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栋

    一

    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十分意外。父亲什么时候给我主动打过电话呢？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电话都是母亲打。母亲是一个干脆利落的人，一是一，二是二，且总是报喜不报忧。可是这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是父亲。我一听父亲的声音，心里咯噔一下子。父亲颤着嗓音，激动地说：“家一，你回来一趟吧，我让人家给欺负了！”说完，父亲啪地扣上电话。我愣了半天，又不好再打回去细问。整整一晚上，我坐卧不安，父亲那颤动着的嘴角总在眼前晃来晃去。父亲让人家给欺负了，我这个做儿子的能不着急吗？可是又有谁能欺负我父亲呢？我把街坊邻居，全村的叔叔大爷，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觉得他们都不会欺负我父亲。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一辈子，从没跟别人打过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父亲总是慈眉善目地微笑。就连那年月，我们家成分不好，人家贴我们家大字报，年轻的父亲被扣上高帽子，扭着胳膊走街串巷，推上台挨批斗时，父亲也没有怨天尤人，后来，更没有跟批斗他的人结下什么梁子。父亲说，那是形势需要，人不得不走形式。我父亲在村里当过多年民办教师，也可谓桃李满天下。父亲人缘好，辈分高、年纪大、身板儿硬朗，又能主持公道，这几年，名正言顺地成为丁姓家族的族长。父亲排行老三，人们都喊他三爷。丁家庄外姓的人很少，可想而知我父亲在村里的地位。村里有什么婚丧嫁娶、父子反目、兄弟阋墙等事，都是要我父亲出面的。村里有什么大事需要定夺，村支书也总是先跟我父亲商量。

    躺在床上，我想得头疼，也想不出谁能欺负我父亲来。但我知道，这一次，父亲真的是遇到了麻烦，持不住劲儿，才哆嗦着嘴唇给我打电话搬师求援。

    我躺在床上，滚过来滚过去。迷迷糊糊中，自己似乎又变成了一个少年，在村北那片枣树林里懵懂地走着，又爬到村东那个破土窟上，茫然地盯着一望无边的黑乎乎的庄稼，时而有野花香气隐约飘来……接着，又似乎站在村西那片生满芦苇蒲穗的大池塘里。这片池塘是我童年时的乐园，如今怎么变成了一潭死水，且发出阵阵恶臭，我低头看去，只见两腿上爬满柳叶状的蚂蟥……

    我大叫一声，从梦中醒来。旁边的妻子翻了个身，嘟哝一句：“神经病啊，大半夜的。”说完，又翻过身睡去了。我无法再睡，索性从床上爬起来。

    来到书房，点上一支烟。想想自己从小村走进城市，读完大学到机关上班，多年的城市生活并没有改变我对农村的好感，也没有改变我的一些农村习气。特别是刚上班的那几年，别人都皮鞋锃亮，我却觉得穿布鞋舒服，好像脚下踩的还是黄土坷垃。领导放个屁，咱得考虑三天，可还是头脑简单，遇事不转弯，说话直，语气生硬，不会温柔不会含蓄。有时候也想拍个马屁，却拍不正，拍到马嘴上，人家尴尬咱也憋气。回到家吧，常常脱鞋上床忘了洗脚，被妻子骂下床，洗完再上来，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自己都没想到，混到四十好几，竟然也混成了这家行业报纸的副主编。就是当了副主编，一些毛病也改不了，比如我最怕上街，最怕街上拥挤的人群、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最怕听人的嘈杂声、汽车的喇叭声，最怕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和蓝色的汽车尾气。父亲说人要走形式，看来我即便是做了这个副主编，也跟不上形势。不得不承认，像我这样的人，做什么想什么都觉得有些吃力了。妻子说我这是城市发展恐惧综合征。我说倒没这么严重，也许是从小生在水青草肥的乡村的缘故吧。妻子使劲儿“呸”一声，撇嘴说：“就你那个小破村，还水青草肥呢？”

    对妻子的这种态度，我很不服气。记得结婚后第一次回老家。我领着妻子，村前村后胡乱一通转，正值中秋，村北的枣树林里结满肥嘟嘟红玛瑙般的枣子，随意摘一个放进嘴里，又脆又甜。在村西，夕阳正红光满面，雪白的苇穗金光闪闪，风一吹，此起彼伏，一浪一浪传到远处，灰棕色的蒲穗不倒翁般摇晃的脑袋，整个池塘变成金黄色，鱼花泛起，波光闪闪。妻说：“太美了、太美了。”可是回过头来，她就把这些都忘掉了。

    但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多年前的乡村了。我知道这些年，乡村变化很大。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尽管我说自己一直跟不上城市生活的节奏，可我对如今的乡村又知道多少呢？就是春节回家，也只不过三两天的时间，大伙坐在一起，不是喝酒打牌，就是说一些过年的话，即便是吹牛聊天，也是吹谁挣了钱发了财，要不就是聊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农村人自己也不愿谈农村的事了。

    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德高望重的父亲会让人家欺负。想到父亲那颤抖的嗓音，我心里火烧火燎。

    天刚亮，我就跑到单位，把手头上的工作处理好，把会议采访、组稿定版、签字画押等等事宜都交代好，然后跟上面领导请好假。撅着屁股来到车站时，竟快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二

    如今这交通，倒是真的方便。我从县城汽车下来，没用十分钟，便坐上通往丁家庄的小公交。三十多里路，票价两块钱，也算便宜。尽管通往乡下的道路不够宽阔，但路面还算平坦，坐在小公交上，很少有颠簸。这是当年我在县城读书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县城的变化更是不敢想，街道宽宽的，还有漂亮的绿化带，十多层的大楼随处可见，几座高厦的上空彩旗飞展，十几米高的大红条幅从商厦顶端一挂到底，全是摩托车彩电电脑微波炉的广告，并且全是国内有名的品牌。那商厦的装潢和气派绝不亚于任何一座大城市。充满抒情味道的推销声跟音像店里的流行歌曲声混杂在一起，渗透出这座小城的繁华。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这座县城里读过三年书，在梦中，我还时常光顾这座县城，出现最多的竟然是面粉厂的车间，因为那座四层的白色楼房，是当年这座县城的最高建筑。如今，我坐在小公交车上，透过车窗，极力地寻找捕捉一些能让我忆起过去的东西，那么一点点呢，比如一座楼、一条胡同、一棵树……但没有，并且，连一点点儿熟悉的气息都没有。有的只是那气派得让人吃惊的行政大楼。

    我稍稍有些伤感。我知道，这是一座全新的县城，它属于这些在此生活居住的人。尽管它的名字没变，尽管我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都要写上这座县城的名字，但它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它了，远比一个几年不见小女孩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要彻底得多。

    汽车驶出县城的时候，我没有回头去看，是故意的。但紧接着，我立刻意识到，我的这种孩子气的做派，是多么滑稽可笑。这么多年，我身上的这种臭毛病竟然还没有抖搂干净。这让我很是恼火，恨不得扇自己两个耳光。我梗直脖子，朝窗外望去。

    日光已经西斜，色泽也变成淡黄。刚过清明不久，正是麦苗拔高的季节，一排柳树嫩叶初展，在春风中，如同少女娇羞地扭动着身姿。我禁不住推开一点窗子，一股泥土的气息夹杂着麦苗的清香扑鼻而来。这是我熟悉的，我使劲儿抽一下鼻子，心里便突地生出许多亲切。我想，这是我喜欢的味道。

    “家一。”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轻轻的，试探性的。

    我一回头。

    “家一，真的是你呀。”

    那声音猛地便高昂起来。对面，我看到一张四四方方的大脸，高高的颧骨把黑红黑红的皮肤撑得油光闪亮。此人看上去有五十来岁。

    面熟。这是我的第一印象。还没容我细想，那洪亮的声音又如同铁锤似的砸过来：“我是你三明哥，咋，认不出来了？”

    车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俩身上。我有些窘迫和尴尬，但我还是笑着说：“三明哥，哎呀，胖了。”

    “不年不节的，这个点回来干吗？”

    三明问得直截了当，可我不想在这样的场合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到前面有人抽烟，于是掏出烟来，问三明：“车上能抽烟吗？”

    “咋不能抽烟，抽就是，你以为这是在省城。”

    我递给三明一支烟。三明接了，把烟举到眼前，说：“好烟。”

    我笑了笑，又不好说什么。

    我给三明点着烟。三明深深地吸一口，然后便开始问这问那，他似乎对我所有的事都非常好奇。家庭、孩子、职务、级别，以及我所居住的那个城市，我的脑袋都大了，但碍于面子，我又不好不应承。我哼哈着，嘟哝着，自己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我只好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只听三明“哎呦”一声，估计把车上的人都吓了一跳。三明说：“你是个主编哪。”我的头开始隐隐作痛，我盼望汽车再开得快些，以便尽快结束这段不算长的路途。

    在我的印象中，三明好像跟我差不多大，我们小时候应该在一起捉过鱼虾捕过蝉雀。前几年我常回家来过年，拜年时能碰在一起，印象中他的话并不多，也可能是当时人多，显不出来。但更可能是我此时的心态变了。是啊，我不愿意多说话。我在替父亲担忧。我真想问问三明我们家的情况。不过，三明好像不知道我父亲发生了什么事。要是本村人都不知道的话，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想到这里，我心里稍稍好受了些。

    兜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我还没掏出来，又停了。三明笑着说：“我的手机号，你存一下。”我心里有些反感，手停在兜里，连看手机号的兴趣都没有了。这时候，三明掏出一盒普通的泰山烟，递过来一支。我稍作犹豫，便接了。我知道，如果我不接这根烟，肯定会伤到三明的感情。不存手机号没事，不接香烟不行。在这点上，我们老家的人是很计较的。

    “家一，你是咱村最有出息的人了。这主编很厉害吧？”

    我咧嘴苦笑，并不作答。

    “你看，这报纸电视的，说个啥事，那些当官的真听呢，那当官的天不怕地不怕，哎，就怕你们这些人。”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乐了。我说：“事儿哪有这么简单啊。”

    三明十分认真地说：“凡事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不过，你们说话确实管用着呢。”

    好在这时候，汽车停在我们村口。三明家就在村东头，下来车，没几步他便到家了。分手时，三明言辞闪烁地说：“家一，我知道你为啥这时候回来。你肯定是因为三叔的事情。事情已经出了，要慢慢解决，万不可意气用事啊。城里有城里的规矩，咱村里也有村里的现实。你要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我那个侄子确实不是个东西。我和他爹都拿他没办法。”说完，三明叹一口气，又朝我挥了挥手。我还没咂摸过他话里的滋味，他便走远了。我的心里立刻蒙上一层阴影，双腿变得沉重起来。

    三

    此时已近黄昏，我挎着一个旅行包，朝村里走去。这几年，村子最大的变化，就是多了这条窄窄的沥青马路，尽管路面疙疙瘩瘩，两旁堆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棉花棵子和玉米秸，但话说回来，这已经不错。用我母亲的话说：出门再也不用害怕踩两脚泥回来了。

    在夕阳深红的光照中，村庄显得异常破败，牛栏、柴火垛，千疮百孔的老房子，就如同静止在过去的某一时刻。越往村里走，旧房子便越多，更让人纳闷的是，村庄如同被掏空了似的，我走半天，也没碰到一个人。以往我都是过年才回来，村里总是热热闹闹的。此时这静悄悄的感觉让我一点儿也不适应。再说，这跟县城的反差太大了。县城是那么热闹喧嚣，村里是这么静寂萧条。

    父亲到底遇到了什么？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想了不知道多少次。那颤抖的嗓音之外，又增加了三明那双闪烁的目光。难到欺负我父亲的是他的侄子？这个年轻人我肯定不认识，当然想不起他长的什么模样。可是，一个年轻人怎么会欺负到我父亲头上呢？我想不明白。离家越来越近了，我心里越来越忐忑不安。

    我胡乱想着，猛地听到一阵鸡鸭乱叫的声音。有两个男孩子嘻嘻哈哈地跑过来，前面孩子的腋下夹着两只母鸡，后面孩子的怀里抱着一只大白鹅。他们跑过来的样子也像鸡和鹅，跩跩悠悠、趔趔趄趄。他们脸蛋通红，满脸兴奋，长得一模一样，如同一对双胞胎，也许就是双胞胎。他们跑过我身边时，都不约而同地瞅我一眼。抱鹅的孩子瞅我的时间稍长了一点儿，他一回头，脚底被绊了一下，一个跟斗摔倒在地。那只大白鹅飞出去好远，不过，落地时它只是晃了晃身子，然后稳稳地站在那里，优雅地扇呼几下翅膀，斜着眼嘎嘎地叫了两声。前面抱母鸡的男孩子也停下来，他笑弯了腰，那清脆的笑声就像鞭炮似的响起来。

    那个摔跟斗的男孩子很快便爬起来，同时，他似乎不经意地朝我瞥一眼，眼珠黑黑的，满脸羞怯之意。

    孩子的笑声传出去很远。小村似乎又活了。

    我挎着旅行包继续往前走。远远的，就看到一群人围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都或提或抱着鸡鸭鹅等家禽。我还没来得及纳闷，便看到了人群中的母亲。母亲一手提着一只鸡，正踮着脚尖往前看。

    我站在那里犹豫了片刻，是过去呢，还是直接回家？说实在的，我实在不愿意过去，我看到人群中多是上年纪的人，光是那一套礼节性的问候，也够我吃不了兜着走的，更别说这个节骨眼上，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候，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一声：“三嫂子，那不是家一吗？家一回来了。”

    母亲扭过头，一看果真是我，便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手里提着两只鸡。母亲竟然在原地转了个圈儿。

    “先给三婶子打吧，家一回来了。”

    紧接着，人们发出一阵笑声。

    “狗日的二粮，净拿你三婶子开玩笑，不是给你三婶子打，是给你三婶子家的鸡打。”

    在人们的笑声中，我看到母亲提着鸡走上前去。我明白了，原来是给家禽注射疫苗，这几年不是禽流感闹得厉害嘛。我有些恍惚，人们都跟母亲开玩笑呢，看来家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眼前的景象，让我一下想起小时候排着队等待接受疫苗注射时的情景。那时候，免费的疫苗接种刚刚来到农村不久，父母听说只要是扎这么一小针，就不会生天花水痘，就不得百日咳、小儿麻痹，并且都是不要钱的，内心别提多高兴，觉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好、就是好啊。如今，我母亲都赶上给鸡鸭注射疫苗的时代，看来，社会真的是进步了。这在原来，肯定是想都不曾想到的。记得小时候，我倒是最盼着来鸡瘟，因为鸡一死，我们就有鸡肉吃了。

    母亲提着两只鸡朝我走过来。我伸手去接，母亲递给我一只。我一抬头，看到母亲的眼圈儿红了。当然，这肯定不是夕阳照的。从母亲的表情看得出来，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但这时候，我和母亲谁都没有说话。

    我背着包，和母亲一人提着一只鸡，并排着往家走。

    院子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虽说母亲已七十开外，但身体还算硬朗。我们家这四间老宅子，她和父亲一住就是一辈子。母亲从年轻就喜欢清静，如今身边没了孩子，倒也遂了她的愿，年轻时爱干净的习惯便显出来。

    母亲把鸡扔到鸡舍里，说：“养了六只鸡，来来回回跑了三趟，多亏这是最后一趟，要不明天还要折腾。”

    母亲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接过我的背包，一边走一边说：“你肯定饿了，我先荷包两个鸡蛋，给你垫巴垫巴。”

    我说：“我还不饿，一会儿一块吃吧。我爹呢？”

    母亲朝屋里努了努下巴。我便几步来到屋内。

    父亲躺在床上，腰部以上盖着被子，两条腿露在外面，左腿蜷着，右腿膝盖以下缠着厚厚的白绷带，打着夹板儿，搭在两个摞在一起的枕头上。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忙问：“爹，腿，这是咋了？”再看我父亲，闭着眼，绷着嘴，一声不吭。还是跟在我身后的母亲说：“还不是让丁大筐家的那个狼羔子骑着摩托车撞的。”我忙问：“厉害吗？是不是撞得挺厉害？”母亲说：“在县医院拍了片子，说没断，只是裂了道缝儿，人家让保守治疗。都十来天了。”

    我长长地吐一口气，说：“这么长时间了，咋不早告诉我呢？”

    母亲说：“你爹不让，说这点小伤，躺一段时间就好了。他怕你忙。”

    我有些着急，说：“再忙我也得回来呀。”可我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那昨天父亲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肯定还有别的事。我猛地想起什么来，问母亲：“丁大筐是不是三明他大哥？”母亲说：“不是是谁！一个奶养的，都是一路货色。”

    我点点头，觉得这个三明可不是个简单的人。我隐约地明白了点什么。这时候，父亲叹了口气。我扭头看父亲，突然发现父亲的身子骨似乎短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皱纹纵横，如同核桃皮一般。父亲真的老了。

    四

    一边吃着饭，一边跟父亲和母亲唠着嗑，我这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明白。

    原来，十天前，我父亲吃罢早饭，背着手去村南看春生二叔。春生二叔得的是胃癌，人快不行了，医院里都不收了。父亲来到小雪超市门口，想进去买箱牛奶。没想到，一辆摩托车从身后开过来，速度特别快。我父亲听到摩托车响，还没来得及扭过头来看，衣服便被摩托车把使劲儿带了一下子，整个身子转了个360度，一屁股摔倒在路边，右腿正好弹在一块石头上。父亲脑袋“嗡”一下子，本能地抬头瞥了一眼。摩托车倒是慢了一下子，开摩托车的人还回了一下头。我父亲一眼便认出那是丁大筐的儿子丁小尤。让人可气的是，摩托车猛一加油门，像一头受惊的骡子似的蹿得无踪无影。小雪超市的老板丁青峰跑出来时，只看见一个摩托车尾巴。丁青峰扶起我父亲，说：“三爷，你没事吧？”我父亲右脚刚落地，“哎哟”一声说：“不行青峰，腿疼。”丁青峰忙让人从屋里搬出一把椅子，我父亲坐下来，满身尘土，脸色姜黄，狼狈不堪。丁青峰问：“三爷，看清是谁了吗？”我父亲说：“是丁大筐的那个儿子，把头发染成红色的那个儿子。”丁青峰说：“我就知道是这个狗日的丁小尤，他刚买了辆新摩托，整天像个叫驴似的，沿着大街蹿过来蹿过去。”

    那天，我父亲自然没法去看春生二叔了。他一站起来，腿就疼得受不了。他说：“青峰啊，你给文成打个电话，让他开车来，拉我去医院拍个片子。”丁文成是村支书，也是我父亲的学生，对我父亲很尊重。他直接把我父亲拉到县医院拍了片子，结果还算不错，只是骨头裂了道缝儿。镇上有一家陈氏正骨，祖传秘方，在我们这块儿挺有名。文成又拉着我父亲回到镇上，在陈氏正骨贴了膏药，打了夹板。整整折腾了一天，回到家天已黑透。文成说：“三叔，你放心，你躺着好好养伤，明天我就让丁大筐拉着他儿子来给你赔不是。这治病吃药的钱，都得让这狗日的掏。”

    可是，一眨巴眼好几天过去了，连丁大筐和他儿子丁小尤的影子都没见到。支书文成倒是又来过两趟。我父亲问起来。文成支支吾吾地说：“三叔你别着急，丁大筐这几天不在家，他儿子丁小尤找不到人。”到家来看我父亲的乡邻却说，他刚才还在村头看见丁大筐呢；还有人说，昨天晚上，丁小尤骑着摩托车，驮着他的狐朋狗友，从镇上喝酒回来，跟驴叫似的扯着嗓子唱呢。本来，这事儿一开始，我父亲并没有生多大气。即便是丁小尤撞倒他，一溜烟跑了，他觉得这毕竟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是本家人，一个丁字掰不开。丁大筐拉着他儿子来喊声三爷，道个歉赔个不是，这事也就算了。

    是我父亲把这事想简单了，想得过于美好，人家压根就不搭理你。文成再来，问我父亲说：“三叔，那天，你当真看清楚撞你的人是丁小尤？”我父亲说：“就是丁小尤，我看得清清楚楚。”文成叹一口气，说：“这狗日的丁小尤，他死活不承认呢。他说他连只蚂蚁都没轧到过。”我父亲恼了，说：“反了，翻天了，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能像狗一样乱咬吗！苍天白日啊，他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

    我父亲气得浑身哆嗦，这才一气之下给我打了电话。

    我听着父母唠叨，肚子早给气爆了。我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嚯”地站起来说：“我这就去找那个丁小尤，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母亲说：“家一，不可莽撞，你是在外面有工作的人。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个小痞子，头发不光染成红色，还一根根竖着朝天上长，整天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偷鸡摸狗，啥坏事都干，村里人都提防着他呢。你还是先找找文成，问问情况。”

    母亲这么一说，我冷静下来。母亲说得很对，我跟一个小痞子吵架，也丢不起这个人。父亲受人尊重惯了，是一个极要面子的人，他心里窝着一团火，憋着一口气，就是想讨个说法。还是先找找文成去吧。他是村支书，又跟父亲念过书。我相信他是向着父亲的。

    我点着一支烟，走出家门。夜晚的村子，真黑啊。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逐渐适应眼前的黑，一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斗，这么多这么亮，让我感到吃惊，我好像已经许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多星星了。村子更是静得出奇，静得连狗都不叫一声，静得让我产生了错觉，觉得此时已是深夜。这夜静谧得有些肃穆而古老。这才几点哪？我掏出手机来一看，七点二十分，新闻联播还没结束呢。实际上，我是喜欢这样的感觉的。如果不是父亲的事情压在心头，我会好好地呼吸一番小村春夜这迷人的气息——我又犯病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矫情病，一种自作多情的抖搂不干净的臭毛病。难道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天还是那个天，但地还是那个地吗？听母亲说，这年把来，村子已经没老没少地走了七八个人，全是癌。母亲指了指脚下，说，这地下的水，坏了。

    我来到小雪超市，买了两瓶酒。老板青峰一看是我，热情地说：“叔，你回来了。”我说：“青峰，谢谢你那天把你三爷扶起来。”青峰挠着头皮说：“叔，你还跟我客气啥，你当这是城里呀。三爷好些了吗？”我点点头，说：“这不，那个丁小尤死活不承认是他撞的，你三爷把我叫了回来。”青峰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眼光也开始有些躲闪。正如三明所说，村里有村里的规矩和现实，我理解青峰。我提着两瓶酒走出小雪超市，径直朝文成家走去。

    五

    文成刚吃罢晚饭，脸膛红红的，桌子上的一堆鸡骨头还没有收拾。看到我提着酒进屋，一拍大腿，说：“家一呀，你早过来会儿多好，要不这样，让你嫂子再弄个肴，咱哥俩再喝点儿。”说着起身要拿酒，我忙拉住他，笑笑说：“我哪还有心情喝酒？你挺恣啊，天天还自己喝二两。”文成苦笑一声，说：“老弟，你可别挖苦我，你哥我弄了两台挖掘机，天天靠在工地上，今天这还是回来得早。晚上不喝点儿，这腰也酸来腿也乏，不服不行，马上就老了。”文成边说笑着，边招呼嫂子泡茶。

    文成开门见山，说：“家一，你回来也好，咱得想想办法。这事儿你也清楚了，真有点挠头，碰到丁小尤这么个王八蛋，死活不承认。你说吧，当时又没别人看见，难办哪。”我说：“文成哥，你知道，我爹一辈子没讹人，他是个要面子的人，他只是心里憋着一口气。那个丁小尤，他光不承认也不行啊。”文成叹一口气，说：“三叔是啥人，我能不知道？一辈子知书达理，光为别人着想，年龄稍长点的，没有不知道的。可碰到的是丁小尤这么个不懂事屁孩子。”我说：“孩子不懂事，难道他爹丁大筐也不懂事？”我有些激动。文成愣了片刻，说：“走，咱去找找丁大筐。”

    很快，夜色把我和文成裹了起来。显然，这脚下的路，文成比我熟得多。我跟在文成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远处，传来一辆机动三轮车的马达声，接着便引来几只狗的齐吠。我掏出烟，说：“文成哥，来，抽支烟。”文成停下来，黑影里，接过我递给他的烟。我边点烟边说：“村里也太静了，狗这么一叫，心里倒踏实些。”文成吸一口烟，说：“比起原来，如今咱丁家庄人少多了，有点办法的人都走了。我跟你说实话，家一，这个支书，我早就不想干了，不是老人，就是妇女小孩，干个啥劲儿？我去镇上辞了好几次，辞不掉。像咱这偏远的地方，村干部没法干，瞎操心不说，到头来啥事都埋怨你。一年给你那三瓜两枣的，还不够买两条好烟的。”听着文成的叹息，我竟一时无话可说。黑影中，两个烟头一闪一闪的，如同荒野里舞动的鬼火。初春的夜晚，寒气依然袭人，我禁不住哆嗦了一下子。

    随着文成一声“到了”，我们停下脚步。夜色中，眼前的门楼显得高大宽阔，两边翘起的门檐像极了两只昂头的小兽。文成拍打着门环，沉闷的声音显得空洞无力。院子里传来咳嗽声，紧接着一声谁啊。文成说一声：“我。”很虚幻的感觉。门“吱”一声开了。文成和我走进院子。借着从窗户里传出的灯光，丁大筐看清是我，说：“呦，这不是家一兄弟嘛，稀客稀客，快进屋。”

    一进屋，丁大筐家的摆设和装饰着实把我惊了一下。52寸的平板电视里正播放着抗战连续剧。台式空调、双开门冰箱、红木沙发桌椅，沙发后面还摆着一台硕大的按摩椅……这比支书文成家阔气多了。丁大筐很热情的样子，又是端茶，又是递烟。

    “大筐哥这日子过得不错啊。”

    “再好能比得上兄弟你？我听说你当啥主编，那多厉害。”

    “那都是虚的，现在，有钱才是真厉害。”

    “我哪有啥钱，我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捞个面子而已。你说是吧文成？”

    文成深吸一口烟，又缓缓地吐出来，说：“守着家一，别说恣话了。丁小尤那小子呢？”丁大筐一听这话，尴尬地咧咧嘴，说：“今天晚上小尤不回来了，跟他几个朋友在县城里喝酒，说是住在同学家。”文成说：“城里乱七八糟的，你倒是放心。”丁大筐嘿嘿一笑，说：“我不能看他一辈子吧。再说，一个男孩子，吃不了大亏。”文成又点着一根烟，说：“大筐，我不是说你，你也太自私，哦，你男孩子不吃亏，人家女孩子吃了亏你就高兴了。”丁大筐瞅我一眼，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你当个支书，说话就愿意上纲上线的。”文成说：“那好，咱不上纲上线，这不，家一也回来了，你说，三叔这事咱咋办？”

    丁大筐一听这话，看上去倒踏实多了。他给我和文成添满茶水，这才坐下来说道：“家一，我们都是丁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三叔在村里的威望谁不知道？我也跟着三叔念过书，三叔对我也不错，这事我不能躲啊。再说，三叔治病那点钱，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啥。可是你那个大侄子小尤说，确实不是他撞的。他说不是他撞的，我这个当爹的要是承认了，他会对我有看法的。要是有个人站出来说，三叔就是小尤撞的，这事也好说，可是没人这么说。你说我有啥办法？我也是两难呀。”

    丁大筐说得头头是道，我竟一时不知道话从什么地方说了。我被憋得脸色通红，猛吸两口烟，说：“可是，我爹说就是你家小尤，他看得很清楚。他这么大年纪了，他能说谎吗？”

    丁大筐听完我的话，身子从沙发这头挪到沙发那头。他说：“这样，我这就给小尤打电话，我把免提打开，守着你们，咱当面问问他。”说着，他便摁了一串号码。接着，电话里传出激昂的音乐声。响了半天，音乐声才像潮水一般退去。丁小尤的声音猛地冒出来。

    “爸，有事吗？”由于摁了免提，所以声音很大，电话里闹哄哄的，好像是在酒桌上。

    “还不是你三爷那事。你文成叔在这里，你家一叔也回来了。你说你三爷到底是不是你撞倒的？也不是多大的事，你实话实说就是。”

    “咋就没个完了？说不是就不是。啥三爷五爷的，牲口毛我都没碰到一根。”丁小尤在电话里吼起来。隔着电话，我都似乎能闻到一股酒味。

    “你好好说话不行，你叔他们都在这里听着呢。”

    “我就这么说话，咋了？有啥牛逼的？不就是在省里编个破报纸吗？我再说一遍，说不是我撞的就不是我撞的。惹我急了，我弄死他们全家！”说罢，电话“啪”地合上了。

    “你个鳖羔子。”

    丁大筐使劲朝电话里骂了一句，他抬起头，朝我咧咧嘴，说：“你看这个狗日的，太不像话了。”

    文成火嗞啦地说：“是不像话。大筐，子不教父之过啊。”

    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都没说。我站起身，朝外走去。丁大筐在后面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耳朵里。出来大门，走出去好远，文成才追上来。文成说：“家一，你别生气，你看到了吧？丁小尤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丁大筐再有钱，就是管不了他这个儿子。”

    我倒真的不再生气。我毕竟是学文的出身，读过几本历史书。我知道，像这样的痞子流氓，自古就没有少过。

    六

    回到家，我当然不能说去丁大筐家的事。我装着很轻松的样子，跟父母说：“我跟文成哥聊天呢，文成哥还是那么能聊。他说人家医生说了，你这伤没事，最多躺一个月，这不，十天都过去了。明天我去一趟镇上的陈氏正骨，再请人家来给你换换药，看看恢复得咋样？”本来，我是想多陪二老说说话，可我害怕再说到丁大筐一家人，我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便说自己昨晚一宿没睡好，困了。

    母亲早就给我在另一间屋里铺好被窝。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从一大早就折腾，也确实累了，洗洗脚便躺进被窝。夜倒是真静，是那种无边无际的静。可我还是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在想，父亲的腿倒无大碍，慢慢静养就是。可我明白父亲给我打电话的目的，无论如何，我得给老人家一个答复吧。报社里一大摊子事，我也不能在家里多待。黑灯影里，我悄悄地坐起来，点着一支烟。盯着时明时暗的烟头，我一下子想到三明，想到三明那张黑红油亮的脸。对呀，三明是丁大筐的亲弟弟呀。我呆愣片刻，心里禁不住一阵兴奋，忙摸起枕边的手机，摁开一看，上午那个引起我反感的未接电话果然还在上面。这一刻，我却像见到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把它存起来。

    也真奇怪，存上三明的电话后，困意接踵而至，闭上眼睛，没用五分钟便睡着了。这一觉睡得踏实。醒来时，已是早上的八点钟。父母已经吃罢早饭。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说：“饭在锅里热着呢。”

    我边吃着饭，边跟父亲说：“昨天我和文成哥给丁大筐打电话了。丁大筐在外地跑业务，态度倒是挺好，他说他会处理好的。那丁小尤是个十七八岁的屁孩子，整天不在家，你就别强求他能做什么。再说，他要真到咱家里来，你见到他能不生气吗？”父亲目光无神地盯着灰蒙蒙的窗户，眼珠儿一动不动。

    饭后，我慢慢地踱出家门，沿着胡同往北走，来到一处荒芜的宅院里。我给三明拨通了电话。

    “三明哥，听出我是谁来了吗？我是家一。”

    “咋能听不出来，大主编嘛，你的电话我存了。你有啥吩咐？”

    “我哪敢吩咐你，你现在家吗？”

    “我倒是在家，不过我九点多得去趟县城送货，下午回来。”

    “你等我会儿，我马上就到。”

    我径直朝小雪超市走去，几乎是一路小跑。我买了两箱最好的牛奶，来到村东的三明家。我把三明拉到屋里，也没跟他客气，把昨天我和文成去他哥哥家的情况大体说了说。当然，我不会说他侄子丁小尤要弄死我们全家的话。我说：“三明哥，你得帮我个忙。你知道，我爹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他在咱丁家被人尊重惯了，想不开，正在钻死牛角。”三明面露难色，挠着头皮说：“这个忙咋帮？他们这个样子，你让我……”我说：“三明哥，你啥都不用做，啥话都不用说，你下午回来后，提着一箱奶，到我爹眼前站站就行了。”三明吞吞吐吐地说：“可这事，要传到我哥和我侄子的耳朵里，他们不怪罪我？”我说：“这事只有你我知道，别人我只告诉文成。文成是支书，他心里装事，他不会乱说。他要说，也只能说你做得好。三明哥，话又说回来，咱们都姓丁啊，又不是仇家，你好歹喊我爹个三叔吧，去看看你三叔，你可以找出好多个理由来，你都可以说咱俩是从小拜把子的盟兄弟。”听我这么一说，三明脸色才有些舒展。他缓缓地点点头。

    送我出来门，三明立刻变得活泛起来，他说：“家一啊，你个省城里的大主编，这么牛，你也不请你哥喝壶酒？”我愣了一下，忙说：“喝，一定喝，今天晚上就喝，我一会儿给文成哥打个电话，咱们去镇上喝。”三明的脸上立刻便乐开了花，他咧着大嘴，把黑红的脸膛撑得更加油亮。

    从三明家出来，我朝绿油油的麦田走去。枣树还没有发芽，我看到远处的枣树林，就像一团团的雾霾似的包围着村庄。

    春风是柔软的，却把我的眼窝吹得又辣又痛。

    原载《北京文学》2015年第6期

    点评

    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这个故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实指，也是精神意义上的所在。作家与其故乡（精神原乡）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验方式、感知视角的不同让作家笔下的故乡形象表现得千姿百态、多种多样。作家对故乡的体验方式简单来说无非三种：身心在场式，即一位作家一生都没有离开故乡，身体和心灵始终是合二为一的；身心分离式，即一位作家由于种种原因而长时间地游走他乡，直接导致了一种“身在他乡，而心在故乡”的精神状态，用宁夏作家季栋梁的话说，就是“我是乡下放进城里的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多年，线绳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还有一种就是，身心游走式，即由于诸多不可控的因素，身体和心灵各自游走，没有固定的依托点。这类作家往往有多个故乡，但最终也没有固定的精神皈依处，身心一并处于浮游状态，因而，其创作对“精神原乡”意义上的“故乡”的认知与表达不是很强烈。

    《回乡记》中的“我”对故乡的态度应该介于后两种之间，即“我”对故乡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想回去，是因为那是生命的诞生地，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和记忆；不想回去，是因为那里早已面目全非、人伦不再。同是一个族里的后生，骑摩托车撞伤了“我”父亲，非但死不认账，还动不动以武力相威胁。作为前辈的父亲再也不能依靠传统道德、老幼秩序来解决这件事情。他不但要忍受肉体上的疼痛，还要承受小辈对前辈不敬所导致的精神上的伤害。对于父亲来说，后者造成的伤害尤甚。“我”为解决这件事而回乡，但实践证明，我的到来无足轻重。为了维护父亲的自尊，“我”先后请求村支书、三明出面，方在表面上给父亲做了一个交代。很显然，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也无能为力。“我就这么说话，咋了？有啥牛逼的？不就是在省里编个破报纸吗？我再说一遍，说不是我撞的就不是我撞的。惹我急了，我弄死他们全家！”当伦常颠覆，村痞当道，除了给父亲以善意的欺骗，然后愤然逃离，“我”还能有什么方式呢？想象中的故乡是温柔的、美好的，萦绕心间的是美丽的乡愁；现实的故乡是粗鄙的、落后的，挥之不去的是无以言说的愤慨。对我来说，“逃离”故乡，必然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这篇小说的语言继承了乡土语言的特点。人、事、物天然合一。字里行间满蕴情怀。叙述语言精准老到。口语和方言的运用，尤见功力。

    （张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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