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驾校的课程有效期两年，如果娜娜在2008年8月前还没拿到驾照的话，她就得从头再学一遍。于是这个夏天她过得很累，因为驾校的车居然没有助力器。驾校倒不远，她可以从艺术区步行过去。但她认为这也是讨厌的事。从七月中旬开始，连续三周，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她都在烈日下步行。

    她的男朋友乔远，一直试图让她明白这样的道理——其实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没有选择的。他三十多岁，早领教过这些。可这并没有减弱她的痛苦。她说自己打从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真正地考过试了。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他记得她似乎是中专毕业生。

    “我中学和中专的所有考试，都是抄的。”她解释说，并不在意——没有人会因为她多年后的坦白追究她应当承担的责任。

    “你不需要把它当成一次考试。”乔远说。他在想，读中专期间的娜娜，未满十八岁，身体没有完全发育，只好用鲜艳的唇彩掩盖稚嫩，眼神也有些空洞，不知道眼前的一切对人生都意味着什么。即便考试，也只是在试卷上涂写各种没有意义的图案——很多学生都这么干，乔远知道。在入住艺术区前，他曾当过三年老师，在理工科学院教美术选修课。他和他的课程一样不被学生重视，所以他会收到各种凌乱涂鸦的考卷和作业——没人在意他判下的分数。他是失败的老师。他怀疑那些孩子们，甚至都会忘记登录校内网去查看这门最不重要的公共选修课的成绩。但他有时也会在那些试卷里，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签字笔画的楼群速写，有工笔画的味道，应该是土木工程系学生的作品。他琢磨那作者的名字，试图将其与课堂上某张睡意蒙眬的脸对应起来——他相信这种直觉，也认为自己有这种超能力。可是，很遗憾，那些脸蛋，年轻又无趣，他觉得都配不上那样灵光闪现涂写出的作品。

    “可不是嘛，再没人让我抄试卷了。不过驾校的考试听说都在电脑上，也没法抄。”娜娜越说越焦虑。她说起当年的一些同学，大概是那些遵纪守法的好学生，会每天送她五毛钱的花生米或者话梅。她把话梅舔一口，再还给人家，人家接过来，再舔一口。

    “这样是表示亲密。”她说。当然更关键的是，“他们会给我抄试卷，我不在乎那个毕业证，但他在乎，他在乎我的毕业证，这是不是很搞笑的事情。”她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变成了“他”。

    一点也不搞笑。乔远不常听娜娜说这些，她经历过的男孩或者男人们，或是因为她从来不讲，就像她从来不问他从前的那些女孩们一样。但现在她面临考试，难免想起这些事：中专的那些男孩，宠着她，甚至帮她作弊。她给他们的回报，是吮吸同一颗话梅。

    “变态。”乔远说，他是指吸话梅的部分。

    “你怎么知道？”娜娜问，“他后来真的变态了。”

    “啊，我是说怎么能把一颗话梅舔来舔去呢？”

    “哦，就是变相的亲吻，后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但当时我不知道。”她说。

    “不说这个。他怎么变态了？”

    “他把课桌从二楼的窗户扔出去了！”她好像说着一件离他们很近的事，仿佛就发生在他们身边，就发生在今天。

    “为什么？”

    她摇着头：“不知道。都是好学生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她自认不是好学生。好学生是另一种人。

    “你们还舔一颗话梅呢？”他说。他感到一种撩人的热，不全是因为高温。一个热得反常的夏天，就像之前那个冬天也冷得反常一样。

    “那又怎么样呢？”

    “你们很亲密，至少。”他觉得自己说得阴阳怪气的。

    “但我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扔课桌。”她说。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他后来疯了，不知道因为什么。”她说自己并不难过，因为她已经通过了中专的毕业考试了。毕业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打字员，县城某机关聘请的临时工。为这份工作，她家里找了一些关系。上班第一天，是她十八岁生日，一个崭新的开始。那个男生，那时已经住在医院了。上班路上，她路过医院，听见他高声朗诵《滕王阁序》，她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还有些怀念话梅的味道。但她十八岁了，已经过了舔话梅的年龄。

    她说还以为那份工作因为听上去挺复古，所以会看上去很美。她把头发盘起来，圆圆的像小面包，额前总是留下一缕，用来在打字的间隙不经意拂拭。她会穿紧身的裙子，长度刚好到膝盖，露出浅口的半高跟鞋，鞋和裙子一定都是素色的。白衬衣是必须的，冬天会再穿上各种颜色的针织衫。她始终干干净净，手指就像音乐盒上的小人，翻飞着，在键盘上跳舞。

    “但根本不是那样的。”她后来告诉乔远，“要打的东西太多了，无聊死了。”她没说要打的东西为什么会影响她的裙子、半高跟鞋和针织衫的效果。但总是那些东西，击碎她美好的愿望，让她不愿再提。

    他们不常谈论过去的事。但2008年这个夏天，他们说了很多。这可能都与娜娜的姑父从四川来北京有关。一年之前，娜娜的姑父刚退休，退休前，他一直在开大货车。他喜欢叫她“小娜娜”。在他眼中，娜娜还未满十八岁。他说她不是乖小孩，让他这么多年一直为她担心。

    姑父让乔远叫自己老关。乔远觉得这不是太合适，但乔远到底也没想出更合适的称呼。后来乔远开始叫他姑父，但乔远和娜娜并没有结婚，只是同居的情侣关系，这让乔远每次开口叫姑父的时候，都感到难为情，好像自己给自己编造出某种荣誉。何况，老关听见乔远这么叫，也没有显得特别地激动或者满意的意思。乔远不知道老关是否喜欢自己，或者老关只是需要时间。

    坦率说，老关看上去并不老，只是胖了些，像很多四川男人，也有显著的啤酒肚。老关自己解释说，这是货车司机的标志。他似乎很为自己的职业自豪。但老关已经退休了。

    老关是那种很好相处的男人，总是开口笑着，哪怕拴着围裙操持那把迟钝的菜刀时，也显得喜气洋洋。那围裙平常是娜娜用的，粉红色，上面有只巨大的Hello Kitty。系围裙的带子短了些，老关又接上一根黑色鞋带，才终于让它裹在自己肚皮上。粉红色的围裙终于让老关显得随和。

    老关晚上住在工作室的沙发上，他到半夜才会开始打鼾。但老关总是醒来得很早，并认为在艺术区能听见鸟叫是自己最喜欢北京的地方。所以老关不愿辜负晨光，他很早便出去了，有时又静悄悄地突然回来，片刻又出去了。他不会去别处，只是在艺术区闲逛。他第一次来北京，对一切都是陌生的。

    老关说了很多过去的事，老人们都会这么干，仿佛那些事如果不说出来，便没有发生过一样。

    夏夜，老关和娜娜坐在工作室外院子里的沙发上，老关摇着一张铜版纸的海报扇风，说起那些事。乔远搬出一把椅子，坐在沙发旁边。乔远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喜欢这样的时候，仿佛艺术区不过是南方一条寻常里巷。他们说着家长里短，从来也不必谈论艺术、国画或者任何跟此时此刻有关的话题。

    老关曾经是厨师，他后来解释了一番，关于从厨师成为司机是如何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会煮毛豆、花生，放很多花椒。花椒是他从四川带过来的，他说那些花椒都产自一个叫汉源的地方。“汉源的花椒最好。但是，那也不是个好地方，也在地震带上。”

    话说到这里，便会停顿下来。总会有一个人站起来，有时是老关，有时是娜娜，会去卫生间，或者去拿瓶啤酒，去烧壶开水。等他或她再回来坐下时，等待他们的，就已经是不一样的话题了。

    乔远希望老关能跟娜娜说说驾驶证考试的事，老关做了一辈子司机，娜娜又正在考驾照的时候，这是他们理所当然该谈论的事。可是老关从来不问娜娜开车开得怎么样了。唯一说起与此有关的，是老关想起娜娜小时候，有一次，爬上他的大货车前盖，为了照相。“她认为大货车是鱼，哈哈，小孩子的想象力，真是没办法。”

    “就是很像鱼啊！有时候后面的货箱装在车上，有时候又没有了，就像红烧鱼吃光，只剩下鱼头和骨头！”娜娜说。

    “小馋猫想吃红烧鱼了？”老关爽快地笑起来。

    第二天，他们真的吃到了红烧鱼。

    那是乔远唯一在艺术区听见蝉鸣的一个夏天。通常他们晚饭后便都在院子里坐着，没有看过电视，因为电视里除了奥运比赛，便是地震的消息，这都不是他们想了解的事。也没有放过音乐，不知道为什么谁也没想起来，他们是否需要音乐。老关说话很慢，有时吞吞吐吐，但时间却过得很快。

    艺术区的知了似乎越来越多。老关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后，它们的叫声已经足够盖过他们的谈话声。大概那时老关该说的话都说过了，很多话不过是重复，于是他们只是坐着。但这样也不错。

    有时乔远在艺术区的朋友们也会过来。夏天的夜晚是一种节日，这节日每天重复一次。乔远便打开院子里的彩灯，又从工作室拿出一些凳子、从冰箱里拎出一些啤酒，酒瓶上很快就结出水珠。艺术家们很少坐下来，他们站一会儿，剥开一些毛豆，留下一地的壳，像点彩派的画，又漫无目的去往其他地方了，大概老关的话题让他们感到无趣。

    油画家于一龙说，这些彩灯让乔远的院子看起来像家烤串店，如果他把彩灯绕成一个“串”字的话。

    乔远有一次去艺术区外的超市买啤酒，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自己院子里拉成四方形的彩灯，觉得于一龙没说错。彩灯让沙发上的老关看上去五颜六色的。老关只穿一条白色背心，背心裹在隆起的肚皮上，也是五颜六色的。他两手搭在肚子上，漫无目的地看着什么地方。娜娜蜷缩在沙发上，摆弄着自己的脚指头，大概在涂指甲油。他们没说话，但从乔远的角度看过去，他看见了一幅经典的构图。他画国画，熟悉宋徽宗赵佶那幅《听琴图》的“佶”字形构图，那就是老关和娜娜那时组成的画面。乔远放慢了脚步，画面变得清晰，但构图凌乱起来，更多的东西进入画面。他想，应该画一幅那种构图的画。他已经很久没有画画了。老关让乔远的工作室充满烟火气。厨房在院子的东侧，但那些火辣辣的川菜的香味，总是到处都是。山东人于一龙说那段时间他只要靠近这院子，便开始打喷嚏。

    娜娜已经通过了交规的考试。她拿了满分。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满分。她认为这都是因为考试是在一台机器上完成的。“像在电脑上打游戏，砰砰砰，最后，跳出来一个分数，告诉你，一百分！”不过考试带给她的满足，并不如老关当晚炒的鱼香肉丝那么多。

    老关说开车可不是游戏。他终于开始讲开车的事。

    娜娜不再说话。乔远知道，就像她曾经对打字员的工作充满向往一样，她不过是喜欢这些事情里那些美好的部分。她可能会喜欢戴着亮闪闪的墨镜，打开天窗，漫不经心地转动方向盘，让汽车在路人注目中缓缓前行，但没有助力器的方向盘、需要踩离合器的手动挡教练车、那年夏天北京的闷热天气、教练的暴躁脾气……这些糟糕的部分，总在她的意料之外。

    老关没有上过驾校，他是在部队学开车的，通过的是另一种测试。“我在辽宁当兵，铁岭和辽阳，冬天太冷，车里总是用军用水壶装着高度酒。但是，你，你可不能喝酒开车。”老关用手指轻轻点着娜娜的额头。

    “姑姑以前总说你，喝酒开车，喝酒开车，还好，那时没人查这些。”娜娜躲过老关的手指。

    “她啊，她是这样的，我开车，她比我还累。”老关说那时他们给供销社运货，总是开夜车，没有高速，载重十吨的大卡车在山区国道来回跑，一晚上走不到两百公里。但白天更困难，因为山区的路只有单向一条车道，白天走得更慢。

    “蜀道难。”乔远说。

    娜娜的姑姑，那个乔远从没见过、也再不可能见到的女人，总跟着老关跑夜路。她在副驾驶座位上，一夜精神抖擞。卡车的驾驶室只有两个座位，但里面装着很多东西，生活必需品，所以竟像间小房子。每到险要路段，她攒着一手心的汗水，但她很沉默，再危险的时候也不大呼小叫，这和很多四川女人都不一样。如果是娜娜，她会乱叫。

    “东北，太冷了，太冷了。”老关咽下一口啤酒。这个夏天老关不怎么喝酒。尽管娜娜说过，在她的记忆里，老关很有些酒量。

    “他们总是为这个吵架，姑姑和姑父，姑父要开车，不能喝酒。姑姑管着他。”娜娜告诉乔远。

    “我以后也得管你，如果你开车了，就不能喝酒。”乔远说。他担心她的考试，他觉得自己就像那个给她抄试卷的男孩一样。他在乎她的事，尽管这些事，她自己可能都不怎么在乎。她当年做打字员的工作，只做了不到一个月，便来了北京，还不到二十岁。她是怎么来北京的？她从来也没说过。但乔远猜想，那肯定与一些男人有关。他开始对她的过去好奇，总想从她和老关身上了解她过去的事。他不喜欢自己这样，但又无能为力。他还做过那种穿越时空的肤浅的梦，看见从前的她，年轻得让人担心，还有很多的男人，醒来他觉得自己很可笑。

    娜娜不太理解地看着他，可能在思考他为什么这么说，要管她，这样的话？很像是个承诺。

    但她只是说：“姑姑真可怜，没想到会这样。”他便释然，因为他知道，她只是在想姑姑，所以刚才忽略了他的话。地震的时候，娜娜的姑姑被压在成都郊区的一个度假村，尸体到底也没挖出来。

    白天的时候，乔远会装模作样地画画，但效果并不好。他画出了两匹马——国画家的老题材——觉得没什么新意。但就算没什么新意的东西，他担心自己以后也画不出来了。两幅马，差别不大，区别只是角度，其中一幅是侧面，另一幅稍微正面一些。两幅画都挂在乔远工作室的墙上，正对着老关晚上睡觉的沙发。

    乔远在两匹马之间犹豫，不知道哪一幅更好一些。他问娜娜，希望听到她的判断。但她的答案是模糊的，她对很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模糊的，她不知道那个男孩为什么会疯掉，不知道乔远为什么会问她那些奇怪的问题。他有时愣愣地看着她，像是要看穿她的身体，而她对自己的身体并不那么满意，比如腰线最好再长一些、肩膀也应该再圆润些，可这都是她无法改变的事。她现在二十四岁，第二个本命年，已经知道很多事情都无法改变，就像过去和未来——没有人可以改变过去和未来。但其实没关系，因为你可以忽略掉。现在的问题更令她头痛，比如讨厌的考试。一周后，就是她考驾校科目二和科目三的日子。

    娜娜回答说两幅画都很好。又说，这跟她没有关系。乔远也经常这样回答她，在她不知道哪条裙子更适合自己的时候。他想，她可能不愿在两匹看上去差不多的马身上，消耗掉自己本来就剩余无多的精力。

    老关认为其中一匹马的比例有问题。乔远解释说，国画并不讲究透视。

    “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很怪。”老关问他。

    乔远点头，说：“有时候，国画的确不成比例。山水画里，山和人的比例其实是不对的……”他停住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他讲山水画。

    “我知道，是错觉，为什么要画错觉呢？”老关更像在问自己，乔远觉得这真是个问题，为什么要画一些错觉呢？

    “我被透视问题害过。”老关说。乔远很惊讶。

    “当兵的时候，在东北，有一条路。看上去那就是一条路，那天下很大的雪，如果不是雪，我可能不会出事。但那是哪一年呢？1968年，或者1969年。还是说那条路吧，看上去那是一条直路，但其实不是的，是透视。”

    “什么意思？”乔远没有听懂。

    “那是一条弯道，这样的，你明白吗？”，老关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下，示意出一个半圆形的弯道，“弯道两边的直路，我以为是连在一起的，你明白吗？我以为那就是一条直路，没有那个弯。”老关说。

    “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就冲过去了……”老关说。

    乔远知道，老关活了下来。他在大雪漫天的夜晚，把弯道看成直路，一直冲了过去。但他活了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的东风卡车陷在冰冻得硬邦邦的草地上，所以他安然无恙，逃过一劫。

    “天啊，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这件事？”娜娜问。

    “是吗？我们没有告诉过你？我不太记得我有没有讲过了。”老关很随便地说。“我的命是不是还不错？”他说。三个月前，四川地震的时候，他又逃过一劫。那天老关和娜娜的姑姑吵了一架，因为开车喝酒的老问题——可能也不真的因为这个老问题，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吵架其实并不需要原因。所以他没有陪她去那个度假村，因为姑姑拒绝老关开车送她。她说坐他的车太累了，她坐了一辈子，够了，再也不要担惊受怕了。她搭乘别人的车去了。她们那天会在度假村打麻将、喝当年的新茶，打发退休后的时间。地震后，老关觉得她为什么总能把所有事都说中——她不应该这么睿智——她再也不会坐他开的车了。他现在有太多的时间需要打发，但他在北京，在这个古怪的艺术区，每天看来看去，身边都是年轻人，没人需要打麻将、喝春茶来打发时间。

    “有时，这些东西都是命，都是命里注定的。”乔远想安慰他，但他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老关没有答话，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因为他让乔远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老关一个月前到北京的时候，乔远和娜娜去机场接他。他背着双肩包走出机场，也这样不好意思地笑着。他好几年没有见过娜娜了，但不应该是这样的相见。在回艺术区的车上，他还能开玩笑，说自己是投奔娜娜来的灾民。

    娜娜觉得那是件“可怕的事”，1968年或1969年的那次事故。

    她说：“我不敢去考试了，原来我在车上看到的路，跟实际的路不一样，我怎么还敢去考试呢？”

    “乖乖，那样的路很少，不是每条路都有透视错觉。”老关说。

    “设计得不合理！”娜娜很愤怒。

    那晚，乔远工作室对面的雕塑工坊，来了一些人。这些人看上去与艺术关系不大。艺术区总是会来各种人。他们吃烤肉，喝哥顿金酒，宣称要欢庆中国奥运金牌总数第一。但奥运会还没有结束，北京还在对汽车实行单双号限行政策。于是许多人都空闲下来，变得无所事事，艺术区是个不错的地方。2008年是重要的一年，2004年到2008年间，这里的艺术家们，通过某市政协委员的提案，为自己争取到了合法的租住权。那时这些人不会出现。后来更重要的外国首脑也来过这里，他们赞赏这里的建筑，认为是东德的工业风格完整保存下来的奇迹，比如这里的厂房都是四分之一蛋壳的形状，窗户朝北开，跟中国传统不一样，因为北面的光线更稳定。那些人说起这些，仿佛他们每个人，都是这里的功臣。

    乔远也加入了他们，但他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他可能不知不觉喝多了。在朦胧中他看见柏油路对面自己工作室的院子里，老关独坐在沙发上。乔远冲他举起手里的酒瓶，但老关摇头。老关不想加入他们。他们太热闹了些，热闹不适合老关。但老关一直看着这边的热闹，像父亲看着孩子的胡闹。老关没有孩子，也许是司机的职业影响了生育能力。娜娜也这么说，老关像她的爸爸。老关认为娜娜让他感到欣慰。他说：“我看到娜娜生活得不错，总算是件好事。”他经历了太多不好的事。

    有一天，油画家于一龙过来吃饭，他说自己其实是顺着香味飘过来的。他又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好像真的闻到香味。于一龙和他们一起吃晚饭，仍然是老关的手艺。老关来北京后，就再没开过车，但他每天都做饭。他从司机又变回了厨师，这很容易。

    这天的晚饭，所有人都很沉默，大概这让于一龙觉得局促，他想找一些话来说。“成都今天还有余震。”但他说了最不应该说的话。

    娜娜咳嗽起来，乔远想她是故意的。但老关并不在意，也许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的客人感到内疚。他慢慢地吃着饭，说：“地震不可怕，可怕的是没完没了的地震，它怎么就没完没了了呢？”

    “那是种什么感觉？”于一龙问，他没有了解娜娜故意的暗示。

    “什么感觉？”老关放下碗筷，想了想说，“这会儿我们在这里吃饭，马上我们就都不在了，彻底地，都不在了，就是这种感觉。”

    所有人都不说话。乔远想起娜娜一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前、三个月之前，都分别哭过一次。一个月以前，娜娜告诉乔远，老关不能再在成都住下去了。“他怎么办？一个人。我很担心他。”后来她要求老关来北京，至少在北京等待那些余震完全平息。但其实他们都再没讨论过，余震到底什么时候才过去。两个月前，埋葬了姑姑的那个度假村的挖掘工作停止了，因为需要挖掘的地方太多，他们放弃了那个度假村，何况那本来就是荒岭里的违章建筑。而三个月前，地震刚发生。

    深夜的时候，老关还待在院子里。对面雕塑工坊外，摆出了新雕塑，一些挣扎中的、变形的人体，摆出现代舞一样的扭曲造型。不知道老关是不是也在怀疑那些雕塑不符合透视？路灯稀薄的灯光洒下来，那些雕塑只显出剪影。也许这样的黑夜里，透视问题已经不再重要——黑暗中的世界是平面的，就像一张水墨画。

    从乔远的角度看去，老关也混在那堆雕塑里，他一动不动，和一个女人体的雕塑刚好并排——她好像在等待老关伸出胳臂去拥抱她。

    老关不会知道这些，他和那些雕塑毕竟隔着一条柏油路。晚上的雕塑工坊里，没有工人，也没有雕塑家，没有灯光，很像落幕后幽深的舞台。那些没有生命的石膏人体，是不肯谢幕的舞者——他们犹在人间。雕塑比真人要小，也许该看作一出儿童剧？还有一些没完成的、报废的石膏，有的可以看出是断臂和头颅，也有的很难分辨，或者是胸膛？臀部？这很不合适，乔远想。他还想起那些地震废墟——媒体上一度到处都是废墟的照片。尸块和砖石一样，散落开，是灰红交杂的颜色——很协调的两种颜色。大地和天空共同形成灰色的画面底色。四川盆地的天，真的是这样的灰吗？那些照片，乔远在网络上看过很多。不过如今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网络上都关心奥运金牌数。

    乔远犹豫了一下，没有去陪老关。老关曾在艺术区的周末跳蚤市场，买过一把便宜的茶壶，他正用它喝茶。“反正用不长。”老关当时这样解释，因为乔远认为自己可以送老关一把更好的壶。乔远觉得“用不长”这样的话，听上去让人难过，可能老关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用不长。老关说过，地震后他睡不好，好像忘了什么事，怎么也想不起来。

    老关回到工作室。睡觉前，他问乔远，能不能把那幅变形的马从墙上取下来。“它不合透视原理，有错觉，我觉得不适应。”乔远没有拒绝他，尽管那时乔远觉得自己更喜欢这幅变形的马。老关也许是为自己的请求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又解释说：“到我这年龄，不习惯新东西，我知道那是错觉，我也跟自己说是错觉，但还是不习惯。”乔远说没关系，不过是一些不成功的画，有什么关系呢？他把两幅马都取了下来。

    “我总觉得她还在，我跟自己说那是错觉，但还是不习惯。”老关小声说。乔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假装没听见。乔远想老关当兵多年，那些无益的安慰的话，对他其实不起作用。他是那种男人，不会哭，睡觉的时候也永远平躺着，四肢规矩地贴合身体，几乎从来不动。

    最热那天是娜娜考试的日子。早上她出门前，忧心忡忡看一眼乔远，好像在责怪他为什么对她的忧虑无动于衷。他打趣着，祝她一举成功。她烦躁地想找一双平底鞋换上，说：“有什么用啊？”

    “我像她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总这样想，有什么用啊？”娜娜走后，老关对乔远说。两个男人都显得很无奈，然后，他们需要共同面对这漫长的一天。

    老关问乔远：“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他还在看那些没完成的雕塑。“他们在做一个展览。”乔远回答。大概天气太热，这天的雕塑工坊里，仍然没有人来。铁门上挂着巨大的锁。

    “不，我是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老关又问了一次，这次，他自问自答起来，“是为了记住吧？”

    “他们不应该把报废的石膏也放在这里。”乔远说。他看那些胳臂和腿越来越不顺眼了。

    老关说：“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什么？”乔远问。

    “你来。”老关站起来，穿过柏油路。

    两个男人在雕塑工坊前。老关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根铁棍，开始在地上钻孔。这片地曾经是绿化带，后来雕塑工坊租下这里开始装修，绿化带便荒废了。老关力气很大，地上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碗口大的洞。

    乔远问他到底在做什么？他说，要把那个头埋起来。

    “那个头？”

    “是的，其他都好，我不喜欢那个头，我得把它埋起来。”

    “可是，为什么要埋起来？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外面就好了？”乔远说完，心想也许老关才更像艺术家。

    老关停下来，大概想了想，说：“还是埋起来吧，入土为安。”

    老关从一堆石膏废料里捡出来一个很小的石膏头像，看不出男女，鼻子已经磕掉了，连同上嘴唇的一块。耳朵倒还在，夸张地支棱起来，很像兔子的耳朵。

    老关把残破的石膏头像，扔进刚刚撬出的洞里。他说：“他们不会有意见的，对吗？这是他们不要的东西。”他说的没错，雕塑工坊的人不会因为一个废掉的石膏头像怪罪他们，何况雕塑工坊的老板和乔远关系不错。

    但乔远其实有别的担心，他觉得老关的举动很不正常，虽然在艺术区总是有人做出一些不正常的事，比如那些行为艺术或者别的什么，为了反抗物业、反抗房租上涨、反对虐待动物、反对空气污染……但不应该是老关，老关在反对什么？或者他是想埋掉什么？他想埋掉一个石膏头像，这举动很像娜娜中专时的男生，把课桌从二楼的窗户扔出去。乔远这样想着，犹豫着自己是否需要给老关帮忙。

    天气热得吓人，那些石膏很像就快融化的冰淇淋。老关撬出的洞还不够大，他没有合适的工具来挖一个更大的洞，他用穿拖鞋的脚在那洞里捣鼓了几下，但没什么用，越往下，地里的土越硬，已经露出了小块的石头。

    老关开始泄气，他突然松开那铁棍，捞起衣服下摆擦汗，擦完又接着挖洞，把里面掉下来的土用手一点点掏出来。

    娜娜通过了驾校的考试，这是夏天最大的收获。她很兴奋，脸颊像煮沸的汤一般冒着热气。她看着同样疲倦又欣喜的两个男人，不理解他们在这一天经历了什么。他们挖了个洞，埋了石膏头像。

    她说起考试的时候，侧面停车，两根杆连成一条直线的时候转动方向盘。“其实就像手枪瞄准，三点一线，这样一想，就很容易嘛！”她很得意，用老关扇风的海报呼呼扇着风，完全不记得早上的时候自己还为此焦虑。她甚至还认真地问老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透视？”她站在空调底下，看着空白的墙面，大概觉出不对劲的地方，“那两幅马呢？”她问乔远。

    “取下来了。”

    “哦，”她没打算再问下去，但她之后也说，“都挺好的，那两幅马，一幅是按透视原理画的，另一幅不是，但都挺好的，真的，为什么非得透视呢，是吧？”她一本正经的话听上去，倒很像那些艺术家。反正她已经拿到了驾照，她有大把的精力才考虑这些问题。

    她再也不会提起中专时和她舔同一颗话梅的男孩了，那个疯掉的男孩，是她这么多年都忽略不提的一个弯道，她冲过了这个弯道，把它看成一条直路，她活了下来，继续经历其他男人和其他的考试。他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老关也活下来了，尽管他看上去并不那么正常，但他会回归到直路上的，地震不过是另一个弯道，他是司机，擅长转弯。

    只有乔远自己，他依然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从两幅马中选择一幅参加艺术区的水墨新作展，但他想这其实是无所谓的事了。北京奥运会明天就会闭幕，金牌数看上去已经没有悬念了，知了的叫声减弱，晚上会有清凉的空气在地面攒聚，老关打算在九月之前回成都去，因为成都才是他的家……所有的一切都在表示，这是一个尘埃落定的夏天，乔远也终将知道自己的答案。

    原载《广州文艺》2015年第7期

    点评

    透视一词原本是一个绘画方面的理论术语，在这个将主要舞台放置在艺术区的小说中，这个词的运用十分切合小说的整体氛围，但很显然它的意义不再局限于艺术范畴，而是进入了更为浩大的人生哲学的领地。尤其是对于这几个在人生的迷宫中受到伤害或者感到迷茫的小说人物而言，如何透视眼前的人生是一个亟待破解的生活命题。娜娜的人生充满虚幻感，虽然作者蜻蜓点水地不停暗示读者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甚至是经历丰富的人，但这些经历没有让娜娜的人生丰厚起来，反而愈加混乱和虚无，同样充满虚幻感的还有乔远，这个年轻的画家，在艺术和生活中都迷了路，他甚至都分辨不出自己作品的优劣来了。老关倒是充满了写实感，丰富的人生历练，悲剧的命运现实、沧桑的心灵图景，让他自己像一个被岁月风刀雕刻过的艺术品，每一个动作和话语仿佛都隐藏着一些让人好奇的秘密，即便这样，迷茫感仍然笼罩了他，那颗为命运所伤的心灵实实在在地消沉了、冷漠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8年，是一个洋溢着喧嚣和喜气的年份，史无前例的奥运会的举行给这个国家涂上一层又一层的光环，然而，欢乐只是部分性的、区域性的，在另外的阶层、另外的区域，还有一群生活的失意者，他们为命运所困，被现实所伤，正在苦苦寻找生命的出口。

    （崔庆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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