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绍东

    谈到乡下人，愚昧、本分、老实、冥顽、顺从往往是他们的基因般的标签。现实却往往要复杂得多。尤其在近30多年的乡村中，乡村更是分化为某些学者指出的精英、裙带、黑恶、普通等多个阶层，光精英阶层就可以分为村干部、代表、委员之类的政治精英；乡村教师、大学生村官、礼生、巫师之类的文化精英；包工头、办厂的、开店的、做物流的、打工成为管理高层之类的经济精英等。他们构成了当下中国乡村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然而对于属于普通阶层的那一部分人，似乎那些老式标签仍然有效，他们永远是被教育、被支使、被压制、被欺负的那一拨人，是沉默的大多数。如果再往深里细细体察，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在普通阶层的那个庞大群体中，他们中的极少部分或许因为不幸逼迫下的绝地反击，或许因为外因启示和外力推动，或许因为如参佛修禅般的顿悟，也会发生“基因突变”和“量子跃迁”，成功跃入居于他们上位的阶层，或者干脆开宗立派，成为什么也不属的“四不像”。游喜哲大约属于这样的“四不像”。

    面对不幸遭遇，农妇游喜哲不是如《生死场》中麻面婆那样逆来顺受，也不是如堂吉诃德那样莽夫式硬拼，而是凭借自身不错的天资（学生时代成绩不错）和以“爹”的形象出现的民间经验智慧的启迪、指引和驱使，将错就错，借力打力，竟然一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成为一个众多同阶层和其他阶层人的眼红的对象。然而，在一个存在诸多病态的社会，这只是一种激素式的自我拯救，她“牵牛”的同时，也难逃被“牵”的命运，成为掌权者各取所需的一枚棋子。即使她拼尽所有“小聪明”和“大智慧”，弯曲全部尊严和受尽各种苦楚，到头来也只是落个“成了讨死万人嫌的臭狗屎，成了遇着就躲看见就避的烂肠瘟”的结局。基于对前路难定的恐慌，小说最后，游喜哲陷入了对民间经验智慧辨识和选择的泥淖之中，呈现一个农妇的命定局限和终极悲情，也寓意人类对很多互悖性经验智慧的迷惘。

    牵，或者被牵，也许本身就是我们的共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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