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出生的，农历5月13。我的家乡苏北淮河南岸的射阳县，据说名字由来于“后羿射日”的典故。上学刚刚两年，赶上大跃进后的大饥荒。中午放学回来，太阳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上学路上有条河，桥很窄，每次走到中间便两腿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就发慌，趴在桥上不敢走，只有与同学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这种对饥饿的切身体验，是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浩然的《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这句话，这样的描绘，只有过来人才能够写出来。
一、五斗米道的“福音”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左倾冒进思想在党内占上风后，一场接一场灾难接踵而至，中国农民饱受打击，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吃食堂风刮起后，农民生活陷入困苦之中，极为悲惨。
人民公社成立后和吃食堂的开始，也正是我开始记事不久的时候，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家乡苏北射阳县兴桥人民公社成立，就在我们家东边五十来米的盐场上，有一万多农民参加了这场盛况空前的大会，每个人手里都举着纸做的小旗，高喊“人民公社万岁”，很多人嗓子都喊哑了。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几天的一个中午，父亲对放学回来的我说：“快，去黄奎德家，吃饭不要钱了。”我抱着铝锅飞跑到村中间开旅社的黄奎德家。吃的是大米饭、红烧肉，厚厚的一层油浮在碗面上，人们直吃得肚子打饱嗝。路过街上的外村农民也被拉来吃肉吃饭，他们不好意思，大人们就劝“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
接着大队也吃了一顿，大组吃了一顿。吃食堂的风很快地兴了起来，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有些人家把锅灶拆了，把自家的锅交给公家炼钢铁去了。
事情发展得特别快。第一顿吃的是红烧肉，第二顿是炒肉丝，第三顿是炒鸡蛋，往后便是蔬菜，一个炒韭菜，一个青菜汤。接着干饭吃不成了，顿顿是稀粥，粥里米越来越少，稀粥成了清水汤，食堂做粥的人就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还是稠稠的。我们常对着粥汤看着自己瘦削的脸在汤中倒映着，往往喝到碗脚才见到几粒米，也舍不得咽下，在舌头尖上舔来舔去。
开始办食堂时，是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也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
1960年，中央派出许多调查组调查食堂问题，周恩来总理率领的河北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与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胡耀邦赴东北调查的结果是：青壮年、妇女、老年人，甚至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河南省对一个模范食堂的调查结果是：全村32户，只有4户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吃食堂，其余28户都要求回家吃。
吃食堂这种做法，最早出于1700年前东汉末年张鲁之手，他实行“五斗米道”，在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说明人民公社吃食堂是有来源的，这寄托着古代人曾有的梦想。但是条件不具备，往往带来的是灾害而不是福音。
二、大锅饭不够吃的无尽凄凉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齿苋、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曲曲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我们家不远的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熬过最艰苦的日子。
抢麦穗
1960年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县里在大跃进抽出干部带队到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现在开车从射阳县城合德朝南到黄沙河时，每到桥头我总要西望，那是诚民村，是我小时候拾麦子去得最多的地方。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那一年，到了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饥荒的突然到来，射阳县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国家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老百姓只得自救了。我们到乡下拾麦子吃，当时乡下人有土地，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的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后来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旧社会，地主的家丁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乡下干部们护麦。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老天不让人活，大劫来了。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于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还黑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便涌现出无数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霎时便把麦田“吃”完了。乡下人恼火了，他们不再割麦了，见到街上人下来便先割篮子，像赶杀似的赶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麦收季节，拾麦子其实后来就是“抢麦穗”。那年我只有8岁，已经能干活了，三个弟妺都小，只有我能跟妈妈下乡拾麦子，挖野菜。
每天半夜里，天还黑黑的，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时被叫起来，我边钮衣扣边困得又躺下来，母亲便一哄再哄，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我脑门上，让我快点清醒过来。
天黑得像锅盖倒扣下来，我被母亲拖着出门，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西边到诚民、西兴，东边到友好、丰登、日新，北边到兴北、新东、新庄。我们家一般往诚民、西兴，因为我们家的干外婆家在这边。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他们像凶神一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篮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人被砍，算是万幸。
有一天，过了兴北、诚民、西兴、青春等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又饿又累，走得脚发酸头发晕，晕倒在地上。凉风吹醒后，想到弟妹们还等着野菜下锅，我又随着人流往西走。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野菜时，我才发现一起出来的大人一个也看不到了，赶快往回赶。路过乱坟场，萤火在坟顶一闪一闪的，出来觅食的狐狸与黄鼠狼窜来窜去，吓得哭了起来，黑天旷野里只有自己哭喊的声音。当时，路上常遇到大跃进新挖的农庄河和一条条深沟，沟沟坎坎，总转不过去。路上遇到同学王声洪的妈妈，与我是一个大组的，领着我回来。到家时已是深夜，母亲领着弟妹们瘫坐在门坎，弟妹们已睡着了。我见到母亲，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下来。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怎会走到那一步？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故乡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像，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了，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与混乱那种拾麦穗，是一种抢夺与战争。当然，也没有见中国的画家画过那种场面。
那些场面，年长的人都记得，可是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有过拾麦的经历，有抢和偷的意思，显得不文明。偶而闲谈起来，触及已经板结的伤疤，心总要有一阵痛被牵动。诚民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都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多少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
挖野菜
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出了一身汗，脚步便拖不动了。过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爸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要死就死在家里呀。”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曲曲菜、马齿苋……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帮我擦嘴，用水湿了湿毛巾，放在我的脑门上，说歇一会就好了。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让我在地上躺一会儿。可家里下顿还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时要不断的寻找，为了节省力气，便跪在地上用膝盖往前挪。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上太阳在顶上晒着，挑了一会野菜，眼睛发花，直冒金星，一闪一闪的，腿发软，连沟也迈不过去了。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
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起风了，天凉凉的，只听见肚里叽叽的响。老姨还在近处挑野菜哩，我们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篮子，老姨搀着我，回家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一点米汤，甜津津的，马上便有了精神，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吃野菜多了，拉屎拉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哭着，喊着。见了野菜不敢吃，可是不吃就要饿死，边咽野菜，泪珠了边往下掉，母亲看了也掉泪。四弟才一岁多一点，没有奶水，每天给他喂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汁。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得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的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过了清明，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很多人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父亲的舅父王广如在家饿了十天，没吃一点东西，临到咽气时大声喊饿，总不瞑目。直到人们找来一小匙稀粥喂到口中，他才闭上眼睛，这样，他转世便不是“饿死鬼”了。有些青壮年也饿死了，有些人家老老少少都死绝了。
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手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三弟哭喊得一口气转不过来，憋死过去，久久醒不过来，邻居们说没用了，劝说扔了吧。母亲一手捂着三弟的肛门，一手狠命抓着头发，弟弟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面积大，野菜多，死亡现象比其它地方还好些。而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
难熬的夜晚
回到老家狭长的院子，见到晾晒的衣服，又猛然间想起母亲。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每天劳动量最大的便是拆洗被子，晒被子，缝被子。这些辛苦，都是弟妹们溺床为母亲带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害怕夜晚的到来。因为没有粮食吃，我们喝的稀汤水，尿就特别多，喝的水在夜里都尿完了，常常一尿半床被子都湿了。睡觉前，母亲总要提醒我们解手。可是睡到半夜，梦里总想到解手的事，有人追我，打架时自己便使劲地解手，解了一半才发现尿在床上，身子下面湿湿的，赶快起来。人越长越大，尿也越多，一尿就湿半床被子。我与三弟在两头睡，常两边发水，那就不能提了。我知道弟妹都溺床，没有被子换了，自己便忍受着，用自己身子把潮湿的垫被暖干，常常睡不着，到天快亮时才睡着。等母亲喊醒我时，都该上学了。一起床，我赶紧把这满是骚味的被子、褥子挂到洋条（铁丝）上晒。
天气渐渐冷了，母亲便忙着为我们做棉衣。晚上躺在床上，把弟弟们哄睡以后，母亲再起来做活，每个人棉衣的里子、面子要缀缀补补，再套棉花引线。孩子小的时候，自己不能系皮带，都是缝的布带子，挂在肩上，大的该钉扣子的钉扣子，都要做好，等天亮起来能穿上。忙活了这些，母亲再做衣裳，既是裁缝，又是针线工，一家七八口，过年都要有一件新衣裳，等母亲把这些活干完了，便是深夜一两点了。我们睡一觉也醒了，母亲再把小二子、小三子、小四子一个挨一个叫醒，嘴里“徐徐”地吹着哨子，哄着孩子解手。孩子们都是半夜里被叫醒，心愿意不愿的，迷迷糊糊地解完手躺下去，母亲再帮助一个个掖好被子。有的睡得很香被叫醒了，不愿意，还哭呀，闹呀。可是不叫醒也不行，否则这一夜又“水漫泗洲”了。就是这样，差不多每夜总有一个或两个尿床的。母亲预先把干被子准备好，等孩子们尿床了再换。
天亮了，母亲把尿湿的被子拆洗了，晾在外面晒。每天离开家，总见到堂屋里一大桶衣裳，一个搓板。为赶太阳，母亲一早便起来搓衣服，为了节省肥皂，总是使劲地搓，常搓得满头是汗。有时冬天要脱掉一个膀子的棉袄，才能使上力气。洗不完的一件又一件，母亲的手成天在水里泡着。我们看到母亲双手每个关节都裂开血口子，甚至连指尖上也裂开口子。母亲手上常贴着一块块胶布，有时血能渗出来。等到我们放晚学的时候，母亲总是在缝被子，三弟、四弟总喜欢在被子下面钻来钻去的，像小狗似的捉迷藏。这时候，母亲总催着我们去抬水、看粥锅。有时候，阴天没有太阳，母亲便在锅房里烘，一边烧火，一边烘被子，灶边总是放着鞋垫、袜子。每天晚上，把我们的鞋垫子放在锅灶旁，排成一队，第二天一早崩干，再替我们换上。冬天更麻烦了，潮湿的被子、褥子容易上冻，有时等我们晚上快要上床了，母亲还在锅屋里烤被子哩。
母亲总是这样，起早摸黑地忙着。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间睡的，有时都听见鸡叫了，或者黄沙河里轮船汽笛响了，她才打个瞌睡，母亲这时也不敢睡，一睡着了便醒不来，第二天一大家子的早饭，一大堆被子还都等着她呢。母亲常常是不脱衣服，就倚在床头上迷糊一会就起床了。
有时候，我也想插手做点家务，母亲总是不让，说男子汉念书就行了，不要婆婆妈妈的，那样没有出息。虽然母亲有时也与邻居说我“油瓶倒了也不扶”，但总是人家夸奖我学习用功的时候，母亲才这么说，母亲是在夸奖我哩。因为她总认为男的就应该读书求功名，不在乎做多少生活。后来，两个妹妹都很能干活，是受母亲的影响。
看到母亲这么累，我们有时说等大了就好了，这时母亲脸上很难得的露出点笑容，说“早点带个女人回来，就像秀风大姐那样的，你妈妈一辈子便是福份了”。秀风大姐是对门高大哥的女人，很勤快，也很孝顺，每天早上看到她为病重的婆婆梳头，洗衣服做菜很麻利，而且嘴也甜，从来都是笑眯眯的，没见到她发过一次火。我想，要找女人就要找秀风大姐这样的，将来能帮妈妈干活。我是老大，这是我的责任。嘴里没有这么说，可心里这么想，我长大了，一定要报答母亲。
在那些含辛茹苦的夜晚，看着妈妈和衣坐在床头在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这是我永远记着的一幅画。我是看着妈妈怎么服伺我们，是怎样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的。
我们深情地热爱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渡过最艰难的岁月。后来，父亲回来了，我们的日子才见好转。
三、我在新华社整理过的关于饥荒的照片
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据后来了解，1960年6月6日，中国三大城市存粮维持销售时间：首都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几乎无大米库存！
1960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今年已经有几个省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1958年、19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完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了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疲劳了，相当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
后来，我当新华社记者30多年，跑了很多地方，了解到三年大饥荒是全国性的。整理过与大饥荒有关的照片，心情总难平静下来。
山东平邑县九间棚。在“瞎指挥”风兴起的年头，上面搞一平二调，搞大并村，很多村被逼赶到其它村。九间棚村在互助组后已盖起不少民房，在大并庄时全部被赶到山下的赵庄，两村合并。因生产、生活矛盾重重，无法相处，这个村的农民又全部搬回山上。可是，原来房子已被拆掉，木料被拆卸去大炼钢铁去了，全村几十口人只好搬回山顶石洞里居住，过着穴居山洞的生活。
湖北红安县七里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使得无数中国人变得浮躁而轻狂。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是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是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干部们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到处砍伐森林，大炼钢铁，使生存环境受到毁灭性破坏，为农村留下一片荒芜。七里坪是红四方面根据地的中心。在红军初创时，红安县有三万好儿女随红四方面军转移参加长征，有一万人把生命抛在战场上，这个县曾出过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100多名将军，是著名的将军县。1959年，这里的人民响应号召，为大炼钢铁把成片成片的树林砍光，运走木材，留下的是荒瘠的山地。兰桂珍，是当年闹红的积极分子，一家牺牲三个人。在大跃进时是砍伐森林的妇女营营长。党指向那里，就冲向那里，从来没有畏缩过。可是，晚年生活凄凉，面对当年砍代树林后留下的荒山，这位老人心中涌起的是失望与悲哀。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后来闻名全国的十八人秘密会议是在严立华家那破草屋里开的。严立华告诉笔者，在1959年吃食堂时，他家六口人，饿死了五口，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成了孤儿，是已经出嫁了的姐姐把他接走，才活了下来。他们公社从1958年6月开始办食堂，村里劳力被调走到哪干活，就吃住到哪，一点报酬也没有。数月间，夫妻分居，家人不能见面，工作生活都是军事化。秋后，食堂吃光了就吃“小秋收”和供应的豆饼了，口粮被公社调去做种子。1960年春天，小岗食堂三个月没有开过饭。从1959年到1962年春天的三年中，小岗村有60人饿死，死绝6户，有71人逃荒要饭，逃离家乡。当时，村里活着的人连埋死人的劲都没有，只得将死尸扔到枯井或水塘里。到1962年夏天，小岗只剩下10户、39口人，一犋牛和100多亩可耕地。
云南省盈江县的中缅边境。在这里，我曾遇到一位从缅甸逃回的中国妇女。她是云南腾冲人，原籍四川，家乡吃食堂后，出现饿死人的状况，她就是那一年出生的。父母怕她饿死，带着她要饭要到云南又逃到缅甸，得以生存下来。在缅甸发生战乱后，她又逃回云南，这时，新生的女儿正好一岁，还没有落地，便走上逃避战乱的路。她抚着孩子的脚说，我们吃尽了动乱的苦，孩子还不会走路，就没有立脚的地方，命太苦了。
四川省江津县。在1959年后，很多地方农民形成卖血养家糊口的习惯，出现一个个卖血村。卖血时，那些青壮劳力消削面庞与无神的目光，使人不忍直面。在一个血站，遇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显得旁若无事似的，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说父母就是这样把他们养大的。
山东省高唐县王庄。“五风”席卷全国后，造成了多少人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庄都在饥荒中消失了。有的村庄，仅剩下断墙残壁和从生的杂草，就像沙漠中的高昌古城，使人觉得有人烟只是非常遥远的过去。高唐王庄村北的这户王姓人家，把六间房子都拆了，再拆，便什么也没有了。这门楼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几代了，不能再拆了。一狠心，闯关东去了。1978年前，中国农民逃荒的每年达数千万人。秋收以后或春天播种后，逃荒的高潮一次次兴起，成千上万的人拖儿带女，逃离家乡。有的流落到东北与西北的荒凉地带开荒与打工。有的则沿着津浦、京广、陇海等铁路线流入大城市，沿街流浪，挨门乞讨。闯关东、走西口、下江南是鲁西北农民的三条出路。鲁西南济宁有趟列车，由济宁直达黑龙江的三棵树。房子木头早被人拆走，唯有门楼没有倒，这座纪念碑式的建筑，是被“借地度荒”挽救下来的。它就像圆明园遗址一样，记录着沧桑变化，诉说着造孽者的罪恶。我向县委翟瑞华书记建议，一定不要拆掉这个门楼，留着它作为批判极左思想横行的教材。
山东省茌平县城关公社的年集，我看到一个服饰高度统一的场面，清一色的农民，男人们几乎是统一穿着黄色的军服，带着黄色的军帽，四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有少数戴着“雷锋帽”的，也有头上扎着白毛巾的，那是标准的老农。大多数青年人都戴着黄帽子，就像新兵似的。这种服饰的高度一致性，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领导人穿着黄色的军装，连县委书记也喜欢穿着黄色的大衣上主席台，因为县委书记兼着县武装部第一政委。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这种高度统一的服饰仍在流行着。
……
当我整理这些照片时，心中一直难以平静。虽然这多是以后遇到的人和事，更多的是对那场浩劫的追述，然而这些也告诉我们，当时的历史是怎样的。恐怕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记录，每一个六十岁以上的农民都能够讲述一大堆类似的事。那是以多少人的生命为代价留下的悲惨历史！中华民族到底应该从中汲取多少教训？
第二节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上）
黄、淮、海平原是黄河、淮河与海河冲积平原，北至燕山，南抵长江，西牵太行、伏牛山，东达大海，这是一片坦坦荡荡的大平原。晋、冀、鲁、豫、苏、皖六省近二亿人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气候温和，有着良好的发展农业的条件，是我国最大的粮食、棉花与油料生产基地。
但是，由于河流为患，特别是黄河肆虐，灾害频繁。近千年间，黄河多次泛滥，北夺海河，南夺淮河，留下大片黄泛区，历史上屡发生饥荒，是中国流民最多的地域。其中凤阳、阜南、兰考、东明、高唐、大名等县，都是有名的灾区。人民政权成立后，党和国家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治黄。但除了少数社队外，这一广大地区贫困落后面貌并未彻底改变，加以政策、工作上的失误，不少地方种地不养地，越种越薄，沙化碱化，加上人口大量增加，打的粮食比过去还少，农民不得不靠国家的供应、贷款、救济过日子。这是我国有名的“花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
一、兰考火车站外出逃荒的灾民
陇海线北、津浦线西的菏泽地区处在这片大平原中间地区。导致唐王朝复灭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便是在这里起兵诏告天下的，宋江等梁山起义将领108人就有40多名出自菏泽。这在历史上一直是贫穷的地方，也是后来大包干发展最早最快的地方之一。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是一个有见解的干部，他为很多学者、记者提供了所需的事实与观点。他在1978年曾向我介绍菏泽的困难情况：从1955年到1977年，购销相抵，净吃国家供应粮达25.638亿斤。同一期间，花国家救济款20636万元，国家无偿投资1.17亿元，免征农业税9688万元，发放农贷7.12亿万元，积欠1.3亿元。搞了20年的集体化，给国家背上沉重包袱，而农民的生活更苦。1977年全地区社员从集体分配的口粮平均每人只有301斤，集体分配总值人均只有34元，无现金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占70%！这一年这里农村统销粮1.43亿斤。广大农民辛劳终年不得温饱。
从菏泽北上是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河北的衡水、沧州，南下是安徽的宿县、阜阳、六安、滁县，江苏的徐州、淮阴、盐城，东去是山东的济宁、临沂、泰安、江苏的连云港，西行是河南的开封、驻马店、周口，情况与菏泽差不多。
1973年7、8月间，黄河泛滥，河南兰考、山东东明一带河水上涨，淹没河滩，也冲决一些河堤，黄河河南岸很多社队沦为一片泽国。济南军区舟桥团奔赴灾区抗洪，我取道徐州往兰考、东明采访。沿着津浦线、陇海线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埋伏在铁道线两边，遇到货车停下，便蝗虫一般涌上去，爬上车皮，把头埋下，随火车出外逃荒。
到了兰考是深夜二点，火车站上灾民把车站内内外外盖满了，使人没法挪步。有几个干部拿着喇叭大声劝着群众回家生产，在讲着道理，可是群众没有听的。这使人想起穆青、冯健、周原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焦书记夜访火车站的场景，已经过去七八年了，怎么比那时更贫穷，农民处境更为凄惨？在兰考、东明一带黄河大堤上，灾民排成队等着领救济粮，人们多光着上身，裸露着瘦骨峋嶙的身体。十二、三岁的男孩都光着屁股，有的六七岁的女孩也是这样。躺在一个芦苇棚里，我看到两个女孩见人来了，躲到芦席里，仅露着头。一个老汉竟是光着身子，用一片麻袋用绳子围着下身。场景凄惨，这给我留下难忘印象。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国农村更被推到极其困难的境地。中国农业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农民走到困苦不堪的境地。
1978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1978年，每一个农民，一年中可以得到约105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一天中可以吃到六两粮食和一把麸糠。这一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加上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六分钱。（引自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103页）
每天一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油料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在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一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都是门前屋后的树也入了公，农民没有其它任何收入，只那一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夜不闭户无可偷
一个春节，已经当上新华社记者的我从阴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三在沂蒙山区一个村住了整整十天。亲眼看到农民是怎样过春节的，生活是怎样的艰苦。在这十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历史。
大年三十，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一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屋角支着一张锅，四壁空空，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一张木床，一家三口人挤在这张床上。床对面拴着两只山羊。因为实在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可以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感到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家里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正月初一上午十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辩，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硬梆梆的，油光发亮。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命硬，今年九十岁，就是不肯走。”
就在87岁的王大爷扶老伴起床时，我随手拍下这张照片。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就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老人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光着身子。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老人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替我掸，可又不敢，把抬起的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老人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为上面作掩饰。
老人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班长。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照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老人的诉说，刹那间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我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共产党打下江山后，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下山的路边，是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长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长病倒了，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了下去，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三点才做饭。老妇救会长不到六十岁，头发篷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光摇头。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三个碗，妇救会长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还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二十一年干部了。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村处在山半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100斤，人均口粮78斤，老百姓靠借帐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家产在30元以下的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三十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最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的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订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有贼，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
他的50多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手插袖筒里，听我们拉呱。出了他家，乡里干部在路上向我介绍，这支部书记还是新郎倌，刚拜堂才3个月。他也当了二十多年干部，可他也当了二十多年的光棍。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当奶奶了。乡干部还介绍，这支书年轻时就爱上过这女人，这女人也有点意思。后来因为他家太穷了，就跟了别人了。没想到三十多年村里一直穷，老张也说不上媳妇。也有说是老张有真情，在一直等着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老张家堆半墙的地瓜干，能吃几年。最后，老张还是得到这女人，日子过得还是蛮和顺的。乡干部说，城里文化人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戏文哩。听了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又折回身子，为他们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张“结婚照”，临出门时，这对夫妇直把我们送出来连声嘱咐“领导，好走”。
一个当了二十多年干部的人到五十多岁才娶上媳妇，这个村有那么多光棍汉，过多少年，这个村子就不会自生自灭了么。
路边上，这是一个老光棍汉，看着我进村又出村。干部说，他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抄着手站在石墙前张望，等待政府救济粮食的到来。蹲着墙根，操着手，这是山里人的习惯动作。而穿着黄色的军大衣，头上的旧军帽，是上级发下来的救济物品。在沂蒙山区，无数次看到这样的镜头：空着黄色军大衣的光棍汉，在冬日懒洋洋的阳光下操着手，在石墙前张望着，像是等着谁。其实他谁也不等，就是在晒太阳。到了春节了，便是说等救济粮。地瓜干子倒是能填饱，就是没有白面，包不了水饺，过不去年了。
其实，不单是光棍汉。在1978年，所有农户生活都很困难。这一年全国受灾，在农村，这样的老光棍汉已经无法找到媳妇了，连自己也养不活，谁跟他呀。不过，像这样操着手晒太阳的懒汉，银行是不会贷款给他的。在1978年，每一个农民，一年中可以得到约105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一天中可以吃到六两粮食和一把麸糠。这一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加上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
朝前说几年，整个70年代的年终分配，真是可怜得很啊。秋季口粮，主要是地瓜。大豆基本上都被生产队留做饲料，给牛吃。花生也没有多少，不够零打牙的。剩下的就是鲜地瓜，地瓜是社员惟一可以分到的基本口粮。当时农民都愿意多种地瓜，其中很大一条原因是，政府在计算口粮时，鲜地瓜是按五斤折一斤粮食，实际上，五斤鲜地瓜可以晒一斤半地瓜干，等于赚了半斤的便宜。在整个70年代里，农民人人都生活在食物短缺的阴影里，大约三分之二的家庭要忍受饥饿。所以那时面黄肌瘦的人很多，营养不良而生病的人很多，出去逃荒要饭的人很多。
为什么那么多人外出讨饭？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家乡的土地养不活他们。很多社队农民年均口粮不到200斤，不出来乞讨只有饿死。而这个老光棍汉已经50多岁了，他说就怕得病，一病了就完了，只能等死。
这是我在沂蒙山区一个普通村庄的春节见闻。在近代中国，很多人都知道沂蒙山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它是革命的代词。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徐向前、罗荣桓带领119师过津浦线，被敌人追得无处立脚，最后是沂蒙山区接纳了他们。因为这里穷，八路军是为穷人打江山的，沂蒙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与支持自己的军队，沂蒙山养育了八路军，也养育了中国革命事业。解放战争年代，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被蒋介石部队从苏北追逼到沂蒙山区，也是这里的大山与人民掩护了子弟兵。红嫂用乳汁救伤病员的故事便是一例。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是在沂蒙山区揭开大反攻序幕的，从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开始，以至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这场历史大转折中，沂蒙山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上战场。仅在淮海战役中，山东省就出动数百万人的支前队伍，出动小车100万辆，运送粮食，其中60%来自沂蒙山区，沂蒙山区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战士4万多人，民工数万人。沂蒙山区人民在最困难的时期，勒紧裤带，自己吃糠咽菜，把粮食送上前线，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的牺牲。陈毅元帅建国后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一次次告诫进城的干部与军队“不忘人民养育恩”。
可是，共产党打下江山已经几十年了，沂蒙山区农民群众的日子还过得这么困难。沂水沂源一带的群众对我说过，现在的日子不如陈老总在这里的时候，制订政策的领导们多是在铁路线上跑，在官员们安排的现场参观，很少到过这些最为贫穷的地方看过，丢弃了他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背离了帮助他们成功的农民群众。
第三节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下）
民以食为天。接着灾荒与饥饿的是死亡的威胁。“穷是吵，饿是斗”，矛盾由此而生。农民在精神上也屡受打击而至失望与麻木，社会丑恶现象也接连出现，使得农村处在动荡不安与败落的状态。从1971年到1978年，我们一边报道农村“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一边目睹农村的贫穷与愚昧，心灵在截然对立的两种现实的巨大冲突中常常难以自安。
一、被遗弃的108个男人
我到过鲁西北41个县中的39个，几乎在每个县都遇到讨饭的。特别是在津浦线上的县城火车站附近，常常是讨饭的人聚集的地方。有次在禹城车站旁的饭店，仅仅20分钟就有13个人进来要饭。往往是服务员刚刚端饭上来，要饭的人便蜂拥而上，一起把手伸到你面前，那脏黑的手，使人恶心，有的背部裂开口子，血都渗出来。一个来自刘长子村的两姐妹，大的11岁，小的仅5岁，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其中大的女孩一下子跪在地上，说母亲病了，弟弟饿，悲哀的眼神使人可怜，我只好把新端上的水饺全部留给她。
为什么那么多人外出讨饭？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家乡的土地养不活他们。很多社队农民年均口粮不到200斤，不出来乞讨只有饿死。
在临清县康庄公社医院，我遇上医院抢救一位喝药水自尽的教师。当时，因为缺口粮，农村出现很多怪现象。胆大的有的砍公家树卖，有的到水利工地偷木材钢材卖，也有的到棉花收购站偷棉花。老实一点的就外出打零工，不要面子的便劝老婆孩子出去讨饭。这个教师本来是代课的，因为学生大多退学了，便在家中务劳。可他又是要脸面的人，不让妻儿出去要饭，眼看着家中口粮没了，到亲戚家借粮时又被羞辱一顿。一气之下，他喝了农药。亏得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被救醒后，他还口口声声说“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个没本事，不该养这么多孩子”，使听的人要掉泪。
因为贫穷，很多地方出现妇女成批外嫁的现象，使光棍汉迅速增多。茌平县王老公社民政干部统计人口时，发现在大王楼大队23岁至60岁的单身男人有108人，也就是说这个大队有108个光棍汉。历史上天灾战乱往往造成妻离子散的悲剧，那些漂泊在外，或死在他乡的多是男人，留下一群孤儿寡妇；而贫困造成的离散却是男人被遗弃的景象！
“108个光棍汉，这个村庄有多大？”当我听到茌平人介绍大王楼村有108条光棍汉时，极感诧异。
“这个村有200多户，600多人。”县委宣传部张宝海肯定地回答。
“是因为水质不好，残废人多，还是其它原因？”“水质也好，就是因为穷，逃荒到东北去的多。从1966年到1979年，只有闺女出门，极少有新媳妇进村的。”
我们知道，历代政权统治者总是想办法把农民稳定在自己的家园，以“安”字为要。安居乐业是政府、也是农民自己追求的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意图之一便是依靠户籍制度把亿万农民固定在特定地盘上。然而，当物质财富到了极大贫乏以至生存无法维持的地步，户籍制度并不能阻碍农民外出的步伐。农民要么是揭竿而起，要么是逃荒要饭，舍此，别无它路。
在沂源县东里公社唐山山腰，我见到一个完全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家庭，他们一家有五条光棍。老汉鲍延吉72岁，四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当我第一天来到他家时，老汉坐在门口，一个医生到他门上要债。三个月前老伴病死了，欠下210元药费和30元的棺材钱，四个儿子拿不出钱，债主就逼老汉。老汉也怪犟的，说“你跟他们要，娘死了，归儿子出钱”，儿子们说“老的还在，钱由他出”，弄得医生急得直嚷“不像个人家”。我进老汉家一看，屋里的床是土块堆起来的，靠门口有一缸咸菜。他一边喝着自己熬的地瓜干酒，一边用舌头舔着大块咸盐，喝一口酒，舔一次盐。医生生气地说“你不还钱还喝酒”？老汉说“不喝酒，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第二天又路过他们家时已是中午十一点。没有一个下地干活的，都在老汉门前下棋。这个光棍堂很有意思，清一色的黑棉袄黑棉裤，没有一个穿罩衣裳的。老汉摆擂台，儿子们都赢不过他。问他们为什么不下地干活，老大说“没啥干的。干也是白干，没有水浇地，全靠老天。修了十多年水库，都是替外村干的”。老汉补充说：“也不让开山砍树，不让养鸡，口粮买不回，只有国家救济，饿不死，就行。”
在农村有两件大事，一是能吃上饭，还有一件是能娶上媳妇。很多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最焦心的便是这两件事。为了深入了解农村情况，我到陵县一个学大寨先进单位北小高大队书记家住下。他家也很穷，炕上只有席子，没有垫的，只有一床被子。他从一家刚结婚的人家借来一床新被，让我盖着。我们在炕上啦了半夜，他尽介绍怎样用转亲的方法为光棍汉找媳妇的事。
到了深夜一点，听到敲门声，进来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直磕头。原来她儿媳喝药水还没死，请大队派拖拉机送到公社去抢救；她女儿要朝回跑，被邻村的婆家绑起来了，也请老支书找公社干部说话。老支书连忙起来忙活，等到他回来时天已亮了。原来是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快四十岁上还没说上对象，有个小妹妹才十六岁。正好邻村也有一户这样的人家，老支书出面介绍，让这个村的16岁女孩退了中学，嫁给那户人家，把那户人家的女儿换过来与她哥哥成亲。硬扭的瓜不甜，这两家常闹别扭。老支书一夜未睡便是处理这件事的。
第二天，老支书还领着我到小学校去看，介绍哪家有女孩，他哥哥将来就能换回一个媳妇。正因为老支书有这个本事，在村里威信很高，上级也对他满意得很。我问她，这样不符合婚姻法。老支书深深地叹一口气说，这二十年农村被折腾坏了，路歪了，只能用歪法子治，农村才能太平。
沂源县三岔乡有一户人家，哥哥残废在家，妹妹为了服伺哥哥，总不肯出嫁。想为哥哥换个对象，哪怕是聋子瞎子，她也情愿跟人家走。可是没有姑娘肯嫁给她哥哥，一拖再拖，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村里是把她作为优秀女青年推荐给我拍照片的，说全村人都夸奖她是好闺女。了解清楚情况后，我哭笑不得，这怎么能报道呢？但是，为了给村干部面子，我还是把闪光灯亮了一次，为兄妹俩留下了照片。
远处走来一位抱着两只鸡的老大娘，后面跟着她约有五十岁的光棍儿子。老太太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走近了，我才听到老太太说的是“养儿不如养鸡”。
在一次山区采访中，正是老百姓忙年的时候。见到远处走来一个抱着两只鸡的老大娘，后面跟着他的约有五十岁的光棍汉儿子。老太太也不与儿子搭话，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走近了，才听老太太说的是“养儿不如养鸡”，反反复复就是这么一句话。虽然儿子每年也干活，可从来没从队里拿过一分钱回来，穷得媳妇也娶不上。过年了，连拜祖宗烧的纸也买不回来。老太太养着两只鸡，山上有狼和狐狸，鸡活不了；把鸡放在山脚下的闺女家，平时，打油买盐都靠卖鸡蛋换。过年了，老大娘把两只鸡接回来，一起过年。
二、祖宗啊，保佑儿孙吃饱饭！
在农村越是贫困的地方，精神也越是贫乏，农村生活无着，只有乞灵于虚幻的祖宗魂灵与神仙，以祈盼来世转胎，脱离贫穷的苦海。很多地方农民情愿忍饥挨饿，哪怕把上级发的扶贫款花掉，把口粮卖掉也要把神仙敬起来。
在沂蒙山，我目睹一个村祭祖的热闹场面。也是一个春节的上午，在荒凉的山腰聚集着全村祭祖的人。当太阳有一竿子高的时候，近百号男人来到祖辈坟前。先是在各家近支先人墓前烧纸，在坟前摆着菜、肉与豆腐，插上香。然后在最老的祖宗墓前进行祭拜，由辈分高的村会计走上前去，默默地跪在地上，有人喊：“祖宗，给您拜年了！保佑儿孙吃饱饭，说上媳妇。”接着是磕头，再磕头，三磕头。几个男孩目睹祖辈的架式，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头碰地，似乎觉得很好玩，怎么也不肯起来，直到父兄把他们从地上拉了起来。
磕完头便放鞭炮。硝烟弥漫在整个山腰，很有城里开业的景象，鞭炮炸碎的纸屑铺满一地。在鞭炮炸响的时候，女人一哄而上，等到他们到祖宗坟前，鞭炮也点燃完了。大家散乱地站在石坎前，由会计宣读着这次祭祖的开支，共计275元。群众们听着，神情漠然，没有议论的，这也许是农村中唯一的一次没有争吵的摊派。读完后，人们便散了。这便是山村过节唯一的精神文化生活。
支撑农民人生的精神支柱，通常就是这样被一些有形的仪式巩固和强化着。当然，古老的迷信活动也是通过这些方式继承着。在最为贫穷的地方，也是迷信活动最为兴盛的地方。正是从这里使人看到，农民不仅面临物质上饥饿，精神也已陷入饥荒。面临的是双重贫困。
我讲这么多见闻，展示了这么多让人心碎的场景，并不是想暴露什么内幕，揭露黑暗，而是想说中国农村再这样下去是不行了，中国农民已走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了。经过二十多年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贫困与饥饿直接威胁农民的生存，农民精神上也已走到绝望的边缘，农村再也不能瞎折腾了，最好的办法是让农民休养生息。
对于1979年的农村形势应当怎么看？也许有人会提出，你是不是把农村说得有些过于困难了，是不是有个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这里，让我们看一看邓小平是怎样论述的。邓小平在1982年对金日成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指出，要迅速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元月我去《人民日报》社送稿，发现编辑季音手中有一张表。全国60个年人均分配在50元以下的县，山东省26个，其中有19个集中在鲁西北平原上。因此在中国变化最大的是这一区域。在这期间，我每年都出发300天，先后去过鲁西北的800多个村庄，常骑自行车走村串户，报道的多是乡旮旯的事，拍摄的大批照片便可能成为这次大转折的原始记录，了解的情况也多成为第一手材料。以致后来领导这场大转折的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认为我是“有发言权”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赶往黄河岸边一个工地采访，遇到上河工的队伍。农民们打着红旗，推着独轮车，队伍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突然前面传来吵闹声，队伍停下不走了。工地总指挥向县革委会主任报告说“有抗拒出工的，三个人”，主任不容置疑地说“先抓起来，押走”。一会儿，公安局的警车鸣鸣地开过来，人绑走了，队伍又前进了。他对同车的我解释说，对农民只有这个办法，逮起来再放。现在胆大的多了，不然就压不住台。
看到这种情况，我为矛盾激化而担忧。猛然想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是发生在农民施工队伍中，心底不由得打个寒颤。
为什么农民情绪这样激烈，敢于抗上？这位县革委会主任介绍，从刮“五风”后，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少了。特别是1970年的北方农村工作会议以后，每年都要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国家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最后是公社的。上面的工程还拨些款，到下面就纯是义务工。干一个冬天也没有报酬，虽然队里记工分，但没有现金分配，群众怨言日见增多。这两三年，农民生活更加困难，有些胆大的敢冒头反抗了。县里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先压下去再说。
在农村改革兴起时，我经常思考：在战争年代，亿万农民在极为贫困的条件下，能够跟随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闹革命，为解放全中国，有数千万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却越来越不听话了，出现与政权消极对立的情绪。最后，他们敢于违背政府规定而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以至势不可挡。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农村改革发生的深层原因呢？
贫穷与饥饿对中国农村改革作了最广泛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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