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窗，是卧室唯一朝南的窗户，一点点大。周末拖个小板凳，坐在窗下的床头柜前做作业，秋天的阳光，消逝得格外快，让人措手不及。楼下是一天一地的麻将声。麻将摔在硬硬的木桌上，格外响。卧室里没有一本课外书。任何一本都会被搜出，撕掉。要看书，只能到街上，五毛钱一本的租书店。如果不想出门，或者没钱租书，就只能停在这间没有温度、也没有气味的、四面墙是白的、刷了淡淡蓝色墙裙的房间里，看自己的手指头。有时候，大人们打麻将忘记吃饭，我坐在楼上，月亮慢慢就出来了。盯着邻居家的楼顶，有时背转身，然后猛回头—还是没有人，但也许下一次会有年轻的男女跳舞。这是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年纪再小一些，还没资格在脖子里挂钥匙。有段时间，放学回家常常没人。院子门和厨房门没锁，如果天气冷，坐进棋盘那么大的厨房里，抱着肩膀，小心别蹭到米缸盖上的灰。不冷，就蹲外面，看蚂蚁，看天。天慢慢黑下去。月亮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
以上这些时刻，我都在期盼另一个世界，与此身所处、此生此世完全不同。如果所在世界是黑白的，它就是彩色的。如果所在世界是无声的，它就会有音乐。如果我的世界是无趣的，它就是轻盈飞升的。
上小学时还没有租书店，只有租书摊。它位于电影院的门口，并排几扇大门板，用橡皮筋捆扎着几排小人书，首尾相叠，五分钱一本。脚边一排小板凳，被许多屁股磨得光溜溜。坐在那些光滑的板凳上，一扇门板一扇门板地向左挪，犹如缓慢的航行。左边是大孩子看的武侠书。上初中后，有钱付押金，开始把书带回家。深夜，大人都睡着时，和我姐偷偷爬起来，像地下党开会般拿起书。开始是肩并肩，渐渐，我看得快，绕一圈，变成面对面，四手同翻。这些书的命运都很悲惨，几乎有一半被我爸撕掉。我爸有时候是两只手，分别抓住封面封底，哗啦一撕，这是轻伤，很容易能粘回去。有时候，是抓住开头和结尾各几十页，咔嚓一扯，此为腰斩。修补也不难。最难的是有一次，借一套《天龙八部》，那是一个温馨的周末，我们俩，又是在后半夜（还能在什么时候？）用被子罩在窗户上（以期楼下看不到楼上灯光），听听四下一片寂静，心提起来，开始看。那一次被发现时，父亲在暴怒中，将那一套书撕成碎片，雪片般纷纷扬扬一地。他下楼后，我愁苦地想着，我的十块钱押金。我姐，一页一页对照，严丝合缝地用透明胶带粘起来。我俩粘了快一夜，用完一卷透明胶。居然粘完了，而且还利用天亮前的时间，看了大半套。
后来经常想起租书摊的那个老头。夏天穿白衬衫，秋冬穿深蓝色中山装，斯文干净。不知道他年纪，对那时我而言，所有的中年人都算老头。许多书借给我时只是破旧，还回去就尸首不全。也居然信用没有破产，靠那十块押金一直借下去，直到初中。初二时，挪到书摊的最左边。再往左，没有书了。这一扇门板的最上面是一排鲁迅。开始租鲁迅看。最后要买。他说：“这是我孩子的书，我不卖。”
多年后，带一个朋友回老家，昔日的电影院和租书摊变成一个商场，门口是打气球的摊位。跟同伴说，怀疑老头是外星人，被派来拯救我的。否则怎么解释撕了那么多书，还能继续从他那儿借到书？对于小时候的我，白衬衫老头，就是另一个世界。
初中时，办了县里三个图书馆的图书证。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经常都被没书可看煎熬，像一个寡妇在盛年之时活活地忍受情欲的折磨。
后来我到北京，掉进书和文学青年的海洋。看书看得最厉害时，整晚不睡。冬天的北京，万籁俱寂，能感到大脑里的风扇刷刷作响，还能听到脑部血液在狭狭的血管里咕嘟咕嘟地沸腾。《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大师与玛格丽特》《日瓦戈医生》……看不完的大部头，像跋涉不尽的茫茫西伯利亚荒原。
买房，很大的原因是，希望我的书能终止流浪。买个白色书架，玻璃门。书越来越多，像煮沸的米粥一样从玻璃门里漫溢而出，在房子里四处流淌。从来没有这么富足过，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再然后，离开北京，在外面待了几年。最夸张的时候，家分成三份：北京一份，绍兴朋友车库里一份，大理一份。每到一地，最初的几天都忙着收快递，它们像欢快的信鸽，从全国各个城市，排队逶迤而至：北京来的冬天衣服、路上朋友送的礼物、还有途中买的书。必然有一包书。不管是在一个城市住下，还是离开，那些忙忙碌碌的快递包里，总有几本书。
绍兴的第二个住处在蕺山附近。这是一对老夫妻的房子，楼上小卧室是他们女儿的，棕色木地板，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木质小书架。清简朴素，一个好书房的样子。迅速地，书架里摆上了书。深秋时，买架油汀取暖，现在，它变成这个楼里最温暖的地方。在这个房间，写出这几年里我仅有的两个短篇小说，《硬蛹》与《少女哪吒》，拜它安稳静谧的气场所赐，还不坏。
2011年底，又一次长途迁徙，自绍兴去大理。搬家头一晚，先把所有书都封箱。仿若珍宝入库，再踏实地收拾别物。第一箱，放进去李娟《我的阿勒泰》，韩松落《怒河春醒》，徐皓峰《大日坛城》等。那是一个干净、结实的纸箱，拿油笔在外面歪歪扭扭写上：喜欢的书。《大日坛城》只给同伴念了三分之一。临走的那两天，一直想找时间念完。未遂。人和书的缘分，有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并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
在大理，二楼有一个书架，把自己安顿在那张书桌前—走到哪儿，我都喜欢挨着书架坐，像饿过的人，爱躺在粮食上睡觉。陆陆续续，从各地买的书，又随着快递员在楼下按出来的“滴滴”喇叭声，一本本尾随而至。最心爱的是《钟理和日记》、川端康成《掌中小说》、骆以军《脸之书》、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陈先发《写碑之心》。
其实，在过去一年的阅读里，和大多数人一样，占据我时间的是连续剧：村上春树《1Q84》、刘慈欣《三体》，它们犹如大块的石头，延绵排成一条阅读小路，铺满我的2011。但时隔一年，当初和众人一同读书的隆重体验，被记忆的海水冲淡，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孤岛，兀自亮着灯，在脑海伫立。比如卡佛的《距离》。小说主画面是一次美好事件，小两口和好的场面细腻温暖，像冬天一所亮着灯的房间，晚饭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而在房子的四周，仍是凛冽的寒冷，巨大的空旷，粗糙生硬的生活。他用一种暖调映衬出一个冷调，远远一瞥，已寒意逼人。以前看卡佛，毫无感觉，这次看，忽然懂了。
还有安妮·普鲁的《近距离》。那真是一本寒冷的书。这个时候，大理也进入冬季。太阳一落山，就跳上床，开一个小小的暖太阳，不管用，还是冷，但书里的那种寒冷，跟真实世界的冷，形成张力，相互抵消。安妮·普鲁的冷到极致，把生命压缩成扁扁的一小团，这时候还剩下来的任何一点点感情，都让人感激。我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靠着她，度过大半个冬季。
仍在买书。塔可夫斯基的《时光中的时光》，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这时候的阅读，跟小时候的漫无目的，不一样了，更像在寻找一种秘诀，或者一条上山小径。可为什么一定要写作？不写不行吗？为什么人生一定要有意义？漫无目的，只是在花园里闲逛不也行吗？尤内斯库说：“我如此拼命地追逐着生活，以至于生活总是不断地从我手中逃脱，我追逐，既没有迟缓，也没有超前，然而却从未抓住过它：仿佛我一直在与它并行奔跑。”这也是我的困惑：那个叫生活意义的鬼东西，到底在哪里，是什么？叫人如此心神不宁？到底有没有另一个世界，与此身所在，此生此世，完全不同？与每天的煮奶茶、买菜、做饭，望着太阳下去后变蓝的苍山发呆完全不同？
其实那时几乎已经看不进书。有空就刷微博。也写不出东西。清点过去两年的文字：两个短篇小说，三四篇书评。仅此而已。
如果只是沟通，刷微博和读书有何不同？区别在于质量。阅读是生命体验的交换，此体验，是一个生命被榨干后最精华的一滴，是石头里凿出来的水，稀少，但珍贵。阅读，不正是为了打破横隔在每个个体之间那堵灰色之墙？在我此身这冗长沉闷的世界里，给出另一种可能，如月光般轻盈的可能性？每个人，至少都曾在某一瞬间，不顾一切、要从自己的世界中越狱，与别人交换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默契眼神。为此，人们心存渴望地交流，即使彼此间充满误解，这渴望与误解至死方休。“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寂寞的大海。”王小波说。而无论读、写、说，一切灵魂的撞击都曾打破过这寂寞的大海，光明乍现时，我曾有幸进入你的世界，这就够了。
在大理，跟上海的编辑、南京的设计来回讨论《北京小兽》的封面。看到一位摄影师，黄鹭拍的冬天的颐和园，骨瘦如柴的黑色树枝倒垂下来，幽灵般割开白色天空。大叫：就是这个！这就是北京。生藏在死的下面。到最后，没有用这个封面。没什么。什么事情都怕到最后……或者说，在连续不断的时间里，“到最后”的，只是某件事、某种状态，而时间是没有终点的。对于个人来说，时间上的到最后是死亡。这是否也是人的痛苦之源：不管什么事情到最后，人还要继续前行，在命运起伏连绵的卷尺上不断颠簸着往下走。卷尺的另一侧是什么，有没有另一个世界，那个楼顶到底有没有年轻男女在夜里出来跳舞，我还是不知道。
到最后，我回到北京。现在是2012年的11月，很快会看到骨瘦如柴的黑色树枝。亲身体验，就知道，那其实是蚀骨的萧瑟，容易让人得抑郁症。等了两个月，东一个快递，来自绍兴；西一个快递，来自大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行李，像迷路的信鸽，又疲倦地、排着队飞了回来。这当中自然有书。《怒河春醒》《大日坛城》《失败者之歌》《明季北略》《写碑之心》……这些书，有在各地买的，有朋友寄的，也有以为要在绍兴安顿，巴巴从北京背过去的镇宅之宝。也好，处处如寄寄似家。哪里有什么安身之所，我们面对的，不过是一场又一场告别，一个又一个快递。
回北京，头一件事情，整理书架。在走马灯般乱转的几年里，有些书走丢了，如《近距离》。有些书，本以为失散，却好好的，先我一步，已回到了家，如厦门买的《聊斋志异》。白色硬壳封皮上，烫金的书名磨得只剩“志异”两个字。那是2010年的元宵节，深夜，在曾厝垵的深蓝海景客栈，靠着床头看书，窗外不远，雾蒙蒙的海中，扯起汽笛。轮船的声音，一听就比汽车肺活量要大，是史前大动物的感觉，直直的、噗噗的、悠长的。轮船也有自己的感情，在这样的夜里，它们感到孤独，它们笨拙地在海水中走来走去，不顾一切，想去寻找另一只轮船。它们呼唤彼此的声音像隔了很远，隔了好几年，才能传到对方的耳朵。拿出录音笔，走到阳台，录下来。那时，客栈的主人，佟妍，还没有生病。在同一个夜晚，她也听到汽笛了吗？还是睡了？熟睡的同伴从梦中醒来，侧耳听了半晌，伤感地说：它们叫得真孤独啊。
看到这本书，潮湿的海雾扑面而来，耳边又响起汽笛。响亮的，孤独的，忘情的，不顾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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