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城奇闻异事-唇枪舌剑中建立起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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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共产党与桂系的关系,在“皖南事变”之前那还是比较友好的,这除了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广西的“六一”运动、“西安事变”期间,以及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共产党与桂系或多或少有些接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多次来桂林,叶剑英在桂林小住了一段时间,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与桂系各层接触,做统战工作;此外在工作与生活中也与桂系各层多次接触。在唇枪舌剑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共产党与桂系的关系不一般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李克农与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特殊关系,就是在唇枪舌剑中建立起来的。

    1938年12月的一天,李克农作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处长、主要领导人,为了能够在桂林和广西顺利地开展工作,就想陪第一次来桂林的周恩来一起去礼节性地拜会一下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当时周恩来与李克农一道带着警卫副官吴志坚等人,去到离八路军办事处不远的靖江王城内广西省政府拜会省主席黄旭初。由于黄旭初代表的是桂系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一心想要看好桂系的老巢,所以对共产党在桂系的心窝设八路军办事处心存疑虑,虽然桂系首脑之一的白崇禧在周恩来的耐心统战和民族大义的感召下,答应共产党在桂林设立办事处,并表示欢迎,但黄旭初毕竟坐镇广西的是省主席,出了差错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啊!他自知责任重大,虽然表面上尽可能装得很谦和、平静、热情,可他以前跟共产党直接接触不多,此时的他,内心就像是一锅烧开的滚水,上下翻腾,心神不定,也很急于试探共产党来广西的诚意,于是在经过短暂寒暄后,还没等周恩来和李克农落座稳当,他就急不可待、不太客气地问:“我说李大处长,你认为广西有没有共产党啊?”李克农当然很明白他的意思,低头笑了笑,也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黄主席请放心,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也不会挖你们的墙脚,说没有那是骗你的,我就是嘛!”简短而又机智真诚的回答,倒是让黄旭初变得有些不自在了,过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问话太直接,太唐突了,有失身份和体面,想着如何挽回面子。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当周恩来与李克农谈及广西当局的“三治”政策实施的很好,广西有好的革命群众基础,应当以民族大局为重,在抗战中发挥更大作用时,黄旭初只是一味地点头回答“嗯!”“啊?”“是的!是的!”就这样,这次拜会在黄旭初时不时的惊愕与不知所措中结束了。李克农的真诚与直率倒是给黄旭初留下了一些好印象。

    还有一次,也就是在“皖南事变”前几天发生的事。李任仁的秘书请李克农到八桂厅吃饭,李克农没有推辞,正想利用这些机会与桂林各界人士联系,了解国民党内部动态。这些民主人士也比较敬重李克农,经常与李克农进行坦诚的交谈,谈目前时局,民族命运,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交谈中对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李克农总以机智幽默的语言巧妙地回答。在与有敌对情绪者的周旋中,他从未露出破绽,也从未让对方抓住过任何把柄。

    这天,李任仁也宴请了黄旭初主席。席间谈了一会儿后,黄旭初问李克农:“上次问你广西有没有共产党,你说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找我们的麻烦。现在我问你,广西究竟有多少共产党?”

    李克农还是笑了笑,从容地答道:“信仰是自由的,如果他(她)有什么信仰,就应该是什么党。我信仰共产主义,所以我是共产党。至于广西有多少共产党,没有人去统计过呀!”此时的气氛有些尴尬,但李克农也很会救场,他把话题有意识地引向深入,这使黄旭初又显得有些尴尬了,他给黄旭初续酒后说:“漓江左弯右拐,很容易让人想到在我们看不见的不远处,一定有大江在等着它归流。”

    黄旭初问道:“此话怎讲?”

    李克农说:“这么讲吧,古代入仕做官,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皇帝和权势者的赏识、提拔,所以隐士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伯乐相马’、‘吕尚钓鱼遇周文王’等典故。一些求仕心切的人,为使皇帝容易发现自己,喜欢隐居在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像唐朝隐士喜居终南山,因为终南山近靠帝都长安。从前的隐士其实不是不愿做官,而是因为朝廷腐败,豺狼当道,有意辞官以苟活性命于乱世,而有的则是因为做官无路罢了。”

    这时李任仁也插话了:“所以鲁迅先生说,在中国古代‘隐士与官僚最接近’。”

    黄旭初说:“任公不是也想过当隐士吗?”

    李任仁答道:“刘秀即位后,因思同窗心切,召来会稽郡守,命他找到严子陵,可这时严子陵已潜离原来的住地会稽郡余姚,郡守当然不知他的去向。刘秀叫画师按他说的严子陵模样画像,分发各地,到处寻访,后来终于有人来报告说看到一人身披羊裘,经常垂钓于江河畔。刘秀闻讯找到了严子陵。严子陵到洛阳后,刘秀特别优待,刘秀后来说出他的心意,让严子陵出仕,帮他治理天下,你猜严子陵怎么说?”

    李任仁问黄旭初,黄旭初竟一时答不出来。李克农替他答道:“刘秀说,从前唐尧是有德之君,想请许由帮他治理国家,许由说要他做官,认为是把他耳朵弄脏了,忙用水洗耳。人各有志,何苦迫我做官呢!后面的还是让任老说吧。”

    李任仁继续说道:“刘秀见一时无法说服他,就以老同学的名义再三挽留,严子陵这才接受了刘秀的邀请,到宫中小住,两人‘相对累日’,同卧一床,情谊好到了忘形的地步。刘秀心里始终没有放弃继续争取严子陵出仕为自己所用的目的,趁此又提出要他为谏议大夫,谁知严子陵仍不改初衷。刘秀长叹一声:‘子陵,朕竟不能下汝耶?’又过了十几年,刘秀再次征召严子陵,严子陵依旧不改初衷。最后归葬客星山(陈山)。据《后汉书》记载:‘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用范仲淹的话说则为‘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时任广西省参议院高参的李任仁及其在乐群社招待来桂文化人的报道。

    李克农因势利导说:“蒋介石可就没有这种包乎天地之量了,就是放不过共产党,以吃掉共产党而后快,广西他也不放心呢!”

    李任仁说:“想起倒拖木屐上高山,刘秀顶着漫天大雪赶到客星山,请严子陵出来共事。严子陵为躲刘秀,穿上木屐倒着上山,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下山的脚印,瞒过皇帝。眼前八桂路的石板道,仿佛呈现当年的雪山情境、雪山中的脚印和一个寒天下的背影。”

    黄旭初吟道:“何处是汉家高士,此间有天子故人。”

    李克农说:“国民党蒋介石特务机关插进广西的势力逐渐加强,办事处处在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包围之中,请黄主席逗开饿狗如何?”李克农有说有笑,黄旭初未置可否,当然是一种默认。

    李克农回到办事处后,接到了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密电,要夏衍、范长江等同志立刻离开桂林。李克农去了《救亡日报》社通知夏衍赶快离开,可夏衍还是想留下来与《救亡日报》的同志一道冲破暂时的黑暗。李克农开玩笑说:“怎么?舍不得桂林的风景啊!快走吧,反动派的步骤已定,先取消办事处,封闭《救亡日报》,然后再在重庆、西安动手。”

    夏衍两眼闪着泪光,李克农知道夏衍惦记报馆,说:“夏公放心,我会留下张尔华和林林处理的。”

    夏衍问道:“你前天到李任仁处吃请,广西当局动向怎样?”

    李克农说:“桂系内部意见不一致,有人主张留一手。看得出黄旭初不想把事做绝,有意给机会让你们走。”说完,李克农就给夏衍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并嘱咐道:“先打电话找李济深,然后去找黄旭初,一切安排好了。”

    夏衍说:“如果黄旭初避而不见怎么办?”

    李克农说:“这可以放心,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事前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到《救亡日报》社来还是李任仁用自己的汽车送来的。”李克农叫夏衍不妨去找找黄旭初。第二天一早,夏衍到广西省政府看望黄旭初。夏衍与黄旭初寒暄几句后说:“黄主席,《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两年了,按照郭沫若社长和黄主席的约定,这张报纸同广西省政府,同广西建设研究会,乃至同《广西日报》之间关系一直很好。”

    黄旭初支吾道:“关系倒是……倒是……”

    “但是,黄主席一定了解,目前局势起了变化,我再留在桂林,恐怕会给李先生、黄主席都招来很难处理的麻烦。”

    黄旭初还是支吾道:“这局势……倒是……”

    夏衍单刀直入道:“因此,根据‘好来好去’的原则,今天来向黄主席辞行,我打算几天之内离开桂林。”

    黄旭初诧异地问夏衍:“几天之内?这个……”

    夏衍接话道:“对,希望早走。为此,请黄主席给我订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黄旭初还是支支吾吾,他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电铃。副官进来后,黄旭初交代副官:“给夏先生订一张飞香港的机票,明天或者后天。”

    夏衍起身告辞时,黄旭初说:“时局是会好转的,那时候欢迎你再来。”

    这天下午,刘仲容亲自打电话告诉夏衍,要夏衍拿钱到欧亚航空公司桂林办事处去取机票,这一天正好是1941年的除夕。夏衍匆忙召开了社务会议,把调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周钢鸣、司马文森等同志也请到报社,说明当前的形势和采取的应变对策,商定哪些人可以留下,哪些人在报纸停业后必须撤离桂林。

    夏衍安排好自己撤离前的有关事宜后,汽车修理厂的张云乔同志亲自驾汽车送他去了飞机场。张云乔的汽车修理厂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安置在桂林,由周恩来同志直接掌握的联络点。

    夏衍离开桂林后,办事处协助林林、张尔华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大量的善后工作。为了筹集一笔经费让留下的人能撤到香港,张尔华出让了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建国印刷厂。正值反共逆流最猛烈的时期,考虑到把印刷厂出让给冯玉祥办的三户印刷厂会引起麻烦,最后张尔华把印刷厂出让给了张云乔,且正式办了出售手续后再由张云乔转售给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屠天侠。

    到3月初,办事处办理好《救亡日报》的善后工作后,报社的廖沫沙、林林、张尔华、胡敏、陈紫秋、邹任洪、华嘉、高渴望、高灏、高汾、张秀、何迅明、林汝琏、林仰峥、陈秉佳、高静等人分两批撤退到了香港。

    正是由于李克农等与桂系的接触中,通过唇枪舌剑的“交锋”、“较量”,互相间了解了彼此,尤其是让桂系各层了解到共产党人的真诚与友好,并在结交时的唇枪舌剑中建立起了友谊,互相获得了信任,才会有“好来好去”的一幕,不像别的地方那样斩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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