赐或者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成千上万的男人将他们的现有地位和成功都归功于她们的妻子。除了对孩子的重大影响，她们还有对丈夫和家庭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女子在选择丈夫时也可能犯错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看到许多品貌出众的女人却阴差阳错嫁给恶棍。有的女人嫁的根本就不是丈夫，而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傻得甚至连火都不会烧。另一些女人与其说嫁给丈夫还不如说嫁给了酒桶饭馕。有些丈夫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他们想找一个有钱的老婆，而不愿意找一个有教养的妇女，他觉得为老婆洗洗刷刷，生活也有意义。有教养的妇女不知比这样的丈夫要强多少倍！

    伯利勋爵在和儿子谈到选择妻子时提出忠告说：“一失足便成千古恨，在这个问题必须十分慎重。婚姻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你日后的生活是否幸福，直接关系到你的事业是否有成，直接关系到你的子孙后代是否贤能。选择妻子对于人生来说，就像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必须知己知彼，审慎决策。你必须了解她的性格、品德、健康状况、智力和她的家庭。”在选择妻子或丈夫时，青年人怎样才能受到高尚的指导？这里的最基本要素是什么？

    首先，一定要有深刻而纯真的爱。高官厚禄、纯正血统、远大目标都不能取代纯洁的爱情，甚至宗教也不能取代。一次，一名青年询问约翰·韦斯利，他想向一位年轻姑娘求婚。韦斯利说：“我建议你不要与她结婚。”年轻人回答道：“她是一个基督徒。”这位卫立公学派的奠基人说：“那没关系，上帝与许多人同在，但是你和我就不能生活在一起。”最为重要的是两个人的互爱。没有互爱不会有和谐，更不会有爱情的幸福。而且，相互之间没有爱情的婚姻，往往是充满杀机的。费希特认为，“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婚姻是不会持久的。当事人在这种婚姻中品尝到的只是遗憾的苦果。”

    其次，必须互相信赖。要持久地维系婚姻，对夫妻双方来说，良好的声誉必不可少。因此，夫妻双方必须行为检点，自我约束。猜疑是婚姻的致命的敌人。互相信赖、互相爱恋、互相帮助——这些是平等婚姻不可缺少的要素。爱情的基础是忠实。的确，权力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相互爱恋的双方，不仅要享受权利，更要承担义务。爱情具有排他性，彼此忠诚是夫妻双方应尽的义务。“在爱情里，最高的原则是主体把自己抛舍给另一个性别不同的个体，把自己独立的意识和个别孤立的自为存在放弃掉。感到自己只有在对方的意识中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婚姻的唯一伟大之处，在于唯一的爱情，两颗心的互相忠实。男女双方的文化程度、道德水准应大体相当，并在共同的生活中不断提高。

    再次，温顺的性格、善良的心地、强烈的责任感也应该考虑。性格决定命运，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要找那些性格暴戾的人作为对象，他们只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不幸。脾气暴躁的女子，只会让新婚后的丈夫后悔不迭，想方设法逃离困扰他的“牢笼”。温柔的女子倾慕刚强有力的男子，但讨厌鲁莽粗暴。女子寻求的是那种文明、人道、温柔和善良的力量。她希望自己的心上人在别人面前如雄狮，在自己面前如羔羊。每一个年轻人，应该心地善良，富有责任感，不要找那些善于嘲笑别人、不负责任的人。对于男人来说，千万不要把妇女看作奴隶或玩物。性格、心地和责任感与婚姻状态的变迁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会问：“要不要考虑容颜美丽或是否英俊萧洒呢？”在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年轻男女都是美丽动人或英俊萧洒的。伯克在谈到自己的妻子时说：“她确实是美丽动人的，但她并不是靠她的脸蛋来打动人。让人动心的是她的天真、单纯，她的善良、仁慈。”最好避免向倾城倾国的姑娘求婚，除非她决心跟随你，并认同你的事业。青年人如果只根据姑娘的脸蛋来选择妻子，那么就好像一个人购买农场只是因为花园中的花儿开得美丽。脸蛋漂亮当然好，心灵的美丽和出众的才华却更重要！如果有可能，最好是两者都兼顾，但是如果你只能选择其一，那么一定要看重心灵的美丽和出众的才华！威彻利曾经说过：“善良和才智比美貌更不可缺。我认为善良而有才的年轻女子没有一个是丑的，相反，泼辣而无才的窈窕女子却没有一个是美的。”没有哪种婚姻比只为容貌，只有肉欲的结合破裂得更早、更糟糕。同样，年轻女性在挑选丈夫时，首先考虑的也不应是长相和身材，而是他的才华与人品。

    最后，不要追求完美。不要以为你发现一个完美的人以后，你才能够爱。你永远找不到这样的人。完美的男人和完美的女人都是不存在的。即使他们存在的话，他们也不会在乎你的爱，也不会接受你的爱。听说有这样一个男人，到了70岁的时候，他还是独身一人，因为他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一个完美的女人。有一天别人问他：“你一辈子都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女人吗？”老人悲伤地说：“有一次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女人。”“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她正在寻找一个完美的男人，”老人十分伤心地说。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空气受到过污染就拒绝呼吸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找到完美的人而拒绝爱。

    在生活中，一旦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他们往往就要求对方完美。因为爱，对方就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必须毫无暇疵，完美得像个天使。事实上，这是要求一个人成为超人。因为成为超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恋爱中的男女就只能伪装、演戏，变成一个虚伪的人。但是，伪装的东西是不能长久的，一旦进入婚姻，就必然会原形毕露。不管是处于恋爱中的还是已经进入婚姻中的男女，请你们记住，永远不要追求完美，你无权向任何人提出这种要求，任何人也无权向你提出这种要求。否则，你就是在自寻烦恼，你就会自食其果。

    解除爱情关系中的防卫性

    西奥多·莱克指出，爱情的明显特征就是能消除所有的恐惧焦虑。这一特征在自我实现者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倾向于愈来愈完全的自发性，倾向于防卫、作用、尝试和解除。随着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亲密、坦率和自我表现也与日俱增，达到高峰时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奇妙的现象。得自这些人的报告表明，与被爱者相处能够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宰，能够使人感到自由自在：“我可以不拘礼数。”这种坦率还包括让伴侣自由地看到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弱点。

    当爱情关系处在健康情况下时，则并非表现为竭力去突出自己的优点。正因为如此，自我实现者便无须掩饰自己中老年期的身体缺陷，无须掩饰自己的假牙、背带、腰带以及类似的东西。他们没有必要保持距离、神秘和魅力，没有必要自我克制，也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秘密隐藏不露。这种防卫的彻底解除与一般人关于这一问题的经典论述是背道而驰的，更不用说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了。莱克相信，做一个好的伙伴与做一个好的情人是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但我们的材料似乎证明了相反的情况。

    很显然，我们的材料还否定了那种两性之间具有相互敌对倾向的古老理论。两性之间的这种敌对倾向，对性的无端猜疑、与自己的同性联合起来反对异性的倾向，甚至异性这一词汇的意义本身，都通常可以在心理症患者甚至一般公民那里见到。但这一切在自我实现者那里却丝毫也看不到，至少我目前掌握的研究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性的满足和心理满足的性质在自我实现者身上是随着爱情关系日益成熟而改进的。我的这一发现是与一般大众的思想、与那些在性活动和爱情问题上颇有见地的理论家的思想相互抵触的。自我实现者的报告表明，他们目前的性活动比过去更为完美，并且一直在得到改进。在健康人那里，严格意义上的感官满足与肉体满足是随着对伴侣的日益熟悉而不是由于新奇得到改进的。毫无疑问，性爱伴侣身上那些新奇的东西显然也十分令人兴奋、十分诱人，特别对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来说尤为如此。但我们的材料表明，从这一现象引出一个普遍的结论绝非明智之举。对自我实现者来说，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

    通过自我实现者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健康的爱情意味着防卫的解除以及自发性和诚实的增强。健康的爱情关系倾向于使双方的言谈举止完全出于自发，倾向于使两人相互了解，永远相爱。这当然也意味着，随着一个人越来越密切和深刻地了解另一个人，他就会喜欢他所见到的一切。如果伴侣极坏而不是极好，那么，将不会产生与日俱增的喜爱，而只能产生与日俱增的敌对和厌恶。我曾就“熟悉化”对绘画作品道理的影响作过一番小小的研究。上面所说的一切使我想起了我所作的这番研究的一个发现。我的发现就是，随着与日俱增的熟悉化，优秀的绘画作品越来越为人们喜欢和欣赏，而拙劣的绘画作品则越来越不为人们所喜爱。其实，要确定一些判断绘画作品优劣的标准真是一件困难的事，以至于我不轻易发表这一发现。从主观上我要说，人越好，那么随着熟悉的加深，他们就越招人爱；人越坏，那么随着熟悉的加深，他们就越招人讨厌。

    从我的研究对象身上得知，健康的爱情关系所产生的最深刻的满足之一就是它允许最大限度的自发性，最大限度的自由自在、最大限度的解除防卫和最大限度的使人免遭威胁。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一个人完全没有必要警戒、隐瞒、哗众取宠、感到紧张、言行谨慎、压抑或抑制。我的研究对象报告说，他们能够成为自己的主宰，完全感受不到别人对他们有所要求或期望；他们能够感到自己在心理上（同样也在身体上）是完全自主的；他们仍然感到有人爱着自己，需要自己，仍然感到十分放心。

    这一点罗杰斯描述得很好：“被爱在这里也许有着它最深刻和最普遍的含义，即被深刻地理解和被由衷地接受。实际上，我们爱一个人只能爱到这样的程度，即我们不会受到他的威胁；只有当他对我们的反应，或者他对那些使我们感动的东西的反应能够为我们所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爱。因而，如果一个人对我们采取敌视的态度，那么我敢肯定，我一定会采取某种防卫的方式来对待这种敌视态度。”

    门宁杰描述了同一问题的相反一面：“我们的那种自己未得到正确评价的感觉对爱的损害要小于恐惧对爱的损害。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模糊地感到这种恐惧，惟恐别人看穿我们的面纱，看穿那些由传统和文化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城市压抑的面纱。正是这一点导致我们回避亲近的关系，只在一个表面的水平上与他人保持友谊，低估别人从而不能客观地评价别人，惟恐别人也恰如其份地评价我们自己。”我的研究对象通常能够超越传统的以礼相待这类低级需要，能够较为自由地表现他们的敌视和愤怒。这一点更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

    爱的需要并非来自性欲

    我的研究对象能够永远被他人所爱，当然他们也爱着别人。在几乎全部（或者部分地）能够获得事实材料的研究对象那里，这一点都倾向于引导出这样的结论：心理健康（其他事情也是一样）来自于爱的获得而不是爱的剥夺。虽然禁欲主义不失为一条可能的道路，或许也有着某些良好的效果，可是，需要的满足仍是我们社会中健康的先兆。

    自我实现者与普通人相比，性欲高潮既是重要的，但又可看作并非那么重要。它经常是一种深刻的，几乎神秘的体验，但倘若性欲没有得到满足，这些人也容易忍受，这并不是一个悖论或矛盾，它是由动力动机理论引发出来的。在更高需要层次上的爱使那些低级需要及其满足变得微不足道了，也更容易忽略不计。但是，一旦这些低级需要获得了满足，更高需要层次上的爱也使人们得到更投入的享受。

    爱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变得就像食物一样，这些人一方面津津有味地享受食物，另一方面又认为食物在生活的整个格局中相对并不重要。当他们津津有味地享受食物的时候，他们是在一心一意地享用食物，对动物性以及人的似本能并不采取鄙视的态度。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享用食物在生活的整个格局中相对并不那么重要。他们并不需要美酒佳肴，他们只是在拥有美酒佳肴之际去尽情享用它。

    同样，食物在尤赛琴哲学中，在幻想和在现实中，在价值哲学和伦理哲学中，所占的位置相对而言并不重要。这是某种基本的东西，通常被看成是理应如此的，是建立更高一级东西的一块基石。这些人乐于承认，只有当低级的东西建立起来以后，高级的东西才能够相应地建立起来；但是一旦这些低级需要获得了满足，它们便从意识中隐退而去，自我实现者从不沉缅于这些基本需要之中。

    性生活与此极为相似。就算在生活哲学中性生活并不占主导地位或作用已经减退时，自我实现者仍能全身心地享受它，而普通人则很难做到这些。这是某种可以享受的东西，是某种能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是某种别的东西可以建立于其上的东西，是某种像水或食物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某种完全可以当作水或食物来享受的东西。但是满足当被看成是理所当然时自我实现者一方面比普通人远为强烈地享受性活动，另一方面又认为性活动在整个参照系中远远不是那么重要。这明显是一个悖论，但我认为上面所说的那种态度已经解决了这一悖论。

    需要重点指明的是，自我实现者这种对待性活动的复杂态度，极易造成这样一种情形：性欲高潮时而可以带来神秘体验，时而又可以忽略。这就是说，自我实现者的性快感即可以十分强烈，同样也可以波澜不惊。这与那种认为爱情是一种神圣的疯狂，一种心旷神迷的状态，与神秘体验的浪漫观点是背道而驰的。的确，自我实现者的性快感可以是十分微妙的，但并非时时刻刻都是如此强烈。它可以是一种轻松愉快、试而不虐的的体验，不必每时每刻都是如此严肃、深刻，更不必成为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不总是生活在高峰之中的。他们也可以处在一个比较一般的强烈水平上，轻松愉快地享受性活动，把它当作一种令人心醉神迷、试而不虐、妙趣横生的体验，而无须看穿迷狂与激动的最深刻的底蕴。当我的研究对象比较疲乏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这时他们自然就会进行那种比较轻松愉快的性活动。

    总体上来讲，自我实现的许多特征都可以通过自我实现的爱情体现出来。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这种爱情是建立在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接受的基础之上的，许多东西别人不能接受，但他们却能接受。例如，在这些人身上，婚外的风流韵事相对比较少见，但他们却比普通人更坦然地承认自己为异性所吸引。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即自我实现者倾向于与异性保持一种大方自然的交往，同时，他们偶尔还自得于为异性所吸引，但同时，他们对异性的魅力并不像其他人那般津津乐道。同样，在我看来，他们谈论起性行为来也远较常人自由、随便，不拘泥于常俗。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对生活事实的接受，这种接受与那种更为强烈、更为深刻、更为惬意的爱情关系联系起来，使得自我实现者没有必要去寻求婚外的、作为补偿的、神经质的风流韵事。这一有趣的现象证明了接受与行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自我实现者比较容易接受各种性爱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容易相对地保持一夫一妻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实例。一位妇女与她的丈夫长期分居，我从她口中获得的一切材料都表明，她参与了乱交。她多次参与了这类性活动，并且明确地感到进行这类活动有极奇妙的乐趣。这是一位55岁的妇女，这一切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除此之外，她没有向我提供更多的细节。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负罪感或者愧疚不安的情绪，也没有流露出作了一桩错事的感觉。显而易见，一夫一妻的倾向与贞洁的倾向或者对性欲的弃绝并不是一回事。事实证实，爱情关系越是深刻地使人感到惬意，就越没有必要对同妻子或丈夫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进行压制。

    自我实现者之所以能从性活动中获得快感，正是因为他能够这样面对和接受它。我在健康人的爱情中发现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并不对两性的作用和人格进行截然的区分。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性行为中还是在爱情中，他们都不认为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主动的。这些人对自己的性别知道得很清楚，因而他们根本就不奢望自己承担起异性方面的一些文化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既可以是主动的爱者也可以是被动的爱者，这在性行为与性交中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亲吻和接受亲吻，在性行为中处于上面位置或是下面位置，占据主动，沉默或接受爱，挑逗或接受挑逗——这一切在男女双方中均可看到。各种报告表明，两性均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乐趣。仅仅局限于主动性交或被动性交可以看作是一种缺陷。对自我实现者来说，两性都能获得其特殊的快感。

    我们如果把这一点再向深处想的话，那就是施虐狂与受虐狂了。在被使用时，在屈从与被动中，甚至在接受痛苦、被利用时，都自有一番乐趣。同样，在挤压、抱紧、吮吸时，在施加暴虐时，甚至在施加和接受痛苦时，他们都能够感到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快感，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

    在不够健康的情况下，一般的二歧就会显得正当合理。上述情况再一次表明了二歧在自我实现中是如何经常获得解决的。

    这一点与达西的论点恰好吻合。达西认为，性爱与教友爱是根本不同的，但在最优秀的人身上，两者却能融为一体。他谈到两种爱情，他们要么是男子气的，要么是女人气的；要么是主动的，要么是被动的；要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要么是隐没逃避自我的。的确，在一般人看来，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对立、处于相反的两极的，但在健康人身上情况则恰恰相反。在健康人身上，两极对应得到了解决，个人变得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既具有男子气又具有女人气，既以自我为中心又隐没逃避自我。达西承认，这一切虽极为罕见，但不是完全没有。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得出一个否定结论，即，弗洛伊德把爱情归结为性欲或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倾向是极其错误的。这个错误当然并非只有弗洛伊德才会犯——许多思想浅薄的市井之徒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但他可以被看成是在西方文明史上这一错误的代言人。弗洛伊德的著作处处都强烈地表明，他对这一问题偶尔会有另一种想法。例如，有一次他谈到儿童对母亲的感情来自自保本能，类似于在被喂了东西或得到关心之后内心油然而生的那种感恩心情，儿童对母亲的感情来源于儿童最早的那些岁月，是在自保本能的基础上形成的。另外还有一点，他认为这种感情是对应而形成的，此外他还将这种感情解释为精神方面的性冲动。希区曼曾描述过弗洛伊德所作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弗洛伊德声称一切爱情都是儿童恋母的重复。儿童从母亲的双乳吮吸乳汁，这是所有爱情关系的模型。性爱对象的发现不如看作是一种重新发现。

    在弗洛伊德提出的各种不同理论中，能得到人们广泛接受的，就是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关于温柔的目的遭受到抑制的性爱：“这些人将主要的价值从被爱这一事实转移到他们自己的爱的行为上去，借此独立于他们的对象的默许。他们不是将他们的爱给予个别的对象，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所有的人，以此来避免自己失掉爱。他们避开生殖器爱情的性目的，把本能变为一种含有遭到压抑的目的的冲动，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生殖器爱情的变化莫测以及对它的各种不满，他们通过这一过程引入他们自身的那种状态——一种不可变易的、毫不偏离的、温柔的心态——与生殖器型爱情的暴风骤雨一样的丰富多样性就几乎没有什么表面的相似性了，但那种状态仍是来自生殖器型爱情的。”

    说得直截了当一些，温柔是目标转向的或乔装打扮的性爱。当我们遭到禁止，从而不能实现性交这一性目的之时，当我们一直企图实现这一性目的，但却不敢承认这一企图之时，妥协的结果便是温柔和感情，但实际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每当我们遇到温柔和感情的时候，我们用不着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它们仅仅视为目的遭到抑制的爱。从这一前提还可以推演出另外一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论点，这就是说，如果不去压抑性欲，而允许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与其他任何人性交，那也就没必要再谈什么温柔的性爱了。乱伦禁忌和压抑——这一切都孕育出爱情。

    生殖器型的爱情是弗洛伊德学派所讨论的另一种爱情，但他们给这种爱情下定义时往往只强调生殖器，却从未谈到过爱情。例如，这种爱情常常被界定为性交的能力，界定为达到性高潮的能力，界定为通过男女生殖器结合（无须求助于阴蒂、肛门、施虐、受虐等等）达到这种性高潮的能力。当然，较为精辟的观点虽然少见，但确实存在。我以为，在弗洛伊德传统中，麦克尔·巴林特和爱德华·希区曼的那些论断最有见地。

    巴林特对生殖器型爱情的讨论其中有好多否定性质的强调。让我们考察一下这种矛盾情感的后生殖器型爱情，这种爱情没有矛盾情感的痕迹，而且也没有前生殖器型的对象关系的痕迹；不应该有任何口头的特征；不应该有伤害、侮辱、控制和统治对方的意愿。也就是说，不应该有任何施虐的特征；不应该有玷污对方的意愿，不应鄙视他（或她）的性欲和性快感；不应有讨厌对方的危险。也不应有仅仅为对象的一些令人不快的特征而耿耿于怀的危险。也就是说，不应有任何肛门特征的残余；不应强迫自己吹嘘占有一个男性生殖器，不应有一种自己不完全的感觉和生殖器有缺陷的感觉，也不应该感到对方的生殖器有缺陷，不应有生殖器象征阶段的痕迹和阉割情绪的痕迹。……如果没有了上列接受生殖器阶段的特征的话，生殖器型爱情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爱自己的伴侣，是因为他或她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第二，是因为我们能满足他或她的要求，是因为我们能够几乎或完全同时体验到性欲高潮。生殖器的满足对生殖器型爱情来说显然只是一个必要的而非充足的条件。我们所知道的是，生殖器型爱情远远不只是由于对方向我们提供了生殖器满足而产生的感激或满足，而且这种感激或满足是单方面的不是共同的，这都无关紧要。那么除了生殖器满足之外，生殖器型爱情还包含一些什么因素呢？

    在一种真正的爱情关系中，除了生殖器满足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理想化，温柔，一种特殊的认同形式。总起来说，生殖器型爱情确实是用词不当。我们所说的生殖器型爱情是各种不协调因素的融合，既有生殖器的满足，又有前生殖器阶段的温柔。人们时常害怕这种融合所产生的紧张，但他们也从中得到了报偿，这就是说，为了寻求快乐的时刻，他们可以定期回归到一种真正的幼儿阶段上去。

    温柔是如何包含在生殖器型的爱情中的，这的确令人费解，因为，人们在性交中是绝不会抑制性目的（的确是性目的）的。弗洛伊德对目的得到实现的性爱不置一词。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殖器型的爱情中找到温柔的话，那么除了目的抑制之外，我们还必须找到另一个源泉，而这一源泉似乎是与性爱无关的。萨蒂的分析理直气壮地抨击了弗洛伊德这一观点的弱点。莱克、弗洛姆，德·弗莱斯特和其他一些修正弗洛伊德主义理论者的分析也是如此。阿德勒早在1908年就肯定地指出，对爱的需要并非来自性欲。真正的爱情根植于“感动”

    恋爱双方基本需要的诸多层次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层次，是良好爱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需要的认同。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可以感觉到另一个人的需要，就像是他自己的需要一样；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另一个人，从而自我得到扩大，同时囊括了两个人。为了某种心理目的，这两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另一个单位，一个单一的人，一个单一的自我。

    阿德勒也许是以专门的形式提出这一原则的第一人，后来弗洛姆特别在《自为的人》一书中又非常出色地表述了这一原则。他这样定义爱情：

    就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论，爱情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爱情表现出感动性，意味着关心、尊敬、责任和了解，它并不是在被他人感动那种意义上的“感动”，而是为了所爱的人的成长与幸福所作的积极努力，而这种积极努力又是根植于爱的能力的。

    石里克也对这一定义做出很好的表述：

    “意念冲动是人的一些倾向，由于这些倾向，关于另一个人的愉快或不愉快的状态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愉快或令人不快的体验（同样，由于这样一种冲动，光是感觉到另外一个人，光是感觉到他的在场，便可引发出愉快的情绪）。有这些倾向的人将他人的快乐视为自己行动的目的。一旦这些目的得以实现，他也可以享受到其中的快乐。因为不仅是关于他人愉快的观念，而且是对他人愉快表情的实际感受，都使他感到高兴。

    往往可以通过承担责任、关心和对另一人的关怀而表现出需要的认同。爱着自己妻子的人从妻子的快乐中获得的快乐足以与他自己的快乐相比拟。爱着自己孩子的母亲宁愿自己为她的孩子承担病痛，因为自己得病远不如看着孩子得病那么痛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健康的婚姻和不健康的婚姻中，夫妻对疾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护理所作的迥然不同的反应得到一个极好的例证：发生在一对健康夫妻身上的疾病是两人共同的疾病，而不是其中一人的不幸，他们会自动承担起相同的责任，好象他们俩同时遭难一样。夫妻恩爱的家庭的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精神通过这种方式显示出来，而不仅仅是通过其离开食物或钱财而显示出来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下面这一原则的最好的和最纯粹的证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里，需要对这一原则作的唯一改动就是，对方的需要就是自身的需要。

    在健康的夫妻关系中，弱的一方可以尽情享受自己爱侣的悉心呵护和料理，并且可以完全放弃自我意识，如同一个小孩在父母的怀抱中安然入睡那样。而在不那么健康的夫妻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疾病在夫妻之间造成了紧张。对于一个将自己的男子气概与体力等同起来的壮汉来说，疾病和虚弱是一种灾难。如果他的妻子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界定男子气概的话，那么对她来说也是如此。对于一个根据选美比赛所要求的身体魅力来定义女性魅力的女子来说，减少了她的魅力的疾病、虚弱等等都是一场悲剧。如果她的丈夫也以同样的方式来界定女性魅力的话，那么对他来说也是一场悲剧。我们的健康人完全避免了这种错误。

    如果大家都清楚，人毕竟是互相隔离、用致密的皮肤包裹起来的，每个人都处于自己的小贝壳中。如果大多数人能承认，人毕竟不能像了解自己那样互相了解，那么，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一切交往都像是“两个彼此隔绝的人企图互相保护，互相接触，互相问候”一样。在我们或多或少了解的那些努力中，填补两个互相隔绝的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是健康的爱情关系。

    自我超越的问题在建立关于爱情关系或利他主义、爱国主义等理论的历史上，已经显得太古老了。在专业水平中对这一倾向所进行的绝妙分析是由安吉亚尔的一本书提供的。在这本书中，他讨论了他称为协同法则的倾向的各种实例，他将这种倾向与自主的倾向、独立的倾向、个性的倾向进行了对比。安吉亚尔要求在系统心理学中为这些各式各样的超越自我界限的倾向提供一席之地，越来越多的临床和历史证据表明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这种超越自我界限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类似我们对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那种需要。也就是说，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人就会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害病，这一点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说，超越自我是最令人满意的、最完美的。从避免性格疾病的角度来看，最健康的方式莫过于将自己投入到健康的爱情关系中去。

    弗洛姆与阿德勒的观点都强调了生产性、关心、责任，这都是确切无疑的，但弗洛姆、阿德勒和其他类似的讨论者忽略了在我的研究对象身上十分明显的健康爱情关系的一个特殊表现，即嬉戏，愉快，兴高采烈，幸福感，娱乐。自我实现者能够达成一种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嬉笑与呼吸一样平常。

    弗洛姆和其他一些论述过这一问题的严肃思想家描述理想的爱情关系的方式，就是将它变为一种任务或责任，而不是将它变为一种游戏或乐趣。弗洛姆说：“一种生产形式，创造出一个人与他人、与自己的基本人种联系。它意味着责任、关心、尊敬和了解，以及希望别人成长和发展的意愿。它在保存双方的完整性的条件下表现了两人的亲密关系。”

    必须承认，弗洛姆所说的这种爱情听起来好象是某种合同或伙伴，而不是一种出自自然的嬉戏的。要知道，使得两人彼此倾心的原因并不是人种的利益、生殖的任务。人类也完全可以比作儿童游戏或木偶游戏。它是愉快的、幽默的和嬉戏的，不像弗洛姆暗示的那样，是一种努力，它基本上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爱是肯定而非占有

    对他人个性的肯定，希望他人成长的意愿，以及对他人独特人格的基本尊重，这都是每个论述过理性或健康爱情这一问题的严肃思想家所强调的，对自我实现者的观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人都具备为伴侣的胜利感到高兴而不是受到这种胜利的威胁的罕见能力。他们的确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深刻而基本的方式尊重自己的伴侣。奥佛斯特里特说得好：“对一个人的爱意味着对那人的肯定而不是占有，意味着愉快地授予他一种充分表达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性的权利。”

    弗洛姆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断也十分感人：“爱情是这样一种自发性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所说的并非那种把自己消溶于另一个人中去的爱情，而是那种自发肯定他人的爱情，那种在保存个人的基础之上将个人与另一个人结合起来的爱情。”

    在这方面，一个最感人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对他妻子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即使这些成就超过了他自己的成就。另一个例子就是嫉妒的消失。

    可以有许多途径，当然是与爱情效果本身区别开来的途径，可以表现出爱情的这一方面。爱情和尊重可以彼此分开，尽管它们常常是相互伴随的。即便是在自我实现的水平上，离开了爱的尊重仍是可能的。我不敢断言离开尊重的爱情是否可能，但这也可以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有许多尊敬关系的特征可以由爱情关系的外表特征或性质表现出来。

    对他人的尊重，仍然意味着对他人独立存在的承认，在爱情关系中也不例外。自我实现者不会随便地利用别人、控制别人、忽视别人的愿望，他愿意给予对方以一种基本的、不能降低的尊严，不会无端地侮辱他。这一点不仅适宜于成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适宜于自我实现者与小孩的关系。他完全可能以真正的尊重来对待小孩，而大多数人往往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而这种尊重关系表现在两性之间时，则往往是一种相反的情况，即好象是缺乏尊重，这的确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例如，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大量所谓尊重妇女的标志事实上都是从不尊重妇女的过去遗留下来的残余，也还可能是无意识地表现了对妇女的极端蔑视。当一位女士进屋时，男人总要将她延请入座，帮她挂好外套，让她先进门，给她敬上最好的东西，一切东西都让她首先挑选。

    从历史和动力学角度看，此刻所表现出的这些文化习惯都隐含着这样一个观点，即女人是弱者，是无力照顾自己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保护，就像对弱者和低能者的保护一样。总的来说，具有自尊心的女人对这类尊敬的标志常常感到厌恶，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都可能具有正好相反的含义。

    自我实现的男人真正地并且从根本上说倾向于把女人看作伴侣，是与自己相同的完完全全的人而不是把她们看作有弱点的人，并在此基础上尊重和喜欢她们。因而他们从传统意义上看要从容得多，随便得多，不那么拘泥于礼节、客套。我看到，这一点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往往会看到有人指责自我实现的人对妇女缺乏尊敬。

    爱情的终极体验

    虽然爱情的结果中有很多美好的方面，但它们却不是爱情的起始原因，也并不是两性产生爱情的决定。我们在健康人那里看到的爱情必须用自发的钦慕来加以描述，必须用我们在被一幅优秀的绘画作品打动时所经历的那种感受上的、不求回报的敬畏和欣喜来加以描述。各种心理学文献对报偿与目的，强化与满足已经谈得很多了，而对我们称为终极体验（与手段体验相对）的，或者说一个人在自身就是报偿的美面前所感到的敬畏则谈得不够。

    在我的研究对象身上表现出的钦慕和爱情绝大多数本身并不要求报偿，本身就无益于任何目的，而是在诺斯罗普的东方意义上被体验到的，具体而丰富的，完全是服务于自身目的的，是表意符号的。

    这种钦慕没有目的性，不求实效，它或者可以看作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一种单纯而真实的接受，它一无所求——得到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一个敬畏者几乎完全听任于自己的体验，而体验则影响着他自己；他用天真无邪的眼光注视着，凝视着，如同一个小孩，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既不表示赞许，也不表示批评；他对经验的、内在的、引人注目的性质感到心醉神迷，任其进入自己的心扉，达到自己的效果；就像我们有时任凭海浪将我们冲倒，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好玩，此时我们具有一种热切的承受状态。

    我们可以将上面那种体验比做这种热切的承受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将此比做我们对缓慢变化的目的的一种不受个人性感影响的举止和一种敬畏的、被动的欣赏，我们几乎不能给它强加任何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未将自我投射到这种体验中去，也不企图把这处体验加以塑造，就像我们在罗夏测验中一样。它也不是任何东西的预兆或象征，我们钦佩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报偿，它与牛奶、食物或其他身体需要绝无瓜葛。我们可以欣赏一幅绘画作品但不想拥有它；我们可以欣赏一株玫瑰但并不想采摘花朵；我们可以欣赏一个漂亮的小孩但并不想绑架他；我们可以欣赏一只鸟儿但并不想把它关入笼中。

    同样，一个人也可以以一种无为的或一无所求的方式钦慕和欣赏另一个人。当然，钦慕和敬畏与其他一些将人们互相联系起来的倾向确实相互协作，它并不是使人们联系的唯一倾向，但的确是这种倾向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不那么沉溺于自我的人。

    这一观察中的最重要的含义可能与大多数爱情理论相违背，因为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人们之所以去爱另一个人是因为受到驱动而非吸引。弗洛伊德谈论的是目的受到压抑的性爱，莱克谈论的是目的受到压抑的力量，许多人谈论的是对自我的不满，这个自我迫使我们创造出一个由我们自身投射出去的幻象，即一个不真实的（因为被过高估价了）伴侣。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健康人是以一种由激动而变为感激的反应方式而彼此相爱的，就如同第一次欣赏伟大音乐就爱上它一样。他们对音乐感到敬畏，为音乐所征服从而热爱音乐。即使事先并没有想到要让音乐征服，情况也是如此。霍尼在一次演讲中认为爱他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且以此来界定非神经质的爱情。随之而作出的反应就是去享受，去钦慕，去感受乐趣，去关照和欣赏，而不是去利用。圣贝尔纳说得十分贴切：

    爱情并不寻求超越自身的原因，也不寻求限度。爱情是其自身的果实，是其自身的乐趣。因为我爱，所以我爱，我爱，为的是我可以爱……

    这类观点多次出现在神学文献中。人们努力将上帝之爱与凡人之爱区别开来，这常常是因为他们相信，无私的钦慕与利他主义的爱只能是超人的一种能力，而凡人决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具备。当然，我们必须反驳这一论点，要知道当人处于最佳状态之时，在获得充分发展之时，也显示出了许多被视为超自然特权的特性。

    如果把这些现象与我们的一些理论综合起来考虑，我认为，这些现象能被理解得十分透彻。首先让我们来考虑匮乏性动机与成长性动机（或者更恰当些讲是成长性表达）的区分。我已经指出，自我实现者可以被定义为不再受安全需要、归属需要、爱的需要、地位需要和自尊需要驱使的人，因为这些需要已经获得了满足。那么，一个爱的需要已经获得了满足的人为何还要恋爱呢？一个被剥夺了爱的人之所以恋爱，是因为他需要爱；追求爱，是因为他缺乏爱，因而他就被驱使去弥补这一致病的匮乏。自我实现者肯定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去恋爱的。

    我们必须看到，自我实现者没有需要弥补的匮乏，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些匮乏，而能够去寻求成长、成熟和发展，或者说，能够去寻求完美的个体和人种本质的实现。这种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来源于他们的成长，并且无须努力就可以将他们的成长表现出来。他们爱，因为他们是爱他人的人，正如他们和蔼，诚实，不做作，是因为他的本性如此，这些都是自发地表现出来的，就像一个强壮的人之所以强壮，并非因为他愿意强壮；一朵玫瑰之所以散发出芳香，并非因为它愿意散发出芳香；一只小猫之所以优雅，并非因为它愿意优雅；一个小孩之所以幼稚，并非因为他愿意幼稚。

    自我实现者的爱情是顺其自然的，而没有那些支配着普通人爱情的费劲、紧张或努力。用哲学语言来说，自我实现者的爱情既是存在，又是生成。

    最令人心醉的爱情生活

    自我实现者表面上容易被看作与我描述过的那种同一的爱情相违背，因为他们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个性。这一事实似乎制造了一个悖论，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悖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超然独立的倾向，与需要认同的倾向，与建立深刻的相互关系的倾向在健康人身上可以并存。

    事实上，自我实现者在一切人中既是最有个性的，又是最富有利他主义精神、最喜欢交际和最富有爱心的。我们将这些性质置于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的相互对立的两极，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加以纠正的错误。在自我实现者身上，这些性质是并行不悖的，在他们身上，两歧获得了解决。

    在我们的研究对象身上，体现出一种健康的自私、一种伟大的自尊和一种不愿作无谓牺牲的倾向。

    在自我实现的爱情关系中，体现了爱的巨大能力与既尊重他人又自尊自爱二者的完美结合。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在普通的意义上说这些人像普通的情人那样相互需要。他们可以极其亲密，但又十分容易分开，他们之间不是相互粘连在一起的，他们没有任何种类的钓钩或铁锚。显然，他们从对方那里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他们又极其乐观，愿意接受长期的分离或死亡。经过最强烈的、最令人心醉的爱情生活，这些人仍旧保持着原来的自我，最终仍旧是他们自己的主宰，即使他们从对方那里获得了强烈的乐趣，也仍旧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生活。

    如果这一发现能够被证实的话，那我们就有必要重新修正关于理想和爱情的定义，起码也要扩充一下。我们可根据自我的完全融合和独立性的丧失，根据自我的放弃而不是根据自我的加强来给它下定义。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此刻的事实似乎就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个性得到了加强，自我与他人融合在一起了，但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又像通常一样，明显地独立。超越个性与加强个性这两种倾向必须仍被看成是兼容而不是矛盾。

    爱情中的良好趣味

    据我看来，自我实现者最优秀的特性之一就是他们极其敏锐丰富的感受力。他们远比普通人更能有效地看出真理、理解现实，而不管这些现实有无结构，是否带有个性。

    在爱情关系这一领域，这种敏锐性的主要表现是对性爱伴侣的一种极好的趣味（或感受力）。我们的研究对象中的亲密朋友，夫妻组成的群体比随意的抽样调查所表明的要好得多。

    当然，认为这种婚姻关系和对性爱伴侣的选择都达到了自我实现的程度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得到辩解的错误，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研究对象并不完美，并非无所不知，他们也有自己的虚荣心，也有自己的特殊弱点。例如，在我所研究的那些人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出于怜悯而不是出于平等的爱情而结婚的，有一个人面临着无法避免的问题娶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人。我们应当更精确地强调说，他们对伙伴的抉择要比一般人好得多，但绝非完美。

    但即使仅凭这一点也足以将那种很普遍的观念推翻，那种观念认为爱情是盲目的，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恋爱中的人往往把伴侣看得太完美。很清楚，虽然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适用，但对健康的个人来说就未必了。的确有的材料甚至表明，健康人的感受在爱情中要比其他方面更为有效，更为敏锐。爱情使得施爱者有可能在对方身上看到一些别人完全忽略的品质，因为健康人能够爱上一些普通而特殊的东西。

    奥斯瓦尔德·斯瓦在《性心理学》中曾有精彩论述：“爱情赋于爱者的这一神奇的能力，在于那种能够在对方身上发现一些他实际具有的而未受爱情鼓舞的人却看不见的优点的能力，这一点不能强调得太过份。这些优点并非一个用幻想的价值观所爱的人装饰起来的施爱者创造的，爱情不是自我欺骗。”

    毫无疑问，在这里面有着强烈的情感因素，但爱情基本上是一种认知活动，的确是把握人格的内在核心的唯一途径。别人因为有明确的缺陷而不愿爱的人，人们极易错误地认为爱是盲目的。

    然而，这种爱情对于缺陷并非盲目的，它仅仅是忽略了这些可以感觉到的缺陷，或者根本就不把它们当作缺陷。对于健康人来说，身体上的缺陷和经济上的、教育上的、社会上的远远没有性格上的弱点那么重要。结果，自我实现者极有可能深深地爱上那些形象不那么好看的伴侣。别的人把这称为盲目，但我们却完全可以把这称为良好趣味或感受力。

    我曾经有机会观察到这种良好趣味在几个相对健康的人身上的体现，与其说这是由于与日俱增的年龄使然，不如说是与日俱增的健康使然。

    我们的材料还反驳了相反相吸和同配生殖两种普遍理论。事实上，同配生殖是一种与诸如诚实、真挚、慈爱和勇敢这样一些性格特征相关的规律。在较为外在和表面的特征方面，在收入、社会地位、教育、宗教、民族背景、外表方面，自我实现者同配生殖的程度比在普通人身上显然要低得多，他们不受差异和陌生的威胁。的确，他们对此感到好奇，而不是相反，他们远远不像普通人那种需要熟悉的口音、服饰、食物、习俗和仪式。

    至于相反相吸，这种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适合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充分体现出他们对自己不具备的技艺和才能的诚实的钦佩。这样的理论体现在一些比较健康的男女大学生身上的发展过程。他们越是成熟，就越不被诸如漂亮、好看、舞技超群、丰满的乳房、身体的强壮、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美妙的脖颈这样一些特点所吸引，他们就越是讲究彼此适合、互相体贴入微、讲究善良、彬彬有礼、良好的伙伴关系。在几个实例中，他们还与这样一些人相爱，这些人具有那些几年前被认为是特别令人厌恶的特征，如身体上长毛、过胖、不够潇洒等。在一个年轻小伙子那里，我看到他的心上人在逐年减少，起初他可以被任何一位女性迷住，潜在的心上人的排除也是仅仅建立在过胖、过高等身体基础上，但最后他只想与所有认识的姑娘中的两位发生恋爱关系，他所关心的是她们的性格特征而不是身体特征。

    我认为，研究将会表明这种情况可以看作一种优势，不管是在男人身上还是在女人身上，都使得一个潜在的伴侣对我的研究对象更具吸引力，而不是相反。

    我想让大家注意下面这一事实：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例证说明那个古老的二歧，即冲动与理性、理智与情感之间的二歧得到了解决或者被否定。我的研究对象与他们所爱的人都是既通过认识的标准也通过意动的标准来合理地选择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根据冷静的、理智的、不偏不倚的考虑而直觉地、性爱地、冲动地被适合他们的人所吸引的。他们的意愿同他们的判断相一致，是互相协作而不是互相违背的。

    这就像索罗金曾试图表明的，真、善、美肯定是互相联系的。我们的材料似乎确证了这些看法，但只有在健康人身上才是如此。出于对神经病人的尊重，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持慎重态度。优美心灵管理的“异途”

    在1965年8月14日，我来到了纽约州斯塔腾岛德托普村。此前我一直过着一种非常闭塞的生活，因为我不想引起任何无意义的误解。对于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切我几乎一无所知，看一看不象我那么闭塞的人怎样生活是我来到这里的目的，也渴望能从这里学到些什么。

    如果我能对社区有用，从社区的角度来看，也许正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一个正在对社区成员已经习惯的事情进行观察的人。不过，我或许能注意到一些仅仅因为社区成员太熟悉而可能忽略的事情。也许我能以这种方式对社区有所帮助，不过我只能讲我对这一类事情曾有过的反应如何，以及我正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我从事心理学理论和研究工作，过去曾进行过临床心理治疗的情况和这里有很大的不同，用的方法不同，求诊的人不同——一般是大学生和享有特权的人物。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一直学习如何小心谨慎地待人，体贴娇惯，温文尔雅，就像他们是易碎的瓷器一样。但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切引起我极大兴趣，而且有证据表明，我过去的态度可能完全是一种错误。我所知的关于辛那侬的情况，以及我的亲眼所见都表明，把人看作易碎的茶杯，以及认为绝不要对任何人高声说话以免伤害他，或认为人会很容易大哭大闹或自杀或发狂，所有这些想法都已经过时了。

    这些团体的想法和做法与我以前所接触过的截然相反，人是非常顽强而不是脆弱的。他们的承受力极高，最好是直截了当地对待他们，不要拐弯抹角，或轻手轻脚地从背后包抄他们，应该直视问题的中心。我称这种治疗方式为“无废话疗法”，它的作用非常大，可以用来清除防御、文饰、面罩、回避、世俗的客套。也许人们会说：“世界是半盲目的。”不过在这里我却看到一个透明的社会情境。在这些团体中，人们拒绝接受通常的面罩，他们剥开面罩，拒绝接受任何废话、任何借口或遁辞。

    当然，我曾提出一些问题，但被告知这一假想是很起作用的。有人曾自杀或出过什么问题吗？没有。有人由于这样对待而发疯吗？没有，而且我亲眼看到了这一点。有非常直率的谈话，效果很好。这和我过去的训练发生了矛盾。对于我这样一个理论心理学者来说，这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弄清人性大体上是怎样的。它提出了一个真实的有关整个人类的本性问题。人有多么坚强？他们能承受多大份量？主要的问题是，人能接受多少诚实？它对人有多少好处？有多少坏处？我想起了埃利奥特说过的一句话：“人类承担不了太多的真实。”他是说人不能直截了当地承受真实。此外，在这个团体得出的经验也表明，人不仅能承受诚实，而且诚实非常有益，非常有疗效；它能使事情更快地运转。即使诚实造成伤害时也是如此。

    我的一个朋友对辛那侬很感兴趣，他曾表示过，一个吸毒上瘾者经历过那里的治疗后，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体验到了真正的亲密关系、真正的友谊和真正的尊重。他第一次体验到直爽和诚实的可爱，并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他能成为他自己而人们不会为此而伤害他。这是非常愉快的：他越是保持他的本来面目，人们也就越喜欢他。这时，我的朋友说出了使我非常感动的话：他想他很喜爱的一个朋友也许也能从这种生活中受益。他甚至说：“可惜他不是吸毒者，不然他就能到这样奇妙的地方来了。”这听起来简直近于疯狂。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小理想王国，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你能得到真正的直爽、真正的诚实，和诚实中含有的尊重，有一种像大家庭在一起活动的真正团体的生活经验。

    我不禁又意识到：难道这不正是良好社会的某些因素吗？不正是“愚蠢”的排除吗？我曾研究过北部印第安黑脚族，他们是极完善的人。我对他们非常感兴趣，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逐渐和他们熟识起来。我有一些很有趣的体验。我进入这片少数民族保留区时有一个印象，好象这些印第安人是被存放在一个架子上，就像存放标本等一类收集物一样。后来我却逐渐地改变了我的印象，在保留地上生活的印第安人是很有教养的人。当我把他们和村中的白人相比较时，我简直弄得越来越糊涂了。我逐渐发现，这些白人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丑陋混杂的人群。于是，问题产生了：收容院在哪里？谁是看管人，谁是住院者？每一件事都混淆不清。在这个小型的良好社会中就是如此。保留地不是荒蛮之地，而是沙漠中的绿洲。

    在这里的一次午餐谈话中，我有了另一种想法。我们讨论的基本问题是：人最普遍的需要是什么？在我看，似乎有相当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有数的几种，那决不是什么复杂的事。

    第一，他们需要有一种安全感，使他们觉得有保障，幼小时需要照顾，觉得没有危险。

    第二，他们需要有一种归属感，如有一个家，一个部族或团体，或有某种组织使他们能感到自己有权利作为其中的一员。

    第三，他们必须有一种受到敬重的感受，觉得人们对他们怀有感情，觉得他们值得他人喜爱。

    以上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你能谈论心理健康、谈论成熟和坚强、成长和创造，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心理药物——能产生维生素一样后果的药物。假如这是正确的，那么，恐怕大多数人都患有这些维生素缺失症。这一事实被各种各样的手法掩盖，但真实的情况是，一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缺少真正的朋友。只有很少数的人能有心理学者所说的真正友谊。从理想的角度考虑，婚姻也大都不是很美满。你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所共知的难题——不能抵制酗酒，不能抵制吸毒，不能制止犯罪，不能制止任何不道德的——都是由于缺乏这些基本的心理满足而造成的。问题在于，德托普村是否能提供这些心理维生素？当我对此调查研究之后，我的结论是它能提供。请记住它们是什么：首先是安全，没有焦虑，没有恐惧；其次是感情，有喜爱你的人；再次是归属，你可以归属于一个团体；最后是尊重，你能受到他人的敬重。德托普村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能提供这样一种环境，并使这些需要有获得的可能。

    我的心头涌现出很多的印象和想法，我曾经提出过千百个问题，也试想过千百种答案，问题是这样的：有一种直率的诚实，但有时听起来甚至近于残酷的粗鲁，你是否认为它能为安全、情感和尊重提供一个前提条件呢？它有伤害，而且必然会有伤害。你们每一位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这里有一个我们见到的前景，真是箭拔弩张，没有温文尔雅，非常爽快，非常直接，非常生硬。你认为这对你能起作用吗？这是一个我非常想听到回答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这一特殊的团体活动是否能提供那种归属感？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人都彼此情投意合，每一件事情都由团体关照吗？这种情感以前是否缺失？很有可能这种粗杂的诚实并不是一种侮辱，反而含有一种尊重。你能相信你的所见吗？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吗？这能否成为尊重和友谊的基础？

    在很久以前，我曾听过一位分析家的谈话。那时还没有团体疗法，他也谈论过这种诚实。在那时他所说的听起来很可笑，而且有点不近情理。他说：“我让我的患者承担他们能够忍受的最高焦虑负荷。”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让患者尽量多承担，那就是他将提供很多治疗，因为他提供得越多，整个疗程进展也就越快。从这里的经验来看，它似乎毫无可笑之处。

    若从教育的角度思考，也可以把德托普看作一种教育制度。它是一个绿洲，一个小型良好的社会。它提供了所有的社会都应该提供但并未提供的东西。从长远之处着眼，德托普提出了全盘的教育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如何利用教育的问题。教育并不仅限于书本和文字。德托普的课程是一种广义的教育，教人学会如何变成一个优秀的成年人。

    从自我实现角度考虑，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自我实现。假如未能自我实现，那一定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打乱了发展过程。这里添加的论据是超过我所认识到的，对成熟、责任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是那么强有力，以至使它能够承受你们所托出的所有这些粗鲁的东西。至少这对某些人是适用的。这些人不得不在这里打开他们的道路，越过痛苦和难为情，等等，我深感这是比我所能认识到的更强有力的自我实现需要。当然，这里的人是能够承受这种粗鲁对待的人。不过，不能承受的又是什么人呢？有多少人曾因为诚实太痛苦而回避诚实呢？

    关于责任心的发展方面，不仅要教养成年人承担责任，也要相信他们能承担责任，并让他们为尽责而奋斗、流汗。让他们自己尽心尽力，而不是过分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或包办代替。当然，另一方面，完全不管也不行，但那是另一回事。我推测：这里所出现的情况正是责任感的正向发展。在这个近似封闭的地区，你从任何人那里都听不到一句大话，假如你必须做某事，你就不能不去做，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去做。

    我可以举一个印第安黑脚族人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他们是坚强的人，自尊的人，而且是最勇敢的战士。他们是硬汉子，敢于承担责任。如果你注意观察他们如何发展到这一步，我认为那是通过对他们的孩子的尊重得到的。

    我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力图打开一个通向小屋的门。那是一扇很重的门，他起初打不开，但他却不停地推来推去。如果换作其他族类的父母，这时就会走过来为他打开那扇门。然而，印第安黑脚族人却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看着小孩推门，直到半个小时以后小孩推开门。小孩虽然弄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不过人人都称赞他，因为他能自己完成任务。我认为，印第安黑脚族人的旁观要比普通人更尊重那个孩子。

    另一个例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男孩的行为。他有七、八岁的样子，经过仔细端详，终于看出他是印第安人中的富家子弟。在他的名下有几匹马和一些家畜，还有一包贵重的药品。有一个成年人要买那包药物，那是小男孩最值钱的财产，我从他的父亲那里得知。当他面临这一难题时他有些不知所措。请记住，他才只有七、八岁。他所做的是自己到野外去思索。他走了大约两三天，在外面过夜，自己考虑该怎么办。他不请求他的父亲或母亲给予建议，他们也不告诉他该怎么办。三天以后他回来了，宣布了他的决定。要是我们，我敢说我们将会告诉一个七岁的孩子该怎么办。

    对于新的社会疗法的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想法，可能证明对于你们是有专业兴趣的。有一种新的工作在你们的面前展现，那是一种行动主义者的工作，它更需要的是实际经验而不是书本训练。它是老式行政官员和教师的一种结合。你必须从事人的工作；你必须喜欢直接和人打交道，而不是远离他们；你必须对于人性有尽可能丰富的知识。我曾称它为“社会疗法”。这似乎是非常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做得最有成效的人不是得到过博士学位之类的人，他们是“白丁”，完全是自己弄懂事物的原理的，他们懂得他们所谈论的事情。例如，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用力，什么时候应放松。

    世界上有98％的人，你可以称之为“没有特权的人”，这些人需要做许多工作。另外，如何教导不识字的人学习也成为强迫的任务；还有利用精神病学知识帮助人成熟并增强责任感的问题，等等。现已感到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很短缺。我的印象是通常的学院训练可能对此有些帮助，但那是很不够的。这些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已落在社会工作者的手中。一般社会工作者，就我所知，通常并不理解应该做些什么。换个方式来说，就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因此，做这些工作的最佳人选应该是经验丰富的人，而不是仅仅懂些理论或皮毛的家伙。德托普令人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由经历过实际考验的人管理的。在德托普，治疗师知道如何对其他患者讲话。从某种意义来看，这是一种工作，它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专业。

    我能轻易地举例说出社会革命在不同领域发生的情况。所有的教会都在改变，宗教也正在改变，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进展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些；但它们都是沿着同一的优美心灵的方向发展，即沿着人性更丰满的方向发展，这是人所能到达的坚强的、创造的和欢乐的目标，是享受生活的、身心健康的人的方向。你可以说这是优美心灵的宗教，而且它正在出现。我曾写过一本书，即《优美心灵管理》，那是讨论劳动环境、工作任务和工厂等等问题的，在这些问题上也有一场革命，有些地方整个工作环境弄得非常适合人性而不是非常糟，所采取的措施能使人性得到发展而不是削弱。

    在婚姻、爱情和性的方面，有些书和文章及调查研究也以同样的方式，它们都指向某种理想，指出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使一个人成长得尽可能完善，使他的本性尽可能地充分发展。

    当然，我们的社会仍然像一块僵死的、沉重的东西。但有许多生长点，许多不同的点，你可以称之为未来的波涛。众所周知，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地方也在进行这些事情，也许有几十处之多。不过，我们很少听到它们的情况，因为它们是独立地发展的。假如你有了一个精彩的想法，假如我有了一项发现，有了某一创见，我知道，正如我能酝酿成功一样，某些人在同一时间也在酝酿着。这往往是对现状的一种反应，敏感的人将做出迅速的反应。

    教育制度中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共同努力把所有的经验，不论好的或不好的，都聚集起来，我们将有可能剥开整个可诅咒的教育制度的表皮，而且我们也能重建教育。我们能提出好的建议——我们应该有一个真正的教育制度。这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因为它要求一种人的现实，人的需要，人的发展，而不是某种千百年来的传统遗产，那些古老的典章早该放入博物馆了。

    探讨优美心灵教育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们能够接受我的提议，把辛那侬当作一种开拓性实验对待，后人对你们的评价决不亚于核武器专家。干起来吧，只当全世界的人都在你们背后注意观察，看你们的努力的成果如何——什么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成功，什么失败。

    我曾参加过一个交友小组的活动，我简直不能想象如果我在那里呆的时间较长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什么人对我那么粗鲁，它和我所习惯的社会——大学教授的社会——完全不同。教职员会议肯定不会像这样交往。那并不是什么可诅咒的事，假如我愿避免一切客套，没有什么人会对我说一声“呸”。我记得有一位教授就是这样，我想即使粪便埋到他的颈部他也不会说那是“粪便”。但这次完全不同，它使我有点震惊。在我习惯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非常客气，因为他们都想回避交锋。在我的周围有一大群谨小慎微的老处女——我指的是男性“老处女”。我想如果你们有可能参加我们的教职员会议并有所交锋，那一定是一件大好事。那会把整个事情弄得底朝天。我猜想，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猜想你们实际上还没有得出答案。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留下来而另一些人不愿留在这里？这个问题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假如你认为这是一种教育制度，那么就有必要问一下，它对多少人口是有好处的？你能期望有多少人愿意受教？有多少人不愿受教？但请记住一点，没有来过的人是不能作为失败来计算的。

    在德托普的人克服了一个障碍，克服了一种恐惧。但对于那些不能越过这种恐惧的人，你们是怎样对待的？从各个方面来衡量，他们和你们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你们将从这里毕业，将来要在别处筹建和这里一样的事业。到那时，你们必须解决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留下来的问题。对于精神分析，对于个人的心理治疗，问题也一样。他们依据他们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正是这种直率把患者逐出治疗。他们所做的是非常温存地对待患者并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度过，然后才真正开始接触深层的问题。他们力图先建立一种关系，然后再施加一点压力。这和此地的方法是矛盾的，在这里，谁也不会等上6个月，集中的治疗立即开始。问题是哪种方式更好？对谁更好？对多少人更好？与正规的精神分析过程相比，这里的进程似乎要快一点。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我所接受的理论和我在治疗中应用过的理论，都强调不需要让患者知道真实情况，认为那样做没有多少好处。在我的治疗过程中，我只是帮助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真实情况。可以预计，这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真情不是很容易看清的事。你不得不逐渐地面对真情。我向你们报告的是向你们提供一个对比的画面，说明这里的做法是把真情和盘托出，直接捅到你的面前，没有人会坐等几个月为自己发现真实情况。至少留下来的人能接受这种作法，它似乎对他们有益。但这和全部精神病学理论是相悖的。

    由于某种原因，团体是一种帮助，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团体总是能起作用。我有丰富的印象但还没有来得及分析研究。我不能肯定从中能得出什么原理，因为还没有时间仔细思考。从我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即团体反馈给你的东西是你从一个人身上进行100年精神分析也得不到的。谈论某人的行为表现以及其他特质，确定你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然后让五六个人对你提供的信息进行判定，发表赞同与否的看法，这种方式很有启发意义。如果你能获得外界对你的真实画像——外在的或内在的，也许你就能形成你的自我同一性概念或你自己的真实画像。这是一个新的设想。在精神分析中还没有提出这样的设想。你在别人看来如何是不必重视的。你的真实面目如何只能依靠你自己的内脏、内部条件和你的梦与幻想在你自身内去发现。

    我觉得，假如我留在那个团体中，我会听到许多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事情。我将得到的是一种特殊的资料，就好象有一台电影摄像机，它能把他人看到的我赤裸裸地显示给我自己看。然后，我能掂掂它的份量，一面打量一面思索，问一问自己，他们的看法是对还是错？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我觉得这能使我更多地了解我自己。在寻求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中，这种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有益的。

    在你熬过了痛苦以后，自知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知道某事总比怀疑它、思考它要好得多。也许他不理睬我是因为我不好，也许他们那么对待我是因为我不好。对于普通人，生活仅仅是一连串的也许，他并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嘲笑他或不笑他，觉得自己不必再做猜想是一种非常安然的感受，自知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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