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论-杜甫走的生活的道路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杜甫何以能够深入生活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有杜甫本人的个性的原因,有唐代知识分子所走的生活道路的原因,还有安史之乱,这是客观方面。杜甫和他同时的诗人也确有不同,如他和高适、岑参诸人同登慈恩寺塔,大家都写了诗,高、岑的诗和杜甫的诗比起来,杜甫反映了时代,高、岑写的是自己个人方面,属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诗,这说明杜甫较之高适、岑参能深入到社会里面去。再如李白,他同杜甫其实是处于同一时代背景的,杜甫有长安十年的丰富经验,李白也有他的长安生活,也经过了安史之乱,也有长久的游走生活,但和李白比起来,杜甫深入民间,这应该说是他们个人的原因。然而杜甫之为杜甫,他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当中能够深入生活因而接近人民,我们必须注意的,还在于唐代知识分子(尤其是李白、杜甫的时期)所走的生活道路有其特殊的地方。他们的仕进,不同于隋以前完全由选举决定,也不同于唐以后完全由科举决定,他们还很有自己选择的余地。还有,如孟浩然、李白,他们还可以不仕,孟浩然隐居而“风流天下闻”,李白离开长安,真是“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天下也容许这条路,唐以后的科举时代便不能说有这样的一条路了。杜甫所走的正是这个特殊的生活道路,沿着这个道路他便深入到社会当中去了。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应进士考试,这是走科举的路。考试落第了,这并没有对他起什么打击,这以后八九年他“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不像后代的知识分子每每是一场考试决定了命运。从三十五岁的时候起,开始了他的长安十年的丰富生活,目的是一个,求官做。这证明唐代知识分子的仕进不止科举一条路,因为杜甫在长安走了许多路子(都不像二十四岁时应进士考试那一条正式的科举的路),以“天下通一艺者”的资格应过尚书省的试,自己向皇帝进过《三大礼赋》,结果“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于是“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还向皇帝进了一篇赋,两篇赋。都没有达到目的。他还走了向不少达官贵人投诗的门径。到了四十四岁的时候,他得了官职了,在两个官职之中还经过了自己的选择,他决定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以上说明杜甫的仕进的路不止一条,虽然条条都是不好走的。不好走是当然的,而路不止一条,是科举制度在杜甫时代还没有绝对化,杜甫从各方面都碰了一下,因而深入到生活当中去了。

    就了率府的官之后,作了《官定后戏赠》,又作《去矣行》,就是要像陶渊明一样“归去来兮”,而杜甫果然归奉先家中去,写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首《咏怀》的内容就决不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可比,陶渊明的事情简单得很,虽然也坚决得很,他回来就不出去定了,杜甫的《咏怀》太复杂,包括的问题太多,下一步我们真不知道作者将怎么办。当然,这么一首划时代的诗岂能是一时的感情作用,回去之后又回到长安来做率府的官?像仇兆鳌那样的想法,那是太大的误解。仇注杜诗把杜甫归奉先后次年正月在奉先家中写的《晦日寻崔戢李封》的诗认为是杜甫时又在长安写的,再次年沦陷在长安城中写的《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也认为同《晦日寻崔戢李封》是同一个正月在长安的诗,这样杜甫归奉先后又回长安做率府的官了,事实是大谬不然。关于这些诗的编次,杨伦的《杜诗镜铨》是正确的。总之《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于杜甫的《归去来辞》,倘若不是安禄山在天宝十五载(七五六年)打进了潼关,玄宗跑出长安了,肃宗即位于灵武,我们真不知道杜甫将怎样实践他的五百字的《咏怀》的。因为国难当前,肃宗即位于灵武,杜甫就很自然地采取了行动,从家里动身,“羸服奔行在”,在路上被捉住了,遂陷贼中,陷在长安。以写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那样严重的思想矛盾,以及它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矛盾,来一个奔赴灵武,在杜甫的主观上确实是得到了解决,就是后来《喜达行在》诗的两句:“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这样的生活的道路,至此暂告一段落,是杜甫走的。我们认为很分明,摆在杜甫面前让他选择的道路不止一条,这样在生活当中就产生了思想矛盾,他的思想矛盾又是以实际生活来解决的,所有这些都反映在杜甫的诗里。

    我们考察一下杜甫长安十年以及沦陷长安又逃至凤翔的诗。

    所有杜诗的具体性、真实性,表现在细节描写的手法上,杜甫在他的诗里一定要把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告诉读者,通过细节的描写。如《兵车行》,读者从“尘埃不见咸阳桥”以及“况复秦兵耐苦战”两句,就知道了出发地点在长安,兵是秦兵。从“未休关西卒”以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就知道要到达的地点是西边境。时间呢,是一年之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从“禾生陇亩无东西”句可以看出,所以接着就是“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这是说,到了冬天索租的时候,关西兵未休,男子没有回来,家里的女人怎么办?“且如今年冬”一句的具体性,同前面“尘埃不见咸阳桥”的具体性一样,写出了言者、听者、身临其境者面对面的真实,不是间接的描写。而对读者说又没有不明白的地方,杜诗都是以高度的技巧传达生活的真实,这才是“诗史”的价值。

    再看《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是杜甫长在长安水边走,目击的事情。最后一句:“慎莫近前丞相嗔!”这个形象的逼真不能是作者空想出来的,我们简直可以说杜甫自己也在群众之中,要“近前”去看一看,所以它同“尘埃不见咸阳桥”一样是直接从生活中取得的形象。《兵车行》,《丽人行》,是杜甫的了不起的创造,是诗人“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收获。士大夫如果不参加到老百姓的一般生活当中去,对于这样的诗只好是“望尘莫及”。杜甫以前和杜甫以后,便没有这样的诗,是当然的,因为作诗者自己都没有杜甫的深入生活的机会,他们有一定的做官的路,其中陶渊明又自己说得明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的路走得“未远”了。

    陶渊明一句话就决定了他的生活,“觉今是而昨非”。杜甫的思想则总是矛盾的,他没有一个简单的“今是而昨非”。杜甫的思想矛盾都反映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这五百字也就是生活本身的复杂的反映。“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这应该是杜甫的主导思想,综观杜诗全部以及诗人的一生,谁都承认的,但我们看他的“永诀”这两个字,便和“生逢尧舜君”的思想矛盾,杜甫的“永诀”的感情甚重,“永诀”就是愤,就是他不相信有“尧舜君”的事实!在诗里他就这样刻划:“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这和《丽人行》是一样的反映,所以接着就是两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决不同《丽人行》那样简单,我们很难用一句话说明它的主题思想,就因为它所反映的矛盾太多了。“穷年忧黎元”,这个感情是杜甫在任何时候都有的,他没有不“忧”之事,这也就是他解决不了问题,和“窃比稷与契”的思想矛盾,那就叫做“许身一何愚”。所以他又说:“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这两句反映了杜甫常常有的“归去来”的思想。这个思想,在他在长安十年,一直到他后来,表现在诗里。我们且说长安十年的诗,如《重过何氏五首》里他说:“何日霑微禄,归山买薄田。”在《送裴二虬尉永嘉》诗里说:“扁舟吾已僦,把钓待春风。”《留赠崔于二学士》诗里又说:“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这都不是说假话,是真有那么的想法,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刺激起来的,是“独耻事干谒”的唯一的逃路。他还没有得到官职,他的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河南搬到长安来了,在长安杜曲却也是一个小地主,这时他也发过感慨:“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我们已经说过,在杜甫的时代,如果真要归隐,是可以的,当时不乏其人,但杜甫的这种思想,是他的思想里的矛盾的一面,他的思想不是静止的,静止的“隐士”的思想在他倒是没有的。他自己说得非常好,“行歌非隐沦”,就是说他不作官而作诗人,他也不是隐士了。在《咏怀五百字》里又说:“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即是说还是求官做,不能有巢由之节了。到了得了率府的官,作了《官定后戏赠》的诗,又暴露了自己的矛盾:“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这是说做官没有什么意义,对“故山”亦无归兴。其实他这时已没有一定的故乡,他的家已从长安移到奉先去了。连忙又作了《去矣行》,说着“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接着就归奉先,一直以来他的生活,他的思想,集中表现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我们把《官定后戏赠》、《去矣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首诗联系起来,确实看得出杜甫长安十年最后等于赋一首“归去来兮”,不过杜甫的《归去来辞》是他深入生活、自己的思想矛盾以及社会的阶级矛盾的记录。《咏怀》的下文怎么样,我们已经说了,是“羸服奔行在,遂陷贼中”。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的,合乎杜甫的生活的逻辑,因为恰好是这一行动能统一他在《咏怀》里所反映的他的思想的矛盾,他奔向“中兴”的皇帝那里去!

    杜甫沦陷长安城中这段生活不到一年的时间,从肃宗至德元载(七五六年)八九月间至次年四月里逃脱了。这期间写的《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春望》,《哀江头》,向来都是有名的诗。这些诗是杜甫写的,其形式,其内容,一望而知。这些诗表现了杜甫在国难当中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在国难当中的思想,尤其是他肯定生活的态度,他对生活不丧失信心。如《春望》一开首就是这五个字:“国破山河在!”我们好像当面听见了杜甫的声音。一个“在”字,就是他后来在成都《登楼》诗中说的“北极朝廷终不改”的意思,不过在眼前“国破”的现实之下,“山河在”真喊得响亮。司马光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这对杜甫的思想感情就没有把握住。“草木深,明无人矣”,倒说得不错。再看看《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我们也仿佛看见杜甫就在眼前,我们知道他从前写过《丽人行》,也写过《乐游原歌》,他现在在“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紧张日子里走到曲江来了,这个时候当然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空气不一样,所以杜甫对唐明皇和杨贵妃很有一些同情,有一些感伤。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两句:“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这表现杜甫的真正的感情还是爱国,“泪沾臆”是少陵野老自己的泪,“江草江花岂终极”,仇兆鳌解释得不错:“江草江花岂终极乎?盖望长安之兴复也。”这个感情在同时写的《一百五日夜对月》里就说得更明白:“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杜甫真是不丧失信心。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他游乐游园,他高唱:“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在《哀江头》里他倒没有苍茫无归之感,“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这表现诗人是多么的沉着,正合乎四月里自京窜至凤翔的少陵野老的神气。《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同以后写的《潼关吏》一样表示杜甫对重大事件的关心,而这三首诗是在危城中写的,在危城中他怕“帝阍”叫不应,“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我们再看看这个春天里写的一首《喜晴》,这又反映了杜甫的思想的矛盾,我们把全诗抄下来: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肃肃春增华。

    青荧陵陂麦,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

    干戈虽横放,惨澹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赊。

    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

    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

    英雄遇尠轲,远引蟠泥沙。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

    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焉能学众口,咄咄空咨嗟。

    这和沦陷期中其余的诗比起来,好像不是杜诗似的,其实这正是杜甫写的诗,一面写出了长安的萧条景况,而一面表现了诗人是多么地振作,“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这是杜甫在饥饿中对着桃李和麦秀的好容颜!“干戈虽横放,惨澹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赊。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这和后来写的《无家别》的主人公“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是一样的空气,杜诗总不是悲观的。而下面杜甫好像消极起来了,“商山”,“东门”,“鹿门”,“沧海”,正是一般隐士的口气。我们认为这不是消极,这合乎杜甫的生活逻辑,他的思想里总是矛盾的,因为现实生活本来替他统一不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做诗等于“空咨嗟”,对古代的有些“英雄”起向往之情,不敢轻易疵瑕。当然他也总没有走上他们的道路。这一段长安生活留下了杜甫的有名的诗,反映了他的光明的人格,千载读者感到光荣,又喜于诗人脱难了,其实杜甫脱难奔到皇帝所在地,他的价值,如诗人自己写的,“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如此而已。更凄惨的是我们读一年之后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很长,不忍卒读,写出来是:《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我们把这首诗抄下来: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旧时代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不合理,反映在杜甫的思想里,当然有矛盾的,“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这才是杜甫。

    上面的事实证明,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里说着“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而他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至德二载至乾元初,他由京〔金〕光门,和长安永诀了。谁也没有留他,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永诀”了。

    我们回头看一看他在长安做左拾遗的官的生活,也是有意义的。一句话,又是矛盾。杜甫写的朝皇帝的诗,我们认为很有它的价值,不能轻易说它是封建的。这样的诗,除了杜甫,谁都不能写呢。杜诗的价值每每表现了两点,一是诗的美丽,一是诗人性情的“真”。别人难得及他,就在于不及他的美丽和他的性情的“真”。他自己也说了,“为人性僻耽佳句”,这是美丽;“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这是性情的“真”。他写的朝皇帝的诗正是诗的美和诗人真性情的表现。如《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旂日暖龙蛇动,

    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又如《紫宸殿退朝口号》: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

    花覆千官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

    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

    这都经得起“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考验。到了今天,我们还应该感谢杜甫,他把唐代的朝仪完全用图画留下来了。如果我们宝贵古代的文物,为什么不宝贵杜甫的这些庄严性的图画呢?就是“天颜有喜近臣知”,也只见得杜甫可爱,他真正是“葵藿倾太阳”的性格,他认为皇帝应该是“圣人”!而事实上皇帝总不是“圣人”,他就埋怨起来了,“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可见他对于“圣人”并不是谄媚,而且他把人民的血汗看得非常贵重,“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他不懂得“圣人”是官的代表,他以为“圣人”是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把俸禄给官,这是他的局限性。正因为他以为“圣人”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他写的朝皇帝的诗表现了诗人的性情的“真”。而思想上的矛盾也就来了。杜甫在长安做左拾遗的时候写的游曲江的诗也真是诗的美丽和诗人的性情的“真”的表现,我们只抄《曲江对酒》一首:

    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宫殿转霏微。桃花细逐梨花落,

    黄鸟时兼白鸟飞。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

    吏情更觉沧州远,老大徒伤未拂衣。

    这就是思想的矛盾。杜诗总表现诗人对时光真爱好,而在美丽可爱的时光之下他的拂衣而去的感情是多么的真实!杜甫的归隐之思和陶渊明总不同,在他不是哪里有一块“自然”天地,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不是的,他写的曲江的诗,都是良辰美景,只是良辰美景逗起了诗人思想的矛盾,思想的矛盾就是他解决不了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杜甫在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六月里同皇帝“永诀”了,——这“永诀”二字是他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一口气说出来的,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生活上则到这回“自京(金)光门出”,果然有“永诀”的事实。他从此决没有再回长安的思想,虽然他后来总是思慕长安,“每依北斗望京华”。他同他的故乡也早已永诀了,虽然到后来他也总是思故乡,“孤舟一系故园心”。长安不能回来,故乡不能归去,这两个范畴,故国和故乡,应该是杜甫灵魂的根据地,都丧失了,那么杜甫的生活道路从此就决定了,就是“行歌非隐沦”,——这五个字是他很早的时候在一首诗里一口气说出来的,可谓光芒万丈,伟大的杜甫的一生是这五个字的实践。他走出长安后,不知到了多少地方,走了多少路程,首先是华洛之行,再西至秦州,今天甘肃的天水,往南又走了一段极险的路到了四川成都。在成都好像是“卜居”了,然而没有住下去。再就是夔州生活,很可以“萧洒送日月”的,诗人还是出三峡,过洞庭,到了湖南的耒阳县境,两年之间,在湘江上死了,死时五十九岁。他的歌颂人民的诗,如我们所已讲过的,都是在路上写的。在生活当中培养了他的同人民站在一边的感情,虽然他不忘记他的知识分子的身分,自己比作凤凰,晚年写了一首《朱凤行》,但这个“朱”字就是“血”字,“血”字就是“泪”字,和《朱凤行》同时写的《客从》说得明白:

    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

    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在《朱凤行》里却是杜甫的极其愤怒的声音,从古以来懂得愤怒的杜甫,还是少的。

    在这里我们想提出两首诗来,与杜甫的游走生活有关。一首是由秦州出发往同谷写的《赤谷》: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

    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

    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

    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

    一首是在湖南写的《次空灵岸》: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

    空灵霞石峻,枫栝隐奔峭。青春犹无私,白日已偏照。

    可使营吾居,终焉托长啸。毒瘴未足忧,兵戈满边徼。

    向者留遗恨,耻为达人诮。回帆觊赏延,佳处领其要。

    杜甫的这两首诗是有联系的,虽然写诗的时间相隔了十年。《赤谷》的话是直说,“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表现了他的思想矛盾。他走他自己的生活道路,和“高人”不同,“高人”当然指的是从古以来的隐士一派,他没有讽刺他们的意思,也并不是不相信自己,但死在道路上总是一个讽刺,他想到他要死在道路上了。《次空灵岸》则是经过十年之后,不妨说杜甫把天下的艰险都走过了,他的话就说得曲折,同时他的胸怀何其豁达,他没有什么叫做“遗恨”了。“遗恨”两个字即指《赤谷》诗里“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的两句话。我们绝对地相信,所有杜甫的诗,他哪里有什么个人的“遗恨”呢?他的生活道路是和人民共走的,他的足迹是伟大的祖国山川,“得尽所历妙”!

    我们还应该注意杜甫过剑阁的时候写的《剑门》一诗,看他胸中有些什么思想。我们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昆仑写了有名的词,“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这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古代的杜甫,他过剑门,思考的是古代中国的历史。历史上“并吞与割据”的局面,是不是因为“至今英雄人”高据险要的原故呢?“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他又知道这不是必然的原因,“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我们把他经验的诗通读起来,他对个人不是像对国家、对历史那么关心的。

    在《剑门》的诗里杜甫想到了“真宰”,他又认为“恐此复偶然”,就是不相信有“真宰”。在另一个问题上杜甫确实相信“真宰”,他在一首《遣兴》的诗里告诉天下的恶势力,你们的性命是不长的,等到你们遭灭亡的时候,再也不要说“真宰意茫茫”吧!我们今天知道,没有什么神秘的“真宰”,社会生活是有它的客观规律的,根据客观规律,恶势力决不能久长。杜甫用了“真宰”,是他相信恶势力不能久长,有他的深刻的经验。在另外一首《遣兴》的诗里他用老虎的形象表现了他的思想,我们把它抄下来:

    猛虎凭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

    忽看皮寝处,无复睛闪烁。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

    这不是对真理有信心的人万万写不出来,世上的老虎,它的皮不都是给剥下来了吗?它有什么“睛闪烁”呢?

    最后我们把个人的生活道路和它的社会原因再谈一谈。杜甫和李白,他们的生活道路,是他们的社会允许他们走的。李白以布衣而召到金銮殿上去了,最后仍是“赐金归之”,就是不给官他做,给钱叫他走了。于是李白就漫游起来。这是李白的被允许。杜甫在长安出来的时候是“移华州掾”,是调职,一直到后来到处走,他还是个官,“已老尚书郎”,不等于李白的“赐金归之”。实际上杜甫是自己“归之”。皇帝不要他在长安就是了,至于他到哪里去由他。杜甫的飘流明明也是社会许可的。这是政治的原因。但经济呢?杜甫一家人从长安出来以后最困难的日子是在同谷的时候,史书上都是这样记载,到了居成都草堂,日子就好过些了,是靠朋友的帮助,“故人分禄米”,“携钱过野桥”。这以后的生活,如夔州时期有奴仆,有田,有园林,住的地方不止一处,都不知是怎么来的,有自己说是买来的,“古堂本买藉疏豁”,“春深买为花”,也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些财产后来都送给人了,自己走了。我们说这些,是指出杜甫所取的生活道路,在经济上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我们想,主要是别人送钱给他,至于他的“郎”官的俸禄,照他自己所说,“事主非无禄”,似乎也是有的,但不知怎么给他。再看他从夔州出峡水上的生活,他的书籍都运走了,一定还不少,装在船上,“书史全倾挠,装囊半压濡”。他所心爱的一张几,也带在船上,不过日久损坏了,要把绳子层层捆起来,所以他说“乌几重重缚”,——在旅行当中倒是运费的问题,不管东西的破旧。船上杜甫也总有仆人,“仆夫问盥栉”。凡这些,都说明杜甫的生活道路,还因为经济上有可能,客观上给了他一定的条件。否则如他自己在《闷》那一首诗里说的,“无钱从滞客”,走不动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