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富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坛的千古绝唱，是我国词坛的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是震惊词坛、雄视百代的佳作，以极大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广大读者。关于作品的意蕴主旨，著名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称之为“在人的灵魂燃烧”的火光。一篇文学作品的意蕴，往往是一个丰厚、复杂、多层的立体世界，但在这立体的构筑中，总要突出一个贯通整体的意蕴主旨，它是统治作品机体、拢括全局的精神主宰。《赤壁怀古》的主旨意蕴，评论繁丰。或曰：表现了作者的功业理想，也流露其政治失意后的消极情绪。这是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代表性的主旨说。本文想就此谈谈看法，以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这一主旨说貌似全面、公允、辩证，它将其词的前后两部分的表层意蕴相加，作为其词的主旨。它是前部分的“功业理想”和后部分的“人生如梦”意蕴糅合而成。但是，系统论十分强调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持这种主旨说的人又这样批评《赤壁怀古》，郑孟彤质疑云：“必须指出这词的上片写得气势雄伟奔放，跌宕有致，确实给读者以境界开阔之感。然而，全词落脚处却是作者‘早生华发’和‘人生如梦’之感，这就使词的境界像从千仞高峰堕入了万丈深渊之中。结尾几句对整首词的高昂豪放风格，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在思想上给读者以消极的影响。”(《苏东坡诗词文译释》)郑文没有质疑学者们的主旨说，却质疑苏轼引以为自豪的代表作《赤壁怀古》。这究竟孰是孰非呢?又应怎样把握《赤壁怀古》的意蕴主旨呢?

    《赤壁怀古》表现了词人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吗?

    “功业理想”说的主要基础是其词集中六句浓墨重彩地描绘“周郎形象”——“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历史上周瑜赤壁之战一役的艺术浮雕。它塑造了一个从容闲雅、功业赫赫的青年儒将形象。难道这个形象不是抒写诗人对功业理想的热烈向往么?虽然学术界对《赤壁怀古》的主旨评价众说纷纭，但是对“周郎形象”所表达的意蕴——功业理想，却是没有异义的。如果将这六句从全词中割裂出来，仅停留在它的表象上，谁又能有异议呢?但是，鲁迅说：倘若论人，要顾及全人；论文要顾及全文。上述割裂的分析是违背这一原则的。要准确把握“周郎”形象的内在意蕴，只有从词的整体上去观察剖析而得出的评价，才可能符合作品的实际。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合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如果文学作品的思想只停留在文字表面上，那么一切文学欣赏、文学批评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而诗歌总是把主观的、内在的、无形的思想感情，藏在客观的、外在的、有形的事物之中，我们只有揭开诗人精心描绘的事物表象，才能找到潜身于其中的喜怒哀乐等丰富的思想感情。

    作品由“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三国周郎”，词人的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思路是明确的。这样就有点有面，点面结合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深层历史思考，寄托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周瑜”只不过是“千古风流人物”中的一个典型形象罢了。既然如此，只要我们弄清“千古风流人物”的意蕴，“周郎”形象的含义也就迎刃而解了。词人面对长江，触景生想，以“大江”寓“历史长河”，并在首句融注了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千百年来，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哪里去了?被无情的历史长河的浪涛卷走了。这句时空交错，构成深厚广阔的背景，在这空间、时间、人物巧妙结合的艺术形象中，在人世沧桑和自然永恒形成鲜明对比中，揭示了人生有限和自然永恒的矛盾。词人把有限的人生放到无限的历史长河中去观照，去进行哲学思辨，则无论成就丰功伟业的风流人物，还是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他们的命运终当一样。这是词人以庄子“万物齐一”的哲学观，抒写了词人“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人生感叹。苏轼因“乌台诗案”无罪遭贬，人生苦难痛苦的迷惘，极为深沉凝重，这显然是词人欲以这一思想去淡化、消解、超越遇到的悲苦。

    这首词具体描绘的“周郎”这个形象，是一个能扭转乾坤的强大形象。可是词中“千古风流人物”是“尽”了，“多少豪杰”是“一时”，这个固一世之雄的“周郎”而今安在哉!词人在这时留下了一个艺术的空白，让读者想象——“周郎”仍同样不可避免地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同样“尽”了，归于“空无”。他与凡夫俗子的命运并无二致。这就促使人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纷扰争斗的社会关系中去建功立业的底蕴。无论仕途上有多少丰功伟业的人物，终归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周郎”这个形象愈强大，愈令人心驰神往，就愈能表达“终当归空无”的思想，愈能促使还留恋仕途的人们省悟。苏轼以之排解政治失意的痛苦，帮助他在精神上达到自适，超越苦难而保持旷达的情怀。这样分析“周郎”形象，也才和词人当时的思想相榫，也才符合词中所表达的思想。

    苏轼写这首词时已经四十七岁。元丰二年（1079年），他因“乌台诗案”而被加以诽谤朝廷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一百多天，受审十多次，惨遭折磨，“几致重辟”。后谪居黄州，元丰三年（1080年）到达贬所。他是作为“罪人”安置在黄州，黜居思过。他经历了“在朝——外任——入狱——贬居”大起大落的过程，得意时是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当朝天子(仁宗)为子孙所选宰相；失意时是柏台肃森的狱中死囚，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权力变幻无常，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的反差巨大鲜明。这是他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虚幻意识十分沉重。其云：“四十七岁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又云：“便为齐安(黄州)民，何必归故丘。”连“扶病入西州”都无望，哪里还谈得上对功业的强烈追求啊!所谓“报国何时毕，吾心早已降”(《寄蔡子华》)，正表明苏轼无意求升迁，对仕途厌倦，建功立业之心早已平静。“功业理想”说是与之相悖的。

    在黄州期间，苏轼心情苦闷，余悸未消，惴惴不安，忧谗畏讥。他在给朋友李子仪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这透露出他在政治上的退避心情。另一位朋友约他去武昌，他婉言谢绝道：“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与陈季常》)“功业理想”说实与他当时的心态相左。

    苏轼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对儒、道、佛三者濡染均深，随着生活的顺逆，他心灵的天平理所当然地会向某一方向倾斜和侧重。苏轼本是一个“奋厉有当世之志”的文人，他自视很高，说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他过去基本上处于顺境之中。即使因政见不合，离开了朝廷，但是在杭州任通判，是地方副长官；在密州、徐州、湖州都是知州，是地方长官。在黄州却是被暗管的“罪人”。这对苏轼的打击很大，其人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自然而然地从佛老思想中去寻求慰藉。

    其《黄州安国寺记》颇能说明他在黄州时的思想，现录于后，供大家研究。

    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余白吴兴（湖州）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初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视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这段话表明，苏轼在贬官黄州之后，其思想已归诚佛僧，故而“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念奴娇·赤壁怀古》词首的“尽”，词尾的“梦”，不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吗?既然如此，“功业理想”说又从何说起呢?

    他以“笑”自嘲，自嘲“多情”，以招致“早生华发”。他笑自己，心忧国事，要为国家建功立业，执着于仕途，却险遭“重辟”。自嘲反映了他奔走仕途的反思、省悟。正如他的《前赤壁赋》所云：“且夫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为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吾与子所共适。”他认为功业非“吾”所有，自己误入仕途。他后悔奔走官场，失落自我，无限的感伤，似海的愁情。他自怨自艾自嘲，如慕如泣如诉。其“反思”将自己执着于仕途幽默为自作“多情”，又以“早生华发”形象地表达奔走于仕途给他带来的痛苦、忧愁、苦难，并以之抒写其省悟和悔恨。词人再以其“反省”来强化这一主旨，扬弃追求功业理想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观之，“功业理想”说是分割的评价。我们不能赞同分割的评价。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追求整体效应。当作品表层意蕴和深层意蕴之间出现悖论的时候，作品被分裂后的某一层面所体现的价值可能并非真的价值而是伪价值。说“周郎形象”是抒写词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就是作品被分裂后的某一层面所体现的价值，但它不是真价值而是伪价值。只有从整体上去观察剖析，从而得出的评价，才可能符合作品实际。

    综上所述，《赤壁怀古》不是抒写词人建功立业的理想，而是以之对这一理想的扬弃；它寄托了“仕途虚幻空无”的思想，表达了“万物齐一”的哲学思辨和“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人生感叹。“功业理想”说是既不知其人，又不知其文呀。

    《赤壁怀古》流露了其政治失意后的消极情绪吗？

    “消极情绪”说，以为词人本希望像“三国周郎”那样，少年得志，功成名就；但是可悲的现实却是“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反落得贬官黄州，于是词人面对壮景，缅怀英雄，对照自己壮怀不遂，老大无成，而兴“人生如梦”的消极感叹。毋庸讳言，“人生如梦”是有苏轼在仕途上受挫后的“政治退避”的一面。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必为所爱辩诬而拔高其作品的思想性。在精神痛苦中，词人确有借此排遣内心郁积，作为精神寄托的真实方面。可是它既不是词人精神世界的全部，更不是其主流。

    “人生如梦”中的“人生”实指“仕途”。词中无论概括写的“千古风流人物”，还是具体描绘的“三国周郎”，都是谈他们在仕途上的功业；词人自我反省，亦是自己的宦海生涯。苏轼因所谓的讪谤朝政，险掉了性命，故不用“宦海”、“仕途”、“官场”等字眼，而用“人生”，以免涉及议政，再次大祸临头，谨慎而已。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受审，浩劫余生，戴罪于黄州。他回顾自己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咀嚼仕途的况味，借佛家的“六如”(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观，表达了他在追求功业理想方面的省悟——仕途像梦一样虚幻无常空无。这是他历史的深层思考，是他个人仕途的体验，是他对功业理想的意义和价值的新认识，是他对自己的自宽自慰，是他对热衷仕途的“故我”的扬弃。

    “仕途如梦”并不意味着词人的整个人生态度消沉了。词人并没有像前人由此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伤感，其落脚点不是从前人的“政治退避”变而对“社会的退避”。苏轼在以佛老思想排忧解愁时，就告诫自己：“学佛老者，本期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故其居黄时期，在文学上取得令人惊羡的成就。其弟苏辙说，在这之前，他们两兄弟的文章还不相“上下”。“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东坡墓志铭》)苏轼有如孔子，“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则定《诗》《书》，订《礼》《乐》，序《春秋》。”(《汉文学史纲要》)孔子不遇于鲁，则去而它适；道不行，则退而著书立说，其人生态度怎能说是消极的呢?黄州时期苏轼在文学上取得的成果，奠定了他在宋代文坛的领袖地位。这足以说明他并没有因政治上的失意而陷于消极颓废的情绪之中，而且他的人生追求是积极的，孜孜不倦的。

    “一樽还酹江月”，并非寄言纵酒寻乐，而是借酒写乐，以之表达其不屈之志。这才是其思想的主流。这也如词人所谓“菊残犹有傲霜枝”(《赠刘景文》)，其情清丽雄奇。

    东坡的词往往是风格如人格，词品如人品。即使对苏轼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能不赞叹其凛然正气。其云：“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霜，阅古今之气，犹足想见其人也。”（《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苏轼一生把“名节”、“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年轻时这样写道“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他不仅这样写，而且是这样做。他以“忘躯犯颜之士”（《上神宗皇帝书》）自居，又以“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曲洧旧闻》卷五引)自负，并以“危言危行，独立不回”（《杭州台还乞郡状》）的“名节”自励。他作《刚说》反驳“刚者易折”的说法，认为此乃“患得患失之徒”的论调。直到晚年，他仍表白“君命重，臣节在”（《千秋岁》）。而就苏轼一生看，他也确实在“俯仰万变”的人世沧桑中，始终以“节义”自守，实现了自身人格道德的完善。他的这一人生思想不仅未因政治上严重受挫而改变，反而更加鲜明。其贬居黄州时写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寺院寓居作》）他那决不攀权附贵，守正恶邪的人格独立精神跃然纸上。如果我们联想苏轼所谓诽谤朝政而险遭杀头的事实，其“一樽还酹江月”，这个以“江月”为侣，与“江月”同乐的形象，仿佛重现了词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风节凛然的直臣范仪，暗示了词人虽处穷厄，誓不苟合于世，“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的独立不倚的光辉人格精神。

    听任自然，随缘自适，超然达观，是苏轼的处世哲学，也是他仕途上的进退观。他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优游岁月，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他以这种哲学观保持内心的平静，开朗乐观。他用这种处世标准衡量古人，批评管仲不能做到“谏而不听，则不用而已矣”。(《论管促说》)指责贾谊“不善处穷”(《论贾谊》)。他非常赞赏韩琦、欧阳修“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一哲学观无疑地帮助他超越政治上的巨大创痛，而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一樽还酹江月”这一艺术形象，不正表达了词人对功名富贵超越自适的襟怀吗?

    苏轼是很有个性的人。他曾借“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王复秀才所居双桧》)，抒写自己挺拔不屈之志。他的这一个性并未因仕途坎坷而变得圆滑，在黄州时反而尤为突出。其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后来贬到边远的惠州，其志不改，作诗云：“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京师，章谆笑道，苏轼还这般快活吗?于是把苏轼贬到更远的儋州。这是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发生的事。苏轼的政敌从“春睡美”这个形象中，体味到诗人的轻蔑和不屈。我们也不难从“一樽还酹江月”中，体味到词人对抗挫折，迎战命运的意义。清人刘熙载云：“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艺概·词曲论》)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词人独立不倚的光辉峻洁的人格精神和旷达的个性特征。“一樽还酹江月”表达了词人对生活的挚爱，并在人生思考的多元取向中，最终落实到对个体生命与独立人格价值的不倦追求。词人以“人生如梦”扬弃了追求功业理想的意义价值，但他并未因之而陷入消极悲观中而不能自拔，而是超越痛苦，以“一樽还酹江月”表达了他的新追求，追求自我的人格理想。这也是“达兼穷独”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词人“故我”扬弃了，但他不能不在社会存在中继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一樽还酹江月”暗示了词人在自己的人生坐标中确定的新的追求。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记录了苏轼价值取向前后变化的一个过程。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中云：(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也；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这段话充分说明苏轼思想的复杂性及前后变化的过程。“乌台诗案”应是其思想变化的分水岭。苏轼在黄州给他朋友的信中说，李端叔对他的“称说”的“皆故我，非今我”。其“故我”、“今我”谓何?执着追求功业理想者，故我也；追求光辉峻洁的人格思想，今我也。词人借“人生如梦”扬弃“故我”，以“一樽还酹江月”张扬“今我”，思深而意远。

    总之，我们应根据词人仕途的进退观、自我人格、个性气质、人生思想，去把握“一樽还酹江月”这个意象的内涵，去判定它蕴含的潜在的相对确定的定向暗示和情感意向，那种停留于形式而轻率作出简单化、肤浅化、甚至曲解的评价，就如苏轼所讥“诗老不知梅格在，看说绿叶与青枝”(《红梅》)。苏轼的词，常常是昂扬奋发中伴随着感叹消沉，旷达洒脱中夹杂着空虚烦闷，消极喟叹中包含着积极的期待，闲适平淡中暗伏着奔放的热情；其某种主调中又往往有其他音部的合奏，豪放不是单纯的豪放，感伤不是单纯的感伤，闲适不是单纯的闲适……这是苏词的特色。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分析评价，不能简单化一，浅尝辄止。“一樽还酹江月”，言简意丰地表达了词人深邃精微的人生思想。它不仅表达其超然自适的旷达情怀，而且还寄托了他不愿苟且从流的刚正不屈的风尚；也不乏其笑对人间厄运，对抗挫折，迎战命运，保持自我本性的浩然正气。

    全篇到此，主旨有如千里伏流，迂回曲折，历久而后涌现，轩豁呈露。本词以深沉的历史思考和个人的仕途体验，抒写其对仕途的省悟和悔恨，并以之扬弃追求功业理想的“故我”，推涌出笑对人间厄运、保持自我本性、不愿“俯身从众，卑论趋时”屈节从俗的“今我”。

    这首词曰“念奴娇·赤壁怀古”，名为“怀古”，实为“叹今”；词是写赤壁，心实为己而发，细思方得其立意处。“乌台诗案”促成苏轼人生思想的变化。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切地认识和体会到，外部存在着残酷的而又捉摸不定的力量，自身在茫茫世界中的地位。他在吸取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首千古绝唱。其词写出了他独特的思路：苦难—省悟—超越，并以“尽”为线索，将“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豪杰”，“三国周郎”，“自我反省”，“慨叹明志”一气贯之。在首句以“尽”点明，在结句以“梦”照应，除了头尾点明的字眼外，其他的地方都是隐藏不露的。有了这一条线索，全词虽文笔跌宕排激，而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纲领昭畅，自然如行云流水。根据作者的艺术构思可以看出，他是借黄冈赤壁之地，以写三国赤壁之战的英雄，发“怀古”之幽思；又借“怀古”之名，抒己之情，言己之志。借“怀古”和“反省”，以“人生如梦”作结，又以之将“故我”扬弃；而“今我之志”却由“一樽还酹江月”而道之。“一樽还酹江月”就是其词的“傲霜枝”，词人就是借这一形象抒写了其光辉峻洁的人格思想。《赤壁怀古》词神韵，正如词人自己所谓“生就傲霜枝，幽香不可传”。

    《念奴娇·赤壁怀古》反映了苏轼独特的个性。它是他那旷达性格、不屈的灵魂，与所处的艰险环境之间的矛盾而激射出来的火花。他不愿苟且从流，要保持自己高尚的节操，但又不能公开反抗。于是在旷达不羁的掩护下，用一种类似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不屈、甚至抗争。这种因素是存在的。这种方法不但使苏轼自己突破了当时环境对他的束缚，而且在当时及后世都支持和鼓舞了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反抗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使他们保持一种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而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一直在发挥积极的影响。这首词之所以能给人强大的感奋力量，不正是其所体现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挺拔光辉的人格思想吗？

    我们在研究古代作家作品——尤其是像苏轼这样作品繁富、成就卓著，世界观又相当复杂的古代大家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审慎地力求把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对其全部作品所作的全面、联系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因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当然，评论者所涉及的这些研究范畴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不把这些同苏轼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不去衡量它们对词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创作实践产生的实际影响的大小，不从词人的全部作品中去把握事实，认真考察他们的基本倾向，而是从研究对象身上随意撕下一块衣片，脱离“全人”，去孤立地加以评述，或者只是抽出个别事实，罗列一般例子，便断然作出结论，那么，除了服务于评论者的主观愿望外，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就很值得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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