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追忆”需要契机，何时被提起，何者被追怀，如何借题发挥，怎样刻意压抑，所有这些，都值得深究。之所以从19世纪末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一直讲到21世纪初北大学生的自我反省，涵盖20世纪中国诸多地区/大学/教授，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文学课堂”是可以如此五彩斑斓——既不像档案数字那么冰冷，也不像理论推演那么僵硬。讲述这些曾经存在的“文学课堂”，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没有被提及者，不等于不存在或不重要（也许知情人过早去世，也许相关资料意外失落）；但若被再三提及，必定有其特殊意义。当事人的着眼点不太一样，或有感于读书时大师云集，“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或体悟到“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参见程千帆《闲堂自述》，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6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3页），说者当然别有幽怀，听众更是感叹不已。
不管是着眼于“感恩”，还是希望提出“问题”，所有感人至深的“追忆”，其实都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再好的讲述者，也都可能“失忆”或“失真”——这就需要研究者借助各种历史资料，加以辨析与校正。借用唐人李商隐那谜一般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关于大学生活的各种追忆与叙述，很迷人，但也很脆弱，值得后人格外珍惜——在引述时质疑，在追摩中回味，在鉴赏处反省。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之外，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故，称其“关系重大”，一点都不过分。本文从众多“追忆”入手，重构曾经有过的“文学课堂”，探讨“文学”到底该如何“教育”——从宗旨到精神到方法。在回溯历史、察看前人足迹的同时，逐渐形成自家关于“文学教育”的见解。比如，关于“学院内外”、关于“课堂上下”、关于“古今之间”、关于“文与学”、关于“写作训练”、关于“文史兼修”，关于“师生对话”等，虽属举例，却也不乏普遍性。
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然而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汪曾祺提及西南联大中文系：“还有一堂‘讲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角注都背出来。”（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精神的魅力》79页）。在一般人眼中，只有薄薄一册《鸭池十讲》，作为名教授，未免有点寒碜（郑临川《罗庸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唐宋文学·后记》称：“曾遇见一位受先生培养后来有了点名气的学者，他坦率向我提到，先生以名教授身份竟无一本学术专著出版，未免使人深感遗憾。但是我想，世界上的超级教授，莫如孔子与释迦，可他们生前一个说‘予欲无言’，一个说‘几十年我没有说过什么’，何尝亲自著书立说。”见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3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但这与罗庸的文学教育观念有关：“文学本来是极活泼的东西，其所寄托在文字，而本身却散在生活的各方面。假如上堂就有国文，下堂就没国文，那就失去了国文的目的。”罗庸因此而提倡“打成一片的国文教学法”，即将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合而为一（罗庸：《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鸭池十讲》20—32页，《新人生观·鸭池十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如此将全副精力集中在教学中的教授，即便著述无多，依旧值得敬重。
如何在大学里讲授“文学”，古今中外，没有一定之规，可以追摩的，只有前人的足迹。那些充满激情与灵性的“课堂”，凭借老学生的“追忆”，得到部分重现。已经成为著名教授的老学生们，之所以津津有味地讲述早就隐入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除了借此构建学术谱系，还更是在与当下的学术界进行或教育界对话。作为后来者，我们因前辈的“追怀”而获得真切的“历史感”，同时，也获得某种“方向感”。
在大学的所有课堂中，“文学教育”本该是最为独特、最具诗性、最有情调、最不可能整齐统一的。它可以培养一代人的审美趣味，也可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可以酝酿一场新的文学革命，也可能预示一代人的精神危机……如此可大可小、可雅可俗的“文学教育”，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能在特定时空中展开，且并非当时就能收效，其得失成败有待几十年后老学生们的追忆与评判。如此说来，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蔑视玄思的时代，借追怀、重构并阐释那些曾经存在的“文学课堂”，来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策略，不失为一种取巧的办法。
提问1：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学术训练，就发现文学现在成为一种方法、是属于方法论范畴的学问了，那我们该怎么处理中文和历史、政治、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呢？
答：针对中文系的学生，我鼓励你们去听其他院系的课，像哲学、历史等，前提是你得要把自己本专业课程学好。不过你的问题和文学的教育关系不大，我们可以课下讨论，在这里就先听听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吧！
提问2：我们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可是清以后，我们似乎没有一种能代表时代的文学体裁。我想请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还有500年后我们再回顾现在的历史，什么体裁的文学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呢？
答：我们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但实际上这些朝代并不仅仅只存在这一种文学体裁，比如说明清时期的小说很出名，但明代最出名、最得意的作品是八股文。至于说500年后我们的代表体裁，这很难说。毕竟现在所有的体裁形式都出现了，而一种文体，如果有一个大师，那就会改变这种文体的评价。比如说金庸，因为他的成就，大家对武侠小说就有所改观了；再比如说杂文，它本来的评价不好，但是自从有了鲁迅，它就成为一种特别重要的门类，今天的网络文学也是一样的，如果有几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作家出现了，那它的地位就不同了。所以说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很难评价出一个天生就是一等门类的文体，只能说等大师级作家出现了，才能说这是很好的一个门类。所以现在要预测500年后代表我们时代的文学体裁是不可能的。
提问3：我是咱们学校理科院系的学生，您刚才鼓励中文系的同学多去听一些其他院系的课，可是我就发现现在中文系是越来越封闭了，就像研究生能查到本科生的课程，本科生查不到研究生的课表。
答：虽然这是研究生院的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有些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各院系都要强调自己的专业特色，而时间有限，所以不太希望有中文的课程。我记得去年我们百年系庆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百年中文，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提到说我们要提倡母语教育。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外语教育，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注重母语教育，毕竟我们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分文理科，上大学之后更是很少接触文学作品。
9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文系曾经给各个院系开课，但是后来压缩课程，政治课压不下来，就只能压中文课。而在台湾却保留了大学生国文课：在台湾大学，他们的大学生必须要修国文课“3+3”，就是大一每学期修3学分的国文课；而在台湾最好的文科大学之一的台湾政治大学是“4+2”。如果你出去交流，就会发现台湾学生的国文水平普遍比大陆的好。
不过大家还是有很多方式能听到中文系的课，我们会请一些作家来给我们的学生做讲座、我们也会开一些全校通选的课等。不管怎样，既然进到这个文学氛围很浓的地方，还是应该听一些这方面的课。记得有位先生在北京大学35周年上说过一句话“大学必须得有一汪水，这样学生才灵动、才有想象力”，早年北大还处在城里，虽挨着北河沿，但它是干的、没水的；幸好我们后来搬到了这里，有了未名湖。但是我认为文学更重要，因为它给你的是滋养、是表达，就像中国古代的文人一样，你可以不是文学专业，但文学必须得是你的一个基本素养。
提问4：随着摄像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过去那种“重成果而轻课堂”的情况会不会改变？并且随着这种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传统的课堂会不会改变？
答：为什么课堂不被重视，是因为它难以量化，而著作却很好量化，所以重研究轻教学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大学越好，老师和博士生的交流越多，那么和本科生的交流就越少，这是需要改进的不良现象。
而另一个关于多媒体中的摄像问题，任何技术都是双面的，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你要知道老师不是演员，面对摄像机会紧张、会发挥不好，这样就容易使得课堂缺少灵活性和趣味性。还有同学们上课听到我发音的错误、语法的错误、史料引用的错误，大都是一笑就忘了，可是摄像机不同，它是如实记录，是我犯错的“证据”。为了不犯错就得念讲稿，就没创造性了，那就没意思了。还有课堂是互动的，老师讲课每次都会有些不同，但摄像机一次记录就定格了，也不能修改，就再没有变化了；当另外的学生再看时，那眼神、那神情、那解释就可能不对了。所以数字技术能留下老师的声音，但也会减少老师的创造力和课堂的趣味性。
提问5：社会形态的现代性对文学教育究竟有何影响。众所周知，社会的现代性大潮是不可阻挡的，在这种形式下，我们中文系是不是有些保守？我们老师该怎样进行文学教育，是不是有必要多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教育？
答：我不知道你的专业背景，实际上固守传统是守不住的，但放弃这个传统又是很可惜的。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在古今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要完全对抗这个潮流，那得需要非常强的定力才行；但顺应潮流又太可惜了。在北大，各专业之间是不同的，人文专业更容易走向过去、走向历史、走向自我、走向精神、走向内心；社会学专业则会走向当下、走向外在的社会。作为一个学生，你要明白不同的专业及专业背后的特色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怀。所有的专业都有其长处，问题是你要有反省的立场，正如你可能会说中文系的学生会不会复古、会不会是酸溜溜的。北大相比于一般的专科学校不同的是她是综合性的大学，你碰到的可能是和你的专业完全没有相关性的同学，这就形成了碰撞，就需要有质疑、有反省。而对北大的学生，我不怀疑大家顺应潮流的能力，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对社会、对专业要有质疑、要有自己的判断。
提问6：记得有人就说“不读建国之后的书”，而大家对现代诗的批评尤其多，我想请问您怎么看现代诗、现代诗人？
回答：所谓不读建国后的诗是不对的，有些年代的书可能确实不好，但是也有些书是不错的，这种一概而论的观点本身就是不好的。有段时间我们强调读经典，但林语堂先生就说他读书只读最上流和最下流的书，他说中间的一大批的书都是互相抄的、没有意义的；最上流的书是一个时代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书，不被时代理解的、新时代的萌芽，其实文人学者都会出奇制胜，读奇书往往能读出新意。只有相对广泛地进行阅读，才能区分上流下流。
中国新诗，因为新诗是北大的传统，是中国最强新诗作者群基地、对新诗研究多，并且为诗歌成立一个研究院。
提问7：我们知道相比于古代，现在读者和作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作家出书要赚钱，就需要考虑读者的想法。虽然我们说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而往往出现如下情况即：某部很优秀作品很有可能因为不符合大众的口味而被埋没。因此，面对市场，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和走向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太大，就做博士论文都嫌大，因此我只能简单地回答一下。市场的成功和文学的成就是不等同的，现在的市场力量越来越大，可以通过各种市场营销手段来赢得市场。但是在文学鉴赏上，群众的眼光一点都不雪亮，他们很容易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是需提升的。而文学批评家评出来的好书和大量销售的图书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易受大众媒体影响的大众文学鉴赏，使得有些好作品可能不太被关注。另外，无论哪个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会对时代不满意；但每个时代都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和他们留下的好作品。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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