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担任系主任的台静农，对台大中文系“自由、开放、宽松、包容”学风的营造，起决定性作用；令不少学生铭记在心的，是台先生对屈原、阮籍、嵇康等狂士的“情有独钟”，还有讲述《离骚》、《九歌》时那“响亮的皖西口音”。至于公众更为仰慕或倾心的，则是作为书法家的台静农。散文家董桥曾称，在台静农那些盘曲扭结、充满张力的字里，你明显看出“他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董桥：《字缘》，初刊1990年11月25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见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27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其实，书斋或课堂上的台先生，何尝不是如此？那位将自家书斋命为“歇脚盦”，但一“歇”就是40多年的小说家兼老教授，其晚年诗稿《龙坡草》最后一首《老去》：“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无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台珣《无穷天地无穷感》：“大哥病入沉疴之际，仍惦念着渡海，四哥七月去台北看望他时，他仍极为想念曾生活了多年的古都北京和皖西老家，曾深得鲁迅赏识并蜚声文坛的小说《地之子》、《建塔者》中的乡土人物，如今情况又如何呢？他是多么想去看看那里的变化啊！然而，他叹息道：‘我不行了，走不动了。’大哥是带着未偿的返乡夙愿西去的。”见许礼平编注《台静农诗集》70—71页，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其中的“忧愤”与“无奈”，远大于历尽沧桑后的“通达”。
就任台大中国文学系主任之初，台静农撰有《中国文学系的使命》，将各家见解归纳为七派，然后陈述“我个人的意见”：
中国文学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事于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就是从事于中国文化一部分的工作。那么，我们负有“继往开来”的责任；所谓“继往”，便是两千多年来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我们不能置之不顾，因为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是由于历史的累积成为整个的，不能从中割裂成为两段的。贵古贱今，固然要不得；相反的，贵今贱古，也是要不得。所以我们对于古文学，我们要发掘它，整理它，甚至以客观的精神去批评它。在这一观点上，我是赞同古文学的研究与新文学的研究并重的。但为学生的兴趣，以及事实上两者不能兼顾起见，学生可于两者选择其一为主科，以研究“古文学”为主科的，则多修有关于古文学的课程；以研究“新文学”为主者，则多选修有关于“新文学”的课程。但从事于古文学研究者，不能不知现代文学的发展；从事于新文学研究者，不能不知中国文学历史演变。至于两方面的课程，尽可能的与外国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以及政治经济系构【沟】通。”（台静农：《中国文学系的使命》，《台静农先生辑存遗稿》200—20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3年）。
此文稿的书眉上，有一批注：“新文学研究，包括创作，而不以创作为主”（文稿载《台静农先生辑存遗稿》197—203页，批注见201页）。曾肄业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台静农，乃未名社重要作家，有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传世；与鲁迅多有交往，1926年编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30年代连续卷入政治风波，以致三次坐牢；1946年应鲁迅好友许寿裳之邀来台……如此明显的左翼立场，使得其不会满足于沉寂的书斋生活；希望开设“新文学”课程，引导学生从事新文学的创作或研究，更在意料之中。可现实的政治环境，却让台静农的这一改革计划基本上落空：“台先生在任近二十年，除现代文学（如现代散文、小说、诗歌）有所增益外，至其新旧文学研究并重构想，似未能实现。其原因殆有二端：一格于规定及学术环境，更张不易。二是许多来自北大任教台大中文系教授皆是专长研究古典文学。”（罗添洪编著《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自刊本，2007）下册439页）。很长时间里，台先生闭口不谈自家经历及现实政治，学生们甚至不知道他曾是著名的新文学家。
作为鲁迅的私淑弟子，台静农对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感兴趣，这一点也不奇怪。1936年任厦门大学教授时所撰《中国文学史方法论》（凡七讲），现附录于2004年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刊行的《中国文学史》。自1903年起，各大学中文系都开设文学史课程，这其中，学养丰厚的教授不少，但真有理论建树与方法论意识的却不多。作为有明确史观的文学史家，台静农的工作值得重视：
台先生确有他的文学史观；而在他的文学史书写中也确实寄托了他个人的性情襟抱与生命情调——这个以“人”、“文”为主体，以时代、社会等其他因素为辅翼，其体系之形成自然应然，其流衍之变易各有因果的史观；以及在历史叙述中，时时呈现述者自我的寄托——这样的书写“方式”与“意志”，似乎都隐然遥接史迁，异曲而同调。在我所见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从未有如此“诗人”之作；换言之，唯台先生此种“史笔”，斯可谓真正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何寄澎：《叙史与咏怀——台静农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书写》，《台静农先生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82页，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印，2001年12月）。
我关心的是，这部文学史讲义，既然从任教重庆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时就开始撰写，又曾在台大中文系讲授多次，为何迟迟不予刊行。说是治学严谨（黄启方《我所尊敬与亲近的台老师》称：“讲授文学史多年，手上也有一部自撰的文学史，却始终不肯拿出来，多家出版社向他争取出版，他仍然以未臻完善婉拒了。”见林文月编《台静农先生纪念文集》152页，台北：洪范书店，1991年），固然也有道理，但似乎不全面。据罗添洪编著《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1960年，“《中国文学史》初稿完成，分送门人辈为之校阅”。后来之所以耽误，“一则视著述为名山事业，要求过高，自感有所不足，宁搁置以待随时修订而不愿轻易出书”；“二则由于不愿与后辈争锋”（罗添洪编著《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下册494-495页）。后者牵涉具体的人事矛盾，编者不愿细说。实际情况是，眼看早年学生叶庆炳1966年自印中国文学史讲义，并作为台大、辅大教材，台静农就不再修订自家讲义了（参见何寄澎《编序》，载台静农著《中国文学史》（何寄澎、柯庆明编辑整理）上册，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
时隔多年，重读台静农的文学史讲义及相关论著，最为感人的，或者说学术上最有价值的，当属其关于魏晋文章及文人心态的论述。《静农论文集·序》称：“关于文学者，有《魏晋文学思想述论》，而意有未尽，乃写《嵇阮论》，两篇可比照观之。后人多喜魏晋人襟度，实因生值乱朝，不得已讬迹老庄，故作放诞，有所逃避尔。”（台静农：《静农论文集·序》，《静农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而《嵇阮论》中，有这么一段：
史传说他们两人读书多，最好老庄，岂止是好，而且要从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他们与何、王不同，宁可戕贼自己，而以放达的生活，嘲笑礼教，冷观权威，同时他借此伪装以保全生命；那么，他们的颓废行为，是武器，也是烟幕。（台静农：《嵇阮论》，《静农论文集》96页）。
深刻洞察魏晋文人“放达的生活”以及“嘲笑礼教”背后的忧愤与执着，这一点，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无相通处。《嵇阮论》没注发表时间，而《魏晋文学思想述论》则刊1956年12月《文学杂志》1卷4期，其引刘师培而不引鲁迅，放在当时的语境，完全可以理解。就像鲁迅多次校勘《嵇康集》，台静农之喜欢谈论阮籍嵇康，毫无疑问，也是别有幽怀（施淑《台静农老师的文学思想》称：“选择嵇康阮籍为评论对象，其中道理，只需看台先生的生平、著作，连同他的书艺，当即不言而喻。”）。老朋友牟润孙1985年撰《书艺的气韵与书家的品格》，甚至将“旷达而不任诞”的台静农，说成时“《世说新语》中人”（牟润孙《书艺的气韵与书家的品格》称：“静农为新文学大作家，工书，能画，善刻印，也写古文与旧体诗。性恬静，淡于名利，毫无忮求之心。既擅创作，又研究中国文学史有所心得，而未尝汲汲以成绩问世，利固非他所重视，名他也不去求。我常说静农是《世说新语》中人，但他旷达而不任诞。”见牟润孙《海遗杂著》36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
长期任教台大中文系，入室弟子的回忆最多，也最值得期待。在大学里修过台静农“中国文学史”和“楚辞”两门课的林文月，日后追忆：“台先生的乡音，等我们听惯后，倒也觉得十分自然。奇怪的是，到现在，《离骚》、《九歌》中的一些章句，我自己心中默读时，不带些皖北的腔调还不容易呢。”（林文月《台先生和他的书房》，《联合文学》1985年11期，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132页）。单说台先生教书“比较着重启发性”，还是略嫌苍白；早年“虽注册在女子文理学院，事实是向清华、北大、师大各校去旁听”、日后成为台大中文系同事的张敬，其描写最为生动：
老师为人可说是“刚毅木讷”一型。上课讲书不是能言善道的高手。如胡适之先生讲词的起源，侃侃而谈没完没了；如陈寅恪先生由《长恨歌》一扯到《唐书》几卷几句，其闭目合睛而记诵分明，弄得两个助教在旁查书的手忙脚乱；如钱玄同先生的文字学由某一字的金文、甲骨而至六书种种的手写指画，神采飞扬；如高步瀛先生讲唐诗的朗诵析解、声震屋瓦；如俞平伯先生讲清真词的娓娓动听；老师都比不上，但较之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之绍兴话方言；周作人先生“近代散文”音量低沉传不到二排座位以后；魏建功先生“声韵学”之声嘶力竭；以及朱自清先生《诗经》的依注讲解，了无新意种种；台老师究竟与众不同。特别是他对学生的鼓励和提携。（张敬：《伤逝——追悼静农老师》，林文月编《台静农先生纪念文集》69-70页）。
所谓“刚毅木讷”，除了状写当事人的性情，还有就是口才不太好的代名词。从诸多回忆文章看，台静农讲课，有趣或无趣的“闲话”不多，靠“借题发挥”来弄得满堂笑声，那不是他的风格。台先生的课堂很安静，因为，据1961年进入台大中文系念书、修过“中国文学史”、“楚辞”和“中国小说专题”三门课的吴宏一称：
台老师无论上那一门课，都是向来不讲闲话，大多的时间，用来抄写黑板。他的板书，和他平日的书法一样，苍劲中略带秀娟，煞是好看。老实说，台老师是不懂得说话技巧的人，所以他的课，通常是他静静的在黑板上抄写他的讲义，学生静静的在讲台下记笔记。（吴宏一：《侧写台先生》，林文月编《台静农先生纪念文集》42页。另，柯庆明《那古典的辉光——思念台静农老师》也提及台静农的板书“有一种令人说不出来的‘美’”，见林文月编《台静农先生纪念文集》172页）。
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也是这么讲课的，之所以不断写黑板，除了性格木讷，还有就是，那时资料匮乏，教师的讲课笔记极为难得。另外，我猜想，作为书法家的台教授，很在意、也很享受板书的乐趣。长期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书法史的胡小石先生，也是著名书法家，老学生追忆时，也都特别提及其板书：“胡先生的板书是最有特色的。书法家在黑板上写的字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许多学生喜爱并学习先生的书法，大都来自板书。……先生的板书同学们都不舍得擦去。”（鲍明炜：《胡小石先生教学回忆录》，见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77页。此外，同书郭维森、吴翠芬二文，也有类似的描述，见《学苑奇峰》172页、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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