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学者认为，礼最初是氏族社会时期一种祭祀的仪式，所谓“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甲骨文中的“礼”字，据王国维的解释，是意味着把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皿里供奉上帝或者祖先，既表示敬意，又表示请求赐福保佑。冠、昏（婚）、丧、祭、射、御、乡（乡饮酒）等，原本是民间交往活动，亦含有对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的崇拜仪式；在上层统治集团则逐渐有了燕（宴）、飨、田猎、朝觐、聘问等等礼制，亦不断发生变化。复杂的礼仪大致可归为五类吉、凶、宾、军、嘉礼。因此，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礼”本起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其涵盖面很广，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内容涉及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西周时，经“周公制礼”的活动，礼的内容更为复杂、更为系统化了。法律规范、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礼节仪式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
儒家继承和发扬了西周礼制的许多内容。在孔子那里，“礼”是指制约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总则。在他看来，人的生命，不仅仅是生物性质的生命，还是有独特理性的生命，这一独特理性是深藏于自然生物生命之中的“仁爱”之性。它是人一切善端的开始。人类的道德与血缘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其他社会关系，都表现人的理性生命，它约束人的一切行为，并且成为维系人类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自然法则。人类的这个自然法则，便是“礼”，是当政者的政治纲领和政策考量。当政者的一切典章制度、施政措施，必须以维护“五伦”为核心，以体现“仁”，弘扬“仁”为目的。在孔子看来，人类社会，无论是天子庶人，都应以“礼”修心养性，努力克制自己的私欲杂念，发扬人的内在善端，以实现“仁”的境界为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唯如此，人人才能合睦相处；才能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社会才能和谐安宁。因而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朱熹说：“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诸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礼之节文”（《朱子语类》卷四），所以，做人之道，在于发扬善端而尽心尽性，必须遵礼、守礼，以礼节之，而治人之道（即治理国家），则在于弘扬仁道而尽伦尽制，更必须以礼治之，把“礼”这个反映人伦关系，制约人的社会行为的自然法制，上升为政治制度，要求人人遵守。
在荀子那里，礼是圣王的制作，是等级制度和客观规范，“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劝学》）“礼者，所以正身也。”（《修身》），礼是“仁”的外化，只有“礼”作为一种可实行、可操作的方案，“仁”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彰显。因此，荀子实际是通过把仁归于礼，回答了仁、礼关系问题，他的思想是以礼为核心，自然对其抬高仁贬低礼的做法不满意，故以维护先王之统为借口，给予激烈批评。
“礼”的作用主要是在于“正名”，就是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孔子认为：要解决当时“贵贱无序”的混乱局面，关键在于“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人人都有固定的社会地位，也就是君、臣、父、子，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按春秋中期鲁国曹刿的说法，礼是整饬社会生活秩序，确立上下等级，规定官员职责，节制财物之用，维护长幼之序的。按战国后期荀子的看法，社会的整合、维系及秩序化，靠社会分工及等级名份制度加以确立。”礼”的作用是“别异”、“定伦”。正名在政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名不正，也就无从施政。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正名，而在于如何正名，就孔子的正名而言，它不是以实取名，而是以既成的名来匡实，即用传统的等级名分来纠正运动变化的现实确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之用，理顺社会关系与秩序等。国家没有礼就没有处理政务的尺度，没有规矩方圆就寸步难行。可见“礼”在一定意义上就相当于“法”，即所谓“礼法”。
礼学要求官员德、才、禄、位要相统一，要求他们要做到“安民”、“利民”“惠民”、、“富民”、“教民”，做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还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对百姓“动之不以礼”（《论语·卫灵公》）。
林肯是美国第十六届总统。他是一个“乡下佬”，出身于一个拓荒者的家庭。竞选时，他没有专车只是买票乘车。每到一站，朋友们就为他准备好一辆耕地用的马拉车，他便站在车上，开始了竞选演说：“有人写信问我有多少财产。我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租有一个办公室，室内有桌子一张，椅子三把，墙角还有大书架一个，架子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不会发福。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你们。”他对南方蓄奴制度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加上往日的声誉，使得这位被誉为“诚实的林肯”的人一举击败了竞选的对手——大富翁道格拉斯，就任美国的总统。出任总统后，南方的一些反对派爆发了内战，他日理万机，但他仍坚持在白宫规定的接待日里，接待从上层绅士小姐到下层兵士农民的各类求见者。他和许多来访者一一握手，每次接见后，胳膊总要麻木一个晚上，医生劝阻说：“这样有损健康，还是停止这种接见吧！”林肯都拒绝了医生的善告。南北战争中，林肯和许多老百姓一样，把儿子送去参军，他的夫人忧心忡忡，总统便对夫人说：“玛丽，多少可怜的母亲都已忍痛作出了这种牺牲。送走了她们的儿子。把罗伯特送上战场，这是为了国家的命运啊！我们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呢？”
礼乐制度的根本价值是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意思是，人际交往中以德为贵，礼尚往来，自谦并尊重别人，讲究施惠与报答。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这在“礼”中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神、道德价值。”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因此，以礼治国，可以起到安定社会，消弭争夺战乱，使人民得以乐业安居的作用。
由此可见，儒家的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仁”“礼”“修身”都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掌握儒家智慧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以民为重，国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
【子曾经曰过】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
【智者感悟】
“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为次，国君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
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是民贵君轻、民心向背决定政治成败。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理念。
从秦朝灭亡一直到清朝末年，儒家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明确的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人。他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提出了“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和“仁政”学说，形成了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
除了提出思想之外，孟子还主张“制民恒产”和减轻征税给人们物质生活的保障，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先富后教，兴办教育，教化人民马提高人民道德素质，建立起一个道德、和谐、安定的社会。
东汉初期，佛教传入中国，儒家吸取了佛教的平等思想，对传统贵贱有别的观念进行改造，开始承认四民平等。进入明、清以后，进步思想家提出较系统的民本哲学思想。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国家思想传入，传统民本思想开始向近代民主思想装变。
民本思想倡导“爱民”“贵民”“重民”，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只有不轻视人民，培固根本，才能实现安邦定国，使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维护人民的切实根本利益，创造出更多财富，且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它以人为本，重视人际关系，以“孝”“仁”为核心。
《孟子·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他们为提倡保民、养民、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富民、教民等等为内涵的民本主张。民本思想在儒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有所体现。当然儒家的思想是一个整体，很难分出哪些是政治主张、哪些是经济或文化上的主张，我们只是一现在的目光来对它们进行分类！他们反对统治者者专横暴虐、穷奢极欲，强调尊重人民，“使民以时”，笃行王道，赏罚分明，俊杰在位，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孟子更是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发展出了“仁政”思想，并把它扩充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仁政”的基本精神是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儒家的后学也不断地丰富发展了儒家这一主张，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为后来的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实践提供思想基础。
在上古传统中，人民的政治诉求代表天道，民生是基于天，具有最高的政治意义。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民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是这个意义上说天道是通过民意来体现的。人民诉求的真正来源是上天赋予人的意义，背离这个人民的意愿，也就背离了上天的政治选择意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中，强调了人民的优先性。在孔子那里，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得到了进一步肯定。他把奴隶和牲畜明显地区分开来，反对肆意虐杀劳动者，针对当时社会盛行的用奴隶作为殉葬品（即俑）的风气，严厉谴责“作俑者”，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个意思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表达的最为清楚明白。这发展“民，神之主也”、“社稷重于君主”（《左传》）的思想，把民本思想重新提高到了政治生活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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