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高原：1977

    范晓

    1977年，是我到三区测队后参加野外工作的第一年。正因为是第一年，留下的记忆也更难忘更深刻。在那一年，我首次登上川西高原，随三区测队二分队开展1：20万义敦幅区调。

    行进川藏线

    出发那天是5月10日，想到要首次西越横断山，踏入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川西高原，难抑激动与兴奋。乘坐南京牌货车，人称“吹风牌”，行李权当坐椅，一行人靠前方及两侧的车厢板列坐。当翻越二郎山时，由于那首曾经脍炙人口的《歌唱二郎山》的歌，每一个初经此地的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由东坡上山，林木葱茏，清泉飞泻，盘旋不止的公路象看不到头的飘带绕进云端。翻过山直下大渡河边，便是泸定城，当看到从儿时起就如雷贯耳的泸定桥，不免感慨。傍晚抵康定，虽是5月，但气候寒冷如冬。货车停路边，我自告奋勇晚上在车上看守行李等物，同我一起值守的是二分队的技术负责姚冬生，那时出野外都带枪，我配的是一支七九式步枪，打开刺刀在车厢和衣而睡，一夜无事。

    第二天早起出发不久，汽车钢板断了，到康定二道桥108地质队驻地换了钢板，我们检修了车辆，下午1点重新上路。一出康定城便开始爬坡上折多山，四周巍峨挺拔的雪峰，与河谷的高差不下三四千米，我真正体会到了“雄伟壮观”一词的含义。翻过折多山口后，才算真正进入高原区，石砌的碉房、成群的牦牛、身着鲜艳服饰的藏族同胞，让人感觉到了完全陌生的异土他乡。经交通要道新都桥分路，走川藏南线318国道，翻高尔寺山。将近山顶，乌云盖来，顿时下起黄豆大的雪粒，我觉得十分新鲜，手接雪粒送进嘴里。过高尔寺山口，沿山谷下行，傍晚至雅砻江边的雅江县城，气候较康定暖和多了，江中怒涛汹涌，两岸绝壁千仞，倍觉险峻。

    第三天为赶路，凌晨4点起床，寒星闪烁，车灯划破晨昏，很冷，裹紧皮大衣，拉下皮帽子，开始翻越剪子湾山，川藏线就是这样从谷底到高峰不断地折腾。天破晓，至剪子湾山顶，霞光染红了山上的云朵与残雪，光芒刺目。在宽阔的山峦间行驶不久便到135兵站，川藏线当时每约一百千米路程即设有一兵站。沿途食宿艰难，而兵站犹如荒漠中的绿洲，在135兵站用过热乎乎的早餐继续前行。沿途，高原寒风中屹立的雷达站、养路道班，让人心生感动与钦佩。

    午后，汽车过理塘，经毛垭坝大草原，牛羊云聚，鹰翔蓝天，顿觉心旷神怡。至海子山，又开始一直下坡，下午4点过终于到目的地——义敦县城，在义敦县邮电局内的驻地，先到十余天的同志，已腾好了屋，做好了饭迎候。

    义敦小镇与茶洛温泉

    义敦县城坐落在金沙江支流玛曲河上游的左岸阶地上，海拔3500多米，城很小，一条主要的南北向街道，走完不过几分钟，但县政府、县委、中学、医院、影院、文化馆、新华书店、邮电局、供销社、国营食堂一应机构设施齐全。据称当时全县人口仅6000余人，但地域广阔胜于内地数县。义敦建县于1913年，1950年以前，县城并不在玛曲河边，而是位于现址东侧高高的山坡上，以一座较大的寺庙为中心，周围的藏族民居鳞次栉比，人称“老义敦”。就在我初到此地的次年——1978年，义敦县被撤销，并入巴塘县，改称巴塘县濯拉区。

    我们205组有五人：组长陈功柱、作为助手的我、物探测量张国和、大队到小组协助工作的罗存志、后勤张祖述。原计划在巴塘县的雅洼区雇马，先开展巴塘附近的工作。5月17日，携带行李乘车到达雅洼才知道，马匹尚未落实。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藏区和内地一样，公社还未撤销，牲畜都为公社集体所有，马匹及赶马民工的报酬都很低，牧民积极性不高。无奈，当晚到巴塘暂歇。巴塘位于玛曲河下游宽阔的冲积扇上，海拔约2500米，比义敦低了1000米左右，气候温和，此时果树成荫、麦田如浪。当地人称“外有苏杭，内有巴塘”，这里可算甘孜州最富庶的地方。在巴塘买了些蔬菜，我们于5月18日返回义敦。

    5月20日，小组的野外工作启幕，住义敦县城，徒步穿越县城周围的地质踏勘路线。经过十天的工作，初步查明了二叠系、中下三叠统、上三叠统曲嘎寺组等三套地层的岩性及接触关系，尽管工作中只要见到有可能产化石的灰岩、板岩等，我们就睁大眼睛逐层敲打，但未采得化石，是为憾事。其间，我初尝了高原野外工作的艰辛。从海拔3500米左右的义敦县城，常常要登上海拔4600多米，甚至海拔4900多米的山岭，山梁上的风，常常吹得人站立不稳，且时有冰雹、雪花袭来。不过最值得记述的是茶洛地热的奇观。

    5月28日，我们由茶洛顺玛曲河上行，远远便看见沟中烟雾腾腾，地形图上这里仅标有一处温泉，一旦身临其境，却让人大吃一惊。茶洛往东约三四千米，烟雾越来越浓，像是无数蒸汽机车在排放蒸气，原来是一大片蔚为壮观的气泉和热泉群。路边的一处处泉眼，常常是不见泉水，只见大团大团灼人的蒸汽直往外冒，同时发出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声响，酷似一架巨大的风箱正在拉动，侧耳倾听，还有一种像柴油发动机的轰隆声。有的石坑里，炽热的涌泉咕嘟咕嘟地翻着大泡，还有很大的泉口一边向上喷起两三米高的水柱，一边冒出冲天的蒸汽，人在几十米开外，便会感到蒸汽凝成的水雾如细雨飘来。在沿河一千米左右的范围，到处都是气泉、热泉、温泉，令人眼花缭乱。大量的泉华或堆积成阶梯状的台地，或形成一人多高的泉华锥。吃午饭时，我们把水壶靠在气泉上，一壶冷水不久便沸腾了。无论是已在高原工作多年的组长、罗存志、张国和，还是我这个初上高原的新手，都为这地热奇景所惊叹，后来分析比较才知，这里竟是四川最大的气热泉群。

    多年以后，我考察了西藏羊八井、云南腾冲两处著名的地热田，深感茶洛气热泉群足可与之媲美。

    风雪海子山

    民工马匹迟迟未到，结束义敦周围的踏勘后，小组决定先去海子山一带的公路两侧开展工作，唐建军师傅开南京牌货车随我们前往。

    海子山一带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风大寒冷，缺柴烧，车行途中，我们在德达沟的森林中捡了许多干柴装上车，烧几天不成问题。计划到296道班借宿。那时的川藏线皆为碎石路，为养护公路，约每十千米即设一道班，南线的里程碑由新都桥的东俄洛岔路口开始起算，道班也以里程命名，由毛垭坝至拉纳山沿途的道班经常是我们的落脚点，因此耳熟能详，由东向西依次为：272、283、296、305、314、328、336。到了296道班发现已无空房，便返至海子山下的公路边搭帐篷，不远处是一大一小两个串珠状的冰蚀湖静卧在雪峰之下，海子山即因此得名，藏语称该湖泊为“措尼巴”，是川藏线上著名景观之一，《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10期“中国人的景观大道特辑”便以措尼巴为封面照片，此是后话。

    午饭前，唐建军师傅来到措尼巴出水口处的河沟钓鱼，抛下钩，几秒钟就扯起一条五六寸长的鱼，钩无虚发，有时一竿起来就是两条，不大工夫就钓了十多条。听道班工人讲，海子中有五公斤重的大鱼，但不好钓。午饭后，抱着钓大鱼的希望，唐师傅把车开到海子边，海子太大，岸边水又很浅，几个人在湖边转悠好一阵，一无所获，大鱼的确不好钓。只好又回到海子下游的河沟中，仍然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只听着唐建军、张国和、张祖述在河边叫声不断，白花花的鱼不断地被扯起来。晚上，大家饱餐了一顿美味的红烧鱼。

    晚上在朦胧之中，听得雪花打在帐篷上沙沙作响。早晨醒来，帐篷已被雪压塌了下来，碰着头了，摸衣服准备穿上，已被浸进来的雪水打湿了。帐篷外白茫茫一片，雪花还在飘，风不停地刮，我们遇上了雨季开始的第一场六月雪，上山工作是不可能了。中午时分，太阳晃了一下，不久又下起大雨，到下午三四点钟，大雨又变成大雪。到做晚饭时，柴火已被雨雪浸湿，大家轮番上阵，不停地用“皮老虎”吹火，才把饭做好。入夜，伴着大风，雪也变成了密集的雪粒，倾泻在帐篷上像是敲起了千万面鼓。这时，公路上竟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这是川藏线上的军车队，正在缓缓地翻越海子山。

    这一晚的风雪比前晚更大，我和罗存志睡一个帐篷，特地加了两根撑杆，才使帐篷未被雪压塌。早上起来，积雪有一尺多厚，放在帐篷外的锅碗盆全被雪埋住了，生火做饭照例是一大难题。在雪停的间隙，太阳从乌云中偶尔露脸，在雪地上映出强烈的反光，我们戴上墨镜，在帐篷边堆起了两个巨大的雪人。雪时下时停，天空乌云密布，毫无转晴的兆头，山上铺满了积雪，把所有岩石露头都遮盖起来，至少几天之内都无法工作，小组决定撤回义敦，等天气转好再上海子山。吃过晚饭，收拾好行李，冒着雪雨回到义敦。这一场雨雪，从我们上海子山的6月2日晚上起，竟一直延续到了6月8日方止。

    供额措——闪耀的矿脉

    区调工作主要是填图、测剖面，但找矿也是头等大事。按当时的编制，一个分队有四个填图剖面组，四个矿产组。矿产组负责重砂、分散流取样和矿点检查。由于1：20万义敦幅成矿条件很好，分队技术负责姚冬生在图幅设计中特别强调了找矿的重要性，并写下了一句话：“一定要把矿拿到手”。

    我们205组虽然是填图剖面组，但对找矿也时时留心，不敢怠慢。6月11日重上海子山，由于已进入雨季，阴晴相间，雨雪仍频，高山上陈雪未化，又添新雪，野外工作经常是一身水一脚泥。辗转于海子山、德达沟、义敦兵站一带，先是踏勘填图，了解三叠系曲嘎寺组、图姆沟组、拉纳山组的地层分布与层序，然后由海子山向下经措尼巴、德达沟，测制三叠系的主干地层剖面。

    6月16日，在措尼巴大海子边测剖面时，在花岗岩体与图姆沟组接触带的矽卡岩中，发现了铜矿化，这是我们小组的第一个矿产发现，大家很高兴，同时也得到一个重要提示，义敦幅的花岗岩体很多，而且围岩岩性复杂，在花岗岩体周边的矽卡岩带，是最有希望发现矿产的重要地带。

    工作中也时有趣事，一天踏勘途中，罗存志背枪走在前，听到前面的树丛中有马鸡叫，便摸上去，谁知还未走拢，七八只马鸡就闻声跑掉了，罗心有不甘，钻进树丛中，发现有马鸡窝，窝里五个蛋，我们小组五人，正好一人一个，罗存志用手帕把马鸡蛋包起，笑嘻嘻地从林子里出来。第二天，6月21日，刚好是端午节，下雨，休息。粽子是没得吃的，张国和提议，大家动手，包了红糖包子作为替代品。然后又去钓鱼，收获亦丰。红烧鱼、炒马鸡蛋、红糖包子，端午节的食谱别具一格，亦多赖大自然的恩赐。

    6月25日，在海子山西侧测剖面时，在碳酸盐化的基性岩中，发现了厚厚的磁铁矿层，这更让我们对找矿的前景充满了希冀。

    7月10日，重大的收获终于来了。我们顺着305道班南面的大沟一直往上走，沟很深，坡很长，下面是密密的杉树林，穿过森林，接近了有大片岩石裸露的山顶，大家已是气喘吁吁。从图上看，沟尾有一个小的冰蚀湖，名为“供额措”。边走边观察，我们突然看见沟边出现了花岗岩与灰岩的接触带，同时有黑乎乎的矽卡岩，走上前去敲打，竟然是致密块状的黄铜矿、黄铁矿、毒砂组成的矿石，我们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观察、记录，采集标本。沉甸甸的矿石样品足有几十斤重，我背着它继续向更高的山垭口攀爬，海拔已近5000米，山脊上积雪未化，平时就是空手登山也很累，但这时却觉得浑身是劲。攀上垭口后，发现沿花岗岩接触带都有矿化，延续范围竟达几千米。这就是供额措多金属矿点的发现。

    按原定计划，7月11日小组回到义敦，进行阶段性整理，大队于7月14日发来电报，对我组发现供额措矿点给予表扬。

    亥隆—好事多磨

    在义敦经过休整，7月19日小组又出发前往义敦以北的亥隆一带进行剖面实测。开展野外工作已一个多月，这一次联系了许久的马帮总算来了，赶马的民工是来自茶洛的切登、阿扎，切登年龄稍大约三四十岁，阿扎约二十来岁。我们由茶洛骑马上山，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骑马，小组同志专门为我选了一匹老实的白色母马，它还跟着一匹正在吃奶的小马驹，按照马帮的指点，把装着行李的马褡子绑在马鞍上，一路还算顺利。山高坡陡，将近山顶时，我骑的白马累得不肯走了，用缰绳抽它一下，懒懒地走几步，又站住。我只好跳下马，牵着它翻过了山脊。在山那边一片有小溪流穿过的草地，我们扎下了帐篷，海拔约4600米左右。雨季的高原，天公不作美。扎下营地后，就开始下雨，一夜未停。晨起，雨势丝毫不减，穿上厚厚的棉衣还觉得冷，小组几位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精神不佳，我感觉还算好。等到第三天，雨还是不停，我们再也等不住了，午饭后，决定先去亥隆沟看一看，因为那里靠近花岗岩与灰岩接触带，成矿有利。陈功柱、罗存志和我骑马出发，我骑上一匹黄马，当时还不知道嚼口的重要性，只抓住了缰绳，黄马不肯上坡，却朝坡下撒野地跑起来，我猛拉缰绳，嘣的一声，缰绳被拉断，我从马背上重重地摔下去，所幸无大碍，马拖着垮下来的鞍子跑出老远，切登和阿扎赶来，重新上好马鞍、系紧肚带，并嘱咐我注意抓紧嚼口，方继续前行。

    骑马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亥隆沟，果然不出所料，沟边露头和沟中的转石中，都发现不少铜、铅、锌、砷矿化，因时间所限，当天只是初步踏勘，待完成剖面测制任务后再回头作进一步工作。

    在随后一周左右的时间，仍然天天下雨，我们不得不每天冒雨工作，测制其隆垭卡至亥隆的中下三叠统地层剖面。由于山顶上岩石露头较好，地层较连续，所以剖面测制也主要顺山脊而走，剖面起点海拔约4900米，所经地段也都在海拔4500以上，风雨雾相伴，不仅手脸冻得发僵，而且因雨雾笼罩，常常几十米外就什么也看不清。由于高山强烈的物理风化，多形成刀刃一般的山脊和岩石碎屑堆成的石坡，行走极艰，薄板状硅质板岩十分坚硬、锐利，稍不注意，手就会被划破。7月26日，我们的测绳终于拉到了亥隆沟，结束了剖面工作，营地也搬到亥隆沟中。

    7月27日，根据上一次来亥隆沟发现的线索，开始寻找矿体。我们翻过海拔5000多米的山垭口，顺着花岗岩体的接触带追索，却发现与花岗岩接触的不是灰岩而是碎屑岩，未见有价值的矿化。返回的路上，又顺着海拔5400米左右的山坡继续观察，一面是绝壁，一面是陡峻的风化石堆，人走在上面，石块便哗哗地往下滚，几乎是进一步退两步，这时又下起了雨，行走更艰难，但沿途除了大量黄铁矿、毒砂矿化，一无所获。

    随后的两天仍令人失望，仅个别地点见有较富的铅锌矿化，但规模很小。在驻地西边山坡上，有一条含铜石英脉，我们放了一炮，岩石炸开后，黄铜矿含量较富，但矿脉规模也很小。因正值雨季，加上山势陡峭，山崖崩塌时有发生，一次我和组长分走山谷两侧，一阵轰响，只见对面的陡崖垮下一大片，组长万幸刚通过被崩塌掩埋的路段，回头方知福大命大。

    7月30日，我们准备再作最后一天的寻找，便结束亥隆沟的工作，因为下阶段还有很繁重的剖面与填图任务。我和组长、罗存志和张国和，分别跑两条路线。没想到，在海拔5000多米的同一山脊的不同方向上，我们都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铜矿层，兴奋之情重被点燃。次日，我们再上山脊，继续追索，发现矿层延长近1000米，厚几米到十几米，地表因铜矿物被氧化而形成大片的孔雀石和蓝铜矿，十分引人注目。我们沿矿层系统采集了样品，十余天来的艰辛与磨难，此时都不足为道了。

    8月1日回到义敦，将大量标本、样品清理、登记、装箱。我还把小组在供额措、亥隆找矿的经历写成一篇报道，题目就叫《一定要把矿拿到手》，寄回大队，刊于《情况简报》。对亥隆矿的认识，当初在野外根据肉眼识别，认为主要是铜多金属矿，虽然也在矿体中见到锡石等矿物，但对锡的价值并未引起注意。样品经分析后，才发现这是一个锡品位很富的以锡为主的多金属矿床，这就是亥隆锡多金属矿床的发现。几乎同时，韩子章小组在亥隆东侧发现措莫隆锡多金属矿。后经108地质队、402地质队等兄弟单位的进一步勘查，证实亥隆、措莫隆均为中型锡多型金属矿床，是为白玉-义敦-乡城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赤琼的追索与历险

    8月6日离开义敦再次上山，在义敦以东的日芠一带，花了几天时间测制曲嘎寺组至图姆沟组的地层剖面。这段剖面测得也很艰难，开始的一段在密林之中，为了选线找露头，时常在荆棘中挣扎，后来上了山脊，曲嘎寺组灰岩形成的悬崖峭壁又成了新的麻烦，我和罗存志一次沿一个高达几百米的陡崖下行，无路可通，人只好卡在石缝里，缓缓下移。山脊上露头不错，但风雪袭来，却无任何遮蔽之所。8月10日，早上天气很好，我们图省事没带雨衣，便上山脊测制图姆沟组的剖面。午后雷声隆隆，乌云压顶，大风夹着雪粒和雨点，说来就来。我们只好就地蹲下，任凭风雨施虐，这才体会到“晴带雨伞饱带干粮”是金玉良言。雨稍停我们又继续工作，但之后不久，瓢泼大雨便再无停歇之意，这时，阿扎出现在雨雾中，他专程从山下送雨衣上来，但小组各位的衣服早已湿透了。

    8月11日，小组结束了日芠一带的剖面工作，再次搬往供额措，对7月份发现的供额措矿点作进一步检查。当晚睡下时，还是星斗满天，到半夜，不知是雨是雪，打得帐篷哗哗作响，早上起来才发现，周围山上已铺满了雪，帐篷里的水滴也已结成了冰凌。当天沿着供额措矿点外围进一步追索，没有新的发现，但却听当地老乡说，在296道班南面的山上，有黑黑的石头，很重。我们推测可能是磁铁矿或透辉石一类的矽卡岩，决定次日去看看。

    8月13日一早出发，因路途较远，阿扎随我们骑马前往。沿途无长年小路，在河谷中稍平坦的地方尚可骑马，到了山梁上，几乎全是风化形成的石堆，只能牵马缓行。一直走到午后，才来到296道班南面的赤琼沟中，这时，远远地便看见沟东面的一个山垭口有极为醒目的一层黑红色岩层，我们预感到又会有新的发现，一鼓作气向上攀去。到了山垭口一看，正是透辉石矽卡岩中的磁铁矿脉，品位很富，沉甸甸的铁矿石敲下来后，就像煤块那样乌黑闪亮，大家不禁欢叫起来。极目望去，这里几乎都是大理岩与花岗岩的接触带，沿接触带可以看见很宽的深灰色矽卡岩带。留下罗存志和张国和在垭口处采标本，我和组长沿矽卡岩带追索，我们几乎忘记了时间，一口气又前行了四五千米，沿矽卡岩带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矿化，作了观察、记录与采样后，我和组长回到垭口，已是傍晚6点过了，而回供额措驻地的路上还得翻几座山，何况没有现成的路，我们都明白今晚要摸黑了。

    牵上马走了不到两小时，天便完全暗了，是夜无月，两眼一抹黑。一路多是乱石堆，马不肯走，非得使劲拽、不停抽打才行，那几座山也不知是怎么翻过来的。终于来到一座山梁下，这是回驻地要翻的最后一道山，但根本看不清来路，只好不顾一切地往上爬，开始一段全是乱石堆，奇怪的是，这时马反而不用人催，磕磕碰碰地自往上跳，也许它们真的识途，知道这是回驻地的方向。后来石头少了，是一个长了些灌丛的土坡，但坡很陡，我们手脚并用，几乎是爬行。这时马走得比人快，我们便拉住马尾巴，连滚带爬地让马拖着走，也不知摔了多少跤，终于到了山顶。此时，雷声隆隆，只能凭闪电大致辨认一下方向。我们在山坡上稍事休息又往下走，风雨骤至，为了能听见彼此呼叫的声音，我们不得不拉下雨衣的帽子，衣服湿了冷了已无所谓，只想找到一条好走些的路，安全回去。

    阿扎在前面探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跟在后面，不时撞上前面的人或马屁股，有时又错抓了别人的马尾巴或马鞍子，走一走，站一站，不时借闪电的光看一看前面的路。突然，所有的马都站住不动了，无论怎样拖和抽打，它们都毫不理睬。这时，前面传来喊声，一会儿，阿扎牵着他的马返回来了，他说前面是一道悬崖，他不小心滑了下去，幸好抓住了马缰绳，才没坠落，但脚被碰伤，我们都倒吸一口凉气。于是又斜着向沟下走，总算下到沟底，又走过一个乱石滩，来到了供额措大沟边的草滩，这里有路一直通往驻地，这时大家才感到筋疲力尽了，骑上马，让马驮着慢慢走回帐篷。当我们点上蜡烛吃晚饭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在党结真纳的冰川下

    二上供额措，除了新发现赤琼矿点以外，在供额措一带的矽卡岩中，又新发现矿化点若干处，原有的矿脉经追索，规模有所扩大，在花岗岩体内部也首次发现蚀变和矿化，带着这些成果，于8月15日返回义敦再作休整。下山途经305道班，洗了个温泉澡。除了义敦茶洛著名的高温气热泉群以外，305道班至336道班，处处有温泉，也是我们时常往来洗浴之地，其中最有名的是336道班温泉，位于玛曲河边，有两个天然的水塘，温度适宜，树荫环绕，每过此地，必入池中。

    8月22日，小组由义敦出发前往党结真纳一带，去完成小组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党结真纳是沙鲁里山西支的最高峰，屹立于巴塘县城东侧，海拔6060米，也是1：20万义敦幅内的最高点，它仅次于沙鲁里山主脉的最高峰-海拔6204米的格聂峰。我们在党结真纳周围经历了1977年最为艰苦的野外时光。

    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8月25日到达党结真纳雪峰下的山沟扎营，驻地海拔4700米左右。站在帐篷前向上望去，云雾笼罩，看不见党结真纳的峰顶，只见满坡厚厚的积雪和巨大的冰川悬挂于冰斗和槽谷，成层的并发生褶皱的冰川冰，呈现幽幽的蓝色。我们将在党结真纳附近测制扎瓦拉花岗岩体剖面及附近的古生界地层剖面。

    党结真纳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扎营不久便开始下雨，时而转成雪粒，入夜，飘起了雪花。此后两天，雪下不停，把煮饭的帐篷也压塌了，只好待在营地休息了两天。8月28日天晴，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顺沟上行约三个多小时，来到党结真纳雪峰下的高山湖泊-亚莫措根，湖很大，长两千米多，宽一千米左右，湖面海拔4840米，湖水呈深蓝色，显示湖很深。在湖边用油楂柴（一种低矮的杜鹃灌丛）烧开一壶酥油茶，就着糌粑吃过午饭，然后顺着湖北岸观察，一直走到湖西头的出水口处，出水口以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高达几百米，向远处可眺望巴塘附近的山峦。8月29日，我们又顺沟下行到央莫隆，查清了扎瓦拉花岗岩体在这一带的边界，途中与一大群在草滩上吃草的岩羊相遇，但还未接近，它们便迅速地往雪山上跑了。

    8月30日，小组兵分两路，组长安排我和罗存志由党结真纳南坡上行，翻过一个海拔5200多米的垭口，到达山的北坡，了解那一带的地质情况。在地形图上该路线上并无道路，而且等高线很密，显示地形十分陡峭。约中午时分，我和罗存志又来到亚莫措根湖西头的出水口处，在这里烧好茶，吃过干粮，便沿党结真纳南坡的大沟上行。越走，积雪越深，一般都至膝盖，有的地方甚至雪深过腰，加上山坡很陡，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起初，太阳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强烈的光芒，烤得脸庞发疼。不久，乌云遮天，寒风刺骨，下起雪粒。当爬到一个很陡的岩壁上时，积雪很薄，仅寸多深，人踩上去站立不稳，直往下滑，下面是深沟和陡崖，弄不好就粉身碎骨。这时，只见大沟尽头的雪山上声如巨雷，白雾腾腾，雪崩频频，山坡上大量冰雪顺着雪崩槽飞泻而下，汇入山麓的冰川，这更增加了惊心动魄之感。幸好我们攀登的这个坡上没有冰川，免于雪崩的威胁。但每上一步，也几乎是在拼命，手脚长时间在冰雪里攀爬，已冻麻木，被岩石擦破了多处，鲜血流出，也毫无知觉。原以为三四个小时就可以翻过垭口，可爬了5个多小时，还在半坡，我们两人已是筋疲力尽。后来来到一个几乎直立的石槽，又往上登，冻麻木的手已抓不住岩石，加上雪深坡陡，踩上去又滑下来，如此反复，磨蹭了半个多小时，才爬上去十几米。照这样下去，即使到了垭口天也黑了，山那边情况也不明，万一是绝壁，下不去，就有被冻死在山上的危险。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决定翻垭口这条路线太冒险太轻率了。风雪交加，我和罗存志都冻得发抖，决定马上下山，原路返回。手麻木了，冰雪灌满了雨靴，开始脚像针扎，后来也失去知觉，不听使唤，好像不是自己的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行程，才算下到坡麓。再走下去，脚有被冻坏的危险，我们坐下，使劲脱掉被冰雪冻住的雨靴，擦干脚上的水，然后不停地搓脚，脚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回到亚莫措根湖边的路上，又下起了大雪，夜已降临，寒风呼啸，昏天黑地，我们一步一步踉跄着往回走，雪花落满了一身，真像个雪人。晚上9点多钟，终于回到帐篷。

    次日，开始沿亚莫措根湖南岸测制花岗岩体剖面，组长要我担任记录，这对一个新手来说，是信任和锻炼。积雪仍厚，天气还是阵雪频频，但这一天的工作还未遇到特别的麻烦。接下来的一天，9月1日，我们又吃尽了苦头。剖面测到了一大段花岗岩风化巨石堆成的“石海”，石头大的直径有十几米，到处是深不可测的石缝，这在平时也不算很困难，可以在巨石间攀上爬下。但现在由于连续的降雪，这些坎坷的巨石和石缝全被雪盖住了，只露出一些不大的石头尖，看上去较平坦，其实到处是陷阱。一踩上去，或者扑哧一声便掉进石缝里卡住，或者一下陷进半人多深的雪坑，或者踩在薄雪下面的石头上一下便滑倒，每前进一步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几百米长的坡，足足花了我们两个多小时，一寸一寸在雪地里挪，天黑下来时，才测完了这段让人伤透脑筋的剖面。

    桑隆西的岩羊、豺和鬣羚

    9月3日，我们把营地由党结真纳的雪峰下搬到了桑隆西沟中，海拔低了五百多米，感觉暖和多了，在这里我们补测了扎瓦拉花岗岩体东接触带的剖面，同时在古生界地层分布区踏勘、寻找化石、测制剖面。

    9月5日，我们在桑隆西沟尾的石灰岩中寻找化石，十分努力地搜索敲打，但一无所获。巨大的石灰岩层在这一段形成很多悬崖峭壁，岩石风化崩落后，又在陡崖下形成许多巨大的倒石堆，俗称“滑山”，人踩在上面，因堆积的砂石松散而且陡峻，会不断向下溜滑，故而得名。滑山是岩羊最喜欢活动的地方，桑隆西沟尾的岩羊特别多。这里需要说明，地质队员常常把岩羊称为盘羊，其实二者不同，岩羊又称崖羊、石羊，群聚可至百余头，不避悬崖，善跳跃，而盘羊又称大角羊，雄性角很长，呈螺旋状弯曲，常避开悬崖，少跳跃，群聚数量也不如岩羊。下午我们往回走时，和一大群岩羊不期而遇，大约有一百来只，眼看它们拥挤在一处灰岩的绝壁上，似乎已无路可走，罗存志拿起枪向它们接近。

    那时，没有什么保护动物的概念，地质队员看到野生动物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打猎吃肉。在这一点上，和藏族同胞差距不小，虽然他们也会狩猎，但有很多禁忌，例如不在神山打猎，不猎杀怀孕的雌性动物，不过度滥杀，不捕鱼不吃鱼（藏族有水葬习俗，视鱼为水菩萨，我们如果钓得有鱼，他们会出钱买去放生），在寺庙附近不仅禁止狩猎，而且喇嘛会定期给野生动物投食，以至形成岩羊、马鸡甚至湖中的鱼如同家养，呼唤即至的奇观。后来在高原多年，才深深感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厚传统以及对自然的崇敬之情，长期以来对保护高原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创造了令人钦佩的与高原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这实际上是现代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源头之一，这当然是后话。

    回到桑隆西绝壁上的岩羊，我们都以为它们已陷入绝境，逼进以后开枪，必有斩获。谁知，不等我们靠近，那些岩羊一跳一跳，沿着几乎是直立的石缝，从容不迫地往山顶跑掉了，我们几乎都看呆了，不知谁说道，我们要是象岩羊就好了，悬崖峭壁如履平地，那就省事多了。

    也许由于桑隆西一带的地层靠近与花岗岩的接触带，变质程度较深，所以一直没有发现化石，我们决定还是先测制剖面，地层时代的确定待今后面上工作后再说。9月7日清晨刚出发不久，就在草坡上遇到一大群豺，以前常常听说豺狼，但只见过狼，没见过豺。这一群豺大约三四十只，皮毛褐中带黄，个体比狼小，外形似狗似狐。正想下马收拾它们，豺群已急窜入前方的森林。我们顺路进入森林，便听到豺们在林中彼此呼叫。阿扎闻声举枪下马，追上前去，行不远，发现一头已被豺咬伤的“野牛”

    （野牛是俗称，从外形判断，应该是鬣羚，又称苏门羚）。这头鬣羚已身负重伤，正蹒跚前移，阿扎对准它就是一枪，它倒下了，但仍拼命挣扎，阿扎和赶上来的罗存志按住了它，阿扎抽出腰刀结果了它的性命，鬣羚不大，约三四十公斤，这是我们几个月来的首次猎获，而且是豺口夺食，抢走了它们的战利品。

    随后几天，几乎每天都要和岩羊相遇，罗存志也曾打过几枪，但都可望而不可即，不曾伤及它们一根毫毛，我们小组几个笨拙的“猎人”，杀戮不足，积德有余。

    在桑隆西一带，一直工作到9月17日，其间，几乎每天有雨，湿衣冻身仍是家常便饭。我们沿党结真纳北坡而上，一直到达冰川脚下，弥补了之前因遇险而未完成的路线观察。所带蔬菜早已吃完，所幸森林中的蘑菇野菌时常可补维他命，终于坚持完成了党结真纳雪山周围的工作。9月18日返回义敦途中，又出现惊险的插曲。沿桑曲河下行通过一陡壁时，一匹驮背筐的黑马踏空，从几十米高的陡坡坠入波涛汹涌的桑曲河，装生活物资的背筐浮起来，顺水冲出一两百米，马从河里挣扎起来，站立在河滩上，血流了一大摊，我们担心这马恐怕完了。切登、阿扎牵它上来，还好，只是马脸上戳了个洞，不致有生命危险。

    毛垭坝的中秋月和“羊子屎”

    回到义敦休整，还余少量野外工作，我们小组可在国庆节前完成全年任务。此时，207组组长贾保江回到分队部求援，因小组有病号，缺少人手，而且剩下的任务还很重。分队决定调我到207组去协助工作，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9月24日早上，205组的同志特地炒了一大盆肉为我饯行，让我心里感觉一阵暖意。饭后乘车至毛垭坝279千米处下车，207组的马帮早已在那里等候，吃过茶，装好行李，便向阿沙沟的营地进发。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马儿几乎是一路小跑，沿途不断碰到大群大群的黄羊，它的学名是藏原羚，或称藏黄羊，臀部为醒目的白色，地质队员俗称它为“白屁股羊”。藏黄羊性情机敏，奔跑迅捷，始终与人保持几百米的距离，我们只能远观其矫健的身姿。

    骑马走了近六个小时，我们由北向南横穿了毛垭坝，终于进入大草原南缘沟谷中的营地。说是沟谷，但十分平坦开阔，这里海拔高，无森林，缺烧柴，如有低矮的灌丛已属幸运，时常要以牛粪为燃料，不过干牛粪也不错，火力足，烧起来还发出淡淡的草香。

    9月27日，我们测完阿沙沟最后一段喇嘛垭组地层剖面，这天是中秋节，但白天风雪不断，我们以为晚上看不到月亮了。谁知天黑不久，竟然云开雾散，天空星斗明灭，一轮明月挂在东方的山顶，特别圆，特别亮，银色的柔和的月光，投洒到宽阔的草地上，照得草地上的露珠闪闪发光，这个高原中秋之夜是如此特别。

    结束了阿沙沟的工作后，我们又先后搬往克日则洼、毛垭坝、赤格沟测制拉纳山组以及第四系剖面。小组早已没有蔬菜了，主要以豆豉、盐菜、海带佐餐，担任后勤的杨正光师傅精打细算，但后来也经常只有一碟豆豉下饭，黑黑的豆豉外形颇似羊的粪便，贾保江戏称之为“羊子屎”，名号不雅，但食之有味。不几天连“羊子屎”也吃完了，仅剩很少一点盐肉，濒于山穷水尽。10月4日，我们驻扎在毛垭坝，离公路稍近。杨正光师傅专程骑马到272道班求助，令人感动的是道班工人十分热情，分给我们不少新鲜蔬菜，晚上吃着炒白菜，大家都觉得是最好的美餐。10月2日至5日是一段难得的好天，我们在哈日沟沟口测完第四系剖面，搬往最后一站赤格沟。据老乡说，“赤格”的意思是“不好的”，但沟内牛场兴旺，满坝子都是牦牛、绵羊、马群。不过，天气倒是变坏了，整天雨雪纷飞，更扯淡的是，在这里地形图竟出现重大错误，沟北边山头上一个三角点在地形图上竟然被搬到了沟南边的山头，山下一个很大的海子，图上居然也未标注，定点时左看右看都不对，幸好航空照片上地形地物很清楚，才把点位定下来。

    10月10日，我们终于在赤格沟拉完了最后一测绳剖面，定下了最后一个地质点，结束了1977年全部的野外工作，大家心里都有说不出的轻松与高兴，回想五个月来的种种艰辛，感慨万端。回到帐篷不久，又开始下雪了，但我们已不再担心。雪花纷飞，大概是要为我们洗去征尘了。

    横渡水洛河

    朱家刚

    1978年，由三分队承作的1：20万区调贡岭幅全面开展河流重砂和水系沉积物测量扫面工作，我小组承担其东南部的1：10万瓦厂幅工作。

    8月中旬，小组工作由东向西推进到水洛河一带。水洛河发源于理塘县境内（其上游又名冲天河），由北向南流经水洛，最后注入金沙江。由于河流深切，两岸大多形成悬崖绝壁。

    8月17日，当我们工作到水洛乡南面的埂多村子一带时却犯了难，因为在水洛河东岸的一条小支沟口设计了一件重砂和一件水系沉积物样品，它们控制了该支沟上游20多平方千米的面积。由于支沟狭窄，坡度极陡，人是无法从沟尾下到沟口的。原设计是从水洛河西岸涉水过河取样，因为地形图上标有涉水过河的小路。没想到8月份正值雨季而非枯水季节，再加之上游众多的雪山夏日消融，导致河水上涨。

    当我带着地质人员王立社和淘砂工满城来到水洛河西岸边，望着水洛河中汹涌澎湃的洪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根据技术规范要求，每四个方格（16平方千米）范围内至少应有一件样品控制。放弃东岸那个点位的样品吧，那20多平方千米的面积便无样品控制，留下一片空白；过河去取样吧，偌大的洪水，除非游泳过去，否则是无法涉水过去的。无奈我和王立社都是“旱鸭”，不会游泳，心想只好放弃该样品了。正徘徊之际，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工人满城突然向我提出，他愿一个人游过河去淘砂取样。我说：“不行！水太大了，太危险。况且，你的游泳技术水平究竟如何也不知道。”满城说：“我家住重庆，当学生时就曾经横渡过嘉陵江，这河算不得啥！”我说：“是吗？但那是平缓的水面，这儿不仅是洪水，而且又有冰雪消融的水，又急又冷，我担心万一出了事可不得了啊！”满城见我不同意，忙说：“组长你放心！我也不会拿我的生命开玩笑，我还年轻，虽然有危险，但我还是有把握的。再说，我也知道这件样品的重要性。你就让我游过去吧，我保证没事。”我迟疑了一阵才说：“行嘛！那你一定要注意，可先试一下水情，不行就立即返回。”他用标准的重庆话回答：“要得！”商量妥后，我和王立社便将淘砂盘和铁铲绑在背样品的背包上，并装入两个装样品的小布口袋。满城脱光衣裤，背着淘砂盘下水后，我的心就提起来了。

    看见满城两只手交替划着向东岸游去，10米、20米、30米、80米，终于抵达彼岸。他向我们挥了挥手休息几分钟后，就抡起铁铲在支沟边取重砂样淘洗，然后抓了水系沉积物样品，又才原路往回游。看到他游过河中心后，我的心才放下了一半。我们不停地为他呐喊加油。

    当满城游回到岸边，我们扶他上岸时，心情万分激动，连声说：“你辛苦了！”他却说：“没啥！只是感觉水太冷了。”

    这时火红的太阳还在空中照射着。满城在阳光下赤裸着身子晒了一会儿，给身体增加一点温度，然后穿好衣服，我们三人才一道愉快地朝帐篷方向走去。

    雪山鏖战

    石通

    （一）

    1978年7月21日，四分队六组的同志们从早到晚14个小时翻山越岭，用汗水和意志换来了一个难得的重砂样。

    7月20日，小组工作至那曲沟一带。从图上看这一带工作条件还不是很差，地势虽然比较恶劣，但好像还有路可行，按计划完成生产任务不会有多大困难。

    第二天早晨，全组同志迎着高原的晨曦出发了。行进中的情况比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地形令人望而生畏，特别是力泽沟一段，全是花岗岩裸露，好似刀切悬崖。正如小组同志所说：“那真是鹰愁展翅，猴子落泪”的地方。是前进，还是后退？此时此刻，他们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决心迎难而上！

    全组同志汗流浃背，翻越了两座海拔4500米的大山，穿过了密不透风的矮子羊角林，赶到了工作沟尾，这条沟平距不到3000米，高差竟达1000米，谷坡坡度约三四十度，两侧峭壁耸立，沟中乱石林立。每前进一段都十分艰难。经过14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个分散流和一个重砂样的取样。

    （二）

    六分队八组一鼓作气完成黑水幅垭口山以东的420平方千米填图面积任务以后，又开始了红原境内的填图。

    7月26日，小组工作至汤龙嘎玛沟。这天早晨，大家填饱肚子，精神抖擞进沟工作。沟内无路，只是满野挂满露水珠的草丛灌木，他们的衣裤全被打湿了。虽正当盛夏，可在高原的早晨却还充满冬天的气息，衣服一湿，加之山沟风一吹，格外寒冷。组长邵维诚不时为大家鼓劲。

    分水岭在望。按路线布置，只要追到“新都桥组”和“侏倭组”的界线就行了，但见山脊仿佛有一条岩脉，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大家决定再往上行，去查个究竟。在组长邵维诚的带领下，我们向一个长长的流砂坡迈开了步伐。高山气候，一日多变。大家正爬到半山腰，乌云压顶，大雨夹着冰雹伴着寒风铺天盖地。在那光秃秃的山梁子上，躲无法躲，藏没法藏。在流砂坡上前进十分困难，再加上雨水、冰雹，每前进半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同志们全身再次湿透，身上穿的绒衣都能挤得出水，冷得大家直打哆嗦。但没一个人停止步伐，迎着风雪一步一步，终于登上了山顶。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物探仪器由于受潮而发生故障。天快黑了，又一场大雨要来了。尽管大家冷得浑身发麻，但看到这种情况，也个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同志们围过来，把衣服铺在湿透了的地上，小心翼翼地拆开仪器，用手帕擦干零件。组长也过来帮助，递小刀，接帕子。“功夫不负有心人”，仪器复活了，同志们互相配合，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始进行……天黑得象锅底，大雨又下起来了。大家相互鼓励，用双手、双脚和屁股，一米、两米，朝山下挪动，在暮色中返回驻地。

    1978年8月

    克柯河的回忆

    ——仅以此献给共同战斗过的兄弟们

    邵维诚

    那个地方有名气了，听说宏伟的年保也则雪山下发现了金矿，淘金者接踵而至，那是我曾经发现毒砂矿的地方；克柯河流域荒凉了，饱受山原大骨节病折磨的垮沙村民，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迁居别处了，那里变成了无人区，不知道该是怎样一片景象。而我们踏进那片山林的时候，美丽的克柯河流域正值一派“风吹蚕豆花香，青稞麦苗黄”的诱人季节。

    那个早晨，我们从帐篷一出来匆忙吃了早饭，怀揣两个馒头，备上驮鞍，上面加上被子捆牢就向山沟深处出发了。小组共七人，包括我在内的五个地质队员，两个民工。我们五个人又分成三队，任务太紧了，胖子和民工搬运我们的后勤物资，由克柯河主沟出发经过两个大沟口进入则囊沟内向前到沟尾安营扎寨，预计到达时间为下午5点过。我和物探李填图沿第一条沟进山，沿垮山与森林交界的地段向前，张师和肖二沿沟淘砂取分散流，进沟后我们相约在沟尾处吃那两个馒头后翻山进入则囊沟，回到宿营的帐篷和胖子会师，预计时间是下午7点钟。

    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远远不是我们预料的那么顺利，更没想到这一晚会和一个全区调人难忘的日子联系在了一起！那样深刻，那样刻骨铭心。

    我们进入沟内才发现根本没有路，也不能希望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分头干吧，我的好兄弟们。我们决定分开前行。

    沿着垮山与森林交汇的那个界面，地质露头好路却很糟，一条条羊肠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把你引到大大的盘羊窝里，一堆堆新鲜的盘羊粪，令人窒息而害怕，静静的山路上，听得到自己的心跳，遇上了独行的公盘羊你就会粉身碎骨啊！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下，我们高一脚低一腿在滑垮的流砂坡上艰难地行进。俗话说一步一个脚印，这儿连个脚印也没有。朝沟中望去，黑压压一片森林，哗哗的水流声，任你高八度地喊破嗓子或者学着赶牛的打着“喔喝”，张师、肖二都没有一点回音，我知道他们的艰难比我们更甚。

    终于山和沟的高差越来越小了，终于开始出现小小的平地、绿油油的草了，静得可怕的山林让我们既兴奋又胆怯。好在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抽支“向阳花”了。然后捡点柴，物探李用饭盒烧点水，该是会师的时候了。

    当我抽完第三支烟的时候，淘砂盘打着铁锹的声音终于越来越近了，而这时的山林正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中。林区雇来的瘦马，也全身大汗淋淋，不停地喘着粗气，特别是我那匹黄不黄、红不红、白不白的瘦马，累得想在地上打滚，就像我一样。而由它和我导演的难忘一幕这才开始！

    当两个烤得焦糊糊的馒头就着烧开的山泉下肚后，“向阳花”早被我扔进了沟里。帐篷里“飞燕”的吸引，让我扔下一个苦苦的烟头（注：“向阳花”、“飞燕”均为那时较流行的两种香烟牌子的俗称）。开路吧，我说。起身时才突然发现，林区的夜晚来得特别早，夜幕正悄悄地降临，呼啸而来的林涛声，让我预感到：麻烦来了！

    马不能骑了，它也不让你骑了！物探李在前，张师在次，肖二却排在了三，我断后，按照多年合作的老规矩，我们慢慢向沟尾的山峰爬去。这时如果苍天有眼，它会看到夜幕已完全吞没了几个爬山匠的身影。

    陡峭如削的山，每走一步都得付出长长的几口喘息，我那可怜的马已完全靠前拉后打才肯勉强前行，它脚上的铁掌掉了，每走一步都把头向一侧甩。疲惫不堪的我们几乎时时都有被马拉下悬崖的危险，连吆喝带打，一个小时过去仅爬了不到50米。“把马丢了吧！我们把被盖卸下来背回去，明天再来找马！”“那行吗？明天有明天的工作，马不在了是你赔还是我赔！”一根筋的我说。“没办法，那走吧！”那时的人老实得多。终于迈过林区进入寡山了，山峰的影子在我面前已清晰起来，过了这个山峰向右转下山下沟就可以回到帐篷，回到那荒原里的一点温暖里了，又可以吃胖子黎煮熟很久、热了不知多少次的饭菜了。

    在这时情况却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改变！我的那匹杂色马打死也不走了。也许是我的体重这一天让它负荷重一些的原因，它开始惩罚我了，寡山上多条打猎人走的“毛毛路”。本该向斜上方走，它却要横着走，无论如何也打不回来，一旦横上路，回头也难了。我身不由己地跟在后面，因为丢了马我可赔不起。向上走的人越走越高，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天已太黑了，人也太累了，那马你不走它也不走，你一走它比你还快，被子拿不下来，还有地形图，笔记本和我赖以生存的罗盘，我怎么办？抬头望望苍天，依然是夜光迷人，寂静的山林，除了哗哗的水流声依旧，什么也听不见，跟着马走向哪里？黑洞洞的前方万一出现盘羊怎么办？这可是狭路相逢盘羊胜啊，我怎么也勇不过它吧，一阵阵恐惧袭上心头，这时我的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担心的事情好像终于发生了。“老二，等我一下。”身后传来肖师的声音，（我们那时不叫老大，叫老二）黑夜中那样的亲切、温暖，只有经过孤身一人在森林黑夜中行走的人，只有经过恐惧包围的人，才能理解此时的一声呼唤对我意味着什么！当我不同意丢下马回帐篷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回帐篷的希望很小了，因为我那匹马无论如何也不肯向上爬半步了，只是有一丝侥幸的心理而已！如今果然我和这马导演的艰难，累及了大家，丢下马第二天叫民工来找，不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么？我怎么如此死脑筋呢？在我深深自责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一丝的埋怨，反而从山上又折下来找我，我感动了，一股暖流从我的心里涌出，喉管一阵阵发热，多好的兄弟！多好的战友！“他们叫我下来接你，让他们回去先给胖师报个信，我们沿这条小路向前走，前面有条小沟，淘砂时我就注意到了，我们从那里往上爬”，马抓不住，向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马在前，肖师牵着他的马在后，我在中间，一阵无声的急行军，终于在期盼中到达了那条记忆中的小沟尾，向前没有了路，向下是陡崖，马终于乖乖地站住了。“现在你该听我的了，人命比马命重要，把被子拿下来背起，我们把马栓在这里，绳子放长点，明天叫民工来牵”。我们把马缰绳捆在崖边的一棵碗口粗的桦木树上，把被子和地质包背在了双肩上，向那个山峰爬去。

    没有了马的牵累，我们轻快了一些，饿过了头的身体此时反而涌出了力量。还好夜色下的小沟不但坡度不陡，反而没有乱石绕脚。一阵喘息伴着双腿打架的脚步我们终于上了山脊。朝下一看，虽然还有淡淡的月光，十米以外却根本是一遍漆黑，依然是一片森林，依然是一片寂静。“管他的，先溜下去找森工部门骗点饭吃，明天早上再说！”话音未落人已顺流砂坡下去了十几米。我想我不能再反对了，已经反对过一次了，我也下去吧，听天由命！大概下到五六十米的时候已接近林区了，前面两三米都看不见，用电筒照了照，一身冷汗顿时冒了出来，我们到了一个悬崖边上，如果刚才收不住脚的话，我们已经葬身崖底了！肖二还打着电筒沿坡边寻找下去的路，我这时反而清醒了起来，大丈夫临危不能乱方寸，那地质图上的地形地貌渐渐在我的头脑里清晰起来，“肖师，我们得原路爬回去，这条沟是通青海境内的斑玛沟，长得很，下去我们可能找不回去了。”肖师终于在我的坚持下，面临恐惧选择了沉默。

    有时感悟人生，在十字路口或分岔口，一步走错会导致终生命运的改变，在艰难的选择面前，往往由于优柔寡断而丧失了把握命运的时机。我庆幸在那个时候作出了正确选择。

    那座山峰像个鸡爪一样，撑开的五指犹如五个山背，爪与爪之间就是深不见底的沟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我们当时在山顶的真实处境。眼前所在的这条沟尾后来我们去工作了，是从沟口进去的，不要说森工局，连个牛棚子也没有，从沟口进来我们整整走了三天，沟内的羊肠小路全在水中横穿，没有马和牛，人根本无法通行。我们本该从鸡爪的右侧上去然后下沟就是我们期盼的地方，在马“横行霸道”的时候，我们却转到了它的左侧，中间隔着一条刀切斧凿的斑玛沟，我们如果从斑玛沟下去（即便能够下去）后果是可想而知了。

    当时我意识到必须拼命了，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还是得爬回去，生命和生存的渴望，老婆孩子的期盼鼓励着我们必须爬回去，当我们重回“鸡爪背”的时候，人如身在云中，昏昏沉沉的身体仿佛都不是自己的了。顺着原路终于回到小沟尾，我们的马依然在树下站着，我们却倒了下去，再也不想爬起来。

    选择了一块大石头，足足可以睡下我们两个人，狗皮往下一垫上面就是套子鸭绒被，一头钻进去的时候，我想就是盘羊、老虎来了也不会再起来了。卸下背包时，“咚”一声沉重的声音，一坨重重的东西从肖师肩上掉下来，我刹那间明白了，我又感动了，又一股热流从胸腔涌向喉间，这个要把马丢下独行的老二，居然在筋疲力尽、生死难测的艰难时刻，将几十公斤重的重砂和泥土样背在肩上而不肯丢弃，爬上爬下近两个小时，这个平时看起来平平常常的老二，内心深处却有着如此对同志的侠义和对工作的强烈责任心！试想一下，几十公斤重的样品加上和我一样的行囊，比我多付出的体力应该多多少，最感人的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地进行的。

    “老二，喂，饿了没有？”“那还用说，睡吧！”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递到我的嘴边，半个馒头，木渣般的冷馒头此时却胜过山珍海味，三下五除二就到了我的胃里。“再享受一下神仙的感觉吧！”话音刚落，鸭绒被里伸出一支白白的烟，“红芙蓉”

    （俗话说不抽烟的人有好烟，不喝酒的人有好酒），我想起我丢在森林丛掩沟中的“向阳花”。“这回百分之四十的调资会有哪些人啊！”“不知道，我也想啊，猴帅精着呢！”“我们这个608小组可是连续多年的先进集体了，连年都在深切割区里钻，什么时候能到草坝子去跑跑马，看看成群的牛羊……”，在喃喃的低语中，他很快进入了梦乡。我却失去了睡意，对荒原夜空的不安，对林涛吼声的恐惧围绕着我，那一夜，我想了好多，好多。

    当后半夜被一阵阵狂风呼啸和我们那两匹老马的哀号声惊醒的时候，天地已是换了另一副面孔，当第二天早上从盖着半尺厚雪的鸭绒被爬出来的时候，我不曾知道这一次的历险在我经历的多次历险中，在我野外地质的生涯中，会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甚至留恋。

    只有在生死悠关的时候，人的真情流露才能体现人的本质，只有在患难与共的时候，人与人的友情才是那样的纯真。

    在我们经历这场惊险的同时，邻区战友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都终生难忘，我是回工作站后得知的。

    1979年6月9日，我们相邻的战友刁开祥、吴传伟牺牲了，他们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仍将航片包、物探仪藏在大树下，保护了国家的财产和资料，大雪和寒冷、饥饿无情地将他们埋葬在了异乡。

    那正是我们历险的那个夜晚！如果不是驮鞍，没带那床被子，没有那半个馒头和那支烟，多半我也难逃过那夜的风雪，甚至还累及别人。

    1979年6月9日那个夜晚，上半夜是晴朗的，甚至还有一丝月光，让人毫无防备，就和2008年“5·12”大地震一样。雪是后半夜开始下的，雪卷着风，风夹着雪，发出一阵阵恐怖的呼啸从我们身边凶猛地刮地而去，在狂风中，在飞雪中，峡谷震荡、森林怒吼，倾刻间将世界变成了白色。蜷屈在鸭绒被里的身躯，麻木的双腿，感到一阵阵刺骨的寒冷，手指伸出被子，立即像刀割一样被夹着雪弹的雪风打得生痛，难以想象他们在风雪交加的夜里，行走在荒蛮的山林里牺牲前离驻地仅仅只差三千米。

    6月下雪是高原上经常的事情，但1979年6月9日夜晚的那场又突然又猛烈的暴风雪，却是高原上罕见的6月雪。

    当岁月在不经意间流逝的时候，我常常轻轻抚摸年轮，思绪逆流而上，回到那用鲜血和汗水艰难攀登过的野岭深山，用智慧和勇气丈量过的雪山草地。那里曾装满了我们年青时的希望，寄托了我们一代人的理想。我们曾经为这个希望和理想，在那里拼搏过，努力过，奋斗过。那里曾经有过我们的欢乐与幸福，也有过我们的失望和痛苦。

    而今胖子和物探李已经离我而去了，思念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这一次经历，想起那些为地质事业早逝的年青生命，黄立言、李廷波、曾令宏、吴连仕、李正田……想起那漫漫无垠的草地，想起那终年不化的年保也则雪山，想起那场该死的6月雪。

    后记：不管这篇文字能不能公开发表，我已了却了久久的深重的心愿，为勉励生者，怀念逝者。

    2008年6月12日

    历险金沙江畔

    贾保江

    那是发生在28年前的事情了。1980年，我们区调队二分队承担1：20万竹庆幅、大塘坝幅区调联测任务。为了完成藏东江达县范围一千多平方千米的地质填图和化探重砂扫面任务，分队长杨志成、分队技术负责姚冬生等分队领导研究成立了一个加强地质组，这个组由陈功柱和我任组长，张明锋（技术员）、张国和（物探员）、王瑞清（重砂工）、莫春海、任先福（后勤工）为成员组成，分队综合组长梁信之同志参加小组的领导及具体工作。小组从5月初进入测区，到8月中旬已经完成三分之二的野外任务，剩下的任务是沿金沙江西岸的西藏江达县西邓柯区至汪布顶区一线开展工作，这一地区森林茂密、山势险峻、通行困难、野兽特别是黑熊棕熊出没频繁，由金沙江海拔仅3600米左右到山梁海拔达5000米以上，每天工作都在攀登1000米以上的高程，工作极为艰难。

    那天因为一早就开始下起小雨，原计划分三路前进（即一路押运马队搬迁，一路由陈功柱带一名技术人员沿金沙江大支沟工作，一路由我一人沿一小支沟翻越山脊），晚上到金沙江边会合的安排被迫取消。但是到了上午11时左右，雨停了。考虑到多在山上待一天就要多付出50多元的马费和人工费，陈功柱同志和我商量，决定仍按原计划实施搬迁和路线工作。因为我的路线需要攀登1400米高程，又是单独一个，故我背上地质包，带上罗盘、放大镜和钉锤，拿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及30发子弹就告别大家提前先行了。

    我对此行是充满信心的。1400米的高程对我来说已是正常事，多次野外遇险我都安然无恙，我认为我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但这一次我是太轻敌太大意了。我没有充分考虑到工作时间、天气因素和工作路线的通行条件等客观困难，就贸然地开始了行动，这次冒险差一点就断送了我的地质生涯，至今想起仍感后怕。

    沿大支沟才走出几百米就遇到悬崖，只好脱光衣裤举在头顶上涉水过河，河水齐腰，流水湍急，高原的河水冰冷刺骨，如此涉水两次才到达我要工作的小支沟口。刚刚开始工作，小雨又下开了，衣裤都打湿了，一阵阵寒意笼罩着我。更为恼火的是沿沟无法通行，荆棘灌木丛生，悬崖跌水不断，我必须在离沟底几十米、上百米的陡坡上的密林里艰难穿行，每隔500米左右又下到沟底取样定点。

    雨下下停停，随着样品的增加，负担越来越重。反复的上下攀登，极大地消耗了我的体力，中午出发前莫春海专门为我做的酥油炒饭，很快就在肚子里无踪无影了。到取最后一个样品时我才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工作了，这时我仅仅攀登了800米高程，到垭口还有600米要爬，而此时又是晚上8点过，天色已经暗下来，在密林中也已经看不清东西了，而我的意识也在饥寒中慢慢消失了。我怀着求生的欲望，慌慌张张地向山坡爬了100多米，找到了一棵大树，取出火柴，找了一些干树枝，把火点着。熊熊篝火给了我一丝暖意，这时才发现样品不在身边，使劲回想才想起样品还在下边100米的沟边，于是又下到沟边把样品取上来。突然，一阵恐惧袭来，我的枪呢？我的枪到哪里去了？是的，它应该还在刚才取样品的地方，于是我再次下到沟底，找到了那支半自动步枪，又艰难地回到火堆边。

    篝火噼啪着响，火光照亮了我的这一小块领地。雨停了。我把一个有二两重的馒头分成两份，一份留在明天吃，另一份几口就吞了下去。这时的一个遗憾就是想当初如果少带20发子弹多带一个馒头多好啊！枪就倚在我的身边，子弹是上了膛的，不怕野兽袭击。数一数烟，每小时一支可以坚持到明天中午。柴火很多，也不敢到远处去取，但身边的树枝就基本够用了。我靠着树干，烤着内衣裤。没有风，四周一片黑暗，但透过浓密的树枝还是依稀听见马鸡的声音，也许是它们在睡梦中的呓语吧！气温很低，寒气袭人，我下意识地拨弄火堆，添上几根枯枝，把火吹得更旺些。

    夜深了。我上个月和张国和、王瑞清一起工作时被树干打伤的脊背隐隐作痛。虽然很疲惫，我仍然是一阵迷糊一阵清醒，无法真的入睡。一些往事，朋友、父母、妻子、女儿、亲戚，像一个个不连贯的画面从脑子里一幕幕闪过：陈功柱他们是否顺利到达会合地点了呢？他们一定会为我着急吧？女儿两岁了，还只是两次探亲回家见过面，现在更乖了吧？和我一个寝室的田报庆、杨大勇调到四分队不知怎么样了？周丹呢？1975年我们一起，还有地院的孙志洪老师在芦山宝兴的山里熬过夜，也是遇到悬崖爬不过去……夜色渐渐退去，天边出现晨曦，林中的鸟儿已经叽叽喳喳地叫开了。早上6点整，我吃了剩下的那半个馒头，收拾好东西，背好枪，开始向垭口进发。经过六个小时的攀登并在沿途继续工作，中午12点我终于到达垭口。我把东西往地上一扔，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地上，香香地大口地吸着最后一支烟，望着蓝天上漂浮的朵朵白云，我得意地笑了。是的，我胜利了！顺着这条沟下去就是小组的宿营地，我就要和战友们会师了！

    在下山的半路上，我见到了奉命来寻找我的小组的同志和藏族民工，吃着他们带来的馒头，喝着还温热的酥油茶，听着他们叙述昨天晚上上山找我的情景和对我的担忧以及种种猜测，大家都笑开了。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他们转述老组长陈功柱同志的那句话：“贾保不会走错路线！贾保不会死！”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至今仍在耳边萦回。

    是的，区调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要吃苦，但是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既然痛苦是幸福的源泉，那你又为何因为痛苦而悲伤？”我们吃尽了苦，也享受到了常人难以享受到的幸福和欢乐，这恐怕是我们至今一听到《勘探队员之歌》仍然会热泪盈眶的原因吧！

    在红军走过的若尔盖草原上

    胡道清

    1981年和1982年，区调队六分队606组来到中国工农红军当年走过的草地——若尔盖大草原。小组编制为五人，此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若尔盖草原上的神奇矿产——泥炭的分布埋藏情况调查清楚。

    所谓泥炭，就是若尔盖草原上分布的一种发热量低、灰分重的草煤（褐煤）。若尔盖地区，处于特殊的地质地理环境。地势开阔、平坦、低洼、四周封闭、水草茂盛、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加之排水不畅，氧化还原反应进行得不彻底，没有被充分腐烂分解的水草被深埋地下，时间一长，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就逐渐形成了分布极为广泛、储量极大的神奇矿产——泥炭。

    若尔盖地区，气候恶劣、天气变化无常。这就给我们在该地区进行矿产普查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天时间里，时而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蓝天白云；时而狂风骤起、雷电交加、电闪雷鸣。中午气温高达摄氏二三十度，只穿一件背心都晒得汗流浃背，大汗淋漓，热得受不了。晚上，特别是深夜，气温低至摄氏零下十多二十度，冷得受不了，就是穿上羽绒服，睡在鸭绒被里也要被冻醒多次。由于昼夜温差大，气候恶劣，不难想象我们在若尔盖地区开展地质工作不知道要多受多少苦，要多遭多少罪。不论工作地区条件如何艰苦、环境多么恶劣，606组的全体同志，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被困难吓倒，从来没有哪一位同志叫过一声苦，随时都保持了高昂的工作热情，都充满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工作需要，分队给小组配备了一台争光十型手摇钻机。在沼泽密布的若尔盖地区，徒步行走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我们还要抬钻机、背工具、采标本、取样品。这样一来，工作的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沼泽地区通行极为困难。有的地段勉强可以通行，有的地段根本无法通行。如果稍不留神，就要被陷进沼泽里。有一天，组长胡道清、助手曹玉才、钻工赵光明三人在沼泽里进行踏勘，当标本、样品采集完成后，在回驻地的途中，赵光明同志一不小心，就掉进沼泽里，他本想尽快从沼泽里爬出来，脱离险境，殊不知，他越爬越往下陷，而且越陷越深。这时，胡道清、曹玉才两位同志着急了，正在想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赵光明同志救出沼泽，脱离险境，突然旁边走来了一位赶牦牛的藏族同胞。他问我们，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俩异口同声地给他说，你看嘛，并用手指了指爬在沼泽里的赵光明同志，我们的同志他不小心陷进沼泽里了。他忙对我们说：“你们叫他不要慌张，更不要害怕，我有办法来救他。”于是，他从手里拿出一根很长的牦牛绳子，甩到赵光明同志跟前，叫他把绳子一端套在自己的腰上，我们几个人拉着绳子的另一端，拉啊拉，就这样慢慢地把赵光明同志从沼泽里拉出来了，他终于获救了。我们感谢过藏族同胞后，他对我们说：“如果以后你们再遇到这种情况，请你们千万不要慌张，更不能乱动。如果乱动，就会越陷越深，最后只能被沼泽掩埋，那样就会有生命危险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都十分感谢那位藏族同胞，同时也从这件事情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增加了不少安全知识，掌握了在沼泽地区遇到安全问题如何急救的一些技术和方法。

    若尔盖地区，平均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低，小组同志到达该地区后，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只是有些同志反应轻微一点，而少数同志高山反应十分严重。像机长李海东同志，他是小组里年龄最大的同志，他的高山反应就很强烈。他的高山反应主要表现在头晕、胸闷、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的高山反应也较严重，主要表现为头痛、胸闷、眼肿，有时还会偶尔流鼻血。尽管如此，小组同志还是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没有一个同志被高山反应吓倒。大家还是争着抬钻机、背钻探工具和样品标本等。工作中总是互相帮助，密切配合。充分显示了小组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小组在若尔盖地区工作的两年时间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事。当机长李海东同志高山反应强烈吃不下饭的时候，后勤工肖洪明同志就不辞辛劳地为他熬稀饭、煮面条，做好后亲自给他送到帐篷并亲手喂他。这件相互关心的事情，使小组每个同志都深受教育和鼓舞，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业务方面，大家互相学习，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助手曹玉才同志，他参加地质工作的时间还不是很长，有些地质业务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矿产方面的问题，他还不是很熟悉，他就主动向我请教，我也耐心地向他讲解，共同学习、互相探讨，很快他就掌握了矿产方面的知识，不久，他就能独当一面了。即使组长有事不在小组里，他也能担当起组长的工作。钻机方面，赵光明同志是第一次接触，什么都不会。他就虚心地向机长李海东同志请教，李海东同志就耐心地给他解释，手把手地教，没过几天，赵光明同志自己就基本掌握了手摇钻机的操作。赵光明同志谦虚、勤恳、好学，很快就能独立操作手摇钻机了。小组里，学习的气氛比较深厚，无论时事政治，还是地质业务，工作之余都在抓紧时间学习。野外没有报纸看，大家就靠听收音机来了解学习时事，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曹玉才同志，学习抓得特别紧，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他就要拿起英语书读个不停。他是中江人，发音不是很标准。有时候，他读英语要逗起其他人哈哈大笑，但他从不在乎、从不气馁、从不间断。他那种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刻苦精神，真是令人钦佩。总之，全组同志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因此，大家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81年和1982年的两年时间，606组都在若尔盖地区开展泥炭普查找矿工作。两年里，在分队的直接领导下，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发扬区调人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大无畏精神，经过全组同志的刻苦拼搏和共同努力，全面完成了分队下达给小组的各项任务，初步查明了若尔盖地区泥炭的分布范围和埋藏情况，圈定了泥炭矿床。经过争光十型手摇钻机的勘探，我们勘探到了13亿吨之多的泥炭的远景地质储量。

    若尔盖地区的泥炭，虽然发热量不高，灰分重，但是埋藏浅、易开采、储量大，在严重缺乏能源的草原地区，不能不说是一种重要的能源。

    光阴似箭，转眼间30年已经过去。当年我们区调人在若尔盖地区斗风雪战严寒的惊险场面已经过去，已经成为历史。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味当年的往事，那些令人难忘的精彩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仅以此回忆来献给区调队成立50周年。

    2009年3月16日

    “丹巴幅”的闪光

    姚学良

    我是地质沃土的一名耕耘者，地质舞台上的一名演员，愿尽其所能，为地质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讴歌喝彩。——吴盛莲

    一、地层层序的建立

    1981年1月30日下午，在成都地质宾馆举行的1：20万丹巴幅最终成果验收会议已接近尾声，会上正在宣读验收决议书。当念到：“建立了测区地层系统……恢复了丹巴地区中深变质岩系的地层层序”时，全场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宣读者不得不停下来等待一颗颗释放热情的心慢慢平静。这时主任工程师王滋洋，副主任工程师黄永昌眼含热泪地坐着一动不动，默默地倾听平生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掌声，像是在欣赏一首动人的大合唱。这一今天看来十分平淡的成绩，何以能令无数人的心激动不已？如何会使一双双饱含深情的眼睛热泪盈眶？

    从1973年开始进入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以来，直到1981最终成果验收止，前后共计七八个年头，是两个20万图幅的工作时间，令人惊异，为啥如此之慢？当我问及这一问题时，看得出当年实际工作者万般感受杂陈于心的复杂感情。

    丹巴这地方，以盛产云母而闻名于世。1935年地质老前辈程裕琪先生就进入该区进行研究，他划分的丹巴递进变质带还写进了变质岩教科书，很有名气，丹巴也是中深变质岩岩石研究很经典的地区。沿着老前辈的足迹，来这里开展1：20万地质调查工作，应该是很神圣、很自豪的事情。可是由于岩石变质程度深，古生物化石难以寻觅，缺少古生物化石依据的支撑，地层层序难以建立。大地岩层像书页一样是有页码，有次序的，现在不能清理出来，千头万绪的工作无法开展。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是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大队总工程师郝子文心急如焚，组织了当时队上最能干的一批技术人员，如蔡远松、吴盛莲、邓永福、罗木金、杨胜铠、胡金城、郑友福等十余人组成的专题组，奔赴丹巴拉开了丹巴幅艰难“攻坚战”的序幕。

    在1︰20万丹巴幅的南东角，有一个花岗岩体叫格宗岩体，岩体之上是不整合沉积的白云质大理岩，踏勘组企图在这里找到地层层序的钥匙。他们无视波涛滚滚的大渡河河水，在江口过索桥，在大渡河上来回穿梭，在两岸爬上爬下。辛勤的劳动仍然结出了“失望之果”，伤心、失望伴随着气馁的人们真想面对着大渡河痛哭一场。区内找不到解开地层的密码，那就到区外去找吧，有人建议说。这还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于是，垂头丧气的踏勘队伍顺河而下。

    失望之后终于露出了希望的光芒。在格宗岩体南侧一个叫牛厂的地方，祝刚等技术人员在白云质大理岩中发现了震旦纪的藻类化石——假真刺藻。从而肯定了这套白云质大理岩属震旦纪无疑。不久又在小金县汉牛区窝底的大套厚大变质砂岩之下的灰岩中采到了志留－泥盆纪的珊瑚化石……经过区域对比，并在1︰20万小金幅的范围内测制了著名的大河边剖面，自此地层层序基本建立起来，并将其引入丹巴幅之内，从而取得了“攻坚战”的初步胜利。

    后来又战胜了过溜索桥的惊恐，躲过了大渡河边滚滚而来的飞石袭击，挨过狂奔不止的惊马灾难，领教过高原夺命的六月雪……多灾多难的区调人，经历了这么多磨难，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用智慧、汗水、泪水和景跃安组长的生命换来了令人欣慰的成绩，能不叫他们激动吗！掌声再响一点吧，地质人挥洒的热泪、汗水、鲜血和生命，终于浇开了“丹巴幅”美丽的花，闪光的花！

    二、又一闪光点“棒状道孚虫”

    “棒状道孚虫”（DaofuitesClavatusLinetyong）为一种动物化石，是在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于1978年开展的1︰20万丹巴幅区调工作中，由冷代盛工程师等在测制剖面时发现并由林元灿高级工程师鉴定和命名的新化石。该化石的产地位于道孚县瓦日乡白崖子，雅道公路106千米西150米处的工农桥边。

    化石产出层位为三叠系上统，道孚混杂岩的南部，道孚古裂谷环境的边缘，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特殊生物——“棒状道孚虫”的地质事件已被岩层记录下来，而今又展现在地质工作者的面前，让他们艰难地去解读。

    该生物的特殊性表现为，在这个广大的古海洋中它仅在道孚地区生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至今还未被报道过，因此只能认为它是新的化石种类。新化石采出来了，那该怎么称呼呢？要载入地质史册，总得有个名字，有个称呼吧。原来化石的命名是有“规则”的，首先请国家的权威机构认可后，再根据“优先命名法”，还要将该化石的样本、照片、内部结构研究情况刊登在《古生物学杂志》上，让大家知道并认可后方能成立。

    用“道孚”这一地方性名称来命名新化石，这就意味着如果世界上其他地方再发现这种化石后，都将以“棒状道孚虫”来命名，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它体现了我国对这种古生物的综合研究具有领先能力。“棒状道孚虫”一出现，就开始小有名气，它在地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自此以后，这一名字开始登堂入室，被载入了地质史册。这是地质队员的光荣，也是道孚县的光荣。

    “棒状道孚虫”的发现与命名，谱写了古生物学中的新篇章，增加了古生物门类中的一个新种属，是地质工作者在岩层书页中破译的新成绩，是1︰20万丹巴幅区调工作的新成果。在丹巴幅最终报告验收决议书上，取得的主要成绩中的第一条就肯定了发现该化石的重大意义，引起了古生物专家们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在验收会上，地矿局研究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的古生物专家纷纷索要标本，将几块仅存的陈列样标本也索要一空。

    三、地史中的大变动——“古裂谷”事件

    道孚“古裂谷”遗迹分布在道孚县南侧，即S303省道之南，呈北西向条带状展布，向北西经麻孜乡、孔色乡后延入炉霍县境内。向南东止于葛卡岩体。图幅内延长48千米，鲜水河断裂亦沿S303省道展布。“古裂谷”遗迹的证据——“混杂岩”在靠近断裂处连续性较好，向南远离断裂带则零星产出。沿雅道公路可至瓦日乡的白崖子一带，断续宽度达十余千米。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于20世纪70年代开展1︰20万丹巴幅区域地质调查时发现，在这里的灰岩块体及板岩中的化石群有多时代混生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从地层学原理谈起。

    不同时代的岩石地层中往往含有不同种类的化石。如寒武纪地层中产出大量三叶虫化石，石炭、二叠纪的岩石地层中有蜓蝌、珊瑚等，三叠纪地层岩石中的双壳、腕足、海百合化石众多……它们的规律性很强。地层岩石的叠覆和化石的产出一般都遵循的秩序叫地层叠覆律（层序），他们就是根据这一规律来进行研究的。在地质队员眼里，岩层仿佛就是一部岁月之书。他们敲打地球，研究岩层时，把每层岩石都“钉”上时空坐标，查明这层（套）岩石是什么时候生成的，在地球书页中该占第几页，弄明白搞清楚后，就将其表示在地质图上。什么泥盆石炭二叠纪、三叠侏罗白垩纪……念得朗朗上口，当我们打开地质图时，看到的就是地质队员标定的岩层岁月之书。

    但是当区调队的地质队员按照地层叠覆律的原理来研究这里的地层时，很快发现了化石多时代混生的“打架”现象，这里的岩石地层和化石不遵循已有的秩序。首先这里的岩层延伸不稳定，如一块灰岩延长几十米，几千米后就变成了其他的岩石。沿着黑色板岩追索，很快就与灰岩、玄武岩相接。还有更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同一层岩石中可以见到好几个时代的古生物化石，如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它们都是相隔上亿年的不同时代的化石，莫名其妙地聚到一起来了。所以在研究这里的地层岩石时，有的根据二叠纪化石将其定为二叠纪，有的根据三叠纪的化石定为三叠纪，岩层的年龄乱套了，生成辈分不清，争论随之而起，在地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区调队领导组织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前来道孚进行专题研究，填制大比例尺的地质图，测制地层剖面，同时采集了大量样品、标本进行了系统的测试、鉴定，编写专题研究报告，召开研讨会，论证会……渐渐地，这里的地质历史背景面貌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一个古代裂谷的地质历史逐渐呈现在地质工作者面前。道孚“古裂谷”是在深海沉积盆地基础上发育起来的裂谷，随之而来的“印支运动”使裂谷很快停止发育而封闭。最后成为地质历史上的一页——道孚“古裂谷”地质遗迹。道孚“古裂谷”的有力证据——沉积混杂岩或火山沉积混杂岩的存在和确立，不仅对研究川西地区三叠系的沉积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地质意义，同时为区域构造及区域地质发展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增添了新的内容，可作为科研、教学和科普旅游的基地，或依托当地旅游资源一起开发。

    （对1：20万丹巴幅区调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很多，本文不能一一表述，请宽恕我笨拙的心、笨拙的笔。）

    梭罗沟金矿的找矿记忆

    廖远安

    发现和探明梭罗沟金矿，是咱们区调队引以为自豪的功绩，也是曾经为寻找它而流淌过汗水的区调人，值得忆起的趣事。

    梭罗沟是位于四川木里县的一处非常僻静的小山沟，在它的沟尾曾被野火烧灼过的山包和沟谷中，散落着稀疏而高大的松树，沿山坡长满青青的草，还有几株杜鹃花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

    1981年8月，我们找矿小组五人（刘志祥、王立社、唐宁、贺红及笔者）和马帮两人的帐篷就搭建在沟边较开阔的草坪上，说它开阔其实也只不过是大约有两米多宽吧。在川西木里县地区做区调工作，如能经常遇到这样有柴、有水，能牧马和有搭建帐篷的草坪，那是最幸运的了。

    或许，有人会问，你们是怎么知道那里就会有金矿呢，不会是“未卜先知”吗？这话说来就长了。直到今天，也仍是值得地质工作者继续探索的地质科学问题。

    对1：20万三幅（理塘、稻城、贡岭）联测（以下简称三幅）中，发现和圈定的大量的重砂、分散流异常，筛选出那些有潜在成矿远景的作野外实地考查，以期发现和找到有价值的矿床（点）等，是区调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重要的目的之一。

    而梭罗沟这一铜、铅、锌、金等重砂、分散流的异常情况很特别，虽各元素异常复合重叠较好，但异常浓度较低，浓集中心不太明显，大家对是否将之作为重点异常检查解剖，持有不同的看法。我则力主可解剖试之，并愿前去检验这一推论。其由有三：一是诸矿物元素异常分布相合于同一四级小溪沟内，绝非偶然，可能指示有潜在矿体；二是在其相邻的区内有砂金矿开采史，可引证之；三是它处于甘孜-理塘大断裂多金属成矿带向南延伸的转弯和闭合地带，一般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中，成矿热液较易富集成矿体。找矿小组在对木里县邛依等几处异常检查都落空后，经几天爬山踄水的辛劳转移来到这弹丸的小山沟中，眼看这曾被野火烧灼过的山野，大家兴致都不太高，那种必定能找到重要矿床的心志，似乎也灰飞烟灭了。

    这天，小组几人搭建好帐篷安顿好住处后，乘着晚霞斜阳，就地坐在帐篷前的草坪上，开了个小会，对异常的检查工作作了讨论布置。大家表示，沟里的每一块岩石，每一处可疑的土壤都要敲打一遍，仔细观察描述，采集齐各种相关样品。

    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不知是太累抑或是担心。失眠中只听见沙沙的松涛声和不时传来的几声猫头鹰的啼叫声……我们在这异常区工作了三天，不仅跑遍了溪沟的每一个角落，还追索到异常区外山顶的另一侧山坡地带，实际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测图区界线。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沟边野草中的一块不足半平方米的露头上，发现了矿苗。经过反复观察描述和样品采集，样品被送回队实验室化验进行分析和岩矿鉴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有潜在远景的金矿。

    由于省地矿局对三幅联测任务进行调整，我们提前结束测区调查工作。因此，测区内如像梭罗沟这样一些矿点及潜在远景异常区，也都停止了进一步工作。

    《三幅联测区调报告》出版后，这个梭罗沟金矿，川西北地质队人，亦曾数次前往找寻而未果。我还曾亲自听人言及此事，还有的人认为区调资料或许失真……因此，值得指出的首先是梭罗沟金矿最终追踪探明为大金矿床。其次是像徐志明工程师等许多区调人为此相继付出了更多的艰辛。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已逝去的李世林工程师的功绩。是李世林工程师在任区调队矿办主任时（笔者时已退休），提及并安排对梭罗沟金矿（点）再作进一步探查工作。当时，我知道后自然也积极支持，并指出在这里有可能找到类似嘎拉型金矿床，其地质条件不仅相一致，且同处于甘孜-理塘断裂成矿带上。我还将金矿露头点位置及异常区地质情况等资料，向任检查组长的徐志明工程师作了详细介绍说明。徐志明工程师也不辱使命，马到成功……晚年间来忆往事，梭罗沟金矿的发现和探明非易事，艰辛历练区调两代人。确实，在寻找开发梭罗沟金矿的过程中，区调队还有许多人都功不可没。特别是郑裕民工程师，他时任三幅联测的主任工程师，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指导测区内的矿产普查找矿和重砂、分散流异常检查工作。朱家刚工程师则是亲自担负梭罗沟地区的重砂、分散流测量取样工作……好多好多人，不能一一讲述了。

    最后想再说一句，建议以后的地质工作者找矿要细用区调地质资料，莫弃沟边小矿苗，甘孜－理塘断裂成矿带，是川西地区找矿的重要地带。

    2009年3月29日写于广州

    野外情

    尼马拉萨

    我要记下的这件事，似乎为一平凡之小事，但事隔多月，不但未忘却，反而在我的脑海里愈来愈清晰，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

    1982年6月18日，已是晚上11点来钟光景。大地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在新龙县境内荒无人烟的格日普沟内，突然有电筒光闪动，划破漫漫黑夜。一处、两处，接着又出现一处……仿佛还伴有焦急的呼喊声，时断时续，传得很远、很远。出了什么事呢？原来，这是区调队四分队的403、407两小组的人员，在寻找今天出来工作至今未回的王林彰、周书贵和我三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三人到离驻地20千米以外的无名沟内工作，由于走错了路，误了时间，特别是该沟为新龙与理塘县交界之处，治安不好，故使得在驻地的同志不放心，于是，他们主动地分批结伴来寻找我们了。

    当时，经过一整天的工作，我们又累又饿，加之白天几场大雨的冲刷和烈日的暴晒，更是疲劳不堪。开头，我们还借着老马识途，急急回赶。后来，马亦走乏了，任凭你抽它、打它，不肯再前进一步。没办法，我们只好下马，深一脚、浅一脚地缓慢步行……时间在慢慢地流逝，有限的体力，亦在我们的身上悄悄耗掉。不知摔了多少跤，走了多少回头路。终于，前方出现了晃动着的淡淡光点，时隐时现，啊！还听到微弱的喊声……一定是来接我们的。快！加快步伐。果然，是小组搞后勤的彭大荣带着两位老乡，在离驻地约五千米远的竹青生产队所在地，遇上了我们。短短的几句话，犹如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田。疲劳、饥饿顿时减轻了许多——虽然，中午饭只有一个馒头垫肚。夜，越来越深，亦越来越暗。偶尔听到一两声马鸡的鸣叫，此外便是令人恐怖的、死一般的沉静。借着浑浊的电筒光亮，我们在杉木林、羊角林中急急行走。刚拐过一大弯，啊！

    第二批找我们的人又赶到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星点的光亮都显得特别的突出。真想不到，是三组组长周国强和基干民兵泽绒及一老乡，周国强拿着手电，还带着地图、罗盘等，泽绒则全副武装。他们想得真周到啊！我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形容此刻激动的心情，是夜晚的露水、汗水，还是泪水，说不出来，总之，我的双眼湿润了。

    接着小组物探员张皖川不顾白天的劳累，又只身一人赶下沟来。这时，任何感谢的话语都显得多余了……当我们回到驻地时已近午夜。三组的李成文、黄林冲、王平、魏大荣、梁明和七组的周代政等，立刻围上前来，端上热乎乎、香喷喷的鱼汤，“阿嘎特，阿嘎特（藏语：辛苦了）”地问这问那。

    他们还未睡，都在为我们担忧啊。此情此景，不禁又一次使我洒下了感动的泪花。

    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小组即组成我们新的“家”，同志便是亲兄弟，彼此照应，相互体贴。紧挨着熊熊的篝火，望着这火热动人的场面，我捧着饭碗，却感动得难以下咽。

    1982年9月9日于理塘

    雪夜日记

    蔡祖平

    入夜了，大雪还在下，凛冽的寒风也一个劲地刮个不停。坚持劳动了一天的同志们已进入梦乡，可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白天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们区调队二分队201小组，正一步两喘、三步一停地翻越在西藏江达县卡贡区东南面的一座海拔4900米的无名雪山。午后时分，艰难地攀到了山顶。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山那面怪石嶙峋，坡陡崖悬，-米多厚的积雪覆没了本来就算不上什么路的小道，如果贸然前进，将会马翻人亡，后果不堪设想，如原路退回，小组计划的工作任务将无法完成。怎么办？随行的藏族民工们也手足无措，口里不停地念着“嘛呢边边訇”以求佛祖保佑，小组的同志们也一筹莫展，心急如火，我这个跑了几年野外，走了不少险路的人，此时心也凉了一半。正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我们的组长樊培银说，“我先去探路！”随即踏雪而行，后勤工冯步清师傅抢在樊培银前面，冒着随时滑下陡崖的危险，用铁铲在前一步一步地铲雪开路。看到这情景，小组的年青同志王云康和李建国也不顾危险，跟上前去探路铲雪。就这样，全体同志都让汗水浸透了衣衫，经过几小时的奋战，蜿蜒几百米长的山路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为了安全起见，同志们卸掉了马背上的驮子、背篓等物资，用人背、肩扛，牵着马慢慢地沿这条用汗水溶化出来的小径，一步一步终于下到了山谷。

    下到山谷中，夜幕也开始降下，远处幢幢藏房冒着炊烟，虽然刚刚走出了险境，可这些不知疲倦的地质队员似乎已把这些抛在脑后，开始争分夺秒地工作着……我听说过许多英雄的事迹，他们曾深深地感动过我，可是，今天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的事情，不就是那些英雄故事的再现么？！这些我熟悉而又平凡的人所做的平凡的事，也不一样的动人心扉么？！感慨之余，我虽没半点文墨，但不能不用平实的语言记下它。

    这一天是1983年6月7日，它是我们工作、生活中极平凡的一页，这样的事对于我们区调队员也许不足挂齿，但它给我的记忆却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1983年7月18日

    新基地建设路漫漫

    ——关于区调队基地搬迁的回忆

    郭达玖

    从名山县水碾坝区调队老基地，搬迁到双流华阳协和村新基地，难，真的太难了。抗日战争花了八年时间打败了日本人。而我们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才把新基地建成，并搬迁完毕。到底难在哪里？第一是立项难，第二是资金短缺修建难。

    一、异地建设区调队新基地的由来

    1983年，四川地矿局给区调队下达了编写《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的任务，当时局老总们在名山县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广大技术人员进行动员。不料，不少技术人员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包含了现有条件太差，要求调动工作的不少，大量的后顾之忧难于解决。首先是职工子女就学难，说真的，子女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能否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对家长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其二是职工子女就业难。在名山水碾坝那个极其封闭的地方，要想找到工作的确不易；其三是就医难，得了小病也就罢了。患上大病，那可就麻烦了，要上雅安、成都去治，花钱不说，路途劳累，苦不堪言；其四是职工生活极为不方便，到名山县城赶场，要走四至五千米路。只有星期天可乘大队客车进城买东西。职工戏称：星期天、周一过“地主”生活，因为星期天购的食品可饱口福，周二、周三过的是中农生活，周四、周五、周六过的是贫农生活（所买食物早已吃完）；其五是交通不便出行难。特别是一般职工，出行赶客车，只能在马路边等待过往客车，那时可不像现在的客车招手即停。

    当时作为主管生产的副队长，想到如果技术人员人心不稳，要求调走的人太多，这必然影响到技术工作的开展和地质成果的质量。大事一桩啊，基地搬迁势在必行。更何况子女就学难，就业难，职工就医难，生活不便等，我自身也深有体会。

    后来队主要领导决定，一定要搬迁基地。

    二、选点

    在何处新建基地呢？选点工作开始了。我们先后在雅安城、名山县城、温江、罗江、彭县、华阳等地进行了考察，为了解职工的心愿，我们还在队上搞了一个“全民”投票方案，集中在雅安与华阳进行比选，最后根据票数和从长远发展看，最终选定了距成都最近的双流县华阳镇协和村。放弃了部领导在雅安城建新基地的想法。

    三、立项

    新基地定点之后，申请立项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而立项的难度比选点更难。一则队上说了不算数，批准权掌握在别人手里。二则是因为1983年部领导来队视察时放了话，名山现有基地可作为分队部、实验室使用，大队部、家属区可选在名山县城或雅安县城新建。此话一出，部、局有关部门在审批我队立项报告时，无疑是遇到了烫手的“山芋”。我们深知立项报告的批准的难度很大，便多次向局及有关部门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下作汇报和解释，但均未果。在此情况下，受大队委托，我和程可银同志于1985年10月下旬直奔北京地质部活动（因最初我们是以科研分队搬迁为由开展活动的，我代表大队，程可银代表科研分队）。真是上天有眼，我们遇上了一位说话办事直爽看上去很有魄力的人。我们向他汇报了立项难在什么地方后，他说：“部长的话不一定句句照办嘛，申请立项的报告就交我这里，不必再往其他地方送。该办的事，我会为你们办的。”

    说真的，在那个年代，他的讲话使我们感到有点惊奇，部长的讲话不一定句句照办这一说法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当然，我们心中暗喜，估算着立项报告的批准有望了，前后约半个多小时便离开了地矿部。回到位于地下室的旅馆，虽然有一丝丝寒意，但心却暖乎乎的。由于心情不错，加上有点冷，我和程可银同志买了一瓶二锅头，就着卤菜，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

    后来在局、队的继续努力下，也可能是在部郑州基地会议指导下，于第二年异地建设基地的立项报告终于被批准。

    不过还有一点需说明的，即在立项批准前，我们就在名山县建行贷款，在华阳镇协和村征了部分土地，实际上是搞了一个“先斩后奏”，把生米煮成熟饭。为此得罪了不少的人，他们说，四川地质局成立到现在，几十年了，没有哪个队在立项批准前就自己干起来了，胆子也太大了。后来部里来人到水碾坝，说局里要我写检查，我立马答应。只要批准搬迁基地我写十份、百份检查都行，哪里要，我就交哪里，但不知怎么的，有关写检查一事，以后再无人谈起，我算躲过了这一难。

    四、征地

    新基地建设批准以后，即刻进入了正式征地阶段，虽说难度不很大，但麻烦事很多。

    首先是征多少？多了，部、局不同意，少了，队又觉得不够用，算来算去，最后决定在30亩左右，一次性征完没有那么多钱，所以除第一次贷款征的约十亩地外，其余约20亩是分两次征完的。前后算起来，30亩地共征了三次，实验室后边的几亩地还是租用的。

    征地次数多了，有关部门提出的要求也越多，为了把土地解决到手，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都得一一答应，件件照办。

    搬家以后，有的职工对其征地位置提出了意见，说不该选在这里，因农药厂排污以后，臭气熏人，损害大家的健康，说实话，选地时农药厂并不大量生产农药，当初挂牌的是实验厂，生产实验并不排出大量污气、废液，随着该厂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逐步扩大发展成生产农药的厂家。大量生产，必然大量排污，影响了环境。为此，我们队和当地农民、武警学校等单位的人大代表，在县人代会上，还提出了议案，要求认真解决。此外，还请了省人大环境委的有关负责同志，亲临农药厂考查过。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

    土地征了，修建第一幢（办公大楼）房屋已经开始，此时县里有关部门说，市规划院不同意，区调队进华阳新建基地必须重新论证，重新审批。我一听大事不妙，心想一定是哪尊大佛没有拜到。随即便往成都跑。车进别人大院，门卫都不让我们停在显眼的院坝里，叫往后停在靠厕所的边上。因为我们开去的是一辆破旧的罗马车。心里有气，还得笑脸请别人到现场考查。现场考查之后，办完招待，答应了别人的条件，得到的答复是，基地建设可以继续进行。

    五、房屋修建

    资金严重短缺，建房比立项、征地更难。由于要求搬迁基地的队很多，局拨的资金极其有限。从1986年开始，共修了办公大楼、俱乐部（含礼堂、食堂）、六幢职工宿舍、单身宿舍、发电房、配电房、水塔以及后来的实验室、车队，共花了八年时间。至于花园、球场和后来修的黄金解析车间，全是队自有资金搞的与局拨基建款无关。

    由于钱不够，单身宿舍修建时，按六层设计，打基础先盖了三层，住了几年以后，有了钱，再往上加盖三层。一幢房屋做两次盖，30亩左右的土地分三次征，约两万平方米建筑花了八年，这在四川地矿局的基地建设史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

    因资金不足，部、局后来下达了新政策，办公和公用房除外，职工宿舍修建资金按6：2：2比例摊。即局拨60%，队自筹20%，职工出20%。修建时职工并未出钱，所有40%压力便落在了队上，为了搞好基地建设，那时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在过日子。

    六、分房

    迁往新基地前，住房分配是个大问题。在福利分房的年代，住房分配对单位来说，尤其是大范围的分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吸取了社会有关单位的一些经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在房屋尚未修好的情况下，采用了在图纸上分房的办法，分房方案先由职工代表开会讨论并通过，然后实施。基本内容是按工龄、职务、职称打分，以分排序，按序选房。当时国家的政策是：县团级领导住房面积70平方米，此级别以下为55平方米（我们修建房屋时住房面积是严格按此规格设计的）。队还据实际情况将离休干部、队级干部和高级工程师归为一类，即都享受县团级住房面积的待遇。并按上述顺序和打分顺序依次选房。

    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分房相当顺利，在名山水碾坝队部灯光球场处挂牌分房。全队职工高高兴兴，仅用了一天时间便顺利分完。在分房的开始，有的职工仍有顾虑，未修的房子今后还修得成不？认为图纸上分的还不可靠，后来，轮到我选房时，选了当时还未动工的第三幢。一下子不少人跟了上来，纷纷选了第三幢。他们说，队长选了第三幢，就肯定会修的，不然他自己就没有住房。

    七、搬迁

    1993年职工宿舍全部修完。这以前，先修好的先搬迁，陆陆续续到1993年全部搬完。搬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局未拨一分钱的搬迁资金，队只得利用出、收队后的空闲时间，用本队车辆搬家。不管东西多少，一户一车。由于名山搬家领导小组组织得力，总的说来搬家历时虽显漫长，但搬得还算顺利。搬迁过程中死亡一人，是因为自己站在车厢后去拖凳子，不小心拖滑了，人失去重心倒下来，后脑触地，经成都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

    八、天然气管道安装

    这本来应在住房修好后立即进行，但因当时经济困难，无能为力，到1995年队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便于当年11月底安装天然气管道，签下每户4500元的安装合同，全队花去约100多万元。后来局拨了30万元，每户开初交1000元，局拨款到位后，每户返还500元炉具费。实际每户支出仅500元，到此为止，基地建设才能叫真正搞完。

    九、新基地评价

    新基地建成后总的评价是好的。用局领导在都江堰召开的基地建设会议上的话说，区调队有远见，行动最快，走在局各队的前边，第一个建成了新基地。

    搬迁后职工的后顾之忧得到了解决。子女就业方面，根据当初服务公司的统计，大概在100人左右，子女就学就更不用说了，现今读双流重点中学的，考上重点大学的，大有人在。更主要的是新基地建好以后，为队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发展看，今天的区位优势更为突出。这是我们当初所没预料到的，队部对面开始修建南湖度假风景区。区调队成了一块风水宝地，以后地铁要修到华阳，成都市向南发展的布局等等，都将会给区调队的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和生机。

    同时，局领导也给新基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俱乐部（含食堂、礼堂）修得不好。所指并非质量不好，而是位置不好，未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当初看到职工打着雨伞、烤着炉火看坝坝电影时，看到职工为了看场电影吃了午饭就拿着椅子在球场坝占位子的时候，觉得修座电影院是很有必要的，况且开职工大会时也用得着。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加速进步，电视机普及到家家户户，而今又有多少人花钱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呢？坐在家里喝着茶，想看什么电视节目就换到什么频道。真是方便极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目光太短浅了。

    2009年1月10日

    血红的花岗岩

    林伍

    高原的气候，把嘴皮割成千皴万裂的口子，不敢大声说话，更不敢笑。翻开保健箱一看，什么维生素都没有。更何况这早晨的天气，叫人发抖，稍不注意，清鼻涕就会掉进菜盆里，而中午的太阳又射得人发痛、发晕。

    “这该死的紫外线！”我用手摸着头上的汗水，拖着灌上沙子似的一双脚，跟在民工和马屁股的后头，一步一步地挨着。

    技术员一行人拿着地质锤，事先走到前面去了，民工吆喝着一群驮物资的马，也拐过了前面的岩包，我被他们越拖越远。刀切一样的花岗岩壁，过了一弯又一弯，一棵遮阴的小树也找不到，喉咙快要裂开了，我好不容易在岩缝里找到一沟清水，喝了个痛快。

    疲劳加上烦躁，民工又格外的啰嗦，在前面不断掉转头来问，为啥花岗岩上有红色的斑点？这明明是地质业务方面的知识，知道我不是技术员，可见是想来取笑我，我便没有好声气地回答他：“就像你肚皮上有肚脐眼一样，因为有，所以这样。”但民工却老是蹲在那里不走，我想有啥稀奇，不过就是一种苔藓一样的植物，长在岩石上，显红色，以前曾听技术员说过。

    当我走进看时，顿时把我惊呆了：那红色斑点，像天上闪烁的星星，朝四周扩散开去，近处又有大点的成线、成状的红色痕迹。我不由得喊了出来：“血！”

    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了下来。这荒山野岭常听说有老熊出没，独狼尾随，或者毒蛇藏身、岩羊飞石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我来不及去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出事故了！

    这血是新鲜的，而小组的其他几个人才从这里过去，肯定是出事了，我不由得心中焦急，疲劳大减，一股力气上身，飞起脚步，向前面赶去。

    强烈的紫外线，很快把埋头于书本的人的白净的脸庞，变成红色，然后又由红变黑，直到脱下一层皮来。中午一点左右的太阳，把大地烤得火炉般的热气腾腾，远处的岩壁在微微地抖动着。

    组长找了一块大石包坐了下来，他取出地形图，寻找着岩体界线可能延伸的位置，对助手说道：“喂！李永平，还是休息一下吧！追索界线要紧，但现在看来喘口气更要紧。”他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却想，只要可能的话，今年能保证质量，就是一个星期不休息也值得。

    今年505组的工作任务，他是怀着不安的心情接手的，小组的工作地段地形险恶。地质情况复杂，质量问题是他最为担心的事。全组工作人员的经济利益和整个地区的工作质量联系在一起，作为组长来说，具有什么样的责任，他是十二分地清楚。

    但作为助手的李永平，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去年，分队为国家节约近一万元的开支，就因为分队多年积压的质量问题，而年终化银为水，全分队的同志共同努力一年整，到年底竟没有一个生产先进小组，这与分队的每一个人都是莫大的耻辱！更何况他这个分队团支部书记哪。

    “虽然节约了钱，但质量十分糟糕！”有人因为这一点，就想从根本上否认分队去年以来的成绩。但李永平不这样认为，质量问题是分队多年来吃大锅饭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而去年以来分队的改革确实迈出了可喜的步子，不论是开支或往年留下的重砂成果问题，但大量的遗留问题，还不可能在短期内一下得到根本解决。

    他想到这些，自尊心不由得受到强烈的冲击，一种职业的责任感使他意识到，今年工作的重点在于质量，而作为一个青年团的干部，他一定要争气。

    他没有休息，顶着烈日，斜挂着装有工作笔记本的挂包，一边擦着额头上大颗的汗珠，一边朝前面的岩石弯道走去。

    他感到头一阵阵的发晕，眼前闪动着金星，一般热流从鼻孔里倾了出来，他用手一擦，竟然是一手鲜红的血。

    “鼻血！”组长惊诧地奔了过去。李永平很快找了凉水冷却，没等完全止住，又朝前走了。组长叫休息，他却若无其事地说道：“不要紧！”在这坎坷的山间小道上，稀稀可见这血红的花岗岩石。一种为地质事业献身的高尚品格，不时地刺激着我，它向我提示着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这种巨大的献身事业的精神，是来自个人的金钱贪欲吗？

    地质科学是一门不断探索中的科学，有谁能肯定人们作出的努力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然而，他们以不断的努力在探索，以血的代价在前人没有走过的地方开拓！

    1985年6月

    登山

    罗新建

    “登山，是意志、力量与智慧三结合的最充分的体现”。翻过了一道灰岩形成的峭壁，我们在悬崖上的一棵大树下小憩的时候，我缓了一口气，向同伴们说道。四川人就是这个样子，尽管气还没有喘匀，额上的汗水也还没顾得上擦一下，只要“话匣子”一打开，接下去就是摆不完的“龙门阵”，于是，疲乏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淡了、消了……这次土壤取样路线，按要求，500米一条线、100米一个点。在出发前，组长就给大家做了“战前动员”：“……逢沟越沟，遇坎过坎，诸位做好思想准备。”结果，一路之艰险远远超过了大家的预料。

    工作一开始，涉足即为峭崎险绝之灰岩出露地区。陡壁兀立，怪石棋布，简直就像是一群狰狞凶恶的拦路虎。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路是绝对没有的。有时候，碰上一线野兽出没的小径，那就是值得哼上半首小曲的快事了。我想起诗人李白在《蜀路难》中极力渲染道路险恶之句：“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这里是百步九十折的路也没有的，有的只是“猿猱欲度愁攀缘”之悬崖峭壁。诗人若知，怕也会寒噤三分罢。

    平时最爱唱歌的小游（今年第一次到高原工作），在最困难的时候，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小刘，这位平时斯斯文文的小伙子，白净的脸庞早已被汗水和尘垢“污染”了，不时掠两下湿透的衣衫，发出一声长啸，像是不服气于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最辛苦的还是组长同志，他一直开路在前（这里原本是没有路的，在他过后，方留下路的雏形）。这位平时的活跃分子，这时却也欲在沉默中积聚力量。他深知，工作越是艰苦，组长的责任越是重大，像一位有经验的运动员，要为最后的冲刺集蓄一点力量。

    摔跤，在平时也许会引起一阵善意的取笑，但在这时候，摔跤已成了“家常便饭”，谁也记不清自己摔了几跤。跌倒了，爬起来，连衣服都懒得拍打一下，反正说不准马上就是第二下。有时候，跌得重一点，身旁的伙伴拉一把，彼此相视一笑，这无声的语言包含了所有的感激、关心，鼓励……在这样的地区，行路难，工作也不易。要不就到处都是灰岩的残坡积碎石块，要不就是森林中腐植层太厚。别看就那么一小袋样品，有时候为了它，要挖好几处坑（有些坑挖一阵，达不到目的，只好弃之），要掏好深的坑，才弄得到那么一点点合乎要求的样品，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那心情，简直抵得上哥伦布在美洲大陆上捧着那黄灿灿的宝贝。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在平距上推进了600余米。600余米，对一个长跑运动员来说，最多不过够一次放松的距离；对一对河边漫步情侣，亦不过够得上为绵绵情话酝酿一个甜蜜的开端。可是对我们来说，却像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每一步都洒下了我们的汗水。

    当夕阳只是在对面的山峰上留下它火红火红的余晖的时候，我们也下山了。不知是谁，透过密密的丛林窥见了公路灰色的身影，“公路”！一声虚惊的欢叫，使人想起水兵的欢呼：“大陆！”

    1985年8月29日

    李明失踪记

    好意

    担负“七五”期间重点项目的二分队6月初在耳泽地区全面铺开了工作。1988年6月25日深夜11点钟，在212组蹲点的分队长兼技术负责杨大勇以及小组的任先福突然回到了东义区分队部，听说他们的到来，大家纷纷地从地铺上爬了起来，集中在仅十平方米左右的分队部房间，听听他们关于野外工作的一些情况，这也是野外人员特有的一种感情和习惯。看到杨大勇头上摔了个鹅蛋包，手臂也擦烂了，任先福有气无力的样子。大家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杨大勇不顾伤痛报告了一个震惊人心的不幸消息，李明6月25日在老灰里一带工作时不幸失踪，通过当天找寻，仍下落不明。

    夜幕降临了，李明你在何方？小组晚餐，为庆祝踏勘剖面成功准备的酒、皮蛋、洋芋丝却未动一点，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不愿吃一口饭，是肚子不饿吗？不是！跑了一天路，谁又支持得了。是一颗心牵动着五颗心呀，看到这种情景有谁不动心，同志们的眼泪只能往肚里咽。为了打破这沉闷使人难受的气氛，组长李于书轻轻地说了第一句话，“大家不要难过”，说着说着，停顿了一下，“饭还是要吃点，要想到明天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不吃饭，哪有体力去征服那重重大山”。这其中之理大家都明白，但饭一进口却咽不下去。就这样，他们当晚是半醒半睡的盼望着李明的归来。

    26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按杨大勇和小组共同商议拟定的寻找方案，兵分二路，一路由杨大勇、任先福二同志组成，一路由李于书、李智组成，在李明可能出现的范围内进行找寻。李明，你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独自在深山峡谷中，你在哪里？苍天呀！你要有眼千万别夺走这个刚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处于青春年华，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新战友的生命呀。

    从早上到下午3点多钟寻找人员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累了倒下去歇歇抽根烟吧，当接上火时，却忘记了抽，等烟烧到了指头，才有所察觉，他们就是在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爬山涉水的。按寻找计划的两路人马在帐篷会师，李明没有找到，又给大家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压力最大的杨大勇强忍着自己的感情，镇静的告诉大家次日李于书立即去邻近的216组，让他们也派出人员参加寻找，自己带着任先福立即赶回分队请求救援。他们已爬了大半天山，还要再走几十公里的山路，难呀！小组同志目送着他们远去……全程花了八个半小时，晚上约11点杨大勇和任先富赶回了分队，他们顾不得自己的伤痛和劳累，协同分队部的郝月武一起来到区政府，共同商议寻找方案。

    陈建国马上将小车加足汽油，待命出发，值班车陈金刚考虑到陈建国的车车况不好，主动提出自己前往，他不顾路险，塌方严重，向着离212组工区最近的俄亚同乡而去，随车前往的有区长及211组薛东、王好铁，一路颠簸，约18千米路走了一个半小时，坡陡、路险，好多地段小车都使用了最后的绝招，前后加力档，有的地段车身倾斜得使人难以掌握平衡。救人要紧，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全体人员的信念，一切困难和危险都置之度外。深夜两点多钟小组小车到了俄亚同乡，区长立即通知乡上，组织人员布置上山计划。小车回到分队部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了。

    27日，是什么消息在等待着我们，他是死、是活、是残伤……大家都睡不安宁，悬着一颗心。一早，小车又奔驰在东义至俄亚同乡的小道上，陈金刚不顾一夜的疲劳和陈建国一起又踏上了征途，211组冯步清和李再发也主动要求前往，李再发同志还带着红肿未消的脚伤。分队部派出了宋学斌进行组织工作，一支由当地政府组织的老乡和分队派出的搜寻队向着老灰里一带进发。分队一方面向大队汇报情况，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着寻找队的消息，东义区邮电所也给了分队大力支持，下午4点多钟来自俄亚同乡的电话声响了，守在电话机旁的郝月武同志立即拿起了电话，此时此刻，大家都停下了自己的工作，心情紧张地旁听着。

    6月26日晚7点10分，李明手柱一根小竹竿一拐一拐地拖着身子，出现在小组同志的面前，李于书、李智和严道全同志全愣住了，这就是平时爱说爱笑，精力充沛的李明吗？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双磨破了的手套戴在那磨得血淋淋的手上，牛仔裤连同春秋裤甚至内裤都磨成了刷把一样，腿上到处是血迹未干的条条伤痕，身上仍然挂着装满野外第一手资料的地质包。他凭着自己强壮的身体，坚强的生存毅力，从死神的魔爪中走了出来。同志们看到他那模样，心痛难诉，眼里含着了泪花，眼前就站着我们地质工作者的新一代。

    李明同志归来的消息传到了分队，平时爱抽烟的杨大勇，才又点上了烟，并且给大家“下了雨”，一颗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

    1986年6月28日

    难忘的欢聚

    郭传冰

    地矿部引进前苏联的方法，在全国开展1：100万、1：20万区域地质调查。部、省规划从1957年开始用30年的时间完成全川1：20万区域地质调查。这一宏伟系统的地质工程在实施中，不断及时地向社会提供高质量和最新的基础地质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逐步被各级政府和社会所公认，我们的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当地群众及部队兵站的大力支持，使我们得以顺利工作和圆满完成任务。

    四川地质构造单元多，川西大都是地质空白区，地形地貌除川西平原、川中丘陵外，均属中、深切割的高山区。工作区交通极为不方便，除高原可用马、牦牛运输和代步外，大巴山、龙门山、邛崃山地区，虽然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主要县、镇的交通不断改善，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主要由人力运输，地质人员常常要负重行李步行工作。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局先后成立了三个区调队来完成这一宏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一代区调人忘我劳动、风餐露宿的艰苦工作，用了29年，提前一年完成了全川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向国家提供了一批矿产普查基地，培养了一批专家型人才和干部，同时形成了宝贵的1：20万区调精神！

    由当时的四川省地矿局地矿处任世洵处长发起，局领导批准，于1986年12月25日在成都召开了为时五天的1：20万区调工作总结交流大会。会议内容丰富多彩，有总结、讨论、经验交流，部分成果展览、学术报告活动等。研究落实了有关“四川地质志”收尾核准，统一认识和人员安排及交送审稿的时间。局提出了发扬光大1：20万区调精神，开展光荣、艰巨的1：5万区调工作；最后局进行了表彰奖励。会议开得成功、圆满，是一次开阔眼界、开拓新思路的会，是鼓实劲的动员大会。

    我有幸做为队的代表（正式代表25人，特邀代表二人，展览工作人员二人）参加了会议。分组讨论那天，我做召集人。代表都到齐了，正准备开会时，突然听到门外“回娘家啰”的欢呼声，首先看到胡总和夫人还带着孙子来了，郝总和夫人来了，大家鼓掌欢迎。这时拥进来的有局机关、科研所、遥感中心和测试中心等曾在队工作的同志们，从我们队调到地院教书和调到外省工作的同志也回来了。大家都是四五十多岁的人了，仍像十多二十年前的小伙子、大姑娘一样，在欢笑中拥抱、跳跃、捶打，喊着“外号”，骂着人，“你还在呀”、“你发福了”的杂乱吼声。服务员被感动了，到处找来凳椅还是不够，好在大家在野外都挤惯了，就挤着坐，抱住坐。大家说话简短而急促，相互问候，祝愿，也询问未见到的老熟人、老朋友的近况。大家好不容易熬到今天，听到总结我们的成果，高兴得热泪盈眶，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是呀，我们都开始老了，头发也花白了。我们把青春献给了1：20万区调事业，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家也沉痛地怀念在野外工作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不知是谁哼起了《勘探队员之歌》，霎时变成了大合唱，大家满含热泪地深情歌唱。激昂的歌声飘向了大巴山、龙门山、阿坝、甘孜高原，歌声在深山峡谷篝火旁回荡，我们随着歌声又带回到那难忘的日日夜夜……我们在歌声中欢聚，这一天让我终生难忘。

    2009年3月9日

    山多牛场的金异常

    吕泽堃

    “稻城县东义区各瓦乡山多牛场痕金异常最高PPb值为307.93，一定有搞头。”我不止一次的听人这样说。带着某种希望，我们小组五人一行，在七个民工的随护下，顶着喷焰的烈日，踏着尘土飞扬的峡间小路，在哗哗的流水声及悦耳清脆的马铃声的陪伴下，无声无息地来到了这个有“搞头”的地方。

    5月，山势雄伟，到处是苍松翠柏的山多牛场还无热情的主人，然而“好客”的蚊子却是应有尽有，不等我们把帐篷搭好，它们已是迫不及待，呈电子云团似的在我们面部四周盘旋，以示它们的“热情”及“欢迎”。更有性急者已找到了适当的地方，展示它们最崇高的“礼节”——热烈地“亲吻”，奉献了它们最珍贵的“礼物”——毒汁，给阔别数月的朋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纪念”——奇痒难忍。尽管如此，它们亦并没有就此罢休，它们还在继续寻找着机会下手，对于这种渺小蚊子的捉弄，比它大成千上万倍的人却是无可奈何，以至于吃饭都只能借助一股有意施放的浓烟。唉！按以往的习惯，吃完晚饭，洗漱完毕，就应是三五几人，围着缸炉，天南海北，“封神”“三国”吹上一阵再进帐篷自寻自的爱好。但这里却不行。即使是彩霞满天，毫无睡意，也只好躲进帐篷，头枕鸭绒被，眼望帐篷顶，脑海闪现“307.93PPb，有搞头”及一条条金光闪闪的石英脉。

    入夜的山多牛场，要不是偶尔传来一串清脆的马铃声和附近溪流不缓不急的流水声，那该是像死一般的寂静。然而，也正是这种软绵绵的“音乐”和对明日艰苦征战的“畏惧”，催人进入梦的世界。

    翌日，仍是彩霞满天，年轻的地质队员带着满腔的希望，开始从海拔2850米的山多牛场向有“搞头”的海拔3907米的高地进发了。平日可谓“清闲”的心脏，开始了它超负荷的运动。无路的山坡在无限延长，心跳在急剧加速，海拔5000米高程仪指针在缓慢地顺时针方向旋转，“曲嘎寺组”火山岩在向我们热烈地召唤。此时此刻，只有皮鞋的“吱呀”声及同志们急促的喘气声，八目相视，四张汗湿淋淋，微微涨红的脸上只有一缕缕无言而胜有言的苦笑，然而也只有在这种时候，眼前才最易产生幻觉，似乎到处都应该有自己要找的东西，同时也正是这种幻觉调节着自己的心理平衡，给人以继续向前的信心——前面马上就要找到了吧，前面、前面……“矿化石英脉在这里，还不只一条”，有人高声地、激动地叫喊了一声。由于声波的刺激，大脑的支配，两双眼睛像触电似的转了过去，稍掉队者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因为他要立即和同伴们一起享受这种找到了历尽千辛万苦要找的东西的喜悦。

    此时，虽然只有四人，却是七嘴八舌。“这是黄铜矿”，“这是黄铁矿”，“这是磁铁矿”。更有趣的是跟我一起上山的老乡也高兴了，他手舞足蹈，用生硬的汉语说了一句“这是‘色’”（注，色——藏语金）。我敢肯定，此时此刻，是没有人还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的，而有的只是幸福、自豪、喜悦、快乐。这就是地质队员的“苦”与“乐”，也正是这种苦与乐的对比，苦与乐的抵消，给人无穷的力量，同时也是造就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优秀的地质工作者的巨大动力。

    工作完毕，带着身体的疲惫和心中无限的喜悦，我们回到了山多牛场驻地，回顾刚走过的路程，悬崖、陡壁、毒蛇，那是多么的可怕，然而这一切被我们征服了，这是只有强者才能创造的奇迹。

    1987年8月7日于山多牛场

    陡崖边的路

    龙德平

    刚才的太阳，晒得火燎燎的，但不到五分钟，一片浓云盖过来，风一吹，豌豆大的雪粒子，刷刷刷洒下来。周家元打了个寒战，着实感觉有点冷。爬了一天的山，本来衣裳就打湿了。加上在山丫口上记录了一阵，一吹，更是冷得发抖。幸好现在回去这一路是下坡，他紧紧地挽着物探仪，跟着前面的脚印，呼呼呼直朝下移。

    斜阳下山了。余晖透过流动的雾气，偶尔射过一线光亮，就洒在后面的山头上，小路在黑压压的树林的衬映下，显得暗淡了很多，麻乎乎的看不太清。小组的几个人只顾急匆匆地赶路，很少说话。

    走着走着，周家元突然停下来呆住了，小路从一道绝壁上伸过去，就像长江边上的栈道一样。前头的几个人，手拉手，攀扶着壁缝，一步一步地在朝那边移。

    这是一道灰岩崖坎。岩壁暗绿暗绿的，一道道水冲过的痕迹，已经变成黑条条了，上面还长了一些青苔，不知道有多高。岩壁的下头朝里头收进去，只听到下面的林涛的吼叫，河水哗哗的声音。闷声闷气，阴森森的。周家元有点感冒。他觉得脑髓像被什么东西搅晕了似的，一荡一荡的，这时朝边上一靠，就觉得脑壳一阵发晕。他踢了一块石头下去，只听到在岩壁上飞撞的声音，前头的人伸手来拉他，他不晓得怎么的，脚一阵打战，不知不觉地直往后缩。

    怎么办，前头的人都过去了。周家元一个人还在岩壁的一边犹豫。物探仪长伸伸的，在屁股上一搭一搭。他试了几次，都退了回来，已经过去的人，都眼睁睁地站在那边，为他着急。

    天要黑下来了，路还有那么远，周家元苦笑了一下，焦急地，然而又是无可奈何地朝四周看了看——山似狼牙般的古怪，苍茫，昏昏蒙蒙，怎么办呢？那里是绝壁，那里是森林，那里是……突然，他从一片草坡上，看到了一条可以绕下去的小路，然而。他很快又失望。从那里绕下去，太远了。他的脚趾，因为下了很长的坡，还在钻心地痛，腿肚子发酸，还在打战，就是这该死的路，把他害得不浅。今年，小组的工作区，由于条件差，地势险恶，交通不便，测一条剖面，一天的工作，光爬山，上下就要花脱七八个小时。实际上，工作两三个小时，就得往回走，一点工作，就把人收拾得死去活来，对于走路，他简直深恶痛绝。然而，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想得很远很多。今年出队前，她本来有很多话要对他说，但不知怎么，临走都说不出来，还有我的孩子，只是不停的喊爸爸，她呢，就包着眼泪，在他出门的时候，对他轻轻地说：要注意安全嘛。他用鼻子轻轻的嗯了一声，然后，他看到她用手巾捂住脸，转了过去。

    周家元站了一阵，把晴雨帽朝额头上一扯，掉转身，把物探仪的带子朝肩上紧了紧，然后，对直朝那片绕道路的草坡，走了下去。

    1987年8月

    1988：寻金的回忆

    杜锡渊

    在改革开放第十个年头的1988年，正是地矿系统改革的起步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已是整个地质行业经济紧张的开始。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地矿局领导在全局范围提出以找矿强队、富队的指导方针，区调队成立了金矿普查组赴川西高原，局成立指导组在现场分析指导。

    1988年春节刚过，第一普查组由杜锡渊、徐志明、罗健、杨朝碧、朱应荣、杨兴彬、瞿世友、侯定义等组成，局协调组由苏承光、吴卫等驻守炉霍现场指导及痕金分析。由于范围大，人员力量薄弱，要在甘孜断裂带上开展普查工作，又成立了第二普查小组，小组由范晓、廖远安、王好铁、田报庆、罗甸光、张德林等人员组成。两小组还去新发现的甘孜丘洛金矿现场考查，了解矿石类型、控矿构造等。第一普查组在炉霍、道孚、雅安、理塘、稻城地区共计三年野外工作；第二普查组主要在甘孜、理塘断裂带选点开展野外工作一年。

    一普查组在三年的工作中共计检查化探异常十处，矿化点七处，采集的痕金样品800余件，化学分析样品50余件。800余件样品都是小组在野外现场分析。由朱应荣同志打碎、研细、再经球磨机细研磨达200目后，由杨朝碧同志作痕金分析，发现有100PPb以上有金显示后再送局协调组外检。

    工作是十分艰苦，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我们转战在各矿点及异常区，为解决资金困难，小组成员还与民工们一起挖槽，交通困难区人员步行到工作区。如在早堆要步行二日才到达，亚丁要步行一日。当时小组每年投资在三万元左右，可知资金是多么紧张。但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新发现了炉霍火龙沟雄雌黄矿、道孚县三公里的锑金矿点、木茹沟锑矿点、理塘县毛垭坝锑矿化带、稻城县早堆金矿点、亚丁毒砂矿等。这些矿点多数规模小、品位低，个别虽然规模大，但品位低。其中仅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矿点是早堆金矿，赋存在断裂破碎带中，厚度约四米，两件拣块样品分析，金含量都在三克吨以上，但野外工作程度（控制程度）不够，此点有进一步开展工作的价值。

    普查二组当年对找金矿指示好的五个点进了野外工作，北上马尼干戈、玉隆，南下理塘伊津、马波拉卡（花岗岩型矿化），最终在距甘孜县城约十千米处（辉锑矿异常）嘎拉首次发现矿石转石，经分析金品位10.88克吨，又发现辉锑矿脉，分析金量含一至二克吨，通过大量的样品采集分析，结合地质构造和岩石地层的综合研究对比，形成了很有价值的金矿普查报告，为甘孜嘎拉金矿的发现，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回忆为找矿强队的日子里，区调队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树立了这种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是开始初步尝试。由于有这正确的指导思路，在我退休以后，区调队经过多年不懈地努力，终于新发现木里梭罗沟金矿，走上开发矿业的轨道，使我队逐步走向小康。

    2009年2月

    雄经沟惊魂

    杨卫平

    1988年7月4日，区调队二分队、214组、211组等七名地质健儿在开展1：5万牙垭、白燕牛场、水洛、吉东四幅联测的区调地质工作的稻城县东义区雄经沟（老蛙雄）宿营地，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强碱性食物中毒事件，经友善得力的小组民工、工作站和当地医疗队的及时施救，才幸免了更大的悲剧发生。同时惊动了东义区政府、区调队。虽时过境迁20余年，那幕幕悲壮的情景，处处感人肺腑的场面，现仍历历在目，永世难忘！

    1988年7月5日凌晨4时许，分队工作站内传来一阵阵急促的呼叫声：“杨书记、宋会计，快点，快救人啊，不得了啦，你们的人都中毒了！”鸡鸣、狗叫，区所在地顿时处于惊恐之中，人命关天、不可怠慢，从梦中惊醒的我和老宋在细听了报信民工的情况汇报后，立马分头准备，医院、供销社人员也忙碌起来，在短短的时间内，由我、区医院院长多吉、医生班久、213组民工等七人组成的施救小组，于5时左右迅速朝20多千米外的雄经沟进发。一路上，心情十分沉重，七条人命呀，现已过十个多小时时间，情况如何？该怎么办？我们一行头脑发涨，心头乱糟糟的，昏昏沉沉地走呀、跑呀，上午11点半钟，来到了雄经沟山坳的顶端，鸟瞰214组在河边的宿营地白茫茫的一片尽收眼底。我们冲下山去，被这杂乱的现场惊呆了，被盖、狗皮垫子、衣物及各种生活用品遍地皆是。此时，从帐篷旁出来的214组助手梁明打着光脚板，泪如雨下，神情恍惚地拉着我们的手，问：“你们这些人到哪里去？”他连人都不认识了。紧随其后的后勤工严道全、物探工任先福泣不成声：“老乡，咋个办嘛，快救救他们吧！”此时的我三步并两步快速来到帐篷（我曾经也在这里住过的，才离开七天），只见分队长兼技术负责的杨大勇、214组组长吕泽堃、211组组长杨军都歪歪倒倒地躺在帐篷边，211组物探工陈大铭呆滞地东走西窜，一言不发，事态非常严重。快，赶快抢救！立即给他们注射葡萄糖及药液，给处于重度昏迷的大勇静脉注射十分困难，后来连点滴都不走了，我一阵寒战，浑身发抖，哭了，医生哭了，在场所有的人都流下了伤心的泪……野外区调地质小组之间不论何时何地相聚，不是亲人胜似亲人。7月4日这天是211组组长杨军同陈大铭补充物资路经214组，晚餐，214小组用红烧肉、午餐肉罐头、酥花生米、皮蛋、外加灰灰菜（一种野菜，就是它作的怪）和江津老白干酒盛情招待。因人多没有叫民工共用，给离小组帐篷十多米处的民工阿村、衡州送了些肉和一瓶江津白酒，就是唯独没有灰灰菜。当酒肉穿肠过没几分钟，我们的七条汉子就开始乱说乱动起来，毒性发作了。毒性之大，时间之快，转眼间，神志不清，视觉模糊，胡言乱语，狂躁不安，眼中看到有蛇，有老鼠，有草虱子，有鱼。于是这些人七手八脚将帐篷中的东西往外乱甩，河中水花溅动似鱼要下去抓，情况危急。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员伤亡，这时，214组的两个非常优秀的民工挺身而出，开始对我们的战友实施救助。忽然大勇一把抓住阿村急促地对他说：“快，到东义找书记，我们中毒了。”话说完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此时此刻，多亏了他们在第一时间内，齐心协力将所有会造成伤害的武器，刀具、地质用品及地质资料等收藏起来，然后一人到离开驻地两千米外的黑尖牛场211组的民工驻地要他们马上前往分队部报告后再返回，留下人员对这些抓蛇捕鱼捉虫乱动的人实行强制管理，将一个个“不听话”的人往帐篷里拉，跑出来拉进去，拉进去跑出来。因驻地在河面不宽但水流湍急的河边，一旦下河，随时都会造成不幸。就是这两个非亲非故的民工，他们连续奋战十多个小时，来回地奔波于这群时哭时笑、语无伦次、打打闹闹的大男人之中，用爱和情保护了他们，为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可敬可佩。

    不知为何，这时间过得很慢、很慢，气氛非常沉闷，那怕是掉在地下的一颗针都能听到，抡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之中。通过药物的治疗，六个同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在身体极度虚弱，头部仍剧烈疼痛的情况下，两位组长主动找到我“大哥，队长很严重要送走。我们必须留下来，完成小组余下的工作，请放心”。吕泽堃还表示“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接受党支部的考察、党组织的考验，把这段时间的损失夺回来”。根据队长的情况必须马上转移到东义区医院治疗。此时遇到很棘手的事，糊涂昏迷中的大勇兄弟，他仿佛听说要离开工作区，高矮不从，“我要工作，我要去工作嘛”……然后，嘀嘀咕咕说什么也听不清了。情急之下，当机立断，骗，善意友好的骗，设下一个圈套让他信。我随意拿着一张胡乱写了几个字的便签，兴奋地说：“大勇”，“嗯”，“大勇”，“嗯”，我跟你说，“216组，书贵那里发现了一处很有价值的金矿线索要你去看看”。他不相信，这时我急忙把便签倒拿给他看，他搭拉着脑袋，眼睛睁了一下，又强睁了一下，看了又看，显得十分兴奋的样子，“真的呀，是不是哦，好吧”。就这样我们赶紧顺势将大勇扶持上了同志们用帐篷杆、麻绳做成的担架将其捆绑在了上面，在出发时，可能是这件件伤心感人的事使苍天为之感动，晴朗的天空突然黑下脸来，刮起了大风，飘起了雪花，下起了豌豆粒大小的冰雹为我们送行。在危难关头，拖着疲惫身躯走路摇晃的陈大铭同志硬要随我们前往，带头用电筒照亮我们的前程。无奈，好吧，我们就抬起大勇用泪水与还要带病坚持工作的战友话别了。在平时都非常难走的马道上，抬着昏迷的兄弟，心急呀，坡陡、弯急、路滑、坑坑洼洼、乱石林立、树根挡路，还有很多峭壁、流沙坡，负重夜行军，借着微弱的电筒光摸索，左拐右靠、一上一下，体力消耗极大，苦涩的汗水顺着发尖一串一串地流并伴随着心酸的泪水，衣服全湿透了。一切的一切都顾不上了，也不知道了，很多时候都是机械似的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脚根本不听使唤。大勇、大勇，怎么呼唤他都不理睬我们，你听到了吗，大勇、大勇、队长，他只顾“睡”他的，摸摸脉搏，还好，虽然毫无规律，但总还乱跳着，我们大家就这样轮流地抬着他如蚁爬行，两千米的路竟花了好几个小时。

    书记，照这样不行哟，请相信我们嘛，以我们藏族送病人的方法用马驮吧。好、试试看。没法子呀，也只好委屈老弟了，大家轻轻地将一直昏睡的大勇抬上了马背，用一块木板在后背着支撑，前后左右用绳子套在马前胸后尾部及马鞍上，再用两根很长的绳子一前一后用人拽着。两边用手扶着，按此法确实省事多了，对护送这样的特殊人员行走在崎岖的山涧中还行，我们走走停停，还要随时检查，就凭这前照-后照七的亮光，指引着我们小心翼翼地一步一爬，连滚带爬地又过去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走出了那望而生畏、胆战心惊的危险地段，来到了通往区上的公路旁。在说明原委后，汉源县修桥工程队借给了我们一架斗斗车，在上面固定一块门板，再铺上鸭绒被盖，一部人造救护车就为我们服务了，推着昏迷20余小时的分队领导——我的搭档、好兄弟急步快行。周围黑压压的，只有一条隐隐约约的白色乡间公路在迎接我们，不时还能听到路下河水流淌的哗哗声，为我们伴奏。啊，坚强的地质健儿，快到了，走在前面的大铭忽然轻轻地走到我跟前，悄悄地说：“书记，我也不知道是咋个走出来的啊。”当区粮站的屋影出现在我们的眼帘前时，熟睡的狗又开始嚎叫了起来，汪、汪汪、汪汪汪，工作站、区医院的灯还亮着，这儿又沸腾起来了，握着在此等候多时、焦急万分的会计宋学斌的手时，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带着期盼，我们赶紧将杨队长抬到了舒坦的床上，当输液针反复探索血管，最后扎进去的那一瞬间，他终于发出了微弱的哎哟声，好，醒了。看着点滴一滴一滴地消失，一天两夜昏迷不醒的战友回来了，我笑了，我们大家都笑了。

    事后，稍作休整的214、211组的地质工作者们及我们的领头羊杨大勇同志，带着疲惫的身躯，又继续穿梭在深山密林之中，行进在悬崖峭壁之上，怀着对地质工作的无限热爱，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全年的野外工作任务。让我们永远记住这种崇高的敬业精神和民族友谊，同志间的互爱之情！

    边地洛隆铸友情

    孔永平

    1988年6月15日，为保证野外工作小组的工作持续顺利进行，唐建军师傅驾车从昌都风尘仆仆地赶到洛隆区。此时已是下午5点。260千米的崎岖山道使他疲意已极，加之多日来的感冒更使他头痛不堪，刚坐下不到一分钟，食未果腹，药未疗体，区秘书就跑了进来，神情焦急，央求唐师傅立即动身去抢救离住地15千米处一位突患重病的藏族青年。唐师傅听后毫不犹豫地叫了声：“走！”就跨进了车……这位年仅20岁的藏族青年名叫晓劳宝，是洛隆县车队的一位驾驶员，其父是首批进藏的汉族军人干部，而母亲是当地一位极普通的藏族妇女……两小时后，小车带着病重的青年回到洛隆区上，这时唐师傅显得更加疲乏，似乎连下车的力气也没有，脸色纸白，不停地用手擦弄着前额，服下两片扑炎痛，精神似乎好了一些。此时病人还未脱离危险，区书记、秘书及众多藏族同胞围在病人身边，流露出焦急的目光。必须尽快把病人送到县医院抢救，唐师傅心里很明白。但洛隆区到县城还得翻越一座高山，这对眼前的唐师傅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他困乏、头痛、力不从心。但唐师傅还是一声干脆的“走”，汽车的关门声把众人那颗久悬的心置平了，小车又颠簸在开往县城的山路上。

    当残阳把最后一道余晖洒向人间的时候，藏族青年在县医院的病榻上苏醒过来，他终于得救了。

    一束圣洁的晨晖透过县招待所的玻璃窗映在唐师傅的脸上，他睡得那样惬意，一丝幸福的甜美的微笑留在他的唇边。新的一天正向他走来！

    1988年6月16日

    在那光秃秃的山上

    游世速

    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一个叫底勒的地方有座光秃秃的山包。1988年6月28日上午，区域地质调查队二分队204组沿着计划的1：5万填图路线来到了这里。

    都说高原上原始森林多，但这光山却一棵树一小丛灌木也没有，仅光秃秃地泛着铁锈般的黑红色。

    这个小组的几个人抬头看了看这光秃秃的小山，叹息着摇了摇头。他们按规定敲下了岩样标本，填写了野外记录，在图上标明了位置后，重重地一屁股坐在山的半腰。他们似乎也被山的“一无所有”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再到上面看看，说不定会碰上好运。”才25岁的年轻组长不甘心地擦了把汗水向山上爬去。他清楚地记得，临上山前在分队接受任务时，分队领导强调要加强每个人的找矿意识，他希望自己这个小组能有好运气。

    在距小组弟兄们休息的地方约30多米处，一条被泥土掩着的石英脉极不显眼。小组长爬到石英脉旁，看见一块碗口大并沾着零星泥土颜色浑浊的灰黑色转石，他弯腰捡起，觉得很沉！是矿石？近一月的劳累加上多年的希望和失望交替着猛烈地冲撞着他，他战抖着将这转石放在另一块基岩上，高举着铁锤狠狠敲去！随着转石破碎的响声，他忽觉眼前一亮，在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射下，转石的断面闪出亮亮的金属光泽。方铅锌矿！他差一点叫喊起来。为谨慎起见，他又用放大镜细细地观察。是矿石！是铅锌矿！他举目一望，在石英脉周围，这样的转石还很多很多。他拿起铁锤发疯般地向石英脉飞快地敲去，一块块闪着金属光泽的矿石随着回荡在山谷中的铁锤声出现在他眼前。他终于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挥舞着手中的铁锤和矿石，向坐在山腰休息的弟兄们高叫起来……两天后，这个小组初步查明这个山上有四条含铅锌矿的石英脉。7月11日，两个矿产组风尘仆仆地上了这光秃秃的山……一个半月后，他们初步确定了这山上的四条石英脉是品位很高的颇具规模的铅锌及多金属矿床。原来光秃秃的山并不贫穷。乍看起来，这一富矿的发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实，它是地质队员辛勤劳动和事业责任感的结晶。

    1988年12月1日

    一天

    朱家刚

    一、哪个牵来一片云

    6月10日，我和尧茂、小陈一行三人上山工作。这高原上的太阳在雨季来临之前似乎在拼命发热、发光，要把这里的生物烤熟似的。我们这些在盆地生活的人们，难得领略到这样的日头。从上午9点至下午8点，一点儿也不减弱势头。我们在山上爬上爬下，走东串西，留意看脚下的地层岩石，同时也感觉到头上的太阳太厉害了。小陈不时地叫道：“这个太阳拣货。”

    早上到中午，太阳虽烈，但脚下尚感好受。一过正午，地皮被烘烫了，坡上的石头就像刚从炉中烧过似的，它通过胶鞋底，将热量传递到脚板上，让我们犹如火焰山。向西穿行时，阳光斜射在身上，把工作裤晒得很烫，烙在两条腿上，烘出汗水又将其紧紧粘住，使你难以迈步。这时我们不时地喊着“拣货”。小陈用像是祈求，又像是失望地口气说：“这时候哪个牵来一片云该多好啊！”

    二、绛褐色的“飞师”

    我们的晚餐是在晚9点左右进行的。因为午餐下午7点才吃过。今天不仅是我们上山的三人感觉到太阳“拣货”，在帐篷边搞炊事的“飞师”有同感，且更有一番滋味。原因是驻地及周围没有一棵遮阳树，太阳暴晒下的帐篷里是容不得人进去的，他又不能不顾帐篷而远去乘凉，这样他就只好硬着头皮顶着烈日。难怪他的脸、脖子都晒成了绛褐色。

    三、18颗大包

    本来，经过一天的熏蒸、劳作，晚间应该是一场酣睡，但是刚睡下不久，几个人的身上都鼓起红包，奇痒难忍。我数了一下我身上，有18处之多，脸上、手上、身上、腿上，处处可见。小陈更“拣货”，身上的红包有的有鸡蛋大，容貌也变了样，一时胖多了。原来这是晚上的蚊子叮咬后所致。

    尽管如此，第二天我们又照常工作了。无人埋怨。

    1989年7月13日

    “何氏菜园”

    王好铁

    高原的雨，今夜又敲打着我们的帐篷。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伴着山谷流水声汇成一组充满山野情趣的交响曲。夜已深了，我仍久久不能入睡，我们黄金组里50多岁的测量工程师何春钿的身影，仍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从木里县瓦厂区到我们工区，需要五天的长途跋涉。由于马匹有限，生产生活物资要搬运两趟才能解决。为了抓紧时间工作，组长决定生产物资先上。老何负责今年矿区测图工作，为避免长途驮运中损坏测量仪器，他将仪器背在背上，汗流浃背地随着大家一起翻山。穿林砍树他走在前，打水找柴他争着干，已50多岁的人了，还和年轻人一样。老何有些高山反应，给他在高原上的工作和生活增添了很多困难。

    一次，翻越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山垭口时，才到海拔3900米高度，老何就气喘加快，面红耳赤。组长要帮他背仪器，老何却宁愿自己受累。他咬着牙说：“死也要翻过这座山。”他硬咬着牙背着仪器向海拔4000多米高的山垭口攀去。当我们来到山垭口时，看到老何已累倒在垭口，躺在地上。他那健壮的胸脯急促地起伏，宽阔的肩上还背着经纬仪，他已累到了极点。但看到我们上来了，他又慢慢地支撑起身体，继续朝前走去……今年，我们小组的战线比较长，加上山高地偏，想品尝一下新鲜蔬菜十分困难。当地老乡虽种有些蔬菜，但都只能勉强实现自给自足，没有多余的可供出售。老何却在出队前就考虑到这一点，从名山出发时就带上了蔬菜种子。到了野外驻地，又在驻地附近一人多深的草丛中，用地质锤一锤一锤地开垦出近40平方米的土地，播下了不远千里从名山带来的白菜种子，白菜在这片地上生根、发芽了。为了防止野兽牲畜破坏我们的菜园子，他还用树枝在四周编织了围栏。在老何的精心照料下，幼小的白菜苗逐渐长大，已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了。大家都亲切地称这个菜园子为“何氏菜园”。

    1989年9月

    翻车之后

    周书贵

    1989年10月16日下午5点30分，一辆北京牌越野车伴随着几声急促的喇叭声驶进了木里县瓦厂区医院，打破了医院往日的宁静。住在距医院约二百米的分队部的朱家刚、姜期常首先发现是我们分队的值班车。车不是去木里县城送黄金二组的同志返队吗，为什么此时突然回到瓦厂？住在瓦厂的二分队所有人员，包括大队来分队进行质量监控的师常庆，带着满心沉重立即向医院奔去。当得知我分队09号车翻车及易广科受伤，本来就很紧张的心更紧张了。往日的笑声没了，玩笑没了。

    车刚停稳，杨兴斌、严道全抬着受伤的易广科急速向急诊室奔去。需要住院，马上办理了有关手续。病床上什么也没有。师常庆同志就用自己的身躯给伤员以温暖，姜期常、朱家刚以及严道全等，马上搬来垫子、被褥及必需品。与此同时，分队领导当即决定准备帐篷、生活物资等，并立即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5时50分，同志们顾不上吃晚饭，由分队长杨大勇、支部书记杨卫平以及周书贵三人，带着分队全体同志的重托，向距瓦厂40余千米的出事地点——阳山柯尔瓦驶去。

    原来09号车满载黄金二组的样品、物资，准备16日上午离开瓦厂返回名山大队部。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未出车。中午时分，雨过天晴。大车在前，小车在后，踏上了旅程。今年木里县气候反常，10月雨水依然不减，使本来难行的路更增添了几分艰险。车胎装上了防滑链，缓缓地行进着。

    阳山柯尔瓦地区是大片蚀变玄武岩区，搞地质的都知道绢云母化使岩石增添滑感，因风化剥蚀强烈，山麓有大量松散堆积物，路面又窄又滑，汽车在高低不平的泥泞的路上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有的驾驶员说，走过大江南北，哪里都没怕过，唯有此路令人心虚）。忽然，汽车向右边悬崖滑去，情况紧急，驾驶员王旭将方向盘往左一打，车又向左边的山崖撞去，王旭赶紧又把方向盘回向右，汽车又向右滑。尽管王旭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路太滑了，防滑链卷起的泥土连同汽车往右前方陡坎下冲去。挡风玻璃随即被树碰成碎片，汽车侧翻在相对高差约六米的陡坎下，易广科在车体侧翻的同时，从车窗中抛出并被“压”于车下。当王旭、何春钿明白过来后，马上采取措施把易从车下拉出。易当时昏迷不醒，面色苍白。后面的小车赶到后，杨兴斌当即调转车头送易到最近的瓦厂区医院，并向分队及时汇报发生的事故。

    当易广科在送往医院途中清醒过来时，第一句话是：“王旭、何春钿可好？汽车、样品损失大不？”当需要小车往返于出事现场、瓦厂、县城间时，刚病愈出院不久的杨兴斌说：“不要管我，其他同志要紧，向大队汇报要紧，这点苦我能吃，困难我能克服。”他不辞辛苦驾着小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当我们赶到现场，在场的王旭、何春钿及黄金二组组长李再隆等同志问的第一句话是：“易广科伤势怎样，危险不？”当天又下起毛毛雨时，黄金二组的同志顾不上休息及时把样品搬运到安全的地方。刚从噩梦中醒来的测量工程师何春钿，也参加了抢搬样品的行列，搬着、搬着，就昏倒了。

    分队增援人员晚8时赶到，看望了黄金二组的同志，踏勘了现场，详细了解了损失程度，汽车发动机好的，操作系统正常，水箱仍装满了水。接着，搭好了帐篷，晚上，仍继续研究着下步行动方案、措施……次日，兵分两路。杨大勇和黄金二组同志一道，继续留在现场清理样品、物资；杨卫平和我到县城向大队汇报。山里的条件的确差些，整整拨了一下午电话，哪怕加急，还是线路不通。为了让队领导早日知情，当即发了较详细的加急电报，又怕电报说得不清楚，队领导担心。夜深了，大家仍守候在电话机旁，8点过，耳机里传来热心的总机小姐歉意的声音。

    在瓦厂，姜期常、师常庆、朱家刚、宋学斌、严道全、严洪俊、梁明等，昼夜守候在病床旁，观察易广科伤情的变化，并及时向阳山柯尔瓦、县城作病情通报。特别是姜期常、师常庆二同志，不顾自己繁忙的工作，给受伤的易广科喂饭、倒屎、倒尿，洗内衣、内裤，拿来自己的毛巾、毛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连医生都说想不到他们是我们队上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平易近人，对人如此亲切、关心。

    18日上午9时，向大队汇报完毕，我们随即又回到现场，开始了紧张的善后处理工作。经努力在距出事现场三千米的道班找到了推土机。当我们向道班的同志说明来意，请求帮助时，他们二话没说，准备上必需的用具，开着本来另有任务的推土机，同我们一道前往出事地点。在现场，推土机当拖车用，大家又是挖坑又是用树棒撬，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终于把09号汽车拖上了公路。

    21日，大队技安科主管交通安全的吕森品来到现场，当了解到事故处理的前后经过时说：“这次分队现场处理及时，措施得力，程序符合规定，该绘的图绘了，该照的相照了，有关数据测量了，向大队汇报也很详细，条理清楚。”做为搞技安的他对此感到满意。09号车经过小的修理于21日下午返回了瓦厂，易广科同志的伤势已大大好转，一切工作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

    1989年12月5日

    古尼村的水槽

    廖文华

    6月16日，我们二分队215组搬迁到了水洛乡古尼村。时值盛夏、骄阳似火，大家口干舌燥，多么想喝一杯茶啊！我们到村中引水槽的取水口去取水，到那里才发现，村中仅靠一条约六千米长的引水槽解决全村30多户人家的饮水，而由于水槽年久失修，大部分水在中途就泄漏了，导致水流很小，接一桶水需要用半个多小时，看到此情此景，大家十分焦急，村长说：“这里的饮水、农田用水都很困难，请你们克服一下吧。”

    回到驻地，全组人员商量后一致决定，明天上山修理水槽，为解决古尼村的饮水问题出一份力。

    次日，天刚亮，全组人员就起床了，除留一人守帐篷外，其余的人全部上山清理水槽。干到下午2点过，修复了大约四千米长的水槽，大家又累又饿，衣服裤子也都湿了，但还有两千米水槽未清理。稍微休息一下，吃过干粮后，四人又全力以赴。水槽有的地方中间裂开很大一条缝，我们就用木片嵌进缝里，再用小石子、泥土填紧。在一处陡壁前，水槽从陡壁中间穿过，下面用木头支撑，一人够不着，大家就采用叠罗汉的方法上去清理。到下午7点多钟，终于将水槽全部疏通、修理完毕，大股的山泉汩汩地流进了古尼村。

    回到帐篷吃过晚饭已是10点多钟了，村长领着几个村民，举着火把，提着鸡和鸡蛋来看望我们。我们想要推辞村民们送来的礼物，村长说：“你们为我们全村人办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劳问’（纳西语”谢谢“的意思）一下是应该的，如你们不收下这鸡和蛋，就是看不起我们纳西族，我也无法向村民们交代。请你们收下吧。”无论我们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们只好采用折中办法，东西我们收下，照当地市场价格付款。村民们由衷地说：“地质队真好。”

    1990年7月28日

    “蚂蟥沟”一日

    王平

    6月15日，我与马帮离开了二分队工作站瓦厂，踏上了去小组的漫长路程。中午12时30分，我们进入了蚂蟥沟。阳光透过原始森林，斑斑驳驳洒在森林小路上，高大的松柏、青树直刺蓝天，婀娜多姿的杜鹃花争奇斗艳，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婉转啼鸣。我边走边欣赏起这大自然的景色来了，竟然忘记了蚂蟥沟的蚂蟥。突然我觉得足踝关节处有种异样感觉，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抓了一下，触摸到一种软乎乎而且还在蠕动着的东西。我挽起裤脚一看，身上不禁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条长约寸许、身上有着斑马花纹的蚂蟥，正把它那楔形的头伸进我的小腿里，我咬着牙用手捏着它的身子想把它拉出来，谁知这家伙竟像吸盘一样不动，我一用劲它的身首倒是分家了，但头留在肉里是要发炎化脓的，我急得又是用手拍又是用指甲抠，无奈“千呼万唤”它都不出来，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一折腾，刚才那种欣赏大自然景色的心情顿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全神贯注地搜寻着这高原上的蚂蟥。但无论多么小心、谨慎，前前后后还是遭到了八条蚂蟥的袭击。从小腿到大腿，从左脚到右脚甚至连手背上都受到了它们的“光顾”。我至今还弄不明白这些连一根骨头都没有的软东西，刺透能力为何那么的强！最可怜的要算给我们驮粮食、蔬菜和物资的十多匹牲口了，它们无一幸免的都受到了蚂蟥的袭击，只要蚂蟥一粘在它们的腿上不吸饱鲜血是绝不罢休的。它们用嘴啃，用蹄子踢，有匹骡子甚至愤怒得身子都跳起来了，但蚂蟥却像高强力粘胶一样丝毫不动，直到它们那干瘦的身子吸得圆圆的才掉下来，骡、马所过之处滴滴鲜血染红了路面。

    四个多小时的蚂蟥沟之行终于走完了，我长长地出了口气，我问马帮：“前面再没有蚂蟥了吧！”“没有啰，前面嘛，比蚂蟥凶的蚊子多多有！”二分队工作区的毒蚊子之猖獗我早有耳闻。我不禁想起《西游记》中的唐僧、悟空西天取经，历经磨难的故事了。但《西游记》只是神话故事，最终的目的是“取得佛经，修成正果”。而我们是为了地质找矿事业，在这深山密林里经受磨难，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

    1990年8月4日

    归途的考验

    张宽忠

    天刚亮，翁杰马河边草坝上两顶帐篷中的六个人就起来了，高高兴兴、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打点行李。他们昨天完成了全年野外生产任务，准备离开这个地方。然而，就是这最后一天，他们却又一次饱尝了野外的艰辛。

    他们出发了，向腊久方向进发。晨雾渐渐散去，天空显出蓝色。走了不久，突然，风雨交加，天空一片黑暗。同志们立即披上雨具，在风雨中前进。风雨太大了，雨具在风雨的强烈袭击下无济于事，雨水淋湿了人们的全身，沿脖子经背脊流向大腿，流遍全身。

    寒冷、饥饿、耳鸣、头痛、手脚麻木。这时山上下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山上一片雪白，积雪盖住了他们的去路，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寻路缓慢向前而行。小黄背着步枪，动作迟缓，偏偏倒倒的，一直拖后，看得出，他在紧咬牙关，顽强挣扎。在这种情况下，老林主动接过步枪，自己背上双枪，拼命向前走。他想再让小黄坚持一下，如果实在不行，就将其绑于马上，驮着走。就这样，他们终于爬上山脊，一颤一颤沿山脊慢行。然后，顺沟而下。雨、雪依然不停地下着……八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终于战胜了雪和雨，忍受着疲劳、饥饿、寒冷和全身的疼痛，胜利地到达小组联络站——腊久区。

    1990年11月14日

    第一次跑马

    龙德平

    我的骑术有多高明呢？一个跑了十多年高原的人，在小组一直是选打瞌睡的马骑，每次上下都要人牵和扶，除了末等骑手，还会有谁是这样的水平？他们说我骑马时一只手掌马鞍，一只手扣坐垫，那姿势实在难看，不过我并不在乎这些说法。我有我的理由，你快马加鞭一时威风，万一被甩下来，家里婆娘娃儿那一双双辛酸的眼睛，你看到就惨了。

    不过，去年特地违反自己的原则跑了马，而且跑得很猛、很自在。7月11日，张明宽肺炎，组长许祥清护送他到类乌齐下面看病去了。重砂样还没完成三分之一，由于不过乡界，原雇的马匹民工又回了牧场。小组最后就剩下我们三四个人。为了不影响工作，组长叫我暂时负责联系军马场的马匹，驻地周围附近的重砂取样工作就靠步行完成。

    军马场的马匹、民工401组正在使用，如果可能的话，小组可以和他们商量使用。他们组是搞踏勘的，住在一个预定的位置。我们两组相距近20千米。当天还微亮的时候，我和贺红背了砂盘记录本就出发了。一路我们满怀信心畅谈着我们的计划：到401组去吃午饭，然后向前进沟工作，退出来时如果天色不早，就住401组，明天谈好马匹、民工等事情，再回小组住地岗孜乡。中午11点多快到401组的时候，河边林中窜出一队马铃声，一看正是在401组配合工作的分队综合组长张德考，一问才知道他们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今天正好撤回岗孜乡。当时差点把我急出一身汗，干粮没有，住处落空，进沟工作盘绕路程还有十几千米。我们两个只好小跑进沟工作。出沟口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太阳开始遮脸，夜的色彩一分一秒的在景物上涂染。肚子的饥饿卡在发干的喉咙上，把四肢揪扯得发酸发软发沉。当穿出峡谷投进大草地的时候，已经是9点多钟，还有八千米左右到帐篷。这时我们开始明智的意识到，如果这时有马帮从这里过，哪怕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哪怕他要价30、50不能报销，哪怕……贺红说他听见了跑马的铃声，我为这种心理作用的显现苦笑不已，但几秒钟后我也听见了。有三匹马，一个藏民，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上前伸手一拦，藏民一个麻利的下马动作：“嘎捉！”（辛苦了的意思）。“嘎吗捉。”（不辛苦的意思）我几乎是堆着巴结的微笑这样说。我并没有说出心里的想法，藏民就扶我上马了。这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是张德考专门派来接我们的马帮。

    一个普通的综合组长，一个同样爬山的老黄牛，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体现出如此真诚的理解与关怀。我只觉得心里一阵热血翻涌，泪花闪烁。军马场的高头大白马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脚一搭上去就是一阵轻快敏捷的奔跑。朦胧的原野不断向后退去，像去探索着生命的本源……

    1990年11月21日

    怒江边的足迹

    ——记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一分队在藏工作的事迹

    沈彩强游世速

    1990年5月12日，一辆载着四川省地矿局一分队46人的长途客车，从四川省名山县出发了，拉开了西征西藏昌都八宿、松宗1：20万图幅区域地质调查的序幕。

    一

    从唐古拉山流下来的怒江水，劈山掘道，奔到八宿、松宗时，已将沿江两侧的山峰大多冲刷得如刀切了。八宿、松宗境内，人烟稀少，除川藏公路通过外，其余地区通行极为困难。

    峰峦起伏、悬崖绝壁比比皆是，直上直下3000米有余。曾在昌都、洛隆1：20万区调图幅工作中见识过西藏海拔、深切割地形的这46人，也为八宿、松宗的恶劣地形惊得伸出了舌头。用一位老地质的话来说：“我在区调队工作已30来年，西藏图幅我也工作过，但从未遇到像今年工作这样艰辛、危险的。”

    “既然来了，就要像来的样子。”分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田报庆，分队长刘振昌同志这样说。

    来了的样子是什么，他们没有解释，也没有时间解释。只看见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持下，踏过齐腰深的积雪，涉过寒冷刺骨的冰水；只看见他们用溜绳越过云雾飘绕的山涧，用树棒筏子渡过风吹浪翻的然乌湖；只看见他们在怒江两岸的峭壁上用铁锤砸出一个个脚窝，在岩洞中点燃一堆堆野火……就是这个样子。

    从春末到秋初，46人重重的脚步，踏醒了几百年来酣睡不醒的怒江，于是怒江睁开眼睛吃惊地望着似乎着了魔的人们。

    二

    同任何一个区调队野外分队在任何一个野外工作年度开始时遇到的问题一样，46人的队伍来到西藏昌都八宿县，首先遇到的便是住房、运输、民工、马匹费用等问题。分队领导一到住地就前往当地政府汇报、请示。八宿县县委书记觉娃、副县长李加义等领导同志听了情况后，当即向各区乡干部指示：地质队来这里工作是支援西藏建设，帮助我们脱贫致富的，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要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6月28日，107组结束八宿一带的工作，需用马转移。时值农忙，雇马相当困难，县委书记觉娃和副县长李加义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到县城外的村庄联系民工和马匹，及时解决了小组困难。

    洛隆县统战部长岗珠、县工作组成员扎西江措、腊久乡贡嘎书记、孔尼乡长等亲自到村寨组织民工、马匹，帮助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103组提前完成了野外生产任务。

    八宿县人大代表、丁卡村小学教师布哈，主动腾出学校的部分房子给在这个地区工作的101组住宿，无偿地给小组背水、劈柴等。当村干部不在时，他就积极主动地组织当地群众为小组解决民工、马匹等。

    104组要在玉卜乡之北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上落实一处铅矿点，需要当地民工协助。但正值青稞灌水季节，老乡很忙。乡长扎西知道后，亲自找到一位熟悉这里地形的民工说：“你先去给地质队带路，我派人帮你家的青稞灌水。”民工乐意地接受了带路任务，使小组取得了好的找矿效果。

    6月2日，101组准备从岳巴村搬迁到新的工作区，天上下着大雪。途中又要翻越积雪齐胸的岳拉撮哈雪山。岳巴村村长亲自带领民工走在前面开路，此情此景，感动得小组的同志流下了眼泪……

    三

    都说地质工作者吃的是“良心饭”。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幽谷深沟，又有谁能知道手中的铁锤是否敲在了应该敲的地方呢。

    的确，如果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没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没有对地质工作的热爱，没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许有些地质工作者完全可以昧着“良心”地在平坦的地方随随便便地敲敲打打。然而，他们毕竟是人民培养的地质工作者，他们的“良心”促使他们在人迹罕见的风雪高原，江水滔滔的怒江边上留下深深的脚印。这里摄下的几组镜头或许能说明地质工作者的“良心”吧。

    镜头一：104组在工作区内发现多处矿点，可是矿点多数出露在雪线旁。那儿每五至六分钟就发生一次雪崩，震声如雷，雪雾茫茫。组长刘廷忠为了搜集到第一手资料，对雪崩进行了细心的观察，发现了规律，多次趁着雪崩间隙，爬到矿点敲下了宝贵的样品。一次敲样时，一小块矿石飞起来击中他的头部，血流满面，但他仍然坚持把样品背了下来。刚回到出发地，又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雪崩又发生了，在下面等待他的助手流着泪称他这五分钟的行动是“浓缩了的五分钟的人生”。

    镜头二：图幅测区内地形险峻，崖陡谷深，多数地方马匹无法通行，有时连人也无法攀越。于是，他们强留下一人看守帐篷，其余的人带上干粮、电筒等一身轻装上山进行突击工作。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抓一把冰雪，喝一口沟水。晚上住进岩窝或牛棚，点燃一堆堆野火和衣躺（蹲）在地上翻来覆去烤“二面黄”。如遇到野兽经常出没、白骨成堆，连当地藏民都极少进去的深山沟时，他们就鸣枪开路。据统计，这个分队有的小组在野外的几个月工作中，只有15天利用马来代步，其余时间都是靠脚、手，走或爬过来的。

    镜头三：老工人严洪俊，正忙于野外生产，突然收到“父亲病故，速回”的加急电报。他知道，如果这时不赶回家中，那是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父亲了。可是，看到小组生产任务这样紧，他强忍悲痛，把两封加急电报悄悄揣进衣袋，仍然坚持上山工作。

    镜头四：老工人袁万明，一连三天拉肚子，人都变了样，脸色蜡黄、眼睛下凹、说话无力，可他仍然瞒着小组的同志照常争着去路线远样点多的山沟淘取砂样。小组的同志发现他的病情严重，要送他到医院治疗，他却“赖”着不走，说，我不能给小组增加负担，更不能让小组的工作受到影响。

    46个人，每个人都有无数个镜头，每个镜头都摄下感人的画面。人们到底为了什么？

    这些同志们是为了“钱”吗？55岁的老组长、地质工程师罗克珏含着热泪激动地说：“我到西藏野外工作，是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发一点热。在今年的野外工作中，我八次翻过了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爬雪山、涉冰河，历尽艰辛，有几次险些进了‘鬼门关’，但我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地质资料，新发现了具有地质意义的化石点。可是，有的人说我是想到这里挖‘黄金’，但我的孩子们已有了自己的工作，我爱人也在队上工作，难道我还会为了这几个钱到这里来冒险吗？”这就是一个老爬山匠的回答。地质工作者对群山的热爱，对地质事业的热爱，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四

    “苦吗？”“苦。苦得发涩。”他们毫不隐瞒生活中工作中的苦味。他们也是人，是人就有过幸福生活的期望。特别是刚刚从岩洞里或牛棚中的野火堆前，从雪崩后那迷漫的雪雾里，从齐腰深的积雪中，从怒江两岸的悬崖峭壁间，从树棒扎成的筏子走下来的他们，这种期望更显得强烈。

    “还去吗？”“还去。只要图幅野外地质工作还没完，只要还是爬山匠，只要能爬山，就还要去。”他们也毫不羞涩毫不犹豫地吐出了说是心声也可，说是豪言壮语也可的这么几句。从他们那刚毅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假话。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地质工作者，而且还是地质工作者中的区调工作者，是尖兵中的尖兵。

    1991年2月

    高原魂

    邓刚

    题记：本文是1991年区调队四分队“三光荣”教育的一个演讲稿，由青年技术员邓刚执笔，曾刊登在《澜沧江之声》中。在庆祝建队50周年之际再选登该文是为了纪念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和记住那些为克服艰难困苦而付出辛劳的人。

    1989年昌都疫情的重灾区在江达县字呷-生达一带，是分队二作区东部的两个1：10万图幅，面积约3000平方千米。6月初发现疫情，大量牲畜感染死亡，并开始死人，至中旬已有数十人死亡，感染处全身出血，很快死亡。严格讲它是一种新发现的不知名的传染病。当地称“二号病”。

    对疫区的野外工作，当年分队两次调整计划，暂避疫区，并随时报告西藏地矿局（甲方）。在1990年初编写设计书时，又作了专门的说明，提出适当减少工作量，但没被批准，甲方只同意野外工作放到最后阶段完成。根据区调工作的规律和程序，谁都不愿那样做，为了完成任务大家豁出去了，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疫区勘察中。402组肖新全、刘汉强、彭大荣、杨光义、彭红和402组许祥清、龙德平、徐启良、蒲学章、陈裕禄等同志在分队长罗新建和队医罗庆隆同志的组织配合下，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勇敢地进入疫区，按1：20万区调工作精度，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此我们向这些同志表示钦佩和衷心的谢意！我这里要讲的都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地质队员，当初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命运会与高原连在一起，并演绎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爬山郎”是他们的自谓，高原的烈日强风，使他们的性情变得与藏族群众一样的开朗和豪放，在“世界屋脊”上的生活与搏击，锤炼出他们特有的性格和精神，那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这是民族脊梁的崇高精神。

    野外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瞬间，我都被一些人和事深深地感动着，震撼着，我很想把我的感受告诉大家，让所有在坐的朋友一同来分享我们的收获、我们的喜悦、我们的自豪。

    去年，我队四分队承包图幅中的部分地方，突发历史上罕见的炭疽病。据有关资料记载：只要传染上此病，12个小时内你的名字就会从档案的花名册消失，如此耸人听闻的疫病灾情，又怎么不让所有的人为之惊恐和不安呢？

    怎么办，放弃吗？这关系到区调队今后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如果不能保质保量按时向西藏地矿局提交地质成果，区调队不但会失去信誉，而且还会因此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从此我队将会失去地质市场竞争的能力。

    干，谁去呢？谁又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冒这个死的风险呢？正当局队领导一筹莫展的时候，402和408组的全体同志主动承担了这项让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想象的工作任务。这不是一般的工作，这不是一般的地区，他们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也是人，他们有血有肉、有妻子儿女，他们也懂得什么叫安乐。可他们怀着对地质事业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在安乐与事业的天平上毫不犹豫地把砝码加在事业的托盘里。

    病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毁灭，但他们去了，没有提一点要求，没有讲一个条件，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般悲壮的英雄气概。

    病区的工作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艰难，还要辛酸，既要努力完成超量的工作，又要提心吊胆地预防病毒传染，他们就这样同死神比毅力、比耐力，用汗水和心血在这块不平静的土地上树起一块伟大而闪亮的丰碑。

    物质生活的艰辛，感情世界的痛苦，他们都可以忍受，最难以忍受的是某些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妒忌，说什么：“这些人是为了拿高薪、转户口、捞党票、谋官职。”世界就这么奇怪，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有，明明自己灵魂丑恶难以昭世，却偏偏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非议也罢，不理解也罢，“爬山郎”们始终以他们特有的方式生活着，被人誉为“老黄牛”的四分队综合组长李再隆，年已过半百，由于各方面原因，已几年没有出野外，今年由于四分队矿产工作的急需，他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别离妻子，重新背起地质包，拿起地质锤，去承受高原的风、高原的雨、高原火辣辣的太阳以及冰雪的洗礼。

    由于年纪关系，又加上身体多方不适，各种高原反应都集中在他身上，重感冒、腰部扭伤等，可他照旧下各小组去指导工作，用他那瘦小的身体勇敢地挑起了矿产工作的重担。

    工作中，他和年轻人一样，风中去，雨中来，爬雪山、攀悬崖、过冰河、背样品，历尽千辛万苦、忍饥受冻、早出晚归，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地矿职工的光辉篇章。

    在这位工程师看来，找矿立功的职业理想，早已成为人生追求，崇山峻岭、深山老林之中留下了他上下探索的足迹，人迹罕至的山沟里回荡着他敲击标本的声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朋友们、同志们，让我们衷心地祝愿这位“老黄牛”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为共和国的地质事业多作贡献，为祖国的建设多找矿，找大矿吧！

    我们要认识一片森林，何必去了解它的每一棵大树，让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四分队的全体同志，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开拓着经济建设的坦途；他们用闪光的智慧，构筑着现代文明的框架；他们用坚实的脊梁，承担着社会主义的伟业；他们用粗壮的双手，托举着祖国的昨天、今天和未来。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愿边疆人民更团结，愿祖国更繁荣。

    邓刚、邹成敬供稿

    雄起，区调队员！

    吴盛莲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是一支战斗在川西藏东及盆地周边高寒山区，经过数十年工作磨炼而成的区调专业队伍，曾多次获得部、省授予的“大庆式企业”、地矿部授予的“地质找矿功勋单位”、“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等殊荣。

    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交界的“三江地区”，是地矿部“七·五”期间的重点找矿片区之一。西藏地矿局根据1985年12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决定，在部地矿司的协助下，推出了“以招标承包形式集中精干力量，加快基础地质及找矿工作步伐”的一项具有开拓性的举措。我队趁着对该区地质情况熟悉，队伍人员具有良好素质等优势，自1986年以来，经投标先后与该局签订了昌都、洛隆（区）等六个1：20万区调图幅（归并为三个区调联测项目）的跨省承包合同，并以此作为了四川地矿局和我队开拓地质市场的一个新起点。在这一新的征程中，具体承担任务的分队如果工作稍有失误，就会影响整个队按期完成承包任务的大局。可偏偏就在联测项目起步不久，1989年5月，刚出队的一、四分队尚未上山开展工作之际，在西藏江达县境内（属我队当年计划工作区）发生了危及人生命安全的“传染性炭疽病”。我队领导和职工在与之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大队、分队领导来到赴野外工作驻地，一方面及时地在分队职工中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就甲方在联测图幅设计审批中提出的“疫区工作的精度应原则达到合同书要求”的意见，在职工中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取得了“按设计批复意见执行”的共识。另一方面则采取了积极的预防措施，如注射炭疽疫苗，派专职医生（罗庆隆）跟随野外工作人员进入疫区以及调整当年工作计划等。做到了沉着应对，坚持上山开展工作。赢得了完成各个联测项目设计任务的主动权，同时也顾及到了职工的安全，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在历时数年的野外工作中，分队职工为了取全、取准第一手资料，保证区调工作质量，创造了一桩桩、一件件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事迹和喜人的业绩。这一切是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写成的。这里仅能剪辑其中的部分镜头献给队50周年华诞！

    1989年，四分队技术负责邹成敬等三人，在白马乡热希通采集对划分地层有重要作用的古生物化石时，被突发的洪水连人带马卷入盖曲之中。三名职工在水中搏斗、挣扎，好不容易才爬上河的对岸，上岸后又在狂风、雨、雪的鞭打下，咬紧牙关走了三个小时。当三名职工身体冻僵动弹不得，想再过河返回宿营地希望将破灭时，河对岸的青年工人罗卫急忙跳入河中，用绳子将三人逐个拉过河，但出人意料的是在罗卫最后一个过河时，绳子突然断了，他被河水冲了十多米远，幸被一灌木丛挡住而脱险，与死神擦肩而过。

    1990年，在谁去1989年发生过炭疽病区工作的问题，引起了四分队领导和分队职工的关注。在经过研究、动员后，肖新全和许祥清两个小组在分队指导员、分队长的带领下首闯1989年字呷乡疫区。他们目睹了当地人被炭疽病魔夺去生命而留下的残垣断壁，联想到昨天发生的悲剧，颇有些不寒而栗。可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野外地质路线调查和重砂采样工作。为此，队特授予他们“集体三等功”。

    1991年，一分队工作的八宿、松宗地区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大洪水，分队副技术负责人年过半百的李庆祥同志到小组检查工作，过河时掉进齐胸深，寒冷刺骨的激流中，腿部被乱石卡伤，他爬上岸哼都没哼一声，又继续往前行。地质组长杨生富同志在冰川地带工作，也曾掉进了冰冷的河水中被冻伤，却没有停止过一天工作，还发现了一处铅锌矿。组长刘廷忠同志每天登山的高差都在2000米以上，天不亮就出发，而且还要冒着随时发生雪崩被埋雪堆的危险，他毫不畏惧，硬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找到一处铅锌矿床。组长万全礼，在完成怒江边的重砂测量工作中，为取全、取准重砂样品，每次都踩过齐腰深的积雪和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一个垭口，曾往返三次，终于在一个无名小沟尾取回了重砂样品。年龄最大的组长罗克珏是一名能打善战的“老将”，一次小组人员因伤下山，留下来的人要承担原来五人的工作任务，他们在路程远，身上还要负重翻越雪山垭口的情况下，在八宿县同卡一带发现了元古界的老地层，对该区地质历史的研究是一大贡献。

    几年时间中，我队在西藏地矿局和四川地矿局的领导下，组织一、四分队职工按1：20万区域地质调查规范的要求和联测项目“合同书”、“设计书”的规定，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工作中遇到的诸多阻力和不利因素之后，做到了在地质、找矿方面有新的进展和突破，圆满完成了任务，成绩是显著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完成1：20万区调填图找矿面积，共计4.24万平方千米，实测地层剖面（含岩体剖面）共583.32千米，构造地层剖面679.9千米，采集化石标本7023件，岩石薄片9254件，岩石光谱样8768件，同位素年龄样53件等，搜集了丰富的原始地质资料。把加强基础地质工作和重点地质问题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2.通过点、面结合找矿，三个1：20万区调联测项目，共发现新的矿产地138处（含27个矿种），其中由于工作程度不够暂划为矿点，但有望达到小型及以上规模的矿产地约15处，目前已划为矿床规模的产地共七处。另已知产地由矿点扩大为小型矿床者计四处。在27个矿种中，具特色、经济价值较大的优势矿种有：铜、铅、锌、锑、锶（天青石）等。共圈出普通矿产重砂综合异常328个，找矿远景区（地段）48个，为进一步找矿指出了方向和靶区（以上均未包括特种矿产），其找矿效果是突出和喜人的。

    3.勤于付出带来了丰收的喜悦，三个区调队联测项目的工作和成果报告（共计八个专册）的质量，经西藏地矿局聘请专家、学者评审，获得好评（有两项目为优秀级、一个项目为优良级），为开发建设西藏提供了科学依据，受到该局的奖励。

    4.在跨省承包区调任务，开拓地质市场中取得了“开门红”，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为我队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目前这条路子越走越宽广，已由西藏延伸到西北边疆，真是可喜可贺！最后想用川人最简短的语言表达对他们的敬意：“雄起！区调队员！”希望后来者将它发扬光大。

    红色的破碎带

    李建晓

    无论是远观，还是航片影像，我这个外行都知道那条已有点控制的断层，在地形图上应该通过的准确位置，但张工和组长还是要到实地定点，真不知是为什么？我们从驻地爬千余米的高差，终于到达了海拔5200米的垭口。此时，我们已汗流浃背，呼吸困难，我向南望去，天哪！！我们还得越过两千米多的“乱石窖”，乱石窖由0.5－4米直径的巨大的砂岩石块堆组成，坡角40度至5O度，行走其间真是提心吊胆，当踩上一个摇荡不定的石头时，全身毛骨悚然，直冒冷汗，轻者被滚石砸伤，重者则不堪设想。三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红色的破碎带。此刻，我不顾一切将我的“武器”（伽马测量仪）对准红色的断层角砾岩，顷刻间，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担如此大的风险而来，就是因为这是一条特殊的红色氧化带。据说这是金属矿化物氧化后的产物。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背着那红色的标本，品尝着收获的滋味，踏上了归程。

    1992年7月1日

    运气

    龙德平

    1991年408组发现的约14个矿（化）点中，有三处的远景规模至少可达到小型矿床。有人风趣地用-句话概括为：“瞎猫撞到了死耗子。”

    1992年408组在计划完成的五处异常检查情况下（实际完成六处），见矿率百分之百，并且在发现的13处矿（化）点中，又有三处至少可达到小型矿床。有人拍着组长许祥清的肩膀说：“你虾子，硬是运气来了！”

    对于运气这种说法，许祥清好像也不反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地球这么大，天晓得大矿长在哪里，找到成型的，全凭运气。”

    但是对于全年完成的十几个野外地质记录本中记载的两百多个地质点的大量劳动，他在总结工作的时候却只字不提，只是说取得这些成绩主要得益于李工和龙工那种脚踏实地的工作方法。但邹工和李工却对他那十几个写满详细资料的记录本感兴趣，说那上面图文并茂，观察记录很详细。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名人说过，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这使我想起今年小组野外生活中的一段往事：

    进入高原雨季的七八月份。对于野外小组每年几乎都一样，总是工作进入最紧张阶段的时候，这时不论天晴下雨，每天都得上山。一次，在一个矿点工作完之后，晚饭时就下起了密密的小雨，不等天黑，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小组有的同志心焦了：明天怎么办？今天的资料样品都来不及整理，晚上天气又冷，明天怕是上不成山了。而耽误一天，十几匹马和民工的费用支出就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这时许祥清却自信地说，今天的资料可以完成，明天照常可以上山。其自信的程度令小组所有的人怀疑，最后竟下了用一个罐头请客的赌注。饭后，许祥清就开始工作，他这时谢绝和小组的任何人说一句话，以免影响他的工作进度。帐篷的门关得只剩一条缝，资料箱上放了一堆蜡烛，还有一大堆样品、标本、记录本之类的东西，好像杂货摊。由于疲劳，不到11点我就睡着了。开始我只迷糊地感觉到资料箱上沙沙的笔划声和膝盖在帐篷底上相互交换时的咔咔声，以后我很快进入梦乡，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午夜3点左右我起夜，发现烛光还在帐篷内的白闪布上摇晃。帐篷外是积雪的碎裂声，许祥清趴在资料箱上一动不动了。我想他一定在思考下一个矿点的问题。当我轻轻把脚伸出帐篷，套进冰凉的浅绿色拖鞋，回过头来才发现他已经睡着了——他一只手还按着翻开的记录本，另一只手上的铅笔已经从箱子边掉了下去，下巴骨沉重地抵在箱盖上，唾液从松弛的嘴角边流出来，掉在蒙了牛皮纸的资料箱上……这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以言状的感情，是感激，是内疚，是痛惜，是同情还是理解，我一下子难以说清，只觉得热流上涌，烛光在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鼻腔里和心里充盈着一股软软的酸酸的感觉，就像当初女儿骨折时，在那痛苦的喊叫声中，我一下看见妻子无声却直视着我的那双泪眼一样。我的天！搞地质这一行，纯粹是凭良心吃饭哪！我心里这样呼喊着。凭良心说，有些异常仅凭解释和交差是很容易的，但许祥清不这样做，他一定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工夫铜重砂异常点”在百分之九十覆盖的情况下，通过对异常矿化特征的分析和构造、成矿条件、加密重砂的研究，将最后仅有的两处残积矿化区都弄了出来。当时我觉得他除了过分固执和认真以外，一点都没有依靠运气。

    高原的午夜静下来了，只有刺骨的风在强气流的驱使下，还在山谷和牧区宽阔的雪地上乱窜。细软的尼龙帐篷门帘在阵阵风雪中，鼓起来又消下去，把烛台上残剩的火苗，吸过去又推过来，最后猛一舔火苗就熄灭了。他太疲倦了。我想，他妻子看到这场面一定会心疼得流泪。我当时也实在是不忍心把他叫醒，就顺手把鸭绒被给他盖了上去……第二天检查记录本一看，标本素描上的矿化文字说明和引线符号还没有完成，许祥清就叫了起来：“哈，是龙德平有意整我，你晓得我睡着了为啥不把我叫醒？”我的理由是，是你自己睡着的，而且当时我发现时已经是今天早上三点钟，而不是昨天。

    最后，他赖不过，只好勉强认可了这个请客的罐头。看看他充血的眼睛，坐在钢炉边还极力抗辩的场面。我突然感觉出，我身边这个失败者实际上是个强者，在社会生活的长河中他已经胜利了。

    后来，在有人以运气来议论他的成绩时，我又感觉出，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说老是有运气的话，那完全是必然的。

    1992年7月30日

    昨日今天两重天

    王帮全

    在怒江边搞野外地质工作虽然辛苦，但想起来也充满情趣。今天我们的填图路线是从下坝沿下坝曲经入曲到怒江边。早晨我们104组一行三人早早地从下坝村出发。10点过进入入曲，这里海拔只有3300米左右。阴雨天，气温很宜人。又经过近两小时的行程，我们才觉得真正进入了世外桃源，来到了怒江边一个秀美的地方——达秀。这里海拔仅3000米。气候温和，地里的青稞都已收割了，核桃树上挂满了鸡蛋大小的核桃，眼看也快成熟了，还有桃树、梨树和我不知道名字的果树，都是果实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这时，我不禁联想起我们昨天经过的地方。

    昨天我们的路线经过下坝－吕拆山峰附近，翻过一个海拔5300米左右的山垭口，真是翻过一山又一山，最后凭着毅力爬上垭口时，眼前白茫茫一片，虽然是阴天，还是觉得难以睁眼，一阵狂风，吹得人立脚不住，不得不赶快坐下，减小受力面，以稳住身体。等歇过气来，往前一看，除了白的雪，就是黑色的乱石堆，一派荒凉。

    昨日今天对比之下，我又不禁转念一想，还真得佩服自己，凭着两条脚，在短短的两天里，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天地，领略到了伟大的自然界的力量，想着想着我不禁笑了起来。

    1992年7月13日

    热兜里草原的野狗

    王帮全

    一分队104组在结束了藏东达弄一带工作后，搬家来到热兜里，需在这里工作约半月，此地海拔4800多米，地上仅有青草一片。糟了！烧柴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只有向牧场的老乡求援，我组的两位同志到沙漠村的牧场去买柴，得到当地老乡的支持。同时，牛场老乡谈到了当地有五只野狗横行霸道，犹如狼群一般。仅一晚就咬死绵羊八九只，当地牧民对它们深恶痛绝，请求我们帮助把野狗消灭掉，我们答应了下来。

    小组的同志为了不影响工作，常常是傍晚工作结束后，再不辞辛苦去打野狗。由于时间不足，准备不充分等原因，命中率低。8月13日，小组的同志下决心挤出一天时间专门打狗。天一亮，小组的两位同志就冒雨背枪出发，这一天雨时大时小，不停地下着，但两位同志在牧民带领下还是不停地在山上搜索，寻找野狗。到下午4点过，他们终于找到一只，一枪命中。到下午5点过，两位同志回到帐篷时，他们虽然穿着雨衣，但裤子下半截还是湿透了，最终我们打死了三只，打伤两只。牧民们拍手叫好，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说：“地质队牙莫有（藏语‘很好’的意思）。”此事在热兜里草原被传为佳话。

    1992年8月14日

    卡西行

    黄扬荣

    1992年6月l5日，一分队106组的兄弟们吃过早饭，背起行包，从吉中向卡西行进。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顺着山腰观察记录着。还没有翻过一座小山头，从我们的后面就赶来了三位藏族同胞，打过招呼一问，原来他们是回卡西的，这样我们就结伴而行。

    太阳过早地就爬上了山头，万丈阳光四下照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昔日的河风也好像已经消失了，阳光直照得人背发烫，汗水从额头往下直淌，而路却是从陡崖中劈开的一条羊肠小道，脚下便是波涛汹涌的怒江流水，这样的路，只有手脚并用，才不致于摔下怒江河谷。

    我们几人来到卡西村的脚下，只听见随行藏族同胞用他们的语言向村中呼喊着。不一会儿，一群男女老少就从村中走出，他们热情地向我们问好，从我们的背上接过包，一下使我们轻松了许多，让我们感到如同回到自己的家园一样，老乡带着我们向村长家走去。

    我们在村长家中休息了一会儿，便听到附近传来一声声祝福声，我们出于好奇，就顺着声音来到一藏族同胞家门口，原来这家主人正是同我们一齐回卡西的。打过招呼，主人热情地把我们迎了进去，并为我们清洗酒杯，倒上青稞酒，一杯一杯地劝酒。喝酒，唱经的藏族同胞，共分为两组，一组为男的，手中拿着佛珠，转着转经筒，口中念着经文，而女的随着男人唱经，应和着，使气氛逐步推向高潮。我们静静地听着，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们用一种特殊的、优雅的音乐，使我们一天来的疲劳和艰辛消失在这充满柔情的声音中。

    1992年8月

    军人的作风

    段军

    具有“死亡谷”之称的然乌－中坝是目前一分队八宿、松宗幅内的一段。过往各部队的官兵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然乌到中坝。”路之险尽在不言中，稍不小心便会丢了性命，然而它却是我们去松宗工作的必经之路。

    去年几个小组住在松宗区，由于不小心把区上的玻璃窗打坏了七块。当时，小组准备给钱，区长、书记坚决不要。本年度，分队长刘振昌强调，无论条件怎么艰苦，一定要把玻璃送到松宗。路断了，过往的行人被冲走四人，小组的粮食都带不过去，究竟还带不带玻璃呢？怎么办？为了给藏区人民一个好的印象，为了区调队的名声，大家把玻璃放在被盖卷里，爬山涉水，硬是背了60千米，送到了区上。当我们把玻璃送到区委书记泽仁手中的时候，他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粗人，不会写文章，要不然我一定让更多的人知道，四川区调队真正有军人的作风。”

    1992年8月5日

    强渡黑水河

    蔡中雨

    1992年8月8日下午5点30分左右，经过了几天艰辛的工作，我们顺利完成了1：20万都江堰幅长河坝九里冈、黑水河一带化探扫面。之后五分队504组来到了让人望而生畏、心惊胆寒的黑水河，这是我们下山的必经之路，河面上的桥早已不知去向，面对那滚滚而去的河水，笑容从小组成员的脸上消失了，大家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是恐惧呢，还是太激动？

    5点40分，组长朱应华、周利两位同志经过一阵商议后决定，在安全第一的情况下，强渡黑水河，为保证小组成员的安全，组长朱应华此时主动把安全绳往自己身上一拴，便往黑水河对岸渡去，岸上小组成员的心却高高地悬了起来。眼看朱应华都快渡过去了，却被那滚滚而来的激流冲翻了，大家急忙猛拉安全绳。第一次强渡失败了，此时，怎么办？看着那叫人就退缩的黑水河，民工也开始打退堂鼓了，哗哗的流水声使小组成员陷入了沉思。面对这样的困难，小组成员周利、张俊清要求再次去强渡，但是，朱应华还是决定由自己再去试一试。抽完一支烟后，朱应华又下到水里，带着绳索奋力向对岸游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成功了，朱应华终于冲上了对岸的河滩。

    经过一阵忙碌后，我们在黑水河两岸总算拉起了安全绳。5点58分，小组组织全体成员和六个民工开始拽着安全绳渡河。6点05分，激动人心的一刻到了，小组最后一个成员周利也顺利过河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终于战胜黑水河走出来了！

    1992年8月10日

    水源

    王显锋

    1992年8月9日是一个极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一分队103组面临的是高差1500多米，行程几十千米的艰难历程。早上8点半出发，直到晚上8点多才到目的地。此时山下阳光普照，山上面临的却是蒙蒙细雨和寒风，时有狂风大作。经过近1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同志们都已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冒着雨，迎着要将人连同帐篷一起刮下山谷的狂风搭帐篷，有的同志去寻找水源。

    找水这可是一个难题，听见附近有水声，但不见其影，究竟在哪里呢？顺沟而下，终于在离驻地几百米，低于驻地一百多米的乱石堆中发现一股清泉。这水是多么珍贵，我们此时的心情简直就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一样。两个人抬着一桶水在乱石林立的沟谷中艰难前行，在海拔4700米左右负重前行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是在天黑、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间不知要休息多少次，有时简直不想再动，但还是一步一步把水抬到了驻地。

    1992年8月17日

    难

    杨年石

    人人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是汶川县三江西河正沟的路更难，1：20万都江堰幅化探扫面工作更难。这里山势险恶，水势汹涌，荆棘丛生，野牛、野猪、豺、狼出没于工作区，路只能在草丛刺笼里钻。有时一天只能走几千米，只能在露天宿营，无法搭帐篷。进沟要带上粮食、干菜，回来每人要背几十公斤样品，山险路滑，蚂蟥、毒蛇、毛虫挡道。

    6月7日，我们带上民工11人，加上我们小组四人共15人，背上粮食、干菜，轻装出发，浩浩荡荡开赴三江西河正沟。我们从鹿耳坪封山碑进入林区，里面阴森恐怖，箭竹齐人高，荆棘密布。我们沿着野兽走过的地方走，有时只能弓腰驼背，有时，两手着地慢慢爬，人人的脚上都有十几条蚂蟥，有的吃得胀鼓鼓的，有的还在寻找下口的地方。毛毛虫在脚上、手上爬，一身痒痒的。草虱子咬在身上，痛得钻心。一天走下来，人人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里里外外，一身湿透。坐下来就不想走。累得腰酸背疼，躺在地上就睡着了。晚上烧一堆火，大家把饭煮来吃了，坐在火边烤湿的衣裤、鞋袜。冷得直打抖，睡不着，大家只好围坐在火边取暖，望着天空数星星，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大家煮好了早饭，只有一点腊肉、干菜，饭菜难咽，但为了一天的跋涉，只有鼓劲吃下去。

    山路又险又滑，河水又深又急。大家选好河面宽、水浅的地方过河，手拉手，系好安全绳，一批一批地过。路过石崖坡，无路，只能在石崖上走。青苔、烂泥很潮湿，一踩下去滑很远。大家随即喊注意安全，一个一个地过，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深渊。大家依次抓住安全绳，爬上崖坡，往回一看，心惊胆战。就这样，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全是在蚂蟥、毒虫、荆棘中走过。在阴森恐怖、又陡又滑的深谷山崖走过，干完工作一个个都掉了十几斤肉，三江西河的路，难！

    1992年8月

    高山力斗眼镜蛇

    朱世华

    1993年7月8日下午3点多钟，都江堰市虹口乡深溪沟上空，火球似的太阳移到了树梢的那边，一点风都没有。这是1：20万都江堰幅化探扫面的野外工作现场，我和505组同组成员王凌艰难地在这处处悬崖的沟中攀爬行走，当我爬到一株树下休息时，忽然发现前方一步之遥的石块上，有一条一米多长的东西动了起来。蛇！我大叫一声连忙招呼王凌闪开。王凌说是一般的蛇。我否定地说：“不对，你看蛇头似三角形状，眼睛有黑环，一定是毒蛇。”正说间，蛇一抬头，头距地面有30至40厘米之高，口中露出毒牙闪电般地窜到我的脚下，我连忙后跳一步，“注意危险！”我叫了一声，顺手把搭在左手的衬衣挡在脚下，然后跳过了这条小沟。回头一看，只见我的衬衣被蛇缠得紧紧的，蛇和衣服缠成了一根长绳，这时我拿起一根木棒跳过沟来，照准蛇就打，一气之下打了一百多下。数分钟后，蛇不动了，我用木棒挑开一看，蛇已被打死。衣服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液体。

    过了一会儿，从山沟的上面来了一看山老者，老者说：“这是高山热带小眼镜蛇，我们已多年不见这种毒蛇了，想不到今天被你碰上并打死。谢谢你呀！不然总会有人被咬，凡被这种蛇咬了的人无一生还，你运气好，真是福大命大呀。”我听到这里倒吸口冷气，老半天回不过神来。

    1993年7月10日

    对哲波山的回忆

    汤开明

    一、哲波山金矿

    哲波山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东北角。那里海拔4000米左右，气候独特，不仅长年不存在无霜期，而且只有每年的6月上旬至8月中旬相对难见雪花，昼夜温差一般在30℃以上，在方圆上百平方千米之内，除夏季有牧民到此游牧之外，少有其他人到此处光顾。按照那里游牧的牧民之说，哲波山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怪地方。那里的牧草在5月份还没出土，7月份就开始枯萎，甚至一些地方的水会让牲畜喝了之后生病乃至死亡。可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因为四川省地矿局的化探队、川西北队在那里的地质矿产工作中发现了黄金异常，区调队从1993－1997年在那里从事地质矿产工作，不仅进一步证实了哲波山有岩金矿存在，而且可以把黄金从岩石中提炼出来。这不知不觉地让世人对哲波山的认识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93年开始，就有各方矿业人士（包括国外矿业公司）视哲波山为金山，并陆续前往松潘，与地方政府洽谈哲波山金矿的开发事宜。随着区调队1993年在哲波山进行岩金选冶实验工作的开展，四川省地矿局局长张彦英1993年带领局工作组到哲波山考察，刘少峰书记1994年带领全局的各野外队总工到哲波山考察，加拿大矿业集团公司于1993年和1994年到哲波山考察，阿坝州矿管部门和松潘县矿管部门多次上哲波山考察，原来的那座哲波山在人们的心目中就真的变成了金山。

    二、区调队在哲波山金矿的选冶实验工作之片段回忆

    1.首次进入哲波山

    1993年初，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为寻找生存之道，决定利用队上掌握了大批基础地质矿产资料和拥有众多地矿专业技术人才的优势，尝试矿业开发。成立了由周书贵同志负责，蔡祖平、张京翠、尹涛等人组成的矿业开发筹备小组。该小组在经过资料收集和矿点筛选之后，决定把哲波山金矿点作为工作的首攻对象，要考虑哲波山金矿的开发问题，必须要了解其可开发性。为了解哲波山金矿的可选性必须对其矿石进行室内和野外选冶实验。为了从哲波山采回室内实验的矿石样品，在1993年2月份（正月初），周书贵、蔡祖平二同志不顾要去海拔4000多米，交通闭塞、天寒地冻的哲波山所面临的千难万险，以搭乘成都到松潘的班车，租用当地的农用拖拉机和艰难的步行方式上了哲波山，并将金矿石样品背回了队部。按他们后来的说法就是之前根本就不能想应怎么去的问题，要是想了就根本不敢去，而去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坚持爬上了哲波山，并采回了金矿石样品。我当时见到他们背回从哲波山采回的矿石样品时，除不由自主地流泪之外，就是整个人都呆了似的，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自然会视他们从西天取经归来！

    2.探索哲波山取金之道

    1993年5月下旬，在矿业开发筹备小组对哲波山含金矿石进行室内实验并证实其矿石有较好的可选性的基础上，由周书贵同志率领蔡祖平、张京翠、尹涛、代正华、付金等同志前往哲波山进行金矿野外选冶实验工作。虽在上山之前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真到山上开展工作时却总觉得需要什么就差什么。但既然去了，就必须要开展实质性的工作，没有实验场地，同志们就一锄一铲地挖，一尺一米地平，最终形成了约40平方米的实验场地。要解决矿石入堆问题怎么办？同志们就自己从距实验场地平距一千米之外，相对高差约500米的山下采矿并一筐一筐地将矿石运到堆场，最终形成了30吨左右的野外实验矿堆。在喷淋实验开始不到一天，发电机（出队前在队工会借的一台原工会用于放电影的老式发电机）

    就坏了，怎么办？同志们就以水桶、水瓢、菜盒、饭盒等为工具进行手工浇淋。当年地矿局张彦英局长到哲波山实验现场考察工作曾说：“虽然你们的实验条件太简陋，你们的实验方法太原始，但你们区调队职工有如此的创业精神，你们区调队就会有希望！”经过选冶实验小组同志们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从哲波山的岩石中提出了十克左右的黄金，并总结出了哲波山岩金矿的野外选冶方法。其当时形成的基本选冶技术和操作流程被有效用于后来的哲波山金矿开发或区调队在其他地方的金矿开发工作。

    3.首次来自哲波山的金砖

    1994年，区调队根据哲波山金矿的前期选冶实验数据和相关的论证资料，由队当年召开的第四届五次职代会通过，形成了对哲波山金矿进行规模性选冶实验的决议。当年3月12日，由周书贵同志带领蔡祖平、张京翠、孙建萍、尹涛、段军、周建启、王立社、代正华、刘建川、许其良、孙可章、李志、薛东、朱应荣等区调队职工和30多位民工向松潘县哲波山进军。同志们从华阳出发，在两天之内就相对顺利地到达了松潘县川主寺镇。但是从川主寺到距哲波山不足100千米的路程可把大家折磨惨了，特别是距哲波山山垭口近十千米路段，一条长达十多年不通行的老公路，被冰雪掩盖，根本就不知道路在何方？大家只能得寸进尺地修路、步步为营地搬家，经过漫长的20多天，终于让大家到达了距哲波山金矿约三千米处的哲波山垭口（这也是后来去哲波山矿区汽车勉强能开到的终点站）。从这里爬行200到300米就能见到哲波山金矿点，这下终于可让大家松口气了！至于说从松潘川主寺至哲波山垭口近一个月期间，大家经历了些什么艰辛？仅从他们当时工作中所客观形成的而且也是几乎天天都可能形成的两种现象便可得到印证。一是人们都把“穿着袜子洗脚”视为笑话或傻瓜所干之事，而我们的同志们由于成天活动于冰雪之中，加之临近傍晚时分的气温陡降，到晚上收工时其鞋子、袜子和脚被冻在一起，到了洗脚时必须先将穿着鞋子、袜子的脚放入热水中浸泡，软化之后才能脱掉鞋子和袜子。“穿着鞋子袜子洗脚”的现象被大家习以为常，可以想象同志们当初所处的工作环境艰苦到什么程度；二是当时大家在几十天的破冰修路过程中，所使用的铁铲、铁锹、钢钎等铁制工具，几乎每天都需送往松潘县川主寺的铁匠铺进行修复或加工，而我们的同志们则是天天连续用这些工具与困难作斗争，而且是越干越有劲、越干越拼命，诠释了同志们钢铁般的坚强斗志。

    在大家到达矿区之后，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奋斗，在矿区附近建起了相对正规的矿区工棚，建起了5000吨矿石级别的堆矿喷淋场，建起了300立方米左右的钢筋混凝土喷淋池，采集、加工、入堆、选冶处理了近8000吨矿石，回收黄金13公斤多，首次让区调队产出了金光灿灿的金砖，当年获得开发利润60余万元。至于同志们在哲波山黄金开发或选冶实验中所体现出来艰苦奋斗、忘我工作、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等精神和行为简直是奇迹，我在此免于赘述。只是不说就实在过意不去的是，在当年野外工作中主要从事化学分析的两位女职工张京翠和孙建萍同志，她们在哲波山不仅可与杜鹃花比美丽，而且更能和雪莲花赛坚强。她们除了每天完成上百件金矿原矿或浸出液体的分析测试，还要挤出时间去打柴、做饭、监矿、喷淋值班等，两人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可能至少是当年队测试人员的三倍以上。当年四川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刘少峰到哲波山考察工作时曾对她们进行特别的慰问，称她们是四川省地矿局美丽、勇敢、具有时代创业精神的优秀女职工代表。

    三、对此回忆的声明

    1.区调队在松潘哲波山所从事的实际上是金矿勘查与开发一体化项目，而且从事勘查找矿的时间更长（1994年至今）。但本人出于黄金开发是区调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辟的新型产业，其创业性更为突出的考虑，仅选择性地对开发工作中的情节进行了概略的回顾，而且在对开发工作的回忆中所列人员名单也因记忆力差和本身就没要求面面俱到的缘故，将部分人员以“等”字代之，请相关方面和相关人员理解。

    2.对于哲波山的金矿开发，就其规模与效益和现在区调队的矿业开发工作而言真是微不足道，但我认为当初所选择的矿业开发之道路，当初对区调队职工创业精神的培养，当初对岩金矿选冶技术和操作流程的把握，当初对矿业开发人才的锻炼等成果不仅为区调队当时求生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而且对区调队后来的发展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作用。因此，我在区调队建队50周年之际要对哲波山作特别的回忆。

    2009年4月23日

    哲波山人生活的乐趣

    段军

    从转运站翻过垭口，整个哲波山简直是一座不夜城，公棚、发电房、采场、试验场连成一片，一派繁忙景象。这里实行12小时一班的上班制，24小时作业虽然很艰辛，然而这里的生活却充满了乐趣。

    公棚有总工楼、干部楼和国宾楼，吃饭有司令部、总后部和上海滩。干活不分官兵，统统都得充当杂工、临时工和季节工。这里人不多，官却不少，有几个总经理、总司令、团长、发电站站长、供电局局长、实验室主任，还有终身制的科长。“曹操”、“刘备”和“赵云”（三个民工分别姓曹、刘、赵）都在统管周瑜（周书贵）手下干活。好一场“哲波山大战”。

    要说歪（歪：四川方言，这里指正业以外的方面）东西，哲波山最多，歪道班工，歪木匠、歪电工、歪焊工，总之歪师傅全来参战。由于全是从头开始，而区调队又不像勘探队那样各种人才很全，要修路无道班工，要修工棚无木匠，要安电线设备无电工，生产中机件坏了要焊，无焊工……区调出生的哲波人全充当起歪师傅，不过歪了几次，居然歪出点道道来。

    哲波人真算得上“穷欢乐”，一月200元的工资，每月交150元的伙食费，单身汉还无所谓，养妻儿的日子就难过了。最倒霉的还是这里的自然气候，一会儿蓝天白云，一会儿大雪纷飞，一会儿雪蛋满天，打得你躲都没处躲，几次把房顶打成天窗。然而哲波人没有被吓倒，顽强地为区调队建起了一座令人羡慕的哲波山。

    1994年9月21日

    艰难的尼柯河之行

    程松

    尼柯河位于四川西北边陲阿坝县的西侧，西临壤塘县，北近青海省的久治县，长约70多千米。五分队501组在接受的1：20万阿坝幅化探扫面任务中，就有三分之一的任务属尼柯河工区。该区地形条件恶劣，通行极其困难，加之今年反常的高原气候，夜晚秋雨绵绵，白天是冰雹、雪粒，使得尼柯河水暴涨，混浊的河水从那幽深的沟谷中奔腾而下，河中的卵石被冲滚的轰轰直响……5月26日，小组同志一行三人，加朱应华同志，按预定计划，来到尼柯河沟口，准备进驻尼柯河，可面临着汹涌而至的河水，同志们个个忧心。当晚，讨论工作方案，小组同志深知今年分队资金紧、时间少等诸多困难，要完成任务，得准备在尼柯河打一场硬仗。

    次日，队里请来经验丰富的民工，计划行走的路线，民工说沟是不能走了，因横架在河上的简易木桥全毁坏了。最后，决定绕山脊而行。

    小组同志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地行走了四天，历经艰辛终于来到了尼柯河沟尾。随着工作的开展，样品重量也在每日增加。尽管沟里通行十分困难，但因工作需要，不得不从沟尾一边开展工作一边顺河向下游转移。其间所遇困难和艰辛，对501组全体成员来说都是无法忘记的。

    每天涉水、攀岩，背上还背着重几十公斤的样品，早出晚归，顶风冒雨，为准确取得每一件样品，常常手挽手地在咆哮着的刺骨冰河中来回涉水，几乎整天泡在水中。就这样“天作帷幕地当床”，日复一日历经了半个多月的艰难困苦，终于在6月15日顺利地完成了尼柯河的化探扫面工作。

    当晚，小组备上几碟小菜，同志们眼含热泪，举杯共贺我们顺利、圆满地完成了尼柯河任务。可明天，这一群小伙子们又将踏上同样艰辛的历程——日阿沃塘河……

    1995年6月17日于阿坝县

    夜宿偏岩子

    邓强

    为了完成分队下达给401组在1：5万挖角坝——西油房图幅中测制偏岩子火山岩剖面的任务，1995年5月10日早上7点，401组组长陈玉禄和我在一个老乡的带领下，向偏岩子出发了。要完成该剖面的测制任务，必须沿一条极少有人行走的山脊小路行进，而且还得打一夜“野歇”（在野外露宿）。

    经过一天艰难的跋涉，我们一行三人在下午5点过到达了“野歇”宿营地偏岩子，这一路上只有此地有两个可以容人的岩洞，偏岩子地处山脊，无水源，所幸的是前一段时间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只好拿着油布去收集岩缝中尚未化完的残雪，火很快生起来了。出发时所带的冷饭一会儿就热好了，我们吃了晚饭已是晚上8点多了。

    点上蜡烛，陈玉禄拿出地图，打开记录本开始整理资料，老乡对他说：“今天已经很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九包十三湾等着我们呢！”陈玉禄回答说：“我必须把今天的资料整理完，绝不能把今天的工作留到明天，明天有明天的工作。”说完又埋头工作。

    夜已经很深了，烛光在微风中来回地晃动，似乎都已有倦意，而陈玉禄却还在埋头地工作，时而看看地图，时而又看看航片和样品。他这种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好像打动了烛光，它不再来回地晃动，挺直了腰陪着陈玉禄工作，直到凌晨1点他才整理完资料。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行三人又沿着山脊上那崎岖的小路开始了新的一天工作。

    1995年6月29日

    糊米粥的故事

    陈玉禄

    糊米粥，顾名思义，乃大米炒糊之后煮成的粥。在各大酒店、饭馆是见不到的，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是没有的，但在今年的野外生活中却出现过。

    我们在干海子工作期间，因连日大雪，驻地唯一的水源水质太差，小组同志多患感冒、肠道病，所配保健药品如感冒药、藿香正气水等部分药品，不几天就用完了。大家想方设法用土法炮制了急需药品，以缓解症状。煮糊米粥即是其中一例。

    据当地老乡介绍，糊米粥可治肠道不适症。其做法是：将大米淘洗后，放入高压锅中，旺火炕炒，不断搅匀，使之呈黑色，然后加入适量水，煮沸即可饮用。

    稻谷经“千锤百炼”，煎熬成糊米粥之后方可治病，可谓历尽沧桑。生活也何尝不是这样，只有在艰难险阻中百般磨砺，才能修成正果。地质工作尤其是这样，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我们也得细心观察，反复推敲，收集第一手野外资料，经综合研究之后方能出成果。

    1995年

    蕨苔

    游再平

    5月的九龙洪坝仍是初春的季节，乍暖还寒，极目远眺，茫茫原始林区被薄雾缠绕着，带着几分神秘，几分妩媚。近处，河洼地旁一垄垄黝黑的蕨根丛，抽出一簇簇新绿。河沟边山麻柳枝条上刚出新芽，就像刚要出壳的鸡雏般，探头探脑的，给这静寂的荒野增添了无限生机。

    我们1：5万挖角坝——西油房幅精测剖面课题组来到这洪坝沟深处工作已十多天了。由于交通不便，加之工作太忙，大家都赶着工作进度，无法抽调专人去几十千米外的石棉补充物资，因此蔬菜奇缺。初春的蕨苔自然成为我们餐桌上的主角。每天工作之余，大家总会带回一大把，我们的杨卫平书记则连夜加工好（包括去老茎、粗叶，用开水反复烫，冷水漂洗等工序），作为次日的备菜。

    接连数日食用以蕨苔为主的菜肴，胃中残存的油腥儿也被一扫而光，老觉得胃中空荡荡的。我心想：若有顿过瘾的猪肉吃，不知有多棒。秘告同行，均曰英雄所见略同。可工作的确太忙，大家都没吭声。

    这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大早起来，天上下起了绵绵细雨。看来今天是难见晴转了。大家商量决定今天“扎雨班”。杨书记抢先说：“你们在家整理资料，我去洪坝买点猪肉回来。”大家都说：“天气这么冷，又下雨，改天再去吧。”书记说：“天晴了大家又要忙着上山，好久都没改善伙食了，你们就别坚持了，让我去吧。”说完，拿起雨衣就进了如烟的雨幕中。

    傍晚，杨书记硬是冒着雨步行往返近20千米从洪坝背回了十多斤腊猪肉，裤腿都被雨水湿透了。

    这日的晚餐特别的香，杨书记看着大家狼吞虎咽地大嚼腊肉，大口喝酒谈笑开怀，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欣慰地笑了。

    我们课题组硬是靠着杨书记背回的腊肉和着蕨苔，又坚持了十来天，直至完成了小沟一带的剖面工作，撤回了洪坝。

    蕨苔，野外生活中常见常吃，而这次在我的记忆中尤为深刻，难以忘怀，故成这段有关蕨苔的故事。

    谢谢你，蕨苔，谢谢你，我们的杨书记。

    1995年12月25日

    地质生活的第一天

    陈仕华

    清晨，我们都起得很早。7点半钟，我们已收拾完所有行装，穿着雨衣，顶着蒙蒙细雨踏上了今日的旅程。计划翻越一座相对高差1300米、海拔3400-4700千米的山峰，行16千米的山路，由朱倭到卡娘乡。

    沿着崎岖、坎坷的小路，由日拉沟向目的地进发。起初下着小雨，伙计们心情还比较舒畅。然而，天公不作美，似乎故意与我们作对，雨一直未停，且越下越大，我们的裤脚、鞋已完全湿透了，鞋踩在地上也咕咚作响。

    到12点半，我们终于爬到了4600米的山垭口，抬头望去，灰岩兀立、怪石嶙峋、好似随时都会塌下来；地上的路，全是灰岩碎块铺就，陡而难行。一匹马支撑不住倒下了，弟兄们都捏了把汗，好不容易才把马扶了起来。

    再上去几米，地势相对较缓，民工提议在那里烧茶。这时，雨如瓢泼，又起了大风，我们又冷又饿，作业组四人全缩在灰岩脚下稍可避风处，浑身发抖。我实在受不住了，想吃点东西，手已冻麻木了，连打开巧克力包装都十分艰难。我想我很有可能回不去了，生平第一次尝到了什么是冷又什么是饿。

    两个民工是高原人，似乎还熬得住，好不容易把火引燃，烧了将近个半小时，但锅里的水只是温热，手伸进去都感觉不到热。

    饥寒交迫，我们只好请民工继续赶路，继续艰难地蹒跚在风雨中。爬到最高处，搬家的在前面先行，我和组长边工作边前进，在露头间深受煎熬。

    下午3点半钟，天气稍有好转，风住了，雨也下小了，我们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但好景不长，4点钟，又掀起了第二次大风雨，势头比前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风雨中，我真不想走，但又无可奈何。

    搬家人马也抗不住了，提前在中途搭起了帐篷，并派民工把我们截回去了，此时已是5点钟了。

    晚餐时，我们喝了些酒，也喝了些热汤，甚觉香醇可口，身上也渐觉暖和。很早地，我们钻进帐篷，酣然入睡。

    1996年7月9日于炉霍

    哲波行

    张建明

    经过两天长途汽车的颠簸，在浓重的夜色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哲波山转运站那高悬的灯光。灯光十分明亮、耀眼，在黑黝黝的丛岭中给你希望。我一扫浑身的疲劳。哲波！我来到了你的面前，将投入你的怀抱，聆听你那动入的故事，领略你那多彩的风姿，共同拥有那火热的生活。

    第二天，我们翻上海拔4000米左右的垭口，哲波矿区尽收眼底。晨风习习，阳光灿烂。红、黄安全帽在工地上有条不紊忙碌地穿梭，堆场上喷射着银色丝绒般的水丝。我听见了那矿石滚动的阵阵悦耳声，感受到了哲波那青春撩人的劳动热潮。

    从垭口下200米，从北到南穿过2000米的矿区，我们深入各个堆淋分场、实验室和矿区外围普查小组，听取了分队汇报。耳闻目睹，我们被哲波的人、哲波的事、哲波的气氛所激动，所鼓励。

    哲波，是一种象征

    哲波这个名字，对我们区调人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我们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运作，尤其是面对着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格局分野，是坚定不移地彻底打破旧有的思想桎梏，走向市场经济，走出一条自己发展的“勘开一体化”道路，还是安于现状，少冒风险，去捧幻想的“铁饭碗”？两种思想、两种观念集中体现在1993年区调队要不要上哲波矿山。讨论是激烈的，也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地质工作者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用双脚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历尽了千难万险，把几代人的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了地质——我们一生苦苦追求的崇高事业。我们不少人霜染双鬓，累了病了，生命在开始枯竭。然而，现实是严酷的，容不得我们稍作休养，必须站起来，必须在风雨中去拼搏，去战斗。以郭达玖书记为领导的区调队党委终于统一了全队职工、干部的思想，区调人高唱“勘探队员之歌”，脚踏实地地迈向了哲波山。这历史的一步，开创了区调人“勘开一体化”的新局面，我们正式踏上了区调人“第二次创业”的光荣而艰巨的道路。

    哲波，是一种精神

    大凡去过哲波的人，都会被哲波山矿区职工那种只争朝夕和忘我工作的劳动热情所感动。年初出队上哲波，山上风雪交加寒冷刺骨。屋里的冰冻结了灶台，冻结了设备，连床也与地冻结在一起。哲波山的职工没有退缩，靠大家一双双手和一锹一镐，去挖、去刨。采矿、筑堆、喷淋，不管是风雨雷电，每个职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职工头天晚上值了班，第二天只要场上有急事，大家顾不上休息就自动加班，没有叫苦，也没有怨言。尤其是实验室的工作时间每天都超过14个小时。据统计，哲波山实验室一个人五天的工作量相当于一般实验室正常工作期间一个人一个月的工作量。哲波山职工年平均工作量相当于省内同行业职工年平均工作量的两到五倍。职工生病了，吃几粒药咬着牙坚持轮班换；家里急事，攥着妻子和孩子的信也顾不上回家。尽管他们几年来付出了很多，可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实惠，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连正常的收入也没有达到。看着他们那张黝黑的脸，看着他们那满头的长发和胡须，当地老乡把我们20几岁的职工也认作五十多岁的老同志。可他们是一群好汉。尽管他们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但他们都实实在在地为着区调队的今天和明天而努力工作着，他们不愧为区调人。

    省地矿厅张彦英厅长在哲波视察时，对哲波的职工大加赞扬，他说：“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三光荣’精神。”哲波，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区调人拼搏、奋进。

    哲波，是一座熔炉

    在哲波，你会感觉到那山、那水、那人、那事在对你的心扉不断冲击，你感觉到心灵的激荡和变化。不论是在分场还是在分队，不论职工还是干部，你都能听到和看到他们对行政、经济管理和技术、工艺的讨论。从矿山开采、堆场定位、喷淋设计到经济预算，干部、职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深入到每一个细节。职工病了，总有同志会端给他一杯开水、一碗热汤；职工过生日了，几杯红酒、几碟好菜围了一圈祝福；民工没吃的了，职工宁愿自己不吃，把米、菜、肉送了过去。在哲波不论发生了什么困难，大家都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这里是一个既温暖又严肃的大家庭，既不容许和姑息有损区调人形象的人和事，又充满着奋发向上，相互理解的人本主义管理气息。有民工说：“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就数这里的干部最关心人，我们明年还来干。”

    哲波，是一种希望

    诚然，哲波的开发是困难的。首先是哲波的潜在资源不清，目前可供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其次是矿石品位太低，原生矿目前难以开发，尚需要大量的前期研究和研究资金投入；再者就是冰冻期太长，可供开发利用的时间不多。然而，哲波几年来的工作，尤其是1996年以来的工作，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支吃大苦、打硬仗的队伍，造就了一支懂矿山管理，懂开发技术的队伍。这是一笔非常难得的财富。我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去施展区调人的才华，把哲波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就开发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哲波山也还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进一步完善。工作艰巨，责任重大，任务光荣。我们毕竟是区调人，任何艰难险阻也难不住我们。有一个哲波，我们一定会拥有几个哲波；有了一个矿种，我们也一定会有多个矿种。

    我们在哲波的工作结束了。哲波，我们就要与你作短暂的离别。我衷心祝愿还在哲波工作的同志们身体健康，保证安全，取得好的效益。向同志们的家人衷心地道一声祝福。我企盼着哲波的兄弟姊妹们早日凯旋归来。

    大雨如注，我们离开了哲波山。

    1996年10月

    哲波札记

    宋晓华

    在埃及太阳神庙基座上有一句铭言：“认识你自己。”猿人最早认识自己，是聆听对岸空旷山谷的回响。我们认识自己，是热爱生命，在创业中体现生命的价值。

    我在哲波工作了两年，就今年“二次创业”工作的经历，摘几丫小枝，以飨关心哲波的人们。

    没有点响的鞭炮

    4月8日，是哲波人出队的日子。按计划，小车清晨6点半送第一批人去成都汽车站，再返回大队会合大车，接受大队隆重地欢送。队内，彩旗飘舞，鞭炮高悬，各科室人员汇聚门口。

    7点10分，电话告之小车在二环路出了交通事故，这仿佛晴天骤雨，一丝阴影顿时掠过欢送的喜悦：难道哲波山的路是那样艰辛吗？不，哲波人不相信眼泪。哲波人赶上长途客车继续前进，虽然身后没有鞭炮声，多了狐疑和企盼，但哲波人凭着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到了古镇松潘。

    松潘会议——调低决心大

    晚上11点到松潘，城内灯火通明、交杯举盏，与哲波人饥肠辘辘、风尘满面形成强烈的对比。建设者沉重的脚步，印在高原的风沙中，似一串串问号：难道我们注定要抛家别小吗？四月的春风新芽，为什么总与我们交臂而过？在这草地的边缘，尕里台的山坳或许就是我们的家？

    4月10日，分队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有名的松潘会议——哲波人的誓师大会。“没有车，我们失去铁甲护卫，如何进山？”“假设能租到车，没有辅助运输的民工，冰雪铺地，生活、生产物质如何运上山，难道只能困留松潘？”哲波人举起了拳头：出弦之箭岂能收回？“铲出一条路，背着几吨物资也要进场！”

    手冻僵了，忍；整天没吃饭，挨。忍了又忍，挨了又挨，终于将物资和人推移到距哲波山顶200米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的转运站！职工们雀跃欢呼，守棚民工挥舞着“象角”（帽子）放声高喊“嘎提”（辛苦），宛若两群雄狮的会合。今后，他们将共建哲波。

    这之后，我在给大队的电话汇报中，声音哽塞、颤抖。我清楚，在创业者的路上不仅仅是汗水。

    合同——“一把鼻涕一把泪”

    合同，意味着什么？对于哲波人来说，足以知道它的分量。然而，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合同签下来。

    “合同嘛，有变动，每吨矿石交三费（乡企管费、资源税、资源补偿费）25元，来我们松潘洽谈联合开矿的单位和个人很多，我们还是优先考虑你们嘛”。我们找到县委书记时，他正举足踏车准备去州里开会，被我们的诚意感动，发表了上述“高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让步，都将牵涉到区调队的利益。那天汤队长患重感冒流着鼻涕，大谈区调队的信誉，开发的艰辛，反复算经济账，说到委屈处，硬有求人的味道，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通过两天一夜的谈判，终于取得了我们期望的合同。事后，汤队长说：“怕啥，能屈能伸，只要节约钱就行。”我们争来了项目，有啥理由不干好，市场经济就这样。

    我们收队了

    哲波人在山沟中工作了六个半月，能翻阅的报纸杂志看题目就知道内容，甚至有的能背出来。他们不知道欧洲杯足球赛是德国队得了冠军，不知奥运百年盛典中国得了几枚金牌。他们知道，矿已尽，雪已堆积，孤雁该南飞了。在等车的几天中，我已可以清楚地听到手表的滴答声。

    我们要收队了，回头看，被我们改造的山和沟、平坦的场地、整形的矿堆、并排的工棚、沉寂的机器；抬头看，一袋袋载金碳，是闪光的金子，更是哲波人金子般的心，付出奉献而不祈求过多的收获，团结务实而不计较一时一事。是啊，哲波，培育了哲波人。哲波，意味着风险，更意味着拼搏，意味着区调队转换机制的成功。

    我们平安收队了，看到了期盼的笑脸，听到了久违的鞭炮声。今天平静地坐下来，写点哲波的感受，是哲波火热生活的片段。有位曾经在哲波工作过的同志来信说：“我爱哲波山，更爱与我共同战斗的弟兄，我时常梦萦魂绕哲波山。”我想，凡是在哲波山战斗过的人们，也是如此。

    哲波山没有空话，只有实干，没有过多的人际关系，只有一双双勤劳的手。我们无须以此来夸耀于人，却有必要用以激励自己、振奋精神、鼓舞斗志。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却有必要明确认识我们走过的路和继续前进的基础，满怀信心地把矿业开发推向壮大。

    1996年12月

    梭罗沟，一个梦想成真的地方

    李世林

    梭罗沟，一条川西高原的荒山沟，而今却为世人所瞩目，原因只有一个——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大型金矿！

    有了这个金矿基地，使全队经济涉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回想12年前，由于我队哲波山金矿资源枯竭，而且产量不高，产值较低，队上的国家项目有限，寻找新的矿产基地刻不容缓，队领导和职工都十分焦急。1996年，队成立矿产开发办公室，任务就是筛选矿产地区块，申办探矿权，记得当年办了十多个探矿权，梭罗沟也名列其中。1997年，改办公室为矿业部，任务是找寻可供开发的矿产地。这一年，由于掀起一股找红土型金矿热，由徐志明带领一个组找红土型金矿，由我和周书贵带一个组找岩金矿，梭罗沟并未列当年的工作计划。10月底收队了，虽然经过了艰辛的努力，寻找可供开发的矿产地还是无果而终。

    怎么办，矿产地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凭着我30年来的区域矿产工作实践和心中积累的资料，一个个地疏理排查，一个个地否定，最后我选择了梭罗沟。

    说起梭罗沟这个点的命名，还有一个小插曲呢，在1：20万区调工作中，是廖远安等同志检查异常时发现的一处长约六米、厚约两米的露头，采了一个拣块样标本，品位三四克吨，当时以这里有个牛场叫白里米，命名为白里米金矿化点。1982年编写区调报告时，我和他商量，我说白里米这个名字不好听，显得小气，这一条沟叫梭罗沟，不如以这条沟命名，他同意了。在我的心中，以前有这样一个神话，就是月亮上的阴影是神仙张果老砍娑（梭）罗树，这个名字有意思，从此该点即以梭罗沟命名。为什么选上梭罗沟呢？通过这个点的重砂、化探异常、成矿地质背景，我与甘孜嘎拉金矿作了对比研究，认为同属优地槽变质火山——沉积岩系列的火山热液矿床，而且同属一个甘孜-理塘成矿带，在矿点上的围岩蚀变也有利于找到类似的矿床，可能会有突破，于是把我的意见向时任党委书记的郭达玖同志和队长张建明同志作了汇报。书记和队长当时决定，派徐志明、万全礼同志前去工作，出发前，我和小组的同志们还讨论了有关技术问题。

    找矿小组不畏严寒，踏冰卧雪，先后两次上去工作，第二次出去时，还有副队长汤开明同志带队，可见大队领导是十分重视的。

    因为当时没有立项，就没有项目经费，一切有关开支由大队自有资金开支，为了立项，我在室内编写立项论证报告、填表、作图，上报四川省地矿局。

    经过小组的艰苦努力，找到了原来的矿化小露头，对区内的地层构造及矿化等作了初步研究，经过试验，浸出率还可以。队领导可高兴了，说喝庆功酒，我说还早呢，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待将来开发成功了，才说得上庆功，于是酒也没有喝成。

    在1997年底，我退休了。在后来一段时间里，由于氧化矿难找，我还对找氧化矿的问题提出过口头建议。

    找矿是艰难的，找一处可供开发的矿就更难，好在经过徐志明等同志和广大职工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认识了梭罗沟，走进了梭罗沟，融入了梭罗沟，评价出了梭罗沟大型金矿床，使区调队的梦想成真并期待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七绝

    李世林纵横高原三十秋，地质矿产眼底收。若问功绩在何处，羊拉耳泽梭罗沟。

    注释一：羊拉指云南省羊拉斑岩铜矿，1976年检查异常发现，现为大型铜矿。据地勘导报记载，2008年一期选厂建成后年产值十亿。2012年二期选厂建成后年产值将达30亿。

    注释二：耳泽金矿发现于1979－1980年间，当时经简单工作计算金储量约20余吨，后经详查计算金储量十几吨，也为一大型金矿。

    注释三：梭罗沟金矿于1997年经资料筛选，确定此处有大型金矿的可能性，遂建议单位去工作。经单位多方努力，成功开采，为单位带来很好效益。实现了我心中多年理想，吾心足矣。此诗为李世林于2000年所作，注释为2008年11月于华阳石油医院病床上口述，女儿代笔补充完成。

    “岩羊”又回来了

    程松

    大凡上过高原、抑或到过“滑山”之巅的人，都知道有一种长年生活在海拔近5000米左右的食草动物——岩羊。不论刮风下雪，它们多活动在“滑山”上或沿刀刃似的山脊转移，只是在黄昏临近、夜幕降落时，才带着倦意来到水草丰茂的沟谷饮水食草、栖身过夜。

    在四川西北边陲石渠县城南渣陇沟一带曾生活着一群岩羊，因其肉质鲜嫩，被众多猎手视为野味佳肴而不断遭到猎杀，才迫使幸存者游居它方。今年6月我们渣陇项目普查组一行六人来到这里时，仅工作了几天，便被当地牧民戏称为“岩羊”又回来了。初听有些奇怪，可细细品味，却才为憨厚的牧民给我们这种最质朴的称谓而深为感动。是啊！我们虽不是岩羊，却实实在在拥有岩羊的那种本领。因为我们工作的路线几乎就是岩羊走过的“路”。我们行走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刃脊、山巅，不是登高俯瞰为了防范，但的确是为了生存在探寻。因为我们与岩羊之间有着相似的命运，不同之处在于面对凶残的猎手，岩羊可过游居生活，而我们面对无情的市场经济，却没有后路可退，只有走“勘开一体化”的路才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希望之路。为这希望，我们也只能在黄昏临近、夜幕降落时拖着被雨雪侵袭的疲惫身躯来到沟谷栖身过夜。

    我赞美岩羊这种能吃苦耐劳、不畏艰辛求生存的精神，同时也为我们项目组能拥有这种精神而自豪。我深信：在领头“羊”的带领下，通过我们共同努力踏遍渣陇矿区所有的滑山、刃脊、山巅，走完所有的羊肠小道，定会有一个丰硕的成果，供我们这群“岩羊”生存、发展。

    1997年6月25日石渠

    战斗在藏北羌塘无人区的区调队员

    贾保江

    在今天我国地质矿产事业欣欣向荣，地质队装备大大改善，地质队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艰苦岁月。在那个年代里，地矿事业萎缩，任务严重不足，经费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大量人员闲置，相当一部分同志提前退休或退养，一些同志甚至买断工龄，另谋生路……成都地矿所和区调队的领导、群众都在为本单位的生存而挣扎，在改革开放的阵痛中寻找出路。

    一个机遇让成都地矿所和四川区调队走到了一起，成都地矿所的科研人员和四川区调队的地质队员共同承担起青藏高原羌塘盆地的石油天然气地质调查任务，成为这个历时数年有数亿元投资的大项目的骨干队伍之一。成都地矿所在1994-1998年的几年里，争取到一千多万元的工作经费，稳定和锻炼了一支专业队伍。承担的1：20万石油天然气总成调查工程和1：10万石油天然气区域测量工程以及综合研究项目均获优秀评价。青藏项目经理部的同志称赞：“从这支队伍中看到了‘三老四严’的作风。”这是对成都地矿所的赞誉，也是对四川区调队地质队员的赞誉。

    “羌塘”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北方高地”，这里处于青藏高原的腹地，雪山耸立，丘陵起伏，湖泊遍布，平均海拔达5000米，气压低，严重缺氧，寒冷干燥，风大雪频，日温差巨大，紫外线辐射强等特点。被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根据我们自己的测量，5月上旬上午8点的气温为零下15℃。在气候极端恶劣、交通极端困难、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成都所和区调队的同志们用顽强的意志战风雪斗严寒，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情同手足，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娴熟的工作技能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同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时至今日，当年冒着风雪艰难行走定点打标本，半夜里被冻醒坐起身来点烟吹牛，生病了同志们关怀备至问候的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

    由于历史上行业关系等方面的原因，由中国石油总公司勘探局新区勘探事业部成立的青藏石油勘探项目经理部不能使用地矿部的队伍。成都地矿所只能以“成都环境地质与资源开发研究所”这一名义去承担项目，而四川区调队的同志除了在各个工程报告的参加人员名单里列有名字外，并无其派出单位“四川地调院”的名字出现。藏北油气调查的光辉业绩已被记载于成都地矿所的发展史上，它也同样应该反映在四川区调队的历史记载中，使四川区调队及其派出人员的历史贡献得到客观体现。

    让我们记住区调队参加藏北羌塘无人区油气调查野外工作的同志吧，他们是技术人员罗健、何扬、尹涛、冯学成、李庆祥、杨大勇；驾驶员王旭、李金山、何守忠、薛东、王福银、吴和平、张德林；地质工王建勇、王瑞清、叶华彬、冯勇、易广科、夏进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同志能够参加成都地矿所羌塘项目的工作，除了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外，还得益于原四川区调队一分队技术员，时任青藏项目经理部副经理的殷利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和原四川区调队一分队技术员，时任青藏项目经理部特聘质量监督员的马最良同志。

    记得在那几年里，每年3月份我都以成都地矿所羌塘油气项目负责人之一的身份代表成都地矿所到队上，与区调队副队长谭庆鹄同志共同协商确定人员并签订合同。因此，这些同志应属区调队的派出人员。他们是在四川区调队主力部队为区调队的生存和发展而艰苦奋斗过程中的另一支重要技术力量，对区调队的发展有过贡献。

    2008年12月22日于成都作者系原四川区调队二分队技术员、成都地矿所研究员

    我的丛林日记

    李忠东

    一、上山之前

    5月9日，九龙县湾坝乡洛洪堡子。早晨，浓浓的雾将连绵的群山罩得只剩下半截，远远望去，犹如被刀拦腰斩断一段，天空也被大雾压得低低的，扁扁的。我们住的洛洪堡子显得尤其狭小。尽管天气不好，我们仍然决定上山。清晨5点，负责后勤的杨叔便在帐篷外弄得窸窣作响，他已经在为我们准备早餐了。7点钟的时候，他向着帐篷喊道：“诸位，起床了，要蹲点的快去蹲点。”何谓蹲点？古谓出恭，今谓解大便，俗称屙屎矣。在野外，干什么事都比平常麻烦，解手尤其如此。没有厕所，离帐篷稍远的树丛，乱石堆，河漫滩便是我们如厕之所。每天早上须在天将亮未亮之时（天太暗，难以行事，天太亮则怕有行人突至泄露春光，丢了斯文），寻一隐蔽藏身之处，宽衣解带，把取之于自然之物复又还于自然。此隐蔽藏身之处还得有一番讲究，行人罕见自不待言，此处还得稍微平整，蹲前要用木棍拔弄荒草以免暗藏蛇、草虱子、旱蚂蟥等，如此一番之后方可蹲下，一泄为快。遇到下雨，则处境更惨，要么披一身雨衣，要么高拿雨伞，远望去，倒真像摇曳在雨中的巨型蘑菇。

    走出帐篷，杨叔早将茶杯中昨日的陈茶倒掉，沏上新茶，饭菜也正在高压锅里呼呼冒着热气，一切都完美周到。

    吃饭时，杨叔不停地劝大家吃肉，他的理论是越能吃肉，越能爬山，肉很肥也很大，每片足有四指宽三寸长，几乎看不到瘦肉，不过山里人喂的猪，吃玉米长大，尽管肥，味道都不错。

    准备上山的背包繁琐而细致，地形图、记录本、罗盘、放大镜、文具盒、高程仪一样也不能少。中午的干粮是每人一包萨其马，两把生花生米和几块大白兔奶糖，用样品袋装了塞进了背包。蛇药、创可贴、膏药以及杨叔用塑料布精心包裹的一盒火柴也同样用口袋装了塞进荷包。雨衣既可避雨又能御寒，万万少不得，因此杨叔每天总是不厌其烦地逐一提醒。末了，每个人还要在后面裤子上吊一个装有雄黄的小袋子，用以驱赶毒蛇。《白蛇传》里的高招被我们学到了，据说还相当灵验。戴上草帽，拿上地质锤，全副装备才算是齐全了。

    后勤工再一次叮嘱了安全事项后，我们终于在杨叔的祝福中踏上一天的艰苦行程。

    二、折耳根

    没有新鲜蔬菜已经很长时间了，天天吃洋葱炒猪肉，大家都喊腻味得慌，不觉怀念起吃青菜萝卜的日子。负责后勤的杨叔每天看着高压锅里剩的饭一筹莫展。

    偶然，杨叔和喻工在回帐篷的路上看到荞麦地里零星长着的折耳根，绿油油的还抽叶呢。想此物在内地也能登大雅之堂，况穷凶极恶的野外，大伙一定喜欢。便放了背包遍地去找。果然，还真不少，半刻钟，已将样品口袋塞得满满的。

    回到帐篷，倒在地上，蓬松松的一大堆，大伙一见，乐了，有人当即宣布今晚“过节”，节日大餐便是凉拌折耳根。

    洗净之后，拌上盐、味精、豆油、红油辣子，端上桌（一块稍平的大石头），看着碗里绿油油的叶子，白白肥肥的根，红红的辣子，闻着它独特的清香，大伙夸张地纷纷做陶醉状，大有垂涎三尺之感。

    吃饭时，大伙的思路也空前一致，完全一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战略思想，洋葱腊肉动还未动，此物已吃得精光。今天的饭量也陡然增加，一口气吃了个锅底朝天。

    吃完饭，齿颊、帐篷里还残留着折耳根的清香，我躺在帐篷里，想起曹操的一首诗中的几句，篡改如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馋，唯折耳根。”

    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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